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安村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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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安县位于滇中腹地楚雄州西北部，海拔1515米——2870米。全县下辖5镇4乡，77个村，总人口20多万。

从姚安县城里的梅葛广场出发步行10分钟到半小时就能到达很多村庄，比如中坝沟、彭家冲、方家屯等等。

蓝天白云下，村庄挨着村庄，田地遍布房前屋后。

这里每个农户所拥有的土地比浙江农村的要大一些。

村中的道路狭窄、干净。近两年来硬化道路都保证通往各家门口。对此村民很满意。

无论是平原还是山里的村庄，自来水都早已接入各家各户。

下水尚无统一管线，各家厕所多为冲水蹲坑，粪便、污水进入自家化粪池，可留待浇地使用。其他废水进入路边排水沟或经管道进入村中统一的污水池，做为浇地用水。虽然各家都有化粪池，村边也有污水池，但在村中散步并无任何令人不适的异味。

这是一个村中的污水池。村民会从这里取水浇地。

20多年前的姚安曾经是水田密布的楚雄粮仓。但近些年姚安严重少雨干旱，水田已变旱田。各家各户的生活污水会在村里的排水沟中与雨水汇集，被引到田边用于浇地。

现在村里各家做饭都用电。但很多人家门外还堆放着木柴，有些是为了偶尔吃饭人多时需要架大锅时使用。

村里垃圾集中投放，尚未实行垃圾分类。

近些年绝大部分村民都盖起了漂亮的新房。

村中最早盖新房子的是家里有人去往珠三角、长三角打工的人。村民们盖新房的资金几乎都是外出打工、做生意赚得的。

各村可见到的旧房明显多于浙江农村。

有村民告诉我，很多旧房子现在并没有住人，那只是有人盖好新房搬家后仍留着旧房，用于堆放柴草、杂物等。看来云南乡村的土地管理并未像浙江那么严格。

这是一个村长家的房子（下图）。

这是一个老村长（早已卸任的村长）家的房子（下图）。

这户人家在城里做生意。

这几户人家是比较早就有人去到广东、浙江打工，后来他们也开始自己做生意。

这户人家在县城街边开了修车行。近些年他们在村里承包了200多亩田地，用于种植蔬菜、烤烟等。

与很多普通村民的房子相比，村干部的房子比较普通、朴实。

姚安县对于每家贫困户给予六万元的盖房补贴。

这是一家贫困户的房子（下图）。

在姚安（无论是村庄还是县城里）都会发现很多房子不临街的外墙未做外装修，就以水泥毛坯的状态暴露着。这种现象我在浙江没有见到过。

位于中坝沟村的超市是附近村民经常购物的地方。实行土地流转政策后，村民的粮食、蔬菜等基本上也与城镇居民一样需要购买。

超市门口设有储物柜。

超市有两层，一层摆放销售粮食、蔬菜水果和各类食品，二楼摆放销售衣物、日用品等。

即使在大城市这也可算中等以上规模的超市。货架上商品琳琅满目，保质期显示食品都比较新鲜，说明商品流转周期不长，市场购销两旺。

也许是来购物的老人比较多，超市内还设有可供歇脚的座位。

姚安的农户每人有耕地0.5亩左右，家中大人小孩都有地。近几年村里对大部分土地都实行了“流转”。村中将成片的土地集中起来租给承包人。价格是每亩每年500元。村民管那些承包土地的人叫“老板”。我看到的村，每个村的土地都分别有2~3个老板承包。老板有的是本村人，也有的是邻村人或外地人。

老板一般承包土地几十亩到几百亩不等，主要用于种植蔬菜、烤烟、水果等。每年种植三季（有三次收获）。

在与一位村长交流后得知：土地承包是自然人与村委会签订协议，村里鼓励村民承包土地，目前尚有一些地（靠近山或山坡上的）无人承包，只能荒着。承包后农业风险由承包人自担。耕种方式、作物种类、雇佣人员等均由承包人自行安排。

我走到田里见到一个50岁左右的“老板”，瘦高、黝黑，满脸皱纹。是一个饱经风吹日晒的典型的农民。他在给雇工们做饭，米饭、炒土豆片、炖猪肉。我看到他雇用了5、6个人在他的地里干活。

他承包了彭家冲村的50亩地（他是另一个村的人），每年种三季作物，主要是各种蔬菜（菜花、圆白菜、西兰花、豌豆等）。他的地里装有喷淋设备，他为此投资2万余元。由于干旱他需要打井浇地。种子、化肥、农药、地膜、请人来打井、抽水浇地的电费、请人来（机械化）耕地、雇工的工资等等，都是需要资金投入的。使用喷淋或滴灌，在用水和人工方面均可节省50% 。每至收获时节，他会提前与购买方联系好，买方会开车来把菜拉走。他的客户以周边县市为主。他认为承包土地几年来销售情况基本良好。重要的是要从种植开始就掌握好蔬菜质量和上市的时机，如果种植、收获晚了，菜就不好卖了。

尽管这个大叔在回答我一系列问题时都不乏警惕，但在我道别时他还是热情地留我吃饭。我反复道谢，说已经很打搅他就不吃饭了。在一只被栓狗的狂吠中我告别了工棚门口的老板。

承包耕地后一般“老板”会在田间地头搭建一个简易工棚做为休息室、办公室、厨房、餐厅、临时库房……有电线接入用于照明、做饭等，有的也接入了自来水，方便洗手、做饭。

当地人称被雇用给老板干活儿的人为“长工”。姚安农村的老板一般付给“长工”工资每人每天70元，并管一顿午餐。熟练且担任一定管理组织工作的老员工每日工资80元。（在大理、昆明等较富裕的地区，长工的日工资是100元左右。）

