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注心声，集墨盼统！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云南座谈集。

藏雅拾趣

当下，台湾形势复杂严峻，两岸关系紧张对立，民进党当局及“台独”势力是始作俑者。他们挟洋自重，甘当外部势力的棋子，不断制造两岸敌意，加紧进行谋“独”挑衅，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严重损害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如果他们执迷不悟，继续勾连外部势力，变本加厉谋“独”挑衅，只会加剧台海紧张动荡，把台湾同胞推向危险境地。

当下及今后一个时期，台海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对台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变化。辛丑夏月二十八日，收藏到1979年元月3日下午3时，为热烈拥护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云南举办的一次座谈会，出席这次座谈会的都是云南民国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许多人士曾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和各届有影响的人物，他们都与台湾同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都庄重地用毛笔在纸上亲笔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一份签到簿寄托了他们渴望统一，让台湾回到祖国的深切之情！

民族复兴，千秋大业是一代代人矢志不移的追求，如今这些亲笔签名的人早已过世，墨痕犹在，台湾却尚未一统！抚古思今，故借美篇平台，简述一下这段历史及这些留下墨迹的每个人的一生！

《告台湾同胞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民主党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组织机构对台湾发表的公开信，被视为是中央政府对台湾的政策文件，其在中国历史上总共发表五次。其中，以1979年1月1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的最为著名，其内容主要为商讨结束两岸军事对峙状态、并提出两岸三通、扩大两岸的交流。

《告台湾同胞书》

首次发表于1950年2月28日，由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所发表，首次提出要完成解放台湾的任务。

第二次发表于1958年10月6日，即八二三炮战结束后翌日，其由毛泽东所撰写，后以彭德怀的名义所发表，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文告指出，暂停炮击是为金门军民着想。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在这一点上台湾领导人是同意的。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大陆和台湾同胞的共同敌人。中国内战问题只能由中国内部双方通过谈判和平解决。美国人总是要走的，总有一天会抛弃台湾当局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否则总是被动。

第三次发表于1958年10月25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其内容是向台湾提出要求团结一致，与美国一起是没有出路，应团结一致对外。

第四次发表于1958年11月1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三告台湾同胞书》，但在当时并无公开发表。

第五次发表于1979年1月1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该日所出版的《人民日报》以及全国各地党报头版头条之通栏大标题形式所予以发表，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发表了关于停止自1958年以来对大金门岛、小金门岛、大担岛、二担岛（大小金门及大小担岛）等岛屿所进行的炮击的声明。其内容是向台湾提出，统一中国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应尽快结束分裂局面，统一中国，于此，并提出了结束两岸军事对峙、开放“两岸三通”、扩大两岸交流等方针。

此次文告发表后在国内外引发重大反应，被视为是中央对台的最早政策转变。

1979年

《告台湾同胞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

亲爱的台湾同胞：

今天是一九七九年元旦。我们代表祖国大陆的各族人民，向诸位同胞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衷心的祝贺。

昔人有言：“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欢度新年的时刻，我们更加想念自己的亲骨肉——台湾的父老兄弟姐妹。我们知道，你们也无限怀念祖国和大陆上的亲人。这种绵延了多少岁月的相互思念之情与日俱增。自从一九四九年台湾同祖国不幸分离以来，我们之间音讯不通，来往断绝，祖国不能统一，亲人无从团聚，民族、国家和人民都受到了巨大的损失。所有中国同胞以及全球华裔，无不盼望早日结束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

我们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享有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对世界文明和人类发展的卓越贡献，举世共认。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民族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的。尽管历史上有过多少次外族入侵和内部纷争，都不曾使我们的民族陷于长久分裂。近三十年台湾同祖国的分离，是人为的，是违反我们民族的利益和愿望的，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每一个中国人，不论是生活在台湾的还是生活在大陆上的，都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繁荣负有不容推诿的责任。统一祖国这样一个关系全民族前途的重大任务，摆在我们大家的面前，谁也不能回避，谁也不应回避。如果我们还不尽快结束这种分裂局面，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我们何以告慰于列祖列宗？何以自解于子孙后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属黄帝子孙，谁愿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

近三十年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已发生根本变化。我国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国际作用越来越重要。各国人民和政府为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几乎莫不对我们寄予极大期望。每一个中国人都为祖国的日见强盛而感到自豪。我们如果尽快结束分裂局面，把力量合到一起，则所能贡献于人类前途者，自更不可限量。早日实现祖国统一，不仅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的共同心愿，也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共同希望。

今天，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世界上普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定，和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实现，更可见潮流所至，实非任何人所得而阻止。祖国安定团结，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在大陆上的各族人民，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而同心戮力。我们殷切期望台湾早日归回祖国，共同发展建国大业。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台湾各界人士也纷纷抒发怀乡思旧之情，诉述“认同回归”之愿，提出种种建议，热烈盼望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时至今日，种种条件都对统一有利，可谓万事俱备，任何人都不应当拂逆民族的意志，违背历史的潮流。

我们寄希望于一千七百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我们一贯主张爱国一家。统一祖国，人人有责。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

中国政府已经命令人民解放军从今天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台湾海峡仍然存在着双方的军事对峙，这只能制造人为的紧张。我们认为，首先应当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的商谈结束这种军事对峙状态，以便为双方的任何一种范围的交往接触创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环境。

