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望族及无锡记忆（下）

克里米亚

大弦嘈嘈如急雨

小弦切切如私语

如果说江南吴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么无锡是嵌在太湖的一颗翡翠明珠。无锡园林有别于苏州的一大特点是寄山水于阁间，小巧玲珑之外，更是视野宽阔，有一抒之坦而后快的畅意。



阅读指南〔目录〕

（下集）

十二、太湖明珠，包孕吴越

十三、片言只语说无锡

十四、穿堂风徐徐吹散

十五、风吹草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十六、尾声——g小调40号奏起

十七、【附美篇】《名人望族——无锡杨氏》



（图：始建于1931年的北式古典结构的牌楼，斗拱连接，琉璃门头，上有郭沫若题“太湖佳绝处”字。此建筑非杨翰西1918年所筑“横云山庄”原物。）

无锡鼋头渚公园位于城区西南，太湖西北岸。因半岛巨石伸入湖中，迎波兀立，形似浮鼋翘首，故而得名。

民国5年(1916年)，无锡人杨翰西在充山西南麓购地4公顷，于民国7年开始兴建横云山庄，至民国25年中止。山庄内有奇秀阁、在山亭、松下清斋、涧阿小筑、花神庙、仁寿塔、澄澜堂、飞云阁、霞绮亭、阆风亭、诵芬堂、藕花深处、长春桥、云逗楼、涵万轩等景点建筑。民国16年，社会贤达王心如在充山南麓购地4.67公顷，兴建太湖别墅，有方寸桃源、松庐、七十二峰山馆、天倪阁、万浪桥、万方楼等景点建筑。别墅内齐眉路贯通各景点，并与横云山庄主道在后门相接。充山山麓除横云山庄、太湖别墅外，附近还有何辑伍别墅、蔡缄三退庐、郑明山郑园、陈仲言若圃等，形成了太湖开发建设最早的风景建筑群。虽系私园，但也免费对外开放。

抗日战争时期，杨翰西四子杨彦斌任伪无锡县长，组织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并将横云山庄改名为“横云公园”。抗战胜利后，山庄作为逆产被没收归公。建国后，无锡市人民政府接管，并成立“鼋头渚公园”。50年代初，王心如之子王昆仑将太湖别墅捐赠政府。1958年，又将七十二峰山馆、万方楼、天倪阁等七处划归公园，统一规划建设。1973年11月，建成“山辉川媚”门楼，园门从“太湖佳绝处”外移至新门楼。1974年8月，三山开放，在鼋头渚与三山之间以轮渡沟通。至1981年，鼋头渚公园占地面积为32公顷。

根据太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1982年6月，无锡市人民政府决定将鼋头渚大队划归公园，公园范围自宝界桥至鼋头渚，总面积达301公顷，实施统一规划建设，并统称为“具区胜境”。按规划，“具区胜境”有16个景点，计划分期建设，逐步实施，先将鼋渚春涛、万浪卷雪、藕花深处、充山隐秀、鹿顶迎晖、湖山真意、芦湾消夏、十里芳径、江南山村、中犊晨雾等10个景点列为第一期工程。1986年元旦，“鹿顶迎晖”等景点落成，同年，七十二峰山馆辟为王昆仑纪念馆，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公园新大门外移至充山，鼋头渚公园新老景区合成，游览面积扩大至130公顷。

公园绿化原来基础较好，山丘松、樟、栎、杨梅等次生混交林生长茂盛，横云山庄以先叶开花的日本大山樱为特色，现长春桥畔的樱花仍为著名景点。1988年又建中日樱花友谊林，面积近3公顷，植樱花1500余株，建有中日友谊碑亭等景点。经费由日本樱花友谊林全国实行委员会募集，每年有大批日本游客前来观赏。此外，雪松、枫香、桂花、黄连木、毛竹和巨大的苦槠、鸡爪槭、大王松等观赏植物，现已构成浓郁的景观，各游览区、景点则因地制宜，因景而异，形成丰富多样的绿化特色。1993年5月，太湖观赏植物园在区内成立。

鼋头渚公园三面环水，与中犊山、小箕山、大箕山、湖中三山、马山、拖山等互为对景，东有十二渚，西有十八湾，山外有山，湖中有湖，层峦叠翠，开合多变，湖光山色皆凝聚于鼋头渚，郭沫若所书“太湖佳绝处，毕竟在鼋头”的诗句，出现在横云公园的门头里。



杨翰西筑太湖鼋头渚诵芬堂

亭北是清芬屿。四面环水，上有宫殿式祠宇五间，原为祭杨宗濂（艺芳）的杨家祠堂。堂额“诵芬”，为李苦禅重书。

堂悬张正宇的“湖山春深”一额。

光禄祠现名“诵芬堂” 。1979年8月，由李苦禅重书堂额“诵芬” ，两侧取孙保圻颂蠡园之旧联，1981年由原省书协主席武中奇所书之联：

鸥侣无猜，四面云山谁作主？

鸱夷安在？五湖烟水独忘机。

此非“放之四海而皆准” 之联，下联之“鸱夷” 特指范蠡，”五湖” 虽指太湖，但蠡湖又名五里湖，也称小五湖，故此”五湖” 实指蠡湖。

1976年12月安徽赖少其书就楹联，悬于堂外檐廊两傍:

湖阔鱼龙跃；

山阴草木香。

“湖阔鱼龙跃” ， 使人联想起文征明的七律《太湖》中“天远洪涛翻日月，春寒泽国隐鱼龙。”的壮丽诗句。那汹涌澎湃之威势、波澜壮阔之意境、恢宏浪漫之气度，若非亲临太湖来领略，安知鱼龙隐跃之豪气。上联充满动态的阳刚之美，下联则愈显出静态的幽雅之丽。该联动静映衬，淡浓相宜，音韵抑扬顿挫，与湖光山色相得益彰。

堂后粉壁墙上，镶嵌清兵部尚书、湖广总督张之洞撰文，经筵讲官、户部尚书翁同龢篆盖书丹的《杨觉先及夫人侯氏墓志铭》碑。该碑计十通，原在惠山横街杨延俊祠堂，后该祠堂部分建筑被拆毁，为保护此碑，于2000年9月移于此壁。

杨觉先（1809~1859），名延俊，字吁尊，号菊仙，别号觉先。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官山东肥城知县。勤政爱民，邑境大治。任期曾修建书院，厚给膏火之资，士林感戴。在近现代，无锡杨氏作为名门望族，有许多名人皆为其后裔，如其子杨宗濂、杨宗瀚，为无锡民族工业的重要创始人，及其孙杨翰西等。

顾氏诵芬堂

无锡市学前街3号，是无锡虹桥湾顾氏家族重要的纪念性建筑，也是世纪文化老人顾毓琇先生的故居。 顾毓琇，无锡籍著名教育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是江泽民同志的老师，于2002年9月在美国逝世。

无锡虹桥湾顾氏支源出昆山，明天启六年，世居昆山华亭的顾鹤因周顺昌案牵连弃家携眷变名逃逸至无锡，赁居于蓉湖庄丁降里，其为虹桥湾顾氏迁锡始祖。清嘉庆年间，后代顾鸿逵认为兴族必须集居，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在无锡城中西南二图虹桥湾（今学前街东端南侧与中山路、鱼腥巷相邻处）购地造屋，当时有惟善、燕誉、亲仁三堂，顾鸿逵居惟善堂，大弟顾汾携四子居燕誉堂。顾毓琇的爷爷顾维桢即顾汾的长子。 　 1988年，顾毓琇为纪念母亲王镜苏（字诵芬）将故居更名为诵芬堂。诵芬堂原面积较大，后在拓宽中山路、学前街和鱼腥巷地块改造时拆掉了一部分，现尚存六开间五进，面积约400多平方米。顾毓琇从1902年出生至1916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之前，就在诵芬堂度过了他美好的童年和少年生活。据市文管会办公室的专家介绍，顾氏诵芬堂是典型的江南民居建筑，规模较大，白墙黛瓦，周边有华绎之、王禹卿、薛福成、钱钟书等名人故居和孔庙、学宫、圣公会十字堂、佛学会等历史遗存。

苏州雷允上诵芬堂

雷允上诵芬堂由清朝名医雷大升创办

雷大升，字允上，号南山。

1696年（清康熙三十五）四月二十六戊时，雷允上诞生。雷允上年幼的时候，就已经丧父，因此家境贫寒，年纪稍微大些的时候就开始发奋读书，博学广览，尤酷爱读医药书籍，但因孤贫，十九岁时入赘毛氏，当了上门女婿。

1714年，毛氏夫人去世，无子。因夫人因病去世，雷大升深切体会到疾病给人间所带来的疾苦，于1715年开始弃儒从医。

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吴门名医雷大升在苏州阊门内专诸巷天库前周王庙弄口，开设了诵芬堂老药铺，始创雷允上药业。雷大升著有《金匮辨证》《要症方略》《经病方论》《丹丸方论》等典籍。由“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自古人文荟萃，千百年来，形成了灿烂的吴文化，吴门医派即是吴文化的精华之一。吴门医派及其创立的“温病学说”在中国中医药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章，享有无可替代的显赫地位。

1736年 (清乾隆元年)，雷允上医名挂牌行医设诊所于诵芬堂内，集医药于一处经营四十五年之久。在其行医卖药的生涯中，民众把雷允上医名和诵芬堂铺名连称为雷允上诵芬堂。

由于医术高明，治病有方，于是“雷允上”名声遍闻苏州，蜚声杏林。

清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天国进攻苏州。雷氏家族不得以将店迁至上海法租界兴圣街（今新北门永胜路）京江弄口开设了“雷诵芬堂申号”药铺。后太平军败退，雷氏家族重返故里，并在原址重新开设了“诵芬堂”药铺，但上海的“雷诵芬堂申号”药铺仍就保留，由此形成了以苏州为总号，上海为分号的雷允上诵芬堂药铺局面。

民国十一年（1922年）雷允上已发展成拥有十几个门类，几百个品种的庞大的中成药体系，与北京同仁堂齐名于海内外，时有“南有雷允上，北有同仁堂”之说，其商标“九芝图”成为我国最早的注册商标之一。

雷允上后人誓死保方，诵芬堂牌匾糟日方掠夺。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商人对六神丸的配方觊觎已久，不惜以王牌货“仁丹”的配方做交换，为保护祖传秘方，雷允上后人拒绝了日本商人的利诱。利诱无果后，日本人变本加厉，日本兵强行关闭雷允上诵芬堂，并对雷允上后人实施迫害。最终雷氏后人不畏迫害，才得以保全了六神丸秘方，日本人一气之下只能将雷允上诵芬堂牌匾抢到了日本。

雷允上抗日施药，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笔。抗日战争时期，雷允上六神丸治愈和拯救了大量新四军伤员。原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的交通员钱芬老人，想起抗战时期的岁月总是念叨这句话，而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的部分事迹取材于钱芬老人。据钱老介绍，抗战时期她是陈毅司令员身边的一名交通员，负责联络传递各个游击区之间的情报工作。据钱老回忆，当时有很多新四军伤员在常熟沙家浜游击区接受治疗和养伤，由于当时条件艰苦和国民党政府的限制，游击区的药品非常匮乏。

虽然上海地下工作者从上海暗中运送医生到沙家浜为伤员治病，但是游击区却面临着有医无药的难题，大量新四军伤员生命岌岌可危。得知消息后，雷允上暗中向新四军提供大量药品，其中就主要包括六神丸，受了枪伤的战士用了六神丸，2天就能消除炎症，伤口很快就能愈合，如果没有六神丸，会牺牲更多的新四军战士。钱老每提此事，总是难抑激动之情，似乎事情就发生在昨天，让人记忆犹新。雷氏家族传人捐赠珍贵家族资料给苏州雷允上药业。

于康熙元年的苏州雷允上药业，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三百年国药品牌，其祖先传下的九芝图商标是中国著名商标。作为苏州雷允上分支的上海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的前身是上海市药材公司，在它的发展历史上形成了“雷氏”“神象”“黄浦”“双鹤”“常春”等一系列的知名品牌，对祖国中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雷氏家族传人雷家鳌2016年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了许多雷允上的珍贵资料，包括雷氏族谱、“雷允上三世孙兄弟四人共同制定利润分配方案”等14份资料。对于到底该将家族资料交给苏州还是上海，他曾一度纠结。

上海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2020年来，公司及其品牌先后获得中国百年中药老企业。后又成立上海市雷允上中药饮片厂。

时至今日，雷大升的后人们励精图治和诸多精英，把国企持股的雷允上药业已经发展成一家集科研，生产，为一体的综合型企业。

下设：

江苏雷允上诵芬堂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雷大升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雷南山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静安寺雷允上药城。

上海雷允上中药饮片厂。

苏州雷允上吴门国医药馆有限公司。

苏州雷允上国药连锁总店有限公司。

苏州雷允上茶饮有限公司。

苏州雷允上健康养生有限公司。

苏州雷允上成药经营有限公司等企业。

为社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了服务于申城及全国旅游的百姓需求，同时在上海设立了苏州雷允上茶饮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拓展雷允上茶饮连锁规模化发展。以优质的滋补佳品，以地道的土特产品，以健康茶饮连锁店，以品鉴模式服务沪上广大人群！相信不久的将来雷允上将会以核心严谨的产品质量赢得更广泛的赞誉和信赖。



管社山庄与杨祠

处在窝居的年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需要用平衡的方法来弥补心理精神的压抑，于是，出城郊游、度假、聚餐成了一种时髦。而与梅园一道相隔的管社山庄，不失为绝佳之处，在这里可以赏万倾荷花，登驻美亭能远眺万倾太湖，山不在高，有水则灵。

古木茂盛郁郁葱葱，杨家祠宅更衬人文历史之氛围。一座座墓碑上的名字，都是一段段曲折的历史故事，它印记着逝者平凡而辉煌的过去，一生悲欢离合之后，在此长眠不休，故事将延续，不朽的精神将使后人代代铭记。

大部分游客都知道梅园是荣氏家族的私家园林，但无锡的名门望族不止有荣氏兄弟，在无锡，近代最早的名门是北门（今胜利门）旗杆下杨氏，而这个管社山庄正是由杨氏族人杨翰西一手投资修建的。

以前这里古庙殿宇倾圮，神像凋残，1916年3月，杨翰西在管社山重建万顷堂，为民国初年无锡一大盛事。其时荣氏梅园已初创，鼋头渚的横云山庄尚未建成。

1916年10月，袁世凯二公子雨游太湖撰作：几席三山，万倾波涛疑海上，湖天一阁，重阳风雨是江南。

管社山历史上的传说太多，真正史书有载的，源自明末清初的杨紫渊(1674～1736)。他是国变时来此隐居的，自号管社山人。但他又不是传统观念里只会吟诗画画的文人。“先生性刚直，乐善好施与，每布袍草履，与渔樵为伍。膂力尤绝人，尝与此诛太湖巨盗，然平素未尝言武事也。”相传他的武器是两条重五六十斤的铁鞭。这铁鞭有说存在鼋头渚广福寺里，更奇的传说是还留在刚刚从这里迁走的一户杨姓后人家里。民国早年的杂志上，刊登过杨紫渊墓的照片，但2013年这次整修中却没有找到墓地。

如今挂着管社山庄牌匾的，是一处仿清代官署的建筑群。也是杨翰西等杨氏后人在1915年修建的。彩画斑斓、富丽堂皇。高大巍峨，北派风格。当地人传说这是与杨家后人长期在北京做大官有关。当然这个官人指杨味云先生，但这个杨祠确切地说，最初原祠并非按置真正意义上的旗杆下杨氏先人，而是一个叫杨紫渊的另一支杨氏族人。

杨家祠堂

管社山庄是杨家的家祠，经杨翰西改造之后，杨紫渊祠附近增添了旗杆下杨氏的墓碑。今日的杨祠已经蕴含了无锡名门杨氏的许多人文历史内容，背后山坡上，排布着七座杨氏坟茔。兹举几位：曾任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的杨味云，杨味云小妹妹杨令茀，儿子杨通谊、儿媳荣漱仁(荣德生六女儿)夫妇，杨味云女儿名票友杨景晖。单是提及杨令茀给希特勒所购画作上题写讽刺诗的轶事，便足够令人回味多时了。

杨翰西

杨味云的堂弟杨翰西（1877—1957）年，杨宗濂之子，杨通谊的堂叔，在无锡沦陷时未及离开故土，最终被日伪从南方泉搜出，并威胁其担任“维持会长”因而遗恨终身，但如果全面看待其人，有几点，我们是不能忘记的。杨翰西是发展无锡公益事业的先驱者之一，他十分重视无锡的公益事业和教育事业，对诸子孙均予新式教育，予以出洋留学。1909年，杨翰西为纪念父亲杨宗濂（艺芳）创办了艺芳小学。1916年遵艺芳公兴学遗命，以三千金附义庄，建杨氏小学，建校舍于永定桥下。1918 年选置南渎山后鼋头渚山地六十亩，初建“横云”置办花木植果试验场，著有《鼋渚艺植录》，后又以六千元建小学于纱厂附近，1918年又创办了广勤小学，该校有党的地下组织，从没有发生过肃共、铲共活动。1931年“九•一八”后到1937年11月25日前，该校有10多位革命者奔赴抗日前线，成为我党、我军的骨干，如杨增（曾任无锡市副市长、政协副主席）、尤旭（原江苏省对外贸易厅厅长、党委书记)、 沈云章（原20军副政委）、项远（原第四军医大学训练部政委）。1923 年又一次扩建了鼋头渚公园。1927年在惠山忍草庵头建“仁寿斋”为 养病之公益场所。1931年秋因见南犊山山民子弟就学困难，设周城小学于鼋头渚后山。1933年他又更新了无锡救火会设备，再次扩建了鼋头渚景点水码头，建横云山庄并于鼋头渚“涵虚亭”左坡上增建主厅，厅右山崖旁建有霞倚亭，并自撰“霞倚亭记”，又在光禄祠及其祠后的谢亭，题写匾额“诵芬堂”，改建横云山庄大门，门额题“山辉川媚” 并筑长春桥，广植樱花成长春樱堤等等，使鼋头渚风景区蔚成大观。今年1月，中央电视台《走进无锡》节目中播放无锡风光专题片时，还提到了杨翰西曾筹集重金为鼋头渚公园的创建做出了贡献。值得一提的是杨翰西还开创了无锡公益事业的管理制度，如：鼋头渚灯塔点火管理规则;游览规则，以及树木修剪、馆舍维护、巡察安检、灭火等皆成制度，并将管理委员名单具文呈报县府立案。

杨翰西还是无锡近代著名实业家。1905年他被保举为道员，1913年接管并经营其参与创建的父辈的业勤纱厂，1917年又创办广勤纱厂、肥皂厂、广勤丝厂、广勤茧厂，生产惠泉水啤酒，开办了钱庄、银行、典当，参与了修建铁路、公路、桥梁、植树、水利、自来水、商掉、堆栈、机器铸造业，并创办了无锡最早的电话公司，电报公司、电灯厂、广业垦殖公司、润丰搾油公司、协新机械制造公司等，均担任董事长、总经理。他长期主持了无锡商会，并担任会长，同时又和堂兄北洋政府财政部长子杨寿枬一起把无锡辟为商埠。

杨令茀

称为杨家八妹的杨令茀（1887—1978)，出生于无锡大成巷老宅，是杨宗济第八女儿。也是无锡籍杨氏的著名才女，青年时期就读于上海，毕业于务本女中，接受新学的教育。曾受女侠秋瑾影响较深，先后师从吴观岱习画，又从林琴南习文，诗画俱佳。年方二十画艺已与齐白石齐名，1914年受廉南湖举荐人故宫临摹历代名画。1927年应邀到沈阳故宫博物馆工作，并将自己临摹的近百幅历代帝王画像在馆中展出。后兼任东北特区美术学校校长。日本侵占东北后，她拒绝侵略者的拉拢，辞去所有职务。1936年赴加拿大温哥华参加画展，第二年侨居美国，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太平洋大学、华盛顿大学敖授绘画和中文30余年。1965年退休后卜居加州卡麦尔城，开设杨令卅茀画院。1972年她写信托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转给周恩来总理，表白她思念祖国，归国定居的愿忘。后由我驻加大使转告，同意她国定居，但因文革原因而迟迟未能成行。

1978年杨令茀逝世于美国。在封建社会，婚姻都是父母作主，杨令茀无法违抗父母为她私定的婚姻对象，意志坚定，思想独立，追求自由之向往，她毅然背弃短暂的婚姻，寻找人生理想的生活。尔后，她终身未嫁。其侄杨通谊遵照她生前遗嘱，将其珍藏的文物、书画，分别捐赠给北京故宫博物馆和家乡无锡市博物馆。

侄子杨通谊成为当然继承人，在中美尚未建交之际，美方坚持要先缴3万美元遗产税才允许取回这批遗物，杨通谊不顾年迈从1980年起先后四次赴美，娴熟地运用法律，终于了却了杨令茀的遗愿。他还为杨令茀在无锡管社山庄建造了墓地，又请刘海粟题写了碑名，墓碑驻于杨祠傍，并将留给他的10万美元遗产全部捐给了“杨令茀教育基金会”，杨通谊的义举是他人生美德的体现，受到了社会公众的好评。

值得一提的是，杨通谊的父亲杨寿枬（杨味云）曾任北洋政府的财政部次长，而杨通谊的七个子女中有一个在台湾任“经济部”的次长和政务委员，这就是他五儿杨世缄。这杨世缄也是个富有爱国心的伟男子，2000年当搞台独的民进党上台的当天，杨世缄便辞去了政府职务，在海峡两岸传为美谈，他现在正在无锡新区投资华扬科技园，每年可为无锡增加60亿美元的GDP，受到省市领导的会见，为故乡台资高地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学前留芳人才济

进士弄里书卷馨

鸿山杨氏从寺头迁城后，分别聚散于北门旗杆下、学前街、留芳声巷。而留芳声巷有着杨氏的许多故事。

杨钟琳 (1868-1937)近代官吏。珍甫，无锡县城人。光绪庚寅与弟钟钰同科秀才。次年，同补增贡生。光绪末，助办浙江海宁海塘工程，又往山东龙口助办商埠，绘图划界，设警署维持治安，立银行活跃经济，通航轮繁荣市场，并受委办理黄龙二口税务，后在吉林省财政任职，又曾任南昌烟酒公卖局职，及办皖江盐务。工诗，擅骈文。子荫溥，经济学家，次子荫浏，音乐家。弟钟钰，字章甫，慈善家，曾编印《寰球名人德育嘉话》，倡导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又与蔡缄三校印余莲村《得一录》，内多叙公益义举及其规章。又与杨味云（寿坍）合编《治平统鉴》四册，亦为修身进德利人济物的劝善书籍。（《无锡名人辞典》第126页）

杨荫杭（1878—1945）出身于无锡的一户贫寒的书香门第，自幼就受到祖父和父亲的严格教育。1895年入读天津中西学堂。1897年考入南洋公学读书。1899年被学校送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1902年日本东京专门学校（今早稻田大学）本科毕业。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7月在早稻田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后赴美留学。1910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1910年在北京家法政学校授课。1911年辛亥革命后，经张謇推荐，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1916年被任命为京师高等检察厅长。杨荫杭主张司法独立，1917年5月调查津浦铁路管理局租车购车舞弊案时，曾传讯交通总长许世英，轰动一时。

1919年辞职回无锡老家。1920年移居上海，任《申报》副总编兼主笔。1923年迁居苏州，任开业律师和自由评论家。1937年迁居上海法租界，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上海私立大同大学教书。

1945年在苏州中风去世。

杨荫杭是中国近代史上进步学者、法学家。他的兄弟姊妹共六人，他排行第三。大姐出嫁不久即因患肺病去世。大哥在武备学校学习，因试炮失事而死。最小的弟弟杨荫樾留美回国后也因肺病去世。

二妹杨荫枌、三妹杨荫榆都比杨荫杭小，出嫁后都与娘家断绝了关系。

杨荫杭青年时考入北洋大学（天津中西学堂，现天津大学），当时北洋大学由外国人把持，部分学生因对伙食不满掀起学潮，外国人开除了一名带头闹事者。杨荫杭并未参与，但他看到许多学生慑于外人淫威，噤若寒蝉，愤而挺身说：“还有我！”遂亦遭开除。1897年考入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翌年因成绩优秀而获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之资格，在那里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1901年，杨荫杭利用暑假回锡探亲的机会，在无锡鼓动一批进步青年组织励志学会，入会者有40余人，公推裘廷梁为会长，秦鼎臣、俞仲还为副会长。他们在埃实学堂以讲授新知识为名，宣传反清革命。1902年，杨荫杭在日本学校毕业，回国后在上海《时事新报》担任编辑，同时在澄衷学校、务本女校教课，并经常在《大陆月刊》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革命。他还到无锡与留日同学蔡文森等人组织理化研究会，聘请另一位日本教师教授自然科学。他让他的两个妹妹杨荫榆等人参加研究会学习，这对当时的封建礼教无异是一种挑战。加上他不拜祖宗，不敬鬼神，因而被封建士绅视为大逆不道。经过杨荫杭在家乡无锡的两次活动，播下了一批反清革命火种。后来一些励志学会会员和理化研究会会员加入了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的无锡光复活动。

杨荫杭的革命活动受到了清廷的注意，准备将他缉捕入狱。他不得不在1906年再度出国，到美国法律学校学习法律。这时，他对西方的民主法治有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幻想。幻想用西方的民主法治来改良腐朽透顶的专制制度，挽救贫穷落后的中国。他在法律学校时，努力学习，毕业时所作的硕士论文《日本商法》，受到了导师的赞赏，被收入这所大学的法学丛书。杨荫杭抱着以法治国的幻想于辛亥革命前夕回—到了祖国，经清末状元张謇的推荐在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不久他就辞职南归，在上海中报馆担任编辑并从事律师事务，发起创立了上海律师公会。辛亥革命成功后，杨荫杭再经张謇推荐，就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之职。在任职期间他秉公执法，不阿不谀。当时，有一个权势显赫的军阀到了上海，一些官员和士绅联名在报纸上刊登欢迎词，他们事先并未征得杨荫杭的同意，就将他的名字列入其中。他见报后很生气，立即在报上发表声明，他并没有对这个军阀有欢迎之意。当时有人笑他不识时务。他说： “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杨荫杭担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不久，北洋政府有“本省人不能担任本省官职”的决定，因而他被调到浙江省，仍任高等审判厅长之职。到浙江后，他不畏权贵，不徇私情，严于执法。当时浙江有一个恶霸，自恃与该省督军有裙带关系，在乡里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甚至行凶杀人。被害人家属上诉，地方法院审理后呈报省厅，杨荫杭提笔判处这一恶霸死刑，浙江省省长屈映光出面说情，要求杨荫抗予以减刑，杨回答： “杀人偿命，不能宽宥。”屈映光以势相压，杨声称司法独立，不予理睬。屈映光便向当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告状，幸亏当时任袁世凯机要秘书的张一麐与杨荫杭是同窗好友，从中说项，袁世凯才亲笔批了“此是好人” 并于1915年将杨荫杭调到北京了事。不久，袁世凯倒台，黎元洪执政，杨荫杭被任命为京师高等检察厅长。 这时，他已经看透了当时军阀政府的专制、腐朽与横暴，认识到所谓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但他仍然刚正不阿。后来，有人揭发总长许世英贪污受贿，杨荫杭派人查实后，下令将许扣押。一时在北京掀起轩然大波，政府要人纷纷向杨说情，要求特许保释。杨认为，任何人犯法均需追究，绝不能象封建时代那样“刑不上大夫”。北洋政府出面干预，他仍坚定立场，毫不让步。从而被北洋政府停职审查。

杨荫抗愤而离京南下，回到家乡无锡，因忧愤交加，重病一场。病愈后被上海申报报社聘任为副编辑长，并重操律师旧业，他曾愤激地说，如今世界上只有两种职业可做，一是医生，二是律师。他做律师时专门为人鸣不平，申诉冤情，面对于那些违法犯罪分子，则无论其职位多高，权势多大，酬金多厚，一律不予受理。1929年中，一家银行保险库内巨款失窃，明明是银行经理监守自盗，却诬告两位管库职工所为。杨荫杭知道后十分气愤，义务为这两位职工出庭辩护。有一个驻外领事高瑛私贩鸦片，案情败露，他想请杨荫杭为他辩护，派秘书陈某再三上门要求，并许以重金相酬，杨坚决不予受理。

旧政府的司法部门与所有官府一样，黑暗腐败，贪污受贿成风。有一个法官在开庭时总要带着一把装满了酒的茶壶，喝酒审案。杨荫抗十分气愤，他同另一位有正义感的律师陆棣成，联名向司法总长写了一个呈文，要求撤换这个酒醉糊涂的法官。后来，上海地方法院调来一个院长，经了解，这人曾在美国因为伪造支票而被判过徒刑。于是杨荫杭更加看透旧政府的腐朽；所谓法律，不过是统治阶级用以捆绑人民群众的绳索而已。他那以法治国的幻想也就彻底破灭了。于是，他在处理律师事务之暇，除继续为报刊撰写一些文章外，乃寄情于研究音韵学和古钱币以及印度、缅甸等邻国的文字。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荫杭不再做律师，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诗经》，他仇视日本侵略者，痛恨认贼作父的汉奸，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一个已经投降日寇的朋友，蔑视地走了开去，那个汉奸后来对人说，杨荫杭目中无人。

上海沦陷期间，杨荫杭除教书外，潜心研究音韵学。他认为《诗经》一书，可算是古代的一部音韵谱，有着很美的节奏。于是他将《诗经》逐字逐句地加注音韵。接着，他又将屈原的《离骚》加注音韵，后来还将两本音韵注文合成一书，题名《诗骚体韵》。可惜，这本被人称之为“绝学”的著作，在他生前未能出版，在他逝世后连手稿也散佚了。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杨荫杭因脑溢血逝世， 终年67岁。

杨荫杭译载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穆勒的《自由原论》、《代议政府》等资产阶级启蒙著作，介绍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编译发行了《波兰衰亡战史》等，出版了《明治历史》、《日本维新活动历史》、 《最近俄罗斯政治史》、《美国独立史》以及《近世政治史》、《近世外交史》等资产阶级革命与资本主义发展等方面的译书。对于启发中国青年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提醒人们警惕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了一定作用。其作品被辑为《老圃遗文辑》。

创办杂志他在日本时受到孙中山、黄兴等人的革命影响，于1900年春和一批留日学生成立了励志会，从事反清活动。同年，与励志会会员杨廷栋、雷奋等人创办期刊《译书汇编》月刊。这是留学生创办最早的杂志，大量销往上海苏州等地。

杨荫榆（1884—1938）无锡学前街留芳声巷人，中国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一生坎坷，早年不幸的婚姻使得她终生未再嫁。很多时候，我们从教课书《纪念刘和珍君》里熟知了这位女校长。随着时代的迁变，在开放的今天，各种资料的推砌，终于全方位的展示了昔日女校长的人生遇境，爱国者杨荫榆原来并非那么呆板愚昧，她怀着一颗倔强的爱国心，徒死在日本侵略者的枪口下，这是杨荫榆的人性光辉，也是她一生的闪光之处。鲜血的代价，历史必须铭刻。这是杨氏族人的做人之道，也是杨氏家训的必然结果，值得后人崇敬。

杨荫溥（1898—1966）杨钟琳长子，金融学家。早年就读无锡第二高等小学，191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1920年7月清华大学毕业，公费选送美国留学，1923年7月获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25年9月学成回国，先后任上海光华大学商科副教授，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教授兼工商管理系主任、教务主任、代理院长，同时兼任国立劳动大学、暨南大学、上海法学院教授，讲授中国金融和经济学课程。1931年任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南京分行经理，1934年调任总行总务处长，后又兼任总行储蓄部经理和经济研究室主任。还兼任中央大学法学院、上海交大管理学院教授及光华大学商学院院长等职。1936年被国民政府外交部委任为驻日内瓦中国国际联盟办事处经济专员。1941年1月回国后，历任邮政储金汇业局首席秘书兼经济研究部主任、总务处长、“四联总处”秘书和银行人员训练所教育长。1942年任国民党中宣部党报社论委员会委员，兼任重庆大学商学院、复旦大学商学院、中央大学等校教授。1945年起，历任中央信托局储蓄处经理、上海证券交易所协理、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和金融日报社社长、上海光华大学商学院教授等职。 解放后，任上海财经学院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50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一生主要从事财政方面的教育与研究工作，著有《中国金融论》、《中国交易所论》、《上海金融组织概要》等。1966年逝世。

杨荫浏（1899—1984）

杨荫浏先生是公认的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奠基者。在宗教音乐研究领域，他更是当之无愧的开路先锋。他对无锡道教音乐、青城山道教音乐、中国基督教圣乐、北京智化寺音乐、西安鼓乐、五台山寺庙音乐、湖南宗教音乐等都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时至今日，中国宗教音乐的研究者们，无论是在道教音乐、佛教音乐等传统音乐方面，还是在基督教圣乐方面，都无法绕开杨先生的研究成就。

1899年11月10日 ( 光绪三十五年十月初八 ) 出生在江苏无锡，祖父辈 “ 以教读游幕为业 ” 。

无锡杨氏名人辈出：杨荫杭（杨绛的父亲）、杨荫榆与其同族同辈，母亲钱淑珍是钱基博（钱钟书的父亲）的叔伯姊妹，兄长杨荫溥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杨荫浏 先生的小儿子杨国桢先生曾回忆：“ 老家的大堂并排停放八匹马后还可以留下过人的通道，悬挂有李鸿章书写的匾额 ‘ 怡清堂 ’ ，另有袁世凯题写的匾额。 ”

杨荫浏6岁入私塾接受中国传统教育 , 通习中国文史及诗词 , 包括十三经、唐诗及《纲鉴易知录》等 ,12 岁进入无锡县立东林小学读高小，16岁毕业后再读私塾一年，补读《易经》、《诗经》等古籍，读完其父规定的161 本经史诗词。此后，先后在无锡第三师范学校、无锡辅仁中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等学校就读，在光华大学因“家贫，未能毕业” ，但那时他已是26岁的青年。纵观杨荫浏先生的整个青少年时代，他一直受着系统而良好的中西方文化教育，中文和英文基础都极为坚实，这为他日后从事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和编译西方圣乐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杨荫浏先生与宗教音乐的结缘自孩童时代就开始了，他的启蒙老师是一位名叫颖泉的小道士。六七岁时，家里长辈因为怕孩子们沾染社会上的不良习惯，不让他和哥哥荫溥出大门戏玩，于是便容许颖泉每日傍晚来和他们玩耍，教他们学习乐器，并抄录工尺谱本民间器乐曲。11岁时，因颍泉转到城外道院，音乐学习中断。后来有一班道士来他家做法事，兄弟俩就向他们请教乐器演奏，道士们推荐了技艺最好的阿炳教他们。这样，杨荫浏又向阿炳学习弹奏琵琶和三弦。但因其父不喜欢阿炳，认为他没有礼貌，处事随便，不如颖泉老成可靠，一年之后，便通过亲戚介绍，转到昆曲名家、“天韵社” 社长吴畹卿先生那里学习昆曲。

昆剧有戏剧鼻祖之说。

杨先生与道教音乐家和民间吹鼓手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在离开无锡之前，他不仅抄录了十番锣鼓和十番鼓的乐谱，而且还时常参加他们的演出。旧社会民间俗称“王八戏子吹鼓手” ，从书礼家庭走出来的杨荫浏对这些地位低下的 “ 伙居道 ” 和民间吹鼓手不仅没有丝毫轻视，反倒非常敬重他们。有一次，一个美国人想听中国传统音乐，杨荫浏去无锡乡间请了几位道人，在公园演奏梵音锣鼓。他的朋友对此很不解，为什么要弄 “ 道士拜忏 ” 给外国人听？他回答：“道教是地道的中国宗教，道教的音乐是典型的中国民间音乐…… 我请来的几个道人都是高手。”果然，那次演奏非常成功。

1937 年，杨先生回无锡度假期间，经友人协助，搜集苏南民间音乐数十本进行研究，这是他第一次对道教音乐进行有意识的搜集、整理。1942年，他首次接触到全真教音乐。那年暑假，他应邀赴四川青城山避暑，住常道观，从一青年道士处采录到道教音乐九首。据说该道士能唱诵有音调的赞歌百余首，词见《道藏辑要》中的《全真正韵》一书，音调全凭口授。后因观主阻拦，未能采录更多。对于这个遗憾，多年以后杨先生仍耿耿于怀。

因为一曲闻名天下的《二泉映月》，瞎子阿炳与杨荫浏的关系一直备受人们关注。杨先生在《阿炳小传》中写到：“我个人除了在听众中间听过他几次演奏之外，和他曾经发生过几次比较密切的关系。” 第一次是1911年，年幼的杨荫浏跟阿炳学习三弦和琵琶一些曲调的弹法，前后约一年时间；第二次在1937年春，阿炳向杨荫浏请教，要杨拨着他的手指，“使他在琵琶上摸索到‘将军令’曲中‘撤鼓’的弹奏方法”；第三次是1947年，杨荫浏请阿炳旁听为其他道友组织排练的十番锣鼓；最后一次就是1950年，杨荫浏和表妹曹安和一道，为阿炳采录《二泉印月》等6首曲子，录完后两人又合奏“三六” 。阿炳对杨荫浏的影响可能不及颖泉及朱勤甫等人，但却是因为杨荫浏，才使阿炳这位苦难的民间艺人和他的不朽作品不致于湮没在无锡旧街头的泥尘中。

如果说道教音乐已经融入杨荫浏的血脉的话，那么基督教圣乐则是他另一种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这方面，他的引路人是美籍基督教传教士郝路义（ Louise Strong Hammand ）女士。郝路义来自音乐世家，她的弟弟是郝氏电风琴的发明者。她喜欢中国文学，还能做旧体诗，在传道时见到小小年纪的杨荫浏能吹笛弄萧，便教他英文、钢琴、视唱等，后来又教和声、对位、复调等作曲法，杨荫浏则教她吹笙、昆曲及音韵学，两人互教互学，成为忘年之交。杨先生曾说：“ 她很喜欢我…… 我曾称她为‘干妈’…… 她是想把我培养成宗教音乐家。”

郝路义的教授为日后杨荫浏在基督教赞美诗编纂及翻译方面作出贡献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920年，杨荫浏加入中华基督教圣公会，成为基督徒。 1928 年 , 中华基督教圣公会决定编辑出版一本为全国各地圣公会通用的赞美诗 , 杨荫浏经郝路义推荐 , 被聘为专职委员。他很重视这份工作 , 作了不少认真的准备 , 通读了新旧约圣经 , 同时兼读了圣经注释并且时加摘录。他还先后奔赴南京、杭州等地，经过两三年的努力，辑成《颂主诗集》一册。

同年，中华基督教会、中华圣公会、美以美会、华北公理会、华东浸礼会和监理会等6个基督教宗派决定联合编辑一本可通用的《圣诗集》，并成立了“六公会联合圣歌编辑委员会” ，杨荫浏被推举为总干事。1936 年，《普天颂赞》圣诗集出版，收有曲调 548 首，其中杨荫浏与刘廷芳合作翻译、修订210首，而这210首中，由杨先生自己单独翻译的竟达 150 首之多。另外，他还独自作曲15首，作词7 首，并撰写了《普天颂赞》数字谱（即简谱）“序” 。为了配合此诗集的编辑，自1934年起，由刘廷芳任主编、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出版的宗教月刊《真理与生命》开辟了宗教音乐理论专栏《圣歌与圣乐》，主要讨论圣诗集的遴选、翻译、和声、词曲编配等问题，在大约 3 年的编辑过程中，杨先生陆续将自己对基督教圣乐的心得和研究写成文章，其中多数发表在《真理与生命》上。

杨荫浏先生自身深厚的文学修养和音乐素养与其真诚的宗教情感相结合，创作出许多优秀的圣诗作品。至今，由其谱写及改编的赞美诗仍有许多在中国各地的基督教会中经常颂唱。可以说，有华人基督徒的地方，就有《普天颂赞》存在！20 世纪80年代以后，杨先生被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所属的“中国基督教圣诗委员会”聘为顾问，指导修订《赞美诗新编》，这本圣诗集自1983年出版以来，一直是国内基督教会和广大信众的必备书籍。

相对于在童年时期就浸润其中的道教音乐和基督教音乐而言，杨荫浏先生对佛教音乐的接触比较晚，但他在这方面的开创性成就却绝对不可小觑。

1953年，时任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副所长的杨先生考察了智化寺京音乐，其研究成果以油印本的形式刊印了两本采访记录 —— 《智化寺京音乐（一）、（二）》和《智化寺京音乐（三）》。考察了智化寺的历史及其音乐传统、擅长京音乐的僧人、曲调、乐谱、宫调、乐器、曲牌名称等诸多问题，对智化寺音乐进行了历史及音乐形态学的初步研究。迄今，这两本采访记录仍是智化寺京音乐研究最权威的参考资料。

1956 年，杨荫浏率领由民族音乐研究所和湖南省文化局联合组成的采访队，对湖南民间音乐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普查，采访了44个县。这次普查详细记录了当时湖南宗教音乐的基本情况，具有很高的历史学术价值；同时， “ 不但为当时刚刚正式起步的中国音乐学树立了一个田野工作的示范，也为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民歌集成》和《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在全国范围内的搜集、整理、编撰工作，提供了一个高质量的、可操作性极强的样板 ” 。其考察成果涉及佛教音乐（包括禅门音乐、应门音乐和民间佛曲）、道教音乐、师教（巫教）音乐、儒教音乐等四个方面。1956年，杨先生又根据对湖南双峰县佛教居士林释隐莲的采访，写了《佛教禅宗水陆中所用的音乐》（油印稿），考察了佛教水陆法会音乐的基本情况。

1961年5月10日 ，杨荫浏先生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如何对待我国的宗教音乐》，曲折地为宗教音乐争取一丝存留的机会。他提醒人们要注意宗教音乐的复杂性。 “…… 宫廷音乐和宗教音乐，虽然就其应用的阶级目的而言，主要是坏的，但其中特别是曲调的部分，却还含有一部分精华，应该特别把它剔造出来，以之归还人民。”“ 寺院音乐中非但有许多民间音乐可以供我们采用，即使某些在今天不能直接采用的东西，也还有一部分价值。” 即使对于“我们无产阶级”来说是“无可救药”了的“坏东西” ，作为一个音乐学家，也还是“记录下来比不记录下来好” 。今天我们重读杨先生这篇文章的时候，字里行间，仍然可以体会到当时当日他的良苦用心。晚年以后的杨荫浏，对宗教音乐谈得并不多，但他还是强调自己是个“宗教音乐家” 。

