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一生住房迁徙图

李屏南

　　65级本科生本应是1969年毕业的，因文革推迟到1970年才毕业分配。那年初，从劳动锻炼一年多的湘西凤凰县撤回学校后，还搞了半年的学习与批判。6月宣布分配方案，才知道我被留校。那一届，全校留了30人。留校后，先不分配工作，集中在校办工厂锻炼一年，我分在钳工车间。这30人统一住在老学生宿舍二舍一楼，每间房子住4人。当时因没有招生，学生宿舍基本上住的是教职工。

一年以后，分配工作，我分去政教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当老师。当时的风气还是重官轻教。根正苗红者一般都安排搞行政。我之所以当教师，可能还是与我父辈的一点历史问题有关，也可能是认为我适合当老师，不清楚。其实我最不适宜当老师，因为乡音难改，一生遗憾。

分配工作后，我就搬到学生一舍的四楼去住了，一人一间，厕所、浴室虽然都是公共的，但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单独空间，心里还是挺满足的。当时同住4楼的还有我系的刘老师、唐老师等。为此在这里还流传着一个叫“此物由我处理”的故事。它述说的是我系有一位老师同家在农村的老婆感情不好闹离婚，每当他老婆周末从外地赶来时，他晚上就借故离家外宿。当时唐老师刚结婚，爱人在河东，故每到周末就过去了，他就常借住他房。唐老师为了让他们夫妻和好，有好几次就提前锁门回家了。可这难不倒这位老师，他晚上可以从门上窗户爬进去。有天晚上拉肚子，门打不开，爬也来不及，情急之下，只好拉在脸盆里，上面覆盖着一张报纸并写上“此物由我处理”几个大字。多少年后这个笑话还被作为新儒林外史而在校园流传着。

大约1971年年底，学校调我去院革委会办事组秘书组当秘书干事，半年后的1972年初，学校又要我回政教系担任72级新生连二连连长。为了与学生“三同＂，我搬到了学生宿舍五舍一间房子里住了半年。仅二三个月，系总支又调我去系行政担任秘书。下半年，学校院刊复刊，学校又调我去院革委会宣传组的院刊組当编辑。那年月，反正是一颗红心向着党，党叫干啥就干啥。不过它也闪烁着一个兆头：尽管组织上一直在考验我，还没有同意我入党，但还是十分关注我的。

由于当时的院刊编辑室在院老招待所办公，我也近水楼台先得月，趁机从学生一舍搬到了招待所的104室。 当时的招待所是一幢二层通走廊的紅砖白墙的日式建筑。二楼为招待所，一楼除院刊编辑室占2间房外，其余均住着几户教职工。我在这里大约住了六七年。开始是一间房，后来又在二楼要了一间房。

这里是我的发祥地。1972年7月我经学生党员介绍入了党。1973年经人介绍，我俩在此相识、相爱，结婚仪式就在招待所的走廊里举行的。婚礼很简单，在一条长桌上摆些糖粒子和烟就行了。年近30的我终于结束了自 己的单身生活，谢天谢地谢媒人。媒人就是我单位的系总支书记和她单位的工会主席，他们曾经是战友。那时，知识分子仍然带着“臭老九”的帽子，很难找到对象。她能同意我也是逆潮流而动。她是企业的，当时许多人都泼冷水，说放着身边的许多好师傅不找，却去找个臭知识分子，不值得。不过他父亲很支持她找我。所以我还要感谢在天之灵的好岳父！

学校从70年代中期开始，陆续建了几批房子。先是上游村5栋。一栋二层楼的有单独厨房但无单独厕所的共走廊房子，接着又在二里半建了2栋通走廊无厕所的房子，结构差不多，只是面积稍大点。当时我所在的院革委会宣传组组长老王同志就住在那里，我经常去玩，甚是羡慕。再后来又在新华村建了好几栋有单独厨房和厕所的套房，面积又大点，大约30来平米。当时的观念是住房不能太大了，也不要配客厅和厕所，即使此时配置了厕所也是仅容纳下蹲一个人的空间。有人解释之所以不配客厅、厕所，是怕太安逸和太舒适了。太安逸太舒适了，人就容易变修。真的好可笑！难道我们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就是要使广大人民生活过得更幸福吗？但在那时这却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记得我在工厂锻炼时，听过一位中层领导因享受一把躺椅而自我斗私批修了两个小时。当然也可能是太穷了拿不出更多的钱、建不了更大的房而只能简朴些罢了。