由于长期隔绝，大陆和台湾的同胞互不了解，对于双方造成各种不便。远居海外的许多侨胞都能回国观光，与家人团聚。为什么近在咫尺的大陆和台湾的同胞却不能自由来往呢？我们认为这种藩篱没有理由继续存在。我们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工艺观摩。

台湾和祖国大陆，在经济上本来是一个整体。这些年来，经济联系不幸中断。祖国的建设正在蓬勃发展，我们也希望台湾的经济日趋繁荣。我们相互之间完全应当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这是相互的需要，对任何一方都有利而无害。

亲爱的台湾同胞：

我们伟大祖国的美好前途，既属于我们，也属于你们。统一祖国，是历史赋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发展。我们早一天完成这一使命，就可以早一天共同创造我国空前未有的光辉灿烂的历史，而与各先进强国并驾齐驱，共谋世界的和平、繁荣和进步。让我们携起手来，为这一光荣目标共同奋斗！

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的第二天，振奋人心，云南37位历史著名人物和广播电台代表欣然参加了座谈会，每个人都庄重地用毛笔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现择选部分人的简介如下.........

杜棻（1905-1997年），河北省涿县人。1937年毕业于法国里昂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48-1952年任国立云南大学医学院院长兼附属医院院长兼妇科主任医师。曾任昆明医学院院长、云南省卫生厅副厅长。[1] 1956年被评为二级教授。 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第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生平

他生于晚清时代之京畿地区，从小目睹大清王朝没落及军阀混战。国运不昌，民生多艰，激发他立志刻苦学习，努力掌握科学知识，借以报效国家，振兴中华。

1923年，杜棻考入北京西山温泉中学。1926年考入私立北平中法大学。1931年中法大学毕业之后，因其学业优良，故得公费留学法国，进入里昂大学医学院。期间他寒窗苦读，终以《食道狭窄临床诊断》一文获医学博士学位。

1936年杜棻毕业之后，归心似箭，报国心切，旋经河北同乡及留法同学范秉哲之邀请，鼓轮而返，来至边城昆明，入范氏之慈群医院，主持妇科，欲以所学而达医国医民之崇高目的。自是，杜棻之医技，犹如新硎初试，开始崭露头角。

1937年，省立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欲继医专科之后开办本科医学院，特邀省府卫生顾问、留法医学博士范秉哲负责筹办事宜。作为范氏之同乡、同学、同事、同调之杜棻，也多参与，擘划一切。同年秋，医学院成立，范秉哲出任首任院长，杜棻则为首批教授之一。从此，杜棻救死扶伤，作育人才，医务教务集于一身，渐为滇中医界之翘楚，学界之精英，声誉不胫而走，致为当局所重。

1941年7月，云南大学医学院创办附属医院（习称云南大学医院），杜棻以学院教授兼医院医师，主任妇科。

1944年范秉哲因身兼重任，请辞院长之职。校长熊庆来改聘杜棻继之，是为国立云南大学医学院二任院长。不意此一接任，竟达20余年之久。杜棻此时身兼慈群医师，云南大学教授、院长、医师，仁民医院院长等职。

杜棻接掌医学院之后，遵循熊庆来之教育思想及范秉哲之治院方针，继往开来，踵事增华。例如增聘教授，仍多留法博士，如张蓬羽、秦教中、朱锡侯、刘崇智、蓝瑚、李念秀、叶日葵、石毓澍、魏沉等。然为博采众长，也尽破门户之见，弃畛域之分，而聘邵可侣、梁家椿、秦作梁博士等医界名流。故其师资阵容强大，门类齐整，堪称学界精英，医界一流！又如教学授业，坚持法派体系，既重理论讲解，尤重临床实践，旨在提高学生之理论修养和技术水平。又加强法语之训练，增加其课时，加大其学分。凡此种种，致法国医学教育制度得在国内首开先河。当时所编《国立云南大学一览·医学院》书中有云：“本院师资大半为留法医科出身，因而形成法语教学之特殊系统，实为国内法（国）医（学）推进之嚆矢！”“本院毕业学生，因在校时受严格之训练与实习，于执行医务时，均能胜任愉快。” 

1948年，云大医院三任院长赵明德应邀“出国考察”。杜棻受聘，以医学院院长兼领医院院长之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杜棻仍为学院、医院两院院长。同年，中央政府更任杜棻兼云南省卫生处副处长，后处改厅，即为副厅长。 

1950年，杜棻主持了法属甘美医院房产设备捐赠，及云南大学医院乔迁等重大事项。原来，新中国建立后，中法断交，法人撤回，其所属位于城南巡津街之甘美医院，“不能支持，宣告结束”，而该院房产主回族富商马瑞卿，“为了响应政府号召，协助培养医务人才”，愿将房产捐给云南大学。又医院留守当局，因与云南大学“交往日久，情长谊深”，也欲将其设备赠予云南大学医院。杜棻获悉，喜出望外，即呈文云南大学：“本校附设的教学医院，极感狭隘，不敷学生实习。本学年扩充招生，更有立即扩大的必要。（对其捐赠）是否可以接受，敬请指示。”学校当局深有同感，遂呈文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明确表示：“该项赠与，似可予以接受。”尔后，复经省府、省外事处，乃至中央外交部，公文往复，事遂底定。接着，杜棻主持制定了关于接受捐赠之《意见》一文，载明：“接受之后，云南大学医院、（所属）云瑞分院与甘美医院合并，并以甘美医院院址为云南大学医院新院址。”另函捐赠者，表示：“本院愿予接受，并致深谢。”云云。旋即，捐赠两方与接受一方，举行了隆重而简朴之交接仪式后，云南大学医院从北门外，云瑞分院从云瑞西路，同时迁往甘美院址。10月，新的云南大学医院开始应诊。从此，云南大学医院之历史进入了第二个发展时期。迨至1952年，杜棻身兼省、校、院多职，政务繁芜，乃辞医院之职。6月，云南大学布告：“医院兼院长杜棻，自即日起毋庸兼任，专任医学院院长职务。”“附设医院院长职务，由梁家椿副院长担任。”自是，杜棻始卸云南大学医院院长之职。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业欲举。“专任医学院院长”之杜棻，在政治运动层出不穷、学院事务错综复杂之困难条件下，竭尽全力，推进院务。

