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克成与缪云台

严衷

　　

1934年这一年，杨克成从美国自费留学返回昆明不久，家族企业永昌祥总号由下关移至昆明。杨克成的父亲及兄长决定，派他到永昌祥驻外地各分号巡视。这正中他的下怀，正好通过实地踏勘，将所学的工商经济理论，审视剖析国内及省内的经济状况。

面对国内及省内经济状况，杨克成忧心忡忡。仅云南，开发较晚，文化经济落后于内地，仍多以以物易物为主，金融信用稀少，发育程度远逊于东中部地区。剧烈动荡的时局，国家内忧外患，袭上他的心头。附近农村更萧索凋敝，农民贫穷落后，都冲击他的心扉。

几天后，经父亲好友周钟岳先生的引荐，杨克成见到缪云台。

此时，缪云台刚刚就任富滇新银行行长。政府及业内人士都知道，缪云台凭借出色地管理锡业公司而声名鹊起，得到龙云的赏识，委以新改组的富滇新银行的重任。

(一）云锡——缪云台起家的资本

这还要从1919年缪云台回国到云南个旧锡务公司工作说起。

那时，随着1910年滇越铁路的全线开通，法国势力逐渐染指云南，一方面是如何阻击和遏制外国殖民继续扩张的势头，以维护当时中国可怜的主权和路权；另一方面是如何利用滇越铁路开通后带来的巨大机遇，加速发展云南的经济和社会生活。

滇南边陲的一些民族资本家和锡矿老板们集资入股，与地方政府参股结合的方式，修建窄轨铁路，以便于个旧大锡运往香港及国际五金交易中心伦敦销售。

这条从个旧到滇越铁路碧色寨车站的铁路，轨距只有600毫米，被人们称之为“寸轨铁路”。工程于1913年兴工，1921年11月碧色寨至个旧一段先行通车，长72.6公里，命名为个碧（个旧一碧色寨）铁路。之后又于1936年10月修通了鸡街至建水、石屏的铁路，全称个碧临屏（个旧-碧色寨-临安-石屏）铁路，简称个碧石铁路。

至此，在云南还没有一条长大公路的情况下，滇南地区就同时出现了两条铁路：一条是法国势力修建的滇越铁路（米轨），另一条就是云南人自己修建的个碧石铁路（寸轨）。

这是一条在国弱民贫的时代展示出中华民族浩然正气的铁路。个碧石铁路历尽艰难与坎坷，默默为滇南人民做着应尽的义务和贡献，为滇南以至整个云南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缪云台1894年出生于昆明，清末在昆明方言学堂英语班学习，1913年获官费赴美国留学。他在康萨斯州西南大学、伊利诺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均学矿冶；1918年毕业，在纽约供职钢铁公司；1919年毕业于明尼苏大学矿冶系。

回国后，许多亲友劝他去做官，但他却向云南省督军兼省长唐继尧请求，到经济濒临破产的个旧锡务公司工作。唐继尧担心他胜任不了此任，一直未同意。缪云台经调查，初步提出整顿个旧锡务公司的意见，反复向唐继尧陈述。1920年12月1日，他被云南省政府委派为个旧锡务公司总理。

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1921年个碧石铁路个碧段通车后，火车的长鸣声打破了个旧山城的宁静，喧嚣的个旧矿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

缪云台到个旧任职后，针对经营不景气，亏欠富滇银行款项130万元的境况，分别轻重缓急，清理债务，暂停开凿马拉格锡矿竖坑的设计，整顿洗砂和炼锡两厂，加快蓝蛇洞索道搬迁到马拉格锡矿的工程进度，以库存的矿砂和锡做抵押，向富滇银行贷小额款，发放工钱，安定职工生产情绪。紧接着，他发表《整理个旧锡务意见书》，向职员们解答整理办法。

当个旧锡务公司经整顿，情况稍有好转，可集中精力从加强技术入手，用新技术设备提高锡产品质量。他主持修复了多年被废置不用、机件已多锈损遗失的洗砂厂、炼制厂；并将原装在兰蛇洞而无砂可运的架空铁索移装于马拉格矿，使矿砂直达洗砂厂，改变了原始的采选和运输方法，产量因之大增；整顿与富滇银行、东方汇理银行的债务关系，重新建立与银行的信誉与借贷，公司盈利由此逐渐增加，由民国元年的16143元到1921年时盈利11235元，1924年时已达123577元。

