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中话粮

爱也无由

一 差不多半个月的连绵的夏雨今天下得更猛了！昨天还是细细如烟呢。 昨天小河堤下的那个大田垄中，三个携着半尺长的、按这里农人所说、差不多是上了“节”的老稻秧的农妇，在插另一个不停地吆喝着耙田老牛的古稀老者刚刚“耙”平的、不大的稻田，远远看去，蒙蒙的油画般的绿茵在她们的手中不断地被“织”了出来。 旁边的几十亩早在十多年前被什么公司租了去的、膏膄般的稻田却一如既往地生长着高高的野草和荆刺。那可以做药用的、学名叫“杠板龟”的、长满细刺的密密藤蔓足有丈余！这些稻田自这公司租了去，几乎没有种过，是荒田中的老资格了。 荡在其上的如烟的稀雾，与飘然的、同样如烟的细雨以及对面大山和它脚下的村寨就好似一幅烟雨图。 油然中，我写下了这幅画：“雾如烟，雨如烟，山色蒙蒙半展颜。近林闻杜宇，远村渺似仙。垄上犁人吆，耕亩织妇叁。半尺长秧老来嫁，几丘绿茵连”。“鹭儿跹，燕儿跹，细雨空空似悠闲。老蛙敲昼鼓，嘉宾屋檐喧。租客荒田久，野蒿夏来繁。杠板龟滕喜盈丈！老渠半涸干”！ 画面是美，可是，于这“美”有一个字如一块沉重的石头又重重地压进了我的胸中，给我一阵隐隐的纯痛！我知道这是一个“粮”字。 “粮”，对于尝过了五六十年代滋味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一个太沉重的字眼。正因为它的沉重，才至于早已经是三餐足食的我还是十分地萦怀。 我出生于五十年代上半页，能够记事大约是进入六十年代了。那时正是国家经历连续的自然灾害（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三年）和当时的苏联“老大哥”逼中国还因抗美援朝而欠下他们的巨额债务的三年。因此那时的中国无论南北，无论东西，都缺粮食。中国人为了最大程度地保证不被饿死，不得已集中少得可怜的粮源，在农村办公共食堂，以保证人人有一口饭吃。那三年中，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吃不饱。人们虽然想了很多了办法，或用萝卜，或用干菜，或用红薯甚至野菜“泡饭”以期最大程度地喂饱肚子，但很多人还是因太缺营养而患上了“水肿病”。 记得当时的生产队为了尽可能地多生产点粮食，把所有能够耕种的土地哪怕是只能种一株玉米、十几颗红薯的地方都种上了粮食作物。而且尽最大努力地照料。没有化肥，就集中所有的人糞尿、猪牛菸等农家肥，并且组织社员于春未上山“杀青”，（就是割取灌木带叶的春枝，担回来踩进稻田以做底肥）；上山刨取落叶草皮等烧成“土籽灰”用作来年种红薯豆子花生的底肥。 可不管那时的人们如何地精耕细作，却由于老品种的稻麦玉米产量太低，农人交了保证城里人要吃的公粮、留了生产用的粮食之后，仍然缺粮，吃不饱是经常的事。 一九六三年后，国家发现农村的公共食堂的诸多弊端，加上粮食情况較之前有所改善，解散了农村公共食堂。但仍没有彻底改变农民缺粮，人们吃不饱的局面。农民最关心，最牵肠的就是怎样能够多生产点粮食。 那时侯，国家每年会从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公社的干部中（现在称公务员）抽调一大批精干，下农村去“驻队”的。这些干部们可不像现在的公务员下农村，他们是真真实实地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他们协助生产队长指挥、安排生产，千方百计地生产更多的粮食。当然包括薯类荞麦玉米等“杂粮”。 记得一九七零年，我县粮食局一个叫杨盛运的干部驻在我家所在的生产队。这干部精瘦，高个，是把农业好手。他经常親自下田犁田耙田，插秧，这里的壮劳力都比不过他。当年，我们这个生产队穷，社员家里往往晚餐不做饭，只略为打点“油茶”充做晚餐。那个时候的油茶可不是现在人们“吃口味”的油茶，用做主料的“荫米”是用农家古老的“斗”舂“扁”的。为的是炒时“爆”得更大；那老玉米则生生地是在锅里炒“爆”的。不是现在人们用油“发（榨）”出来。无论是油茶的主料，还是茶汤都没有多少油，因此吃起来十分苦涩。只是稍微好一点的人家才在油茶中放上几粒用米粉做的“挪（读第四声）滩粑”。用它代替晚餐很容易饿。