杜棻甚为重视教育方针。他曾明确提出医学院之教育方针在于“培养具有全面的、系统的现代医学理论知识，掌握现代的基本医疗技术，能独立担任常见疾病的预防、诊断及治疗工作，并具有初步科学研究能力的医师”。杜棻在此强调：现代医学理论、现代医疗技术、独立工作能力、科学研究能力，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时至今日，仍具深刻意义。 

杜棻极为重视师资建设。随着医学院之发展，所需教师有增无减。为了扩大教师队伍，杜棻一则充分重视原有教师，一则热忱欢迎新到教师。经过努力，至1955年时，云南大学医学院之教师已从原来的30余人增至120余人。而且老中青年皆齐，高中初职尽备，师资队伍“已成欣欣向荣、后继有人之状”。

杜棻尤为重视教师质量。他深谙：学校之中心乃教学，教学之关键乃教师。因此千方百计提高教师水平，对云南大学医学院之教师，仍具相当影响。如1954年，中央卫生部成立“皮肤病性病研究所”，欲调秦作梁教授前往任事。秦氏早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后又游学日本，主修皮肤科真菌学。曾将世界著名性病学家克莱尼之“梅毒血清沉淀试验法”大为改进，世称“秦氏改良法”。入滇以后，即被聘为英属惠滇医院院长、云南大学医学院教授。新中国成立之后，更兼解放军昆明军区总医院顾问，领袖医界，望重乡邦！思贤若渴、惜才如命之杜棻，得闻卫生部意后，不顾一切，“抗命”力陈：秦教授乃本院学术骨干，绝对“不能离开云南大学医学院”，恳请贵部收回成命，“再行考虑他校人选”。经此力谏，秦氏遂得留下，且终事医学院。又如1955年，卫生部电示云南大学：希按国务院有关指示，提出“全国医药专家”之名单。杜棻遵示亲为主持，报呈：皮肤花柳科教授秦作梁为一类专家；耳鼻喉科教授李枢，外科教授蓝瑚、刘崇智，牙科教授梁家椿等为二类专家。于此，即见学院教师水平之非同凡响，也知杜棻千金市骨之伯乐精神！

20世纪50年代中期，杜棻亲自主持了云南大学医学院独立建为昆明医学院之历史性重大事宜。 

云南大学医学院之独立，也即昆明医学院之建校，实发轫于杜棻。1950年，杜棻审时度势，兼权熟计，撰呈《云南大学医学院的组织和改善的意见》一文。其中坦言：“医学是一种专门的科学，也是民众健康的推动机轮。（云南大学医学院）在云南算得一个医学最高的机构，似有使之独立发展，并能领导全省医药卫生事业。”有鉴于此，杜棻断然提出：“拟请于（新政权）接管后，使其扩充独立发展，而起领导作用。”杜棻反复强调之“独立发展”事，实为日后云南大学医学院独立之先声，昆明医学院建校之嚆矢！杜棻此议，无论云南大学领导、省府当局，抑或西南行政机关，乃至中央卫生部，均予高度重视和基本赞同。惟因兹事体大，而迟迟未果。但此之后，杜棻仍为之四处奔走，各方呼吁。

迨至1955年9月，中央高等教育、卫生两部，终于发出“联合通知”：“云南大学医学院于一九五六年在昆明开始独立建校，定名为昆明医学院。……（希即）成立昆明医学院筹备委员会，负责领导建校的各项工作。”至此，杜棻憧憬已久、梦寐以求之医学院“独立发展”事，已是一锤定音，即将大功告成。旋即，省政当局组织教育、卫生两部门，成立了共有8人的昆医筹委会。其中云南大学副校长、主持校务的李广田为副主任，身为云南大学医学院院长、兼省卫生厅副厅长的杜棻，及昆明市副市长颜义泉为委员。在李广田直接领导、杜棻亲自操办、颜义泉倾力协助之下，位于城西六合村一片之新医学院，筹备事宜次第展开，终于得以按期成立。

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生追求民主自由之杜棻，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先后担任民盟昆明市委主任委员，民盟云南省委副主任委员、顾问，民盟中央委员、参议委员，并当选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常务委员等。

龚传文(1897~1988),祖籍南京,徙滇后世居顺宁维平乡大有村。 毕业于县蚕桑学校、顺宁旧制中学第一班。民国8年(1919)投笔从戎,分到靖国第二军第四旅(朱德任旅长)八团一营二连当一等兵、上等兵、中士、上士及排长等职,民国11年,旅长朱德保送入云南讲武堂(16期),民国14年考人黄埔军校下级军官干训班受训,旋任广东国民革命军教导团二营五连连长,与叛军陈炯明部作战, 晋升为二营营长。 5月随东路军北伐,与军阀孙传芳等部作战有功, 晋升中校营长、团长、副旅长。 民国26年,任国民革命军九十八师二九四旅副旅长,与日军转战于淞沪、常熟、 无锡、宜兴一线。 民国28年,任暂六师副师长,参加长沙会战。 后调任七十九军一四九师师长, 先后参加湘鄂西、 常德、衡阳、 桂林等会战。