1984 年，85岁高龄的杨荫浏先生去世。生前，他未能看到中国宗教音乐研究的复苏。如今，20多年过去了，宗教音乐的保护与研究已取得了喜人的成就。而且，随着国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的实施，包括五台山佛乐、智化寺京音乐、千山寺庙音乐、天宁寺梵呗唱诵、鱼山梵呗、大相国寺梵乐、玄妙观道教音乐、武当山宫观道乐等在内的一大批宗教音乐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其研究和保护也已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境地。

这些，足以告慰先生的英灵了吧！

对于语言音乐学，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奠基者杨荫浏来说，他认为中国古典诗词从诗经、楚辞以及唐诗、宋词、元曲等，无论从诗句的字数，还是韵律、格律都有其严格的规则，因此在进行古诗词歌曲创作的时候，就必须按照古典诗词的这些语言特点来创作歌曲的旋律、节奏与分句。研究成果将为作曲家如何创作古诗词艺术歌曲提供理论依据。对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演绎提供语言学方面的理论依据。

平仄声调之美属于旋律美，而平仄声调的旋律美，并非律句独有，拗句也有，只是二者的旋律美风格不同而已。对此周振甫先生在《诗词例话》里作过精辟的论述：律句“流美婉转”，而拗句“刚健沉着”，龙榆生在《词曲概论论平仄四声在词曲结构上的安排和作用》里指出：平仄相间的律句“和谐”、“谐婉”；多仄的拗句“拗怒”，多平声的拗句是“低抑”的“凄调”。“和谐”、“谐婉”与“流美婉转”是相通的，“拗怒”、“低抑”与“刚健沉着”是一个意思。

律句的“流美婉转”和拗句的“刚健沉着”，都能在平仄的抑扬以及“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法则里得到合理的解释。

音高是旋律美的第一要素，但最重要的不是它们的绝对音高，而是声音的进行方向。因为曲调、声调的绝对音高是可变的，而它们的进行方向却不会因此而改变；例如一首曲子，可以唱成A调，也可以唱成D调或E调，但它们的旋律进行方向是不会改变。同样一句话重复说几遍，可以一遍比一遍高，而各个声调线内部的抑扬起伏的方向也是不会改变的。

“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合理内核，音乐家杨荫浏和阴法鲁早就从歌词配曲的角度有所察觉，他们在《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一书里指出：

……我们可以说，姜白石的字调系统是道道地地的“平、仄”系统，而不是四声系统，歌唱的高低，也与后来江南的平、仄系统相同，是仄声〔上、去、入〕高而平声低。

在实际应用时，所谓“高、低”并不是绝对的音高而言，而是指向高上行或向低下行的两种不同的进行方向而言。例如，“仄仄”所成之逗，并不是配上两个同度的高音，而是配上几个从低向高的音列；同样“平平”二字所成之逗，也不是配上两个同度的低音，而是配上几个从高向低的音列。



杨荫浏与《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后人可能推翻他，但没法超越他。”

当时有人批评邓丽君是“靡靡之音”，是“资产阶级”，杨先生说：“邓丽君才不是资产阶级呢！交响乐、歌剧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资产阶级瞧不起邓丽君这样的东西，我们怎么能跟着资产阶级说呢？”

1979年春天，66岁的李凌住到81岁的杨荫浏的家里，做起了“记者”，可惜后来自己因病作罢，只好让女儿李妲娜去找杨荫浏录音。李妲娜说，杨先生让人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我希望以后的年轻人，不要再去编中国音乐史，你们不可能达到一个我这样的程度，你们应该去搞断代史和专题。”

薛艺兵说，杨先生是“两通”，兼通“史”“论”。在“论”方面，杨先生成就最大，没有人能超越他。“杨先生在音乐史学方面具有开创意义。但是，杨先生的方法基本上是西学的方法。他从小学习民间音乐，学习昆曲、锣鼓、琵琶。但他在教会学校，对西洋的教会歌曲和作曲方法也很精通。他的史稿，朝代体系当然借鉴了国学的史学传统，但从体例来看，却不是像国学那样引经据典来考据源流。他的研究，有特别细致的分析，包括对民间音乐，每个乐器几分几厘，他在拍照时都放个尺子，录音时要测音，完全是西方人研究分析的方法。”

“杨先生的功劳在于，他第一次收集了这么多的文献，第一次把中国音乐历史从古到今梳理了一下，摆出一个现成的轮廓来。而且，里头几乎所有的观点都是第一次提出来，这谁都比不上他。后来的音乐史学，基本上都在杨荫浏体系里面。杨荫浏是个丰碑，没人能超越，因为以后的学问不再那么做了。现在的学问越做越深，但没有谁能把整个‘通史’做下来。古人没做过杨先生做的事情，现在我们也做不了。以后可能会推翻他，但是没法超越他，已有的成就就是这样。不可能从整体上宏观上造出另外一个丰碑来。”

杨荫浏搞曲艺，就跟曲艺部门联系，请艺术家们到学校来录音。每次访问戏曲演员或者民间艺人，大家都要参加。录音之后，一般工作人员听比较容易的部分—比如民歌型的—听了，记录下来。比较复杂的，一般人没有这种训练听起来比较困难，杨荫浏亲自做。他动作特别快。只要他喜欢的音乐，马上干，一边听一边就刻上蜡版。

1950年暑假，杨荫浏、曹安和带上从外国进口的钢丝录音机去无锡，为民间盲艺人阿炳录音。录音地点定在无锡三圣阁，当时在场的人回忆说：“1950年9月2日晚上七点半，杨荫浏和曹安和在三圣阁内静静恭候着阿炳的到来。阿炳刚进门，就大声喊：杨先生，杨先生久违久违，想煞我了！杨先生闻声出迎，手挽手把阿炳引入阁内，代他放好乐器，请他入座。小叙片刻后，阿炳问：怎么录法？杨先生说：我喊一二三后，你就像平时那样拉，从头到尾奏完一曲，中间不要说话。杨先生接着问：你先拉二胡还是先弹琵琶？阿炳说，你先听听胡琴再说。杨先生于是要求在场人员保持肃静并要曹安和先生做好录音准备。录音机启动，钢丝带缓缓地转动起来。这首阿炳多少年来琢磨修改过无数遍的乐曲，一下子拨动了每个人的心弦，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两位著名的民族音乐教授被震慑住了。杨先生还暗暗向我竖起大拇指。”（见黑陶《二泉映月》，新星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

这次，杨荫浏录回包括《二泉映月》在内的阿炳的六首曲子和十番锣鼓。暑假结束后，录音带回天津。吕骥听了非常高兴，要拿回去听，结果，把钢丝弄断了。幸好后来接上，没有造成损失。

那时候资料不多，这些声音资料，杨荫浏自己保管。办公室里一个小架子，他把录音钢丝磁带一个一个标好，放进去。

杨荫浏住在楼上，办公在楼下。工作人员把编好的资料给他，他看到后叮嘱：“这些东西，要做一些比较。分两本书出版，一本只出有代表性的；另一本为资料集，把所有的材料都放进去，不要丢掉。”

他批评人最刻薄的话就是“不懂音乐”

在音乐界，音协副主席李凌也算阅人无数，但是像杨荫浏这样的人，确实不多见—“学问好，人踏实，心无旁骛”。杨荫浏说：“我不是什么学者，我是个实干家，也可说是一个有想头的实干家、实践家。”

杨荫浏去世后在八宝山举行悼念活动，因为他的国际地位以及在国内的影响力，中央政治局送了花圈，中央的几个常委都送了花圈。



【附】杨荫浏与音律

1983—07—15 《读书》1983年7期

蓸安和 袁荃茵

写中国音乐史是一个艰巨的工作，如没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刻苦用功的耐力是写不好的；如果仅有丰富的书本知识，而没有音乐本身的丰富实践去检验它的真伪、优劣，也是写不好的。杨荫浏所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一书可说是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实例。

他本是学经济专业的，音乐好象是业余爱好，由业余爱好而迷上了它，而且终生系之。但是音乐这一行，在旧社会是没有出路的一门艺术，为了生活，他在中学时代是读的师范，在大学是学的经济，终于因家庭经济条件所限，连大学也没有毕业。由于他具有深厚的中、英文底子，可以容许他用更多的业余时间去学习和研究音乐，学习和研究音乐就几乎占据了他全部的业余时间。

他六岁时便学会吹箫，每当傍晚时，常常和他的哥哥合奏，哥哥拉胡琴，他吹箫。那时他的手指还够不上箫的六个按指孔，他将箫的尾端顶在板凳角上，嘴压住吹口的一端，才能勉强按住，终于手指随着持之以恒的锻炼，也渐渐地长长了。他的家庭原是书礼之家，不许孩子出大门玩耍，以免接受社会上不良习惯。为了让孩子不出大门去淘气，容许住在邻近的小道士颖泉每日傍晚来和他们玩耍，教他们学习笙、箫、笛和胡琴之类乐器。后来颖泉离开之后，接着来教他的是阿炳，即华彦钧。在十二岁时，他家里觉得阿炳不如颖泉老诚可靠，由他们的亲戚、有名的书法老师黄绪初介绍到天韵社，从吴畹卿社长学琵琶、昆曲、三弦等等。

天韵社是个历史悠久的昆曲社，它创始于明末天启、崇祯年间(一六二一――一六四四)，到民国初年才命名为“天韵社”。它的成员大都是有文化的音乐爱好者，既能唱昆曲，又精于演奏各种乐器和唱民间小曲。当这些前辈谈古论今时，往往涉及音韵、音律、宫调等等问题。这些都引起他研究的兴趣，成为后来走向研究中国音乐史的起点。

当他进江苏省立第三师范读书时，在无锡音乐界已小有名声，除了在本校推动业余音乐活动外，还在县立东林、埃实等高小指导课外音乐活动。那时，凡是师范学校的学生，都必须住宿校内，除了星期六、星期日之外，一律不准私自出校门，只有杨荫浏是例外。因为他各门功课成绩都好，尤其是国、英、算三门主要科目，成绩都超出同辈，学期总评都在九十分以上。所以学校当局鼓励他从事业余音乐活动，特许他可以不上晚自修。因此他得以每晚都去天韵社向畹老学昆曲及琵琶、三弦等，终于成为畹老的接班人。

因为他是辅导县立各校音乐活动的小先生，于是就有义务为音乐爱好者挑选乐器的责任。为学习者选购琵琶时，经常遇到音位不准的问题，这促使他注意到了对音律问题的研究，同时也因教课需要，注意到收集曲调等等，如一九二三年出版的《雅音集》第一集就是他在中学读书时搞音乐活动的产物。在这书的后面，就已经提出琵琶应该安装十二个半音品位，以及如何计算排品的方法。这个意见，可能与刘天华先生设计做半音品的琵琶差不多同时。在解放后，由于音乐事业发展需要，十二个半音品位的琵琶已经成为现实。

说到音律问题，本来是个科学问题，但在我国古代的记载中，历来夹杂一些封建神秘的色彩，如阴阳五行，把它说得玄而又玄，令人如坠迷雾之中。杨荫浏为了弄清楚它，曾经化费不少精力。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他本来是读文科的，为了搞清楚音律问题，却选读了高等数学和高等物理，为了画好精密的乐器图，又学了用器画。现在研究所内还存有他解放初期采访乐器时画的一百几十幅乐器图，都详细记录了精密的尺寸和音高等等。为了打破阴阳五行之说混淆律学的长期传统，他甚至于跟算命瞎子去学算命。及至弄清楚了它与音律本身没有关系后，才舍弃它。

抗日战争之前一段时间，燕京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请他兼任研究员。因为他在六公会编辑赞美诗委员会编《普天颂赞》的工作还未结束，只能兼任。同时他又从刘廷芳博士学音响心理学，从燕大物理系主任某教授学音响物理学，并阅读国际上用英文、法文发表的大量有关音响学的书，作了几千张卡片。一九三七年在燕京学报上发表的《平均律算解》一文，就是在学习音响学之后，研究朱载平均律的文章。

一九三○年，我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教课时，曾兼任故宫博物院古乐器审音工作，将钟、磬及管、篪、笛、箫等类乐器测音，在音准上边记录弦长尺寸。当时刘半农先生是故宫博物院的顾问，我们在他主持下工作。后因日本入侵华北(约一九三三年)，故宫许多文物装箱南运，我们只好停止工作。那份材料由我交给半农先生整理，换算成音高。不久，半农先生故去，七七事变发生后，北京沦陷，我们工作的结果，终于不知下落。荫浏深为惋惜，说，如果有能由弦长换算成频率和音分的一本工具书，那末你们就可以方便得多了。因此，他时常思考着如何才能做成一个量音尺，来解决测听乐器音高的问题，那么只要有能辨别音高的能力，即使没有高深的数理知识，也能运用自如，可以省去换算的麻烦。

一九三九年，他随中央机器厂迁到云南昆明，厂里的出纳主任室内有部手摇计算机，他就利用业余时间，在计算机上算出了《乐律比数表四种》。一九四一年迁到重庆青木关，在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工作时，他将此表交我用算盘为之核对，他自己在此时写了引言及计算方法。《乐律比数表四种》为：一、《振动数比值与音分互求表》，二，为《弦度比值与音分值互求表》，三、为《振动数比值对数与音分值互求表》，四、为《弦度比值对数与音分值互求表》。后来又写了《音准及量音尺述略》一书。这年秋天，他调离音乐教育委员会，改就国立音乐院教职，在迁居过程中，两本手稿全部被窃。《乐律比数表四种》，幸我曾有当时抄录的副本，但是一本尚未抄全的残本(此书今在音乐研究所资料室保存)，而《音准及量音尺》一卷，则已无法再见矣。

一九四一年初夏，杨荫浏患疟疾，在教育部宿舍休息，他又思考着琵琶排品的音准问题，即如何才能创造出简便易行的方法，使乐器工人也能掌握比较精确的排品方法，又能校正弦线张力的误差，使之发音接近准确。有一天，我买了广柑去他宿舍看望，他高兴地告诉我说，琵琶的排品方法已想好了，只要运用几何原理，“若有符合于乐律比例的若干平行直线，则割截此诸直线之任何斜线，与其相当平行线段所成之比例均相等”。依此原理，他绘成一图，称为弦乐器定音计。其法用泛音、按音相和，先定某数个柱位，然后将弦分成数截，分别应用定音计中各比例线以求得其余各音位。此定音计亦可用于琵琶、月琴、三弦等乐器。三弦有指板无品，故初学者全凭听觉感受，比较难于掌握。他在教初学三弦的学生时，曾在三弦柄上仿古琴徽位之法，象秤星那样钉在柄上，全音两个星，半音一个星，以帮助初学者掌握音准。《弦乐器定音计》写毕之后，由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出版，曾获当时教育部学术审议会的二等奖。后来兼北碚礼乐馆乐典组主任时，曾与物理学家丁西林先生谈及此事，丁先生很赞赏，说，“弦乐器的张力误差问题这样解决，我没有想到。”

弦律问题解决了，他又考虑到笛子开洞的音准问题。一九四七年国立音乐院迁南京以后，他利用回无锡休假期间，在乐器店买了很多竹制的笛坯，自己挖洞，去研究管律。声音不准时，用胶布贴上再挖，有时一支笛上钻满窟窿，这样一支支地试验，大概挖了几百支，终于得出了笛子按孔大小及开孔位置与音律的关系，便做了两副尺子。此时他已能随意制成任何长短粗细不同，高低不同的多调笛子。在这段时期内，前后制成六孔笛、六孔箫、及十孔半音阶的箫和笛数十支。在试制箫笛的过程中，他又依据《晋书律历志》所提供晋荀笛律的理论及数据，仿制了一支荀的黄钟笛(实即现代的箫)，以检验它是否符合实际。结果，认为此器接近准确，第一孔宫音似比g′音稍低，与荀黄钟律相合。从而发现，在第三世纪末，荀实际上已经初步找到了黄钟律的管口校正，它相当于一个黄钟长度与一个姑洗长度之间的差数。现在此笛保存在音乐研究所的资料室。他所制的两副开笛孔的尺，一副在制成后即送给无锡乐器店老板华三胖去制笛子。在南京刚解放时，有一天大同乐会创始人郑觐文的儿子郑玉荪来音乐院找杨荫浏，说，“我失业了，请你介绍我一个工作。”杨说，我无能为力，就把另一副自存的笛尺送给他，并劝他回上海去做笛子谋生。因为初解放时，音乐活动多，乐器销路好。大概是一九五五年左右，音乐研究所已经成立之后，有一次郑玉荪来京开会，他对杨说：“你的笛尺真顶用，我照你的制作方法做笛子，因为音准，销路很好，谢谢你。”而杨荫浏自己则并未将研究成果留给自己，也没有写成总结经验的文章。

一九四七年十月，今虞琴社在常熟集会，出席者大多是琴人，杨荫浏亦应邀出席。当时有人说起笛音问题，查阜西先生说，“本国笛音是不是七平均律？”杨荫浏就这问题进行研究，认为不是七平均律，相反，它倒是与三分损益律、纯律和十二平均律更比较接近，因之写了一篇《谈笛律》文章，发表于《礼乐半月刊》上，引起争论。大概就在这年冬天，他开始亲自制笛的实验。记得试制时，先将笛子尾端浸入水中，吹出筒音a，使之与音准哨子相和，用铅笔依水面划线后，据此依一定比例上开挖。一九四八年又写了《再谈笛律答阜西》一文，他在文中明确提出自己对待研究的态度，“是尊重事实，注意民间传统的态度；反对因为要勉强造成某种圆满理论而抹杀事实的态度。”其实，这一点也是他对待一切研究问题的基本态度，对音乐史的研究，更是采取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否则将对不起古代辉煌灿烂的音乐遗产。

在一九七八年《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交印之后，他又想到古代乐律问题，虽在史稿中已经全面叙述清楚，但仅仅是从历史角度提出，至于管律的科学性方面，则并未深入论述。他认为，三分损益律是从弦乐器的音乐实践中产生的，因而是可信的。管乐器的发声规律，则较弦乐器复杂的多，它不仅仅与长度有关，而且还和管径大小、按孔距离、孔径大小等等许多因素有关。而古人对于管律，仅仅根据弦律的“弦长九尺，管长九寸”比例，用三分损益计算方法推算出来，并未经过实践的检验，因而是错误的。所以又写了《管律辨讹》一文，以使后人研究音律，不要尽信书本记载，必须用实验去检查是否可信。差不多与此同时，又写了《三律考》一文，运用他多年研究乐律知识，结合古代音乐史料，论证了三分损益、纯律、平均律三种律制在我国都存在，而且存在的时代都相当早。

三分损益律的产生，可能在周代产生琴、瑟等弦乐器演奏实践中即已存在，而它的理论计算则最早见于春秋时代的《管子・地员篇》，其后各代的乐律家也大都据此发展推算。我国虽无纯律之名，但从古琴演奏实践中，也早已存在。凡用到三徽、六徽、八徽、十一徽的泛音运用来看，它应早在南北朝之前。现在我国还保存有最早的琴谱《幽兰》一曲中，就用了三、六、八、十一等徽上的泛音。宋代姜夔(约一一五五――一二二一)所作琴曲《古怨》，在二弦与六弦上用十一徽，在七弦上用八徽，也都是纯律的证明。平均律的产生，似应远在汉代的琵琶(现在称阮)这类有品乐器的出现前。因为三分损益律和纯律都由大全音、小全音组成，各音程之间距离不等，而琵琶是有品的乐器，在一个品位上架四条不同音高的弦，则在同一品位上不可能有大小不同距离，因此，须要大小音程互相凑合，大的减一点，小的加一点，于是就产生了平均律。我国平均律的实践虽然很早，但它的理论的出现，却要到一千七百多年以后的明代朱载《乐律新说》刊行之时。

关于音律问题，过去有人以为笛音是七平均律，有人以为琵琶是七平均律，也有人以为是纯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种争论，其原因都是因为脱离音乐的实际，空谈理论所致。他写此文，作为自己研究乐律的总结，也减少后人在空洞的音律问题上兜圈子。



杨绛（1911年—2016）

杨氏家族世居无锡，在当地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用杨绛本人的话说，就是“寒素人家”，她的曾祖父、祖父的身份，无外乎书生、穷官，但都秉性正直，酷爱读书。

杨绛的母亲是唐须嫈，于1937年在逃避日寇时在乡间患恶疟疾去世。杨绛的父亲是杨荫杭，1910年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回国，执教北京政法学校，兼为清室肃亲王善耆讲授法律，于1945年在苏州寓所脑溢血去世，安葬于苏州灵岩山绣谷公墓母亲墓旁。

杨绛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1911年7月17日，出生于北京，父母籍贯江苏无锡，老宅于留芳声巷。辛亥革命后，迁居上海宝昌路。1913年，举家迁居苏州大石头巷。1914年，举家迁居杭州保倜塔附近。1915年，在贝满幼儿院上幼儿班，后迁居西城东斜街，在西单牌楼第一蒙养院上学前班。1919年，在大王庙小学上学。

1920年，随大姐三姐前往上海启明上学。1923年考入苏州振华女中。1928年，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失败，转投苏州东吴大学。

1933年，前往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结识了钱锺书，1934年，获得清华优秀生奖；同年，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短篇小说《璐璐，不用愁！》。1935年，在苏州庙堂巷家中大厅与钱锺书举行婚礼；同年夏季，与钱锺书一同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求学，后转往法国巴黎大学进修。

1942年冬，完成了其第一部剧作《称心如意》在上海公演。1944年，创作的喜剧《弄真成假》在上海公演。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冲击，被诬蔑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1970年7月，下放至“五七干校”。1978年，出版《堂吉诃德》中译本。1981年7月，出版散文集《干校六记》。1987年5月，出版散文集《将饮茶》。1988年12月，出版长篇小说《洗澡》。2003年7月，出版散文集《我们仨》。2007年，出版《走到人生边上》。2014年8月，出版中篇小说《洗澡之后》。2016年5月25日1时10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105岁。

一个疯子挑战大风车的过程

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作为我国首部从西班牙文翻译的中译本，在推动这部作品在我国的传播，以及促进中西两国文化交流方面，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这个译本文字流畅，注释详尽，不仅受到我国读者的广泛欢迎，而且还得到西班牙方面的赞誉，杨绛也因为翻译该书的贡献而荣获西班牙国王颁发的骑士勋章。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介绍，《堂吉诃德》杨绛译本，被我国译界公认为优秀的翻译佳作，迄今已累计发行70万册，是该书中译本当中发行量最多的译本。

杨绛的大姐杨寿康于1899年出生，二姐杨同康于1903年出生，三姐杨闰康于1906年出生。1912年，大弟杨宝昌出生。1914年，小弟杨保倜出生。1916年，七妹杨漆出生。1921年，小妹妹杨必出生。

1968年3月4日，小妹妹杨必因急性心脏衰竭，在上海去世。1982年七妹杨漆去世。1994年三姐杨闰康去世。1995年大姐杨寿康去世。

1937年5月19日，女儿钱瑗出生。1967年钱瑗与王德一注册结婚。1970年女婿王德一被极左派诬为“五一六”自杀身亡，12月1日，妹婿孙令衍在天津大学自杀去世。1974年钱瑗与杨伟成注册结婚。1995年底，钱瑗腰痛发病。1996年1月，钱瑗住进温泉胸科医院，11月3日，胸科医院报钱瑗病危，患肺癌转脊椎癌，病发已是末期。1997年3月4日，钱瑗去世。

钱锺书（1910—1998）

钱锺书故居位于无锡市健康路新街巷30号、32号，系钱家祖遗产业——钱绳武堂。钱钟书故居系钱钟书祖父钱福炯筹建于1923年，原为两进各七开。其叔父钱孙卿续建于1926年，在屋后西侧陆续建造五间楼房以及若干辅房，整组建筑属典型江南庭院式民居。祖父钱福烔题名为“绳武堂”，匾为当时江苏省省长韩国钧所书。钱福烔集经史语撰联悬于厅堂之上，勉励钱氏子孙勤奋读书，安份守业，和睦相处，继承家风。

《管锥篇》是钱锺书于1960至1970年代写作的古文笔记体著作。全书约一百三十万字，论述范围由先秦迄于唐前，用文言文以读书笔记的形式写成。此书考论词章及义理，打通时间、空间、语言、文化和学科的壁障，其间多有新说创见。书中引述四千位著作家的上万种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所论除了文学之外，还兼及几乎全部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管锥篇》富有辨伪和辩证精神，对《诗经》、《易经》、《老子》、《左传》、《史记》、《楚辞》、《太平广记》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古籍，不仅突破了许多人文学科的领域，不株守陈见地作了许多新的考释，而且披沙拣金、钩玄提要、刊谬钩沉、辨析毫芒、熔古铸今，做了许多富有创见的赓扬；并将中西文化和文学做了许多有意义的比较和研究。融广博的知识和精卓的见解于一体。这是他的所有学术著作的一个共同的特点。

《围城》是钱钟书在1946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杨绛说：“《围城》的主要内涵是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小说中也多次点明了”围城“的含义。它告诉人们，人生处处是“围城”，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存在着永恒的困惑和困境。作家在围城中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到整个现代文明的危机和现代人生的困境这个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钱基博（1887—1957）

字子泉，别号潜庐，江苏无锡人。古文学家、教育家。钱锺书之父。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办理科学堂，1906年应薛南溟之聘，任家庭教师，为其子教授算学。早年参加革命。

1913年任无锡县立第一小学文史地教员。

1918年任无锡县立图书馆馆长。

1920年后任吴江丽则女子中学国文教员、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现无锡高等师范学校）国文与经学教员及教务长。

1923年后历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北京清华大学国文教授、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中国语文学系教授、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现苏州大学）校务主任、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及文学院院长等职。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历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现湖南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南岳抗日干部训练班教员。

1944年，倭寇犯湘，钱基博大义留守师范学院，王耀武苦劝无果，不得不强行将钱老转移。

1946年抗战胜利后，任武汉华中大学（今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1957年11月30日，因患胃癌在武汉病世，终年70岁。

【人物评价】

大江以北，未见其伦。——张謇

无锡钱子泉基博，学贯四部，著述等身。肆力古文词，于昌黎习之，尤哜其胾而得其髓。哲嗣默存，年方弱冠，精英文，诗文尤斐然可观，家学自有渊源也。——陈衍

余在中学任教，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八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钱穆

先君遗著有独绝处。——钱钟书

钱基博以毕生精力治国学，安身立命于国学，熔铸生命于国学，对国学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为后世提供了丰硕而极有价值的国学成果，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

钱基博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执教时，与著名儒家大师钱穆为同事。钱穆到台湾后著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详细记载了他和钱基博的交往，认为“中学任教积八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基博。生平相交，也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基博”。

【附】《钱氏家训》

一、个人篇

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

曾子之三省勿忘，程子之四箴宜佩。

持躬不可不谨严，临财不可不廉介。

处事不可不决断，存心不可不宽厚。

尽前行者地步窄，向后看者眼界宽。

花繁柳密处拨得开，方见手段；风狂雨骤时立得定，才是脚跟。

能改过则天地不怒，能安分则鬼神无权。

读经传则根柢深，看史鉴则议论伟。

能文章则称述多，蓄道德则福报厚。

二、家庭篇

欲造优美之家庭，须立良好之规则。

内外六闾整洁，尊卑次序谨严。

父母伯叔孝敬欢愉，妯娌弟兄和睦友爱。

祖宗虽远，祭祀宜诚；子孙虽愚，诗书须读。

娶媳求淑女，勿计妆奁；嫁女择佳婿，勿慕富贵。

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

勤俭为本，自必丰亨；忠厚传家，乃能长久。

三、社会篇

信交朋友，惠普乡邻。

恤寡矜孤，敬老怀幼。

救灾周急，排难解纷。

修桥路以利人行，造河船以济众渡。

兴启蒙之义塾，设积谷之社仓。

私见尽要铲除，公益概行提倡。

不见利而起谋，不见才而生嫉。

小人固当远，断不可显为仇敌； 君子固当亲，亦不可曲为附和。

四、国家篇

执法如山，守身如玉。

爱民如子，去蠹如仇。

严以驭役，宽以恤民。

官肯著意一分，民受十分之惠；上能吃苦一点，民沾万点之恩。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

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大愚误国，只为好自用。

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

庙堂之上，以养正气为先；海宇之内，以养元气为本。

务本节用则国富，进贤使能则国强，兴学育才则国盛，交邻有道则国安。



《钱氏家训》基于儒家修齐治平的道德理想，从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四个角度出发，为子孙订立了详细的行为准则。钱鏐在临终前，曾向子孙提出了十条要求，被后世称作《武肃王遗训》。一千多年来，遗训和《家训》世代相传，更得到子孙后代的身体力行，成为立族之本，旺族之纲。

钱氏后人秉承祖训，绍续家风，绵延文脉，造就了吴越钱氏一门世代家风谨严，人才兴盛的传奇。这个家族始终一脉书香绵延，代有人才涌现。宋朝皇帝称“忠孝盛大唯钱氏一族”。清乾隆帝也感佩其家族教子有道，在南巡时御赐“清芬世守”匾额。到了近代更是人才“井喷”。文坛硕儒、科技巨擘云集，海内外“院士”子弟数以百计，因而吴越钱氏家族被公认为“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

（两浙： 指浙东和浙西。唐肃宗时析江南东道为浙江东路和浙江西路，钱塘江以南简称浙东、以北简称浙西。宋代有两浙路。地辖今江苏省长江以南及浙江省全境。 ）



钱穆（1895年—1990）

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国学大师。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详细描述了他在无锡与钱基博钱锺书父子的交集。

自民国元年（1912年）始，钱穆在乡村任小学教师。民国十一年（1922年）后，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师。

民国十九年（1930年），由顾颉刚推介，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跻身学术界。抗战前，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讲授学术思想史，确立其学术地位。抗战时，随北大南渡，著《国史大纲》，并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齐鲁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主讲文史课程。抗战后，执教于昆明五华书院、云南大学、江南大学、广州私立华侨大学。

1949年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港中大创始书院）。

1967年迁居台北，后任中国文化学院史学教授。

1990年在台北逝世，享年95岁。1992年归葬太湖西山。

钱穆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的旗帜，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其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等。还出版多种论文集，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

【附一】

群学书院

今天是一代儒宗钱穆先生逝世30周年纪念日。

群学书院曾于二十天前举办期钱穆先生逝世30周年纪念演讲，今天我们特别转载钱穆先生的弟子、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写于30年前的悼念文章以示怀念。

2020-08—30

《一生为故国招魂》

——敬悼钱宾四师

文 | 余英时

来源 | 《钱穆与中国文化》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我的老师钱宾四先生逝世使我这两天来的精神陷入一种恍惚的状态，前尘往事，一一涌上心头。我已写了一篇《犹记风吹水上鳞》，记述我和他在香港时期的师生情谊，那完全是个人观点的杂忆。现在再写这一篇《一生为故国招魂》，是想扼要说明钱先生的学术精神。但这也只能代表我个人对这一精神的初步了解，远不足以概括钱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贡献和意义。任何人企图对他的学术和思想作比较完整的评估，都必须首先彻底整理他所留下的丰富的学术遗产，然后再把这些遗产放在现代中国文化史的系统中加以论衡。这是需要长期研究才能完成的工作。

我现在所以敢匆促间尝试写这篇文字，是由于我具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钱生的学术著作我确实读得很仔细，有些更反覆体味过许多次。第二，我曾有幸列于他的门墙，四十年来，不但听过他的正式讲授，也和他先后有过无数次的讨论。但是必须声明，所有钱先生的弟子大概都具有上述两个条件。而且在他的弟子之中，追随他比我更久更密切也大有人在。因此我在下面所介绍的只能代表我个人的看法。

不但如此，钱先生的学术精神是多方面的，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便可以看到不同的精神。这正如苏东坡笔下的庐山，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我现在所强调的仅仅是他“为故国招魂”的一面。本文开头所引的是我刚刚写成的一副挽联，我想用它来象征钱先生的最终极而且也是最后的关怀。“未学斋”是钱先生的斋名之一，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自序”；“素书楼”则指无锡七房桥的旧址，不是台北外双溪的那所楼宇，因为后者不过是前秆的投影，而且今天已不复存在了。

十六岁萌发爱国思想与民族文化意识，深入中国史，寻找中国不会亡的根据…

钱先生自能独立思考以来，便为一个最大的问题所困扰，即中国究竟会不会亡国？

他在新亚书院多次向我们同学讲演，都提到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曾在他少年的心灵上激起巨大的震动。这篇文字主要是以“沧江”和“明水”两人一问一答的方式写成的。“明水”提出种种论证指出中国随时有灭亡的危险，而“沧江”则逐条反驳，说中国绝无可亡之理。两人的问答一层转进一层，最后说到了中外的历史，中国的国民性，直到“明水”完全为“沧江”所说服才告结束。

后来我们读《饮冰室文集》，才知道“沧江”是梁启超，“明水是汤觉顿。这篇文字的题目也不是“中国不亡论”，而是《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最初，刊在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的《国风报》上。

一九一〇年，钱先生才十六岁，他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文化意识至迟已萌芽于此时，也许还可以追溯得更早一些。梁启超这篇文字在当时激动了无数中国青少年的国家民族的情感。后来我读到左舜生的《我的少年时期》，也提到他和一位同学夜读这篇两万四千字的长文，至于欲罢不能而热泪长流。但是钱先生和大多数青少年读者不同，他读了此文之后没有走上政治救国的道路，而转入了历史的研究。他深深为梁启超的历史论证所吸引，希望更深入地在中国史上寻找中国不会亡的根据。钱先生以下八十年的历史研究也可以说全是为此一念所驱使。

钱先生又屡次说过，他非常欣赏梁启超所用“国风”这一源于《诗经》的名称。不用说，他早年也受到了《国粹学报》（一九〇五～一九一一）的影响，对于 “国魂”、“国粹”（借自日文）、“黄帝魂”等流行观念是同样能够欣然接受的。当时梁启超《读陆放翁集》有“兵魂销尽国魂空”的名句，而高旭（天梅）的《南社启》也说：“国有魂，则国存；国无魂，则国将从此亡矣。”又说：“然则国魂果何所寄？曰：寄于国学。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

不过“五四”以后，这些观念在知识界已不流行了。所以后来钱先生改用“中国历史精神”这个观念，意思还是一脉相通的。其实，“国魂”、“国粹”的观念最初从日本开始，而日本人又受了德国人讲“民族国家精神”的启示，如兰克（Ranke）便强调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体现了日耳曼的民族精神。那时日本人编欧洲史教科书往往以兰克为典范。王国维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撰《欧罗巴通史序》已明白指出。以上简略的陈述不妨看作是钱先生“为中国招魂”的渊源所自。

“中国不会亡”的历史根据何在？此一念当时便引申出了无数的历史问题。《国粹学报》中人如刘师培根据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指出中国史上的治乱循环是因为进化的阶段尚浅，西方则治了便不再乱。梁启超写《新史学》则有“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的著名论断。（按：以一史归一姓，可见任公当时情感之激动。稍一寻思，岂非笑话。）这一观念旋即为《国粹学报》中人所接受，并加以宣扬，流风至今犹在。至于中国二千年的政治是帝王专制，更是上帝在 “最后审判”中所下的判决词，毫无上诉的余地。从此以后，中国人研究中国历史都或明或暗地有一西方吏的模式在背后作衬托。

比较的历史观点本来是有利无弊的，但是比较如果演变为一方是进化的高级阶段（西方），而另一方面则仍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中国），因此前者成为批判后者的绝对标准，那么许多历史和文化的歪曲便随着发生了。清末民初的中国史学界还没有发展到这样严重的情况，但其倾向已极为明显。因此国粹学派本身即包含了一个无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他们一方面在寻找中国的“国粹”、“国魂”，有人以为此“魂”寄托于历史，有人以为哲学（儒家和诸子）即是“魂”，也有人以为文学才是“魂”的凝聚之地。但另一方面，他们对于当时以进化论为基调的西方社会学则视为天经地义。所以刘师培力证中国古代，也有石器、铜器、铁器三级，邓实则深信耕稼为君主专制的时代，工贾才是民主的时代，中国和西方的分别即在处于此二不同的阶段。他更明白宣称：“此黄人进化之阶级。其与西儒之说抑何其吻合而无间也。”然而同一个邓实却又痛斥当时“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的风尚。

承继清末学人的问题，为寻求新的历史答案而独辟路

他们当时解决矛盾的办法大致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是认定西方现代的基本价值观念如民主、民权、自由、平等、社会契约等，在中国早已有之，这才是中国的 “魂”，不过湮没已久，必须重新发掘。

另一条路是主张汉民族西来说。当时出于排满的动机，几乎人人都尊黄帝为中国人的始祖。中国的“国魂”也就是“黄帝魂”。那么谁是黄帝呢？当时一个法国业余学者提出一个理论：黄帝是近东王号的对音（Nakhunti），黄帝率领西方民族称为巴克（Baks）者，先东迁至中亚，再入中国，征服土著。《尚书》所谓“百姓”即是“巴克”，而土著则是“黎民”。这种说法今天听来似乎是天方夜谭。但当时第一流学人如章炳麟、刘师培等都笃信不疑，且运用他们的训诂与古典的知识加以证立。章炳麟在《序种姓》一文中甚至直呼加尔特亚（Chaldea）为“宗国”。这个荒唐的理论后来却又因为瑞典的安特生发现仰韶彩陶而得到加强，甘肃马厂、辛店彩陶上的几何花纹尤其与南欧所发见者相似。如中国的人种与文化源出西方，那么中国人仍然处于现代世界的中心，而不在边陲。这也给当时不少人提供了“中国不亡”的心理保证。

我之所以特别介绍“五四”以前这一段学术思想史的发展，主要是想为钱先生治史的动机与方向找出一种比较可靠的历史说明。梁启超、章炳麟、《国粹学报》派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对钱先生实有支配性的影响。他深信中国文化和历史自有其独特的精神；这一点无疑是承清末的学风而来。我们可以这样说：他承继了清末学人的问题，但是并没有接受他们的答案。他的一生便是为寻求新的历史答案而独辟路径。

《国史大纲 · 引论》所说的“于客观中求实际，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正是这一路径的具体描写。但这在他不是空论，而是实践。他的主要学术著作全是针对着当时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大问题提出一己独特的解答，而他的解答则又一一建立在精密考证的基础之上。清末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支配了学术界一二十年之久，章炳麟、刘师培虽与之抗衡，却连自己的门下也不能完全说服。所以钱玄同以章、刘弟子的身份而改拜崔适为师。顾颉刚也是先信古文经学而后从今文一派。钱先生《刘向歆父子年谱》出，此一争论才告结束。他也是因为这篇成名作而受聘于北大的。章炳麟、梁启超提倡先秦诸子之学，风靡一世。胡适在美国写英文本《先秦名学史》也是闻章、梁之风而起。但其中具体问题而未能解决者尚多。即以整体而论，诸于的先后渊源与系统，以及战国史的转变关键，也都在模糊不清的状态。

钱先生《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则为诸子学与战国史开一新纪元，贡献之大与涉及方面之广尤为考证史上所仅见。根据古本《竹书纪年》，改订《史记》之失更是久为学界所激赏。在这样大规模的考证中。由于资料不足和推断偶误，自然不免有可以改正之处。他自己在再版时便增订了两百多条。最近考古发现当然又提供了足以补充此书的新材料，如《孙膑兵法》的出现即是一例。但全书大体决不因此等小节而动摇。这是一部考证之作，但卷首《自序》的文章则写得掷地有声。序末论战国世局三变与学术四期一节更是考证、义理、辞章融化一体的极致。一九七八年我到中国大陆访问，遇见一位中年的先秦史专家，他对这一节文字居然已熟读成诵。这一点最使我惊异不已。因为钱先生在大陆受“批判”已三十年，有的人且曾撰文痛贬《先秦诸子系年》。在这种气氛下还有人能如此爱好此书，其引人入胜之处可想而知。

这里我要指出：钱先生对于知识的态度，与中外一切现代史学家比，都毫不逊色。“五四”时人所最看重的一些精神，如怀疑、批判、分析之类，他无不一一具备。他自己便说道，他的疑古有时甚至还过于顾颉刚。但是他不承认怀疑本身即是最高价值。他强调：“疑”是不得已，是起于两信不能决。一味怀疑则必然流于能破而不能立，而他的目的则是重建可信的历史。许多人往往误会他是彻底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事实上，他对于所谓“科学精神”是虚怀承受的，不过不能接受“科学主义”罢了。我们试一读《国学概论》最后一章，便可见他确能持平。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东西文化的争论上，他并不同情梁漱溟的武断，反而认为胡适的批评“足以矫正梁漱溟氏东西文化根本相异之臆说”。



（图：余英时与钱穆胡美琦夫妇）

钱先生所追求的从来不是中国旧魂原封不动地还阳，而是旧魂引生新魂……

在三十年代，钱先生是以擅考证见称于世的，虽然他从来不掩饰他对于传统文化的尊重，也不讳言他的考证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服务——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他力排众议，独自承担北大“中国通史”的教学，便是这一立场的鲜明表示。所以他为中国“招魂”是凭藉着他对中国文化的无比信念和他在中国史研究方面的真实贡献，决非空喊几声“魂兮归来”的方士之流所能相提并论的。正因如此，他的通史一课才能那样吸引着学生。

同时学人对钱先生的学术贡献是怎样评价的？由于中国没有严格的书评制度，不易举证说明。但是我们也偶然可以从间接的资料中找到线索。例如闻一多《古典新义》关于“神仙”、“楚词”的考证中，便常常借助于《先秦诸子系年》。闻一多后来在政治上激进化以后，把钱先生看作眼中钉，至斥之为“冥顽不灵”。所以他在学术上对钱先生的尊重自有客观的意义。我最近在杨树达的日记中偶然看到下面一则：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六日。出席清华历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试会。散后，偕陈寅恪至其家。寅恪言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

这是陈、杨两人私下的谈话，当然更代表客观的评论了。这里要加以说明：《诸子系年》是一九三五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陈寅恪之所以得读原稿，是因为顾颉刚建议送此稿至清华出版，为“清华丛书”之一，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之例。陈寅恪和冯友兰都是审查人。但此事为冯友兰所阻；清华没有接受《诸子系年》。杨树达日记中又提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六日。阅钱宾四（穆）《近三百年学术史》。’“注重实践”，“严夷夏之防”，所见甚正文亦足达其所见，佳书也。

杨树达特别指出“文亦足达其所见”这一点，是有眼光的，因为钱先生在此书中每写一家必尽量揣摹其文体、文气而仿效之，所以引文与行文之间往往如一气呵成，不着剪接之迹。但读者若不留意或对文字缺乏敏感，则往往不易看得出来。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特“严夷夏之防”，正是因为这部书在抗战前夕写成的。这时中国又面临另一次“亡国”的危机。因此书中“招魂”的意识表现得十分明显。但“招魂”意识全幅呈露的绝大著作必推《国史大纲》为第一。由于这是今天在海外依然畅销的一部书，便不用我多作介绍了。

