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隆福寺……

周伯昆

夜色降临，起风了,胡同里的路灯吱嘎吱嘎晃动，将昏黄的灯光投射在土路上，胡同里稀稀落落有几个行人慢悠悠走着，还有一两只狗匆匆忙忙沿墙边低头窜行。我站在大院的门外，向东尽头望去，“铁蚕豆”、“铁蚕豆”的吆喝声再次飘进寂静的胡同，我知道他就要拐过来了。
他，一位中年人，高而壮实，不知道何方人氏，因为除了“铁蚕豆”的吆喝，我没听他说过什么话。每天晚上他都要来我们这一带卖铁蚕豆，总是从东边大豆腐巷拐入，慢慢推着一辆自行车，一路高声吆喝着“铁蚕豆”，穿过我住的多福巷，缓缓西行。当他走到我家的大门口，我有时会递给他300块钱（相当于后来的3分钱），他接过钱，把钱塞进褡裢里，就把极大的手伸入悬挂在车把上的大口袋里，抓起一把蚕豆，放到我用手撑开的学生服的兜子里，每每他还会再捏几粒，算是饶你的，于是我兜着满满一兜铁蚕豆，望着他离去。他，继续推车高声喊着“铁蚕豆”西行，不时停下，又像挖土机抓土那样，用手抓起蚕豆，放到别的买家的笸箩或什么器具中，或像我一样的小学生的口袋里。当他的身影完全消失在夜幕中，消失在胡同的西尽头，那高亢、悠长、醇厚的吆喝声依旧在夜空回荡，“铁蚕豆、铁蚕豆”……
这平平常常但又难忘的一幕，时间：上个世纪50年代初，地点：北京隆福寺附近，人物：我，刚满十岁，正上小学。
我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们家从南方来到北京也才几年，而搬到多福巷只几个月，新奇是我眼中的一切，仿佛世界刚刚拉开屏幕，一亮，“舞台”上的布景和人物让我目不暇接。
现在的小学生下了课，有大量的作业，有各种各样的业余班排着队等着吞噬他们剩余的时间，可悲、可怜！而我们那个时代，做完少量的作业后，就都是玩的空间。星期日更是完全属于自己，除非家里另有安排。因此我对这个陌生的地区开始的猎奇，很快就取得不菲的战果。

（1950年代东四牌楼被拆除前，有轨电车的走向是南北向）

东，我可越东四牌楼、西跨王府大街、南极东安市场、而北抵隆福寺。借用后来我才知道的一副长联中的一句，当时我的感觉真可谓“喜茫茫空阔无边”。这空阔，空得毫无头绪，不知从哪里说起，那就先从我住的地方一点点道开来吧。
多福巷，这条胡同和临近的大豆腐巷当年是北京一处猪肉集散地。虽然不远处有一条以猪命名的大街---猪市大街，此地应该是北京曾经热闹的猪肉交易市场，但我没看到在那条大街上有大张旗鼓买卖猪肉的现象，不知何时这种交易转移到多福巷和大豆腐巷里来了，以至这两条街的路面总是油渍渍的，空气里常充斥着骚臭气味，狗儿横行。然而，居住于此的人似乎都很平和，不像如今的人动不动就让媒体“曝光”。至于京剧名角马连良，从多福巷的寓所搬迁出去，是否与环境有关，不得而知。反正我，对胡同的状况没觉得有什么异样。 （现在的多福巷） 巷内7号，就是我家。那是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家属宿舍，一个典型三进四合院。最早的住户大约有八户，分别是一进门东偏房的王显、南房东的邵荣芬、南房西的任先生（忘了名字）、东厢房的郑奠、西厢房的李荣、正房东的孙德宣（傅懋勣先生在孙先生搬来前住过几个月）、正房西的管燮初和最后一进后罩房的我家。门房是一位重听的王大爷，我们都叫他老王，他住在一进门西屋的传达室，守着一部电话，号码是5局3866，除了大声传达“某某先生接电话”、收发不多的信件并按时开关大门外，似乎清闲得很。 （多福巷7号院落及1952年-1956年住家示意图） 一堵有月亮门的花墙，将我们的院子和外院隔开，花墙外是一棵高大的丁香树。每当春季满树紫花，整个院子都能闻到花香。从月亮门进去，就是我们家狭长的院子。院子左边靠前屋后墙，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长得高而瘦，每到秋天，红枣高悬；另一棵虽然也是枣树，但矮而瘦，印象里只开花而无果。还有一排不高的柏树，临窗伫立。我家的四间平房坐北朝南，嵌在雕花木格中的窗玻璃又大又亮。在房间进门的右手边，蹲着高约一米半，长宽各约半米，中间有一方孔的汉白玉石墩子。据说，这院子原来是清王朝的一个贝子府，大石墩子显然是用来插旗杆，以表明其显赫身份的。当时我就感到有点蹊跷，要标榜这是贝子府，那旗杆一定是要树在院子的大门外，蹲在深宅大院的最后一进向谁显耀？刚好听了孙敬修老师广播里讲西游记的故事，马上联想到我家门口那奇怪的石墩子。孙猴子被二郎神追急了，变成一座庙，尾巴没地方放，就变成一根旗杆树在庙的后面，结果旗杆反常的样子被二郎神识破……这石墩子说不定就是孙猴子尾巴上一根毫毛变的，大圣再变回猴子时，忘记收回，因而还在屋子的后院。从此这石墩子在我眼中不仅神秘而且神圣，因为孙大圣是我心中的英雄偶像。