民国34年8月,龚传文调四川任内江警备司令,驻守宜宾、泸县、 内江、自流井一带。 民国36年入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 民国37年任七十九军军长,授中将衔。1949年11月,十四兵团在武汉战败,龚率部退入四川,12月20日在四川什邡县通电率部起义。部队改编后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长。

1950年10月,龚到南京军事大学学习。 1951年,为抗美援朝,他将多年积存的150多两黄金捐献国家。 后转入地方,先后任江苏省滨海县建设农场管理员,安徽省人委参事室参事、安徽省政协委员、民革安徽省委委员等职。 1960年调回云南,先后任云南省人委参事室参事、云南省政协委员、省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常委, 民革中央第六届委员会团结委员。1988年1月5日在昆明病逝,终年91岁。

秦瓒（1898—1988）字缜略，湖南省固始县人。其父秦树声清末曾任云南省学台，秦瓒早年受家庭环境的熏陶，饱读家中的史书，精通史事，其古汉语、诗词及书法基础扎实，功底深厚。他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接受新学。1919年，改取公费留学美国，到哥伦比亚研究院攻读经济学，取得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1928年9月，任北京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他渊博的知识及精湛的讲课艺术，在北大享有较高声誉。他研究中国财政制度及财政法的论文《中国所得税问题及发展》于1931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1937年抗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南迁长沙，后长沙难保，秦瓒力主再迁昆明，由其父的关系，秦瓒认识不少云南的上层人物。学校便任命他为赴滇先遣队的负责人。在整个迁校工作中，由于他的努力，为后来西南联大在昆站稳脚根并不断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因此，他是西南联大建校过程中发挥特殊作用并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

1945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解散，各校回迁。秦瓒受云大熊庆来校长之邀留在昆明。受聘于云南大学任教授，经济系主任。目睹国民党政府日趋腐败，民不聊生，秦瓒深恶痛绝。他毅然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参加了昆明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美扶日运动，支持广大爱国学生罢课。1948年昆明爆发“七.一五”学生运动，国民党派军警冲进云南大学，进行镇压，爱国学生退守会泽院，坚守三天三夜，与军警对峙，被国民党军警围困在会泽院楼上的几百名爱国学生扔下纸条，指名要求秦瓒教授出面与国民党当局谈判，解救爱国学生。经他与熊庆来等人的多方营救，才在确保全体学生人身安全的条件下，解除了军警的围困，他深受爱国师生的拥护和爱戴，被进步学生誉为“红色教授”，也因此引起了反动当局的嫉恨与迫害，被迫离开云大。

1949年初，国民党在我省发行金元券，引起通货膨胀，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应付这一局面，秦瓒受缪云台之邀，主持云南省财政经济改革委员会，并严正拒绝了南京国民政府请他出任税务局长的职务。为准备云南的和平解放，在卢汉的主持下，由秦瓒等人提议，促成了云南财政经济改革具体措施的出台：1、云南停止使用金圆券，改用半开银币。把留在海园寺龙云家山洞里的半开银币取出来使用，由财政厅开本票。2、云南省政府决定截留国税。3、卢汉下令各地保安团扣留国民党黄金，秦瓒派他的秘书董孟雄参加了这一行动。在经济和财政基础支持下，云南的和平解放事业才得以顺利完成。

云南和平解放后，秦瓒重新回到云大，担任云南大学教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全面负责学校工作。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上，为我省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秦瓒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在第一次社员大会上，被选为九三学社昆明分社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解放后，秦瓒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云南省政府委员，云南省教育厅副厅长，云南省政协一、二、三、四届委员。1958年错划为右派，直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81岁高龄的秦瓒又回到云大经济系工作。1983年秦瓒当选为九三学社云南省工作委员会委员。1988年在大连去世，享年90岁。

张公达，字宏义，白族，云南大理龙尾人。北伐战争时期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部少校参谋、独立第十五旅少校联络参谋、第六军军部少校参谋和学生大队队长、南京陆军军官团第二连上校连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少将参谋长、第二十军团第八十五军少将参谋长、第八十九师少将副师长、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教务处长、泛东抗日挺进军豫东少将副总指挥、泛东抗日挺进军中将总指挥。先后奉颁抗战胜利勋章等勋奖。抗战胜利后任八路军军部高级参议、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副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军事政治大学云南分校高级研究班教官、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军区司令部参谋。

1923年，21岁的张公达被选送至日本振武陆军学堂，1924年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八期学习。1930年，张公达再度至日本千叶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战术及射击。

1926年11月，张公达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同年到广州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部少校参谋、贺龙独立第十五旅少校联络参谋，参加北伐战争。由于作战勇敢，1927年被程潜将军调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部少校参谋和学生大队队长。1929年北伐成功后，因战功升任南京陆军军官团（兼团长蒋介石）第二连上校连长，随即奉命率第二连北上接孙中山灵柩回南京，并担任蒋介石警卫工作。后陆军军官团解散，成立军官大队，张公达任军官大队队长和四路要塞司令部参谋处第二科长，杨杰将军为司令。在北伐战争时期作为少壮派青年军官的张公达，不仅积极学习军事知识，而且在战争中带领学生大队奋勇当先、身先士卒。