我一直梦想拥有一套房子，面积上无什么要求，只要求结构稍完整。但那个年代教师没什么地位，军宣队工宣队掌管一切，房权也任由几个工人吩咐和摆布。大约1980年，才答应我可以排队选一套房子，还因为其中管房子的一位师傅曾是我邻居，关系也不错，才可能安排上。而上述好羡慕的房子我都统统排不上，只好选了老玉善村的一套老式房子。它是共天井的一栋平房，有里外两间房，厨房在天井的另一边，厕所为公共厕所。6户一栋，天天可在天井里聊天讲笑话，其乐融融，倒也怡然自得。

1985年，又搬到了上游村10栋2号房。虽然是一楼，又暗又潮，但我也心满意足。因为它毕竟是一套两房一厅一厨一厕的房子，虽只有50来平米，但终于可以独自成户了，而且前面还有个园子。此为平生第一次拥有的第一套完整的住房。

我记得在这个园子里我还砌了一个鸡笼，平时养点鸡改善一下生活。有一天晚上睡得迷迷糊糊时，听到外面鸡在咯咯地叫，起来向窗外一望，只见一个人正爬在我鸡舍前偷鸡。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猛一拉开被他用水泥条倒扣的门，就把那人一把抱住，那人因圆圆滚滚，被他挣脱了。待大声喊叫，邻居小吴也起床联手抓捕时，怎么找也找不着了。当时也不知怎么有那么大的胆。事后还有人为我的莽撞捏把汗，说小偷逼急了他要逞凶怎么办？

这套房的先前房主是我的老师唐。此时教师地位上升，唐老师也小有名气了。于是有人就开玩笑说你能步唐公后尘，意味着前程也会光明。但愿如此，人来到这世上，谁不想做出些事情来显示自己的价值？

果不其然，自住上此房后，确实有人生转折的征兆接连发生。一是4年后即1989年我又搬到了隔邻14栋28号。这是一套拥有60余平米的三房一厅一厨一厕房。厅虽只能放下一张小饭桌，但从一楼到4楼，从50平米到60平米，已大大改善了我的居住条件。我知足呀！二是此后事业上也有起色。不仅在职称上评为副研究员，还在仕途上由身兼党支部书记的一般编辑一跃而为学校党委办公室主任。科长都不是，却直升为正处，还立即为我装上了一部免费电话。当时家有座机者极少，学校也只有正处以上干部才能享受此待遇。电话象征着一种地位。也该感谢学校的知遇之恩，尤其要感谢聂老推举之恩。现在我家那座机已搁置多少年没用了，用手机代替。可见社会变化多大呵！

1998年，段家坡即现在的向阳村又新建了2栋面积为95平米的新房子，我又排上了队，搬到了3栋402号。

2005年又搬到长塘山8栋401号。这套房的面积有148平米，同时还配置有一套20多平米的杂屋。这是住宅改革后的最后一次享受的福利房，也可能是我此生的最后一次归宿地。

别说这套房，我也差点失之交臂。为什么呢？因为我俩都没有市场意识，算了下，自己要出10多万，就有点舍不得了，因为手头确实没多少余钱呀。犹豫之中来到看方案的现场，碰到同事蒋教授。他是搞法理的，市场意识、权利意识很强。他力主我们必须要，说这是政府给我们的最后一次福利分房，你不享用就吃大亏了。事后证明此言不假。加上附近有附小附中，称得上学区房。现在这套房要是转手的话，那值好几百万哩！理念真的就是财富呀！

唐公曾感叹：我们这一辈人，需要房子住需要钱花的时候，没房没钱；老了不怎么需要了，倒是有房有钱了。我亦如此。那时上有老下有小，三代人，多么需要宽敞一点的房子呀。要是有较宽敞的房子，我岳父母也不会死得那么早，我妈妈也可以再多活几年。那些年，岳母带着她孙子住我家，顺便帮我料理家务，5个人挤在小小的2间房子里，有时妈妈来就6个人了，岳父来更几无插足之地，只好长沙、平江两头跑。老家在平江县城，那年好不容易分了一套小房，新房建好不久就搬进去了，由于新房没干，结果使不好的身体更加每况日下。

住房啊住房，说声一生爱你有你不容易！

在老招待所住房内第一次相识。

老招待所坪里留影。

在老玉善村住房。

在上游村十栋住房外与母亲留影。

在上游村10栋住室。

在上游村14栋。

在上游村14栋住室。

在上游村14栋住室。

在原段家坡3栋卧室留影。

在现长塘山住房大厅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