至于《国史大纲》的内容复杂，论据隐而不露，因此不易通读，我也在《犹记风吹水上鳞》一文中略有说明，此处不再重复。我只想指出，这部书的“引论”最初曾在昆明的报纸上单独发表过，而引起巨大的反响。同情的读者如陈寅恪称许它是近年来少见的大文章，反对者也以它为驳论的根据。前面提到闻一多骂钱先生“冥顽不灵”的文字似乎便是读了“引论”以后写的，当时史料派的巨擘也在私下多所议论。钱先生关于中西文化与历史的对比成为集矢之所在。

其实，从钱先生个人的思想发展上看，“引论”正是对他早年所承受于国粹学派的种种问题一一提出了自己的答案。抗战时期他曾在马一浮的书院中讨论过中国两千年政治是不是君主专制的问题，这是针对当初梁启超的论断而发的。七十年代中，他也曾特别问过我；现在大陆考古对于甘肃彩陶问题得到了什么样的新结论。可见他仍然没有忘记“中国文化西来说”。几十年来他的用心一贯，“引论”则是他对于“中国魂”的新诠释。为了说明中国史的独特精神，他不能不以西方作为对照，这也是百年以来中国史学的共同倾向；中西对比是永远得不到定案的，但又永远不可能停止，因为这是倾向宏观或整体论的中外人文学者所不易克制的一种“超越的冲动”。

钱先生为中国招魂当然没有停止过，然而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在这一阶段的学术著作，如《庄子纂笺》和《朱子新学案》，也改变了招魂的方式。曾国藩“体庄用墨”，钱先生则是“体儒用庄”。他想通过《新学案》而重建现代儒学之“体”，通过《纂笺》而重显庄生之用。《庄子纂笺 · 序目》中的话尤为沉痛。在“一马之是期”的时代庄子又如何自处呢？最后他说：“若苟四十年来，漆园之书，尚能索解于人间，将不致有若是。天不丧斯文，后有读者，当知其用心之若，实甚于考亭之释离骚也。”一个不幸的可能性使他早在一九三〇年便开始忧虑。他在《国学概论》的最后一章说：

盖凡此数十年来之以为变者，一言以蔽之，曰求救国保种而已。凡此数十年来之以为争者，亦一言以蔽之，日求救国保种而已。……然而有以救国保种之心，而循至于一切欲尽变其国种之故常，以谓凡吾国种之所有，皆不足以复存于天地之间者。复因此而对其国种转生不甚爱惜之念，又转而为深恶痛疾之意，而唯求一变故常以为快者。……则其救国保种之热忱既失，而所以为变者，亦不可问矣。

他所举的具体例子之一便是陈独秀先后心理的转变。

钱先生无疑是带着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个世界的，然而他并没有绝望。他一生为中国招魂，虽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但是无论是世界的思潮或中国的知识气候都和“五四”时代大不相同了。钱先生所追求的从来不是中国旧魂原封不动地还阳，而是旧魂引生新魂。今天已有更多的人会同意这个看法。他曾说过：

古来大伟人，其身虽死，其骨虽朽，其魂气当已散失于天壤之间，不再能搏聚凝结。然其生前之志气德行、事业文章，依然在此世间发生莫大之作用。则其人虽死如未死，其魂虽散如未散，故亦谓之神。

这段话完全可以用之于钱先生个人，但是也未尝不能适用于中国这一集体。在这意义上，我们应该承当起钱先生的未竟之业，继续为中国招魂。

一九九〇年九月二日



【附二】

我与宾四师的神交

葳蕤生辉

2020-09-09

我知道宾四师，是先世已归于道山十几年了。哪一年因为在我身边发生了一件惨痛的事，让我对人生陷入了半恐慌中，生命如此之脆弱，前几个小时大家还在一起吃饭聊天，几个小时之后，就已经阴阳相隔。虽然我不知道那一晚，有多少人陷入恐慌中。对于第二天知道事情的我。在心里我很感激当时的同事们对我的保护没有半夜惊醒我。那一个月，身边的人对人生都有思考，突然之间，大家都看到了死神。

半个月之后，我去现场。从现场回来，我也不知道当时处于什么样的心境，很无聊的翻着网页，不知不觉的看到宾四师为了筹办新亚书院。生病躺在教室里。那一刻很感动。在我迷茫不知所措中，有宾四师那种自我牺牲的精神鼓舞了我。

过了几年，我又一次遇到了另外一起恶性事件，这一次，我在事发后的第二天前往现场。我不记得当时我的心情是什么样，只记得，司机师傅告诉我，要是发生什么意外，一定记得不言语，见机就往车里跑，他是当地人，那些人不会为难他。

等我拿出相关资料，交到相关人员手里。返回时，有人说我胆子够大的，男的都没有我那么大的胆子，要知道我当时去取的是很重要的资料。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当时没有任何选择，那是我全权负责的事情，只有我知道怎么去取那些资料。回来后，坐在办公室，我才感到一阵后怕。万一他们知道我去取的资料对他们极其不利，当时对我下手，我该如何应对。理智告诉我，我必须尽快从恐慌中清醒过来。这一次又是宾四师的资料映入我的眼前。让我瞬间觉得我经历的不算什么，人生无常，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好像是几年前吧，我无聊的翻着网页，有点书荒的我，想找本书看。宾四师的信息又一次的出现在我的眼前，这一次心境不同，想读他的著作。后来又遇到亦师亦友的一位朋友，他也建议我读宾四师的书。宾四师的代表作《国史大纲》没有第一本读，而读的是《中国思想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学籥》等书。最近这两年才跟着宾四师的读书会，按照读书会的安排来读宾四师的书。

看着宾四师的年谱，觉得他一生经历的事情，完全可以作为我后半生的引航灯。不过我已经在几年前对我后半有了一个大概的安排。相信我的安排随着深入读宾四师的著作，会更加的饱满。还有钱师母那种润物细无声的精神也让我油然的敬佩。

感恩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个人，感谢唐老师举办这样活动，让我这一周，回忆起了，我和宾四师这种冥冥之中的神交。虽然在我生命中，每一次遇到转折点，都会有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出来指点迷津。有些人指点了我，此后再没有出现过。我甚至不知道姓名，唯独宾四师每次出现让我记住了名字。

书可

2019年9月21日于西铭斋



【附三】

李敖：批金庸虚伪，讽钱穆迂腐，骂余光中矫情，说钱钟书毫无创见

姜黄色的树熊

2020-11-14历史学在读博士

文坛一直在涌现着大量的文化名人，这些文人学者之间也有着暗自的较量。这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作家李敖。李敖是一个始终充满傲气的狂人，他可以不惧权势几次入狱，也可以在自己的书中大胆写下对世界的见解。

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人甚至在媒体面前对钱穆、钱钟书等文学大家嗤之以鼻。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宁愿一生树敌也要说出心中所想呢。

一、坚定唯物主义

李敖的文风言辞犀利，常常一针见血，丝毫不留情面。他不仅在文章中直抒胸臆，在现实中也丝毫不放过对他人加以批判的机会，其中最为直接的就是对于金庸的评价。

金庸的武侠小说是一个时代的印记，许多人深受金庸小说的影响，燃起了武侠梦。而在李敖的眼中不仅对金庸的小说不屑一顾，更是直言金庸本人虚伪至极。

当被问到看过多少金庸的小说时，李敖甚至直接说"臭鸡蛋闻一闻便行了，还用得着全吃吗？"李敖的直率确实令人惊愕。在李敖看来金庸的武侠小说中能够飞檐走壁的大侠和绝世的武功全部都是虚构出来不可能在现实中存在的。

李敖甚至还称金庸本人的行为根本和大侠不沾边，那些侠义之事金庸一样都做不到，金庸的作品更是不入流的东西。

不仅如此，李敖还提及了金庸曾经前往他的家中拜访一事。当金庸向他提起开始信奉佛教时李敖却无情地抨击他。

在李敖看来佛教信奉的都是"舍离一切，而无染着"的思想，而金庸根本没有做到舍弃自己的全部家产帮助他人，根本谈不上是真正的信奉佛教。

李敖对金庸抨击的理由有两点，一是对其作品的不认同。大抵是因为李敖是一个十分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因此金庸小说中构想出的虚幻世界是李敖所不能接受的。其二李敖对金庸的不认同在于金庸本人的言行不一，使李敖从根本上对其产生不屑的态度。

虽然李敖惯于直言不讳，但他与金庸之间的分歧来源于观念的不同，既然有人能够想象出虚幻的世界就有人无法接受这个不现实的世界。

二、文风上的冲突

1、无法理解余光中的写作风格

李敖的毒舌曾经还对准过余光中，他嘲笑余光中是一个矫情的人。余光中是中国传统的文人，在他的笔下所产生的文字都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着的古典之美。他的诗中总是怀揣着绵长的忧愁，就如同他的《听听那冷雨》一般令人沉浸其中。

生活中余光中不论对谁都是和蔼可亲，这样友善的人多为人称赞，他与自己的妻子也几十年如一日的相亲相爱。但李敖和余光中的性格截然不同，对于余光中笔下的悠长缠绵，李敖并不能认同。

之所以会给出"矫情"的评价，也是由于两个人艺术审美的差异所造成的。

2、李敖善于写热烈而狂妄的文章

李敖的文章热烈而狂妄，爱憎分明是李敖最鲜明的特点，骂人、怼人对李敖来说已不足为奇。李敖不仅四处得罪人，与前妻分开后仍旧嘴上不饶人，随时都会揭人短处。因此这样的两类人注定无法成为同路人。

李敖形容余光中是"文高于学，学高于诗，诗高于品"。虽然余光中并没有过多理会，然而李敖一次又一次的挑衅并没有引起余光中的愤怒。

李敖如此热衷于对余光中进行批判，无非是因为余光中与性格的不同所导致的文风上的差异。如此热烈的一个人又如何能让他理解绵长的忧愁是怎样在心中蔓延的呢。

三、处事原则的差异

1、不耻于钱穆迂腐和势利的行为

李敖对前辈的钱穆也曾给出尖锐的讽刺。虽然李敖承认曾经对钱穆十分敬佩，但也直言不讳钱穆是极其迂腐之人。钱穆作为中国文学界的大师级人物，李敖对其的直接评价虽稍有不妥，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钱穆过于趋近权势的问题。

在钱穆为委员长写就祝寿文后，李敖称："钱穆的做法，是可耻的。"，在李敖看来像钱穆这样的一代大儒竟还趋炎附势是失去了儒人风骨的行为。

在李敖的一篇专门为钱穆所作的文章中表明了他对钱穆迂腐的看法：

"钱穆作为史学家，本已令人皱眉；但他不以此立足，还要做经学家、理学家，甚至俨然当代朱子。他在这一方面的著作多是失败的，更见其迂腐。"

李敖对于钱穆涉足于经学、理学上的研究成果感到迂腐陈旧。李敖的思想是异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的，他不攀附权贵，也不愿随波逐流。

这是个人原则的不同导致李敖与钱穆渐行渐远。因此李敖从年少时敬佩钱穆转变到越发无法赞同钱穆的作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2、爱热闹和潜心创作引发的矛盾

李敖说钱钟书虽博学多识却只是读死书，毫无创见。这大抵掺杂了李敖些许个人的情绪。

钱钟书在文学的研究上可谓是登峰造极，《管锥编》、《宋诗选注》等都是集大成之作。钱钟书曾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必成俗学"。

在钱钟书眼中，做学问是自己的事情，需要在静谧的环境中才能够完成。这与他做人的原则一样，钱钟书说：

"一个人，到了二十岁还不狂，这个人是没出息的；到了三十岁还狂，也是没出息的。"

年轻时钱钟书也曾轻狂过，但随着年纪的增长越发的收敛，钱钟书一生也很少参与外界的活动。

李敖作为一个不甘寂寞的文人，他热衷于接受采访，出席各大演讲，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不是那种只会在寂静的环境中做学问的人。他敢说敢做，他的文章也如同他的生活一样是热闹的。

所以他说钱钟书死读书，也是性格差异造成的不认同。站在学术角度而言，这些文学大家的文章都有各自的魅力所在。

结语

李敖对于各位文人的负面评价，大多都是出于性格或是文风上的差异而不能赞同。但文学创作需要不同的风格涌现才能体现出创作的价值。这些文人风格迥异的作品都使中国的文坛更加的绚丽多彩。

【附四】

“狂人”李敖生前曾骂过3000多人，唯独对胡适嘴下留情，为什么？

文史砖家

2021-02-03

文/格瓦拉同志

李敖在华语文坛有“狂人”之称，此君曾自诩为“中国白话文第一人”，声称“我这一辈子，其他的功德都不算，光凭好文章，就足以使我不朽。”除了喜欢自我炫耀外，李敖还喜欢骂人，上至高官显贵，下至影视红星，全都挨过他的骂，尤其是国学大师们被他骂得最狠，就连鲁迅先生也不能幸免，在李敖的口中成为“相当世故的绍兴师爷”、“算不上文学家”。

李敖一生中曾骂过3000多人

据不完全统计，李敖一生中曾骂过3000多人，几乎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李敖虽然把名人们骂了个遍，却唯独没有骂过“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思想家、政治家胡适，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把他视为偶像。那么问题来了，李敖为何对胡适另眼相看？两人之间的关系最终走向何处？

01 忘年交

其实，李敖之所以对胡适嘴下留情，原因之一是他的父亲李鼎彝，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曾受教于胡适，并得到过后者的关照。李敖虽然为人狷狂，有魏晋名士的风流，但对孝道、师道仍有一定的尊重，不能不对胡适有所敬重。不过，这只是次要原因，真正让李敖对胡适着迷、敬重的诱因，还是缘于后者渊博的学识和浓厚的自由主义气息。

青少年时期的李敖

根据李敖的自述，在他还是个初中生的时候，便曾拜读过《胡适文存》，并对书中洋溢的自由主义气息所吸引。1952年，年仅17岁的李敖给偶像写了一封长达两千字的长信，在探讨学术问题的同时，也表达了对胡适的崇拜之情。两年后，李敖写了一篇对《胡适文存》的评论文章，并在1957年的《自由中国》刊出，令胡适读后大为叹服。

胡适平素爱才心切，并且接人待物都没有架子，因为欣赏李敖的才华，遂于1958年4月邀请他会面，并相谈甚欢。在畅谈中，胡适对李敖的过人才华和深刻见解赞不绝口，笑称：“你简直比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事后，胡适与李敖又进行过多次畅谈，并通过信件交流意见，成为当时文坛令人瞩目的一对“忘年交”。

胡适跟李敖是一对“忘年交”

除了对李敖进行思想熏陶外，胡适还时刻关注他的生活情况，每每在后者困窘之际伸出援手。李敖从军队退役后，专心备考台湾大学，因为生活拮据，一度要靠典当物品为生。胡适在得知李敖的窘境后，立刻写信问候，并附上一张千元支票，帮助他渡过难关。对于胡适的慷慨解囊，李敖感激不已，此后多年经常跟亲友提起这段往事。

02 膜拜期

出于对胡适的膜拜，李敖在上世纪50年代曾花下大量心血来研究胡适，并发表过很多相关著作，如《胡氏研究》、《胡适评传》、《胡适选集》、《播种者胡适》、《胡适语粹》、《胡适与我》等等。其中，在《胡适语粹》的新序中，李敖曾饱含深情地写道：“在启蒙人物中，胡适是最稳健、最优秀、最高瞻远瞩、最具潜德幽光的哲人智者。”

中青年时期的李敖

而在《播种者胡适》一文中，李敖对胡适的赞扬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称：“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以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李敖素以性格高傲著称，即使鲁迅、钱穆这样的大师都被他看低，而胡适唯独得到推崇，可见其在李敖心目中的分量。

03 粉转路

不过，伴随着岛内民主化运动的发展，加之个人境遇的变迁，李敖的思想日益变得激进，逐渐导致他与信奉“实验主义”、主张社会改良的胡适分道扬镳。到上世纪50年代末，李敖已经放弃对胡适思想的研究，因为在他的眼里，胡适的主张过于温和，通过这种方式推动民主化无异于“与虎谋皮”，唯有狂风暴雨式的改革或革命才是“救世良药”。

李敖最终放弃对胡适的膜拜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的转变，1960年1月12日，李敖在给友人的信中表示了他对昔日偶像愈来愈失望的情绪，称此时的胡适，“简直可说失去他为做思想家的地位了”。自此以后，李敖开始后悔过去对于胡适的崇拜，并反感别人再把他和胡适联系在一起，以至听到有人说他是胡适的信徒时，就会大为光火。

不过，李敖虽然不再膜拜胡适，但并没有就此对他进行尖酸刻薄、不留情面的人身攻击，而是依然保持着相当敬重的态度，这在李敖所评点过的全部名人中，再难以找出第二个人。

晚年的李敖

1962年2月24日，时年71岁的胡适因心脏病突发，猝然病逝于台北。56年后，胡适当年的“小朋友”李敖也撒手人寰，终年83岁。至此，这对“忘年交”之间的恩恩怨怨便化作过眼云烟。

参考书目

李敖：《李敖回忆录》，中国友谊出版社2004年版。

李敖：《李敖大全集》，中国友谊出版社2010年版。

李敖：《李敖50年唯一自选集》， 时代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注：钱穆先生出生在无锡荡口七房桥，这是个文化古镇，“江南第一义庄”，数学家华衡芳，“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歌唱祖国》的作曲家王莘，均出于此。）



十三、片言只语说无锡

湖山歌碑

无锡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宝界山绮丽的风光，美不胜收;典故人文，令人唏嘘不已。冬季的宝界山：古有名士高风节，余下空石待铮骨；书院门前点点红，蝉音未至萧萧堂。无锡西面，在蠡湖和太湖之间，有一座高约百米美丽的小山，叫宝界山。

行路须平地，观景在登山。上宝界山顶，北望太湖佳绝处的鼋头渚，南眺郁郁葱葱的军嶂山，向西茫茫太湖尽收眼底，北面的蠡湖如一条绿色丝带，围绕着无锡历史名城。真是风光无限。明代嘉靖年间、官拜南京太仆丞的文豪归有光，曾撰文《宝界山居记》，赞美宝界山绝妙的湖光山色，景地名胜。

王问(1497—1576)，字子裕，号仲山(学者称“仲山先生”)。生于明弘治十年(1497)，无锡人。自幼聪慧，九岁能诗文，且喜绘画。后就学于明代著名藏书家、学者、无锡人士邵宝创办的二泉书院，拜其门下，学业优秀，品德高尚。考中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初授户部主事(户部为掌管户籍财经的机关)，监管徐州仓库，管理有方。

后调南京兵部，任车驾郎中(车驾司的负责人，正五品)，能体恤士卒疾苦。王问对父亲十分孝顺。在京城时期，准备迎养父亲。但父亲不愿离开家乡，,嘱咐王问画三十把扇子，各题诗一首，老人每日用其一把，就仿佛儿子每天侍奉在身边。

此后王问又调任广东佥事(管理广东省监察、司法的提刑按察使司下的属官)，赴任途中，行至桐江(今浙江桐庐县)，因思念老父，决心不再南下，弃官回无锡，终养其父。从此，他淡于仕进，留恋湖山林泉。他仰慕钱绅的德行，欣赏他遗下的雅致别墅，就在其旧地筑“湖山草堂”，以诗画自娱。

王问的儿子王鉴，字汝明，号继山，明嘉庆四十四年(1565)中进士。初任山东武定州知州，在任有政绩。擢升户部员外郎(是户部的官吏，从五品)，又调吏部擢升稽勋郎中(是吏部官员，正五品)。因思念父亲年老，托病辞官回乡。

王问寄情于“湖山草堂”，隐居于此，有30年不去城市。嘉靖二十六年(1548)王问作《湖山歌》，隆庆元年(1567)又手书行草、勒石成碑。此碑高186厘米，宽86厘米，歌词深沉，音韵隽永，笔力苍劲，刻工精湛。此石碑竟然遗存至今。1980年，市园林部门将该石碑移至鼋头渚“憩亭”现址，嵌于壁间。

嘉靖三十三年(1554)王问同秦翰、顾可久、华察、王石沙等无锡文人名士，重修惠山的碧山吟社，结成诗社。王问的诗文集有《仲山诗选》、《初斋集》等。王问的画名大于诗名。所画山水、人物、花鸟皆精妙，风格独特。书法笔力遒劲，自成一体。

传世的绘画作品有《为左江写山水》、《联舟渡图》、《渔乐图》、《孤屿秋色图》(现藏于无锡市博物馆)。传世书法作品有《湖山歌》碑(现在无锡市鼋头渚公园憩亭内)、《行书》卷(现藏于无锡市博物馆)。明万历四年(1576年)逝世，终年79岁。

1986年7月由无锡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图：左是太湖鼋头渚包孕吴越之中心区域，也是景区精华之所在。太湖佳绝处原是横云山庄旧址门楼地，已多次改建，与原味大有出入。右图是公园新开辟地带，在中日樱花友谊林傍，增设了无锡名人苑。这些名人中，如徐悲鸿、钱穆都具有丰富的历史人文故事。）

云薖园与过云楼

居然大部人将“薖”与“过”误读，这里不妨介绍一下有关这两个字的不同园楼建筑。

云薖园在无锡，过云楼在苏州。

“云薖园”这三个字，能读对的人应该不多。大家都卡在“薖”字上，很多人将它误读成“过”，也有人将这三个字写成“云过园”。查了字典才明白这字读“ke”（第一声）。薖是一种草的名字，本意为停留、居住、隐居。

云薖园是杨世缄先生祖父杨味云旧宅，位于无锡市长大弄5号。

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百年老宅，也是清末民初无锡四大家族杨家的故园。

云薖园整体上依旧保持了中国传统园林的建筑特色。这是由房屋主人杨味云先生构图设计的，园中有一座洋房，因其外墙是白色的，被人们称为“小白楼”。这座中式园林建筑，有八角亭、假山群、水榭、池塘、回廊…园内厅堂过道，角角落落，布满了人文花道，花为主，画为境，清音绕屋，花茶飘香，尽显江南园林的典雅与秀美。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进驻无锡，占云薖别墅为公馆，致新宅大受摧残。日本军队侵占无锡后，老宅一度由族人居住看管。新中国成立后，这座老宅先后被无锡市税务局、市纺织工业局、市文化局借用。21世纪初，因味云公之孙——杨世缄先生对无锡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政府以奖励之名义赠予杨世缄先生个人，祖上私产物归原主。

杨味云

有些资料称为杨寿枏，是无锡民族工商业创始人杨宗濂、杨宗瀚兄弟的侄儿，其父为杨宗济。

1891年中举，1897年入其伯父山西按察使杨宗濂幕府。1899年回锡助其二伯父杨宗瀚处理业勤纱厂事务。1901年入京任内阁中书。1903年应商部考试录取任主事。 1905年以参赞身份随五大臣出洋，次年回国后督率译员译编各国政论专著60余种。1907年任农工商部主事，旋升员外郎兼公司注册局总办和商标局总办。1909年起，历任度支部丞参兼财政清理处总办、崇陵监修官兼盐政院参议、度支部左参议等职。 1912年4月起，历任盐政处总办、长芦盐运使、粤海关监督、总统府顾问兼财政咨议、山东省财政厅厅长等职。1917年3月任段祺瑞内阁财政部次长，代行总长职务。1919年当选国会参议员，曾任全国棉业督办，后被推为天津华新纱厂经理。1922年奉派任无锡商埠局督办，是年冬回京任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署长。次年退出政坛专心经营华新实业，先后在青岛、唐山等地办新厂，组成雄居北方的华新纺织资本集团。1927年以年老退居任华新集团董事。

杨味云有个出色的儿子叫杨通谊。

杨通谊

原名杨景熥，1907年12月生于北京，原籍江苏无锡，父亲杨味云系前清举人，先事从商后从文，对杨通谊影响极深。杨通谊与荣德生之六女荣漱仁结为伉俪，成为荣德生先生之六婿。

1921年杨通谊在上海南洋大学中学部就读，1927年去美国麻省理工学，经过五年攻读，获电机工程学和工程管理学科硕士学位。后因“九一八”事变爆发，祖国处于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他毅然放弃攻读博士的机会，赶回祖国投身于抗日的洪流之中。

1950年为上海广新银行董事长。他曾被聘任为麻省理工学院十八位优秀终身荣誉院士之一、史隆管理学院荣誉院士、上海交通大学顾问教授、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以及沪港台几家公司的负责人。

1989年赴台湾讲学，首次把系统动力学和“学习型组织”介绍给台湾的学者和企业家，台湾中山大学立即成立了“系统思考与组织学习研究室”并出版杂志、书刊，学习、研究与传播这一理论。

担任过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市政协常委、崇明县人民政府高级经济顾问。

杨世缄

1944年10月5日出生，江苏省无锡市人。台湾大学电机系毕业，美国西北大学电机所硕士、博士。

曾任中山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部门计划处技正、副处长，“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企划考核处代处长、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代副局长。1986年11月任“经济部”技监兼工业局局长。1992年1月任“经济部”常务次长。1993年任“经济部”政务次长。1996年6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99年1月续任。舅荣毅仁。

杨世缄，杨通谊第五子，在台湾政治、经济、科技界都有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他和其兄世纯一样，继承父辈心愿，报效祖国，为社会的进步发展服务。在他的倡导下，无锡新区经济发展集团总公司和英属维京群岛华扬海外公司，在无锡新区合作创办了“华扬科学工业园”，园区将围绕引进现代信息、生物等高新技术产业、支持家乡建设。该工业园要引进60家左右的高科技企业，人均年产值达到15万至20万美元，并达到一公顷土地年产出5000万美元的效益。(见2001年5月17日《无锡日报》头版头条报导)

杨世纯

杨通谊第三子，幼年在台湾长大，远离父母和兄弟，靠自己艰苦学习奋进。大学毕业后，从事科技的研究和引进，后定居香港。1974年在当时很少有人回大陆考察的情况下，毅然跨过罗湖桥，1978年即为上海引进了生产电子手表的技术设备，是上海最早的补偿贸易项目之一。1980年又创办“半岛工业公司”，注册在昆山市，积极引进高科技，包括集成电路生产设备，超纯水系统和膜应用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在90年代又引进了元器件高可靠测试体系，老化筛选及超高真空检漏等设备和技术，这些尖端技术一直为国家航天部门发射卫星所应用。他创设的“香港半岛水处理有限公司”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反渗透膜应用水处理公司之一，从事工业水处理膜分离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已20余年，是一家高科技环保企业。他现任该公司董事长，兼任上海华夏文化经济促进会理事。

【附】杨世缄赴上海奔父丧

台湾“政务委员”杨世缄将赴上海奔父丧

2000年4月21日

香港中国通讯社四月二十日台北消息：五十年来一直与父亲分隔于海峡两岸的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杨世缄，其父 亲杨通谊十四日病逝上海，享年九十三岁。虽然杨世缄一直希望有机会返乡探望卧病多年的父亲，但受限于台湾当局的禁令而 迟迟未能成行。杨父去世后，台湾「内政部」才专案审查于十八日同意他赴大陆奔丧，预定二十二日启程。

杨世缄出身书香世家，其父早年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取得硕士学位，一九三０年代返回大陆后投笔从戎，后来从 事银行等事业。杨世缄的母亲荣漱仁，是前中国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姐妹。

一九四九年杨世缄全家跟着国民党政府到了台北市，当时杨世缄只有四岁。然而父母亲随后返回上海处理一些事 情，此后两岸隔离数十载，杨世缄兄弟和父母被迫一家骨肉分隔东西。

一九八七年台湾开放探亲，杨父曾到台湾与杨世缄兄弟会面，但不久返回大陆。近年杨父长年卧病，杨世缄不只一次 向旁人提及自己对父亲的思念和关怀之情，一直希望有机会前往探病。今年三月大选后杨世缄立即提出辞呈，为的是能以民间 身分一偿宿愿。岂料「行政院」希望所有成员五月一起办理交接后才离开，杨世缄终究未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为五十年来两 岸众多骨肉离散人伦悲剧再添一椿憾事。据了解，杨世缄将是继前国民党秘书长章孝严之后，第二位以现任政务官身分前往大陆奔丧的台湾政界人物。杨 世缄在台担任公职二十七年，这是他第一次回大陆。由于他的祖父及母亲都葬在无锡，杨世缄此行除到上海之外，还会到无锡 扫墓，预定月底返台。

过云楼

江南著名的私家藏书楼，位于苏州市干将路，世有“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之称，现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经过六代人150年的传承，其藏书，宋元古椠、精写旧抄、明清佳刻、碑帖印谱800余种。

说起过云楼颇有声名，但坊间多数误以为仅仅是藏书的楼，这个误会与2012年春季北京匡时拍卖公司负责的一次拍卖有关。那次包括宋版《锦绣万花谷》　在内的179种、1292册过云楼藏书，以成交价2个多亿人民币为江苏凤凰传媒集团竞得，于是过云楼以藏书楼闻名。其实过云楼在清代同光年间就名噪一时，是一座以庋藏书画为主，旁及古籍、碑拓、古印、古泉、古琴等多种门类的收藏楼。过云楼主人顾文彬之子顾承协助父亲缔造过云楼书画收藏王国，并拜著名篆刻家、琴家王云（字石香）为师学习古琴，收藏包括苏东坡的玉涧流泉琴在内的十几把古琴。顾承一手营造的怡园辟有坡仙琴馆，常在园内操琴怡情。顾承的爱好延续到其儿孙，1919年8月，顾麟士、顾公可、顾公柔参加了由琴家叶希明（字璋伯）组织的怡园琴会。之后，怡园琴会演变为今虞雅集，由江阴人庄剑承等发起，吸引了国内不少琴家，其中不乏无锡琴人。时代变迁，古琴一度销声匿迹，而今民间学古琴成风，研究古琴者更不在少数。翻阅古代文献，常常不经意间发现古琴的信息，可惜都是支离破碎，要了解一地古琴文化的传承，须有完整系统的文献资料支撑才行。前年读到顾颖的《清机小录》中《惠泉流韵——无锡古琴史述略》一文，初步了解了无锡古琴艺术的历史、地位及其特点。近日读到他的新著《云门琴谭——无锡古琴史料初编》　时，眼前顿时一亮，这部有关古琴地文文献研究的大作，涵盖琴人、琴谱及收藏、逸闻等篇章，可用“上穷碧落下黄泉”来形容，非一日之功可成。

无锡古琴没有自成一派，不如邻近的常熟有虞山琴派，也不如隔江的扬州有广陵琴派，但并不意味着无锡没有古琴艺术的流行与传播。顾颖以“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执着，对无锡琴史、琴家、琴谱、琴曲及私家藏琴等相关文献开展收集、解读及研究，履行着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的职责。

《云门琴谭》的特征之一就如其副标题“无锡古琴史料初编”所透露的，其史料详实，以文献资料为基础探究无锡的琴人琴事，其中《琴人篇》《琴谱篇》两辑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与利用价值。《琴人篇》　占全书百分之七十的篇幅，可见琴人在古琴艺术传承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寻找这些琴人，就是一个还原文人士大夫风雅生活与时代风尚、研究中国传统音乐艺术的过程。顾颖撰写了自两汉到民国时期六十三位无锡琴人的小传，围绕这些琴人的生平经历、著述专长等一一展开，囿于文献的局限，有的琴人篇幅较长，有的则寥寥数言，尽管如此，这已是不可多得的无锡琴人的“家谱”。任何艺术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往往在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中得以交融与发展，古琴也不例外。无锡与苏州地域相连、文化相通，两地琴人之间活动频繁，从中获取养分，发展本地的琴学艺术。清代嘉庆、乾隆年间的学者、书法家钱泳是无锡人，随母定居常熟，与苏州“贵潘”家族的潘奕隽、潘世璜父子交往频繁，是潘家的座上宾。作为一名琴人，钱泳在《履园丛话》中留下了他学琴及与潘奕隽堂兄潘奕正等人探讨古琴音节等问题的细节，以及他与许春山、孙复初泛舟西湖，抚琴品茗的闲情雅致。来自浙江海宁的吴士龙酷爱古琴，远离家乡的他，辗转南北，最后定居无锡，古琴一直陪伴其左右，他频频举行雅集，与当地琴人切磋，为无锡古琴注入活力。

《琴谱篇》收录了华文柏辑录的《菊吟琴谱》和吴士龙、杨荫浏、赵鸿雪抄谱等多种琴谱，其中《〈菊吟琴谱〉提要及辑者生平考证》和《华文柏手稿琴谱浅探》是颇具功力的阐述琴谱与人物的论文。《藏琴篇》收录了赵鸿雪、卫质文、王吉儒等四人收藏的古琴，配以图片，有的古琴或许早已不在，而今只能读图识琴，一饱眼福。虽然这些琴谱、古琴只是无锡古琴史上的冰山一角，但足以让人了解无锡在古琴史上的地位。

《云门琴谭》是继《清机小录》之后又一部关于无锡古琴的文献编研作品，基本可以呈现无锡古琴的发展脉络和时人的精神生活。尤其通过解读《琴人篇》　中所录不同时代的琴人小传，可以初步判断无锡古琴起源于两汉，发展于明代，兴盛于清早中期，没落于民国晚期。随着古琴文献资料的增多，有关无锡古琴的研究一定会越来越深入。

（《云门琴谭》　顾颖编著　广陵书社出版2019年7月第一版）



无锡后祁古街

无锡有句老话：先有后祁，慢有北塘。

这句老话中的北塘，就是无锡市北面原先的北塘区，其核心就是大名鼎鼎的北塘大街。这句老话中的“后祁”就是北塘区的后祁街，它南接北大街，北接青石路，长约240米。它的知名度不及北大街，不及北塘大街。但它是无锡北塘的一条古街，资格在北塘是最老的了。

一、北塘

北塘名称的来历简单地讲，古人把运河称为塘河，位于运河之北，故称北塘。细讲起来，这个“塘”字是从何而来的呢？古代无锡有两个大湖:惠山南面有太湖，号称三万六千顷；惠山北面有芙蓉湖，号称一万五千顷，以生长芙蓉（荷花的别名）而得名。又名无锡湖，射贵湖，简称蓉湖。北塘一带就在芙蓉湖湖区内。芙蓉湖是一个浅湖盆的湖泊，低洼沼泽连绵数十里。历史上，吴地百姓不断地治理、改造芙蓉湖。战国时期，楚国春申君黄歇封于江东，即成为治湖第一人。东晋时期，晋陵内吏张闤（读huán）治芙蓉湖，还湖为耕田。但直到北宋时，北塘一带仍是芦苇丛生的沼泽地。又经宋、元、明几代治理，明代良臣周忱主持整治芙蓉湖，北塘才露出水面。又因围湖造田，以至芙蓉湖缩减为北门外京杭大运河的一段及各个塘河，名为北门塘，简称北塘。

北塘最早的主要建筑是接官亭。明弘治七年（1494）的《无锡县治图》已标明了接官亭，距今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了。到了清乾隆年间，为了迎接皇帝南巡，从接官亭至莲蓉桥的里街筑成了长条青石板街道，路宽不足2米。接官亭也一度改称为接驾亭。至光绪元年（1875），北塘沿河的石条驳岸竣工。到了民国3年(1914)，由北塘的工商巨子蔡缄三倡议并捐资1500银元，将北塘街筑成了弹石路(江阴巷口至莲蓉桥约50米的一段仍为石板路)。这是无锡最早的弹石路之一。至上世纪40年代后期，这条街被正式定名为北塘大街。

以北塘大街为核心的北塘，曾经是近代无锡最繁华的商埠。商贾云集，货流四通，犹以米市、钱庄、布码头、山货行著称，是旧时无锡的粮食、商业和金融中心，是近代无锡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之一。

二、后祁

但直到北宋时，北塘一带仍是芦苇丛生的沼泽地，在经宋、元、明几代治理，北塘才露出水面，而后祁街因地势较高，在宋代时已有先民居住。

我们看到关于后祁的最早记载是元代王仁辅《无锡县志》“天授乡  后祁”。那时，后祁在无锡城外，属“天授乡”，不称街巷，而叫后祁村，民间称后祁里。清代康熙《无锡县志》载:“天授乡一都一图下辖高桥、梨花庄、塘头、后祁等十村。”元代王仁辅《无锡县志》编纂于元代至正年间，这后祁的历史至少有近700年了，真是名副其实的老街巷了。“先有后祁，慢有北塘”的老话是不错的。

后祁村在宋元时范围较广，大致相当于现在南到运河，西和北至通惠路，东到莲蓉桥。后祁街的形成与发展与这里先后建有不少寺观道院有关，西有尊(增)福庵、大王庙，中有蓬莱阁、元升道院，东有璇玑道院。其中元升道院规模最大，有5048间房屋。寺庙道院的众多，香火旺盛，寺园经济繁盛，人口云集，热闹非凡，逐渐形成街巷。当初正街十分狭窄，位置相当于现在的后祁后街之处。后祁又紧傍古运河，古时，以水路船运为特点的交通网，对该区域古运河的运输是十分依赖。后祁临近的三里桥接官亭一带，历来即是交通要道，大运河、古驿道并驾齐驱，通过小三里桥直通的后祁街，很自然成为居民的居住“小区”。

使后祁街出名是清代乾隆帝的御驾过道。清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帝第一次下江南，经无锡，登陆要走后祁街。这就忙坏了无锡的地方官。御驾要走后祁街，因而就把后祁街为正街、原店后门改为前门，原前街改成后祁后街，后祁平行成两街。御驾走的街道则连忙施工铺“人”字形的砖路，名御道街。乾隆帝的御驾过道令后祁街沾上了皇气、出足了风头，也使商市后祁里显得更闹猛。这之后，后祁的正街东起江阴巷，西至青石路，全长达6I8米，街宽6米多。后来经历太平军战斗和抗日战争两次兵燹（读xian）烧毁成荒地复建街巷后，长只有242米，宽仍有6米。后祁前后街之间保留着自东江阴巷口北栅街头至青石路马弄仁口，两街贯穿有着三条弄:毛墙弄、唐家弄、薛家弄。故有说：颠颠倒倒后祁街，两街贯穿三条弄。

为什么叫后祁？祁是一个汉字，读音为qí，祁字的右边的“阝”，是“邑”变形，邑是非国都的城市。祁是宽广而众多的意思。以祁为本名的城市，地貌，都有宽广、众多的含义。如：祁山就是指范围宽广高地众多的山。如：河北祁州“以界内水泽深广名之。”因此，后祁是因为地域宽而名。有说，后祁的命名与明宣德年间周忱治水有关，但后祁的地名在元代已出现，故此说不确。

1998年无锡北塘区改造时，后祁街并入青石路，接着道路被拓宽，临街修建了南北各一排欧式形状的简易房，开出了大大小小的店铺，逐渐变成了一条美食小吃街，被称为“欧风街”，一度成为无锡人晚上爱逛的去处。

2013年，与中山路相连的北大街、历史悠久的青石路后祁街统一更名为中山路。

2015年，无锡市行政区划调整：崇安、南长、北塘合并为梁溪区。

这真是，梁溪百花艳，惠泉山色明。东风年年春，山河日日新。无锡在新时代里不断地前进、发展和壮大。



【附】钱孙卿与无锡商会

无锡商会的百年基因 —民国无锡商会会长钱孙卿“商民保姆”之精神

周孜正

《中国民商杂志 》 2016年第2期

无锡商会至今已有110年的历史，是中国发展最早的商会之一。无锡也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发祥地，早在清末民初，无锡在全国较早出现了现代机器工业，民族资本发展迅速，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工商名城之一。

无锡商会是随着民族资本工商经济的发展，在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过程中产生的。1904年初，在维新改良派代表人士和工商界有识之士的奔走呼吁之下，清政府颁布了《商会简明章程》等一批具有改革意义的法规，允许设立新型商办民间团体。1905年，锡金商会（当时无锡地区分设无锡、金匮两县）宣告成立。

在民国时期，无锡以区区一县能获得非常辉煌的工商成就，一方面，与无锡涌现出了周氏、杨氏、薛氏、荣氏、唐蔡、程唐六大民族资本家有关；另一方面，无锡商会会长钱孙卿着意构建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营商环境，也对无锡的工商成就功不可没。

钱孙卿一生以“爱乡土、爱乡人”为人生目标，他不但积极为无锡各大家族处理好与地方、中央的政商关系，协调各大家族的内部问题，以减轻了资本家发展企业的后顾之忧；还不时为民请命，向政府争取合法权益，成为了极受乡人尊重的、为民国无锡经济发展服务的“商民保姆”。

民国无锡大家族企业为何要“保姆”

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工业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荣德生等无锡大民族资本家们很喜欢称呼自己为“实业家”，能够开办机器大工厂从事生产，不仅是他们引以为荣的人生价值，也是“实业”能真实存在的基本条。

但是在日常的经济活动中，无锡大家族的企业领袖很难兼顾政商、社会等多方面事务。尤其在应付地方势力和党政组织的问题上，他们不仅精力不够，且并不擅长，并且很多事情也不便他们亲自出面，这时他们就需要切实、灵活的专业代理人来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这样的代理人首先即是“商人保姆”。然而，无锡荣德生、程敬堂等工商巨子心目中的实业与地方的关系是互融互惠的，老板对员工的关系不是过度压迫和剥削的，而是一种“爱乡爱族、工农兼顾”的共生状态。因而，资本家的专业代理人最好还要有护民爱民之精神。

总之，能挺身而出向政府、执政党争取无锡之商、民之权利，促进无锡经济的社会的协调发展，这才是资本大家族的巨头们心目中所期望的“商民保姆”。

从清末民初，到国民政府，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为其政权服务，他们必然要以经济政策、法律法规，甚至以枪相逼等手段，对资本家本人、原料供应、货币流通、市场准入等与经济有关的多方面因素，加强“统治和合作，统管与合并”（简称“统合”），以达他们的政治目标。

1927年国民党主政后，政府对经济因素的“统合”与资本家对生产要素的“控产”是交织发展的。当然国民党更多的是表现为对资本家“控产”自由的打压。国民党在县市设立了地方政府及党部，解散商民协会，在中央则操纵了大型金融交通等企业。国民党政府、党部、官僚企业，都对民族资产阶级形成虎视眈眈，希望将手伸入荣氏集团等大民族资本企业。