可农民们没有办法呢，粮食不够，只能节约着吃。 这个杨盛运一来，第一句话就是，要打烂这里社员家的“挨（擂）缽”（打油茶用以擂烂茶叶的陶器）。意思就是让社员晚餐能够吃上饭而不是以油茶代替。 果然，这个既是“国家干部”又是“农民”的驻队者带领我们这生产队的社员把所有能够开垦的荒滩开成了稻田，把所有能够开垦的山土全部弄成了耕地，让生产队多出了十多亩稻田和旱土，又从别处弄来了良种马龄薯和“苦荞麦种”，把能够在不同季节生产粮食的土地全部种上粮食作物，大田则全部种“双季稻”。 一年下来，这个我当年十分敬佩的远房爷爷（杨氏家族论辈他大我两辈，因此是爷爷辈），还真实现了他的愿望，从那以后，这个生产队所有的家庭再也没有用油茶代晚餐的现象了。 这爷爷也因此十分地被当时的社员厚爱，并联名向他的单位请求把他留了下来，继续他“驻队干部”生涯，直到我一九七二年冬去了华南。 二 从五十年代起，与农村普遍缺粮相对应的是，国家为了保证非农业人口基本的生活，实行的“国家粮”制度。也就是把农民无偿交给国家的公粮，按非农业人口的不同类别，如居民、学生、干部，给予固定的粮食指标。我记得那时的干部是24斤粮每个月，居民是22斤，学生稍高，30斤，工人更高，好像是35斤，由他们按国家定价（当时的大米是0.138元一斤）购买。当然各地略有区别。 正由于他们口粮有固定供给，虽然吃不很饱却也决不会完全挨饿。比之于丰歉风险极大、保不定要挨饿的“农村粮”优势许多！因此，能吃上“国家粮”便成了当年人人羡慕的事情，也成了城里人貌视农村人的、骄傲的资本。 这种情况直到九十年代未国家取消“国家粮”制度才得以改变。 记得一九九四年，我在我地的白云电站工程指挥部做法律顾问，当时指挥部有一个做了我朋友的、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工程枝术员还没有另一半，有一天我对他说愿帮他介绍一个姑娘，这伙计第一句话便是问我，这姑娘是不是“吃国家粮”的？可见当年这“国家粮”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也是在那几年，我们这里落实“知识份子”待遇，说律师也属知识份子，如子女配偶是吃“农村粮”的可以解决“国家粮”。也就是可以让家属跳出农门，享受城里人的待遇。我的一个同事十分高兴地建议我把在农村的妻儿们解决吃“国家粮”。他也把在农村的妻子和三个子女转换成了吃“国家粮”的城里人。可是自以为有远见的我却不屑一顾，说，“国家粮”制度，是国家粮食尚未丰富的产物，现在，杂交水稻的普及，粮食市场的开放，粮食以后肯定会不再紧缺，这个制度不久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会被取消的。如果吃“国家粮”，我妻儿还会丢掉分得的、可以作为最后一道保险的土地。因此我不为所动，没有让妻儿们跳出“农门”。果然在后来不久，“国家粮”制度便被送进了中国历史搏物馆。这是后话。 一九七二年，我当兵去了华南的广东，我所在的部队驻扎在一个叫“西牛田洋”的地方。当年老一辈革命家为了不让我们这些人民的子弟兵加重老百姓的负担，在好多地方实行军队“屯田”。“西牛田洋”和与我们隔海相望的“东牛田洋”就是一个好大的军队屯田之地。有十多万亩呢，一个多师的部队在这里种粮。我们既是军人，又是农民。一年下来生产好几万吨稻谷呢！不但是生产了够自己吃的粮食，还可以供养好多的我们的战友们！据当地的退伇战友后来告诉我，这东西两个“牛田洋”到了九十年代才交还给了地方。 一九七七年三月，我退伍回到家乡，同时带回了装在军衣口袋里剩下的六十四粒特别的稻种。这是我一九七六年秋在广东一个叫“五华县”的地方训练“班进攻”时、在冲锋的途中路边田埂旁顺手撸下的一穗稻谷的残存。当时我发现这株好像是野生的稻子谷籽粒奇大，穗子又长。作为既是军人又是农民的我很好奇，就顺便撸下一穗装进口袋。谁知后来洗衣被洗去了大部，剩下六十四粒被我小心包了起来装在军衣口袋中。 退伍回来后，我把它育成秧苗，插在村边的一丘田中，面积大约两个八仙桌宽。谁知这稻子一窜老高，茎杆十分粗壮高大！我当年量过，高于我一米六四的个头，老鼠都可以爬得上去。抽穗后穗子长过一般稻子一半以上。最多一穗有七百余粒。后来收获，谷粒奇大，一般稻谷至少要三粒才能有它两粒的体积，它的米比一般的稻谷还大！