（多福巷7号和到这个大院来玩的孩子们在后院的花墙前，摄于上世纪50年代初，南面未长树叶的一棵枣树影子，映在我家窗子下方的壁上。最后一排左为管贯一，右为笔者；中排左起何小威、周仲炎、管静籁、管静芳、何蔚琅；前排左起管弦一、何小伯、任星荪。） （这张多福巷7号我家院子的照片大约拍摄于1953年春天，可以看到助我爬上房顶那道花墙，右边两棵枣树，花墙和月亮门后面那棵丁香树，左面小朋友挨着的就是那插旗杆的大石墩子。）
而那花墙是我爬上房顶极好的“天梯”。借助花墙上的十字型空砖洞，手脚并用只几下，我就能爬上房顶。我常骑在四合院正厅的鱼脊梁上，极目四望，远近的建筑历历在目。南面灰扑扑的，都是平房的屋顶，远处唯一稍高一点的两层灰楼，那是我的小学—报房胡同小学；西面依然是灰色的平房屋顶，梢远那四层的红色建筑，是我们家刚到北京时的落脚地—北大红楼；再望过去，高高的景山绿葱葱，巍峨的故宫黄灿灿；东面，还是灰色的屋顶，稍微偏北，赫然几点绚丽的色彩，那是四座三间三楼四柱古香古色的东四牌楼；而北面，越过几波灰屋顶，一座大庙黄色的琉璃瓦在阳光下格外耀眼，我童年的乐园—隆福寺就在眼前。抬头，天瓦蓝瓦蓝的，偶有白云几朵。而一只老鹰高高徘徊在蓝天和白云之间，翅膀一动不动，它是在“关心”前院孙德宣先生家养的几只小鸡吗？远处房顶上有人举着小旗不停地晃动，一群白色的哨鸽听从指挥在低空盘旋，扯出悠长的哨声，时高时低、似无还有。鸽哨的声音是任何管乐都无法模仿出来的，至少在我心灵中，少年时代在屋顶听到的那种声音是绝响，美妙的绝响，啊，连晚上叫卖“铁蚕豆”的吆喝也是绝响。尽管我后来在富丽堂皇的东安市场“小吃街”听到过“吆喝王”类似的叫卖声，但完全没有我儿时的意境，激不起心弦的共鸣。

（多福巷7号我家门前排排坐着的小朋友，时间大约是1955年初。右一为笔者，那位戴眼镜的年轻人叫张炳祥，是隆福寺医院化验室的一位大夫，因给院内的小朋友化过验而结识，成为院内常来的客人，后面隔窗笑着看我们拍照的是我的大舅妈。左边靠墙能看到堆着的几摞蜂窝煤。记得那时家里只有一个蜂窝炉，平日好说，一到周末就会来许多亲戚。很难想象，当时就那一个小炉子是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做出让十多个人享用的饭菜的？我家现在有大功率电炉，有四个火力不等的灶圈，外面还有天然气炉，两个炉台。要是来几个客人，全部炉子工作，都忙得一塌糊涂。那时的慢生活，真的是慢得有条有理。） （20世纪50年代初期多福巷附近地图） 每天早上上学，我都是出门往东，在第一个丁字路口右拐，沿大豆腐巷往南，遇第二个十字路口再右拐，顺报房胡同往西，走不到百步就是学校。而下学我走的路线往往和上学时的不同。我出校门会往西走，快到报房胡同西口时拐入一座北朝南的“大庙”，穿过大庙，从后门出来就是多福巷的西口内。那时大庙后门旁边有一家私人饼干作坊，不时从作坊里飘出烘饼干诱人的香甜气味。偶尔那饼干作坊也卖点不成型及破碎的饼干，很便宜。
大庙的后门正对着一座小院，那小院门面南，门牌是16号，门口常停靠着一辆黑色的小汽车，那是多福巷唯一有小汽车的住户，昭示出院内主人不凡的身份。曾有一次，见一位圆脸很有点富态相的婆婆从门内走了出来，她用手上拿着的书啪啪地掸掸衣服，拉开小汽车的后门，钻进去，车身上下晃动几下，启动，很快就出胡同，左拐南去，不见了踪影，真神气！我知道那小院是丁玲的家，那位婆婆一定就是刚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大作家丁玲了，我想。
最近看到一本蒋祖林、李灵源合著的回忆录《我的母亲丁玲》，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提到：“多福巷16号是一家典型的方方正正的住家四合院，是公家的房子。妈妈1951年春天从东总部胡同22号中国文联宿舍搬来这里。北屋西边一间是妈妈的书房，另两间打通为一间是客厅。西厢是卧室。东厢的三间中，有两间打通为一大间是餐厅，房内放了一套沙发，也可以作客厅用，另一间空着......”由此证实我儿时看到从多福巷16号出来的婆婆一定是丁玲了。
1958年筹建老华侨大厦时，多福巷西口靠北的房院全都被拆光，当然丁玲曾住的小院也拆得全无踪影，年前被打成右派的丁玲已经“下放”到黑龙江垦区，此状何止是“人去楼空”这几个字能承载得了的？ （这是多福巷西口，左边灰墙所围的位置就是丁玲家的旧址） 回过头来还是说说那座大庙吧。“大庙”的确切名字直到最近找到一张老北京的地图，看过后才知道它叫法华寺。据我所知北京还有几座也叫法华寺的庙宇，可我都没有去过。而位于报房胡同西和多福巷西之间俗称大庙的法华寺，我无数次造访。那时的大庙虽然早已没有了香火，偏殿和下屋住满了人，连进门的过道偏房也改造成了民居。记得我班里一位同学的姐姐结婚时的新房就在那儿。大红的喜字贴在庙门上，可见移风易俗之彻底。大庙里几座大殿巍然、殿前石碑石塔排列有序、殿基石雕雕刻精美，院内几株古树树皮粗糙而枝叶还算繁茂。大殿的门都是锁着的，我曾趴门缝望殿内，黑黢黢的堆满了不知什么东西。大庙占地面积不小，是我们捉迷藏，追逐嬉闹的天地。大殿前光滑平坦的汉白玉地面，是我们拍洋画的最佳场所，而砖头缝里藏着的蛐蛐，也是吸引我常到此处搜寻的原因。
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个名人袁世凯—袁大头，可是我们谁都不知道这个袁大头也曾在我们嬉闹的地方，在我们拍洋画的石路上度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会见袁世凯”是影响中国近代史的重大事件。多数学者认为谭嗣同夜访的法华寺是崇文区法华寺街的那座。然而也有史家引经据典、旁求博考认为，谭嗣同夜访的法华寺就是这座大庙，当然这也是我长大以后才知道的。如今大庙早已经被民宅彻底吞没，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我希望那段历史不要随建筑物的消失而被时光吞没或被记忆错置。