1937年8月，张公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少将参谋长，参加南口战役。1938年1月张公达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五军少将参谋长，军长为王仲廉。1938年2月开赴台儿庄，参加徐州会战。在台儿庄战役期间，张公达亲临前线参战，奋勇杀敌，同时由于张公达是云南大理人，因此担任了战役期间参战中央军和滇军的联络和协调工作，并多次亲自在蒋介石和卢汉的会谈和通话之间担任翻译，为整个台儿庄会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1938年，为表彰张公达在台儿庄战役期间的战功，升任其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十九师少将师长。后又到由国共两党共同合作成立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张公达任教务处长。1941年，张公达赴河南任国民革命军第一战区泛东挺进军豫东少将副总指挥，组织和开展日战区的敌后武装游击战，发动了大小战役并屡立战功，歼灭了大量侵华日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张公达也因此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五战区泛东挺进军中将总指挥，授抗战胜利勋章。

抗战胜利后，张公达将军任八路军军部高级参议、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副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军事政治大学云南分校高级研究班教官、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军区司令部参谋。1955年从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任昆明市民政局局长、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

龙泽汇（1910－1991），云南昭通人。1930年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八期学习。曾任国民革命军连长、营长、中校参谋。抗日战争时期，随部队参加了台儿庄等战役。1943年后任国民革命军上校团长、少将补给司令。1945年入越南接受日军投降。1946年后任国民革命军第93军少将师长、副军长、中将军长。1949年12月率部随卢汉起义。1991年因病逝世，享年81岁。

龙泽汇，1930年5月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陆军大学将官班乙级第一期毕业。

1940年任第1集团军总部特务营营长，后任第1集团军副官处处长。

1943年3月任第36补训处第1团团长。

1945年6月任第1方面军兵站司令部司令，11月任第93军暂编22师少将师长。

1948年3月任第93军副军长。

1949年2月任云南省保安第3旅旅长，10月任第93军中将军长。

1949年12月9日率部随卢汉在昆明起义。

解放后任解放军第十三军副军长、云南军区副军长，云南省林业厅厅长、云南省体委副主任、云南省第三至五届政协副主席，云南省第六、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中央委员、民革云南省委主任委员。是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1991年3月3日在昆明因病逝世。

王少岩(1903年农历1月26日～1995年3月14日）云南省知名企业家，爱国人士。云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工商联名誉主委、民建中央咨议委员会常委。

因病于1995年3月14日23时10分在昆明逝世，享年93岁。

个人履历

1903年农历1月26日出生于云南省腾冲县工商业家庭，幼年在家乡读私塾，17岁时进入父亲与友人合伙开设的茂延记商号学做生意

1927年茂延记商号改组为茂恒商号，王少岩任昆明分号经理。由于他经营有方，分别在上海、成都、拉萨、香港、仰光、加尔各答等地区和国家设立分支机构三十余处，发展成为云南经营国际贸易的著名商号。总号迁昆明后，王少岩任董事长。抗日战争中期，他创办拥有两万纱锭的云茂纱厂，并兼任董事长。为发展云南地方民族工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担任职务

建国以后，王少岩同志同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真诚合作，先后担任昆明市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委会副主任，云南省第二届人民委员会委员，云南省工业厅副厅长，云南省轻工厅副厅长，云南省财经委员会委员，民建昆明市 委第一、二届副主委、主委，民建云南省委第一、二届常委、主委，民建中央第一、二、三、四、五届委员、常委、咨议委员会常委，云南省工商联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届常委、副主委、主委、名誉主委，全国工商联委员、常委，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云南省第二、三届人民政府副省长，政协云南省第一、二、四届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第二、三、四届委员会委员，全国第一、二、三、四、五、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云南省第二、五、六、七、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省第五、六、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为我省人民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爱国举措

王少岩同志热爱祖国，云南解放前夕，有的股东提出将云茂纱厂迁往国外u2019他力排众议，坚持将厂址设于昆明。建国后，他毅然从香港返回昆明，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他出巨资购买国家建设公债，为恢复和发展云南地方经济作出了贡献。抗美援朝期间，他主动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战斗机一架，体现了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王少岩同志热爱社会主义，坚决拥护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使云茂纱厂成为全省第一家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对团结带动全省工商界人士共同走社会主义道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十分重视教育事业，六十年代初，当国家处于困难时期，他捐献大量资金并带动工商界共同创办了昆明东风中学(现昆明第十中学)；他还捐资二十余万元，为腾冲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在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过程中能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表现了真诚坦白的胸襟。近些年来，尽管他年老多病，仍然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关心云南的建设和发展。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信党的领导，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王少岩同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长期担任省级领导职务，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从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王少岩同志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进步的一生。他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是我们党的 诤友。在 白色恐怖时期，他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感召下，同情、支持人民革命事业，资助、掩护我党的同志开展革命活动，为人民解放的正义事业和爱国民主运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余建勋（1905—1986），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国民党滇军高级将领，起义将领。字铭新。云南省施甸县由旺镇银川大南村人。云南陆军讲武堂第18期步科毕业。长期在滇军任职，抗战爆发后任第60军182师539旅1077团团长。

