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编辑

李新

孙仲哲是我认识的第一位上海编辑。那是我人生最困难的时期，我将自己关在德州中学的一间闲置的办公室里，写诗、写散文。苦闷的时候，我沿着长清路向南散步走到德州路，抬眼看到“东方城乡报”的牌子，决定到上面看一看。我带着一组诗，找到副刊编辑，副刊编辑是一位“卖相老好”的中年人，看了看我的诗，没说什么，倒是跟我聊起别的话题，态度异常温和，仿佛相交多年的老朋友。以前听朋友说过“上海的编辑态度特好”，大概就像眼前的这位编辑。过了不久，我就收到《东方城乡报》寄来的样报，上面刊登了我的一组诗《写意上海》，责任编辑：孙仲哲。
《东方城乡报》因为就在我学校的旁边，所以得空的时候我就去找孙老师聊一聊。他始终态度温和，关切地询问我生活中遇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我生怕耽误他的时间，聊了一会便决定告辞，他说：“没事，没关系。”每次告辞，他将我送出好远，说：“有空来玩。”这让我在寒冷的冬天感到温煦的暖意。
1997年4月，我的调动手续终于办好了，老婆、孩子均随迁上海。我向孙老师报喜，他异常高兴，说：“太好了，一件大事解决了！”问我有什么困难，跟他说，看他有什么能帮上忙的。我说老婆、孩子来了，要租房子。他马上找来一位同事，说她家有房子要出租。我们马上签了合同，房租每月250。
孙仲哲是我认识的第一位上海的编辑老师。
我在浦电路的一处报刊阅览橱窗里看到《上海商报》，我按照那上边的编辑部地址寄去了一些散文稿件，可不久就收到样报，其中还夹有编辑亲笔写下来的信，这是很少的。我以上寄出去的稿件，要么石沉大海，要么收到铅印好的便笺，上面在“不予采用”一栏打个勾，顶多运气好的时候，编辑在退回来的稿件中写下某篇拟用，可常常“拟用”之后没有下文。《上海商报》的这位副刊编辑，竟写下洋洋洒洒占一页纸的信，用的是“上海市作家协会”的信纸。我料定这是位作家。作家做编辑，我感到我们心心相通的地方比较多，他理解我们这些业余文学爱好者的甘苦；而且依我以往的经验，我给作家编辑投稿的命中率比较高，其他编辑往往是一副冷面孔，这大概是我们的共同语言比较多吧。
这位作家编辑叫张建中，后来就陆续收到了他的赠书《春日，猩红的亮》等。张老师写散文，也写小说，还在《新民晚报》连载过小说。现在上海很多地方已经完全大变了模样，它们的旧影，你在张老师的小说中一下子就可以找到。我和张老师既通信又通电话，他总是鼓励我，说我还手写稿件难能可贵，在为我发表了十几篇散文之后，指出我散文的缺点是太实了，推荐我去读张岱《陶庵梦忆》和朱鸿的散文。我读了，散文还是没有多大长进，大概是悟性太差的缘故，原来在安徽听到一位老编辑说“散文味”，大概也是这个意思，我读了一些作家的散文，如上海高明昌、安徽阮文生的散文，我觉得那里面有散文味，我达不到。
认识李天靖并且与他有长期的交往，是因为在《中文自修》上读到一位我所熟悉的语文老师的散文，她是东北人，写她童年冰天雪地的生活，文采很好，发在“园丁红叶”，我也决定一投。我刚刚学会电脑打字，跌跌撞撞打出了一篇《生命的北园》的散文，这大概是我自认为有点“味道”的散文，投给《中文自修》“园丁红叶”，责任编辑是李天靖。从此我们便有交往了。他是诗人，我们来往的诗比较多，他出版的诗集有多本签名送我，在他去世前夕，还在《中文自修》上编发了我两首诗。
有人认为我发表了那么多文章一定是和编辑很熟，便托我看能不能推荐他的某篇文章在某报某刊发表，老实交代，我和许多编辑都未谋过面。我投稿都是按照报刊上所提供的投稿信箱投过去，也是石沉大海的多。有些报纸，不提供投稿信箱，我便不知道怎么投了。我是个拙于交际的人，如果像有些人见缝就钻，一天到晚穿梭在各大报刊编辑之间，或者跟编辑们哥们、姐们相称，没事也可以在一起喝喝下午茶，或许发文章更容易些，这是我的猜想，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实际情形或许不是这样。我第一次在《文汇报》“笔会”上发散文《平原上的河流》，就是按照它上面的投稿信箱投过去的。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笔会”的主编刘绪源、副主编周毅，有了他们的联系方式，也是投的多发的少，刘绪源老师毫不客气地告诉我如果这样写会流于谁谁，周毅老师发了我一篇《求光》，还收入当年的“笔会”年选，这完全看稿件的质量，而不是其他。周毅我以前读过她的文章，非常有才气，是大手笔，我以为是男的，一见面是低调得不能再低调、言语不多的小女生；刘绪源老师是瘦弱而谦逊的书生，而一旦写起文章来便是大家气象。现在他们俩都离我们远去了，我感到无论编辑界还是文学界都是大损失。
刘绪源老师在退休前把我推荐给吴东昆老师，吴老师我们至今未谋面，也没有手机号码和微信，只是在电子邮件中互相往来。他发了我若干篇散文。我同学，诸如黄开发、书同（徐爱平）、李成的文章，也经常经他手发表，我问过李成，说也只有邮箱没有其他。
曾在《解放日报》“朝花”副刊发过我近10篇散文的季振邦老师，我们至今也未会过面。是经赵丽宏老师推荐，我将稿件投给他的。赵丽宏老师觉得我写的散文都比较短，不适合在《上海文学》发表，就推荐我跟季振邦联系。“朝花”副刊当时正在搞“意味故事”征文，我投去的稿件应该符合“意味故事”的标准。我至今还保留着季振邦老师给我来的一封信，信写道：李新同志：您好！本报的意味故事标准写法如右（是他复印的叶大春的《心窗》，李注），请参阅。有类似文章请即寄我。总之要有故事或细节，要发人深省。致 礼！ 季振邦 文字亦可短一点。——又及
根据他的意见，我写了若干“意味故事”，还在征文结束被评选为三等奖。
《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张建中老师跟我说过那是万里挑一的，因为来稿量太大，能被“夜光杯”选中非常不容易。我也是按照它上面的邮箱地址投过去，但多数是杳无音信的，但只有叫史佳林的老师每稿必复，史佳林老师我至今不知是男是女，他（她）这种对待陌生作者的态度十分令我敬佩。他（她）的回复十分简单：“不用了”和“文可以”，“文可以”不见得都刊出，但多半是刊出的。不明就里的人会以为我与史佳林老师十分熟悉，因为确实有编辑只发他（她）作者群的稿件，但我和史佳林老师实际的情形确实是这样。
我不是说我的稿件怎样怎样，但我觉得上海的编辑确实是“唯稿是举”的，这首先要具有大胸怀，大气度，海纳百川，不自私，不偏私，甘于奉献，这样才能编出高质量的文章以飨读者，而使自己的报刊立于不败之地。
在今天的物质大潮中，这是一种对品位的执著坚守！
2021.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