（大庙，也就是法华寺如今只剩下这么一个石碑的上半部了） 大庙固然不错，但不够热闹，留在记忆中的影像远不及隆福寺的丰富、深刻和精彩。我在多福巷住了大约4年，我最常逛的地方就是隆福寺和隆福寺街那一带。从家到隆福寺，最近的路是走通一条叫小羊市的狭窄胡同，再横穿过猪市大街，隆福寺前街，即过去的神道就在眼前。在前街入口西面，有一家卖鸟和鸟具的小店，各种鸟儿叫得欢实，闭着眼睛，一听鸟声叽叽喳喳，就知道前面是隆福寺了。这鸟家的店主姓张，他的一个儿子和我是同班同学，张同学下学就帮着父亲料理生意，我很少在此停留，总是快步走完百余米的神道，进山门，一头钻进隆福寺。 从网络上，人们不难找到关于隆福寺的历史、建筑还有它的沿革与变迁的资料，因此我在这里也不必东拼西凑些“牙慧”以自诩博学。但刘心武先生的小说《四牌楼》中，有关隆福寺的文字，恰恰是我当时眼中的隆福寺，我把他的描述抄下几段，因为那原汁原味的描写正对了我的胃口。
刘先生是这样写的：“我童年时代每日穿行其间时，它大体仍是完整的，几进殿堂和最后面的藏经楼仍巍然屹立，里面的佛像壁画壁雕等都并未损坏，也仍有几位喇嘛居住在里面，看管庙产。不过，那时的隆福寺已无香火，殿堂都锁起门不对游人开放，如织的游人之所以寻访到那里，是因为那里有庙会。”
他又说：“那庙会的摊档，是在殿堂两边的通道上蛇形排开，在各座殿堂之间，也分布着一些；无论冬夏，摊档大都以自制的布伞布篷或布棚作为遮挡，有的小，有的大，最大的摊档像是一家颇具规模的商店。那些摊档卖什么的都有，比如有卖估衣的，卖针头线脑的，卖绢花的，卖猪胰子球(当时的一种球状香皂)的，卖香袋的(缝成粽子形、菱角形、蝙蝠形或其他种种形状，里面是天然植物、矿物研成配制的有香味的粉末)。记得有个很大的摊子是专卖各种梳子的，从梳齿粗大得像火柴棍的大梳子到梳齿密得只间隔个头发丝的小篦子，木头的，骨头的，贱的，贵的(最贵的是用犀牛角制作的)，都有。摊档中摆着一只真物大小的木雕猴，漆成金色，蹲踞着手里捧着个金元宝。据说那是该梳子摊的商标，“金猴为记”，很有名的……这些摊档，还都不是吸引我的所在；吸引我的，有三种：一种是卖吃食的摊子，一种是卖玩具的摊子，还有一种是变戏法拉洋片练把式一类好看好玩的摊子。”