余建勋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第十八期步兵科，自他1938年随部出滇抗战以来，历次滇军所参与的会战他一场都没拉下，是少数几位打满全场的滇军将领。要说能有过这等经历的将军，应该前途无量才是，这要放在中央军系统应该没什么问题。可放在滇军这个相对封建的系统来说，就比较复杂了。原因无二，那就是集团虽小，但派系仍旧是琳琅满目，几派互相倾扎，巴不得对方早早的下台。

余建勋在滇军集团中属于卢汉一派。抗战初期余建勋跟着60军军长卢汉参战，打过不少硬仗，他也从团长给提拔为旅长。然而当另一派的高荫槐上台后，卢汉的不少权利都被高给拿了过去，导致卢空挂一个第1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而无所作为，身为副总司令的高荫槐却洋洋得意，俨然一付总司令的派头。虽然卢、高都在龙云麾下效力，但其性质如同中央军中的陈诚、胡宗南同为蒋介石效力一样，始终避免不了相互排挤的弊端，其实这种情况换到哪都是这样。于是在卢汉失势之后，余建勋离开60军也就不是什么出人意料的事了。

其实对于卢、高两派的争斗，龙云自然是心知肚明的，本来两派相争互相制约也不是什么坏事，可当一派权利高于另一派时，龙云就不能干坐着不干事了。

于是滇系的另一派孙渡上了台，他的58军代替60军开赴前线，60军则被调回云南守边疆，高荫槐没了60军自然也就成了一个空架子。当然龙云也不会让孙渡一家独大，当58军成为滇军的抗战主力时，龙云为了安抚卢、高两位，便把两派的人都安插进了58军，以限制孙派的发展。于是，余建勋在这个时候被派到58军，当了183师少将师长。

余建勋虽然成了师长，但是却架不住在58军特有威信的鲁道源。基本上183师是只听鲁不听余，把个余建勋弄的十分的窝火。可鲁道源也不能把余赶走，因为这是在云南的龙老爷子亲自任命的，赶余走的话，自己肯定也吃不了兜着走。

于是余建勋就这样挂着师长的名义，一直熬到了抗战胜利的那一天。而到了抗战胜利时，已经取得58军绝对领导地位的鲁道源干脆抛弃孙渡乃至龙云，直接带着部队投靠了中央，这样一来，不仅孙渡没了面子，余建勋也是知趣的离开了58军，回云南去了。

当余建勋回到云南时，云南已经发生了军事政变，龙云下台了，中央扶持了卢汉接管了龙云的全部权利。这事对于余建勋来说本来应该是件好事，可卢汉才刚上台，对于人事的任命基本上还都得听中央的，这样一来，余建勋的复出成了一件难事。

一直拖到1946年还是没能补上实缺，到后来干脆成了退役将军了。对此，卢汉只能一面安慰，一面表示会寻机让余建勋复出，以稳定余的情绪。

两年后，在云南的解放军游击部队把卢汉政权袭扰的十分头疼。对此，卢汉任命了一批新专员来负责围剿游击队。余建勋就在这个时候得到了复出的机会，被卢汉以省政府的名义任命为第7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旋又调为第6行政区的专员和保安司令。

到了1949年6月又任命余建勋为保安第2旅旅长。卢汉原以为实现了当初的诺言能使余建勋对其感恩戴德努力工作，却不知此时的余建勋是一百个不愿意复出，因为时局到了1948年的时候，已经对国民党政权十分不利，与其出来当炮灰，还不如在家过清闲日子呢，可又拒绝不了老长官的面子，只得硬着头皮出来办事。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复出的余建勋能指望他去解决游击队吗？其结果自然是游击队不仅没有被歼灭，反而越做越大。弄到后来余建勋不仅要对付中共武装，还得对付拥龙复出的旧势力，比如中国人民自卫军和共革盟，搞的他十分头疼。

如此熬到1949年10月，余建勋的保2旅又被卢汉扩编为军，番号经国防部评定，授予第74军的番号。也不知道是国防部的负责人脑袋发昏还是其他什么的原因，堂堂名军竟然让给了杂牌。而此时的余建勋已经得知了卢汉准备起义的决定，对此，他到是极力拥护，因为对他来说此举不仅可以早点结束战乱，也可以让他过几天太平日子了。

于是在卢汉的补充下，74军的编组出奇的顺利，并在1949年12月9日这一天，由卢汉领衔，加入了解放军的行列。此后余建勋的74军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暂编第12军，余任军长，暂12军并入第14军后，余又改任第14军第二副军长。

1955年转业后，余建勋留居昆明，担任省政府参事，于1986年6月21日病逝，享年83岁。

罕富有 傣族。1926年生，云南耿马人。曾任云南耿沧自卫队游击司令部少尉副官、耿马安抚司署勐勇太爷。1947年任耿马土司署行政总务处主任兼耿马设制局文教科科长，云南省立国民小学校长。1951年后，历任耿马各族行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科科长，保山专区联合政府常委，耿马县傣族佤族自治县副县长、县长。1979年后，任耿马县水电局协理员，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云南省临沧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是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卢浚泉（1899—1979），云南省昭通县人，彝族，1922年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八期，1924年入黄埔军校轮训班，后留校任第三期学生队区队长、入伍生第一团第三营连长、营长。

