我伴西轴四十年

齐文

四十年，对于历史长河是稍纵即逝的一瞬间；

四十年，对于人生却是一段漫长悠远的岁月。

而我用四十年与一个企业——西北轴承厂，一路同行。拌它走过创业、成长、辉煌、衰落。那几乎成为我生命的全部。

西北轴承厂是1965年开始由辽宁瓦房店轴承厂援助建设，又从全国各地招收了大批工人、大中专毕业生。几千名西轴人可谓是来自五湖四海。

我们这拨子北京老三届知青是1968年被分配到西轴厂的，上山支边，投身三线建设。

在招工登记表上，我的工种栏被定为钳工。钳工是干什么的，完全不懂。

进厂后又被分配到机修车间。跟师傅打听，师傅说：“机修车间好，有技术！”心里还真有点小确幸。

前排左起：金富华、王志英、齐相文；

后排左起：朱志明、王捷敏、王扶起。

1969年10月，西北轴承厂在西大滩厂区101车间生产出了9000套309轴承，从而确立了立身之本。

其实当时西轴厂主要生产基地——大水沟厂区尚在基本建设过程中，完全不具生产能力。西大滩厂区生产的那几套轴承是从瓦房店轴承厂拉来的套圈锻坯和钢球、保持架配件后进行后续工序加工、合套而成的。

传说，如果工厂不具备生产能力就要被停建，所有资源将重新分配。因此西轴厂也就霸王硬上弓，这也便成就了西北轴承厂，注定了西轴所有职工的人生命运。

那时候，国家实行的是八级工资制。由于轴承生产工艺相对简单，所以从事轴承专业生产的大部分工种技术复杂程度相对较低，这些工种学徒仅需两年，最高五级工就到头了。而机修车间的大部分工种要学徒三年，最高可以达到八级。八级大工匠，好崇高，好崇拜！它成为许多机修人心中追求的生活目标。所以机修车间的工人都有一种莫名的傲骄和迷之自信。好像自己俨然就是八级大工匠了似的。

70年代，国家经济体制是纯粹的计划经济。工厂的生产指标完全按照上级部门计划执行。西轴厂每月为完成生产计划任务而拼搏，月底两个成品车间都要集中“大干”。两大班倒，十二个小时连轴转。厂里辅助生产单位就常要抽调人手去帮忙。机修车间的“大工匠们”也自然逃不掉。当然去了以后也只是被分配打扫打扫工地、转转活儿、搬搬抬抬的做一些辅助性工作。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宿舍趴床上翻看着B690刨床的液压传动原理图，分析机床白班时出现的故障原因。同室的王捷敏回来，满脸的沮丧。

“今天晚上约了一架。”

“跟谁呀？”我问。

“今天上二成品车间大干，磨工一小子跟我犯 刺儿。”捷敏一脸的不屑。“刚才想找俩哥们帮忙，可俩人今天都有事儿。”

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哥俩都帮不上了。可我不是那爱打架的人呀。 这事到了裉节儿上，救场如救火，别废话了。

“挤兑咱机修的，走！我跟你去，打丫挺的。”

我俩从7号单身楼一路下坡走来。月黑风高，马路上一个人没有，远处一只路灯斜映在班车站的铁栏杆上，泛着寒光。

捷敏说：“他们还没来呢，先到对面理发馆坐会儿”。那儿还亮着灯。

按约定的时间从理发馆出来，可就看见远处马路上一前一后一高一矮地站着两个人，俩人相隔十几步远。

“他们来了。”捷敏说。我跟在捷敏后面快步朝那俩人走去。

捷敏走到前面高个子面前，认定不是他要找的对手，转脸又奔那矮个子走去。

我随后走到高个子面前，撞了他一膀子。此时绝不能怂，要在气势上压住他。

随后我俩并排跟在捷敏后面往下走。

捷敏走到矮个子面前，一照面二话不说，老拳相向。

这就开战了！

我啪的一下，扎下马步，拉开架势；高个子一看，也忽的一下哈下腰。那姿势也不像个会打架的手儿。我俩剑拔弩张。

“咱俩谁也别上，让他们俩打。”我提议。

“行”。高个子同意。

我收了马步。看捷敏收拾那矮个子。

王捷敏在矮个子面前，显得人高马大。他想一把抓住矮个子，把他摁地上锤。可矮个子着实英勇，且战术得当，他决不让捷敏抓住，一照面抡几拳就撤。再战下一回合，又如法炮制。捷敏一时拿他不住。

