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奶奶

亭台烟雨

我的奶奶，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农村“小脚”老太太。

在我的记忆里，她总是盘腿坐在炕头的狗皮褥子上；银白色的头发用篦子整齐地梳向脑后，在交汇处挽成一个精致的发髻；皮肤白皙，面容舒展，慈眉善目的仿佛《红楼梦》里的老祖宗。

儿时的我以男孩子狡黠的目光惊奇地发现，在奶奶看似平凡的生命底色上，偶尔也会泛起一抹淡淡的传奇色彩。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奶奶匪夷所思的饮食习惯。一个饱受封建压迫的翻身农民，却从来不吃玉米面饼子和窝头，说那些东西拉嗓子；吃白面馒头还要先剥去皮，只吃馒头瓤。要知道，那些年月别说白面，连玉米面都吃不饱呀！

她很少吃腌蒜和腌萝卜干，在没有新鲜蔬菜的冬天，母亲就在灶边笼起一小堆火，用大勺给奶奶炒一个鸡蛋吃。

只要奶奶身上有一点儿不舒服，村里最好的红案大厨就要接替母亲的工作，专门给奶奶“开小灶”。即使做一碗蛋花汤或者煮一点儿挂面，都得是大厨的手艺。

很难想象，是怎样的家境造就了奶奶这种“奇葩”的习性。不过，在母亲和大哥的一段对话中，我好像觉察到了什么。只听母亲在堂屋里压低嗓音厉声呵斥：“你疯啦，这样写不是要咱们全家的命吗？”大哥委屈地喃喃道：“是奶奶这么说的……”

过后才知道，学校里要开“忆苦思甜”大会，老师让大哥发言。大哥回家问母亲，在解放前都吃过那些苦。母亲当时没空儿，就让他去问奶奶。根据奶奶的叙述，发言稿里就出现了“瓦房”“田地”“骡马”“长工”等字眼儿。幸亏母亲及时发现，果断地让大哥把这几张纸撕碎重写。

然而奇怪的是，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奶奶竟然没有遭受任何冲击、揪斗和虐待。为了更好地照顾奶奶，大队干部还破例允许母亲不必下地劳动，只在家里做一些缝纫活儿就给记工分。

我们村的南边有一条大河。到了夏天，干完农活的老少爷们都喜欢去河里洗澡、捕鱼。他们把捞上来的鱼虾焖熟熬好，总要盛一小碗儿给奶奶尝尝鲜。

父亲是远近闻名的孝子，他微薄的工资基本上都给奶奶买了药物和吃食，不足的部分再由二伯从部队上寄钱贴补。家里的日常开销，仅靠母亲夜以继日做缝纫活儿挣的工分，捉襟见肘。

奶奶腿脚不灵便，眼睛也不好使，吃喝拉撒几乎都在炕上。母亲递水喂饭、清秽接便，伺候得极为细致、周到。奶奶以久病之体，且处于医疗条件和生活水平相对较差的时代，仍能享有八十几岁的高龄，除了得益于自身乐观的心态和豁达的胸怀，母亲的悉心照料更是功不可没。全村人无不交口称赞，县妇联还授予母亲“好儿媳”的光荣称号。

奶奶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人，甚至可以说“深明大义”。因为自己曾经遭受“折筋断骨”的残害，她极力反对给女孩子“缠足”。由于奶奶的坚决抵制和巧妙周旋，我大姑和其他几个年龄相仿的小姐妹才得以逃过此劫，成为家族中第一批“大脚姑娘”。

奶奶是村里第一个提倡“拜年不磕头”的长辈。她常对给她拜年的子侄们说：“你们来看我就好着呐！磕头有什么用？你磕头我就能多吃几个饺子啦？”

解放战争时期，奶奶更是村里第一个主动把年仅十几岁的儿子送去参加解放军的母亲。在她的鼓励和支持下，我二伯跟随四野的部队取平津、夺衡宝、战两广，一直打到海南岛；朝鲜战争爆发，他又驾驶志愿军运输部队的汽车跨过鸭绿江，在枪林弹雨中纵横驰骋，英勇无畏，屡立军功。