比如1935年，申新系统除申三外“共亏200余万元”，4月底，申新各厂“全部资产总额为6200万元，全部负债总额为6500余万元，出现资负倒挂”。为脱困境，荣宗敬“函恳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援助。1935年上半年，被资本家们称为“样样都要拿”的宋子文，对荣宗敬说：“申新这样困难，你不要管了，你家里每月2000元的开销，由我负担。”宗敬“不敢正面反对”，只能“由荣德生出面拒绝”，并以无锡申三厂来为上海申新做担保。虽然宋子文后来“迫于舆论”，以及中国银行“与上海银行有债权矛盾而敛手”。一系列波折后，上海荣家企业“虽得生存”，但资金“只能依靠中国、上海两银行垫款”，并组织财团监督企业，“经营管理权”已“落入财团之手”。

再如，1934年底荣氏申新七厂还不出“向汇丰银行借的200万银元押款”，汇丰不肯转期，但按中国法律，也“无权进行拍卖”。汇丰居然“蔑视法律”，无视上海地方法院出“布告假扣”申七财产的事实，在1935年春将申七拍卖给日商。国民政府与中央、上海两银行对此反欲趁火打劫，“中央银行乘机拟赎回申七，交棉业统制委员会处理”；对此全国厂商联合会发动“160余个同业公会成立救济会”，“号召会员与外商银行断绝往来”；“各报舆论，一致谴责汇丰的非法行为”。国民党政府“拗不过激昂的民意”，方才电令上海中央银行帮助申七先垫“付利息25万元”，最后汇丰慑于各界压力，“不得不取消拍卖，押款转期”。

由上可见，抗战之前，荣氏企业在官僚资本、外国资本的双重打压下，挫折重重，对“控产权”的抗争屡现危机。

与党国政府交锋的坎坷经历，让荣德生等民族资本家在失望之余，意识到在国民党的统治下，荣氏集团资产的“控产安全”随时会受到威胁，他们力抗外资之余，对党国政府的戒备心理也日渐滋生。荣氏为求“控产”之安全，一手是积极结盟能够保护自己的官员；另一手则精心经营无锡、上海的地方商会和同乡会，推出自身的政治代言人，如荣氏先是支持无锡商会会长钱孙卿，抗战后又推动申三总管薛明剑竞选国大代表，以此种种，联系地方势力，影响地方政治，徐图自保。

显然，一旦当政者对民族企业进行“释放和打压”之时，政商之间如果缺乏一个中间地带，尤其当政府的经济政策制定错误，一些高级官员恃强凌弱侵蚀民企时，这些恶劣影响势必都会直接落到工商业者头上，且没有缓冲和扭转的余地。

民国无锡商会的成长，以及擅长与政府打交道的钱孙卿的出现，正好成为党政势力与资本家族之间最好的缓冲地带，钱孙卿也当仁不让地成为地方大家族的“商民保姆”。

钱孙卿为各大家族看好

钱家“世居无锡，世代耕读，书礼传家”，是“杭州五代闽越钱武肃王之后”。辛亥革命后，1912年岁的钱孙卿被“选为无锡临时县议事会议员及参事会参事员”，这是他“闻邑政之始”。

当时，国民党以蒋哲卿为首“在无锡成立分部”，而“南通张謇为江苏分部部长的共和党”在无锡“亦设立支部”。薛氏家族的薛南溟为了不让国民党“独揽地方势力”，因而“与高映川、孙鹤卿、蔡缄三决定”，推出“年少气锐的钱孙卿当共和党无锡分部部长”，孙鹤卿、薛南溟等“城市地主资本家势力”，成为钱孙卿起步阶段的“主要社会基础”。高映川是钱孙卿的“外舅”，孙鹤卿是钱孙卿的表兄弟，都是无锡资本家中的“重要势力人物”。

1913年7月，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但无锡资产阶级反应冷淡，共和党支部长钱孙卿在报上公开致信县知事，请他“宜以保全地方为主，切勿轻易招兵；应整理地方，静候大局转机”，不久“二次革命”失败。但钱孙卿由此“初露政治头角”，他为地方和资产阶级带来了稳定和繁荣，符合资本家族的需要，同时，他处理复杂政商事务的睿智亦“为无锡社会上层各界所信服”。

1921年，钱孙卿曾经的对手蒋哲卿，为撤掉与薛南溟的“关系深切的钱孙卿”这支力量，就准备把钱孙卿“捧上去当议员（江苏省第三届）”。这让没有财力的钱孙卿“不费分文”当上省议员。当选后，荣德生则主动邀请钱孙卿“到南京”开会办事时，“常寓在他的下关茂新办事处”，这是无锡新兴的荣氏家族与钱孙卿的正式交往之始。

1924年，无锡最早开办纺织厂的杨氏家族的杨翰西为“与薛南溟争个高低”，策动人控告“薛南溟纵容属员贪污渎职。省里把控案发下查办。”薛南溟听到风声后，就“以老病辞去市（自治）公所总董职务”。而杨翰西为避免激化矛盾，自己不便出面取代薛南溟，换届时他“运动多数议员”，将他看中的钱孙卿选为总董，接替薛南溟掌管支配“地方公款公产”的大权，薛南溟事后看到是“同自己向有渊源的钱孙卿”接任总董，就“顺水推舟，表示支持”。“出乎意料”当选总董的钱孙卿由此正式涉入政界，并“结交了”无锡的另一“有力人物杨翰西”。

1925年1月初，在齐奉战争中战败的齐燮元军“溃败来锡”，军纪败坏，齐燮元“非但弹压无方，还要向地方勒借十万巨款”。当时去湖州避难的荣德生，半路“看城中火光烛天，心中悬悬不安”。而总董钱孙卿顾不上自家父亲的“永盛典”当铺被齐军“洗劫靡遗”，却忙于“组织临时自卫团筹城防”等事。为应付10万“索饷”，大年除夕夜，杨翰西、钱孙卿等无锡公团负责人冒着严寒去见齐燮元，“哀述锡人财力已尽”，得允齐氏同意“明日再说”，成功阻止了齐军入城骚扰，夜深回城时他们“缒城而入，举步泥泞，衣履尽湿”。后来为无锡“人民歌颂”道：“幸而（钱孙卿）先生和当时商团公会会长杨翰西君合力主持，城区和北塘赖以保全。先生策划应付，筹款善后，功不可没。”

出门避难的荣德生回锡后，发现家中“一无损失”，对主持保护地方的钱孙卿则更为赏识。

钱孙卿成功当选为省议员与市总董，表明他可依靠的“后台”不再局限于亲戚、共和党的老圈子，他已是无锡几派势力或大资本家着力争取的人才，其角色也开始由“代言人”转向“中间调和人”。而钱孙卿应付兵灾等动作，让他进一步得到工商精英的认可及信赖。在齐军围城中脱颖而出的钱孙卿与杨翰西“两位新锐”，于国民革命前夕渐有成为无锡“最主要的绅商领袖”之势。

1927年3月，“革命军北伐底定无锡”，商会按国民党党纲规定，改组为商民协会。为无锡精英与民众认可信任的钱孙卿，得到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机遇，他借用“典当业代表”的身份，成功的与陈湛如、蔡有容一起“被推为商民协会常务委员”。

1928年12月，无锡商会“依照商会法”得以恢复，旋即钱孙卿被商会“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并逐步掌握该会，连任会长，成为民国“代表无锡资产阶级集体的意志”的最有力的人物。

就与无锡各资本大家族的私人关系来说，从年代末到1949年，钱孙卿不仅与荣德生结为终身好友，也很重视与唐程、唐蔡集团的程敬堂、唐星海的“交好”。

由此可见，钱孙卿逐步为各大家族看好，及成为商会会长的过程，是与无锡工业现代化的过程紧密相连的，他与无锡资产阶级是共命运的，是“皮之不存，毛将附焉”的关系，所以，维护好无锡资本大家族的利益、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地方营商环境，是钱孙卿社会身份和地位存在的天然要求。

1947年2月，无锡《人报》连载《无锡纵横谈》文章述及1930年代无锡经济极盛时期的历史说：“绅士阶级是以商会和城乡资产阶级为基本力量的。”而钱孙卿领导的县商会“在战前一向保持压倒一切民众团体的气概”，掌握着无锡的经济命脉。这亦表明，钱孙卿挟商会之力量与国民党当局讨价还价，其背后支持的巨大力量是无锡各大资本集团。

对国民党当局不公之处的抗争

无锡资本家族对企业独立且交织的投资结构和经营状况，各资本家族无论一致对外交际，或是减少当地企业间的内耗，都得有代表性的协会和领头人物出面进行操作，这促进了“无锡县商会”的发展，钱孙卿个人的重要性也随之上升，他不仅成为无锡资本家对外沟通政界、对内通力合作的重要桥梁，而且对政府当局对资本家的不公之处的抗争也日益凸显，进而成为资本大家族们须臾不可离开的“商民保姆”。

1927年5月，国民党占领上海后，强摊“上海纱业‘二五库券’50万元”，蒋介石为达目的，污蔑荣宗敬“甘心依附孙传芳”，命令“查封其财产”并“全国通缉”。初掌无锡商会的钱孙卿当仁不让，毫不惧怕挟北伐胜利之余威荣抵南京的蒋介石，他即以“无锡商民协会常委会”的名义，“致电南京为荣请命”，要求蒋介石撤回成命。虽然此事后经国民党中常委吴稚晖的疏通，“荣氏照购‘库券’”，蒋才罢手。但钱孙卿以一县商会会长之普通身份，尽力抗争，其所做出的努力和胆气令资本家佩服。

1930年代初，为了增加国民政府的税收，江苏省主席陈果夫借用孙中山“平均地权”之说，提出在江苏城市“开征地价税”。1935年无锡“北塘、通运路一带地产价值”，每亩已“涨到几万元”，北大街一段“最高亩价达10万元”，如“按地价征税”，则会触及开办企业而使用大片城市土地的资本家与士绅的“切身利益”。读过法政学堂、重视“佐治官书”的钱孙卿研究此事后，认为此税违法，他指出“房捐系地方费，……应由县公开讨论”，以国民党之矛攻国民党之盾，而在刚过去的1934年，“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废除苛捐杂税为重要议题，并通过各省市设捐税监理委员会监督设施”，钱孙卿以“县商会名义，正式发表函电、出面反对”，以该年“苏省灾后地方难增负担，联合各县呈请缓解”，此电效果“为最有影响”。



另外，城区地主资本家在清风茶墅联合商量后，“派人到上海，在《新闻报》和《申报》上，各刊登一条‘反对开征地价税告全国同胞’的广告”，还直接找吴稚晖告状。陈果夫看了广告“大吃一惊”，觉得以钱孙卿为首的无锡“地方势力不好惹”，陈果夫“既不能屈服，也不好蛮干”，于是请和钱孙卿“容易说话”的蔡子平出面处理，最后“省政府同意暂缓开征地价税”。

抗战时期，钱孙卿“旅居上海，名义上不是会长，但在一定程度上仍居幕后指挥”。且钱孙卿以无锡商会为基础，广泛结交的苏南士绅。抗战后，钱孙卿的影响已经不限于无锡，当时“陆小波仍担任江苏省商会会长，庞甸材担任了国民党江苏省临参会议长，他们每遇大事疑难，都得问计取决于钱孙卿，然后采取一致行动”。国民党政府在如此情况下，在战后反而对“钱孙卿较前更为重视和利用”，省主席“王懋功和省党部主任葛建时、汪宝瑄等”对钱孙卿抱有两面的态度：一方面“力加排斥，但又无法弄掉他”，因为他确实“得到无锡地方势力”和“苏南一些主要工商业的势力人物的共同支持，一动他就会引起共同的联合反对”，另一方面，汪宝暄也承认，“这个老头子看来难说话，其实大有用处”。如果国民党实在要和钱孙卿打交道，只能“通过陆小波、庞甸才，无锡县党部、县政府等加以间接运用”。这都说明，钱孙卿的地位和影响力已经超过战前，“成为地方势力最大的代表人物”，也是无锡抗战后一些重要政商事务的背后操作人，其“商民保姆”的角色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共同代理人”“商民保姆”的钱孙卿在无锡工商界的逐渐重要地位，进一步说明他存在的必要性，而其背后的支持力量——商会，作为维护资本家利益的“责任群体”，也是工商界各种关系互助互融、争取最大权益的共同平台。无锡商会在钱孙卿的领导下，对内调和协商、对外团结一致，以谋取自身和地方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是无锡资本家群体整体上的一大特征。

“商民保姆”对民众的保护

钱孙卿对资本家的支持以及他对家乡老百姓的爱护，甘愿做他们的“保姆”，这一切的基本出发点就是“爱乡土”。抗战初期无锡沦陷，钱孙卿深知工商业是无锡的命脉，他视家乡的工厂如自己的珍宝。

1937年11月，日军攻入无锡，“先头部队不过百数十人”，“于城内外大肆烧抢”。钱孙卿躲避战火离开无锡后，听闻当时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驻屯溪，江苏省代省主席韩德勤驻江北，正指挥国军与日军在江苏境内作战，为保住“锡邑未毁各厂”，“诤民”钱孙卿“涕泪陈词”，托人转电国民党军事当局，强调尚存的工厂“是国家复兴命脉，厂商服从国家政策，未闻稍自爱惜”，那么政府“也应当体念战区的百姓，为战后的复兴计，为劫余的百姓计，务必严饬所在部队，非有军事必要，幸勿轻将工厂毁坏，并吁请择要保护工厂”。

当然，钱孙卿从负责商会事务开始，就一直将“民”和“商”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钱孙卿眼中的无锡的大资本家族也是无锡之“民”的一部分，而钱孙卿不遗余力地支持无锡大资本家，就是为了能够让无锡的普通人民从资本工厂的发展中，得到更多工作机会，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人民收入增加，也就能够更好地为资本家开办的企业工作，劳资双方获得双赢，正是地方发展之最好的前提。

1927年，国民党改组商会成立商民协会。在钱孙卿等主持下，商民协会运作的第一年，就成功“调解了肉业、渔业、箔业因税务纠纷而罢市的问题”。钱孙卿等还在1928年月主动倡议“全省各县商民协会在锡举行联合会议，”并提出要“提高中小商人的地位与学识”，“避免劳资冲突，务使劳资双方合作”等希望。

钱孙卿所提出的减少劳资矛盾的行为，被荣德生、薛明剑、钱孙卿、程敬堂等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所注重和采纳，并奉行优容之道、设立劳工自治区等方法得到实施，为抗战前无锡的地方稳定、经济繁荣做出了贡献。

钱孙卿的价值取向

钱孙卿能上台主持商会，当然是绅商大佬不肯亲自担当，加之无锡党、绅、商势力杂乱无章斗争的平衡产物。但这还与无锡“官绅”与“新兴民族工业”两种资本家的角力结果有关。

1927年，钱孙卿虽系“官绅”杨薛间斗争的偶然因素，由杨翰西出力推上台任商会会长，同时“确实是得到荣德生”及蔡缄三等纱厂业资本家的共同支持，但他并非是支持者手中的“牵线木偶”，其所作所选是有内在原则和价值标准的。

钱孙卿的性格是坚决“不做军阀走狗，不跟政客尾巴”，却“未敢稍诬民意”，视“地方利害”与“今日之人民”的利益为“当年（少年）之父师”。处理工商界事务时，钱孙卿凡事学贾谊所论“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认清事理”而不“随俗浮沉”。基于这些做人理念和价值取向，钱孙卿出任共同代言人的目的是为地方谋利益，而非卷入官绅内斗，夺得私人权势，他希望以此服务好工商界，实现无锡“社会跃进，庶几及见太平”。

钱孙卿在年与荣德生正式交往后，即已注意到了无锡的时代进步：“新兴”资本家的经济实力正在超过“官绅”资本家。1927年后，对于整个无锡工商界，钱孙卿更侧重于代表荣氏等“新兴工业资本家”的势力，认同他们看淡权势专心一致做工业、发展民族工业以富强地方经济、出资谋划建设以造福乡梓百姓的人生理念，这与他以地方利害与人民利益为父师的价值观是完全一致的。自1930－1949年，钱孙卿能蝉联会长，也因得到荣德生、蔡缄三、唐星海等“新兴民族工业”资本家的支持。

钱孙卿主持商会后，一贯抱着做好“商民保姆”以服务地方的理念，这与他愿意做资本家的“共同的代言人”其实并不矛盾，在他看来：都是为了无锡的发展与繁荣。作为商会会长，他不仅“衡事精当，有过人之见”，能以“不怕死的精神”维护工商事业，且“洁己奉公”，坚持“牺牲一己为着地方福利和人民服务”，从而“获得多数商人或民众的信仰和拥护”。

1931年5月，钱孙卿在南京参加国民代表会议，“蒋介石曾亲自召见江苏省的4个商会会长陆小波（镇江）、钱孙卿等，并赐给特字号国民党党员证，吸收入党、加以拉拢。”陈果夫为发展国民党党部的势力，示意钱孙卿要“支持县党部和省党部派到无锡的人员”，但钱孙卿不吃“这一套”，“依然单纯代表无锡地方势力的利益，与陈果夫所派党官发生矛盾。”

以上都让荣德生等新兴工业资本家对钱氏看法一向良好，更何况双方有繁荣地方、发展工商的联盟基础。事实上，钱孙卿上台后，很快得到了荣德生、程敬堂等新兴民族大工业资本家力量的“襄助”，让无锡商会进入全盛时代。

钱孙卿的出现和存在，是特殊的时代塑造了钱孙卿这种“商民保姆”式的人物，但钱孙卿这类人物又何尝不是那个时代的塑造者呢。

 “保姆”精神仍不可缺

钱孙卿能得到无锡“商民”信任，与他将公私之界限划分的很好有关。钱氏对生活的物质享受追求很少，日常“他无所嗜，以啜茗读书自遣”，他“对儿子管得很紧”，解放后，已任无锡市副市长的钱钟汉在“他面前不敢吸烟”，他的子女做人和学业都较成功，无锡人称赞为“子弟齐茁挺秀”。

钱孙卿能雄踞地方20余年，得益于钱孙卿所坚持的“不变”——做好“商民保姆”、保护地方利益；同时又能灵活地顺应无锡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逐步“变迁”所依靠的“后台”人物，让他始终立于潮头。但钱孙卿的“变迁”并非“突变”，而是首要获得他内心最认同的新兴资本家的支持，同时又不放弃其他人物最广泛的支持，以更好地服务地方。钱孙卿“交了新朋友”，也不会“忘记老朋友”，但做朋友、能合作的前提是：有益地方发展、“事以保民为要”。

1978年改革开放后，随着“红色资本家”荣毅仁被重新启用主持大型国有企业，中央开始了经济改革的步伐，私营工商业也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认为，对过去历史的“‘理解’一词既包含着困难，又孕育着希望”。确实，不同时代对“资本家”有不同的理解，30余年来，中国民营企业经历了从邓小平对傻子瓜子年广久“雇佣8个工人即剥削”的宽容，到任正非在华为集团推行“员工持股”的过程。大批新一代“实业家”正在崛起，一些民营企业已在国际上富有竞争力。

但是，国家在绘制新的经济蓝图时，对新民营实业家之“统合”却依然存在。这种统合之中产生的张力，还是需要钱孙卿这样的“商民保姆”来多加沟通。好在这种“统合”已经突破过去的一边倒的困难，正在不断塑造“孕育着希望”的理解。如果这样的“理解”能够更深入、更符合经济规律，那么对于未来中国的发展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

如果“理解”的趋势是放宽曾经对资本家的“统合”，正如吴敬琏教授所说，不是沿着强化“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而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那么，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就必然如60余年前荣毅仁所期望的，将会有很大的“光明前途”，也将会诞生更多的类似钱孙卿这样的经济“保姆”。

周孜正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山大学中国家族企业研究中心



钱孙卿（1887—1973）

无锡学前街七尺场人，本名基厚，晚年自号孙庵老人。钱锺书之父钱基博是其孪生兄弟。宣统三年（1911年）肄业于南京两江法政学堂。岳丈为丝业资本家高映川，1912年，当选为无锡县议员，并曾任共和党无锡支部长，无锡教育会会长，善言辞，为地方各辈所倚重。1924年，县商会改选，任会长，协调各方关系。抗战爆发，避居上海租界，推孙希侠等人组织旅锡同乡，举办茶座，谈时局，诉乡情。抗战胜利后，回锡复任县商会主任。解放后任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市委副主委，省政协常委等职，为地方著名人士。子九，长钟韩，上海交通大学电子系毕业，公费留学英国伦敦大学。次钟汉，上海光华大学毕业。三钟毅，上海交通大学土木系毕业。四钟仪，上海国立同济大学机电系毕业。

民国10年（1921年）2月被推选为无锡县自治促进会副会长，8月又当选为江苏省议会议员，是年因学潮而引咎辞去学务科长职务；民国13年（1924年）应同邑荣德生之聘，任公益工商中学校长；同年8月因军阀齐燮元、卢永祥混战江浙，无锡地方各界组织临时维持会，推举钱为会长，隔年，无锡被齐部溃兵围城7天，钱与县商团公会会长杨翰西等人布置城防，维持治安不遗余力，事后由时江苏省省长韩国钧特书“梓里蒙庥”四字扁额亲颁至府。

民国16年（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至无锡，钱孙卿正任无锡县商民协会主席，未几清党以示正逆，无锡工商各界予以大力支持。国民政府成立后，钱入京为江苏省民政厅主任办公室秘书兼第一科科长；隔年，任无锡商会会长、江苏省商联会常务理事。民国20年（1931年），出席国民会议，受 蒋中正召见，亲颁“特字”党证而加入中国国民党，并赠予提“孙卿同志”玉照一张。钱为表感激，特将这张照片装裱起来挂于家中中堂。

抗战爆发后，钱孙卿避居上海租界，参与筹组无锡旅沪同乡会，并任理事长。该会曾为支持抗战募集大量资金，并为国军江南行署游击队提供补助。

抗战胜利后，钱孙卿回到无锡，加入本县复员委员会，并回任商会主席，期间参与中统“复苏社”、军统“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之活动，为国尽力。民国36年（1947年），与美籍无锡“荣誉县民”李克乐（无锡普仁医院创办人）共同建立无锡扶轮社，由钱任社长。

民国37年（1948年）后，戡乱情势逆转，中共封锁物资流通，时局艰辛，无锡地方先进纷纷外走，钱孙卿与荣德生等人亦合谋准备迁至香港，钱氏之庆丰纺织厂已将机器打包并在港设立新董事会，惟负责之钱孙卿次子钱锺汉为中共地下党员，其借与处苏北方面的中共沟通管道联系，以中共方面的口头保证获取父亲信任，几经劝阻，使钱、荣二氏的迁厂计划无疾而终。1949年后，钱氏之庆丰厂、荣氏之申新厂均遭公私合营而收归“国”有，现已均破产无存。

1949年后受二子钱锺汉影响，钱孙卿曾短暂与中共当局合作，于1949年加入中共外围组织民建，后出任无锡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中共苏南行署副主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江苏省民建副主任委员、江苏省工商联主任委员等职务，主持工商联、民建无锡市地方组织的筹建工作，并积极推动全市工商界参加土改、镇压反革命与抗美援朝三大政治运动。

1954年选派为中共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隔年又选为民建第一届中央委员。

1957年，中共百花齐放、引蛇出洞结束，整风运动开展，钱孙卿被打为右派，免去一切本兼职，回到无锡七尺场原宅监视居住。

1962年春，钱孙卿与亲信吴邦周组建“盒子会”，因向往自由，又名“蝴蝶会”，此后又恢复了旧往“丁酉同庚会”等组织，逐渐发展扩大。据中共在文革期间的秘密文件所称，此组织利用公园茶社等地，宣传反共思想。据中共资料显示，此间钱孙卿曾说：“我还不会死，还要多活几年，看看变化和结局……等日后的历史来做定论。”

1969年起，在文革期间的“革命”组织在排查反共爱国民间组织“爱国团结会”（又名西湖寿丹佛祖）时“发现”了钱氏所为，即建“七三一”专案组，予以打击。1970年，钱孙卿被划为反革命分子，以83岁高龄饱受凌辱摧残，三年后12月31日，钱氏逝世。

结束后，出于统战目的，于1979年9月恢复了钱孙卿名誉。钱氏家人则将其遗产设立了孙庵奖学金，惠及家乡江南大学学子。

参考资料

传奇七尺场 学界翘首望 ——记钱基博钱锺书父子. 无锡崇安政府网站. 2012-07-18 [2014年9月25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年6月3日）

无锡信息港无锡名人，《钱孙卿简介》

共识网，《钱孙卿：大起大落的人生》

钱锺鲁，《黎明前后无锡党史辉煌的一页》

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政法组1969年3月8日文件，“关于组织力量彻底查清一个嫌疑反动集团的报告”（内文共11页），无锡市档案馆暂存未编号

分类：1887年出生1975年逝世、钱锺书、文革受难者、吴越钱氏、钱姓无锡人中国商人



王禹卿（1879—1965）

名尔正，清光绪五年(1879年)8月12日生，无锡城郊扬名乡青祁村人。民国时期上海著名的实业家。他的出众才能与品格精神，浓缩了近代沪上的商业繁荣史。而另一方面，王禹卿的精神追求与文化品位同样值得推崇。1927年，来沪三十多年后，他耗资20多万元，在家乡的蠡湖旁构筑蠡园，成就一段造园佳话。

王禹卿与其兄王尧臣（名尔忠，1876年8月 20日生）幼时均在父亲的学馆里读书。王禹卿14岁时到上海胡亦来煤 铁油麻店当学徒，18岁升外帐。光绪二十八年进沈元来油麻店，负责销售 工作，在争取客商、招揽生意方面才能出众，后被延入恒来油麻店，派去 烟台、营口、天津等地推销商品，并代无锡保兴面粉厂销售面粉。光绪二 十九年，被荣宗敬挽入无锡茂新面粉厂工作，派至黄桥麦庄任会计兼司函 牍，不久仍派赴烟台、营口等地推销面粉，兼销进口美国面粉并经营汇兑 业务。翌年底，被聘为茂新面粉公司销粉主任，后又任茂新驻天津分销处 主任，兼上海裕大祥号天津分号经理。光绪三十四年，裕大祥号投机失败， 牵累茂新，经王禹卿与各庄联系，立据担保，负责归还欠款，使茂新渡过 了难关。民国元年(1912年)，王禹卿与茂新办麦主任浦文汀拟在沪合办面 粉厂，因资本不足，后与荣氏兄弟商议合伙投资，共集资4万元(其中荣氏 兄弟2万元，浦氏兄弟1．2万元，王禹卿0．8万元)，在上海创办福新面粉 厂，王禹卿为经理。民国2年建成投产后，日产面粉1．2万包。

经营策略

由于使用 原茂新“绿兵船”牌商标，加之王禹卿销粉有方，第一年就盈余3．2万元。 此时王尧臣亦辞去华兴面粉厂销粉职务，来到福新，接任福新一厂经理。 以后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面粉销路大畅，福新面粉厂迅速扩展。至民国 9年，福新已发展到8个厂。其中以福新七厂规模最大，日产面粉1．4万包。 王禹卿任福新面粉公司经理兼福新七厂副经理。王尧臣一直担任福新一厂 与三厂经理、福新七厂驻厂经理。王禹卿则精明干炼，善于经营。兄弟俩 互尊互让，合作无间。民国9 年，王禹卿协助荣 宗敬在上海成立面粉交易所，规定“绿兵船”牌面粉为市场标准粉。次年， 他与荣宗敬又在上海创办华商纱布交易所，并购得两个经纪人字号，经手 买卖纱布、证券等业务。民国16年，他耗资20多万元，在无锡五里湖旁构 筑蠡园。他还在无锡开办云裳绸布庄。民国21年，王尧臣投资10万元，在无锡迎龙桥堍创办康裕布厂。民国22年，申新纺织系统发生经济困难，福 新各厂从茂、福、申三新总公司分离出来，另行成立福新面粉厂总公司。王禹卿自任总经理。民国23年，申新系统经济濒危时，他曾一度担任茂新、 福新、中新总公司总经理。日军侵占上海后，福新系统的第一、三、六厂 皆在敌占区，损失严重；第二、四、七、八厂处于租界内，颇有盈利。民 国27年，王尧臣、王禹卿在上海共同创办寅丰毛纺织厂。

后续

民国32年，日伪 成立粉麦统制会时，邀王禹卿出任该会主任委员，遭到他的拒绝。民国36 年，上海福新、阜丰、华丰、裕通面粉厂和无锡茂新面粉厂联合成立五厂 公记小麦联购组织，他担任主任委员。此时，他感到年事已高，遂将福新 系统经营大权交由荣毅仁掌握。上海解放前夕，王禹卿去香港。1965年4 月，王尧臣病逝于上海，终年89岁。1965年5月，王禹卿病逝于香港，终年86岁。

晚年生活

60岁以后的王禹卿，醉心中国书画，与江浙一带许多有着相似人文理想的书画家交好。历经战乱奔波，他无法将自己毕生收藏的古玩全部带在身边，至终老却与近代文人书画相伴。在当今的收藏市场，流传着不少有王禹卿上款的名家书画，从其绘画水平及用心程度上，不难看出王禹卿的艺术品位。张大千是他最为欣赏的画家之一，1936年的一幅《醉翁亭记》是王禹卿在战乱时带往香港的珍藏。今日看来，珍贵的书画作品之外，见证着老上海商业奇才与艺术大家的精神交流，也是王禹卿商场之外生活情趣的最好诠释。

历史评价

王禹卿是老上海商界打拼的成功典型。人们把这位荣氏企业的得力干将与共患难的合伙人，称作近代上海的商业奇才。后人对于王禹卿的商业才能作出由衷的评价，其经营谋略在当今商场依然是值得学习和研究的典范。

王禹卿旧宅

王家祖宅位于郊区，王禹卿先生感觉出入市区不甚方便，便请了著名的风水先生来锡择地，在时郎中巷买下地皮，并花重金在全国各地搜罗各种名木古石、奇珍异宝，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建造了王家的私家花园，即为现在的梁溪饭店前身。

地处无锡中山南路177号君来梁溪饭店（原无锡市政府招待所）是王禹卿的旧宅。共三幢建筑，即1号楼、2号楼、3号楼。其中，西面的3号楼(英式建筑)建造时间最早，为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所建，中间的2号楼(法式建筑)和东面的1号楼(美式建筑)系四十年代建造。

1954年，王禹卿旧宅成为时郎中巷招待所的一部分(1967年改名为时新巷招待所)。当时作为无锡市委、市政府的招待所，不对社会开放，来宾须凭市政府接待处的批条方可入住，此外还有职级的限制，如1号楼只接待省部级来宾，故被称作“部长楼”，住2号楼则须是厅局级干部……这期间，2号楼、3号楼也曾作为市外办、接待处、旅游局、侨办、侨联的办公场所。

据说，梁溪饭店内还有一幢在老无锡人心中很神秘的色彩建筑，那就是地下行宫——致远墅。

随着改革开放和旅游事业的发展，相继兴建了6号楼、7号楼两幢新大楼。如今梁溪饭店已被定为三星级宾馆，1号楼(春晖楼)被房产公司租作办公场所，2号楼（天香楼）则辟作了餐厅，3号楼(齐眉居)仍为宾房。三幢洋房风格各异，中西合璧，具有典型的民国花园洋房建筑特征，是锡城近代民族工商业发展的重要见证。洋房久经历史沧桑，经临时代变迁，风采依然。

梁溪饭店内花园景致具有典型的江南园林特色，优雅别致、夜景迷人，并有小桥流水和太湖名石，园内种植多种名贵珍惜古木。走在园中，还时常可以见到婉转啼鸣的多种鸟类穿梭于丛林，真可谓魅力独特、别具匠心。通过资源整合、环境优化和功能调整，梁溪饭店已逐步成为融上海新天地风格精华的高星级精品会所酒店。共有客房176套，典雅建筑风格，超大舒适空间，全心商务品位，尊贵会所体验，为政界要人及商界名流下榻首选。聚星楼餐厅融会中西风格，250人的大型宴会厅、多个风格餐厅及温馨露天园景餐厅，凸现一道迷人的美食风景线。天香楼为市区最高档的会所餐厅，独特的穹顶阳光极品餐厅为锡城首屈一指；拥有的16个格调包厢，色彩素雅大方，餐具精美绝伦，与天香楼原本浓重的历史氛围搭配的和谐自然。

在繁华的市中心现代化建筑群中，梁溪饭店里的这三幢老洋房与周围幽静别致的花园、小桥流水、名贵花木相映衬，令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成为各方来宾下榻休憩的理想之处。



该图注释：“在城内紧急设立无锡保安局”。

这里是时郎中巷王禹卿旧宅(现梁溪饭店)，门朝南，八字照壁，古木参天。王宅有3幢西式洋房，俗称东楼、中楼、西楼。而左下图中这门厅在西楼的南面,门厅后还有大厅。在“文革”时期照壁、门厅、大厅悉数拆除。抗战前这里曾是无锡县警察局、县保安队驻地,沦陷后为日军三什中将率驻无锡部队的司令部及日军宣抚班、伪县自治会所在地,也是后来伪县公署(1938年6月1日成立)临时驻地。在此驻无锡的日军羽田部队,也是大规模残酷屠杀“淞沪会战”中国战俘的刽子手,真是罪恶累累、臭名昭著。

2011年,时年79岁的于芷老先生,70年前家住时郎中巷,与王宅一墙之隔。他回忆说：“那时我经常看见有人被抓进去,但从没看见有人被放出来。而在夜深人静时,里面常会传出凄惨的叫喊声。时间长了，这里的老住户也就都搬走了”。

无锡蠡园

坐落于蠡湖北岸的蠡园，面积约8.2公顷，水域面积约3.5公顷，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相传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偕美人西施泛舟于此，湖因人名、园以湖名，错落在绿树花影中的亭廊桥榭，散发出水乡园林的特有风姿。

民国初年，青祁村人虞循真在湖畔建青祁八景，号称“山明水秀之区”。1927年，同村民族工商界人士王禹卿“慨慕范大夫蠡之为人”而兴建蠡园。1930年，当地小陈巷人陈梅芳在其西侧再建“渔庄”，又名“赛蠡园”。1936年，王禹卿儿子王亢元，分别营建了湖心亭、凝春塔等建筑。此后，蠡园长廊得到扩建，与渔庄相连。1987年，园内又拓建了“层波叠影”新区。

蠡园三面环水，远眺翠嶂连绵，近闻长浪拍岸；南堤春晓，桃红柳绿；枕水长廊，步移景换；假山耸翠，曲折盘旋；亭台楼阁，层波叠影。当代大文豪郭沫若咏有佳句：“欲识蠡园趣，崖头问少年”。



【附一】

收藏大家王亢元：上海故事馆的“王妖怪”

移居上海

2010/01/14

2009年11月13日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播出了《小开王亢元》这一则节目，我在这则节目里回顾了多年前我与王亢元先生之间一段珍贵难忘的经历，将他的一些趣闻轶事与观众一起分享，只是可惜节目时间短暂，很多王亢元先生的事迹未能细述，甚感遗憾，为此特口述一篇以示怀念。

吝啬的「小开」

王亢元，江苏无锡人，因为其性格乖僻，我们送其外号为「王妖怪」。他是旧时上海滩鼎鼎有名的王禹卿的独子，王禹卿是荣氏家族的最大股东，时任福新面粉厂经理，也曾任申新纺织厂的经理，名下资产难以计数，光是当时留给王亢元的房产就有152处，从上海静安寺旁的久光百货公司开始延伸到常德路一带，沿路上的房产都是属於王家的。

50年代初期，王亢元开始在收藏中国近代金银币，慕名来我父亲开在重庆中路靠近淮海中路的「祥和泉币社」，在那里与我父亲相识。由於银币交易，因此与我父亲的交往变得频繁起来，经常来泉币社坐坐，也会到我们店堂上面的家中吃饭，之后与我们家里人成为了知己好友，由此我也对这位说话风趣的富人「王家伯伯」有了极深刻的印象。

虽然当时王亢元有152处房产，但是他为人极其简朴，简朴到被别人看来就是「吝啬」，不可理解。比如王亢元家是上海最早装电话的人家之一，但是他竟然把电话装在一个盒子里，外面再上了把锁，家里人要打电话都要先付钱给他，然后他才给儿子女儿开锁。

他的吝啬也体现在平时自己的生活上，例如乘电车，为了省几分钱，他会走一站再乘，他住在衡山路，每次从淮海中路重庆路站上坐车回去，一般车票是7分钱，他却只买4分钱的车票，这是因为他都是先走到思南路站，这样可省3分钱，然后再从这里乘车回家。譬如他还有一怪，他到大世界乘车办事要花1毛钱车钱,而这1毛钱又是可以乘到外滩的，那他就一定要乘到外滩，然后再走回大世界……他从不抽好的香烟，这个大款只买市面上最最蹩脚的香烟，劳动牌。他穿衣服也不讲究，随随便便的。头发从来不到理发店里打理，而是自己拿一根香烟一小撮一小撮「焖」的，所以他的头发总是呈不规则的「波浪型」。

大方的收藏家

王亢元性格虽然古怪，对自己刻薄，但是他极其好学，我曾经在他三楼卧房看到他睡觉那张大床，床的一半堆的满满的都是碑帖古籍书册，我问：「王家伯伯，你怎麽睡觉啊？」他回答：「我只要困一小半就足矣」。在昭通路这条街上，整街的古籍店铺及摊贩店主都认识他，都称其为「王先生」、「王老板」。对那些喜爱的破旧的古籍版本以及碑帖他是从不讨价还价的，以重价购买。解放初期他托我父亲代收金银币，根据施嘉干先生的《中国近代铸币汇考》来配的。每买到一枚，就在书上将这枚银币的图片上做个记号，画个圈，表示已经买到了，日积月累，看的多了，研究的透了，甚至他看出施嘉干先生所著图册中居然将一枚改刻过的银币列在其内，我父亲对他说：「王先生，你现在研究到家了。」他很为得意。

曾记得，有一次他从戴葆庭开设的古玩店那里得知我父亲藏有一枚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蒋介石七分脸宪政纪念币，他知道这枚与一般常见的蒋介石宪政纪念币版式完全不同，就跟我父亲商量，他表示愿意拿自家的一处房产换这枚钱币，虽然我父亲当时不愿割爱相让，但王亢元还是在我父亲手中购去不少珍稀金银币。我记得在50年代末期，我父亲让给他整套的广东七二、七三银币，另外还有一枚广东光绪寿字一两银币，这枚精美绝伦的银币当时我父亲给他的价格仅仅为500元人民币，而现在这枚银币市场价应该会在800万人民币以上。解放前夕，王亢元的父亲去了香港发展，后来经济掌控在他继母的手里。他为了能继续收集银币，不惜变卖了家中一些高档值钱的家具。一次我去他家，看见他正在搬一个很大很大的美国制造的「GE」牌冰箱(我以前从没看到过这麽大的冰箱)，在上海滩这麽大的冰箱可能也就仅仅几台，他就拿这些变卖家具的钱买了大量的珍贵钱币。

冒大不违，反对抄家

王亢元告诉我他一生出来家里请算命先生给他算过命，说他是一辈子也不会赚一块钱的人。王亢元这一辈子确实没赚过任何钱，他家里有工厂，有房产，够他吃一辈子的。自从他父亲去了香港之后，这些工厂也就交给他，但是他托人经营管理，所以很少去工厂，以至於到了文革时期，他头顶着几十斤重的古花瓶，跪搓衣板在自家花园里被批判，安上剥削的罪行的时候，很多来参加批斗的老工人说：「我们从没见过这个『吸血鬼』。」所以批斗也缺乏火力。

王亢元住在东平路10号，后门是衡山路1号，对面东平路9号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爱庐」。他共娶了3房太太，每房都养了5个子女，6个儿子9个女儿，他说：「有时候在扶梯上碰到一个孩子突然叫他一声『爸爸』。」他居然回问：「你叫什麽名字？」他连自己孩子的名字都记不得了。有一次他对我说:「我看过《十美图》,我真想十个老婆」……到了文革，他的家里人一股脑统统跟他这个资本阶级分子划清了界线，以至於他一个人孤零零的搬到车库居住，最后干脆就被扫地出门，境况甚是凄惨。

从家里出来之后，王亢元在延安路附近租了一间小屋，据当时一位管理这一地段的户籍警说，他接到群众举报，说有一个老头，独自居住，终日闭门在家，窗户都被窗帘遮的密密严严，怀疑他是个潜伏的特务，在暗地里搞破坏活动。

我父亲知道他吃苦头了,那时他自己也在挨斗,不方便去看他,一次偶然在马路上碰到，就请他到淮海路瑞金路口的远香居吃饭，吃饭中偷偷塞给他50元钱。过了一段时间我父亲还是不放心，於是就叫我去看看他。

到了他的住处，只见四周窗户紧闭，窗帘拉的密实，室内光线昏暗，并且屋内香烟烟雾弥漫。他见我来甚是高兴，简单几句问候之后，他突然跟我说：「霖儿（我的乳名），我给毛主席写了封信。」我当时一听，瞬间全身汗毛都竖了起来，一下子紧张起来。我急忙问：「王伯伯，你写了些什麽？」他说：「反对抄家！抄家不符合宪法！」然后我再问：「信呢？」他说寄了，昨天就在思南路邮局用挂号信寄了，吓得我赶忙告辞出来，心里想：要命哦，都什麽时候了，还敢用挂号信写这些东西。

一颗永远的爱国心

王亢元一生爱国，终生未穿过一件洋装，解放后曾有机会去了香港见他父亲，也是去了就回来，没有留在香港。文革之后，国家补偿了王亢元抄家时的损失，他并没有因为文革中遭受的待遇而有什麽不满，他把他所收藏的历代书法1000多件，碑帖不计其数，以及钱币精品悉数捐给了上海博物馆。之后返回无锡老家，回到了他与他父亲亲手建造的无锡蠡园。无锡蠡园是王亢元一生中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两件事的其中一件，此园由他亲自设计，就连那一块块太湖石都是他亲自挑选的，花了他很多心血。他将他所有的心力资金都花费在了蠡园上，解放后他曾提出要把蠡园送给梅兰芳，梅兰芳觉得礼太重，婉拒。於是他就把蠡园送给了国家。另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是写了一部关於历法的著作，虽然薄薄一册，但那都是他的观点和设计，蓝色封面，印制考究，曾送到联合国，亦受到一致赞扬。

80年代，无锡政协专门为王亢元祝寿，据王亢元的孙女回忆，当时王亢元穿的是一件破了的衬衫。虽然他当时一贫如洗，但是精神却非常矍铄，依旧心系家乡发展，将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捐献国家，并立下遗愿，要把自己的骨灰也洒在太湖之中。

王亢元先生虽然已经逝去多年，但是其音容笑貌却还是清晰的印在我的脑海里，现在想想我父亲与他交往，我与他交往的这些事情依然历历在目，仿佛发生在昨日一般。他的爱国情操、收藏大家风范，都将是我毕生学习的榜样。