刘先生写的是小说，可我认为上面隆福寺的描述是写实。那寺庙是我熟悉的，那庙会是我逛过的。我也曾从卖梳子的摊位前，从卖猪胰子和卖香包的摊位前走过，但我与张乐平先生的漫画《三毛从军记》中的三毛一样，对梳子和香皂不感兴趣，自然不知道还有犀牛角梳子和用猪胰脏制的肥皂，而香包倒顽固地在记忆中散发着香味。可能我逛隆福寺的路线有别于小说中的人物蒋盈海，我是从前面进入隆福寺，而小蒋是从后门进，我们的注意力不尽相同，山门附近就足够让我驻步不前了。

（上世纪50年代初，隆福寺的匾额换成了由董必武题写的“东西人民市场”。） （从山门正面看隆福寺，也就是后来的东西人民市场） 那时隆福寺似乎没有什么人来进香，连山门上的匾额都改换为由董必武题写的“东四人民市场”了。进山门，中间巍峨的大殿还在，但大殿的两侧由南向北建了两座如大仓库似的建筑，宽各约20米而长则有百米。这“大仓库”里有如蜂窝似的摊位，大约分六趟南北一字排开。东面的那座里面都是卖杂物、古玩、旧货的摊位；西面那座里面的摊位大多是卖衣服、布匹、针头线脑、锅碗瓢盆之类的。我极少光顾西面的市场，而东面的市场几乎每来必逛。这个“逛”字极妙，不在于买，而在于看。
我常在古玩摊位前看，看顾客拿起一个小宣德炉与店老板辩论真伪的架势、看店老板气得满面通红的样子、看顾客不动声色手把炉子不放的神态，真的是十分有趣。
我走到一旧货摊前，一下子被一台显微镜给吸引得走不动路了。自然课正在讲细菌，只见到书上细菌的图案，学校都没有显微镜，我多想亲眼看看细菌长得是什么样子。于是我斗胆问老板，这台显微镜多少钱？老板不说话，张开手掌在我面前一晃，“什么，5万？（相当于现在的5元）”摸摸口袋，充其量只有500元，我愣愣地望着显微镜好久，失望地离去。
（隆福寺大棚内的商场，这应该是西面大棚的内部，时间应该就是上世纪50年代。） 这是什么？我一看，在另一旧货摊上放着一块U型的吸铁石，和隆福寺街上常年蹲坐在路边修鞋的老大爷的吸铁石一模一样。修鞋大爷常用他的吸铁石吸起掉在地上的钉子，太神奇了，要是我有一块这样的吸铁石该多好。于是我拿起摊位上的吸铁石，举到胸前碰了一下我的小学校徽，校徽居然没被它吸住，怪了？摊主走过来，把吸铁石从我手中夺走说：“您傻帽了吧？它不吸铜！”原来校徽是铜的，挺好的，今天没白来，知道吸铁石只吸铁。
就这样，我不能说天天来这里逛，可每个礼拜都会来，那是一点也都不夸张的。想了想，逛了好几年，在这“人民市场”我自己单独买过什么东西吗？我一点也想不起来。
隆福寺山门的东面，一溜儿摊位都是买花儿、卖花肥和花籽的。我常从那一排摊位前走过，花的香和马掌肥以及其它花肥的臭与西面卖灌肠摊位飘来的大油味奇妙地混合在一起，让站在榆树上发呆的乌鸦们闻之更呆。很奇怪，我在卖花的摊位前很少停留，而常停在卖花籽的那个摊位前。卖花籽的摊位上摆满了一个个的小方盒子，小盒子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花籽，总有八九十种，盒子里的种子都很小；靠后的铺面上，则码放着一排装满颗粒较大如芸豆、花生还有摸样怪异不知是什么种子的口袋，所以严格说，那是卖种子的摊位。
我从来没有照顾过卖种子的老板（我怎么会去买种子呢？我口袋里的钱根本轮不上在这里消费），而那短白胡子老板也从不指望我这个小毛孩会掏钱买他的货。对我的到来，似不存在，要嘛，他就揣着手闭目养神，要嘛，就站起身笑脸招呼有意买种子的客人。短白胡子看我总在他的摊位前晃悠，有一天终于对我喊了一句：“喂，说你呢，小孩儿，一边玩去！”我颇有点生气，心想：“看看又怎么啦？”
那时我天天听连阔如在电台里说评书《三国演义》，特上瘾，很佩服诸葛亮的“计上心头”。此刻，我也突然心生一计，看我如何不花钱就当着老板的面取走花籽。于是我到寺里绕了个圈儿，当我又快走到那种子摊位前面时，我把食指放到嘴里，蘸点唾液，背着手走过去。然后站在摊位前，伸出有口水的指头到一个木盒里搅一搅，问老板：“这是牡丹花籽吗？”短白胡子没好气：“你这孩子啥也不懂，什么牡丹花籽，那是鸡冠花籽！”我啊一声，把手缩回放到衣兜里，手指一搓，那蘸在食指上的鸡冠花籽就落在口袋里。老板瞪着眼睛望着我，楞没看出他的鸡冠花籽有些已经进入我的兜里。我忙捂住快要笑出声的嘴，赶快离开种子摊位。如法炮制，后来我又从那里蘸了几种花籽，而老板始终不知我搞些什么名堂。再后来，我想那老板没招我惹我，也是小本生意，何必搞这种恶作剧？况且我蘸进口袋里的那几种花籽，我也没有种到土里，让它们开花给人看，都让我抖落掉了，或者忘在口袋里，洗衣服给洗掉了。良心苏醒，打住不干了。但我依旧常从那花籽摊位走过，带着歉意望着短白胡子，他依旧揣着手闭眼养神，依旧笑着站起照顾来买种子的客人，他的眼里呢，依旧没我。
我到隆福寺和隆福寺街玩，多是我独自一人或和我的同学一起。如果我父亲带我前往，十之八九是要去一个叫“修綆堂”的旧书店,书店在街东路南。书店的老板和我父亲很有交情，我们一进书店，老板即迎上前来，让座、递茶，取几本旧书让父亲过目。父亲与老板交谈，我就到处翻书看。对古香古色的线装书我毫无兴趣，好在架子上也有些连环画书,让我可以不用花一分钱就能看个够，比在街边坐小板凳租书看好多了。一次，在书店发现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的一套小人书，高兴得很，就坐在椅子上低头看。正看得来劲，父亲要走，让我把书放回去。老板走过来，看我捧书依依不舍的样子，就笑对我道：“少爷要是喜欢，这几本小人书我就送您啦。”父亲连忙对老板说：“那怎么可以！”掏钱为我把书卖了下来。而那以后，我随父亲去书店，就再也不去看小人书，只是妆模作样翻那些看不懂的古书，而老板依旧称我为“少爷”，让我听得如芒刺在背,不知所措。