1927年回云南任第九十八师中校参谋、第十路军总指挥部军官候补生队大队长。1930年调任第九十八师第三旅第六团营长，1931年升任第十路军卫士大队大队长。1933年任云南补充大队大队长。1935年所部改编为近卫第一团，任团长。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率近卫第一旅守备滇南。1941年所部改编为暂编十八师，任师长。1943年任第一集团军第一路军指挥官。1944年所部改编为第九十三军，任军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赴越南受降，任河内警备司令。1948年3月兼任锦州警备司令，6月晋升第六兵团司令官，10月15日锦州被共产党军攻陷，卢浚泉被俘，关押于北京功德林战犯改造所。1959年获特赦，任云南政协秘书处专员。1978年任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在云南昆明病逝，终年80岁。

杨克成，白族。1910年生，云南大理人。１９３２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经济系。１９３４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曾任云南大学教授、云南省合作金库总经理。建国后，历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委员，民建第四届中央常委、昆明市委第一届主任委员，云南省副省长，云南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是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94年11月19日因病逝世。

刀栋庭（1901-1983）云南车里（今景洪）人。傣族。曾任猛罕土司、摄政西双版纳宣慰使。建国后，历任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副州长，云南省民委副主任、省第四届政协副主任。

陈子干，男，出生于1908年，号泽生，字茂林，云南大姚石羊观音箐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1979年6月5日在昆明病逝，终年71岁。

1925年3月进入黄埔军校第4期学习。

1926年参加北伐。历任过排长、连长。

1933年任鄂豫皖三省保安干训队长。

1936年任国民革命军90师团政训员。

1937年任黄埔军校第五分校（原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并兼任云南省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8年任黄埔军校第七分校（陕西西安）军官教导总队上校团长。

1939年任国民革命军第3军第12师副师长，驻守山西中条山参与指挥抗日游击战

1941年参与抗日中条山会战，会战中左脚受枪伤，（第3军军长唐淮源、第12师师长寸性奇会战中殉国）。

1944年4月15日升任国民革命军第3军12师少将师长并兼任兰州军警督察处处长。

1946年国共两党部队整编后任国民革命军第17师整编12旅少将旅长。

1947年参与内战进攻延安并兼任延安警备司令部司令。

1948年8月升任国民革命军整编90师中将师长，

1948年9月国民革命军结束整编制度恢复原番号后任90军中将军长。（参与指挥了内战：荔北战役、西北冬季战役、陕中战役、扶郿战役）

1949年12月任7兵团武都指挥所中将主任。（周士瀛接任90军军长职务）

1949年12月24日随7兵团司令官裴昌会在四川绵竹起义。

1950年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任起义部队7兵团军官教导团团长。

1956年进入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任参事，当选为省政协委员。

1979年6月5日在昆明病逝，终年71岁

严中英（1905年—1993年9月15日），号仲华，今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人。黄埔第八期炮科毕业。抗战期间曾任第六集团军总部参谋处长，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任第一集团军第一路军少将参谋长，民国三十四（1945年），任第九十三军参谋长，抗战胜利后曾任云南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因援助中共被免职关押，之后获释，1949年5月从事革命活动，为协助云南起义做了大量工作。1975年后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

严中英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农历六月十九日出生于宜良。自小酷爱诗文，十四岁到云南昆明求学，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今昆明第一中学）。民国十五年（1926年），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参加北伐革命军。

民国十六年（1927年），在第十六军范石生（今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县人）部军官团任教官。民国十九年（1930年），进入黄埔军校第八期炮兵队学习，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毕业即参加部队工作后，考入陆军大学第十二期，回滇后在卢汉（今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所属部队任职。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因患肺结核离开军队，治疗休养。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严中英在宜良岩泉禅寺尹真阁养病三年，其间创作了大量诗稿。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十二月，卢汉奉令在云南昆明成立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委任严中英为总司令部少将参谋处长。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调任为第一路军少将参谋长。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任第九十三军军参谋长。日本投降后，随军入越受降，兼任河内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民国三十五（1946年），任云南省第六行政区专员兼区保安司令（驻新平），国大代表。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曾出任云南省玉溪专员和玉溪县长。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一月，在新平县（今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时，因援助余卫民（今云南省大理州巍山县人）领导的游击队机步枪和弹药，被云南警备总部以“通匪、济匪”的罪名撤职关押在云南昆明。后经卢汉周旋，予以释放。

1949年5月，参加“新民主主义军人同盟”，1949年7月，任组织后勤支部副书记。利用其社会关系，协助卢汉为云南起义做了大量工作。

1950年，协助军事接管，1950年6月，派任军大高级研究班区队长。

1975年后任云南省政协委员、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1993年病逝，享年八十八岁。

严中英幼受庭训，通晓诗文。旧时在宜良有“严诗窦字陈梅花，温驴缪雀蒋葡萄”的谚语（严诗即指严中英）。民国二十六（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时严中英在岩泉禅寺尹真阁养病，听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今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人），第一百三十二师师长赵登禹（今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相继战死，严中英心情沉重，写下一首短诗镌刻在岩泉禅寺月牙池畔的石壁上：“十年湖海客，抱病此勾留。峭壁凌空起，寒泉入韵流。夕阳千树鸟，夜雨一山秋。回首长城外，烽烟匝地愁。”石刻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遭破坏，后重新修复。

严中英在岩泉禅寺养疴三载，创作了大量咏岩泉诗歌，得诗二百余篇，为岩泉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后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经严中英夫人柴月痕女士校印出版为《观海楼诗稿》一书，受到当时各方面人士的普遍关注和好评。