注：马传德为我国著名钱币收藏鉴定大师马定祥之子，曾多次组织钱币拍卖会，现为中国著名钱币收藏家。



【附二】

《蠡园惊梦》——曹可凡

曹可凡写家族史：从无锡白丁到民族资本家，5代人的120年

澎湃新闻记者 石剑峰

2015-03-16

无锡太湖边的蠡园以蠡湖得名，蠡湖又以范蠡得名。始建于1927年的蠡园，它的建造者是王禹卿、王亢元父子。在无锡，除了蠡园，还有梅园和锦园，它们的建造者是荣宗敬兄弟。王家和荣家是无锡走出的两大家族，他们同在上海滩发迹，一起经营福新面粉厂、申新纱厂。

相比荣家，王家的故事鲜为人知。上海知名主持人曹可凡是王家的后代，这些年他一直希望能将家族史整理出来。经过4年的研究和写作，他终于把5代人120年的家族史梳理清楚，写出了这本《蠡园惊梦》，该书日前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曾外祖父王尧臣和其弟王禹卿

《蠡园惊梦》是主持人曹可凡追溯家族史的写作，这个家族的命运与中国近代史上显赫的民族资本家荣家紧密联系在一起，“我的家族史与荣家家族史犬牙交错，但我们的家族史，一直没有人来整理。”曹可凡对澎湃新闻说。在那个年代，这个家族从无锡走出来到上海，在大时代中成长，曹可凡说，“其与国家命运和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国家的命运深刻影响了家族的命运，大机遇都是时代给予的。”

关于蠡园的故事，得从王尧臣兄弟开始。

福新面粉厂经理，是曹可凡的曾外祖父，他和小三岁的弟弟王禹卿出生在无锡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青祁村，这里的年轻人大多会走出家门出去闯荡，近的去苏州常州，远的去了上海。王家兄弟只是他们中的一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滩活跃着一批从无锡出来的大老板，比如怡和洋行的总买办祝大椿，当然还有荣宗敬兄弟。

王尧臣16岁外出讨生活，在无锡城里做染坊的学徒，23岁经人介绍到了上海做衣服当铺的伙计。他年幼时读过四书五经写得一手好字，做生意又聪明，3年后就做上了当铺的会计。1904年，王尧臣从当铺跳槽到了顺全隆洋行管账务。在工作中慢慢开始积累自己的人脉，于是就认识了同乡怡和洋行总买办祝大椿。这位上海滩数得上的商人把他挖到自己的华兴面粉厂当会计。王尧臣的一辈子的生意都跟面粉有关。那个时候，华兴最大的竞争对手包括荣家的面粉厂，但几年后，荣家的系列面粉厂才是中国的面粉行业龙头老大。

王尧臣的弟弟王禹卿14岁拎起铺盖上路，背井离乡也去了上海，也去店铺里当学徒。这是家远亲开的煤铁油麻店，他干的是体力活，工作无非就是在搬运和堆码，学徒活很苦，收入却非常有限，一年干到底也省不下1000文钱。

曹可凡的曾外祖父王尧臣加入华兴面粉厂后，从会计做到销售，后来还负责北方一大片区域的面粉经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大区经理。1902年创办的华兴每年利润十万两银，但王尧臣的月薪只有20两，尽管不算富裕，已算是小康。

王禹卿与茂新的另一个同事偷偷开起了自己的面粉厂

王尧臣的弟弟王禹卿是在1902年跳槽到面粉行的。那年他正在北方推销煤铁油麻，遇到正为荣家茂新面粉厂谈面粉生意的同乡。在同乡的引荐下，王禹卿兼职为荣家推销起了面粉。后来索性跳槽到茂新面粉厂，也专职做起了面粉生意。

于是，王尧臣、王禹卿兄弟俩不约而同地进入了相同的行业，几年后兄弟俩又共同为荣家的面粉厂工作，他们不仅成了股东也是荣家面粉厂的职业经理人。

大舅公王启周和政治运动

那是面粉行业的黄金年代，辛亥革命前后，政局动荡，反而造就面粉的巨大需求，上海滩上开面粉厂的企业个个都赚了大钱。在荣家茂新面粉厂当销售主任的王禹卿不甘心只拿月薪过小康生活，他想到了创业，也去开面粉厂。

于是，王禹卿就与茂新的另一个同事偷偷开起了自己的面粉厂。员工干私活的事情最终还是让荣家大老板荣宗敬知道了，他不想员工变成自己的竞争对手，又不想失去这位大将，荣宗敬的选择是参股他们的面粉厂，于是就有了福新面粉厂，荣家依然占大头。王禹卿想到了也在面粉行业的哥哥王尧臣，把曹可凡的曾外祖父挖了过来管理福新。

4万元起家的福新只用了8年就建立了庞大的面粉帝国。到了1921年，福新已经开到了八厂，使用的机器是美国最新式的面粉机，整个上海莫干山路都是福新的厂子。到了1928年，茂新、福新和申新公司纪念三十周年的时候，福新的面粉加工量占到了全国民族面粉工业的31.4%，荣家兄弟也戴上了“面粉大王”的帽子。而王尧臣和王禹卿兄弟也为福新面粉公司工作了一辈子。荣宗敬担任茂新、福新和申新总公司的总经理，兼任各厂的总经理，荣德生专管无锡的申新三厂和茂新，因此福新面粉公司实际上主要由王氏兄弟主持。

到了曹可凡祖父这一辈，他们并非全部子承父业继续从商，比如曹可凡的大舅公王启周，就卷入了那个年代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1920年代初，王启周进入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他是王家第一个大学生。曹可凡的曾外祖父王尧臣希望儿子能读法律将来从政，可老爷子万万没有想到儿子不只是读书，还与一群接近共产党的青年关系密切，还建立了一个左倾的组织“锡社”，后来从这个团体中走出的大人物包括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博古、宣传部长陆定一，其中还有王启周的姐夫、曹可凡的祖父曹启东，当时他还是福新一厂的职员。

王启周和锡社成为后来五卅运动的积极分子，组织集会和游行。但随着“四·一二”事变，这些年轻人因为不同的政治信仰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锡社也就此瓦解，曹可凡的大舅公选择不加入任何党派，只安心当江苏省民政厅的一名科长。但这位年轻人在29岁时就英年早逝。

时局动荡，王家一分为二

中国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止于抗战全面爆发。1937年松沪抗战，荣家和王家在上海的产业几乎半数尽毁。福新的一厂、三厂和六厂地处闸北，首当其冲，不是被炸毁就是被日军占领。接着申新一厂和八厂也被炸毁，五、六、七厂的机器和原料被劫掠一空。最后，庞大的产业只剩下在租界的福新二厂、七厂、八厂尚能继续开工。一直到珍珠港事件前，留在租界的福新诸厂一直维持着运营，并因市场对面粉的巨大需求，也能获取巨额利润。

上海被占领，王尧臣和荣宗敬这两位上海商界的大佬同时被日本占领者看上了，希望他们为日本人服务。两人分别在报上刊登启示，表示不参加日本人组织的“市民协会”。1938年元旦后不久，荣宗敬首先离开上海去了香港，遗憾的是，到香港才一个月，荣先生就在医院过世。

荣宗敬在无锡锦园

王家和荣家的面粉和纺织产业苦撑过了8年抗战，战争一结束，荣家和王家都雄心勃勃地希望复兴当年的产业，但真的只是一个“复兴梦”。局势动荡、经济崩溃、战事紧逼，到了1948年底眼看政治局势不可逆转，荣家、王家和沪上许多资本家一样，抽调资金去了香港。

1948年是王家命数的一个转折点，王家开始一分为二。曹可凡的曾外祖父王尧臣留在了上海，王禹卿去了香港。鸡蛋放在两个篮子里，这不只是王家的打算。当时上海几乎所有大家族都做了这样的部署，比如荣家大房的人基本都去了海外和香港，二房留在上海，其中包括荣毅仁。一开始大家都以为抗战都扛过去了，过些日子局势稳定了，大家还是要在一起的，结果这一分就是三十年。王尧臣于1965年在上海去世，得知哥哥去世的消息，身在香港的王禹卿不久也撒手归天。老哥俩一前一后归西，相隔仅1个月。

在祖父这一辈中三舅公王云程是作为王家产业继承人来培养的。他18岁就被送到美国罗威尔纺织大学专修纺织，三年时间读完四年的学业，21岁就回到上海协助经营家族产业，出任申新一厂厂长，他是荣家和王家企业中最年轻的厂长。从某种程度上讲，最后也是荣家女婿王云程延续了王家的经商血脉。他是王家人，也是荣家人，时局变换的1947年开了他在香港的第一家企业：南洋纱厂。

1970年代的香港纺织产业繁荣，半壁江山都是王家和荣家系统的人在运营。1949年前的上海纺织产业其实被移植到了香港。到了1990年代，这些企业纷纷回到了上海，比如王云程和上海纺织局合办的申南纱厂。在香港纺织业鼎盛时期的1970年代，王云程曾是十大富豪之一。

在曹可凡眼里，三舅公就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创业者，创办一个又一个企业，到了1993年，80多岁的王云程还在家乡上海创办了食品公司“上海福乐”，生产圣麦乐冰激凌和全仕奶。2012年，王云程去世，享年102岁。

王家女婿曹启东

曹可凡的祖父曹启东和祖母王秀芬

女儿王秀芬的夫婿是老爷子王尧臣亲自挑的。老爷子在上海东挑西选，最后看中了自己厂里的会计，也是无锡同乡曹启东，也就是曹可凡的祖父。无锡曹家是绵延千年的古家旧族，相传是汉朝开国大将曹参后裔。曹启东跟王尧臣兄弟一样，也早早离开家门出去寻生活，1920年经亲戚介绍来到福新做会计，因此进入了王尧臣的视线，最后成了王家的女婿。

愚园路805弄的锦园

曹可凡的祖父母在婚后一直住在上海，先是澳门路上荣家为职工建的宿舍三新村，后来搬到愚园路805弄的锦园，那是荣家为高级职员建的宿舍区。他们一住就是半个世纪。曹可凡说，他祖父其实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一向关注时事，同情和支持革命。在三四十年代，他们家还一度曾为中共地下党的庇护所，因为曹可凡祖父的三个表妹都是地下党员，他们在大表哥曹启东的掩护下，做了很多工作。而曹启东本人在解放战争期间，还掩护过多位中共地下党干部，甚至还凭借着管理福新的便利，为解放区送去了不少紧缺物资。

曹可凡的祖父曹启东参与创办了“同庆钱庄”——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的金融机构。在同庆钱庄边上是通惠印书馆，作为生活书店的下属机构，同样也是地下党组织创办的，曹启东也是投资者之一。在梳理这段历史时，曹可凡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已故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在1949年前出版的唯一一本著作《文艺漫谈》原来就是在通惠印书馆出版的，1947年出版的这本书可视为王元化先生在文艺评论道路上的基石。

1949年解放前夕，王禹卿离开上海后，福新的面粉公司业务都托付给了曹启东，已经在面粉行业干了30年的曹启东为人很低调，自认为资历不够，还是需要荣家人来撑局面。也是在曹启东的极力劝说下，荣毅仁留在了上海，开创福新新的局面。解放初的福新，荣毅仁是总公司代总经理，曹启东是其助手。

曹可凡的父亲曹涵祥

在大局势下，1950年代，作为中国民族产业标杆的福新也完成了公私合营。1966年“文革”爆发前，王家的日子过得还算滋润，孩子们都能上高中读大学，穿戴挺括，是上只角的人。1966年的“文革”冲击则逃不掉了，这些“资本家”被赶出了洋房，工资被冻结。不过曹可凡说，相比其他家的遭遇，“我们还算好的。”

曹可凡的父亲曹涵祥是家中长子，教会学校毕业，“父亲一介书生，一生清贫，未留下丰厚财产，却留给我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今年小年夜，曹可凡请家族长辈吃了顿中饭，席上他母亲年纪最小——80岁。“这顿饭也算这本书的家庭首发式，给每个长辈送了一本。”而就在前一天，曹可凡刚刚拿到了印制出来的样书，同时在美国的三叔也去世了。对于家族史，曹可凡说，同辈人都已经不知道了，他们也对整理家族史不感兴趣。曹可凡感叹的是，早十年，他也没兴趣去做家族史整理，而再晚十年，可能就没精力去做了。



缪公馆

位于中国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中山路与解放南路交叉口北侧、新生路7号（原无锡县南城门内），由无锡实业建筑事务所江应麟设计建造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系缪斌私宅。抗战期间曾用作日本特务机关。

缪斌，无锡人，1929年起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江苏省民政厅厅长。1941年2月任汪伪政府立法院院长。此宅呈“中西合璧”之风格，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园林式式住宅建筑，外围有清水砖高围墙。日伪时期，此处曾作过汪伪特工站、是日寇侵华时留下的罪证之一。后被国民政府作为敌产没收。

1949年后相继作为无锡县第一招待所、无锡市旅游局等，今为柒号公馆花园酒店和无锡国旅。1992年 1月，由无锡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中西合璧园林式建筑

文物溯源

在无锡老城区黄金地段南端的“朝阳广场”附近（原南城门口），有一处铁门巍峨、高墙环抱、绿树掩映的深深庭院——“缪公馆”。它的主人缪斌（1902年－1946年），字弼丞，号丕成，无锡人，绰号“小道士”。民国著名政治人物。曾任北伐军第1军副党代表，并出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等职务，是抗战胜利后第一个被蒋介石以汉奸罪处死的民国高官。

缪公馆建筑采用中西合璧的风格，外由青砖所砌高墙围护，南侧开设拱形铸铁镂花大门，入门迎面为太湖石所垒砌的“五松坛”（仿泰山五大夫松），院内主楼为五开间两层（其中底层居中为三间大厅，后出一间暖阁），以红砖砌筑，外部以水泥堆花罗马立柱分隔，柱子顶部饰有绶带嘉禾纹浮雕，腰线饰有蝙蝠和团寿纹浮雕，屋顶及壁炉烟囱口则均呈中式庑殿顶，其上覆以红洋瓦。内部装修大量使用柚木（门窗、地板和楼梯等），石膏饰花泥幔平顶。主楼南侧为太湖石假山群，东侧为门房、辅房等附属建筑。

地理位置

缪公馆位于中国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中山路与解放南路交叉口北侧、新生路7号（原无锡县南城门内）

建筑风格

1932年落成的缪公馆堪用“美轮美奂”一词加以形容：中西合璧的园林式建筑风格，两丈多高的青砖围墙，拱形的铸铁镂花大门。进门，迎面是用生肖象形太湖石垒砌的仿泰山“五大夫松”的“五松坛”。过逶迤花径，即是红砖红顶、飞檐翘角的朝南主楼，“绿树红楼万木春”的诗意画境顿时跃然眼前。

楼高两层，面阔五开间，楼下正中为三开间的西式大厅。用南京优质红砖砌就的清水墙面，巨大的水泥堆花罗马立柱，细水刷石做成的绶带嘉禾纹和蝙蝠、团寿纹浮雕腰线，红洋瓦铺就的殿庑式屋顶勾以白水泥屋脊线和戗角线，连所有壁炉的烟囱口，也都做成四角上翘的“小房子”。

内部装修也十分讲究，精美的柚木门窗、柚木拼花地板、柚木雕花楼梯，精美的石膏饰花泥幔平顶，还有在当时十分前卫的卫生间、抽水马桶（自备水塔、水箱）。主楼西侧还有门房、辅房等一组西式的清水墙建筑。缪母曾对命名者及年代说，有两处乃其子缪斌的“杰作”：一是执意要在大厅正中一间后建“暖阁”，为的是“从移门后面出来见客有气派”；二是在主楼对面建一组太湖石假山群，那是因为属虎且又迷信的缪斌，唯恐“虎落平阳”。

“戗角多（指主楼）、狮子多（院里各种造型的石狮子）、缪老太太生日多”，这是百姓中关于缪公馆的顺口溜。

馆主历史

缪斌之父缪建章，是“希夷道院”里的职业道士（缪斌“小道士”的绰号源出于此）。在缪斌发迹前，缪老道曾倾其多年“拜台脚”（指拜忏等法事）的积蓄，在道院巷口面朝中山路处翻建了一座面阔三开间、进深八架，有6个房间的平房，其中部分款项还是赵姓房客所“凑”的，条件是在契约上注明该房客所住的两个房间享有“永租权”。

有乡邻问缪老道：你的新房子缘何要比老墙界缩进五六尺？缪老道故弄玄虚：“那是为日后考虑。以后儿子做了官，大门口可以停停轿子歇歇马路。”1927年4月，多年杳无音信的缪斌果然以“北伐军第一军副党代表”的身份“衣锦荣归”。不大的缪宅顿时热闹起来，门前用胳膊粗的木栅栏搭起了左右两座“辕门”，持枪卫兵“煞有介事”地列队站岗，遗憾的是缪老道未能等到这一天。那位享有“永租权”的赵姓房客，则在缪斌“荣归”前夕便让负责打前站的兵们给打发走了。

1932年开春，宦囊丰盈的缪斌“看”中了缪宅后朱、顾两姓地主的大块地皮，通过“银子”加“位子”（推荐职位）得偿所愿。遂委托著名建筑师江应麟开办的无锡实业建筑事务所，负责设计承造新公馆。

当年10月，缪斌举行了盛大的“进宅”仪式，接连几天，缪公馆门前车水马龙，花园里满园灯彩，并在南门城楼上大放焰火、在公馆门前的空场上放露天电影（无声的）。

1937年10月，日机轰炸无锡，因卖官鬻爵被弹劾下台的缪斌落水投敌，他在缪公馆围墙的四周遍插“膏药旗”，还派人到南门城楼上打照明弹，一来是怕日机误炸了自己的公馆，二来是为日机导航。日本主子似乎也很给缪斌“面子”，在屡次轰炸中，缪公馆竟毫发未损，而一河之隔的南禅寺周围却被炸得一塌糊涂。

此时，缪斌已当上了伪“华北新民会”的副会长、立法院副院长。为了给自己留退路，他一方面仍为日本人卖力，一方面又与重庆方面的国民党要人何应钦（他的老上级）和戴笠搭上关系，脚踩两只船，以观事态发展。而无锡的日本特务机关却偏偏“看中”并要求“借用”缪公馆，缪斌只得举家“蛰居”上海绍兴路的小洋楼里。无锡缪公馆的高围墙上架起了烧得通红的电网，一度被汪伪特工站占据，成为日本特务机关，内部遍设刑室和水牢，变成了残害抗日志士的魔窟。

1946年5月21日，缪斌在苏州监狱被执行枪决。成为了中国抗战胜利后第一个被蒋介石以汉奸罪处死的民国高官。他的而缪斌生前在无锡、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房产，均作为“敌产”被国民政府没收，自然也包括这座缪公馆。

保护级别

1949年后，缪公馆拆除了部分原建筑进行改建，但主体建筑和原围墙仍然保持了原貌。这座民国时期的花园洋房，尽管屋主的身份特殊，却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对于缪斌的是是非非，留待历史评说。而这座民国时期的花园洋房，尽管屋主的特殊身份，但并没有“因人废物”，仍然完整地保存了下来，相继作为无锡县第一招待所、无锡市旅游局等，今为柒号公馆花园酒店和无锡国旅。被列为无锡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无锡县商会旧址

无锡县商会起初又叫锡金商会，地处崇安区解放北路汉昌西街6号。火车站南广场出口，步行过大洋桥不远处即到。

锡籍京官返乡倡导创办商会

纵观近代中国各城市商会的创办，既有社会环境变化必然的大背景，又有各地不同因素聚合的具体动因。商会的建立是由外部和内部的因素共同促成的。无锡亦然，锡金商会创办的直接原因是与锡籍京官返乡倡导分不开的。

在清末，无锡有不少人在北京清政府的部门及各省衙门任职，他们从无锡县城走出，接受了更多的新思想，加上广泛的信息、敏锐的嗅觉、发展家乡的情结，以及京官身份的号召力，所以他们的倡导对地方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相关的记载说，“吾邑之杨君仁山、唐君郛郑，适先后自北京归，与故董单先生蓉坡集议，发起创办无锡商会。”另据记载，“1905年6月，锡人杨仁山、单蓉坡等集议发起，并呈准商部创立商会。由于当时锡地有无锡和金匮两县建制，故称‘锡金商务分会’”，简称锡金商会。

杨仁山（1855一1932），名楷，又名道霖，字仁山。为无锡教育先驱杨模之弟。早年受业锡邑大儒秦湘业之门。唐郛郑（1864-1921），名浩镇，字辅臣，号养吾，别号朴庵。在农工商部及邮传部任职时,他积极参与新政，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还曾奉命赴日本考察工商实业。回国后，他到无锡省亲，积极支持其兄弟、族人唐保谦、唐纪云、唐骧廷等顺应时势，投身实业，同时，积极倡导地方建立商会。

除此以外，创办无锡第一家近代企业的杨宗濂，在锡金商会的筹创过程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时有报载：“宁省之无锡、金匮两县，以米帛丝茧为土产大宗。因商业未能改良，驯至利权渐失。闻该处绅士杨京卿宗濂等，拟仿照崇通商会章程，设立商会，公举会员，并妥订章程，实力整顿。已禀常镇道转详商部立案矣。”

上述这批京官，在清政府上层有着广泛的人脉资源，再加上参与变法新政、兴办工业企业，以及受委派出洋考察，思想开明，因而在帮助地方创办商会等诸多事务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因此一直受到地方的尊重。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锡金商会正式成立。

为什么叫锡金商会呢？这是因为清末的时候，无锡不像现在是一个整体，而是分为无锡县和金贵两个县，分别属于苏州和常州管辖。到了1912年，无锡县、金匮两县合并，叫无锡县，经过募资修建，1917年正式落成，商会也跟着更名为无锡县商会。

这两座砖木结构的小楼，正立面用砖砌成罗马柱，外墙采用青红相间的清水砖，洋气而典雅。建筑到现在已经有102年了。历经苦难，它竟然还得到了完好的保护，也算是一个奇迹了。

当时锡金商会成立后，商会由周舜卿任第一届会长。商会于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和临近解放时起过积极作用。它是我国最先成立的县级商会之一，是无锡商会文化的发祥地，是无锡近代民族工商业发展的代表性建筑。

说起来，这个商会的成立，周舜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当年周舜卿从日本回国后，与武进县刘伯森等人发起筹组上海商学会(全国总商会的前身)，接着又在无锡成立锡金商会和锡金农会，这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比较早的商业流通社团。1917年3月，祝大椿与荣宗敬等发起成立华商纱厂联合会，使无锡布码头更享盛誉。后来，又相继成立了苏浙皖内地面粉厂联合会、无锡棉纺织厂联合会、粮食储栈业公会、钱业公会、无锡商业协会等工商行业协会，无锡的商业经济得到空前发展。



十四、穿堂风徐徐吹散

祝大椿(1856～1926)

字兰舫。清咸丰六年十一月十二日(1856年12月9日)生，无锡南门外伯渎港人。近代实业家。父雪堂，曾任清军李鸿章部苏州觅渡桥驻军将领幕僚，祝大椿自幼随父居苏州乌鹊桥弄。

父殁后，生活贫苦，家庭无力供其读书。16岁经人介绍，先后至无锡曹三房冶坊、上海大成五金号当学徒。在店中边钻研业务边补习文化。三年满师后，深谙五金经营业务。

光绪十一年(1885年)前后，在上海开设源昌商号，专营进口煤、铁、五金，兼营拆卖旧轮船，出售旧机器、旧钢铁。由于精心经营，恪守商业信用，赢得不少外商的信赖，获利成倍增长。后又购置多艘轮船，兼营海轮运输业务，往来于新加坡、日本、上海之间。光绪二十四年，以银40万两，在苏州河畔开设上海第一家华商机器碾米厂——源昌机器碾米厂。日产大米二三千石，捐得花翎道衔，以亦官亦商的身份周旋中外商人之间。

光绪二十六年前后，被英商聘为怡和洋行买办，经营房地产和航海业。光绪二十八年，与人合资(40万两，人己各半)创办当时上海最大的华兴机器面粉公司，日产“天官”牌面粉4800余包。次年，又向无锡茂新第一面粉厂投资4000两。

光绪三十年，以独资50万两创建有缫丝车335台的源昌机器缫丝厂。同年八月，与周舜卿等30名绅商发起成立上海商学会。锡金商务分会成立时，被推为总理，并与周舜卿等发起成立锡金公所。

同时，他还以上海商务总会议董的身份积极参与 美国政府-华工、逼签新约活动；代表上海铁业、机器业率先签字，保证拒购美货，并同上海商界一道向全国35个商埠发出 美货的通电。

光绪三十二年，与人合资(28万两，人己各半)创办怡和源机器皮毛打包公司。同年，又与人合资(134万两，人己各半)创办拥有纱锭1.82万枚的公益机器纺织公司。这时，他对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总投资已有191万余两。因兴办实业有功。

于光绪三十四年获二品顶戴衔，被清政府农工商部聘为顾问。同年升任怡和洋行总买办，并任上海英商电气电车公司和扬子保险公司买办，继续在上海投资开设源昌轧花厂、恒昌源纱厂和入股龙章造纸有限公司等。在苏州合资创建振兴电灯厂。

宣统元年(1909)，在无锡合资创办源康缫丝厂等。民国2年(1913)起，又以独资与合股的形式，先后创办无锡福昌缫丝厂、无锡惠元面粉厂、扬州振明电气公司、常州振生电气公司、溧阳振亨电气公司和南通振通电气公司，被誉为当时的“电气大王”。至此他的总投资数已近300万元。连续获北洋政府二等、三等嘉禾奖。

民国5年任苏州总商特别会董。

民国6年3月，他与荣宗敬等发起成立华商纱厂联合会，并被推为临时议长。翌年，他被选为华商公团成员赴日本参加电气博览会。

民国10年12月，在上海德安里建造市房130幢、里弄住宅197幢以及6座仓库房，经营出租业务。

民国12年6月，被选为上海总商民治委员会委员，又与周舜卿、蒋哲卿等人发起建立无锡旅沪同乡会。他在家乡与丁仲祐合资创办两所平民学校，于上海创设无锡旅沪公学，还将伯渎港故居改为大椿小学堂，获北洋政府所颁的“敬教劝学”匾额。还先后资助建造无锡通运桥、通汇桥和大椿桥。

晚年笃信佛教，出资在无锡修葺龙光塔、保延寺、青山寺，在苏州捐巨资为西园罗汉像贴金，资助浙江普陀山险峻处装设铁栏杆等。

民国15年7月10日因车祸在沪去世，葬苏州狮子山麓。



祝大椿故居

祝大椿故居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故居位于无锡南城门外的清名桥东侧伯渎港117号至122号。故居整个宅邸规模较大，部分建筑做工精致，是无锡清名桥历史街区保护和修复的最完整的清代名人故居，也是目前街区内的故居中规模最大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无锡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也诞生了许多民族资本家，祝大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之一。他从经营煤铁五金起家，到投资航运业和房地产，经历十三年的艰苦创业，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52岁后受聘为英国洋行总买办，并借助自身特殊的身份在江沪地区大力兴办民族产业，对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创建近代民族工业有功，清朝光绪皇帝还御批特赏他为二品顶戴官衔，并聘他为清政府农工商部顾问，使他成为近代无锡第一位“红顶商人”。

祝大椿在无锡故里伯渎港的这组房子，一半是祖产（一说是他夫人陈氏的家产），另一半是他在上海发迹后扩建的。整个故居主轴线上的四进是建于清代的老房子，均为面阔三间的硬山顶平房，其中第三进梁架做法奇特，上雕如意云纹，前有船篷形廊轩，后为双步廊，建筑艺术价值较高。

主轴线两侧的房子都是后来扩建的，其中西侧有面阔三间、前后四进平房；东侧则为三开间两进、高二层的小转盘楼，其东北角的墙脚处至今还留有“祝士记界”的石刻界址碑。整个宅第规模较大，部分建筑做工精致，特色明显。民国初年，祝大椿热心于家乡的公益事业建设，先后与人合资创办两所平民学校，又将其故宅改为大椿小学堂，因此获得北洋政府所颁“敬教劝学”匾额；又曾相继资助建造通运桥、通汇桥，独资建造伯渎港上的大椿桥（现改建为兴隆桥）；还出资修葺龙光塔、保安寺和青山寺等。

2006年6月5日，祝大椿故居被公布为第六批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景区地址：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伯渎港117祝家花园）

红顶商人

红顶商人是指那些一身兼两职，既是官员，又是商人的一类人。 红顶商人，在过去叫皇商、官商等，就是一边当着官，一边做生意，或者当官与做生意互为一体，以官生财，以财买官。因为头上戴着官帽，清朝的官帽又都有一个红顶子，所以叫红顶商人。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祝大椿领二品顶戴爵赏。这是无锡近代史上首位红顶商人。

顶戴[dǐng dài]

清朝时用以区别官员品级的帽饰

以红宝石为最高，依次为珊瑚、蓝宝石、青宝石、水晶、砗磲、素金、镂花阴文金顶、镂花阳文金顶。革职或降职时，即革除或摘去所戴顶子。朝冠与吉服冠在三品以上略有区别，如红宝石仅用文武一品官朝冠，吉服冠用珊瑚。进士、状元朝寇特用金三枝九叶，举人用金雀，生员用银雀；朝服则举人以上用素金，与七品官司同，生员用素银。僭用帽顶有厉禁，对八九品原用镂花阴、阴文金顶者，如因军营保举及捐纳得虚衔者，虽居微职，亦可依其虚衔戴顶子。

清朝改历代的朝冠为礼帽，礼帽又称为「顶戴」或称为「顶子」。礼帽分为两种，一种为夏天戴的凉帽，另一种为冬天所戴的暖帽，每年三月开始戴凉帽，八月换戴暖帽。凉帽为喇叭形，无檐，多用藤、篾席，外裹绫罗，上镶顶珠。暖帽为圆形，有一圈檐边，多用皮、呢、缎、布制成，多黑色，中有红色绒线所制成的帽纬、帽子最高处有顶珠。一般官员(四品至九品)只可用黄貂,高等(一品至三品)的可以用灰貂,皇室用黑貂，只有皇帝可以用紫貂。

清代官帽与历代截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翎羽(分为花翎及蓝翎)。

花翎花翎是带有「目晕」的孔雀翎，一般都赐予五品或以上，翎上有“眼”（羽毛上的圆斑），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三眼花翎及双眼花翎。

蓝翎为鶡羽制成，蓝色，羽长而无眼，较花翎等级为低。蓝翎一般都赐予六品或以下、在皇宫和王府当差的侍卫官员享戴，也可以赏赐建有军功的低级军官。

官帽顶子分为三层，上为金属顶，中为球型或尖型宝珠，下为金属底座，用所饰的珠宝的数目及颜色来加区别。

杨宗濂1806年授头品顶戴

杨宗瀚1907年授二品顶戴

祝大椿1908年授二品顶戴

在无锡，提及红顶商人，一般人都指的是祝大椿，认为他是朝廷封的首位无锡籍红顶商人。

胡雪岩与盛宣怀

其实在近史上，中国最出名的红顶商人只有两个：胡雪岩、盛宣怀

清未最出名的人是曾国藩，权倾天下，他的两个学生左宗棠和李鸿章，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

胡雪岩依靠左宗棠，盛宣怀依靠李鸿章，纵横商界，成为清未明初的豪富财主。

胡雪岩，微商，绩溪人，坐镇浙江抗州发迹。盛宣怀江苏常州人，依托上海为发展地盘。

李鸿章的洋务派业绩远远胜于左宗棠。

胡雪岩前半生呼风唤雨，生意红红火火，又是国家二品官员，风头一时无两，但是他因为得罪了政界的人，加上个人生意决策失误，到晚年一片凄凉，在凄苦的生活折磨下他黯然离世，是自己去世的。

胡雪岩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代表清政府向外国银行贷款的时候向朝廷多报了利息，最后东窗事发，弥补不及。同时他也是左宗棠和李鸿章派系之争的牺牲品，李鸿章知道左宗棠之所以能收复新疆、建船厂、购买军火等等都是有胡雪岩在帮着他出资出力，所以就有了“倒左先倒胡”的事实。

1911年，大清帝国召开会议，要求政府像汉景帝杀晁错一样，将盛宣怀”明正典刑”，以谢天下。

一夜未眠的盛宣怀接到一份圣旨：革除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职务，永不叙用。

他先跑到了美国大使馆，在外国部队保护下，逃离北京。盛宣怀的时代就此落幕。曾经科举不中，心灰意冷。曾经改革先锋，独领风骚。曾经屈居宰府，一发冲天。曾经东南互保，风光无限。曾经入阁拜相，最终身败名裂。一切都成为过眼云烟，感叹命运之唏嘘。有时从另一角度来看，盛宣怀是幸运的，他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他捅的窟窿，不用自己操心了。而且这回的窟窿是补不上了，腐败的结局是引起民愤，武昌起义拉开了帷幕。

盛宣怀死了之后究竟被埋葬到哪个地方？

说起近代史就绕不开盛宣怀这个人物，盛宣怀出生在常州，最后死在上海。他不仅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还是上海有名的富豪。虽然历史上关于盛宣怀的墓地在哪里并没有记载，但是根据多方面的研究，人们最后认为盛宣怀的墓地在徐霞客墓地的附近。

盛宣怀在从商之前曾经参加三次乡试，但是都没有考取上。于是考场失意的盛宣怀放弃做官的想法，转而埋头苦干实业。例如他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用股份制的轮船招商局，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等。而且在鸦片战争期间，他以独特的教学理念轰轰烈烈开展洋务运动，他不仅是中国商业之父，而且他的思想开放，是那个年代的领袖人物。李鸿章就曾经评价他是一手拿着算盘，一手拿着官印，既做官又为商，十分了得。

盛宣怀的墓地所在地一直众说纷纷，没有石锤下来，再加上1992年的时候在苏州修建一座盛宣怀的墓地，于是很多人认为苏州就是墓地所在。但其实根据专家的推测盛宣怀的墓地应该在江阴马镇一带。首先盛宣怀十分重视马镇的祖墓，多次带家中的孩子到这里打扫祭祀。再加上江阴老一辈人回忆说马镇有盛家一座很大的墓，墓的主人叫做盛杏荪，而且当时送葬的规模十分浩大，引来很多群众围观，再加上盛宣怀的字就是杏荪，所以盛宣怀的墓地应该在马镇。

富不过三代

盛家可以说是上海第一大家族，家底十分深厚，可是最终也没有逃过富不过三代的定律。最后盛家因为颐字辈而落寞。早前有多么奢侈挥霍，落魄时十几个人挤在厨房睡觉，可以说让人唏嘘不已。



锡商仕绅与园林的独白

对老宅的记忆闸门打开以后，城市经纬度铺垫的人文历史一下子舒展开来。

今日无锡引人眼球的太湖名胜中，蠡园为王禹卿所建，梅园为荣宗敬、荣德生所建，鼋头渚景区中，横云山庄、澄澜堂、长春桥等为杨翰西所建，72峰山馆为王心如、王昆仑所建，寄畅园为秦金修建。无锡园林得此种种大手笔，皆因无锡从清未民初时形成的锡商群体。至1936年无锡产业工人达3.6万，仅次于上海，“小上海”名称由此响起。

无锡商人园林有别于苏州文人士大夫建造的园林，一种带着商人的风格，更开放、新潮，某种程度上说，也更功利。无锡园林擅长利用外界的山水，营造独特的景观，而不似独立于外界小天地的苏州园林。

有人说，蠡园是真水假山、锡惠公园是真山假水、寄畅园是假山假水、鼋头渚是真山真水，其实真假毋需辩，虚虚实实，见招拆招，实为阳，阴为虚，实为光明，虚为缥缈，阴阳虚实结合，是真耶。

【附】

无锡鼋头渚澄澜堂简介及澄澜堂对联

2021-01-16

许荣海

澄澜堂位于鼋头渚的半山脊平坡间，建于1931年，建筑仿宋、明古宫殿式，宽敞豁达，气宇不凡。厅三面均以台阶上平台，再步阶上厅。大厅面向渚头，是为“横云山庄” 之主厅。堂额“澄澜堂” ，由清末翰林、无锡荡口人，书法家华世奎所书。大厅正中悬“天然图画” 横额。额下现悬联三副，居中板联：

山横马迹，渚峙鼋头，尽纳湖光开绿野；

雨卷珠帘，云飞画栋，此间风景胜洪都。

此联由清末遗老陈夔龙撰书。陈夔龙，清光绪进士，官江苏巡抚，其喜山水，善诗文。1906年，官居尚书的他，曾督水师巡阅太湖，驻鼋头渚。1933年追古抚今，写下这千古一绝。上联用彩笔描绘从澄澜堂居高远眺，浩瀚太湖风光万千，鸟瞰马迹山若骏马奔驰，近观岩渚似神鼋卧波，朝暮雨睛窈窕多变，山痕欣态各俱佳色。下联化用王勃《滕王阁序》中“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之妙句，将精雅瑰丽的澄澜堂与江西南昌的滕王阁相媲美，以洪都佳景、意境来映衬太湖鼋头渚旖旎的风光，令人赏心悦目、意适神怡。“洪都” 江西南昌的别称，唐朝称洪州，设都督府，故《滕王阁序》中有“南昌故郡，洪都新府” 之句。联中对仗极其工稳，“雨卷” 对“山橫” ，“云飞” 对“渚峙” ，可谓动静相衬，生机央然。本联采用了“联中自对” 及“借对” 技巧，所谓“联中自对”即上下相应的句子可不必互相对仗，只要左右两句（或两句以上）互相对仗即行。联中开头两句即是。“洪都” 之“洪” 可巧借谐音“红” ，与“绿野” 相对。

1986年，范曾也为澄澜堂撰书一联，制成抱联，现仍悬上联两边：

霞飞杰阁，浩气澄圆堪吐纳；

雾列雄州，沧波秋水有清涟。

当时陈夔龙还撰有一联，为丰富书法观赏，当年请林开谟书之制成板联，悬最边：

吴越有具区，襟江带湖，经始楼台都入画；

春秋多佳日，陶元浴素，默参龙象欲逃禅。

当年杨翰西堂兄杨味云集欧阳修《醉翁亭记》及范仲淹《岳阳楼记》句撰一联，章一山书后制成抱联曾悬柱上：

傍连岭，带长川，西南诸峰，林壑尤美；

送夕阳，迎素月，上下一碧，波澜不惊。

另有人集王羲之《兰亭集序》、范仲淹《岳阳楼记》句撰一联：

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朝晖夕阳，气象万千。

1935年4月3日，杨翰西大宴宾朋于澄澜堂，裘可桴夫妇正巧从沪囬锡，也在被邀之，为感盛情，裘老先生特为澄澜堂题一联：

古人选胜不如今，叹大好鼋头，历亿兆年名始显；

此地居高了无蔽，试远看鸥鸟，入三万顷谁能驯。

並有一段跋，为上联作了最好的注释：“自有宇宙，便有此山，邑人称为鼋头渚，埋沒于荒涼寂寞滨，游踪罕至，今乃名闻世界焉。”

当年，疑始先生集古人诗句，制联三副，分别请谭瓶斋、赵古泥及常州谢作霖书就。

集明华云《游鼋头渚》句：

瑶台倒映参差树；

玉镜平开远近山。

华云（1488~1560）明学者，字从龙，无锡人。嘉靖进士。少时师事邵宝，又出王守仁门。性豪爽，喜接引人才。官刑部郎中，后改官南京兵部。严嵩用事，遂乞休。工文辞，筑真林园，藏书法、名画甚多。曾校刻宋吴淑《事类赋》三十卷，刻《韦江州集》总十一卷。嘉靖三十三年（1554）与顾可久、张选等复举“碧山吟社” 。著有《绿云窝集》、《勾吴集》、《直休集》、《剑光阁主集》、《锡山书目考》、《石渠宝笈》、《南禅寺志》等。

此联1982年，由王能父书后，被悬惠山寄畅园之嘉树堂，借用无偿不可，“瑶台” 可指嘉树堂，“玉镜” 也可喻为锦汇漪。但毕竟作者五佰多年前写的是鼋头渚，现还原于历史。

当时，疑始先生还有一段跋：“鼋渚自静斋居士（杨翰西）率先辟治，十余年来，骎骎欲与圣湖争席，然读明人华云游鼋渚诗，意其时早具台榭之盛，迨后日即荒芜，必待静斋始中兴耳。今静斋又建澄澜堂于山半，髙华古雅，尤擅全山之甠。堂成，嘱撰楹帖，因即裁取华云诗句报之，并记其缘起。”现附记明华云《游鼋头渚》诗如下：

路入桃源九曲环，早春舟放碧云间。

谣台倒映参差树，玉镜平开远近山。

片片峰霞开罨画，微微石溜起潺湲。

胜游况值云霄客，共羨轻鸥去不还。

另集宋苏东坡句：

玉树琪林照春色；

白波青嶂非人间。

再集吴梦窗词、唐玄宗文：

婀娜蓬莱，糟栾金碧；

丹青宇宙，宫徵山川。



绣嶂阁

位于无铴惠山古镇直街和横街交汇口，正对着锡惠名胜景区的大门，绣嶂阁下方就是一个古戏台，现在这里是供群众文化活动的埸所，经常会有一些票友或演出人员进行表演。

这是两座四角亭连体的组合，两重飞檐，歇山顶，底层三面架空。二层花格木门窗，封围带外廊的亭阁。整个建筑面很有特色。位于绣嶂街和与秦园街交叉口。是惠山的标志性建筑。宝塔形的建筑结构，颇具古镇特色。

绣嶂阁的三个字 就在顶部，底层三面架空为戏台，大大的戏字在中间，两边对联为：地灵人秀诞豪杰，鸟度云行阅古今。横批为：天然人韵



寄畅园及无锡秦氏

无锡西郊东侧的惠山东麓，惠山横街的锡惠公园内，秦园是无锡惠山寄畅园的古称，园址在元朝时曾为二间僧舍，明正德年间，北宋著名词人秦观的后裔、弘治六年进士，曾任南京兵部尚书的秦金，购惠山寺僧舍并进行扩建，垒山凿池，移种花木，营建别墅，辟为园，名“凤谷行窝”。后归其后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湖广巡抚秦燿所有。

秦园坐落在惠山东麓，惠山横街的锡惠公园内，毗邻惠山寺。园址原为惠山寺沤寓房等二僧舍，明嘉靖初年（约公元1527年前后）曾任南京兵部尚书秦金（号凤山）得之，辟为园，名“凤谷山庄”。秦金殁，园归族侄秦瀚及其子江西布政使秦梁。

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秦瀚修葺园居，凿池、叠山，亦称“凤谷山庄”。秦梁卒，园改属秦梁之侄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湖广巡抚秦燿。