（修綆堂书店的照片没找到，但发现一张隆福寺别家的书店，门面也差不多） （这家隆福寺小街上的中国书店应该就是修綆堂的旧址） （一张修綆堂书店助廉孙先生的名片，书店的地址北平隆福寺街153号，可见此名片是1949年前印制的） 到修綆堂里看书，倒不如是在那里陪我父亲选择他要买的古本或旧书。书店里仅有的小人书虽然不花钱就可以随便看，毕竟只那么十来本，都被我看完了。我在店里呆得实在难受，父亲也看出来我在里面“磨皮擦痒”的难受劲儿，于是每每会塞给我一些零钱，说：“自己到外面看小人书去吧。”我接过钱像飞出笼子的小鸟般冲出店门，立马来到小人书摊，找出一本小人书，递给摊主100元（现在的一分钱），就坐在摊前的小板凳上翻看起来。
那时在隆福寺街上有好多租看小人书的摊位，不过布局大同小异。书都码放在轻便的书架上，远看如许多“九宫格”再拼到一起那般，花花绿绿的，摊主端坐一旁，眼扫六合，摊前是一溜的小板凳。最新出版的小人书码放在书架的最上面，而在不起眼的地方杂乱堆着一些很脏很旧的小人书。新出版的小人书都画得十分讲究，内容大多以土地改革、爱国增产、抗美援朝、婚姻法等国家大事为题材，如《小二黑结婚》、《传单》、《鸡毛信》等。一些古典名著、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的古典题材小人书也以质优而受到我等小孩子们的热捧，如系列连环画《三国演义》、《水浒》等，这些都是我的钟爱。在众多的连环画中我最钟爱徐燕孙的作品，如《三打祝家庄》、《火烧赤壁》、《古城会》等，运笔“工者如春蚕吐丝，写意如风卷层浪”，精妙至极，叹为观止！至于那些藏在下面不太见阳光的小人书，内容多是解放前出版的，画的质量参差不齐，大多画得粗劣，与解放后出版的小人书不在一个档次，但还是有一些小读者闻讯从很远的地方跑来借阅，神神秘秘地低头翻看。我有时好奇也曾蹭过来过去瞜一眼，不过是《火烧红莲寺》、《三侠五义》以及《小五义》等武侠类的小人书，对此类书我一向不感冒，是从不借来看的，真不知那些小朋友为什么看得津津有味？ （小人书摊。照片未必摄于隆福寺小街，但当年的小人书摊大致就是这个样子） （ 隆福寺内卖杂货的摊位） （隆福寺内，摄于上世纪初） 从多福巷往隆福寺方向走还有另外稍微远一点的路，就是出家门往东，到大豆腐巷，往北面拐，过猪市大街，穿过极窄的一条叫做孙家坑的小胡同，也能到隆福寺街。我到蟾宫电影院看电影就一定要走这条路，因为“蟾宫”就在孙家坑胡同和隆福寺街交口处西面。
隆福寺街不长，但街内却有四家剧场和影院。其中有一家“东四剧场”，在隆福寺东面东廊下的胡同深处，经常演出一些评剧、京剧和话剧，也不时举办点文艺、曲艺演出。有一年六一儿童节，我去这家剧场看文艺演出，恰好坐在当时著名的儿童教育家、讲故事专家孙敬修老师的后面。孙老师在电台里播讲《西游记》，讲得极其生动，猪八戒馋虫上来时，馋得咽吐沫的声音模仿得惟妙惟肖，我听得如醉如痴。但孙老师我只闻其声，从未见到过他本人，因而当我见到他，特别高兴，就在他后面说：“孙老师好！”孙老师转过头来笑着对我说：“你好呀，小朋友！”还问了我在哪个学校上学、几年级了。那亲切、和蔼、感人的声音与我在电台里听到的完全一样。
因为东四剧场不在隆福寺街上，逛隆福寺街无法直接看到，名气不大，不知道现在这家剧院是否还在？另外三家都坐落于隆福寺街的北面，从东向西依次为明星电影院、东四工人文化宫，以及蟾宫电影院。东四工人文化宫的外形独特，圆弧形的屋顶，下面是三个倒U字型的拱门，标新立异于隆福寺街四方平直的老房子之间，有点别扭，我似乎没在文化宫看过什么演出，或者看过也记不得了。如今文化宫更名为“东宫影剧院”，虽然翻新了，然门面依旧。那个名字“东宫”我看得很不爽，让我立马想到曾经的皇太子的居所“东宫”，以及在那里面上演的一出出篡夺皇权搞阴谋诡计的场面，不知谁人偏要将好端端的“工人文化宫”那很有时代特点的大众娱乐场所更名命名为这等散发着封建腐朽余臭名称的？ （当年的东四工人文化宫） （如今“东四工人文化宫”更名为“东宫影剧院”） （长虹电影院，原来叫蟾宫电影院） （一张蟾宫电影院的优待证，未标年代，都是繁体字，因而估计不会超过1955年） “蟾宫”是离家最近，也是离学校最近的电影院。虽然不远处隆福寺街东口的明星电影院，与蟾宫上映的电影基本同期，但我更喜欢到蟾宫看电影，近是原因之一，另外就是电影院中的小卖部卖一种包装很别致、漂亮，非常好吃的葡萄干，而这种包装的葡萄干似乎在市面上，在别家电影院都找不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葡萄干是装在与火柴盒差不多大小的纸盒子里，盒子底色全红，上面印着一位笑眯眯的女孩，双手放在一篮葡萄上，背面是一轮放射着不等光芒的金黄色大太阳，没有中国字，弯弯曲曲皆我不认识的洋文。葡萄干真是好吃，也不贵，记得是1000元一盒（一角钱）。每次看电影，妈妈都要为我和妹妹一人买一包，一面看电影，一面慢慢吃又甜又香的葡萄干，那味道你吃过就忘不了。然而好景不长，吃了不多几次“笑眯眯”葡萄干，突然就断了货，从此再也没在国内见到过“笑眯眯”。
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到美国，一次逛超市，突然发现多年前在蟾宫吃过的，包装一模一样的葡萄干，只不过那“笑眯眯”的女孩变苗条，背后的金黄色太阳放射出的光芒短而均匀了。而我也认出了葡萄干的牌子叫“阳光少女”（SUN-MAID），原来这是产于美国加州著名品牌的葡萄干。我连忙买了一盒，一尝，嗯，就是儿时的那个味道！我想，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关系恶化的那个年代，这种美国食品居然还能在蟾宫买到几次，也真的是不可思议。 （“阳光少女”牌葡萄干，大图是我当年在蟾宫电影院买到的葡萄干包装盒上的“阳光少女”图案，小图是现在“阳光少女”牌葡萄干盒子的包装。） “蟾宫电影院”的名字不知何时更名为“长虹电影院”了，其实“蟾宫”这名字挺雅的。当然“蟾宫”更名为“长虹”，大约是谐音，让我等老人依稀从“弦声”振动间还能听到到点“余音”，这也是好的。