当年，我家乡生产队那个有些文化也有些见识的名叫饶尧希的队长对它大加赞扬，说是要繁育推广。只可惜当年冬天我被招为“国家干部”去了邵阳。据说第二年他将收得的这稻种种了一丘田，但成熟期间被老鼠们爬了上去，毁坏贻尽！第三年这个队长也就没有再种它了。而去了邵阳的我，虽然用“梅花鹿茸口服液”药盒子带去了一盒，也因不事农耕而把它交给一个现在记不住姓名的邵阳市一位农业干部，后来也不知他是否种了。 现在想来，这种稻子若当年坚持种下来，说不定是另一种“巨型稻”呢，产量一定也不低。 也是从一九七七年起，袁隆平先生的杂交水稻大面积推广了，在这里农村种，一季的产量比种双季稻还多！在杂交水稻普及之前，这里农村的口号是要“跨刚要”。所谓“跨刚要”就是年亩产八百斤。这个指标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下半页都很少被实现。然而杂交水稻的普及轻而易举地让水稻一季亩产超过了刚要，甚至破千斤。大大地减轻了这里农村缺粮的情况。不过我们周边的农村还是要交相当数量的公粮，虽然粮多了些，但交完公粮后的农民口粮仍不丰富，只是基本不挨哦了。但还是紧了些，要以杂粮补充。而我家所在的生产队，因人平只有零点六亩耕地，不交公粮，只交“爱国粮”。实际上是变相的公粮，但不多，情况略好。 八十年代初，实行分田到户的责任制后，这里的农村不交公粮了，改交钱。我妻子是农民，分得“责任田”，虽然不交农业税，但还是要向乡政府交“承包费”，数额相当于购买两百斤稻谷的钱。虽然要交“承包费”，但她种出来的稻谷却可以保证一家人口粮。我虽然上班，是“国家干部”，但却可以完全不买商品粮，纯借妻子的光。 2006年后，国家免除了所有的农业税，妻子每年向乡政府交的责任田“承包费”也就停了。做法律工作的我至今都还没有找到乡政府收老百姓“承包费”的法律渊源。 袁隆平等科学家的杂交水稻、杂交小麦、杂交玉米和国家停止向农民无偿征收公粮、大量进口玉米，大豆等农产品，彻底地改变了农民以至全国人民粮食紧张的局面。让中国告别了粮不足食的历史。而且粮食市场的放开（之前粮食是由国家垄断经营的，不准私人经营）各种粮食充盈市场，老百姓只要有钱随时可以买到。 可是，农村好多人却反而放弃了农业转而进城打工，把当年分得的“责任田”或栽树，或建房，或卖掉，或荒废；一些所谓的“公司”也纷纷下乡租地，搞什么“规模农业”，“设施农业”。可是那些花费了巨额国家补帖而建起来的设施，自建成始就没有好好用过。租来的膏膄般的农田也任其荒蕪。而真正坚守着农民本份的反倒蓼蓼无几了！ 看着这幅景象，着实让人心存担忧呢！难道我们国家的粮食真正足够到了可以如此地糟蹋耕地的地步了吗？难道可以高枕无忧地不用种田就可以永久保证三餐不缺了吗？ 其实，若不是南有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中有李振声院士的杂交小麦；北有一代代农业科学家们呕心沥血研究出来的杂交玉米；西有那个私营企业家不惜倾家荡产开发出来的高产马龄薯以及中国的大农业区农人们对本份的坚守，还有国家对玉米，大豆等农产品的大规模进口，照现在这样糟蹋土地，只怕中国早已是饿殍遍野了！ 我们并没有可以糟蹋土地的本钱，更没有可以荒废粮食生产的任何物质基础。在太平时期，的确可以进口，而且价格甚至低于国内，可非常时期呢？人家若是把粮食当武器掐我们的脖子呢？ 甭说我们的对手一定会在粮食上做文章，就说我们放着上好的农田不种，放着领先于世界的粮食生产技术不去好好地利用，得付出多少代价啊！每年进口的玉米，大豆上亿吨，要多少钱呀？如果把这些钱省下来，只要省十年，完全可以攒足修建从雅鲁藏布江向新疆调水的、好多有识之士梦寐以求的“红旗河”工程的费用。专家预估，这项工程若是实现可建成二十万平方公里以上的、旱涝保修的近三亿亩良田，中国从此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呢！ 粮食生产，任何时侯都不可荒废！虽然有一时的丰盈，但国际风云变幻，不可能不影响我们的一日三餐，还是要“手中有粮，心里不慌”才好啊！ 杨焕文作于2021年5月30日 文/爱也无由，图/取自网络并谢原作者曲/杨焕文作于2021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