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秦燿因座师张居正被追论而解职。回无锡后，寄抑郁之情于山水之间，疏浚池塘，改筑园居，构园景二十，每景题诗一首。取王羲之《答许椽》诗：“取欢仁智乐，寄畅山水阴”句中的“寄畅”两字名园。

辛末年（公元1751年），乾隆首次南巡，指定寄畅园为巡幸之地，喜其幽致，携图以归，于北京清漪园万寿山东北麓仿建“惠山园”， 即今颐和园中的“谐趣园”。咸丰、同治年间，寄畅园多数建筑毁于兵火，后稍作补葺。

1952年，秦氏后裔将私园献给国家，即作保护性修复。又将原贞节祠纳入园中，即今“秉礼堂”一组小巧庭院。后陆续重修九狮图石，重建嘉树堂、梅亭、邻梵阁等。

自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到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的整整一百年间，两个皇帝十二次巡游江南，每次都必游这里，留下了许多诗章和匾、联。高宗乾隆认为“江南诸名胜，唯惠山秦园最古”，且“爱其幽致”，因此绘图带回北京，在清漪园（颐和园）万寿山东麓仿建一园，命名为“惠山园”（公元1811年改名为“谐趣园”），并在北京仿建了他认为最好的五处江南园林，其余四处早已毁弃不存，只有“惠山园”仍完好地保存在颐和园里。

寄畅园中尚保存着康熙“山色溪光”、乾隆“玉戛金枞”(玉戛指流泉，金枞指假山)御书石匾额各一方。

1952年秦氏后人秦亮工将园献给国家，无锡市人民政府进行整修保护，逐渐恢复古园风貌。寄畅园是中国江南著名的古典园林，1988年1月13日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至2000年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锡惠名胜区对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毁坏的寄畅园东南部进行了修复，先后修复了凌虚阁、先月榭、卧云堂等建筑，恢复了其全盛时期的园林景观，使整个古园气机贯通，充满雅致。

寄畅园属山麓别墅类型的园林。寄畅园的面积为14.85亩，南北长，东西狭。园景布局以山池为中心，巧于因借，混合自然。假山依惠山东麓山势作余脉状。又构曲涧，引“二泉”伏流注其中，潺潺有声，世称“八音涧”，前临曲池“锦汇漪”。而郁盘亭廊、知鱼槛、七星桥、涵碧亭及清御廊等则绕水而构，与假山相映成趣。园内的大树参天，竹影婆娑，苍凉廓落，古朴清幽。以巧妙的借景，高超的叠石，精美的理水，洗练的建筑，在江南园林中别具一格。

〔凤谷行窝〕

是从惠山寺日月池畔入园的第一个建筑。门前有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石碑，入室为古朴门厅三间，正中悬“凤谷行窝”一额，系朱屺瞻所书，两侧抱柱一联，系取翁同和旧名，高石家书。联云：

杂树垂荫，云淡烟轻；风泽清畅，气爽节和。

明代正德年间，秦观第17代后裔秦金，购置惠山寺建于元代的僧舍，用来修建他的别墅园林。秦金号凤山，而园子又建在惠山的山谷里，因此风谷有包含地名人名两层意思。行窝区别于皇帝的行宫，也表明这座别墅处于草创阶段，以山林野趣为主，把它们连接起来，理解就是，所谓“风谷行窝”，就是凤山先生建在惠山山谷里富有野趣的别墅园林。

厅堂两侧门楣上有砖刻，东为“侵云”，可见龙光塔高耸入云；西为“碍月”，可观惠山之高峰掩月。碍月门旁，前有石砌小池，池边湖石玲珑，四周回廊复合，形成寄畅园园中之园。临池有厅屋三间，为秉礼堂，匾额系无锡仲许所书。循廊向前，有含贞斋三间，原是秦火翟读书处。四周多植古松，秦火翟曾有“盘恒抚古松，千载怀渊明”之吟。斋内有钱南周撰、王汝霖书的一联：

池含林采明于缬；山贻台华媚若细。

〔邻梵阁〕

位于惠山寺侧，原为秦火翟寄畅园20景之一，1980年重建。“邻梵阁”横匾为南京尉天池所书，登临此阁，下有池水一泓，即惠山寺阿耨水，惠山寺的全景也被凭借入园。

〔美人石〕

位于寄畅园东南角。邻梵阁往东有一小亭，旁有百年巨樟，绿荫垂地，亭中一碑，镌刻有乾隆御笔题诗和作画“介如峰图”。亭前一池，呈长方形，水平如镜。池东立一湖石，倚墙而立，颇如婷婷美人，对镜理妆，妩媚有姿，故湖石名“美人石”，池名“镜池”。1747年乾隆第二次南巡至此，看到美人石，改称“介如峰”。

〔锦汇漪〕

位于寄畅园的中心，它汇集着园内绚丽的绵绣景点而得名。寄畅园的景色，围绕着一泓池水而展开，山影、塔影、亭影、榭影、树影、花影、鸟影，尽汇池中。池北土山，乔柯灌木，与惠山山峰连成一气；而在嘉树堂向东看，又见“山池塔影”，将锡山龙光塔借入园中，成为借景的楷模。

〔郁盘〕

在锦汇漪东南角。小亭六角，中悬“郁盘”匾。它是从唐朝王维《辋川园图》中“岩岫盘郁，云水飞动”之句得名。亭中有古朴的青石园台一座，配以四个石鼓墩，据考为明代秦家遗物。传说乾隆召惠山寺僧人至此下棋，和尚棋艺非凡，杀得乾隆手足无措，僧人当即虚晃一枪，把棋让给乾隆。乾隆虽胜，自知望尘莫及，心中郁郁不乐，便下旨将此亭改为“郁盘”。郁盘廊和秉礼堂、邻梵阁一带，嵌有《寄畅园法贴》碑200方，全帖12册，前6册选择秦氏家藏御赐唐宋间名帖，后6册是秦氏家藏自宋至清名家墨宝。

〔知鱼槛〕

位于锦汇漪中心，突出池中，三面环水，方亭翼然。槛名出自《庄子·秋水》“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之句。园主在诗中写道：“槛外秋水足，策策复堂堂；焉知我非鱼，此乐思蒙庄。”知鱼槛一额，现为张辛稼所书。

〔砖雕门楼和七星桥〕

砖雕门楼，位于知鱼槛西北，为仿明建筑。门楼正中有砖刻“寄畅园”三字，背刻马羊虎犬寓忠孝节义。门头紧接“清响”月洞门，小石狮嬉笑迎宾。前以假山作屏，可透过假山看真山，山在园中，还是园在山中，展示出借景之妙。七星桥，横跨在锦汇漪上，由七块黄石板直铺而成，平卧波面，几与水平，乾隆曾吟有“一桥飞架琉璃上”之句。过桥,就是嘉树堂，古屋三间，堂旁有廊桥，通涵碧亭，亭四方架水上。

〔八音涧〕

原为悬淙涧，又名三叠泉。全用黄石堆砌而成。西高东低，总长36米。涧中石路迂回，上有茂林，下流清泉。涓涓流水,则巧引二泉水伏流入园，经曲潭轻泻，顿生“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音。八音涧上，1981年复建原有的“梅亭”一座，黑瓦粉墙，金山石柱，典雅大方。

〔含贞斋和九狮台〕

含贞斋曾经是寄畅园第三代园主秦耀的书斋。含贞斋的对面是九狮台。九狮台，又名九狮图石，是用湖石叠成的大型假山，高数丈，突兀峻峭。置有若干狮形湖石，而整座假山又构成一只巨大的雄狮，俯伏于青翠欲滴的绿树丛中。细细揣摩，可看出大小不一，姿态各异的狮子来，静中寓动，妙趣横生。

〔秉礼堂〕

是寄畅园中的园中园，这组庭园面积不足1亩，却有整洁精雅的厅堂、碑廊；又有自然得体的水池、花木和太湖石峰，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幅美丽的图画，使你尽情享受中国造园艺术的异趣神韵。



革命先行者——博古、洛甫

在建党建国历史进程中，这两位早期的革命者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我们在影视剧中，能经常见到这两个人的名字，他们绝对是长征时期的革命元老。

博古，又名秦邦宪，无锡人

洛甫，又名张闻天，上海人

（五朝书记人员：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实际工作是李立三〕、博古、张闻天）



秦邦宪（1907～1946）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又名博古。江苏无锡人。早年就读于苏州工业专门学校，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5年入上海大学学习，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5月回国，任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1931年4月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之后又任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负责人，这期间曾犯过“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1933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又与李德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中共最高领导职务。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1936年任中共中央代表，协助周恩来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38年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部长和南方局组织部部长。1941年后，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任新华通讯社社长。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2月以中共代表身分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和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会议。同年4月8日由重庆返延安汇报工作，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遇难，享年39岁。

秦邦宪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党的新闻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秦邦宪同志毕生致力于追求光明与真理，他经济天下、锐意图新，不懈追求真理，他的一生是一代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心忧天下、曲折求索、英勇献身的缩影；秦邦宪同志终生执著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始终忠实于中国革命，忠诚于共产主义信念，矢志不渝；秦邦宪同志刻苦学习，儒雅博学，文采出众，他发表的文章、翻译的马列主义著作，影响了一代革命青年，对宣传和普及马列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

秦邦宪故居

秦邦宪1907年生在杭州，其在无锡的3处故居都不是他的出生地。其父从杭州退职后回到无锡，后因治病筹钱的将居住的祖屋卖掉了，随后一家借居在现在的崇宁路“既翕堂”。6年后又搬到了同城的吴氏老宅继续承租。这3处旧居在遴选成“秦邦宪故居”时也破费周折，最后选择崇宁路的这处理由是，保存的相对完好。

秦邦宪故居位于无锡城中崇宁路112号。故居原是无锡地方名流、秦邦宪的族叔秦琢如的家宅“既翕堂”，建于清光绪末年。整组建筑占地面积2300平方米，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建筑群布局完整、青砖黛瓦、庭院抱厦、马头墙矗立，为一组典型的四进江南民宅。大门上方挂有原国家主席杨尚昆同志题写了“秦邦宪故居”匾额。进门后便是秦邦宪的铜像，背后刻有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薄一波同志抱病题写“秦邦宪生平事迹陈列”展名。

现故居完全保存着原状，面阔三间，硬山顶，面积约89平方米，呈晚清江南民居风格。

1916年至1921年秦邦宪随其母居住在第四进西三间，计有平房三间，东厢房为书房、西厢房为卧室，中间为客堂，建筑面积89平方米，厅室摆放着旧式家具、旧式用品。秦邦宪在此居住6年，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

秦邦宪故居作为名人故居的典型代表，2002年被江苏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列入无锡市委、市政府名居系列工程重点修缮项目。现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纪念地、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名人名居参观地，对广大市民免费开放。为弘扬秦邦宪同志的革命精神，故居内举办《秦邦宪生平事迹陈列》展，展览面积400平方米。共分《勤奋读书立志报国》、《探求真理投身革命》、《临危受命历尽艰难》、《统战工作呕心沥血》、《新闻事业辉煌新篇》、《鞠躬尽瘁名垂千古》六个部分。陈列展共展出历史照片及实物资料二百余件，并运用了复原陈列场景形态、影像资料等陈列方式，真实、生动、形象地再现了秦邦宪同志辉煌的一生。

秦邦宪就是博古，他的生平大家都知道的七七八八了。其他不说，富家少爷抛却一切参加革命本身就已很了不起了；高看外国经验轻视乡土智慧，纵使是今天的人也常常会犯这样的错误。往事已矣，中国革命的成功得来不易。

故居荣誉

1986年7月　 由无锡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2年10月　被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3年5月　 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闻天（1900—1976）



又名洛浦，出生于江苏省南汇县（今属上海浦东新区），1924年，张闻天从美国返回上海。24岁的他已经在波峰浪谷里经历了几番沉浮，重新踏上黄浦江畔这块养育他的热土。他创作了长篇小说《旅途》，作品反映了五四退潮时期青年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中振作起来，继续为改造中国而奋斗的历程。他虽然对国学史书不研深谙，也不知治国御人的典故，但是他出身书香门第，又有留学的经历，促使他具有开放型的知识结构，性格随和包容。

1935年遵义会议上起到关健性的作用。会后被推举为党的总负责人，1938年，分管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抗战胜利后，任辽宁省委书记，东北局组织部长，建国后任外交部副部长。1959年庐山会议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不同意见，遭到错误批判。1962年1月，他参加了七千人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形势，对1958年以来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和三年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对农民生活的影响非常大，这给张闻天很大的启示鼓舞。文革中，惨遭迫害。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闻天遭受了残酷迫害。1968年5月16日，张闻天被隔离审讯。1969年10月20日，张闻天被解除监护，并限3天之内离开北京，同月31日被遣送至广东肇庆。1972年4月开始，他多次向中央写信，要求回北京，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但送出的信件一直没有得到回音。1974年10月18日，张闻天在王震的鼓励下再次写信给毛泽东，在简要谈了思想情况后，说明现在除了“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能有机会到各地参观学习外，没有其他要求了。”此信经王震转呈，10月底奉达正在湖南长沙的毛泽东案前。毛泽东阅后让身边人员签批：“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12月2日，张闻天随即提出以自己的家乡上海为养老地点。但是“四人帮”不能容忍张闻天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安居，故没有同意。1975年4月28日，张闻天正式向中央提出，如果上海不成，苏州或无锡也可。

在无锡城中的汤巷，有一幢西班牙式的小红楼，在这里，张闻天度过了他人生最后10个月的时光……

学前街汤巷45号张闻天故居

经过幽居六年的肇庆之后，1975年8月25日傍晚，一列从广州开往上海的列车徐徐驶进上海火车站，一位年过花甲、头发花白，手拄拐杖的老人从软卧车厢走下，随行的还有他的家人。水灰色衬衫、深灰色长裤、圆口布鞋，老人衣着朴素，说话轻缓和善，他就是张闻天。

张闻天和他的家人被早在车站上等候多时的专车连夜接往无锡。夜半时分抵锡后，张闻天一家被临时安排在太湖饭店的小山2号暂住。此时的张闻天已经75岁高龄，他也许不会想到，自己会在无锡这个江南小城走完人生最后的岁月。

“张普”，代号“45号”

这并不是张闻天第一次来无锡。张闻天是上海人，早在1922年之前，他就来过无锡。

张闻天对无锡的印象是美好的。在他1924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旅途》中，就有关于无锡城乡风景的描写：“那时的天气异常暖和，温柔的和风像醇酒一般醉着一般游客。桃花的红色辉映在绿叶中间，木香花的香气，布满于大气。”

1962年，张闻天为研究经济问题，到苏、沪、浙、湘三省一市做为期两个半月的调查研究，其间，他再次来到无锡对农村贸易进行相关调查。

太湖饭店小山2号，是一幢二层小洋楼，依山傍水，出门便是闻名遐迩的太湖名胜——鼋头渚。休息调整几天后，张闻天和家人一起游览了梅园、锡惠公园、太湖、三山、小箕山。

1976年8月29日，一个炎热的午后，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师李鹤强接到上级通知：到小山为一位老同志看病。当时，这位老同志的病历卡姓名栏里，写着“张普”两个字。李鹤强并不知道，这位老人就是张闻天。李鹤强为张闻天做了身体检查，但检查结果并不乐观，确诊老人为一位多年的冠心病患者。

9月1日，张闻天一家被安排住进无锡学前街西面的汤巷45号。他延用了“张普”这个化名。为防止张闻天出现频发的心绞痛和严重性心律失常等意外情况，李鹤强特地在张闻天的卧室里准备了一只氧气瓶和必要的抢救药品。不久，李鹤强就作为专职保健医生，搬到汤巷与张闻天同住。这时的他才知道，这个叫“张普”的老者，就是张闻天。

出于保密的需要，“45号”这个门牌号码，由此被用作书写张闻天的医疗文件和对外联系的代号。

“我要做无锡人了”

汤巷45号，坐北朝南，是一幢西班牙式的两层小洋楼，占地约500平方米，单门独院，十分安静。这幢小洋楼原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位工商业主所建，1949年后由市政府代管。

住下没两天，女儿张维英、张引娣从上海来锡探望父亲。这是他们与父母分离14年后的首次重逢，张闻天的心情颇为激动。在得知张维英在上海羽兽毛厂做临时工，张闻天夫妇决定留她在家帮忙打理家务。

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医疗上，无锡地方上对张闻天都非常照顾，专门为他配备了医护人员和警卫人员，保障服务让张闻天感到十分满意。张闻天到无锡后不久就兴致勃勃地说：“我要加入无锡籍,做无锡人了!”

学习、看书、写作和修改文章，是张闻天在无锡的生活日常。尽管身处逆境，但张闻天在无锡时刻关注着国家大事、民生民情。在无锡，他继续着他的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硏究。他与工作人员一起去学前街菜场调查，询问菜的产地、价格，向排队市民了解买菜情况，询问计划供应的商品是否够吃？

看书，成为张闻天排解郁闷的主要方式。他经常会让警卫员周福涛陪他一起去新华书店买书，还会开张书单，让周福涛去无锡市图书馆借书。张闻天所借书籍以历史类为主，比如《中国通史》、《清朝通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读通鉴论》、《宋论》、《新唐书》、《古诗源》、《唐诗三百首》、《欧洲文学史》、《清宫十三朝演义》等，偶尔会有像《红与黑》、《水浒全书》这样的经典小说。越剧《红云岗》，是张闻天在无锡大众剧院看的第一场戏。这是一部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现代越剧，讲述的是广为大众熟悉的山东沂蒙山英嫂以乳汁救解放军伤员的故事。张闻天在无锡的娱乐活动并不多，除了越剧《红云岗》，他仅到无锡工人文化宫观看过一次职工业余文艺演出，到无锡市人民大会堂观看过建国三十六周年国庆文艺晚会，去无锡体育馆看过一次体育表演。

温馨、遗憾交织的最后时光

张闻天虽然人在无锡，却心系家国，他总是说：“我没有做什么贡献,这样做对不起党和国家。”他多次向组织表达了回北京的意愿，但都遭到了拒绝。这也成为老人最后的遗憾。好在女儿、侄子、外甥、外孙女等人多次来锡探望张闻天，这也成了张闻天在汤巷的最大慰藉。

在锡期间，衰老多病的张闻天曾数次病危，所幸在医护人员的全力抢救下，他都挺了过来。

1976年7月1日的早晨，张闻天听完新闻节目，喝了几口米汤，闭目静卧休息。下午精神稍好些，他坐在沙发上翻阅一份新式轮椅的外文说明书时，却因心脏病猝发离开人世。带着遗憾，张闻天在无锡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日子。他留下遗言：“把补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最后一次党费。”

在小说《旅途》中，张闻天写道：“他们在池塘的四周慢慢走着……他们相互间讲的话很少。这不是因为他们没话可讲，实在是因为天上飞翔的白云，林间颤抖着的树叶与红晕着面颊的蔷薇花瓣，已经完全替他们把心中的情绪申诉出来了。因为他们心中的情绪不就是春的消息吗？”只是，在这个美丽的江南小城，在老人最后的时光里，他，并没有等来春的消息。

张闻天的外孙女李秀君陪母亲回锡探望外公时，曾劝外公写一份自传。但张闻天却淡淡地笑着说：“不必了，一个人的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公正的评价。”

清风徐来，云开雾散。张闻天一生三次让位，品高功伟。他去世后三个月“四人帮”倒台，三年后中央为他开追悼会平反昭雪。邓小平致悼词曰：“作风正派，顾全大局，光明磊落，敢于斗争。”1985年，他诞辰八十五周年之际《张闻天选集》出版，1990年他诞辰九十周年之际四卷本一百一十万字的《张闻天文集》出版。到2010年他诞辰一百一十年之际，史学界、思想界掀起一股张闻天热，许多研究专著出版。2011年《人民日报》出版新年第一期的《文史参考》杂志，封面主题是：“遵义会议后中共最高领导人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北京日报》刊出建党九十周年特稿《张闻天在中共党史上的十大贡献》。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人心有秤，公道归来，一个时代的巨人重又站在历史的云端。历史有时会开这样的玩笑：一个胜者可以成就功业霸业，为自己建造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把他的对手打倒在地并踩在脚下;但历史的风雨会一层一层地剥蚀掉那座华丽的宫殿，败者也会凭借自己思想和人格的力量，重新站起身来，一点一点地剥去胜者的外衣。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无锡在1990年8月30日，张闻天诞辰90周年之际，对张闻天居住过的汤巷45号进行了修缮，并在当年9月12日正式对外开放。



十五、风吹草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河传 • 杨乃武小白菜涉反腐案

奇案，难断，诉冤情。

一路曲折征程，严问拷打事实争。

泪倾，贪污私腐盛。

何处明察当清判，众亲喘，官史匿藏转。

老天醒，道法绳。尽惩，白杨归以荣。



【附一】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案件性质，冤案。当事人，杨乃武、小白菜（毕秀姑）。朝代，清朝。时间，同治12年（1872年）左右

具体事件

清末，余杭士子杨乃武应乡试中举，摆宴庆贺。房客葛小大妻毕秀姑颇有姿色，人称“小白菜”。她本是葛家童养媳，曾在杨家帮佣，与杨乃武早有情愫，碍于礼义名份，难成眷属，只得各自婚娶。余杭知县刘锡彤曾为滥收钱粮敛赃贪墨，被杨乃武联络士子上书举发，断了财路，心怀怨隙。他儿子刘子和用迷药奸污了毕秀姑，又把她丈夫葛小大毒死。刘锡彤为保住儿子性命和发泄私愤，便移花接木，把杨乃武骗至县衙，严刑逼供，以“谋夫夺妇”定拟，问成死罪。杨乃武和其胞姐杨淑英、妻子詹氏不服，屡屡上诉，历时二年，前后几十堂，皆因刘锡彤上下疏通贿赂，以致官官相护，依旧判定死罪，并详文刑部。詹氏也因上告失败而获罪被拘，幸同科举人汪士屏联合士绅上书刑部辨冤，刑部侍郎夏同善驳回详文，并请得谕旨命浙江三大宪会审。杨淑英为救弟弟，怀抱侄儿去省城探监，求秀姑据实翻供，毕秀姑深觉愧疚，当即应允。谁知浙江巡抚杨昌浚为保住自己面子和众多参审官员顶子，依仗拥兵边疆左宗棠之势，会同藩台、臬台蓄意抗命，不准毕秀姑翻供，复以“通奸谋命”定拟，上奏。杨昌浚此举激起浙江士绅公愤，杨淑英在他们支持下，至狱中让杨乃武写冤状，冒死赴京，滚钉板告状。光绪帝生父醇亲王痛恨杨昌浚蔑视朝廷，又怕各省督抚仿效，决意替杨乃武翻案，以示警饬。正当杨乃武看透黑暗吏治，与秀姑欲以鲜血、头颅祭告天下：“大清百姓盼望青天”之际，得到了醇亲王“大清有青天”的回答。出狱之日，杨乃武看到毕秀姑听从慈禧的话，去尼姑庵削发为僧，自己虽保住了命，却已一身伤残，几为废人，连举人功名也不准恢复，不禁黯然自问：“我这冤案是昭雪了么？大清真有青天么?……一曲冤歌传百年，长伴遗恨说青天?”

另一种说法

杨乃武生于道光21年，是浙江余杭县的乡绅，他平时里爱管闲事，喜欢抱打不平，为此还顶撞过官府，这也为以后他身陷囹圄埋下隐患，同治12年，杨乃武考中了举人。毕秀姑，也称葛毕氏，由于她相貌长得俏丽，又喜欢穿白衣绿裤，人送绰号小白菜。她嫁于葛品连，两人租住在杨乃武家的一间房子里，既然共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杨乃武与小白菜过从甚密，杨乃武还经常给小白菜教书、认字，教她读经，正因为如此，街坊邻里就起了闲话，当时街坊中有“羊（杨）吃白菜”的闲话。

同治12年10月份，杨乃武去余姚他岳母家办事，好几天没有回来，到了10月初9，豆腐店的帮工葛品连，也就是小白菜的丈夫，清晨起来忽然害了病，刚开始以为是流火疾，也就是上火，到了后来吃药不管用，病情加重了，大家就以为是痧症，就是上大火，吃了各种中药都没管用，一直到当天下午的申时，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下午三点到五点的样子，葛品连全身青黑，重病死亡，一个好端端的年轻人忽然暴病死亡，家人和街坊邻里都不能理解，由此联想到平时里杨乃武与小白菜过从甚密，这时候葛品连的老母亲就把这个案子上报给了余杭县衙，余杭知县刘锡同，得到报案就带领着仵作，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法医沈祥来到葛家来看亡人，也就是葛品连，仵作沈祥拿出银针来刺入葛品连的尸体，这里头需要讲一下，在断案过程中，仵作用经皂角水清洗过的银针刺入尸体，如果该尸体是中毒身亡的，那么这根银针就可能会变黑，但当时由于仵作沈祥的疏忽，把未经皂角水清洗过的银针刺入尸骨，结果，银针变黑了，那么沈祥就认为这是中毒身亡。

刘锡同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法医鉴定的结论，马上就认定街坊邻里的传言属实，就将小白菜带回县衙审问，刚开始毕秀姑，也就是小白菜不承认自己有谋杀亲夫之嫌，刘锡同就用大刑伺候，严刑拷打，根据当时的史料记载，刘锡同当时动用大刑包括用烧红的铁丝刺双乳，用锡熔，滚烫的锡熔浇背，滚烫的锡熔什么呢？就是用金属锡熔化以后滚热的锡水浇她的脊背，在如此的残酷的刑讯逼问之下，毕秀姑被迫招供，说是10月初5日，杨乃武买到了砒霜，把砒霜交给她，让她趁机毒死葛品连，以达到他们通奸居住的目的。十月初九日，葛品连有病，她就把砒霜倒如药汤中一起服下，葛品连中毒身亡。刘锡同得到毕秀姑招供如获至宝，马上传讯杨乃武，不料杨乃武来到县衙，矢口否认自己跟这个案件有任何关联，声称自己在十月初九日压根就不在余杭县，没有任何的作案时间和作案动机，刘锡同认定必须用严刑逼供的办法才能取得口供。这在清朝有一个法律上的规定，如果当事人没有口供就不得定案，于是刘锡同就像杭州府呈报了公文，请求解除杨乃武的举人出身，如果解除了他的举人出身他才能用严刑逼供拷打杨乃武，从而获得他需要的这样一个招供。可就在他呈送公文，衙役刚走掉的同时，求功心切的刘锡同于当天晚上就严刑拷打杨乃武。尽管如此，杨乃武始终不承认自己有作案的动机。也就是说始终否认了自己真实的作案。但即便如此，刘锡同仍然以杨乃武与小白菜通奸共谋害死葛品连定案之论呈送杭州府，请求二审定案。

那么刑部尚书，也就是公安部的部长或者最高法院的院长，由他亲自坐镇主审，然后九卿，就是相关的最高级别的刑讯人员坐在旁边，来彻审杨乃武、小白菜，两个犯罪嫌疑人都到了北京来进行审讯，在这次审理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出来，第一个当时提供了证词说将砒霜卖给杨乃武的艾仁堂药店的店主钱坦已经死亡，但是杨家早就提供了当日杨乃武根本余杭县的证词，这个证词得到采信，第二点非常关键的一点，葛品连的尸骨连带棺材也一并从余杭一直千里押解到了北京，重新打开棺木，由仵作重新鉴定葛品连是不是中毒而死，结果，这次检查发现，根据法医根据一些医生的最终认定，葛品连确属疾病而死，是病故，在所有尸骨的检测中，没有发现任何中毒身亡，就是砒霜的成分，这样最为核心的问题一旦查明，当时也在公堂上的余杭县令刘锡同和仵作沈祥供认不讳，说确实是我们当时在检测葛品连尸体的时候工作没有做细致，主观认定他们有罪，所以就刑讯逼供，那么这样一个前后延续了三年多，将近四年的案子，最后定案，杨乃武、小白菜沉冤昭雪，葛品连不是中毒身亡，而是病故。

这个案子平反昭雪以后，那么在当时的清朝，政治环境中引起轩然大波，慈禧太后一下子连续发布旨意，惩罚余杭知县刘锡同，远放黑龙江判处流刑，余杭知县刘锡同勘验不认真，导致这起冤案的发生他是罪魁祸首，发配黑龙江。仵作沈祥以及其他相关人等30多位官员被革职、充军或查办，浙江巡抚杨昌浚、浙江学政胡瑞澜，杭州知府陈鲁一干官员100余位，革除顶戴花翎，永不续用，这个案件纷纷扬扬的杨乃武、小白菜案以一大批官员的落马而告终。

历史背景

杨乃武是举人出身，他家也比较富裕，另外在当时的首都北京那么也有很多浙江籍的官员对他们的支持，那么这些都是原因，但是如果没有最终最高统治者的支持，由于官官相护，有些案子很难最终平冤昭雪。本案平反昭雪的最后实际上隐藏着深刻的、尖锐的官场权利斗争，这是我们特别要提到的。小小的杨乃武、小白菜这样的案件是普通的，但是在当时围绕着这个案件审理，浙江的一干官员，从县到府到省，全都是曾国藩所统率的湘军的手下，那么也就是说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曾国藩率领自己的湘军打败了太平天国，镇压了太平天国，那么在当时江南一带，各级的官员基本上都是湘军的军阀，他们没有多少的知识，凭着军功担任这样的职务，他们很少受过严格的审判经验的教育，也没有多少知识，因此容易造成很多冤案，而且有了冤案之间都同处湘系，官员之间相互扶持，相互维护，从而使这个案子迟迟难以翻案，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实际上对于清朝的最高统治者而言，早就欲除之而后快，早就想找到一个契机来弹压湘军的势力，杨乃武、小白菜案件的发生给慈禧太后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找到了爱新觉罗满清皇族或者说朝廷，压制湘军气焰的契机，之所以最后100多位官员顶戴花翎全部摘掉，永不续用，实际上有压制湘军的功能。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幕后推手竟然是胡雪岩

杨乃武与小白菜，是清末四大疑案之一。同治十二年（1873年），葛品连旧病复发,暴毙，验尸认为是砒霜毒杀。余杭知县刘锡彤曾因滥收钱粮敛赃贪墨，被杨乃武联络士子上书举发，断了财路，心怀怨隙。于是，对葛品连之妻毕秀姑百般威逼欺哄，使其诬杨乃武为奸夫，杨乃武“被屈打成招”定为“谋夫夺妇”之罪，上报杭州府衙。

此案后经杭州知府陈鲁、浙江按察使蒯贺荪、浙江巡抚杨昌浚、钦差大臣胡瑞澜等人草率复审，使杨乃武、葛毕氏枉坐重罪，直到最后惊动了慈禧太后，才使真相大白。然而两人受尽酷刑折磨的悲惨遭遇仍令人不胜唏嘘。此案除了给两个家庭造成不幸之外，也给浙江官场来了一次大地震，一百余位官员革除顶戴花翎，永不续用，个人缘由可堪玩味。

一个本来不复杂的案情之所以越来越复杂，是因为在该案的背后存在着多种力量的博弈。满清朝廷与汉族武装集团之间、江浙籍官员与两湖派将领之间、浙江学子与浙江官员之间、醇亲王奕譞与恭亲王奕之间、左宗棠与胡雪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因此围绕此案展开了反复的争斗，最终导致胡瑞澜、杨昌濬等300多名官员中有30余人被革职、充军或查办，150多名六品以上的官员被革除顶戴花翎，永不续用，使左宗棠的“两湖派”势力受到严重打击。

前面这几个矛盾，前人都已经分析的很透彻了，今天重点讲讲胡雪岩这个背后推手。胡雪岩是怎么跟杨乃武搭上线的呢？原来杨乃武的乡试同科至交吴以同在胡雪岩家当家庭教师。当杨乃武的姐姐在杨乃武的指点下找到吴以同后，吴以同马上跟胡雪岩进行了汇报，胡雪岩正为左宗棠不从他这里贷款的事恼火，于是决定干左宗棠一票。

恰好，此时正在家丁忧的浙江籍官员——兵部右侍郎夏同善要回京，于是由吴以同以老同学的名义出面邀请夏同善吃饭，由胡雪岩出钱做东。席间，吴以同跟夏同善谈论起杨乃武案。胡雪岩跟吴以同希望夏同善回京后能够多方走动，还杨乃武公道。

后据杨乃武的女儿杨浚回忆，当胡雪岩了解到杨家经济拮据时，立马出资赞助杨家进京路费，并将其在京所有费用也全包下来。杨菊贞进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夏同善投状子，以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刑部为首的所有衙门，杨菊贞把状子都递个遍。然后在夏同善引荐下，求遍浙江籍在京官员三十余人。

同年十二月，浙江士绅吴以同、汪树屏等三十余人联合上告，请求将人犯解京审讯，以释群疑。夏同善等十八名浙江籍京官多次在慈禧太后前为此案说话。朝廷下旨，责令杨昌睿将此案所有卷宗、人犯、证人、连同葛品连尸棺押运到京。最终导致了杨昌浚等30余人被革职、充军或查办。

事实上，胡雪岩支持杨乃武翻案的真正目的在于要砍掉左宗棠在浙江的左膀右臂杨昌浚。因为杨昌浚一直在江南为西征军筹措军饷，即便左宗棠跟两江总督沈葆桢闹翻，只要有浙江巡抚杨昌浚在浙江筹集粮饷，西征军五年收复新疆的军令状也能实现，那他胡雪岩就没了挣钱的道儿。事实果然如此，杨昌浚被革职后，左宗棠不得不跟胡雪岩妥协，使西征军的资金运营命脉再次落到了胡雪岩之手。



【附二】李鸿章

〔1〕一代名臣的结局

李鸿章去世后，慈禧特意赏赐白银5000两治丧，并派专使护送其灵柩回合肥安葬。

李鸿章墓位于合肥东乡大兴镇，与宋代名臣包拯墓相距大约300米。

由于李鸿章身负“卖国贼”的恶名，1958年，安徽合肥，为了兴办钢铁厂，其墓地被划为.厂区，人们决定对“李鸿章墓”进行挖掘，一片喧嚣声中，30多个生产队员，手拿洋镐、铁锤，一窝蜂地涌向墓前，一个社员使出了吃奶得劲，一洋镐砸下去，坚固的坟墓，丝毫没有反应，另一个社员抡圆了铁锤砸下去，只见坚固的掩体表面蹦出了许多火花，再定睛一看，连一个缝隙都没有裂开，这可怎么办呢？最后，还是一个脑子灵光的社员，想出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从几十米以外的地方，向下挖开一条地道，再顺着地道钻进了墓室，就这样，李鸿章的棺材，顺利的被从墓室拖了出来。

映入大家眼帘的是两幅棺材，虽然已经50年了，但依旧光鲜亮丽，这两幅棺材分别是李鸿章和夫人赵小莲的，几个胆大的社员打开了棺材盖，只见赵夫人的遗体依然保存完好，她身着华贵的衣服，就像睡着了一样，而李鸿章尸体因为层层棉絮包裹，也基本完好。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棺材内的陪葬品成了在场所有人关心的事情，在赵夫人的棺材中，人们发现了有一条慈禧老佛爷特赐陪葬的陀罗经被，依旧完好，一个社员将它取出，拿回了家，另外在一个木盒子中，里面放着两块金灿灿的“金砖”，有人用秤称了一下，足足有30斤重，大家都认为这两块“金砖”一定是纯金做成的，最后经过鉴定，却发现是铜制的。而在李鸿章的棺材里仅仅放着一副眼镜、一块怀表、一个拐杖，身下垫着七颗金币，按北斗七星形状摆放。

陪葬品中有一把宝剑，后来被安徽省剧团借去当作演戏道具，棺材也被一位村民运回家，做成了桌子。

之后李鸿章的遗骸被从棺材里拖出，很多人对这个“卖国贼” 早已窥伺已久，为了惩罚这个“卖国贼”，人们把李鸿章的尸骨用绳子拴住，挂在一辆拖拉机后面游街，直到完全散落。

以我们今日之眼光看，这一幕如同商鞅车裂一般，惨无人道的遭遇，这也是时代的悲哀。人物都具两面性，当萨达姆铜像被砸倒之时，有人雀跃，有人流泪，人性的善恶暴露无遗。精神信仰，道德扶正，辩证思维，民主与法制，探索的路任重而道远。

〔2〕烛尽成灰

李鸿章怎么死的？

南非乌雀（文）2019—10—10

李鸿章(1823～1901），纵观其一生是得善终的，享年78岁。

李鸿章死时的情况：901年11月7日，这位大清重臣已处在油尽灯枯之际，他“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成疾，已乖常度”。站在他床头逼迫他签字的俄国公使走了之后，身边的人大哭：“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不能就这么走了！”李鸿章的眼睛又睁开了，身边的人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两目炯炯不瞑，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身边的人再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李鸿章“目乃瞑”，享年78岁。

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在屈辱和病痛中辞世。生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李鸿章，生前身后都遭到诟病。毁者云其因循守旧，苟且偷安，不思进取，丧权辱国;誉者则曰他尽心竭力，为民担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梁启超在其皇皇大作《李鸿章传》中写道:“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一个政治人物，能在近四十年的政治漩涡中始终屹立不倒，着实不易。李鸿章却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做到了。

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的悲剧人物。作为政治家，他在各个方面都遭到了“惨败”。军事上，由于任人不当，没有依靠专家治军，尤其甲午一战，二十余年之苦力经营付诸东流;洋务上，因难以作出实质性改变，企业终未获得独立性而听命于官僚;外交上，由于昧于世界大势，频频被洋人所欺。

纵观李鸿章一生，他是个失败者。他并未使中国走向富裕与强大，甚至临死时也没见到独立自主的中国。梁启超对此做了精确的总结:“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政，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曰责人昧于大局，而己于大局先自不明。曰责人畛域难化，故习难除，而己之畛域固习，以视彼等，犹不过五十步笑百步也。”

细细体味梁氏所说的李鸿章之不足，其实是当时的中国人普遍面临的困顿迷茫。李鸿章个人亦无法逃脱时代套在他思想上的枷锁。正是这剪不断、理还乱的诸种矛盾交织困扰，构成了近代中国人的特殊心态，李氏一生莫不如此。

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对华战争。联军很快攻占天津，进入北京。慈禧带光绪帝出逃西安。逃亡途中慈禧以光绪名义发布“罪已诏”，授予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令其迅速办理谈判事宜，朝廷“不为遥制”。李鸿章再次临危受命，北上调停。李鸿章首先致电英、法、德、俄、日五国公使，提出“先靖内乱，再议善后”的解决方案。列强表示同意李鸿章北上。李鸿章离开广州时，曾对南海知县裴景福感叹:“内乱如何得止?我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也就死了。”

李鸿章于上海启程北上，由俄国军舰护送抵达天津。李鸿章垂暮之年，看到熟悉的天津城如今残破不堪，不禁放声痛哭。其幕僚梁肯堂曾记曰:“相公时下忧时泪，谁道而今非哭时?譬以等闲铁如意，顿教捶碎玉交枝。皇舆播荡嗟难及，敌垒纵横不敢驰，曾是卅年辛苦地，可怜臣命已如丝。”

李鸿章马不停蹄，赶至京城。此时的北京城亦是一幅惨景:“京师尸积遍地，腐肉白骨路横”;“火焚数千万家，昼夜烈焰腾空”。李鸿章在京城下榻于贤良寺。京城各国驻军只承认奕匡和李鸿章两位全权大臣的居住之所为中国地方，其余均为“外国辖境”。其实，奕匡住宅外有日本兵持枪护卫;李鸿章住所亦有荷枪实弹俄国兵把守，外国报纸评论云:奕匡“如一囚徒”;李鸿章“实际上是受到礼遇的俘虏”。

经过9个月的艰苦谈判，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与列强签订了近代以来最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约之后，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猝，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

李鸿章为签订和约竭尽了全力，离死亡越来越近。

1900年12月底，李鸿章开始生病，一个月后高烧不退。1901年7月，李鸿章病情加剧，不能视事。9月，又患上伤风，“鼻塞声重，精神困倦”。《辛丑条约》签字后，李鸿章的病情急转直下，饮食不进。两个月后，部下周馥接到李鸿章病危的消息，赶到贤良寺前来探望。李鸿章此时已病入膏肓，身着殓衣，呼之能应，口不能语。

1901年11月7日中午，周馥哭号着说:“君有何放心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之事，我辈可办，放心去吧!”李鸿章忽然嘴唇喃喃颤动，两行清泪从眼窝中滚出，须臾气绝。终年78岁。

李鸿章的一生，他自己曾这样概括:“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

是的，就仕途名位而言，李鸿章是幸运的。他抓住了时代提供给他的所有机会，青云直上九重霄。然而，这时世的艰难困顿，既是他一切荣耀的来处，也是他一切屈辱的源出。

这古老的中华帝国，穿越千年历史的尘埃，终于接近了她的终点。她是如此的疲惫、衰老，在英气勃勃的现代文明之前，这般的捉襟见肘，窘迫难堪。然而，她还不甘心就此退却，她还试图挣扎。但这挣扎愈是激烈，其结局愈是凸显出命运的无奈与历史的无情。

在滔滔历史洪流前，人只是沧海之粟，所有的反抗总是无力。李鸿章也是无力的，这是他的不幸。这也是适逢其时的每一个中国人的不幸。

时局惟艰，干戈未息。临终前，李鸿章依然无限牵挂，吟诗一首:

劳劳车马未离鞍，

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乱，

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

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

诸君莫作等闲看。



〔3〕李鸿章家族史略

阳婷的青春

2020-07-21

文|飞鱼说史

李鸿章，这个名字，似乎自带争议。

有人认为他是清朝的支柱，因为他建立起了中国第一支西式海军北洋水师，是洋务运动的领导人，也有人认为他是民族的罪人，因为晚清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似乎上面都有他的名字，不过无论褒也好，贬也罢，李鸿章都能称得上晚清名臣。

李鸿章出身官宦之家，他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同年登科，由于知晓曾国藩的能耐，李文安就让自己的儿子李鸿章拜其为师。

在当时李家和曾家的关系也是相当密切，比如说李鸿章的三弟李鹤章的儿子就娶了曾国藩次子的女儿，再比如说李鸿章大哥的女儿，就嫁给了曾国藩女儿的儿子。

这种情况如果出现的在早几个朝代，那是绝对让皇帝睡不着的关系，不过到了晚清时期，似乎所有的不合理都变为合理。

而正是由于曾国藩的教导，李鸿章在政坛上的崛起，也成为了无可避免之势。

正值西方列强入侵之际，李鸿章似乎正是被时运选中之人，他先后参与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镇压捻军起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等决定清政府走向的大事。

