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共产党人的清贫故事

潇湘一剑

一个共产党人的清贫故事

——追忆我的舅父毛寄颖

王文生

我的舅父毛寄颖去世二十多年了，作为外甥，总想为他写点什么。写什么呢？我找不到方向！
舅父是官员，我是手拿锄头、捏泥巴的农民，这是我们的距离，距离产生隔阂，因而，我们就显得疏远，最关键的疏远是来自我高中毕业时请求他帮忙在城里找一份工作。
高考落榜的哪一年，我心怀美好的憧憬，来到高山寺路17号大院——零陵地区文化局所在地。舅父当时在江华出差，我和舅母廖群英说起想请舅父找份工作的想法。舅母是家庭主妇，为了家庭生计，四处做临时工，在街道藕煤厂打过藕煤，在纸盒厂糊过纸盒，在火柴厂粘过火柴盒，在造纸厂拖过板车，在制药厂洗过药瓶，在祁剧团扫地、烧开水，在芝山影剧院检票、扫地。为了补贴家用，没日没夜地做临时工，熬白了头发。
地区文化局副局长项治栋、马万林都是从四野南下来的老干部，看见舅母到处打工挣钱维持家庭生活，于心不忍，就趁舅父出差南京的机会开了个特别党组会，要求以地区文化局的名义，解决舅母在芝山影剧院的工作。过了一段时间，地区劳动局的招工手续全部办完了，芝山影剧院的经理蒋先福拿着表格到文化局办公室盖章，正好舅父在场，看见招工表格填写着舅母的名字，马上怒火冲天，问蒋先福：“谁让你搞的？你这是私用公权！这个招工表谁敢签字盖章，我就撤谁的职！”
蒋先福说：“大家好心，以文化局的名义，向劳动局申请，解决你家的困难，你不感谢，还发脾气，这不是伤人的心吗？”舅父闻言，解决舅母的招工是以文化局党组名义形成的，更加光火，要办公室立即通知党组成员开紧急会。在会上，舅父说了党的组织原则，要求任何人不得以权谋私，更不能以组织的名义为个人谋私。最后，舅父把招工表格放在桌子上说：“我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五张嘴，困难是存在的。但是，以党组的名义解决我家庭的问题，我是坚决反对的，也是不允许的！我希望局党组把这个招工名额给更加需要的同志，让他们渡过难关。”后来，招工名额给了别人，我的舅母还是一如既往的四处做临时工。直到我的两个老俵激流、潮流先后进了厂矿企业，舅母才结束漂泊的打工生涯。

（毛源流与外甥朱台顺、侄儿毛光宇）

说到我的老俵，就必须要说说我的大老俵源流。
源流1951年出生，他出生后，舅父受不了农村种田的苦，就再一次跑出去继续寻找他的革命道路。在常宁县城，考上知识分子失业速成班。由于国家急需知识人才，加上舅父1949年在47军革命干部学习班学习过，由于要配合解放军剿匪，完成征粮任务，经47军首长点名，舅父提前毕业，率领征粮工作队在衡南县廖田墟乡开展征粮工作，并圆满完成任务。有了这个前提，舅父自然是急选人才之一，分配到乌飺当了一名语文教师，三个月后，当了校长。后来，从衡阳文化科分配到零陵地区任文化馆馆长、文化科副科长、湘黔铁路零陵地区指挥部宣传组长、教育局副局长、文化局局长、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局党组书记、局长。舅父在当地区教育局副局长时，正好赶上落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机会。地区劳动局的人找到舅父，主动以知青的名义，帮助解决源流老俵一家农转非的事宜。舅父说：“弄虚作假不是我能够做的，我的大儿子不是知青，你们要搞成知青，这是错误的，我谢谢你们的好心，也不希望你们犯错误。”舅母知道了，找到舅父单位，与舅父闹了起来。舅父态度非常坚决地说：“源流年龄偏大，结婚在乡，农转非根本不行，不符合法律规定。在农村，能够种好几丘田，也是有出息的。我的子女，不要把我当成一棵遮阴的树，他们有大树底下好乘凉的思想，是要不得的！”源流老俵生育有四女一男，生活条件异常艰苦，舅父从未给予接济。每次回乡，总是拿点钱去看望村里更加贫困的家庭，还给生产队购买谷种，鼓励大家脱贫。后来，源流老俵靠自己的本事，当了大队支书，从此，源流老俵就熄灭了回到舅父身边的幻想，老老实实务农在乡。

舅父的一家人

舅父是从毛家巷走出来的官员，在那一带，也算是大官了。我虽然高考落榜，也算有知识的人，找他帮忙，必然能行，我的出发点就是这样。
舅父出差回来后，我单刀直入地说：“舅舅，我想请您找一份工作。我不想读完高中再回到农村，这也是我爸爸妈妈的想法。”舅父听了，半天没有做声，隔了一会，他才缓缓地说：“文生，我手上有权利不假。我有权帮助别人调动工作和解决工作，有权给人解决农转非和两地团聚，有权解决别人子女招工的大事。但是，我的权利不允许我为自己的亲人谋私，遇上我这样人算是倒了大霉。”他喝口水又说：“你母亲是我唯一的妹妹，你的父亲是大队支书，有文化有知识，还兼任大队茶场场长，在茶叶种植方面是能手。你应该跟你父亲学茶叶种植，将来也能为社会出力。”我说：“舅舅，大道理我懂，但是，我就是想出来工作，脸上有光。”舅父没有批评我，而是说：“你源流哥在当农民，你桂芳姐在大队办的学校当老师，我四个子女，有两个在农村，难道我不想把他们搞出来跟在我的身边？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不能给共产党抹黑。任何人要我走后门找关系，此路不通。”
我听了后，看舅父说得如此坚决，知道找他搞工作的事是无望的，委屈的眼泪水流了出来。第二天早上，舅母送我到车站，舅母说：“莫怪你舅舅，他是这样的人，别人找他解决源流、桂芳的户口，他根本不同意。他说‘我解决了源流、桂芳的户口，将来一大把的亲戚朋友要求解决户口和工作，怎么办？’他说到做到，没有办法。”我赌气地说：“既然舅舅无情，我也无情，我不会再来你们家了。”我赌气的回到常宁，从此，不再与舅父联系。遇上舅父回常宁探亲到我家，我就躲出去不见。这一不见，直到他的逝世。