我在“蟾宫”我看过不少电影，有时是和家里人一起，有时是学校组织的包场。如果学校包场，我们只需交500元，比自己买票要便宜一半，可班里还是有不少同学不去看。倒不是他们不想看，是他们的父母拿不出多余的钱给孩子消费。要知道，那时的500元，也就是现在的5分钱，能买一斤酱圪塔或者半斤玉米面。虽然那时学校的学杂费极低，但还是有交不起钱而辍学的同学。

记得五年级时，我们班里一位学习成绩很好姓王的女同学突然退学了，同学们问班主任怎么回事，老师说，她母亲生小弟弟，没人照顾。其后，有一次我们包场到“蟾宫”看苏联电影《黑孩子马克西姆卡》。看完电影，我就到电影院对面的小吃店买冰棍，而站在冰柜后的售货员居然是刚退学的那位王姓同学！面对面我们都有点尴尬。她比在学校更瘦了，一脸菜色，我问她：“听说你回家带小弟弟，不来上学了，怎么在这里？”她叹了口气说：“哪儿呀！我爸没了，妈身体不好，我没办法，只能退学，在我爸原来的单位卖冰棍。”我无言，她才十一、二岁呀。她问了我和她要好几位同学的情况，知道我刚看完电影，她又叹了口气说：“我成天守在电影院门口，可我从来没看过一场电影。哎，其实看不看电影没事，我要有钱，还是得上学，我特想回学校。”我无言！
当我拿着她递给我的冰棍时，我觉得电影中的黑孩子的经历虽然很悲惨，但那是电影，不是现实。而眼前的王同学，小小的年纪就要担起沉重的养家糊口包袱。我可以上学、看电影，还有零钱买零食，和她相比，仿佛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我迈出点门后，吃着那奶油冰棍，觉得索然寡味。那以后，我无数次经过小吃点，但我再没有进去过一次。我透过玻璃窗，总会看到王同学站在柜台后的身影，不知道她是否瞥到我从门前走过？