后来又代表清政府在列强的逼迫下，签订了一些列的不平等条约，也正是这些条约成为了李鸿章一生无法抹去的“伤”，不过话又说回来，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李鸿章有不签的选择吗？

答案是没有。

李鸿章的功与过，我们暂且先放一边，重点来看看他的后代，他的子孙后代结局如何，现在过得怎么样？

李鸿章一生共有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分别是李经方、李经述、李经迈、李经溥、李经璹（李菊耦）。

（一）外交大臣李经方。

李经方其实并不是李鸿章的儿子，而是李鸿章六弟的儿子，后来过继给李鸿章，成为了李鸿章的长子，他在李鸿章的影响下，对于政治上的外交事宜也颇有能力。

他曾出使过英国、日本和美国，这份履历可以说是相当精彩，而李鸿章被行刺后，李经方就全权接下了李鸿章的“重担”，议订了《马关条约》，可以说李鸿章很多的事迹后面，都有李经方的影子。

不过李经方还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把列强长期把持的邮政业务，给“谈”了回来，李经方也光荣的登上了清政府第一任邮政总局的局长，后来在辛亥革命后，李经方被罢官。

后来致力于管理李氏的宗族，沉寂了许久，而当张勋复辟时，李经方立即跳出来大肆鼓吹，不过张勋的复辟失败了，此后李经方彻底沉寂了，直到病死。

不过要格外说下的是，李经方一生娶了8个妻子，其中还有两个是外国人，可以说，李经方这一生那是相当精彩。

（二）诗人李经述

李经述是李鸿章的二儿子，如果按照血缘来算的话，他是李鸿章实际的长子，李经述生平的事迹比起大哥李经方来说，那简直不值一提，一生中似乎并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大事。

如果非要找出他比李经方强的地方，那就是李经述很孝顺，据说李经述的死，是源自于李鸿章逝世后过度悲伤，不久后吞金而死，合肥著名的孝子坊，就是为李经述而建的。

此外，李经述在文采方面十分突出，即使称其为诗人也不为过，但是李经述生前很是内向，他写的诗从不向外人展示，以至于他在这方面的才能，到了死后才被人们熟知。

李经述最为著名的作品是《澹园日记》，这本著作至今还保留在李经述后人的手里，有作品传世，这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或许是最大的欣慰。

（三）古玩收藏家李经迈

李经迈和大哥李经方一样，曾在外交上做过些事，他曾出使过奥地利，是清朝最年轻的外交官，后来清朝向英国借款，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经李经迈的手，后来他亦和大哥一样，参与了张勋复辟的事件，张勋垮台后，他回到了上海。

说起李经迈就不得不说他的收藏，因为他绝对是收藏界的发烧友，家里的奇珍异宝，那是数不胜数，不过这些都是李经迈靠自己的本事收藏的。

李鸿章死后，兄弟们自然要分财产，可是李经迈是李鸿章最小的儿子，还是侧室生的，李家人那是绝对不会高看他一眼的，所以分给李经迈的，都是一些看似不值钱的股票。

李经迈倒也不计较，因为他有经商的天赋，这些不值钱的股票在他的手里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钱，后来李经迈又跻身房地产，赚得盘满钵满，也成为了三兄弟中最为富有，生活的最为滋润的一个，后来病逝，也算有个好结局。

（四）李经溥和李经璹

李鸿章的这两个女儿，其中李经溥的名气并不大，史料中对她的记载也比较少，据说是嫁到了宜兴任家，她的丈夫比她小六岁，但是这是因为年龄问题，导致了其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

李经璹，小名叫做李菊耦，她的名气可要大多了，她在如花似玉的年纪嫁给了比自己大20多岁的张佩纶，并且张佩纶已经有了两位妻子，不过在李鸿章的认可下，李菊耦还是嫁给了他。

由于年龄悬殊，张佩纶在56岁的时候就去阎王爷那报了道，而李菊耦并未改嫁，继续抚养着和张佩纶所生一儿一女。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李菊耦的曾外孙女是中国现代作家张爱玲，张爱玲的才气我们无需多说，曾一度成为上世纪40年代，最红的女作家。

如今李鸿章的后代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开枝散叶，其中也有些后代还很有名气，不过李氏后人最为出名的并不是李鸿章的直系后代，而是他的两个弟弟李鹤章和李昭庆的后代。

其中李鹤章的五世孙李道增，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首任院长，李昭庆的第四代孙，李家昶、李家景和李家曙这三兄弟长期居住在国外，是超级低调的亿万富翁。

参考文献：《清史稿》等。



李鸿章与淮军昭忠祠

傅德元元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安徽史学》2006年第3期第71—82页

本文叙述了在镇压太平天国及捻军的战争中兴起的以李鸿章为总首领的淮军，为了褒扬祭祀死于战场和积劳病故的官将兵丁，在全国各地修建的几所淮军昭忠祠，分析了李鸿章修建淮军昭忠祠的目的，叙述了淮军昭忠祠实行的入祀、祭祀制度、日常管理、资金来源，以及淮军昭忠祠的兴衰与李鸿章的特殊关系，从政治、文化等角度对李鸿章与淮军昭忠祠进行了分析评论。

淮军是19世纪60年代后兴起的一支军事力量，在近代史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参加对外反侵略战争及安定国内、筹备海防的过程中，淮军及淮系集团成员有数以千计的官将兵丁死于战场或积劳病故于任所，清政府对他们实行的褒扬祀典制度，除去遵循惯例外，并允许建立了数处淮军昭忠祠。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淮军昭忠祠制度并未引起重视，基本上没有系统的研究成果问世。本文将叙述晚清淮军昭忠祠的修建、建筑特色、管理制度、祀典制度及兴衰过程，以期对淮军昭忠祠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李鸿章修建淮军昭忠祠的背景和目的

淮军的总首领是李鸿章。这支军队于同治元年（1862）在安徽组建成军后，曾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及捻军，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淮军主要驻扎于直隶各地及山东、奉天沿海地区，成为拱卫京师、防守海疆的重要力量及北洋海军的官兵来源，后来又参加了保卫台湾、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及抵抗八国联军之役，成为继湘军之后和清末新军兴起之前40年间承前启后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在长期转战各地、参加国内外战争及守卫海疆的过程中，淮军有大批将领兵丁战死于沙场或积劳病故。为了褒扬、祭祀这些将领兵丁，同治三年（1864）湘军刚刚攻下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李鸿章即奏请清政府修建无锡淮军昭忠祠，以后又不断地在各地修建淮军昭忠祠。李鸿章及淮军将领们之所以热衷于修建淮军昭忠祠，其背景及目的不外乎以下几点。

第一，从清代祀典制度来讲，淮军昭忠祠的修建遵奉了清政府表彰阵亡及积劳病故将士的定例，从思想观念上是为巩固清王朝的统治服务的。

第二，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湘军及其它昭忠祠的修建，是淮军修建昭忠祠的现实依据。咸丰八年（1858），清政府曾谕令，待江西湖口石钟山湘军水师昭忠祠工竣之后，“即著各该地方官，照各府昭忠祠之例，春秋致祭，以褒忠节”；曾国藩等在湖南湘乡捐赀倡建忠义总祠，清政府也“准其照各府昭忠祠之例，由地方官春秋致祭”。其后，曾国藩又捐建湖南平江忠义祠，在江宁城内建立昭忠祠，“专祀湖南水陆各军阵亡员弁”，并建立江宁官绅昭忠祠，清政府均予以允准。这些事例，都为李鸿章提供了具体和现实的依据，使他认为，淮军在镇压太平天国及捻军的战争中阵亡的员弁兵勇“例应于各府城暨阵亡地方建立昭忠祠，设位致祭”。在《巢湖建淮军昭忠祠摺》中，他也表明：“拟仿湘乡县及洞庭湘军昭忠祠成案，于庐州巢湖之中庙隙地捐建淮军昭忠祠”

第三，淮军将领的要求，是促使李鸿章修建淮军昭忠祠的重要推动力。从社会风俗来讲，中国的习俗历来重视对死者的安葬与祭祀，对战死忠魂更应妥善祭祀与慰藉。如果条件许可，应尽可能将死于外地的人的遗体运回故乡安葬。军队将士死于征战之中的异地他乡，属于孤魂野鬼，其尸骨应得到妥善安葬，其魂灵也应得到适当、长期的祭祀，以使其不至于在冥间有“衣食之虞”，其魂灵也有固定之所，不至于到处游荡，或为害阳世生灵。李鸿章及淮军将领们对此也非常重视。淮军在各地征战的过程中，不可能将战死将士“马革裹尸”，魂归故土。太平天国及捻军平定之后，淮军将领要求在各地修建昭忠祠。

第四，从政治上来讲，淮军昭忠祠的修建是为维系淮军集团利益、提高淮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巩固李鸿章地位服务的。李鸿章与淮军及淮军将领是休戚相关、不可分离的。李鸿章因有淮军这支武装以自重和显荣，淮军将士也因有李鸿章这个总首领而得到生前的荣誉地位及身后的褒谥祭典。就任直隶总督后，李鸿章利用自己优越的政治地位，登高一呼，部下群起响应，在淮军的兴起之地、转战之区和管辖之所修建昭忠祠、义阡享堂、公所、会馆，并编修《昭忠录》，为部下撰写墓志铭、墓表、神道碑，在他的光绪年间的奏稿以及《光绪朝硃批奏摺》中，保留着不少他为淮军旧部请求死后恤典、修建专祠、袝祀淮军昭忠祠、国史馆立传、封妻荫子的奏摺（片），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正是用这样的手段，来强化淮系集团内部及后代的乡土意识、宗族观念及地域情结，提高他们对自己的感恩戴德意识和崇拜之心，增强他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来进一步维系和巩固自己的地位，扩大淮系集团影响力，并不断发展、更新淮系集团的势力。在同治十一年他所写的《安徽义阡享堂记》中即表明了这种意愿。他指出，“凡人生相聚，死相恤，死之恤也愈厚，则生之聚也益坚”，他引用管子“轨里连乡之制”的思想，认为“使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祭祀同福，死葬同恤，此其平日之相恤也”，“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则军法在其中矣”，“有此士也三万人以方行，天下莫之能御，则所及者远矣。后世召募乡勇，殆师其遗意焉。粤、捻之兴，扰乱徧南北，治之者曰楚军，曰淮军，皆用乡人以治四方之事。”之所以在直隶省城保定购地建安徽义阡享堂，实为祭祀淮军将士，“今义阡之设，推古人族葬之法，以联乡里之情；而享堂之设，又推国家昭忠之意，以慰英毅之魄。……予既重乡人之笃谊，又伤夫将士之致命，遂志而不及见大功之成也，为之记，以志予慨。”李鸿章主持修建淮军昭忠祠的目的，在这篇文字中已表露无遗。总之，各地淮军昭忠祠的修建，不但向世人展示了李鸿章及淮军政治力量的存在，也反映出李鸿章与淮军旧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是李鸿章登上政治巅峰地位的重要手段之一。

二、各地淮军昭忠祠的兴建

1、最早的淮军昭忠祠是同治三年十月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奏请清政府，由淮军公议捐助饷银，在江苏无锡县城外惠泉山麓天下第二泉之侧修建的惠山昭忠祠。李鸿章在奏片中称：淮军自同治元年组建以来，“迄今两载有余，肃清苏省，兼复浙境，计先后大小数百仗，……所有阵亡员弁兵勇，其约数千人，例应于各府城暨阵亡地方建立昭忠祠，设位致祭。惟分地建祠，经费无措。查无锡县城外惠泉山介在苏、常之间，上年进剿锡城，与忠、侍大股相持数月，鏖战尤苦，死事尤众。其地素号名胜，自被贼扰，绀宇琳宫悉成瓦砾，兴复无期”，故选址于此，“查明历次阵亡员弁兵勇，分别设位，由地方官春秋致祭”。清政府于十一月初二日允李鸿章此奏之后，淮军即捐资并从同治四年（1865）开始，在原惠山寺的废墟上修建了惠山昭忠祠。据《无锡金匮县志》记载，惠山昭忠祠也称淮湘昭忠祠。辛亥革命后，惠山昭忠祠改为“忠烈祠”。

2、第二所淮军昭忠祠是同治十一年（1872）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清政府后修建的武昌淮军昭忠祠。武昌淮军昭忠祠位于湖北江夏县（今武昌县）保安门内墩子湖旁，祠内祭祀百余阵亡的淮军将领、湖北地方官及淮军兵丁等。

3、第三所淮军昭忠祠是同治十三年（1874）在江苏苏州修建的苏州淮军昭忠祠。

4、第四淮军昭忠祠是刘铭传在台北修建的淮楚昭忠祠。

5、第五保定淮军昭忠祠。

6、第六建于安徽巢湖淮军昭忠祠。

7、第七是光绪十八年后在天津修建的淮军昭忠祠。

三、各地淮军昭忠祠的选址与建筑特色

李鸿章与淮军在各地修建的淮军昭忠祠，从选址、建筑特色等方面考察，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各地淮军昭忠祠基本上都选择在风水较佳或旧庙宇的基址上。根据中国民间习俗和风水观念，昭忠祠属于祭祀型建筑，在风水学上属于虚空的、精神上的，具有阴性场气，这类建筑应选择在远离居住区的较为幽静的场所，基址不要太高，特别是不要修建在高于一般居民房屋的基址和环境，以免以阴压阳；最好选择在旧庙宇的基址或周围有祭祀型建筑的环境，这样有利于超度亡魂。各地淮军昭忠祠的选址基本上体现了这些观念。如无锡淮军昭忠祠修建在无锡县城外惠泉山麓天下第二泉之侧，坐落于著名的惠山寺的基址之上，惠山寺在太平天国时期毁于战火，“仅存寺门匾额”，淮军即于同治四年在原“惠山寺”的废墟上修建了惠山昭忠祠。据《无锡金匮县志》记载，惠山昭忠祠即淮湘昭忠祠“在惠山寺内，割寺之大雄殿以后至大悲阁止，旁及竹罏山房遗址为之”。惠山昭忠祠的选址可以说占据了风水之地。保定淮军昭忠祠公所坐落于保定城西南角，西南属坤位，该处也是庙宇（西大寺）故址，西北侧是三皇庙，北侧有清河道署、育婴堂、清苑县治所，附近并有护城河及荷花塘、环境幽静，与无锡淮军昭忠祠一样，是超度亡魂的理想之地。巢湖淮军昭忠祠则建在巢湖中庙隙地，坐北朝南，附近有著名的中庙（又称忠庙，此前由李鸿章捐修），南面为碧波万顷的巢湖，并与巢湖小岛上的圣姥庙隔湖相望，更是风水极佳之地。当然，淮军昭忠祠能选择这样好的基址，与李鸿章的权势和淮军当时的威名是分不开的。

第二，从建筑规制来讲，淮军昭忠祠基本上都遵循清政府的定制。京师昭忠祠的规制较高，为“正门五间，左右门各一，二门三间，左右御碑亭各一，正室七间，……后正屋五间”，并有祭器库、宰牲房、治牲所等附属建筑。各地府城昭忠祠的定制是“盖屋三楹”。以保定淮军昭忠祠而论，其建筑格局为大门三间，二门三间，左右御碑亭各一，总祠（正室）七间（正房三间，左右耳房各两间），这些都没有超过规制。

第三，从建筑艺术上来讲，淮军昭忠祠基本上都采用徽式建筑形式和风格，体现出徽派建筑特色。以保定淮军昭忠祠为例，她堪称近代北方地区徽派建筑艺术之精品。徽派建筑讲究风水、空间、结构、马头墙、雕刻之美，这些在保定淮军昭忠祠都得到了真实的体现。从建筑空间来讲，大门及外部空间为错落有致、青砖灰瓦砌成的优美的马头墙，“可起到围隔空间、使之自成门户体系的作用”，马头墙与防火道相隔，既利用了空间，又美丽壮观；二门房脊使用北方少见的透风脊，给人以新鲜之感；内部空间以走廊、门厅式过道相通，给人以舒展之感；戏楼是徽派建筑中的祠堂、会馆不可或缺的建筑物，保定淮军昭忠祠公所的戏楼，作为整座建筑群的主要建筑物，将昭忠祠与祠堂、公所与会馆的戏楼合二为一，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打破了京师昭忠祠等祭祀型建筑不设戏楼的常规，使其更具有地方性特色和娱乐、祭祀功能；将昭忠祠与公所合二而一，建在一处，也为首创，使之既便于管理，又方便祭祀；整座建筑群随处可见的砖雕、木雕、石雕，尽显徽派建筑的“三雕”之美，加上戏楼大量的彩绘，更使身临其境的人得到一种艺术上的享受。

第四，淮军昭忠祠的有关碑刻等文字材料也出自淮系集团成员之手。截至目前，笔者只发现了保定淮军昭忠祠公所及安徽巢湖淮军昭忠祠的部分碑刻等文字材料，这些材料均出自淮系集团成员之手。如保定淮军昭忠祠公所的总祠、大祠、戏台、公所的楹联及戏楼匾均出自李鸿章的幕僚、安徽桐城派名士吴汝纶之手，在保定淮军昭忠祠公所西路第一进院落西厢房的西廊壁上至今保存完好的名为《淮军昭忠祠公所善后章程十六条》的碑刻，也是保定淮军昭忠祠公所建成后，光绪十七年七月由保定营务处会同淮军各统领公议，经李鸿章批准后，同年十月刻石于此。安徽巢湖淮军昭忠祠建成之后，李鸿章命吴汝纶为之作记，吴汝纶即作《合肥淮军昭忠祠记》，“汝纶则取国家兵制之变，及淮军所以制胜者论之，俾后之谋国者有考焉”，该长文回顾了清代军制的变革及昭忠祠制度之源起，对李鸿章及淮军学习西方、因时而变并能立于不败之地等加以颂扬。



十六、尾声——g小调40号奏起

沁园春 • 登无锡龙光塔有感

烟雨江南，春雨春风，难忘今宵。

正夜长梦短，历经旧事，朝令睌浅，奏乐新调。

一夜无眠，挚言难下，谁识当年刘与曹。

传今古，盖窃私利欲，乏乏昏唠。

文人墨客风骚。龙光塔、遥看分外娇。

望青山绿水，睛空万里，红楼高铁，敞廓林梢。

极目桥东，英雄耽误，道是春来步步高。

千秋业，慨英姿风彩，直立明朝。



京杭运河无锡段，它是穿城而过，从北门经中直门（即现在的中山路）到南门。明朝开始，船只改道走城东的工运桥、亭子桥、羊腰湾，进入南长街古运河河道。康熙乾隆下江南，就是从这条河上经过。

陆地上建造的桥——锡山大桥

新中国建立后，为解决无锡市城区段运河桥多、湾多、河浅、水急，无锡市有关部门组织人力开挖了这条从黄埠墩到下甸桥的新运河河段。

1958年大跃进开始，这项工程在这个热潮下鸣锣开工。当时由于生产力落后，工程缺少机械设备，基本靠人力肩扛手提，除了调集民工之外，还经常号召机关、学校、部队、企业来义务劳动。

整个工程分成了前后两个阶段。1959年冬天，集中开挖梁溪河至下甸桥段新河，1965年秋挖成通航，并建红星桥、金星桥、下甸桥等三座低标准公路桥。

自此，京杭运河无锡端改由江尖经西门桥、西水墩、梁溪桥（现健康桥）转向新运河至下甸桥接南门运河。原莲蓉桥、工运桥、亭子桥、跨塘桥、清名桥至下甸桥段改称“老运河”。新开运河由黄埠墩进入蓉湖大桥，途经锡山大桥、梁溪大桥，至下甸桥往新安苏州吴江方向。

1976起实施了黄埠墩至梁溪河4.04公里的改道段工程，分别以梁溪大桥和锡山大桥桥基为基点向两侧开挖。工程于1977年结束，随着梁溪大桥和锡山大桥在1983年竣工，河床清淤完成，当年12月6日举行通航典礼。

以前城里人往锡惠公园去游玩，一般是先过人民路上的西门桥，转过工农兵广场（又叫五爱广场），走过红砖房子，无锡市一中，路面是小方块弹石路，路两傍栽有法国梧桐，一路到底，就是锡惠公园的大门。

五八年开园后谓称锡山公园，锡山大桥建成后，公园大门建筑已改成典型中式庙宇风格，2010年，大门入口处再次移址青山路口，正门对九龙壁。79年开凿的人防龙光洞，里面除了几个哈哈镜，再无其他，不过，盛夏到里面兜一圈，还是很有凉意的，已处封闭状态。

新运河的开通，逐步改建了多座大桥，使11公里的新运河上间隔不到一公里就有一座桥梁。从北到南，具体如下：

蓉湖大桥：2003年12月竣工通车。

锡山大桥：1980年动工，1983年建成通车。

梁溪大桥：1982年建成。

开源大桥：2008年1月通车。

红星大桥：1965年建，1990年重建。

盛新大桥：2009年建成。

金匮大桥：1988年通车，2010年重建。

清宁大桥：2007年12月通车。

金城大桥：1986年通车，2004年重建。

新扬大桥：2009年竣工。

华清大桥：1965年建，原名下甸桥，2005年重建。

当我们漫步大桥，欣赏船来船往的情景时，可曾想过为开挖这条运河流汗出力的劳动者，他们有的已经离世，有的步履蹒跚。这批奉献的前辈值得后人尊敬与感怀。

（注：曾经在大桥建筑工地上走过，高低不平的石子路，身傍还有公交车驶过。扬起一股尘土。）



【附一】建设者亲临锡山大桥

先有河还是先有桥？

相信您一定会说，当然是先有河！没有河造啥桥！

今年，咱们一同来看看由汪自力所撰写的《陆地上造起锡山大桥——访问薛成志先生》，来看看这座在陆地上建起的大桥~

全文如下：

山北大桥、凤翔大桥、吴桥、蓉湖大桥、锡山大桥、梁溪大桥、开源大桥、盛新大桥、金匮大桥、清宁大桥、金城大桥……大运河经过无锡城区短短14.96公里，掰着手指头数数，已建的、在建的，竟有这么多的大桥。

除了1917年建成的吴桥外，其余的都是在改革开放30年间造的。根据“运河通道加密计划”，从梁溪大桥往南至华清大桥，将平均1.2公里河段修建一座跨河通道，实现运河东西岸的“无障碍通行”。听薛成志先生（原无锡市政府副市长）以浓重的武进口音讲述当年的造桥故事，感到这30年的岁月真是“时光飞驰如电”。

你们找了个好题目

你们要写锡山大桥，反映改革开放30年的变化、成就，这是个好题目。无锡是个河的城市，有河就有桥，围绕交通的变化，最能反映出时代的变化。

要说运河的桥，先要说说运河改道的问题。原先的老运河是从城里穿过的，随着经济、生产的发展，航运的河道越来越挤。在羊腰湾拐向跨塘桥那段，还有西门桥，当年拥挤的情况，已经不是现在的人所能想象的了。现在人们回忆，都爱说北塘三里桥一带百舸争流的繁忙，确实是人来货往，闹猛得很。可我还记得送丧的船队，经过西门桥下，偏偏拥堵不堪，船上哭声一片，又是大夏天。你说怎么办？再急船也开不过。

解决当时水上的交通，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就是防汛。当时狭小的河道，已经不能解决梅雨、夏季汛期的泄洪排涝问题了。汛期时，跨塘桥下60吨的驳船都无法通过。

现在有些人可能会说，你们当年改道，怎么不把河再改到更远些，离城市这么近，影响这么大，现在要造这么多的桥。这么说就是不尊重历史了。可以说，当年没想到小小无锡会发展得这么快，城市会变得这么大，要在河上修这么多的桥。当年过了惠山，虽然有一条惠钱路，但向西基本上就很荒凉了。河道离城市过远，城市对它的利用就少了，也有不便的因素。运河是无锡的母亲河，它对无锡城市的发展、对城市百姓生产、生活的影响，关系太大了。我们说到它，必须要尊重当时的历史。

运河修修停停，造桥更不容易

无锡新运河是从1958年开工挖掘的。那时候哪有现在的经济实力，除了调集民工，还时常号召机关、学校、部队、企业来义务劳动，搬运土方。大家都是肩挑手提，很少有什么机械，就连卡车也很少。我也参加过多次这样的劳动。当时把这么多的土搬到哪里去是个难题，记得后来是把这些土运到砖瓦厂烧了砖，造了居民房才“消灭”掉的。应该说，从挖河那时起，就有造桥解决东西交通的方案，但为什么直到1982年元旦，锡山大桥才竣工呢？这又要说到时代的制约。那是个多灾多难的年代，受政治，更多是经济的影响，这段新运河是开开停停，一直到1983年12月6日，才算正式启用通航。

锡山大桥是在陆地上造的

你这份材料（指市城建档案馆提供的《无锡市锡山大桥工程竣工情况说明》）很能说明问题。“根据省计委基顾字（79）第135号、市建委锡革基（79）第197号文批准新建的无锡市锡山大桥工程”，开始的时候是叫锡惠大桥，差不多是和湖滨大桥（后改叫“梁溪大桥”）同时报批的。1980年3月成立了无锡市大运河大桥建设工程指挥部，由我任指挥，建委沈荣源副主任、城建局等几个局的领导任副指挥。其实是两个桥一起抓的，指挥部设在蓉湖庄。那时我每周差不多都要到工地去个两三次。这两个桥一先一后，差不多是隔了一年建好的。锡山大桥和梁溪大桥，最大的特点是在陆地上造的。为了造桥，正在挖的运河特别留了一段没挖掉，一边留下来给汽车、行人通行，一边造桥。因为要照顾到一中学生每天的进出，安排也不容易。记得每天晚饭后工地上都会有大量的市民来看闹猛，议论不断：咦，桥怎么造在路上？

创造了一个纪录

你可以查一下资料，锡山大桥当年可是创造了无锡造桥史上纪录的。这个桥的跨径当然没法和荣先生的长桥比，可荷载呢？汽车20吨、挂车100吨，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之所以这样设计，是因为新运河本身就有90米宽的河面，底宽也近60米，桥主跨的跨度也得要120米。在当时，环城的解放路也只有9米宽，一个车道只能分到2.7米。而我们的桥面就有24米宽，它是很有超前性的。

1982年建成通车的锡山大桥

超前的规划、设计，无锡人自己给自己出了难题。钱是一个困难，当年财政的盘子非常紧，紧张的程度现在的人很难想象。现在造一座桥可能会有上亿元，可当年，整个城市一年的城建、市政额度就是6000—8000万，这里还包括了部分城市管理、环境卫生、消防安全等方面的开支。

但当时最困难的还不是钱的问题，而是物资。计划经济时代，造桥需要的物资都是国家管理的。给你的钱干什么用，一点都不能改变，就是所谓的“买酱油的钞票不许买盐”。无锡人自己要造大桥，除了省里的拨款，不够的可以市里自己挤，但物资都是有计划的，有钱也不会卖给你。特别是钢材、水泥、木材等建设材料，计划都给你定得死死的。

幸好，当年因为改革开放，经济领域已有一定松动，除了“计划内”的，也允许用市里超产的部分机械、轻化产品去交换了。这个就需要有关方面去“跑”。有时候我也得和物资局长去兄弟城市“外协”。无锡工业底子厚，当年压缩机厂生产的化肥高压机、机床厂的磨床、自行车厂的自行车，都是其他地方喜欢的东西，我们就用这些去和人家交换我们造桥急需的材料。记得水泥就是去安徽“换”来的。当时宜兴还未归属无锡，连毛竹也是去“换”来的。

当年的“计划”就是命令，但无锡人的天性就是“灵活”，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这灵活就是“闯劲”。用我的说法，改革开放就是让人们去闯、去创、去试，去打破当时在苏联模式下僵化了的计划经济。当然这是有风险的，因为当时的主流还是“计划”。你不敢做是不会犯错误的，但也不会很快建成锡山大桥，也不会有无锡今天这样的局面。无锡人能在改革开放中走在全国的前面，与无锡人的“敢闯敢创”密不可分。一方面向上面争取“要”，另一方面想方设法自己去“找”。

回首当年话遗憾

大运河建成后，在河上造桥成为解决东西交通的当务之急，这项工作，在今天仍然延续着。从发展的眼光看，当年实在是受限于经济实力了。在我主管无锡城建工作的那些年里，新运河这一段造了8座桥：锡山大桥、梁溪大桥、红星桥、金匮大桥、金城大桥、下甸桥、山北两座大桥。锡山大桥是第一座，当然值得欣慰，但也不是没有遗憾。

这座桥是省里的项目，设计图也是省交通厅提供的，但当时这么大型的桥梁都不是为城市交通提供的，适用的是野外标准。我们想一步到位把桥造宽一些，可没有这么宽桥梁的图纸，我们就大胆提出把两座桥“拼起来”。大约年纪稍长一些的无锡人还记得，锡山大桥原先中间有一条“缝”的。有缝，汽车轮子掉下去就麻烦了，于是又加上了钢板，可汽车碾压久了，钢板也经不住。后来又在钢板上加上了高出地面30多厘米的水泥罩子，这下子又有半夜里行驶的汽车一不留神撞上去，“骑”在上面下不来的事。这些哭笑不得的麻烦现在记得的人已不多了，但确实是这座桥当时的模样。后来，提出彻底“并拢”这条缝，消除隐患的计划，经过技术人员反复设计计算，认为是可行的。在重新扎钢筋、铺水泥后，原先分离的两个桥面终于合为一体了。

锡山大桥的另一个“胎里病”，现在也常被人提起，就是西堍那个急弯。这可是地理条件制约没办法的事。当时的技术，桥梁必须要与河岸成90度正交，而过桥后面对的又是锡山，我们已经把锡惠公园的大门向南移了不少，又无法把桥通进公园，那个弯度于是成为“不得不”的设计。现在听说锡惠公园门前将要重新规划，或许彻底废除过桥后右向的大转弯已经时机成熟了。

（本文来源：《亲历无锡城变迁》

【附二】无锡公交车老线路

现在的九龙公交公司是属于股份制企业，九龙之前是无锡公交总公司(老国营企业)

2路车解放前就有，是荣德生办的

解放以后到1958年陆续有了9条公交线路，如下(58年的线路)

一路:西门--蠡园--鼋头渚

停靠站:通德桥、水车湾、湖滨路、老鸦浜、蠡桥、北桥、中桥、夏家边、大陈巷、蠡园、宝界桥、陈家花园、中独山、鼋头渚。

二路:火车站--锡山--梅园

停靠站:中国饭店、胜利门、西门、技工学校、锡山、纺校、青山湾、河埒口、王巷、张巷、荣巷、杨巷、梅园。

三路:火车站--锡山--惠山

停靠站:中国饭店、胜利门、西门、五爱小学、贸易新村、技工学校、锡山、惠山。

四路:火车站--惠山--管家湾

停靠站:北栅口、惠工桥、社桥、吴桥、化工厂、惠山、惠峰村、烈士墓、石门下、民干村、蚕种场、钱桥、陈漕巷、上秦巷、赤墩里、井亭

里、丁村、管家湾。

五路:火车站--文化宫--动力机厂

停靠站:中国饭店、胜利门、人民大会堂、前西溪、体育场、文化宫、南门、跨塘桥、大公桥、清名桥、南水仙、水泵厂、动力机厂。

六路:胜利门--东亭

停靠站:光复门、东门、亭子桥、木材公司、广益站、莫家庄、塘桥头、青石桥、石桥头、东亭。

七路:西门--望亭

停靠站:通徳桥、水车湾、湖滨路、蠡桥、北桥、中桥、南桥、圩田里、周新镇、巡塘、鸭录桥、华庄、高墅桥、新安、东沿塘、沈渎、北望亭、望亭。

八路:西门--南方泉

停靠站:水车湾、湖滨路、蠡桥、北桥、中桥、南桥、圩田里、低田下、雪栅桥、万思桥、方桥、板桥、陆店桥、进溪桥、葛埭桥、烧香浜、 南方泉。

九路:火车站--梅园--雪堰桥

停靠站:中国饭店--胜利门、西门、通徳桥、水车湾、大王基、河埒口、王巷、张巷、荣巷、杨巷、梅园、青龙山、基康里、孤儿院、姚湾、华藏、杨湾、孟湾、二湾、闾江、雪堰桥。



宝界桥

无锡蠡湖又称五里湖，宝界桥当地人也叫长桥，是荣德生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出资所建，大桥将蠡湖分隔成东蠡湖、西蠡湖。东蠡湖包含了金城湾公园、蠡园、双虹园等，西蠡湖包含渔父岛、蠡湖之光、渤公岛等。

1994年荣德生的孙子荣智健在老桥东侧10米处，再建18.5米宽的新桥，从此形成双桥并行的景象。祖孙造桥，传为佳话。决非是你建桥，我拆桥的败家子玩世不恭之孙，荣氏家族的祖训和家风，绝对颠覆了富不过三代的传说。

1948年，无锡籍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到由无锡出身的荣氏家族出资设立的江南大学任教。有一次，钱穆问江南大学主要创建者之一荣德生说：

“毕生获得如此硕果，有何感想？”

对此，为荣家打下百年基业的荣德生说，

“人生必有死，两手空空而去。钱财有何意义，传之子孙，也没有听说可以几代不败的。”

在跟钱穆的交谈中，荣德生感慨道。

生命短促，而他能留下的，除了在家乡兴资办学、捐桥修路等一系列公益慈善。大概很难再留下什么。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钱穆原文如下： 余询德生，君毕生获如此硕果，意复如何。德生谓，人生必有死，即两手空空而去。钱财有何意义，传之子孙，亦未闻有可以历世不败者。德生又谓，我一生惟一事或可留作身后纪念，即自蠡湖直通鼋头渚跨水建一长桥。蠡湖俗称五里湖，与太湖相连，鼋头渚本孤立太湖中，德生七十岁时，私斥巨赀，建此长桥，桥长有七十大洞，宽广可汽车对驶，由此乃可从无锡西门陆路直达鼋头渚，行人称便。德生谓，他年我无锡乡人，犹知有一荣德生，惟赖此桥。我之所以报乡里者，亦惟有此桥耳。 〕

（注：此处，钱老先生对荣德生的生日有误笔，应是六十岁，长桥有六十大洞。不是文中所写的七十。）

一路向西，过了宝界双虹，便来到了“湖门溢彩”。这是蠡湖景区的第三个观景点。湖门位于望湖桥堍。相传此处北望田野一派翠绿，南眺蠡湖水气蒸腾，隐喻湖门。景区内有激光喷泉、游船码头。一年四季，花卉怒放，伴着喷泉烟花，大有“潋艳连空云不雨，潇湘入眼画难图”的美丽景观。

沿着望湖路一路行，这里就是观赏鹿顶山的最佳点。这一带湖面开阔，水波荡漾，远眺座落在群山之巅的楼阁，仿佛置身水墨山水画中。

再往前行，便来到了渔父岛。渔父岛位于环湖路西侧，占地7公顷。是西蠡湖带状景区中突入湖中的唯一岛屿，同时也是整个西蠡湖景区最佳观景点。因范蠡隐居蠡湖，专注养鱼制陶，写成了中国第一部养鱼经，民间将他称为渔父，并将这个小岛取名“渔父岛”以表纪念。现在岛上刻有《养鱼经》，并有百步沙滩、演出平台等。“渔岛晓月”是蠡湖景区十大景点之一。

渔父岛与岸边通过一条湖堤相通。这就是西堤。西堤因西施随范蠡泛舟于此而得名。它长300米，两边桃红柳绿，一条长堤将里内隔开，形成动静、大小两重对比，“西堤拂春”又为蠡湖增添了几分秀美。

这里就是蠡湖景区的标志性景点“飞泉帆影”。高达120米的喷泉位于距湖岸400米的湖中，主喷120米，周围6只辅喷高40米，外有20只花瓣型裙喷，高30米。整个喷泉平台呈圆形，直径２４米，净重６０吨，全部采用不锈钢制作。喷泉的“心脏”是我国向丹麦订购的１８台大功率泵机，喷泉分三个层次，中心从平静湖面冲出，如“蛟龙出海、一柱擎天”，第二层是６个４０米高的可调式水柱，外层是６组如花瓣的裙喷。另外，在喷泉平台表面还将安装百余个喷头和３００多套灯具。喷泉时，形成高低起伏，错落有致的各种造型，和湖岸边的栈桥、帆影一起，组成一幅壮观的画面，演绎“蠡湖之光”“绿色、生命、环保、人文”的时代主题，这里是蠡湖新城标志性的建筑。

位于喷泉东侧的是“卧石醉波”景点，是由太湖石组成的景区，太湖石讲究“瘦、皱、漏、透”。这里有上千块太湖石散卧湖畔，最大的有2米多高，重一、二十吨，这些湖石千姿百态，相映成趣，就像是“太湖七十二峰”的浓缩盆景，明代文徵明的《太湖》诗中有云“谁能胸贮三万顷，我欲身游七十峰”之句。

【附一】范蠡

《文化影响力》

2020—05—16

范蠡（约前520年-前446年），字少伯，春秋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外交家、教育家、经济学家、实业家。他事越二十余年，助勾践兴越灭吴。功成之后，辞官经商，成为亿万富翁，民间尊其为财神、商圣。他三散千金，资助穷人，又是中华慈善鼻祖。他“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几近完人。

南阳籍在京文化学者夏廷献先生，自1992年开始研究范蠡，先后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发表系列文章。1994年7月在《新剧本》发表六幕历史剧本《商圣范蠡》，是把范蠡冠以“商圣“头衔的第一人。

《百问百答说范蠡》是夏先生1992至2018年研究成果的汇集。该书分条析理，旁征博引，古为今用，对我们全面了解范蠡文化大有裨益。征得先生同意，本号“蠡学研究”专栏近期将连载该书，以飨读者。

《百问百答说范蠡》从读者阅读兴趣出发，采用“问题式”文体——百问百答，介绍了春秋末期越国上大夫、上将军范蠡智勇双全的完满人生，阐述了范蠡的政治、军事、经济、哲学、外交、教育、商业、经营等光辉思想，探讨了姜子牙、百里奚、管仲、老子、孔子等圣人思想和业绩对范蠡的影响，在与文种、伍子胥、孙武、子贡、白圭、吕不韦、张良、刘基、诸葛亮等风云人物的比较中，展现了范蠡兴国富家的卓越才能和实践，揭示了范蠡特立独行的人格，论述了范蠡的历史功绩和研究范蠡的现实意义。是用“准学术”方法研究历史人物、普及历史文化知识的尝试性作品。

夏廷献《百问百答说范蠡》65——

范蠡身后历代名人对他有什么评价

范蠡身后，历代名人对他的评价大体则有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历代皇上对范蠡一直“不予理睬”。历代皇上，不管是明君，也不管是昏君，没有哪个出来说一下范蠡，肯定范蠡的言行，更谈不上什么下旨表彰。皇上的思想和态度，影响深远。“唯上”的国人，自然也就不会为范蠡修建有规模的纪念性建筑，供人们顶礼膜拜。其原因，笔者在其他问题中已经说到，那就是范蠡不是帝王期望的那种“愚忠”“死忠”的能臣。他在辅佐勾践兴越灭吴后，竟然辞官而去，没有按“君君臣臣”官场规则办，没有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帝王们自然也就不待见范蠡。

第二，少数政治家对范蠡评价很高。与范蠡共事的文种评价范蠡“蠡有神鬼不测之机”。参与秦始皇统一六国、制定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奠定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的秦丞相李斯(约公元前284年—公元前208年)，对范蠡很是仰慕。有资料介绍说，李斯陪秦始皇泰山封禅，路过陶山，听说越相范蠡葬在此处，专程前去拜谒，并用他统一六国后创造的小篆文字，写了“忠以事君、智以保身，千载而下，孰可比伦？ ”十六个字。高度概括了范蠡一生，认为范蠡是千载没人可比的智慧人物。据说，地方将其题词刻成了石碑，立在范蠡墓前。秦末丞相吕不韦在主编的《吕氏春秋》中肯定范蠡:“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 西汉丞相张良认为范蠡“霸业朽，忠名在……”。宋代右相李纲在《 论范蠡张良之谋国处身》中说：“故夫智谋之士，处困阨之时，能忍辱以伸其志; 当事几之会，能决断以收其功; 功成名遂，能高举远引以全其身，微二子，吾谁与归？”几位丞相级的政治家，大概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的原由，对范蠡的评价都很高。

第三，史学家对范蠡有公正评价。范蠡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人，受到历代史学家中有识之士关注。汉史学家司马迁把范蠡列为《史记货殖列传》第一名，评价说：“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臣主若此，欲毋显得乎？与时逐而不责于人。”认为范蠡三散千金慈善举动是“富而行其德也”。对《史记》做过修补工作的史学家褚少孙说：“夫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也。知进而不知退，久乘富贵，祸积文祟。故范蠡之去越，辞不受官位，名传后世，万岁不忘，岂可及哉! 后进者慎戒之。”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将范蠡列为“智人”。东汉赵晔在《吴越春秋》中说：“智臣曰范蠡，勇而善谋。”三国刘劭在《人物志》中说：“思通道化，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

第四，文人对范蠡有正面和负面两种评价。西汉文学家刘向说：“箕子弃国而徉狂，范蠡去越而易名，智过去君，弟而更姓，皆见达识微而仁能去富，势以避萌生之祸者也。” 东晋道教学者在《抱朴子》一书中说：“出则灭吴霸越，为命世之佐；入则货殖营生，累万金之资。”、北宋文学家苏轼说：“春秋以来，用舍进退，未有如范蠡之全也。”南宋名儒黄震：“春秋战国近五百年，以功名始终者惟范蠡一人。”南宋大儒罗大经：“范蠡霸越之后，脱屣富贵，扁舟五湖，可谓一尘不染矣。”清代蔡元放在《东周列国志》评本中说：“才智全备之范蠡”“范少伯见机远隐，其高不必言，又精于货殖之术，能生财而致富，真是千古奇人”。著名文人中也有对范蠡持负面评价的。唐文学家韩愈说：“为人谋而不忠者，范蠡其近之矣。” 宋代理学家、诗人林亦之说：“范蠡之去似可全身，然卒使后世君臣猜忌百出，无一日相安者，其患自范蠡始也。”

不管名人们如何评价，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西施之传说

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即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 。四大美女享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的美誉。

“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是由精彩故事组成的历史典故。“沉鱼”，讲的是西施浣纱的故事。“落雁”，指的就是昭君出塞的故事，“闭月”，是述说貂蝉拜月的故事，“羞花”，谈的是杨玉环贵妃醉酒观花时的故事。

西施—中国四大美女之首，也是中国第一位名副其实的女间谍，作为越国的功臣吴国的罪人，西施最后是什么结局呢？

有人说西施被越王勾践沉江而死，在《墨子·亲士》中就有相应的记载，在后人的是各种也是说西施是沉水而死的。

而民间有一种说法是被越国大夫范蠡接走，《越绝书》中记载：吴忘后，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而在史记这部更具权威性的书中有很多关于范蠡的详细记载，却找不到一点关于西施的话，难解的谜团让人充满疑惑。