姚安常常是晴空万里，光照极强，在地里干活的人们都穿着长衣长裤，带着附有垂帘的草帽。他们大部分还穿着围裙戴着手套。

我到田里跟“长工”们聊了聊。做“长工”的基本都是村里的中年妇女。他们家里的地大部分流转了，家里的男人外出打工，她们在家照看老人、小孩，有些人也要种自家留存的少量土地，要养鸡喂猪。每天干完自己家的活儿就来打工，由于离家近，既不耽误自家活计还能挣到每天70元和一顿午饭，她们认为不错。她们觉得近些年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大家感到满意。

听到“长工”这个词，就会联想到“半夜鸡叫”，联想小时候听到的那些“给地主扛长活”的穷苦贫农。但我在如今的乡村看到的是比较受欢迎的“长工”工作，有些年纪大了或劳动能力差一些的人还不能进入“长工”的岗位。那些得到这份工作的人也会比较认真努力，希望可以尽量长久地保持这份收入。而且可以看到“老板”与“长工”之间氛围也比较好，保持着相互支撑、相互依存的关系。

承包土地的老板们大都配备了滴灌或喷淋设备。由于姚安近些年干旱严重，他们都需要请人在田里打机井浇地。

目前翻耕土地已全部使用机械化。肥料仍以化肥为主，溶于水后通过滴灌设备向作物喷洒。

农药一般需要人工喷洒，据说有在山区承包土地种石榴的老板已开始用无人机喷洒农药。

我看到的蔬菜地里，在种植、间苗、收获等环节还都是要用人工操作。在坐车路过的水稻田里，也是见到了人工插秧。

这些老板除了在农业设施、种子化肥、人力电力等方面需要投入不少流动资金外，也要承受市场竞争带来的风险。我曾见到一个老板种的近百亩圆白菜因为成熟晚了没有赶上上市时间，结果一个都没卖出去。他只好让附近村民到地里无偿采摘拉走（回家自用、喂猪、喂鸡、沤肥……）。 而他只能放弃这一季的收益转而致力于下一季作物的产出与销售。

由于承包土地的一般都是比较有见识、有胆量、能力较强甚至已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农户，在土地的规模效应下，配合一些机械化、自动化、新科技等，承包人尽管需要承担一些农业风险，但总体来说，还是会得到优于一般自耕农的经济效益。

我在田间游走，注意到田里使用了大量农用地膜。当地人说由于近些年姚安干旱严重，需要使用地膜保湿。我问：用完后地膜如何处理？答曰：翻耕土地时将地膜搅碎混在土里即可。如此粗放的耕作方式令我感到不安。

不过，也有一些比较负责任的村委会，他们在与承包人签约时会做出明确规定，要求承包人在承包到期归还土地时，要将土地中的土壤清理干净，包括去除残留的地膜、果树树根等影响作物生长的异物。如果这些规定都能认真执行的话，承包人也会在承包过程中尽量保持土壤洁净吧。

我也观察到对于土地流转，不同的村民态度不一样：

年龄较大的、住在山区的、文化程度较低的（小）部分村民对土地流转有顾虑。认为土地流转出去后，所得“流转费”（每年每亩500元）不足以维持生计。由于文化程度低或者年龄大了，他们难以找到工作，所以对生活前景颇为担忧。

比较年轻的、文化程度较高、有过外出打工经历的村民则非常认可土地流转政策。他们认为出去打工所得收入是在田里干农活儿远远比不上的。要想过上好生活，需要考虑自己的时间成本。与其将自己束缚在家里这几亩土地上，不如出去寻求更多更好的机会。土地流转的到那些种田大户手中，也可以发挥更高效率。据他们观察，那些坚守自家土地，保持传统耕作生活的人家，生活水平普遍不如将土地流转出去，外出打工的人家。他们认为光靠自家的几亩土地也许可以保持生存现状，但却不能实现尽快改善生活的目标。

我在各地农村问及村民“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用为吃不上饭而发愁的”？得到的回答都是“从分田到户那时起”。所以“分田到户”是让农民吃饱饭的一个关键改变。

然而，当我问村民他们盖这些漂亮小楼的资金从何而来？回答都是：外出打工、做生意、跑运输等等，他们都明确表示靠耕种自己家的土地是不可能盖房子的。

从80年代分田到户至今，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村民们已经从着眼于吃饱穿暖过渡到有楼有车、追求更高品质生活的阶段了。土地——做为农耕文明社会人民生产生活的关键要素——也在这几十年后，进入了“分久必合”的轮回。新一代农民，随着他们走出村庄，融入现代化社会的程度不断加深，掌握的生存技能更为多样化，他们看待土地的态度也就比其祖辈父辈轻松许多了。而土地也将从相互割据的低效状态再次进入被连片经营、产生规模效应的状态。

相比浙江的村民，姚安的村民还远谈不上富裕，也没有那么多挣钱的机会。但我接触到的姚安农民全都朴实地展现出乐观的生活态度，他们都认为现在的生活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而且他们也都在各自努力，不断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前景。关于具体的村民生活详见《姚安村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