我小时候就爱依偎在奶奶身边，听她讲过去的故事。她跟我说，闹日本那阵子，她和村里的几个妇女去县城做活儿。县城的南门有两个鬼子和七、八个伪军站岗，盘查行人。奶奶昂首挺胸、不慌不忙往前走，竟然没有人拦她。其他人吓得哆哆嗦嗦不敢抬头，却被伪军好一阵搜查。奶奶说：“小鬼子和白脖子（伪军）一样，都是捡软柿子捏。”

我问奶奶：“你见过八路军吗？”奶奶说：“见过。当年魏司令带着队伍端鬼子的炮楼时，我就站在房顶上望着。八路军穿着灰色的军装，远处看就像小老鼠似的往炮楼上爬，掉下来一个又上去一个，一直到把红旗插上炮楼。那是死了多少人呢！没有他们，哪来现在的好日子呦！”说到这里，奶奶语气低沉、表情凝重，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奶奶对我的偏爱是毫无原则的。只要我和二哥发生了争执，不管谁对谁错，挨吼的肯定是二哥：“你大哥就比你大三岁，你可是比老三大着四岁呐！还管你叫二哥呢，你就不兴让着他点儿？”当时我想：大三岁和大四岁，有那么大差别吗？

我家餐桌上可能比普通农家多一些细粮，而且一年四季鲜货不断。但是馒头和水果都是专供奶奶的，其他人绝对不可以“染指”。奶奶每次都把揭下来的馒头皮，削掉的苹果皮、梨皮全塞给我，由我独自享用，哥哥们只有在旁边看着咽口水的份儿。奶奶在生病的时候，还不忘叮嘱做大厨的堂哥，把专门为她做的挂面汤、鸡蛋汤留一勺儿给我吃，因此两个哥哥老是在背后不无嫉妒地叫我“勺把儿”。

奶奶特别喜欢摸我肉嘟嘟的耳朵垂儿，说这是区分我和两个哥哥的最好方法。她常用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捻揉，嘴里还念念有词：“眼大有神，耳大有伦，嘴大吃八方……开心果、顺气丸，宝贝疙瘩不要钱……”

记得有一次我去大姑家玩儿，本来说好要住两天的，可是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来接我了。原来在昨天晚上，父亲把我考上县文化馆业余美术班的消息告诉了奶奶，惹得老太太一宿没有睡好。她一边不停地抚摩那张薄薄的《录取通知书》，一边自言自语地念叨着：“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别瞧这孩子平时不言不语的，可是心里秀哇，将来肯定有出息！”天还没亮，她就催着父亲到大姑家接我，生怕耽误了我去城里上学。

在一个滴雨的秋夜，我被一阵呼天抢地的嚎哭声惊醒，急忙从炕上爬起来，看见几间屋子的门帘都被撩开了，地上黑压压一片，跪满了难抑悲声的人们。堂屋中间，奶奶穿着寿衣安详地躺在灵床上，就像往常睡着了一样，仿佛随时都可能醒来……

我多么希望她能再叫我一声，让我把盛鱼肝油的药瓶递给她，或者帮她把“戏匣子”（收音机）打开，或者把饼干桶上的字念给她听，哪怕只摸一下我的耳朵……可是没有，再也没有！

奶奶走了，带着对这个世界的无比眷恋，带着“生活会越来越好”的美丽心愿，带着“孩子们都有出息”的殷切期盼，永远地离开了我……

过去很长时间，我从内心深处仍然难以接受这个现实。每天放学回家，我还是先到奶奶生前住的屋子里看看，总感觉她依旧端坐在炕头上，笑盈盈地等着我喊：“奶奶，我回来了！”在家中，我时常不由自主地轻步慢走、细语低声，下意识地唯恐吵醒正在熟睡的奶奶……

三十多年后，父母相继去世，他们到天堂去找老爷和奶奶了。在那里，他们肯定其乐融融，再也没有困苦、病痛、忧愁和孤单。

每年，我们全家人都到老爷奶奶和父母的坟上扫墓祭奠。他们也会在遥远的天上默默注视着我们，由衷地为我们祈福，祝愿后世子孙平安快乐、幸福康健，祝愿人世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