前排左起：舅母廖群英、舅父毛寄颖、舅母的弟弟廖伦金；后排左起：毛桂芳、毛激流、毛潮流、毛源流、王春香。

我应该是错怪了舅父的，后来才知道，舅父一家过得很清贫，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寻常百姓家。源流老俵告诉我一个舅父购房的故事，让我心里一直在纳闷和拷问。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住房改革，公房转私有，舅父分配的八十平米住房需要购房款一万多元。八十年代末，一万多元也不是天文数字，为了钱，舅父一夜之间急白了头发。他不愿意向人张口借钱，我相信凭他的人格与魅力，借钱是很轻松的，也许，会有人趁机送钱给他。舅父一直没有开口借钱。隔了几天，舅父分别给源流、桂芳写信，请他们想办法找人借钱。舅母找一个在银行的老乡借贷，经过多重困难，凑齐了购房款。接着，舅父又想怎么尽早还钱。源流老俵说：“我老子为了还钱，过的日子很苦。平时家里吃的很差，来了客人弄一点肉。我父亲有开支权，为了节约，他从不用公款请客，把来访者请到自己家吃饭。”舅父喜欢喝零陵米酒，有段时间为了还钱，连廉价的米酒也不喝了，甚至掉在桌子上、地上的米饭都要捡起来吃掉，不可谓不苦。在外人眼里，舅父表面很风光，其实，内心顶着家庭困难的压力。我的舅母是个勤快的女人，起早贪黑地打临时工，受尽了白眼。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文化局搬到永州市博物馆内，家属房也就跟着搬迁。家属房是集资的，集资购房，舅父再次面临钱的困扰。当时，高山寺17号文化局家属楼已经挂牌拍卖，家属房被停水停电，最后没有搬走的只有舅父和副局长马万林两家。停水停电给生活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在这种情况下，舅父把二楼让给在战争年代大腿受过伤的马万林副局长，自己则要了价格便宜的五楼。五楼价格便宜，可以节省部分钱。他一面写信给源流、桂芳再次凑款，一面把激流、潮流的工资全部拿出来交款，款项不够，潮流只好通过关系贷款一万元才交齐。因为有贷款在身，单位又不景气，潮流只好下岗到广州打工，时至今日，都还过着漂泊的生活。激流单位更差，十多年没有上过班，他继承我舅父的衣钵，喜欢写文字，喜欢钻研文化历史，用文字谋生，用他自己的话说“混在长沙，只为讨碗饭吃”，这就是我舅父及其一家人生活的缩影。想起当时找舅父要工作，看着老俵们的生活状况，不由心寒，不由恐惧。尽管我是一个农民，也当过十多年的村支书，至少认为，我的农村生活过得比他们要好。
这些故事，都是来自于源流老俵生前的讲述。听了后，我才开始释怀，埋怨自己当初不应该错怪舅父。舅父生病住院的1998年，时隔三十年，我再一次来到零陵。零陵的变化很大，让我几乎认为走错了城市。谢绝老俵们邀请去看风景的盛情，我守在医院的病床边，尽管只有一天的时间。我和舅父有了一次深入的对话。舅父说：“文生，我说的没错吧，你和源流的生活方式都很好，最起码有饭吃，有屋住，而激流、潮流所在的单位都衰败了，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上无片瓦，下无寸土，都在外面打工。”我笑笑说：“舅舅，原谅这些年我没有给您写信和接近您，过去不懂事。”舅父摇摇头：“我不是鸡肠小肚，你是我的亲外甥，如同己出，我怪你干什么？只要你理解我当时的绝情，就是最好的。”我说：“原来不理解，现在理解了，我感觉还是当农民好。”舅父是否很开心，对源流老俵说：“我不能喝酒了，你陪文生中午喝点酒，他当村支书，有很多事要做，明天让他回去，不要耽误工作。”

舅父毛寄颖、舅母廖群英，后排左起毛激流、毛潮流

我回去没有几天就接到噩耗，我尊敬的舅父离开了他挚爱的潇湘大地，永远地离开了我和他的儿女们，顿时，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蹲在地上悲切地哭了很久，哭断了宜潭二水，哭白了近子岭上的金樱子花。
舅父去世后，给他子女留下的财产，除了文学书籍，就是数万元的购房和住院欠款。我清楚的记得，在病床上，他对源流老俵说：“你是党员，我死后，不管怎么欠钱，一定要把我的党费交清楚，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最后嘱托。”
昔人已去，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我亦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含泪写下这篇迟到二十年的纪念文章，为的是拷问：
现在的官员还有如毛寄颖一样的清贫者吗？
现在的官员还有如毛寄颖一样的不谋私利者吗？
现在的官员还有如毛寄颖一样把老百姓装在心里的吗？
现在的官员还有如毛寄颖一样对党绝对忠诚的吗？
现在的官员还有如毛寄颖一样旗帜鲜明地行走在红色信仰高地的吗？


（本文作者系常宁市三角塘镇狮塘村村支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