还有人说是被吴国人民乱棍打死至今也没有统一定论。

【附二】

时至今日，为什么范蠡成了祸害西施的首恶？

陈思明

2021—04-02

四大美人之一的西施，都说她最终与心爱的男人范蠡泛舟五湖，成为一对神仙伴侣。其实，这不过是人们的一厢情愿罢了，西施真实的结局，据《东周列国故事》记载，是被沉江而死。而害死西施的一共有三个渣男。

01第一个：好色的吴王夫差

公元前494年，吴国打败越国，越王勾践向吴王夫差投降，这让吴王夫差十分得意，他从此放松警惕，过起了骄奢淫逸的生活。

夫差好色，他修筑姑苏台，蓄宫妓千人。越王勾践利用了夫差这一爱好，使用美人计对付夫差，于是引出西施。

西施原本是浙江绍兴苎萝村的一名村姑，生活无忧无虑，安宁而平静，就因为夫差好色，勾践投其所好，西施便从越国小山村来到了遥远的吴国国都。

很多人说，吴王夫差对西施很宠爱，很好，算不得祸害西施。但有一点须注意：西施就是因为夫差亡了国，才成为了人们口中的“亡国女”、“妖女”、“狐狸精”，连西施的同胞、一部分越国人也称西施为“亡国之物”，“不祥之女”。

可想而知，在这样的骂名及精神压力下，西施该怎么活？

02第二个：阴险的越王勾践

越王勾践除了是个励志的典型外，他还是个阴险刻薄的家伙。具体到西施身上，可以说，就是他亲手策划了祸害西施的“美人计”。

在《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这本书中，记载了越王勾践与他的重要大臣文种的对话：

“十二年，越王谓大夫种曰：‘孤闻吴王淫而好色，惑乱沈湎，不领政事，因此而谋可乎？”种曰：‘可破。夫吴王淫而好色，宰嚭佞而曳心，往献美女，其必爱之。惟王选择美女二人进之。’越王曰‘善。’”

可见，是勾践想出了“美人计”这一招，文种觉得可行，于是开始执行的。当时派去寻找美女的，就是范蠡，范蠡找到了西施与郑旦，那么，西施与郑旦便卷入到政治斗争之中，走上了不归路。

史书记载，吴王夫差一见西施与郑旦，立即像丢了魂似的，沉缅其中，将西施置于姑苏台，将郑旦置于吴宫。从此旦暮欢娱，不理朝政，终至灭国。

吴国灭亡，西施任务完成，但她的末日也到了。据《东周列国志》载：

“勾践班师回越，携西施以归。越夫人潜使人引出，负以大石，沉于江中。曰‘此亡国之物，留之何为’。”

看看最后时刻勾践的表现！他“携西施以归”，准备据为己有，结果引发越夫人的泼天大醋，竟将西施沉江溺死。一代佳人，就此香消玉殒。

勾践此人，城府很深，表面一套，内心一套。他是励志典型，又道貌岸然，给人以正直的感觉，可谁知道，他居然也对西施有想法，结果导致西施枉死。从头至尾，从西施被发现到西施的死，都与勾践有直接关系。而且整个过程中，勾践自私阴险的性格暴露无遗。

03第三个：西施的好男友、好丈夫范蠡

传统的观念认为，范蠡是千古难得一见的好男人，英俊潇洒，文武双全，重情重义。他与西施珠联璧合，幸福美满。在吴国灭亡之后，范蠡不嫌弃西施侍侯过夫差，仍与西施生活在一起。

可真相并非如此。2004年，苏州发掘了一个战国古墓，古墓中藏有三片竹简，共有21个字：

蠡与施潜通，三年始达吴，以语儿亭为质，施不得不勉。

蠡指的是范蠡，施指的是西施，这21字，却揭露了一个大秘密：原来，范蠡在护送西施去吴国的路途上，与西施私通并生子，两人从越国到吴国，走了三年。这期间，西施不愿意去吴国侍侯吴王了，范蠡苦苦劝说未果，竟然以儿子为人质来要挟西施，西施为了儿子才被迫去了吴国。

竹简中的“语儿亭”三字不太好懂，其实它与西施、范蠡的儿子有关。在陆广微的《吴地记》中，有明确的关于“语儿亭”的记载：

“嘉兴县南一百里，有语儿亭。西施与范蠡潜通，三年，始达於吴，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岁，能言，因名语儿亭。”

也就是说，西施与范蠡的儿子一岁时，能说话了，为了纪念这件事，把他们经过的那个亭子叫着“语儿亭”。可见，西施和范蠡确实生有一子，范蠡就是以此子为人质，逼迫西施去吴国完成她的政治任务的。

这样一来，好男人范蠡的人设坍塌了：

首先，范蠡也是个好色之徒，他目睹西施芳容，见色起意，磨磨蹭蹭地不肯立即去吴国，于路途得到了西施并生有一子。其次，范蠡对他的主子勾践不忠，勾践是利用西施去实施“美人计”，迷惑夫差的，范蠡这么做，有可能使勾践的“美人计”泡汤。第三，范蠡非常无耻，他用亲儿子要挟已成为他妻子的西施去吴国服侍吴王，全无夫妻之情，甚至没有一个普通男人的悲悯之心，可谓无情无义。足可称渣男了。

如果江苏战国古墓的记录属实，那么范蠡的人品就太坏了，他可以说是集中了夫差的好色，勾践的阴险，还有他自己特有的无情无义、始乱终弃于一身……实在太不堪了。他才是祸害西施的头号恶男。



【附三】“宝界双虹”钩沉

《江南晚报》朱保尔、金石声

2021—01—15

无锡宝界桥，又名长桥，可谓家喻户晓。那是跨越在五里湖中部的一座著名桥梁，建于1934年，是荣德生先生捐寿银建造。1994年，时值荣德生120岁纪念，在荣毅仁先生的关心下，荣智健先生薪火传承，个人独立捐巨资，在此桥之侧另建一桥。祖孙三代，接力造桥，植福桑梓，形成“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的美景，此两座桥景名为“宝界双虹”。

实业起家，兴办公益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荣德生与荣宗敬兄弟俩从事于面粉、纺织、机器等实业垂60年，创立“茂新、申新、福新”三新公司，拥有30多家企业，享有“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的美誉，为解决民生、发展民族工业作出重大贡献，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首户。

交通为地方之命脉，教育尤为事业之母。在发展实业的同时，荣德生以“大德曰生”的悲悯情怀，募集善款，致力于修桥铺路、办学兴教等社会公益活动。

对于家乡无锡的愿景，荣德生先生有宏大的眼力，他认为，一个城市要发展，不但要依靠工商，还要发展观光业，让更多的人来到无锡，这样既能用好本地风光资源，又增加就业和税收，发展地方经济，推动城市旅游。他应该是在近代第一个推出城市旅游产业概念的智者。

1912年，荣德生筑成梅园，种梅花万树，为天下布芳馨，与众人同游乐，开私家园林向百姓开放的风气之先。同时，筹划锦园、蠡园兴建，他提出学习瑞士，开发太湖风景资源，他说“可在湖北山水之间建无量殿、水族馆、博物馆、大会堂，屋顶均盖各色琉璃瓦，点缀环湖景色，筑路植树，并将其它园林联络一气，万顷堂至鼋头渚建活动铁路桥”“藉以吸引游客，为地方增加财富”“使吾邑不仅成为工业之中心，并为各地市政建设之模范”。他还提出要兴建高级酒店，以解决游客住宿问题。他筑通惠路、开原路，修龙光塔、妙光塔；建梅园，设公交，建太湖饭店，都是为了发展城市旅游。荣德生的目标是建成一个“世外桃源大无锡”。宝界桥的建造可以视为他开发太湖、串联景区、发展旅游业的重大实践。

花甲寿礼，建造长桥

1934年3月1日，是荣德生先生暨其德配丁夫人周甲寿辰，荣先生蒿目时艰，不愿铺张。而申新、福新、茂新等各企业诸职员，佥以荣氏不畏艰难，造成现在之伟业，其一种大无畏精神，实是时人师表，遂向荣氏再三进言，将所送寿份，建一座大桥，以示纪念荣先生功绩并代亲友造福。不料，荣德生说“主人如吃酒，先吃一杯。我先造一座为陪”。遂将所送寿金，悉数拨入新成立的“荣氏百桥公司”，欲为苏南地区建一百座桥，既寿己又利百姓。另外，特为从中划出寿金6万元，拟在五里湖上造一座长桥，以祝花甲之寿。

荣先生想请无锡县建设局念过洋书的工程师来担纲。岂料工程师听后直摇头，并断言：凭现在的技术条件，休想在湖阔水深的五里湖上面造出大桥来。

造桥陷入困境，荣先生想起了至交“纪官”，大名贾茂青，梅园徐巷人都叫他“阿纪”。

1912年起，贾茂青就为荣德生建造梅园，继而为荣宗敬修建锦园。宗敬先生的小学老师，武进殷惟正在评价贾茂青功绩时说道：“梅园、锦园两园中的池泉洞壑，亭台楼阁，一花一石，一草一木皆茂青心思所系，手泽所存。”贾茂青曾被荣德生先生委任为梅园第一任经理。

江南水乡，无桥则无法通行。1929年，荣德生成立“百桥公司”，为地方上造桥铺路，造福桑梓，决定“请贾茂青任其事”。他和朱梅春不负重望，一共修了88座桥，积累了大量的造桥经验。高树铮赞荣先生“乡人有请改建(桥梁)，必资助成之，一诺千金，无吝也”。

贾茂青和荣先生私交甚笃，又交往日深。看到荣先生为造桥事宜茶饭不思，一筹莫展，尽知荣先生的心事，便主动向荣先生请缨，而荣先生又有好眼力，接受了是年已65岁贾茂青的建言。

诸事俱备，然桥建在湖中何处，确是个难事。荣德生先生和贾茂青多次在湖边山麓实地察勘，均不得要领。某夜，荣先生忽得一梦，在某山麓见山上有瓦屋两间，山脚有岩石，踞于濒湖草莽。猛然间，悟得这大概就是桥址所在吧！可是，醒来却不知地在何方。翌日，连忙再率匠师乘船前往湖中考察，方知梦中情景就在宝界山麓，此地原为明代书画家王问的隐所“湖山草堂”附近。这里湖底坚实，湖面收狭，如沿山脚开辟道路，向西可到鼋头渚，向南可与石塘相通，确是桥址吉地。

说来也巧，建桥当年，江南大旱。该年无锡全年雨量仅572毫米，仅为常年的一半。8月26日，运河南门水位为1.92米，蠡湖的水很浅，湖里的蚌都露出来了，当地百姓都说“苍天都为荣先生建桥善举感动了”。

“择2月17日破土”。用106名工匠，日夜三班开工，花了173天，“8月11日按龙门，桥通，行人云集”。从此，人们“舍舟渡而畅远，弃绕径而直达”。这座钢筋混凝土桥梁，用掉龙潭水泥3000筒，建60个桥孔，以应荣老先生寿纪。桥宽5.6米，长375米，是无锡当时最长的桥，俗称“长桥”，又桥因山名，称“宝界桥”。荣德生亲书“宝界桥，甲戌仲秋，乐农”，镌于桥梁东西两侧。

据当地老人回忆，荣德生独资捐建无锡最长的桥，是桩极大善事，因此施工过程中一直太平无事。是年，天热异常，工人每日饮缸中清水解暑，果无病人。

似长虹飞渡南北的宝界桥，犹如西施的腰带一束，使五里湖显得更加轻盈美丽。登临桥上，青山绿水尽收眼底。山鸟鸣树，湖风拂面，真似置身画图之中。远望湖波荡漾，岛屿青葱，鼋头渚、中独山和小箕山，环拱四周。“太湖水色照青天，横界长虹两岸边”。桥架通后，荣德生还在湖之南北分别建筑了通往鼋头渚、蠡园的环湖路，从而为此地开展旅游奠定了良好的交通基础，影响至今。

荣德生曾说过，“我一生惟一事或可作纪念，即自蠡湖直通鼋头渚跨水建一长桥”“他年我无锡乡人犹知有一荣德生，惟赖此桥耳。我之所以报乡里者，亦惟有此桥”。高树铮在《宝界桥落成记》中说：“虽然公固不欲以造桥筑路自眩于世，而无锡、阳羡、武进、澄江诸县之人民，感恩思源，岂容忘于怀抱而得已于言。故其斥资建桥，犹不足以言公德，惟以其利济人人之心为心，斯乃为不朽于千秋也。”先贤已逝，宝界长在。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沪挑起事端，蓄意扩大侵华战争，史称“八一三”事变。因无锡控扼沪宁，地当要冲，日机时常空袭，攻击驻守在无锡的国民党军。宝界桥不幸中弹而坏其3穹。

抗战胜利后，国军汤恩伯上将司令部驻于无锡。一日，汤司令周巡邑境，见宝界桥3孔基础剥蚀，梁柱倾欹，知为日机所炸，遂令第四处处长缪启贤中将修复桥梁。1946年6月11日兴工，至7月间工竣，宝界桥三孔得以修复。

儿孙接力，宝界双虹

20世纪8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促动环太湖流域旅游业迅猛发展，随着鼋头渚风景区的壮大，央视外景基地唐城、三国城、水浒城等先后建成，欧洲城、亚洲城兴起，旅游交通流量爆发式增长，人车混流，来往于狭窄的宝界桥上，交通拥塞问题愈益严重，原有的宝界桥已经成为“瓶颈”，不能满足日益扩张的交通流量需要，必须新建一座大桥。

最先关注此事并提出建桥动议的，是当时的郊区政府和无锡市园林局，他们提出联合出资，成立大桥建设公司，拆除老桥，在原址新建一座大桥。

1993年5月24日，时任国家副主席荣毅仁来家乡无锡视察工作，在听取市领导汇报时，对其中新宝界桥建设项目十分关注。他一边听介绍，一边认真地看着图纸，当听说建设资金拟采用贷款，建桥后收费还贷解决时，若有所思地说，“老桥60年前也没有收费啊”“老桥还可以通自行车和行人呀”。会议结束后，大家都站了起来，荣副主席似乎看出了领导们的心思，笑着说“建设新宝界桥的钱由我帮助解决，不要收老百姓的钱了”，在场的领导都高兴得朗朗大笑。

后来，荣副主席夫妇叮嘱儿子荣智健来承办此事。荣智健先生获悉后，明确表示，他爷爷荣德生建的桥不管维修还是重建，作为孙子，责无旁贷，自应担当。爷爷当年建桥为了便利人民、造福桑梓，所以这次新桥建成后，还是要传承家风，保持公益，坚决不能收费。1993年8月，他提议退还筹建中发生的前期费用，改由他个人出资，独立承担新桥的全部建设费用。

新的建桥方案是保留老桥，建设新桥。新桥建在原宝界桥东侧10米处，由无锡市政部门负责设计和建造，桥宽18.5米，长390.74米，同为60孔，一方面是为了纪念老桥建成60年，另一方面是说，两桥相加共120孔，正是为了纪念荣德生先生诞辰120周年。

1994年10月16日，无锡市政府举行隆重的通车典礼。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偕夫人、儿子来到现场，当贵宾抵达桥头时，原本连日阴雨，当天还迷雾沉郁的老天突然云散日出，阳光普照，桥上涌满了闻讯而来的群众。荣智健在致辞时说“奉双亲之命，捐资3000万港币，建设新宝界桥”。荣毅仁和夫人在桥上走了一段，深情地看着两座大桥，向欢呼的群众挥手致意。荣副主席又来到碑亭前，凝视着自己题写的“宝界双虹”，在场的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陪同荣副主席观看了此碑背后由他亲自撰书的“宝界双桥记”。

启功先生在此碑记中赞扬荣德生先生：“其所经营，实以民生衣食为本，其所家训，乃立身治家。”又说：“今逢德生先生一百二十诞辰，智健先生鉴于梓里繁盛，数倍往昔，交通拥塞，新途亟待增辟。乃秉父志，继建新桥，用以仰资仙福，命功记其事，窃念立身扬名，为孝之大者，父子显扬，实为稀有之盛事，而德翁热心公益事业之功，与夫兴教育人之泽，于此可徵，且更垂于无既焉。”

“此日行人称便利，卧波遥望忆先贤”。宝界新桥，凝结了荣毅仁父子对家乡人民的款款深情。荣德生、荣毅仁、荣智健祖孙三代，接力造桥，为美丽的五里湖平添人文佳话，至今为无锡人民传诵夸赞。



戚墅堰发电厂

表妹杨小燕提及，她的祖父叫杨怀（淮）国，正宗的旗杆下人，并且在戚墅堰开办发电厂。

由于经历解放战争、土改运动、大革命时期，皆因上祖有资本家的背景，所以对自己的家属史知之甚少。她父亲杨甫林（龄）也从不谈及他的身世，只告诉辈，他家的长辈在周山浜有工厂，后被日本人炸毁了。还有是开办无锡电报公司，建造鼋头渚公园，……这些，当然指的是翰西公。

一本《慎终追远》的杨氏家谱书中，所有的寿字辈、景字辈、世字辈及旁系后代中，均未能找到杨怀国和杨甫林的名字，当然，书香门第的人名一般分多个名和字，也许原始出生的姓名并不是现在用的这个，这对追寻起来添了难度。

杨甫林的亲生母叫於月琴，江阴沈舍乡季庄人。她既不是杨家原配，也不是侧室，应该是小妾之身。因为战争年代，杨家主顾有的去香港台湾或海外，家族离散，她被送回了乡下老家。

据长辈讲，她从无锡城里回来的时候，杨家陪送了两大船的家具物什，还算对她厚爱。并有口头承诺协议，到了乡下如果再嫁人，将承受不到杨氏家族的所有待遇，包括家产分配，写入家谱等……

於月琴为杨家生了杨甫林（今锡北怀仁乡）和杨佩玲（嫁于贵阳金姓人氏）两人。不过，杨甫林与苏州和上海的两位堂兄都有来往。

九十年代，杨小燕有位沙文丼的杨氏亲娘（奶奶），嫡系的，来乡下小住，90多岁的老太太清气而健谈，老人讲，书院弄一带好多老宅，都是她家的房子，从她的话中得知，她是正宗的杨家夫人，无论是正窒，还是继窒，定是有婚约的。

姓杨的在戚墅堰开办发电厂的，最有名的是叫杨廷栋的人，此人是苏州人氏，且与杨荫杭一起留学日本的人士。这个杨廷栋，按年纪推算下来，是不符合做杨甫林父辈一代的。

当时，创办电厂的无锡人氏，数祝大椿最有名，而祝是无锡籍，并与多人合股在常州开设振生电厂，其资料查阅中，并未发现杨怀国的人名，也许这个怀国有另外的代名字吧。

（注：期望杨氏热心者，提供线索）



刘 薏

在春节之前想写一部有关无锡记忆的书起，断断续续至今即进入尾声，在结束《名人望族及无锡记忆》之时，首先要感谢的是一位素不相识的上海老太，通过美篇桥梁，是她的热心，奉送给我杨世奎先生的《慎终追远》一书，提供了杨氏家族的原始珍贵资料。

这位老太名叫刘薏，她的祖母正是杨翰西的女儿杨雪华。

当初，我写了一篇《名人望族——无锡杨氏》，虽然文章内容浅短，有时还搞错人物关系，但是，刘薏从她美国的亲戚那儿传送给她阅读后，在留言评论区发言，声称要送我一本关于无锡杨氏的书。

我一时惊喜，有点无所适从的样子，一个陌生人居然会这么热心肠，正是始料未极。这里，同样要感谢美篇平台，把美友之间珍贵友情拉近了。



莺啼序 • 太湖惊梦

樯帆迎风抵水，又渔歌唱晚。新竹嫩、郁郁葱葱，棵棵桃蕾花卷。蒹葭动、汀花探处，飞游彩蝶浮栏岸。正闲遐旅季，相携随影安返。

独立桥头，远望湖面，尽云烟滞散。心中事、无限难平，禹卿修筑园苑。站楼台、栅依水榭，铃坠阙、清溪滩畔。白鹭疏，遨游空中。梢林声传。

双虹雄起，宝界水灵，波光荡漾遍。穿越过、长桥渐映，幽韵鼋头，曲尺长春。几番感叹。诵芬堂屋，横云山景，翰西志趣虔诚展。当见时、心敞宽容伴。廊轩茗窒，屏风画壁吟诗，事事关心不断。

古今承接，极目天涯，引后人驻观。觉一梦、鸟栖枝干。缓合流藏，树密山峻，鸣声林间。残年识久，今生难忘，风风雨雨何时歇，任谁知、百世真情唤。冤愁几重来临，多少离殇，爱惟心盼。

〔注〕在正文《名人望族及无锡记忆》附后，将2019年写的《名人望族——无锡杨氏》重新刊登续上。

（全文完）

2021年05月18

起草于江阴 • 顾山

初稿于无锡 • 陈墅

【附】2019年春节所创作的美篇文章

《名人望族——无锡杨氏》

篇首语

本篇幅有点长，如今是快餐时代，不喜欢哆嗦的，不必细嚼慢咽。史料陈述，如有不足之处，望提出批评指正。经过多日的走访拍摄，收集资料，今天，终于把无锡杨氏完工了。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是东林书院的名联。无锡东林书院在东门（今解放东路）东河花园傍，杨氏早先的族人杨时曾在此书院座正讲学。

历史上有些事情在文化上是正确的，却在政治上是错误甚至被判为反动的，文化缺乏其特有的独立性，谁也道不清说不明。 比如两位国学大师胡适与钱穆，被说成是反动文人，而今，后人得知他们都是爱国人士，所谓汉奸叛国一说，纯粹是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产物（现在不是一直在倡导国共合作，两岸和平统一吗？）。这种矛盾往往体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值得后人深究。



图——无锡新生路

无锡是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

现在，活跃于无锡政商界的莫过于荣唐两家的后人，曾经辉煌的无锡四大家族，薛、杨、荣、唐中的薛氏杨氏后人，大都做研究学问去了，并散播侨居于世界各地。

无锡杨氏家族曾显赫一时，其权政财势地位一直排在四大家族之首。 杨宗濂杨宗瀚兄弟辅佐朝廷，并最早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大力发展上海无锡地方经济产业，硕果累累。



图——老无锡

无锡杨氏最早有梅里（今梅村）鸿山迁移至寺头（西漳），聚集区域在无锡北门下塘（今胜利门一带），并有分布于学前街、北门旗杆下、留芳声巷，支脉众多。

图——老无锡

杨荫榆（1885—1938）和荣毅仁夫人杨鉴清（1917—2014），包括钱钟书夫人杨绛（1911—2016）曾在留芳声巷息居。

留芳声巷是无锡最美的巷名名片，这里居住的杨氏族人大都是知识学者名人。

杨荫杭—— 江浙审判厅长，杨绛之父

杨荫榆—— 民国第一位女子大学校长

杨荫溥—— 经济学家

杨荫浏—— 音乐史家

杨国桢—— 中国科学院院士

杨干卿—— 邑申，杨鉴清之父

杨芙清—— 中国科学院院士

杨绛—— 《堂吉诃德》的翻译者，作家



图——留芳声巷小区

我曾在新生路上，按照高德导航寻找留芳声巷，地图上给出的标识地址是欢喜巷，用百度搜索，答案是妇幼医院后面的学前街路，最终有个留芳声巷27号的故居标志，前往一探究竟。 原来是薛福成的族人住宅。到底留芳声巷的杨家巷在哪里？



薛祖康故居

　　文渊坊 秦邦宪故居

秦邦宪故居避而不拆，文渊坊招牌修而复建，昔日的东门南门六箭河一带，仅存的一点古迹。



　　留芳声巷旧时称刘芳声巷，也称集贤坊，杨家巷，即四箭河。 百思不得其解之后，经过陡步搜寻，恍然大悟。从解放东路的东林书院及学前街，往南到八百伴，从西崇宁政法一条街到东河花园这一带，留芳声巷就隐藏其中，这条百米老巷靠近新生路。 如今已被大拆大建旧城改造而湮没，难怪高德度娘都被忽悠的瞎指挥。

前天，看到一篇文章，是小娄巷故居（那里正在改建步行一条街）的后人，寻根访祖，希望找一点历史的东西，勾忆起美好的童年。 见到眼前的景象，很惊讶，除了少宰第外，其余都被拆得面目全非，对历史文物保护不力，甚是遗憾不满。当政的为追求绩效，不顾诉求，更不要说祖上的遗产家业毁于一旦。 悲哉。



　　进士弄

留芳声巷傍的进士弄也难逃拆迁之噩运，何谓进士弄，光听名字就知道是出人才名人的地方。



　　二泉映月的弦声在留芳声巷迂回，绕梁的乐声是多么悲切凄凉，彻骨人心……

杨荫榆，这位倔强的留芳声巷女子，自从当上了女校长的位置之后，让人们切记的是她“走狗”的身份，历史背景可从教课书《纪念刘和珍君》中略见一斑。

杨绛的《我们仨》及述说杂记，多有对姑妈杨荫榆的很好回忆。 过去的让它过去，不再去刨根问底杨荫榆的恩怨。

杨绛： 唯有你是我的日月星辰。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暧，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被称为走狗的杨荫榆，“咸鱼”不可能一直咸下去，终究可以翻身了。

时间证明了一切

　　杨荫榆

　　杨荫榆出生在无锡留芳声巷一个书香门第。1907年杨荫榆获公费东渡日本留学，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回国后，受聘于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担成教务主任，同时兼任生物解剖教师。

1918年杨荫榆赴美留学，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硕士学位。 1922年，回国后的杨荫榆一度在上海教书，不久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召至北京。 因为父母对她的包办婚姻，她心怀不满，经离婚逃婚之后再无结婚，终生投身于中国落后的教育事业。

1924年2月，杨荫榆被任命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

事实上，有着西方和日本治学理念的杨荫榆，一直强调严肃大学纪律这才能保证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她担任校长以后，同以刘和珍、许广平为首的一群学生发生了冲突。 杨荫榆留学日美，深知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大学基本教训秩序不能维持，还谈什么发展教育。 她宣布，按照校规开除逾期数月没有回校的3个学生。这个事情人像埋下的一颗定时炸弹，随时爆发。

杨荫榆在教育部长章士钊支持下，试图将许广平这些学生驱逐出学校，事件逐步升级。 杨荫榆被人骂得狗血喷头，称她为北洋走狗、无耻、败类、独裁、寡妇、甚至性变态！

杨荫榆本人是个老实的学者，不太通事故，最终以她辞职、女师大关门而结束。

每一次的学生运动爆发，有它特有的社会历史背景所决定。 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愿望与现实制度总存在差距，学生要跳出这种固有的框框，必会付出代价。而这种制度的孰是孰非，不是杨荫榆说了算，她的职责只能是做好自己份内的事。

1927年，杨荫榆至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并在东吴大学、苏州中学兼授外语。1935年在娄门创办二乐女子学术社，任社长。



　　抗战爆发后，日军侵占苏州，侵华日军要杨荫榆出任伪职，遭到她的严词拒绝。面对侵华日军在苏烧杀抢掠的暴行，她曾几次到日军司令部提出抗议。

有一天，几个被日军追逐的妇女逃至盘门新桥巷的杨荫榆家时，杨荫榆立即勇敢地站出来用日语同日军交涉，当众斥责日军的暴行，保护了这些中国妇女。 凡此种种，刺激了日本侵略军，杨荫榆也就成为日军的眼中钉。

1938年1月1日，两名日军以司令部传见为借口，把杨荫榆诱出家门，行至盘门外吴门桥突然开枪射击杨荫榆，并将她抛入河中，因见杨荫榆晃动手臂，又开数枪将其射杀。

杨荫榆是爱国人士

萨沙说，历史是最公正的。 任何粉饰和掩盖，在历史真相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

　　音乐史家—— 杨荫浏

一曲《二泉映月》，承载千古生命绝唱，一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厘清中华音乐文化遗响，在沈从文、钱钟书眼中，他是“了不起的学者”。

杨荫浏去世后在八宝山举行悼念活动，中央政治局及几个常委都送了花圈，足见他在国际的地位和国内的影响力。



《二泉映月》

“应该跪着听的音乐”

熟悉的乐曲仿佛把我们带入，那山水秀丽的太湖无锡。 在我们眼前展现出惠山“天下第二泉”那美丽的景色，婉转的乐曲，述说着一个不平凡的故事……



　　那个时代所承受的苦难压迫，心灵上一种无法解脱的哀痛，辛酸悲苦的一生，仿佛可以听到阿炳从心灵底层迸发出来的愤怒至极的喊声，那是灵魂在疾声呼喊，是对命运的挣扎与反抗，也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小泽征尔的指挥风格，不象卡拉扬那样锋芒毕露，多了几分东方的厚重与深邃。 小泽征尔携波士顿交响乐团在北京的音乐会，邓小平宋庆龄亲自到场欣赏。

打出照牌的乞丐。 阿炳从居住处祟安寺，到北大街去卖唱讨乞，当时控江门（现胜利门）城门旁的北大街，属商业繁华地段，店铺林立，贾商云集，那里有唐氏家族的绸庄店布商行，“唐家里”先经商后实业，这是唐家致富的起源。 阿炳讨乞到深夜回城门内，路上昏暗阴森，不时有野猫零星叫几声，说不定旧社会里还会有鬼出现，正是恐怖吓人的夜晚。 穿越城门时，日伪岗哨听到远远熟悉的二胡声，边走边拉走来，岗哨对他居然不盘问搜身就放行，因为阿炳是穷光蛋，乞丐名片响刮刮。

《二泉映月》是一个流浪汉所作的曲子，小泽征儿从椅上顺势跪下，虔诚的说：“这种音乐应当跪下去听，坐着或站着听，都是极不恭敬的。” 曲终，他泪流满面……



图——红豆国际广场傍边的道长巷

　　今日，胜利门的道长巷，是因杨家祖上出了一位“博学鸿词”功名的儒士，在宅第前树起了功名旗杆，从此这里就叫旗杆下。 但杨家成为近代无锡的望族，是从杨延俊开始的。 杨延俊与李鸿章私交情谊甚笃，为日后杨家在无锡的发展铺就一条大路。 “杨家里”先政后商，创办实业。 后来，荣氏族人在那里开办荣氏小学，如今已不见踪影。



图——杨四褒祠

　　杨延俊（菊仙），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历任山东、安徽等地知县，与李鸿章为同榜进士，交谊较深。 其长子杨宗濂（艺芳）在无锡惠山上塘筑别墅花园留耕草堂，后改成杨家祠堂，祀其父杨延俊和延俊弟杨延骘及其妻侯、杜氏，称四褒祠。

杨四褒祠内有留耕草堂，也称潜庐，里面布局紧凑别致，清丽古朴，园内有望山楼、丛桂轩、门厅及戏台等景点。

惠山古镇祠堂建筑群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个立，古镇已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录名单。 乾隆六下江南必到惠山古镇，秀丽山水中，人文荟萃，被称为无锡历史文化的“露天博物馆”。



　　旗杆下杨氏是无锡望族

杨廷俊（1809—1859）共有六个儿子分别是：

杨宗濂（1832—1906）字艺芳，长子，跟从曾国番抗击太平军立功，因其父杨延俊与李鸿章私交甚笃，1862年入清府幕僚，负责总管诸军事务。后以军功升道员，加布政使衔，赏戴花翎。1886年任北洋武备学堂监督。 光绪二十一年，与其弟杨宗瀚在无锡东门外兴隆桥创办无锡笫一家近代纺织工业企业——业勤纱厂。 杨宗濂与近乡的常熟人翁同龢（帝师）有不少私交往来，并为无锡地方发展工商业作出不朽贡献。

二子杨以迴（杨霖士），五子杨望洲，六子杨宗瀛分别效忠于官场。

杨宗瀚（1839——1907）字藕芳，三子，清洋务派、实业家，得李鸿章赏识，称其“杨三捷才，非他人所及”。 在上海开办纺织业，及委派至台湾佐理巡抚刘铭传，总办商务、洋务、兼办开埠事谊。 于台北创立兴台公司，兴办商市；建筑码头，开办短途航运；开辟马珞，以利交通， 后又被委任督办台湾全省水陆营务，兼办台南台北铁路。

杨宗济（1842—1897） 杨延俊的四儿子。 同治四年（1865）补博士弟子员。 以军功保授训导加五品衔。

〔山中晚步〕—— 杨宗济 诗

山斋疏雨歇，圆月在松顶。

空翠生夕凉，梧竹散清影。

风泉夜里喧，林涧秋逾静。

孤吟结遥想，独往穷幽兴。

两次丧妻后，祖母侯太夫人看中了容貌秀美、脾性仁慈的贫家女马氏，给了杨宗济做了侧窒。 他与马氏生有一女叫杨令茀，宗济的长子杨寿枏（1868—1948）字味云，北洋财政次长。



　　杨 令 茀

　　杨令茀（1887—1978）是杨宗济的八女儿，著名画家。

杨令茀，清末官员大企业家杨味云之妹。 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受家庭熏陶，熟谙经史，酷爱古典文学，并勤习书画，五岁时被画苑长者誉为“神童”。 民国初年随长兄入京，曾与齐白石在北京一起举办画展，共享盛名。

杨令茀女士诗与画神韵相融，被誉为“巾帼中所罕见”。 她一生佳作甚多，著有《莪慕祟窒吟草》、《武英殿吟草》、《塞外吟草》、《美洲吟草》等， 后汇编为《水远山长诗集》二册， 并撰有回忆录《翠薇嶂》。 杨令茀的书法精妙，字迹飞逸秀丽，笔力浑厚。 她还熟谙英、法、日语，并运用自如，翻译过加拿大诗人史蒂芬的诗集。

杨令茀受到同治皇帝的遗妃瑜太妃的青睐，被请进内宮与她为伴，自由出入内宫。 并可以用宫中保存的“贡品”：绢子、宣纸、颜料、金箔及上等笔墨摹历代画像。

民国26年到美国，从此在美侨居40年。先在加里福尼亚大学学习，后至斯坦福大学、华盛顿大学教授绘画和中文。 1965年退休后移居加州麦卡尔城，开设杨令茀画院。 1978年病逝于美国，终年91岁。

杨令茀孓一身侨居海外将近半个世纪，垂暮之年希望回到祖国怀抱， 1972年曾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表白她思归并欲将珍藏文物献给祖国的心愿，并立下遗嘱，死后把她的骨灰葬于无锡故乡。

其侄儿杨景燧（杨通谊）为她在美国的遗产四次赴美，多次交涉， 杨令茀珍藏的文物捐赠给北京故宮博物院。 同时，将她早年在故宮临摹的15幅历代帝后像以及她的诗文书画，捐赠故乡无锡博物馆。

1982年，杨令茀的遗骨安葬在无锡管社山庄杨家祠堂后面的墓地。 至此，一代才艺女杰，终于魂归故里。



杨藕芳祠 无锡惠山龙头下塘11号

　　欣赏完上述杨氏家祠的图片后，身为无锡人，我们应该不忘一个人的大名， 他就是太湖鼋头渚的开发者—— 杨寿楣



无锡太湖鼋头渚景点

　　杨寿楣（1877—1954）字翰西，这是无锡商界重量级的人物。 这位望族名人对无锡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贡献不可磨灭。

无锡管社山庄

1958年，郭沫若在游历无锡太湖时，发出感慨称赞： 太湖佳绝处，毕竟在鼋头。 在与鼋头环抱相对的管社山，此处同样是赏湖极佳之处。 1914年，杨翰西出资修复杨氏族人杨紫渊墓，立碑碣，建杨紫渊祠。购置山地，筑构万倾堂，又在山左临湖处建驻美亭。

当人们厌倦了城市的喧闹，周末的好去处，居然是梅园傍的管社山庄，三五人群相约，一睹那里的荷花，管社山庄今年成了无锡人的网红。

杨翰西素重桑梓，时慕乡先贤为己签，值花甲之盛后，集嘱诸子，所营太湖风景，除管社山杨园杨紫渊公祠外，面湖已有味云伯祖建有家祠，祀菊人公及用舟公，并将万倾堂一带全部亦归并于味云公，统称管社山庄。

管社山庄的杨家祠后面有杨家墓园，这里有实业家杨味云诗冢，上刻章士钊“平生贯华阁，大隐钓璜溪”题辞； 杨味云小妹、旅美画家杨令茀墓，墓前有刘海粟题“爱国女俦”刻石；还有杨味云之子杨景燧（字通谊）、荣漱仁夫妇墓、女杨景晖墓。 是无锡众多望族历史现象的见证之一。

杨翰西成立了无锡第一家电报公司，在周山浜开办广勤纱业、无锡电灯泡厂、润丰榨油厂。 如今的太湖明珠5A级景区鼋头渚，就是杨翰西买地投资开发的。 鼋头渚橫云山庄与隔湖的管社山庄，遥望相对。 光绪十七年，无锡知县廖纶题字“包孕吴越”的大字石刻景点，已成景区一绝。



云 薖 园

无锡县前西街傍的大成巷步行街，长大弄5号，是近代无锡官绅、江南名士杨寿枏（杨味云）的故居。



图——云薖园杨宅（红灯笼傍的矮房）

春节间，我实地造访了云薖园一番。 被人称之为的小白洋楼，藏于周围满是从耸立的高楼大厦之中，其外观朴素，并无显眼过人之处，唯一与四周建筑格格不入的是它的马头墙，是江南园林的徽派建筑。 这小巧宅园在当时，可以说是有钱人的别墅洋楼。因为，在那个时代，随处可见草棚茅草屋。



　　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得到蓬勃发展，国企、集体企业转制承包参与市场经济，打破铁饭碗，风险共担，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一时间，爆发户、首富、财富排名500强等词眼出现。

云薖园与那些爆发户的楼宇别墅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现在的富豪圈地面积之大令人咂舌，建筑装簧如皇宫金碧辉煌，豪华程度刮目相看。 玉石、紫檀、珍希树木、豪华跑车附之，正有点目不暇接，重庆南山蒋介石官邸也比之不及。 一部分人富起来之后的贫富差距扩大之势，漫涎不绝。



人杰地灵的江南，烟雨连绵，涌现出许多工商文化名人。 继杨氏族人创办实业以来，许多有识之士，后来继上，真可谓青出于蓝。

荣氏家不漠落后，大兴产业，扩张迅猛。荣宗敬、荣德生创办棉纺厂、面粉厂，并在荣巷西南购地投资，修建梅园。 不过到了荣毅仁这一辈，官场商场两得意。荣毅仁做了一件让世人敬叹称赞的事，把荣氏家族大部分产业都贡献给了共产党，成为佳话。

民初无锡的地方政治历史就是权势精英的权力斗争史，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彼此间既竞争又合作，既投资工商业，也热心经营地方公益事业，互相妥协牵制，塑造了无锡具有家族特征的城市经济空间。

荣杨两族有着联姻。 杨宗济的孙子杨通谊娶了荣毅仁的胞妹荣漱仁（荣德生的六女儿）， 如今，杨通谊的五儿子杨世缄，一直关心着家乡无锡的城市发展。他曾在台湾任经济部次长，政务委员。

杨世缄（杨味云孙子，杨通谊的五儿子）活跃于两岸三地，当下投资无锡新区，成立华扬科技园，给无锡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荣氏家族成为无锡望族，其后代并非如薛氏、杨氏家族没落，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传说。 荣毅仁之子荣智健在香港的中信泰富和隆源企业中寻求财富积累，并在家乡投巨资扩建江阴澄钢特钢厂，规模财富进一步扩展。

荣氏家族人员荣卓仁（荣宗敬的二女儿），她嫁于薛福成的孙子薛寿萱。 至此，薛荣联姻，正是门当户对。



　　薛福成故居

　　薛寿萱从父亲薛南溟手中接过永泰丝厂，这个儿子曾留学美国，熟悉资本主义经营之道，接手后用不到10年的时间，一跃成为中国丝业的“霸主”。

公 益 事 业

钱伟长： 明清望族和近代新兴家族无不通建立祠堂、家庙、私塾、学校、义庄、文集、诗集以维系和巩固这个家族的社会地位。…… 有人认为，无锡地区的望族不是官宦世家或强宗豪族族，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型家族，所以明清以来几百年，无锡的秦氏、华氏、顾氏、邹氏、安氏、李氏、钱氏、孙氏家族保持兴旺不衰……

历史向我们诉说着战争的残酷性。 战争动乱的年代，家业财产毁于战火之中，百姓民不聊生，饥寒交迫。仅存的家产没收充公，举家携眷逃亡出现，那时有保险吗（有典当行，实无保险公司）？有索赔吗（向军事法庭申诉吗）？ 这是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一场灾难，保命要紧，钱乃身外之物。 因此，人类要珍惜和平、热爱和平。 在和平的年代，国家实行开放政策， 荣、唐两家后辈立足香港，在继续守业的同时，捷足先登，在祖国大陆投资创业，再创辉煌。

荣智健、唐英年不忘家乡无锡的教育事业，先后在辅仁中学、江南大学捐资成立学习奖励基金、设立实验学院，他们知道，要想富，先富脑，知识是一种无穷的力量，科技创新发展才兴国。

2014年，近代民族工业翘楚——无锡杨氏家族，其后人，将家族旧藏书画及工艺品150件套无偿捐赠给无锡博物院。 这其中除了有启功长题清初王翚的大幅山水，还包括近代名家张大千、刘海粟、陈半丁、沙孟海、章士钊等佳作。 这也是无锡杨氏家族继上世纪80年代杨令茀作品的大批捐赠之后，又一次造福乡梓的慷慨行为。

（全文完）



　　摩天360膝下的三阳百盛广场

后 记

好不容易利用春节假日，整理完成了无锡杨氏。 书房茗品不断，香烟抽得烟雾潦绕，明知吸烟有损健康，乃为之，甚是内疚。 今日作业完成，终可一歇。

站在人民中路，身后是无锡新华书店（原物产大酒店），远处是三阳广场，百年老店已改成三阳百盛购物中心。少时，每次去三阳，喜欢跑上二楼，化五分钱购买大玻璃缸中的酱螺丝…… 现在，螺丝的香味，已经变成了乡味。 正谓是弹指一挥间，沧桑巨变，人已老！

（今附词一首，以作记）

〔三 阳 漫〕

东风吹，三阳止。企望寻影香螺最。

思亲膝，依希入。

道巷徜徉，笑容骄集。

觅、觅、觅。

旋城市，归村梓。卤香浓味忙丰肺。

乡情积，世难逆。

相哺相抚，是谁看席。

忆、忆、忆。

2019年2月7日 提纲整理 江阴 • 顾山

2019年2月11日 正月初七 无锡•陈墅

2月18日 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