长期以来，锡业在云南地方经济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个旧锡矿历史悠久，在清代已大量开采，至1919年时年产已超过7000吨。但是云锡的生产在采、选、冶各方面，一直墨守成法，很少改进，由于成色一直达不到国际标准的要求，而不得不运港精炼，以致利权外溢且受制于人。

由1905年成立的“个旧厂官商公司”发展演变而来的“个旧锡务公司”因经营管理不善，缺乏自己的技术人才，而陷于一切均听命于礼和洋行技术低劣的德籍工程师裴劳禄摆布的困境。

缪云台极为关心个旧锡务公司大锡的生产和经营问题，认为个旧大锡为云南经济命脉，但由于只能生产粗锡，售给外国和其他省商人重新熔炼提高纯度，受香港当局化验合格后才能运销欧美。这样，个旧大锡的外销权被外国和外省商人操纵盘剥，不利于个旧锡务公司生产的发展。

他不惜重金聘请英国工程师亚迟迪耿到个旧锡务公司考察。亚迟迪耿化验矿石标本，掌握矿石性质后，提出建设一个炼厂，经实验可冶炼出99.75％的合格锡锭。

同年，缪云台出国考察新加坡和槟榔屿两地的炼锡公司后，他向云南省主席龙云呈文组建云南炼锡公司被批准，并被委聘为总经理。

他以重金月4,000英镑聘请亚迟迪耿为总工程师。试验期间，缪云台长住云南炼锡公司，陪伴亚迟迪耿做实验，指导安装新技术设备。云南炼锡公司投产后，试炼出99.75%的上锡、99.5%的纯锡和99%的普通锡。

这时，云南炼锡公司每年可生产上锡2,000吨左右。依照国际市场的贯例，将锡锭制成102磅—条，25吨一堆的包装，并在锡锭上加盖云南炼锡公司的英文缩写YTC标记。然而外销还存在其他困难。

缪云台为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到新加坡和香港等地调查锡的贸易情况，了解到要使云南炼锡公司的精锡直接销往国际市场，需解决三个问题: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国际市场上确立云南炼锡公司的质量信用问题。

由于个旧大锡历来都是经香港加工取得英国皇家化验所化验单，才能在伦敦市场进行交易。于是，缪云台向英国伦敦五金交易所提出，要求以云南炼锡公司的化验单为凭据，并提出保证，让英国化验师在伦敦化验，如不合格可以受罚。

缪云台经准确化验和量具后，为取得信誉，直接交易之前先做两批试销生意；试销产品质量合格，初步赢得信誉。从此之后，云南炼锡公司的YTC锡锭在国际市场取得了免检资格。

二是云南炼锡公司与国际市场间的电讯联系。

1935年时，国际市场的定货交易全凭电报，买卖双方开价之后，必须在24小时内回话才能成交。云南炼锡公司与伦敦的交易，须由个旧发电报到昆明，再由昆明经香港转伦敦。这样周转便会耽误交易。缪云台经多方联系，恰逢香港官方准备设立无线电台，便协商与之合作，但遭到昆明电政管理局的反对。缪云台据理力争，才争取到在个旧设立一个无线电台。

此后，云南炼锡公司的电报每天可经香港转伦敦，保证大锡交易可在24小时内成交。

三是滇币与外币的汇兑。

当时，云南省政府发行的滇币可在国际市场兑成港币或英镑，再将它们兑成滇币汇回个旧，作为生产成本的货币。

由于国际市场的汇价不稳定，一日数变，因而随时掌握伦敦市场的汇率成为重要事情。

缪云台与香港的渣打、汇丰和中国三家银行商定，要求他们每天早、中，晚发电报给云南炼锡公司，告知港币、英镑和滇币的兑换率。有时为避免因汇率波动而少受损失，缪云台要等到深夜二三点钟收到最后电报才离开办公室。

缪云台为缩短贸易时间，与滇越铁路及几家海运公司订立长期合同，香港的渣打、汇丰和中国三家银行只要收到提货单据，即可办理汇兑价款。云南炼锡公司即可挽回因运输耽误的一个月时间。

缪云台较好解决了销往国际市场的三个问题，给云南炼锡公司大锡出口创造极其有利的条件，刺激了个旧厂商的生产积极性，云南炼锡公司年产量由7,000多吨增至10,500吨。

后来，1940年个旧锡务公司、云南炼锡公司和资源委员会锡矿工程处合并组成云锡股份公司时，缪云台再度被聘任为总经理。

自1909年滇越铁路碧（色寨）河（口）段通车，至30年代末，个旧锡业生产达解放前之鼎盛时期，私营大厂户多达4400多家，锡的出口量高达1.1万吨，为全国锡出口总量的90%以上，居云南省商品出口首位。

