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

永乐

　　外公1912年农历4月18出生在河北省蔚县吉家庄镇，姓金、名举、字贤才。一岁丧父，母子二人相依为命。14岁在吉家庄“庆贺益”杂货店当学徒工。15岁娶大两岁的外婆李玉恒为妻。

外公

外婆于1973年农历十月初一去世，享年64岁。

　　成家后，和张春林、王桂忠在吉家庄一村合伙开了“瑞丰麻店”，并在北京设有销售点，外公常住北京，负责销售。麻店倒缸后，外公用挣的钱，在吉家庄四村置旱坡地60亩，并买下一处四合院。外公年轻时挣下的家业，却成了他后来的负担。“土改”时被划为富农，“四清”时院内的西耳房，东、西下房，南房全部充公，分给贫下中农居住，只留下三间正房和东耳房归外公一家居住。

1954年吉家庄成立“诊疗所”，聘请外公当了会计。他勤奋好学，边当会计边学医，逐渐就成了一名医生。1958年“诊疗所”改称“卫生院”。外公一直在医院上班。到“文革”期间的1970年，外公因成份问题被下放回家。

从医生到农业社员，工资没有了，开始挣工分，这个落差很大。但外公很快就适应了，每天愉快地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我还跟着外公一起放过毛驴。外公乐观的性格一直影响着我，我小时侯，外公在睡觉前都要给我讲积极向上的故事。

外公下放回家后，生活困难，买不起烟叶，就在院里种一小片旱烟，抽自产的烟。将家里存的一块新毛巾被剪成一块一块的毛巾，用来洗脸和洗锅用。他对我讲：“咱们现在没钱，把毛巾被剪开用，能用十几年，等以后有了钱再买新的”。从这件小事上，就可以看出外公的心态：看的开，放的下，随遇而安。

后来农村配备半农半医，俗称“赤脚医生”。由于外公在医院是医生，就当上了村里的半农半医。外公再次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由于人缘好，服务热情周到，在村里的地位也迅速提高。等到1978年平反复职后，在吉家庄卫生院已经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了。

我读小学时，暑假让我们勤工俭学采药材，我发愁的不行。去外公家和姥爷一说，姥爷说：“这个好办，姥爷认识药材，姥爷和你去采”。半天时间，姥爷领着我采了不少的苍耳。

　　1962年5月，外公在北京颐和园留影，右二为外公，当年外公50岁，在吉家庄卫生院上班。

　 我考上中专后，一直和外公通信，现保存着1982年外公的回信两封。第一封为1982年4月11日晚，外公给我写的回信，他在信中嘱咐我：“在写作上总的下功夫，地动三尺，不是一日之寒。学习时不要着急，古人说过： ‘千里之路在于一步，百丈之台在于一石，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学习上要博览群书，不要自大，要有恒心。论语上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还嘱咐我：“注意身体，要劳逸结合，起居要有定时，饮食不要过度，至于寒热要预防，有病要早治”。

　　外公1982年11月11日的回信是用毛笔书写的，信中嘱咐：“冬天来临，气候渐寒， 注意感冒，出门多穿衣服，以防寒气，保重身体”。并通过邮局寄来十元人民币。

外公在医院上班后，每月挣上了几十元的工资。自己省吃俭用，用省下来的钱救济穷人。每年给一村过不了冬的马俊买煤，并雇人给他送到家。逢年过节还给他送挂面。在街上遇见穷苦人、盲人，他都给买饼吃。把家里多余的衣服送给最需要的人。在上班期间，遇到生活困难的病人，他就代付药费。外公在吉家庄卫生院一直工作到72岁。1984年1月，根据国家政策才退休回家。退休后，仍有人到家中找外公看病开方。他从来不收诊费，免费为乡亲服务。

外公自幼受母亲念佛影响，即信佛。退休后更是专心念佛。虽然退休金不足百元，但每次办佛事都是布施百元。1984年冬，外公被拖拉机撞倒，并从腿上碾过，他奇迹般地脱险，只是手肿，身无大碍，他没让肇事司机赔一分钱。退休后，七十多岁的外公曾两次和其他善人坐班车到山西省大五台山参拜，施舍布施，居住在寺院，一住就是半月二十天，和寺里的和尚一样按时上殿理佛。在五台山请师父开示并受了菩萨戒。

1988年3月，母亲为了照顾外公，特意从西合营卫生院调到了吉家庄卫生院。但外公从来没生过大病，期间只感冒过一次，打了两针便好了。晚年的外公生活自理，自己烧菜做饭、洗刷碗筷。母亲只负责洗洗衣服。

外公皈依佛门后，在家中也是按照寺院的规定，坚持每天早起上早课，晚上上晚殿、打坐。白天有四里五村的佛教信徒到家里听外公讲佛。我每个月底回家都去看望外公，他除了问我的工作外，也给我讲解佛经。外公天生佛性，对佛法理解的很深。

1992年4月8日，农历三月初六，当天上完晚殿，自己煮了龙须面吃，快吃完时，将碗一扔，便往生了，享年81岁。舅舅收拾外公的遗物时，发现外公只留下了几百元的现金。

外公一生为人正直，心胸开阔，看淡钱财，乐善好施。遇事看的开，放的下，能随遇而安。在吉家庄只要谈到金举、金医生，没一个人不说好的。可以说外公乐观的性格影响了我一生，是我们晚辈学习的楷模。他虽然离开我们快三十年了，他为人处事的精神却永远留存了下来，他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匆匆写出有关外公的一些往事，以记念他老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