其中《春日偶成两叠原韵》（其二）：“扶犁人在水之阿，新涨罗纹刺早禾。一径落花迷旧屐，三春佳日逐飞梭。宦情渐与风情淡，诗债真同药债多。填就香词无处赠，玉栏杆外教鹦哥。”，丰子恺（今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人）曾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为诗配画，后印在《观海楼诗稿》中出版。

严中英去世后，其家人决定将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出版的《观海楼诗稿》及严中英后来所写的全部诗作重新整理出版，名称仍叫《观海楼诗稿》，并于1996年出版。

曲仲湘，又名曲桂龄、曲仲香。1905年5月16日出生于河南省唐河县。1917年于县立高级小学毕业，考取省立留学欧美预备学校。1922年结业考入北京协和医学校，1925年回开封入省立中州大学预科；1926年转入南京中央大学生物系，1930年毕业并获得理学学士学位。1931年在河南开封第一高中任教。1933年任河南信阳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长。1934年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植物采集员、研究员。中国西部科学院生物研究所植物部主任。1940年任重庆北碚复旦大学副教授并任峨眉山四川大学生物系教授。1945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进修，后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留学，1948年获植物生态学硕士学位。1948年任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兼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1956年先后任云南大学生物系教授、系主任、研究室主任。1952年加入九三学社。1956年先后任九三学社云南省第一届委员会主委、第二届名誉主委；九三学社第五届、第六届中央委员、第七届常委、第八届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六届委员；云南省政协第三、四、五、六届副主席。还先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环境保护专业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委员、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国务院环境保护小组顾问、云南省环境科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生态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植物学会理事等职。1990年9月14日逝世于云南省昆明市。

周开勋 （1897--1987）中将。号柱诚，云南腾冲人。云南讲武堂第13期炮科、中央军校高教班第2期、陆军大学将官班乙级第2期毕业。

曾任国民革命军第1师3团团长，1931年9月任第2军9师26旅少将旅长，不久升任第3军12师副师长，抗战爆发后参加娘子关抗战，1938年8月任预备3师师长，1941年任第57军副军长兼达梁师管区司令，1948年8月任总统府战地视察组中将组长，派驻锦州，同年冬任滇西师管区司令，1949年任云南绥靖公署中将高参，同年4月任第6编练司令部副司令，12月9日在昆明参加起义。后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云南省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

1987年5月23日在昆明病逝。

林南园，1914年生，云南保山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1939年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计政学院会计审计班。1984年任民革云南省委副主委、云南省政协常委、云南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

1943年至1949年任昆明中国侨民银行总经理、昆明《正义日报》社社长、常务董事、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会计处会计长、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国大代表。参加云南起义。1949年至1952年任云南省临时军政委员会财务处长、省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委员。1952年入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结业后任云南省政府参事。1984年任民革云南省委副主委、云南省政协常委、云南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

张天放（1893—1984）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腾越镇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律科毕业，曾参加辛亥腾越起义和“五四”运动，1918年夏，张天放在昆明创办了云南第一家使用白话文的刊物《救国日刊》。

1918年夏，张天放在昆明创办了云南第一家使用白话文的刊物《救国日刊》。1923年被派为云南代表赴上海参加各界联欢会，受到孙中山接见。在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运动中，坚贞不移。解放后历任云南省林业厅长、民政厅长、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并任民革中央常委、民革云南省委主任委员、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第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84年病逝于昆明。

毕近斗，呈贡人。云南近代教育先驱。

毕近斗16岁考入清华，成为留美的预备生。当时辛亥革命爆发，云南外语人才奇缺。毕近斗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返回云南学习英语，后考入香港大学斯蒂芬外语学院，结业后又攻读香港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后任教于成德中学。民国十一年，东陆大学（云南大学的前身）开始筹建，毕近斗以委员的身份各方奔走，筹集捐款。东陆大学建成后，理科专业老师紧缺，他主动担当四门专业课（数学、水力学、材料强弱学、土木工程学）讲师，为云南大学的教学工作进言献策、呕心沥血，短短三年时间，云大土木系便声名大噪。

秦作梁，河南偃师人，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生。1929年，毕业于私立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1935年，在日本东北帝国大学医学院皮肤科从事研究工作。1936年回国。曾任国立贵阳医学院教授。1938年，提出鑒别淋球菌及真菌的新方法，用以诊断淋球感染难以鑒别的疾病。1948年后，历任国立云南大学医学院教授，昆明医学院教授、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云南分会副会长。1980年，加入中国共産党。1987年逝世。终年90岁。着有《体内恶瘤在皮肤上的可能标誌》、《滤色镜用于淋球菌荧光染色的光动力作用的影响》、《用含亚化钾及硫酸铜的沙氏培养基分离病源性真菌》，编有《皮肤病学》。

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对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份1979年1月3日的墨迹流淌着多少人的企盼，墨迹上的人曾经征战沙场，痛击倭奴，他们用沉重的笔点亮了四十二年前的心灯，这是一盏不灭的灯，渴望祖国统一的灯！

盛世典藏，大部分人奔名图利，收藏的目的其实应该是益众！开卷有益，收藏赋予社会更有意义的事情，方为至藏！

这件签名墨迹，心系祖国统一大业，值得欣赏，更值得珍藏！

都言落日是天涯，墨落天涯还念家。

已恨水山相阻隔，时光又把水山遮。

两岸海峡同枝叶，一脉相承锦添花。

座谈签名今犹在，几代相思应成家！

辛丑夏月廿九日，滇南段炳祥夜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