个旧的高纯锡是被公认的无毒、无害、无味绿色环保金属，用它制作的茶筒来装茶叶，上百年色味不会变，酒具盛酒冬暖夏凉、且淳厚清洌。有人做过试验，在茶筒内滴一滴水珠，时隔3个月再打开茶筒，看到水珠还可以滚动。由于锡茶筒无味、结构紧密、不透气，历来是装茶叶最好的容器，所以锡茶筒在台湾和沿海一带空气潮湿地区一直畅销不衰。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锡工艺品的家族也在不断扩大，这当中喷砂、喷涂、打砂、斑花、贴花、浮雕、拼接、履膜、镶木及“斑锡”新工艺，又为传统的锡工艺美术制品增添了新的艺术效果。

锡画，是锡制工艺美术品中的又一枝奇葩。它是用浮雕形式同锡传统手制工艺结合而成的金属画，通过解图、雕模、浇铸、焊接、装饰等工艺制作而成，新近又发展为镶嵌填漆制作，色彩更加丰富，表现力更强，自然，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也就更高。

短短的几年间，缪云台展露出卓越的理财才干，自1924年坦任云南富滇银行会办，1928年龙云任云南省政府主席以后，次年5月他被龙云任命为省农矿厅长，1930年秋任云南省整顿金融委员会委员长，1931年夏兼任云南劝业银行总经理，同年12月农矿厅改成实业厅后继续担任实业厅长。

(二）开拓地方实业，促进全省经济发展

1934年春，缪云台出任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后，便大力支持开蒙垦殖局对草坝的开发，开发开蒙地区农田水利。

省经委先后拨款投资各项工程款折合855,196.74元银元，先后开挖龙公河、嘉铭河、永丰渠，建永丰闸；开通黑冲峡，修建黑冲闸，开挖冲坡哨至沙甸新河道；疏浚沙甸到倘甸揽盘寨河道；筑长桥海西坝、南坝。至1939年夏，水利工程基本完成，建成排，灌两便的草坝河网，解除了草坝的水患，也初步解决了干旱问题。

在兴修水利的同时，紧接着，开蒙垦殖局开垦和购买耕地5，333.3公顷，其中1,333.3公顷租给1939年成立的云南蚕业新村公司经营，3,713.3公顷租给当地农民和招徕的佃农耕种。1940年~1945年先后建成新村10个，每村64~100套住房；又从外地招徕佃农1,300余户，分配到新村居住，租种垦殖局开垦的农田。

草坝人口剧增，一扫昔日荒凉景象而呈现一派生机，成为“滇省南部良好之农业区”之一。

1938年秋稻熟时，龙云率缪云台等，到开蒙垦殖局视察农田水利建设成果后，即在垦局召集垦局职工和外来视察人员开会。龙云对垦局员工不辞辛劳，从事农业生产、除水害、兴水利、均有好的成就，予以嘉奖，并说开蒙的农垦兴办成功了，尤以能引大屯、长桥两海水来作灌草坝稻田之用最令人喜悦。当众宣布，把导引两海水流来灌溉草坝的干河永丰渠，改名为嘉铭河，以赞誉缪云台领导兴办草坝水利的成就。

另外，缪云台极力鼓励与赞助中国蚕丝公司总经理葛敬中筹建云南蚕业新村股份有限公司，并与中国、交通、农民、富滇4家银行合资筹集国币折合500,000银元入股云南蚕业新村公司，其中省经委集资入股7,500,000元。1939年云南蚕业新村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推缪云台为董事长。

(三）促成滇缅公路缅段建设

1937年8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各地军政要员云集南京研究战略及军事部署问题。

在会议上，云南省主席龙云提出，日军可能会切断中国的国际交通线，香港和越南的国际运输必会受到影响，并提出《建设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计划》，建议各修一条从昆明出发经云南西部到缅甸北部最后直通印度洋的铁路和公路，确保西南对外交通畅通无阻，并表示：公路由地方负责，中央补助；铁路由中央负责，云南地方政府协助修筑。但考虑到筑铁路在经费和器材上的实际困难，滇缅公路的修筑放在了更为优先的地位。

1937年10月，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王艽生率领工程专家到昆明与龙云商谈修筑滇缅公路的有关事项。

时任交通部公路总管理处处长的赵祖康对先前曾长期争议的“腾永线”和“顺镇线”两条线路方案亲自踏勘，并建议确定滇缅公路由昆明经下关、保山、龙陵、芒市、畹町出国，然后在缅甸的腊戍与缅甸的中央铁路接通、直通仰光的最终实施路线。中国政府正是考虑到有可能出现的危机。