正瞧着呢，忽然发现，四周黑暗处，有几条黑影向我们迅速靠拢。我断定是他们的人。要是一股脑都上来，我们以少战多，必定吃亏。

我急忙喊住王捷敏。“不打了！不打了！”我用身体横在捷敏前面。

矮个子气喘吁吁的走过来，“哥们，你说，他今天……”。

我哪有耳朵听你说这些：“不管为什么，也不能打架呀，对不对……”。

正说着，忽然听见一人高声大嗓的喊过来：“干什么那！干什么！”定睛一看，是厂保卫科的李亚夫，今晚值班巡逻至此，发现有人聚众斗殴。便跑过来制止。

于是，我们一众七八个人便被带到保卫科。

多少年过去了，再碰到一块，说起年轻时干的这起荒唐事，就觉得好笑。

工厂年年月月地为完成计划任务加班加点，工作枯燥繁重，经济效益却一路下滑。

生活物资匮乏，职工白天上班，晚上下地，开荒种菜，自力更生。

副食凭票，粮食靠本，人说平罗县的发芽面、黑面都让大水沟人吃了；

精神生活更是乏味，每天晚上跑到别人家里看电视，没把人家烦死。

长此以往，职工人心浮动，离队思想严重泛滥。直至发生两地分居的部分职工跑到厂部静坐示威的极端事件。

北京曾派来“高级干部”田德民坐镇西轴图发展，誓在“大水沟起宏图”。

一个礼拜天的早晨，老人孤身一人跑到我们宿舍嘘寒问暖，想起来也着实不易。

但是客观上，大水沟远离城市，运输成本居高不下，生产用水污染严重，水位逐年下降，破坏了贺兰山生态平衡。

有违自然规律的努力，最终是徒劳无功，难展宏图。

为顺应民意解决经营困难，厂领导研究提出“工厂实施战略转移，整体搬迁”的方案。

1982年开始，工厂逐步向银川新市区转移。原则是搬迁、生产两不误。

西北轴承又艰难地踏上了第二次创业之路。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向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移。

白云大妈那首诗说得好：“改革春风吹满地，全国人民都精神”。

国家经济建设高速发展。84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创历史最高水平，达到15.19%。

西轴人搭乘着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顺风车，边搬迁、边生产、边建设、边改造、边发展，企业各项生产经营指标达到历史最好水平。规模、效益、质量等全面发展。

1987年，工厂的主要生产设备大部分都已进入寿命周期的故障高发期，设备精度下降，影响产品加工质量和效率。

厂领导决定：大干八十台！由机修车间负责，物资供应、运输车辆、铸锻件协作等部门全力配合；

所有技术、管理、施工人员全厂范围内按需抽调，无条件服从。力保全年设备大修理八十台。我就是那年被抽调到车间计调组，负责大修计划工作的。

大修八十台，是过去平均年计划任务的的四、五倍。

我们采用全新的作业计划——网络计划技术。充分利用各工序作业的时间差，保证各工序平行交叉作业，提高施工效率，保证均衡生产。

计划组织是计划实现的重要环节。从设备的启运、验收到机床解体、技术分析，部件修复、零件机加工、外协件进度，最后联系试车、报竣。各个关键计划节点都要关注。

工作案上的图纸堆积如山，生产现场的各种突发的问题要处理，计调组全员动员，东奔西跑。今天到这个车间办事，明天到那一个车间联系业务……

天空永远飘着五个字：都他妈是事！

那年，许多生产车间已经搬迁到银川新厂区了，所以有些大修业务要大水沟——银川两头跑。

一次，我到银川厂区办理大修业务，因为需要处理的事情比较多，不小心把返程的时间耽搁了。当我火急火燎地赶到老城南门长途汽车站时，车门口堆满了人，我玩了命的往上挤，最后终于被司机把挂在车门上的我给拽了下来。

好无奈，这是当天回大水沟最后一趟公交车了。以前，每次到银川出差，我都要顺便买些孩子们爱吃的糕点、水果或者馒头之类的，他们也都会准时地站在我家阳台上翘首以盼地等着我的归来。

我家住在一进沟里厂区第一栋楼房（14号楼）。站在我家阳台就能看到汽车拐过最后一个山坳慢慢爬上来。每当孩子们看到我乘着这趟银川公交车回来，就会欢呼雀跃：“我爸回来啦！”

而今天，我让他们失望了。

不愿去想那情景，心里酸酸的。

我当机立断，再返回新市区，看能否从厂里找一辆回程车。

银川的公交车慢条斯理地一站一停；我慢条撕心地一阵一抓狂。

时间是个怪物，它在不同的场景是不等速的。你等它时，它慢如龟步，你追赶它时，它却势如脱兔。我此时却是迈着龟步追脱兔——虐心。

好不容易熬到厂里，可厂里已经下班了。连个车影也没有。

走在清冷的北京西路上，奢望着能截到一辆回山里的顺程车。一辆辆飞驰的汽车从身边掠过，一次次肆意地嘲弄着我的自尊。

在大西北，尤其在山里，能有辆车开，牛X。

我也曾经有过当一名司机的机会。1970年，厂运输连大批招聘司机。张世润拉着我去报名。但最终没舍得那个所谓有技术的工种而放弃。

都怪那该死的八级工资制！

一直走到长城路口，真幸运地碰到一辆到汝箕沟拉煤的车。司机是个年轻复原兵，一脸的厚道。人生路上，常在遇到困难时得到一些好心人的帮助。我把这些好心人看作贵人。为他们祈祷、祝福。祝他们好人一生平安。