（这个小吃店就是王同学工作的地方） 我们家从多福巷搬到中关村后，我就很少再来隆福寺逛。十多年后，有一天我路过那里，电影院还在，那对面的小吃店居然也还在。我在店外站立片刻，还是推门进去了，见冰柜后一位满面红光的女售货员正和她旁边的另一位售货员聊天，见我进来也没有停止聊她的孩子。我一进门就认出了“满面红光”者就是小学那位中途辍学的王同学，虽然她的脸色由“菜色”变成了“红色”。我对她说：“买根冰棍，奶油的。”她接过我的钱，取出一支冰棍，关柜门，啪，把冰棍拍在冰柜上，继续她的聊天，根本没转头看我一眼。原本我还想和她寒暄几句，可我拿起冰棍，再无此雅兴。离开小店，我慢慢吃着奶油味很浓的冰棍，笑了。
我的小学同学，很多都和王同学那样，是生活在社会底层人家的孩子。他们都住在附近的胡同里，我常去一些同学家玩，他们的住房都很简陋，他们的长辈干啥的都有，如修自行车的、卖猪下水的、卖虎皮鹦鹉八哥的，也有给人号脉、算命和代写书信的。他们过着简单甚至贫寒的日子，和其他地段的老北京人一样，他们随遇而安、讲面子、重礼数，让我体会最深的是他们能在平淡的生活中自得其乐。

在贫乏的文化生活中，听电台里的评书是当时是一大享受。我也受感染，有那么一段日子，下了学我就到猪市大街和孙家坑胡同路口东侧的一家茶庄外去听连阔如说的评书《三国》。
这家叫做“汪元昌”的茶庄生意很好，至于茶庄内卖什么茶我是不清楚的，只是在门口听推门入内穿着并不讲究的人高声叫道：“老板，来一两高末儿。”才知道，虽然茶庄高雅，但也卖最便宜的茶叶末，供普通老百姓享用。

（“汪元昌茶庄”的照片没有找到，倒是看到一个“汪元昌茶庄”的茶叶罐）

那时收音机还很稀罕，我家也没有，好像我们院子里的人家都没有。而汪元昌茶庄很会做生意，买茶喝茶的，可以进屋坐在雅座听评书，还特意拉出一个大喇叭，挂在窗口外，让不买茶喝茶的人也能停下，坐在台阶上听，这叫和气生财。
连阔如的评书说得真叫一个绝，让我听得如醉如痴。尿憋极了，我也强忍着一动不动，一句不落地听，直到休息放广告时，才急忙跑到隆福寺的公共厕所，解决后狂奔回来，坐下继续听。老连一拍案，说到最精彩处，就会来一句：“请听下回分解”，所有的人都用手拍着膝盖，大声叫道：“哎呀，这是怎么说的！”一面说一面站起，然后一哄而散。于是第二天，由不得你不过来，再次坐满茶庄前的台阶。
记得有一天，刮大风。风携带大量的沙尘，落在灰屋顶和黑色的胡同地面上，天地皆黄。风从胡同口呼啸着吹来，扫走地面刚刚覆盖上的黄沙，又铺上了一层新的。其实那就是沙尘暴，可当时还没有这个名词。学校放学了，我背着书包，一只手不断揉着眼睛，另一只手捂着鼻子，顶着风沙往北走。我和往日那样，提前坐在茶庄门口的台阶上，准备听茶庄收音机播放那吊胃口的“下回分解”。
那天虽然风沙吓人，但台阶上还是坐满了和我一样等着听评书的人，有老有少。有天天来听，我熟悉的人，也有我不熟悉，如蹬三轮路过歇脚的，一个个皆灰头土脸。广播正在播“爱尔染料”的广告，广告一播完，连阔如就会咳嗽一声出场。可今天奇怪，连播了几遍广告，都没有听到连阔如出场清嗓子，气氛有点不大对头。
正当大家纳闷而交头接耳之时，突然收音机播出低沉而悲壮的哀乐。坐在台阶上的人们一下噤若寒蝉，都明白，那位苏联老大哥去世了，因为昨天和今天早上都有他患脑溢血的报道，这本来就是凶多吉少的事。哀乐低旋，大家仿佛被天上无形的手提着，一个个都慢慢站了起来。哀乐结束，开始播报讣告。我身旁那人突地失声大哭，转头看，是位中年汉子，他的眼泪从眼睛里淌下来，泪水在黄尘扑面的脸上冲出两道清亮。风夹着沙继续狂烈地在上空呼啸，他脸上的两行泪痕立刻又糊上黄沙，很像雨后蚯蚓爬行在地下，让地表面微微隆起的样子。听书的人都默默离去，隐身于风沙中，猪市大街一片昏黄，对面的房屋都看不清楚了．．．．．．
那是1953年的3月6日的下午（斯大林是3月5日逝世的）。几天后，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极其隆重的追悼大会。开大会的那天，学校停课，我跑到东四牌楼北面，隆福寺街口的一家新华书店门外，看着赶往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活动群众急匆匆流过。那队伍仿佛是一条灰蓝色流动的河水，滚着黄烟，无声无息向南淌去，那阵势，真的无法确切形容。这辈子，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如此奇特的“河水”。
不管发生什么事，日子该怎么过还得怎么过，我们该上学还得上学，我还是总到隆福寺附近玩。
春去夏来，一天，我下学后还是习惯地走到茶庄前，见台阶上没人坐，才想起昨天已经“三分归一统”了，于是百无聊赖的我沿着猪市大街往西，想去找陈昆同学玩。