1937年的冬天，缪云台急召杨克成说:“克成，有件要务需你参加。”

原来，云南省政府上下对修筑滇缅路西段，有两种路线方案，一时争执不下。

由于，家族企业永昌祥生丝贸易长期往返滇缅，之间道路的情况，杨克成并不陌生。他将所知详情，悉数向缪云台做了介绍。

行政院派代表来滇，与缪云台、杨克成会见商讨后决定走西段的路线。

缪云台就此与英国驻昆明总领事数度磋商。

最后，经省政府会议议决，缪云台代表云南省政府前往缅甸商谈有关事宜。

缪云台邀杨克成为秘书，同往缅甸。

这时，滇西公路已从昆明修筑到大理附近的下关，而在缅甸境内，自仰光至避暑胜地眉苗，已修铁路。故滇缅公路的工程，实际上是从中方的下关延修至畹町，缅方从眉苗修至畹町。

在双方谈判时，英籍总参议对中方有无能力修通下关至畹町之公路，表示怀疑。尤其不信中方工程能在一年内完成。

缪云台充满信心地给了肯定的回答。最后双方达成协议。

按照英方的提请，缪云台为了了解路工难度，亲自去缅北查看那里的地形。

他们一行沿计划中的路线实地踏勘，乘小车循土路，勘察地形，经过曼德勒、腊戍到达缅北，取得第一手资料，坚定修通滇缅公路的信心，仍按原路折回仰光，催促英方早日兴工，取得协议，随后立即返回昆明，向云南省当局报告，并请即日动工。

1938年底，这条公路终于修成，1939年初全线通车。

滇缅公路，即中国云南省到缅甸的公路。又称昆瑞公路（昆明至瑞丽）、320国道滇西段、昆畹公路（昆明至畹町）、中美合作公路、抗日公路等。滇缅公路于1938年开始修建。 滇缅公路动用民工15万人，工程师200人，仅次于当时苏联援助公路中苏公路规模，公路与缅甸的中央铁路连接，直接贯通缅甸原首都仰光港。

这是一条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国际通道，是一条滇西各族人民用血肉筑成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滇缅公路原本是为了抢运中国政府在国外购买的和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而紧急修建的，随着日军进占越南，滇越铁路中断，滇缅公路竣工不久就成了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的运输通道。

抗战初期，几百万军队所需要的武器装备，维持经济运转所需要的各种物资，无数内迁到大后方的人们所需要的基本消费品等等，总之，当时维持整个抗战所需要的、中国不能生产的所有物资，都依赖这条生命线运进大后方。

滇缅公路还有一个无形的作用——它改变了战争的进程，使得日本军队原来是要在正面打败中国军队，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但由于有了包括滇缅公路在内的对外通道，使得日本军队放弃了原来的计划，改为从沿海越南、西北和缅甸封锁中国的对外通道。这样给疲惫的中国军民有了喘息的机会。

(四）成立云南合作金库

早在1934年，就在省经济委员会内，缪云台与杨克成相见。

得知杨克成有意农村金融，缪云台告诉杨克成，从云南省经济发展战略上考虑、策划，需要成立省合作事业机构与合作金融机构，辅导农村成立合作社，树立民间基层组织。

他向杨克成提出，“你去拟个具体的办法，先从小规模试办农村贷款开始吧！”

从此10余年间，杨克成便与缪云台结下不解之缘。

　　在缪云台的支持下，杨克成成为云南农贷的发起者和创办者。

杨克成，云南大理人、白族，3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研究院毕业。他虽系国外毕业，但早年在国内学习的经历，使其对中国农村问题有一定的认识。他在回忆录中写，对于中国农村问题，看到梁漱溟写的《乡村建设理论》，觉得他很关心农民问题。以后，他到山东邹平办农民教育搞乡村建设。我回云南后，心里也就想遇有机会把救济农村的理想变为具体行动。

杨克成所拟订的农贷方案被缪云台所采纳，于是在富滇新银行内设立农村业务股，杨克成进入富滇新银行，担任业务股主任，办理农业贷款。业务范围暂定为：对农民及合作事业之放款，农业仓库之经营，其它调剂农村经济之事项。农贷资金暂时来自抗日救国的救国捐。