在汝箕沟和大水沟的三岔路口，我千恩万谢的下了车。

从三岔路口到大水沟里，约莫有二十多里路程。我顺着沿山公路踽踽而行。

被月光包裹的贺兰山冷峻、肃穆；远处的崇岗乡，灯火稀疏，不时地传来几声狗吠。

说起人生贵人，其实最应该感谢的是自己的结发妻子。二人极偶然的一次交集，便注定了两个共同交织的命运。

我是那种通常意义上没啥本事的人。她跟我这些年，吃苦受累，担惊受怕。不能让她过上舒心的日子，就觉得对不住她。

这么晚了我还没到家，她会急疯的。我得加快速度，少让她为我担心。

当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脚步推开家门时，妻抱住我。哭了。

1992年12月29日，厂长宣布：历经十年，西北轴承厂搬迁胜利结束。

一个全新的现代化大型轴承企业在银川市新市区展示在世人面前。

然而，像鲁迅先生描绘的：孔雀开屏之时，却露出了屁股眼。

看看身后的大水沟，由整整一代青春奉献的西轴人战天斗地、呕心沥血建起的现代化企业，被山下的村民用近乎原始的方式将一幢幢厂房推倒、击碎、蚕食，最后竟然挖地三尺，把个大水沟扫荡得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一页风云散/是非转头空

斯人念故土/择径觅人踪

那个曾不知疲倦地站在西轴人的上班路上告诫人们要注意安全的宣传牌，像一座斑驳的墓碑，依然执拗地站在那里，祭奠着那段被埋葬了的西北轴承创业史。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我国国民经济继续快速发展。西轴厂也尽享国家改革红利，一路高歌猛进。

1994年，董事长把从北京抱回的金球奖高高地举过头顶。何等辉煌，踌铸满志。

但是，金球的高光却逃不过灯下黑的铁律。西轴人难以摆脱计划经济模式的传统惯性，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强烈冲击下， 西轴这艘大船似乎偏离了主航道。

1996年4月19日，《西北轴承》在深圳证券公司成功上市，两个亿的融资连个响动都没有。

产品滞销，资金沉淀，银行欠息。

1998年开始拖欠职工工资。

社保欠缴额拔了全国头筹。

2000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成。

面对市场经济的激烈挑战，西轴人显得手足无措、慌不择路、进退失据。

与中瑞联的资产重组，让几个毫无轴承制造经验的“江湖骗子”祸厂殃民。

打着招商引资的旗号，把西轴最优质的资产——铁路轴承，拱手让给德国FAG。可怜兮兮地巴望着人家把蛋糕做大，我们好多分一杯羹。

铁路轴承与石油机械、冶金矿山设备、出口轴承并称西北轴承的四大支柱产品。经西轴人多年努力培育出的品牌、市场份额被德国人巧取豪夺撕裂开去。

为此，西轴与FAG的合资作为招商引资的恶劣典型而“荣幸”地登上央视《焦点访谈》。

当西轴人高昂着头，热情无私地扶持着贺兰、平罗等乡镇企业时，其实我们自己是背负着沉重的银行债务的；

当西轴人敞开博大胸怀兼并濒临破产的柴油机厂后，才发现人家的工资水平其实比咱们还高一大截，才知道工资栏里还应有风沙费、误餐费等名堂。

西北轴承从无到有，艰苦奋斗，发奋图强，不断壮大。

在改革大潮中也有样学样地从西北轴承厂变成了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最后变成西北轴承集团公司。

然而职工身份却悄然地从可敬的企业主人翁，变成可笑的股东，最后变成可怜的打工仔。

我所在的机修车间变成了机修分厂，最后变成技术装备公司。但是机修的生产现场、工作环境几十年没有大的改观；大修、铆焊、机加工等主要生产工艺一以贯之 。

曾让机修工人引以为傲的所谓“技术”成了笑话。

2007年，我受命执笔完成职业生涯最后一篇论文《轴承套圈磨、超精加工机床数控化改造的可行性分析》（草稿）后。拿着700元工资被退养。

2008年，未到法定退休年龄被退休。

从此，结束了与西北轴承相伴四十年的职业生涯。

落寞、眷恋、惆怅、不甘、迷茫、解脱……心情好复杂。

不久，西北轴承像只干渴的跛脚骆驼，东奔西突，觅水续命，却最终倒在了那片被水围困的戈壁滩上。

宝塔实业，像一块浸满油渍的苫布，彻底遮蔽了西北轴承返照的回光。

从此，深圳证券交易大盘上再也看不到《西北轴承》那红绿闪烁的身影。

《西北轴承》——四十年的苦苦追随，毕生的难舍牵挂。

翘首企盼早日在凤凰城涅槃重生。

2021年5月25日

北京东城

文中照片多采集西轴摄影师们的作品，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