1937年农村业务股成立后，杨克成就开始着手训练农贷人才，以便更好的开展农贷工作。

农贷人才向社会上公开招考，“报考者甚为踊跃，有180名，大都为高级中学毕业生，最后录取了15名。”经过考试的选拔，开始对这15名学员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训练，同时参与旁听的还有官渡农校选送的10名学生。

训练课程分为农村金融、会计学、统计学、珠算、公文程式等，并特邀对于农业经济有研究的知名人士莅班演讲，以增进学生知识。之后，训练班还举办了几期，训练班出来的学员在这之后都成了农贷的骨干。第一期学员毕业后开始以昆明县为试点进行农贷，此为云南农贷之始。

　　随着小规模试行有了经验，便扩大农贷规模，推动其发展。

1937年，农贷首先在昆明县试行，具体办法是富滇新银行农村业务股会同昆明县政府组织昆明县农贷委员会，该会有委员7人组成。常委由杨克成担任，昆明县农贷委员会下设合作组、农仓组、出纳组、会计组，各组主任由委员兼任，各组农村干事由农村业务股工作人员担任关于县属贷款事宜，与昆明县八区区公所所在地分设八个办事处办理。办事处以干事三人组成，常务干事由业务股工作人员担任、其它干事二人以区长、区委员或地方公正人士担任。

昆明农贷委员会成立后，随即举行青苗贷款指导农民组织借款联合会，要求以村为单位，每村成立一个。联合会向农村贷款委员会贷款，再分别借给个体农户。

“1937年上半年，采用连环信用保证的借款联合会办法在昆明县试办农村放款，在昆明县发放了两万元新滇币。”到年底，昆明县的两万元资金百分百地本利很快地收回，农贷试办成功。

鉴于农贷的初步成功，贷放区域扩大到环湖5县，5县的农贷金额已达新滇币10万元左右，同样年底本利收回。

1938年，农村业务股改为农村业务部，此时期由于抗战爆发，中央的机构也在云南搞农贷，这样农贷区域达到了70余县。

为了适应农贷形势发展，缪云台向省政府建议成立云南省合作金库，以专管农贷。他向省府呈递的呈文上说：“职行业务逐渐繁多，而急待开展之农村业务又性质特殊，不专设一部，不足于达成任务。为使业务专一，机构灵活，力量集中，效力增进，势须单独成立机关，以专责成”。

经省政府批准，省合作金库于1942年1月正式成立，农贷资金也不再用救国捐，而是先用来自富滇新银行的低利贷款支持。

农贷业务由云南合作金库专理，隶属省经济委员会管辖，杨克成担任总经理。

云南合作金库成立之初“股本定为国币1000万元，除各县库认购21万元外，其余979万元，系为提倡股，由富滇新银行支持”。

省库设立后，为完善农村的金融系统，又积极筹设县库，在县政建设计划中，明确规定辅设县库。

1942年在昆明县妙湛寺成立了云南的第一个县合作金库“昆明县合作金库”。昆明县合作金库的主要任务是与县合委会一起，大力发展昆明县各种合作社，促进生产事业的发展。

之后，在全省的农贷区域也陆续成立了县合作金库作为农贷的专管机关。

昆明县合作金库成立后，昆明县的农贷事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首先表现在金库合作社认股额的增加，因为如果一味的依靠银行的贷款，那么金库也就失去了其作为指导各种合作社“自有”、“自营”、“自享”的精神。因而“省库规定各县合库股金，合作社认股至少须达百分之四十，提倡股本至多不得超过百分之六十”。

但显然省库的规定是多余的，“昆明等县库的合作社认股额竟占股金总额之八十以上，而且认股一再超过原定股金总额(原定国币10万)。

“1942年昆明县放款3l 11554元，年底累计数5830992元”，“1942年省库放款9200万余元，年底结余1000万余元。36个县库处放款累计合计国币7800余万元，年底结余4800百万余元，平均每县结余138万余元”。

但在抗战的后期，全国已形成恶性通货膨胀，货币的无形贬值越来越显著，在放款业务上，便面临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如果实行现款贷放，到期收回本金和利息时，在货币数量上虽然有所增加，但在实质上，也就是在货币购买力上，已较放款时大打折扣。基于以上的原因，在1942年后，各库开始采取实物贷放的政策。

　　抗战前后时期，云南合作事业对支援抗战、发展本地经济、解决农民和员工生活困难起到积极作用。

时光荏苒——

　　缪云台1950年赴美国，1979年回国定居；曾任对外经济贸易部特邀顾问，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1983年—1988年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8年9月3日逝世。其代表作品有《缪云台回忆录》

新中国成立后，杨克成曾任云南省副省长、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