我儿时有几个要好的玩伴，除了同院子的管行一和管贯一外，还有小学的二个同班同学陈昆和穆景焜，因名字中都有“昆”字，因而号称“三昆”。

陈昆家住在一家补习学校的后院，补校全称为“朝阳补习学校”（位于如今民航总局大楼那个位置），“补校”里的学生的年龄都比我大，我想这个“补校”大约是为没考上大学的学生而办的。或许是方便补校的学生吃饭，学校前面有一个买炸酱面的简易摊位，一顶支起的苇棚下有一张原木长桌，两条长凳。好像是夫妻店，两口子就当着顾客的擀面、煮面、切黄瓜丝，还挺忙活。我走到摊位前，刚要转身进学校大门，就听马路边吱的煞车声，一看，是一辆三轮车停了下来。车夫从车上跨下，腾腾走向面摊，扯下搭在肩上的毛巾，边走边擦头上的汗，叫道：“老板，来二斤炸酱面，快！”我一听，吓一跳，二斤！炸酱面！
好家伙，能吃得了吗？我好奇，站在一旁，竟然忘了来这里的目的。老板看生意来了，笑得合不上嘴，连忙说：“好啦您呢（发‘耐’的音），您坐，就得！”三轮车夫坐下，问老板要了一头蒜，把一只脚蹬在长凳上，斜坐着细心地剥蒜。这是一位壮汉，和许多当时的劳动者一样，穿着一件无领也无袖的白褂子，胸前那两片和背上那一片用白色的布条相连，敞开着怀，露出健壮的胸肌。不一会儿，面做好啦，老板一字在三轮车夫的桌前排开四只大碗，碗里绿色的黄瓜丝、白菜丝和深棕色近于黑色的炸酱把面条盖住，透过菜码儿，面条冒着热气。只见那汉子抓过一双筷子，挑起一只碗里的面搅了几下，张开大嘴，一嘬，半碗面就进了嘴，又见他丢进嘴里一瓣蒜，嚼了几下，嘴一闭，喉咙一鼓，面就下肚了。两三分钟的功夫，第一只碗里空空如也。随后，他拖过来第二只碗，一瓣蒜一口面，风卷残云，面条很快被消灭。第三只和第四只碗里的面，他的吃速稍微慢了些，然仍颇有余勇，没过多久，最后的一只碗中的面也一扫而空。在我看得目瞪口呆之际，他又问老板要了碗面汤，这叫原汤化原食，他打着饱嗝喝汤。喝完，把钱拍桌上，用毛巾擦了把汗，起身站起对老板说了声：“回见！您呢！”，摇晃着膀子，蹬上车走了。
如今,每当我吃炸酱面时，都会想到当年在隆福寺附近，一气吃了二斤炸酱面的那位车夫的样子。而且我也一定要剥几瓣蒜就面。很奇怪，如果没有蒜就着炸酱面，那面的味道满不是那么回事。“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然也！
现在，那炸酱面的摊位早就没有了，隆福寺内原有的殿、报房胡同的大庙、“修綆堂”、我听《三国》的茶庄、我住过的四合院（为了盖冶金部的办公楼，将这个典型的四合院给拆了！）、小学的小楼都已经湮灭在时空中。
我偶尔也会再到那里走一走，看一看，儿时的许多往事会随着我的步履而像电影的蒙太奇样一跳一跳映在我的脑海里。
哦！那小吃店还在，已经装饰得面目全非，店里卖的全是北京的传统小吃，艾窝窝、驴打滚、豆汁、糖耳朵什么的。服务员甚多，皆青中年，相信可能当了奶奶的王同学不会在他们中间了，况且这里也没有卖冰棍的柜台。

（王同学还在小吃店卖冰棍吗？） 啊！“蟾宫电影院”，对，现在应该叫“长虹电影院”，中国人很喜欢与时俱进，名字也是一样的，喜欢改为时髦。电影院正在上映美国大片《胜利大逃亡》，很想进去看看里面的小卖部是否重新进口了“阳光少女”牌葡萄干，想了想，大约不会的，如今与时俱进，一定也是在卖爆米花和可乐了......
啊，这是隆福寺山门的旧址吗？一点当年的模样都找不到了。在东四人民市场的基础上盖起了一座隆福大厦。据说大厦里安装了当时还是稀罕物的电动扶梯，内部装潢也是现代化了。可谁又料到，1993年的一场大火把隆福大厦烧了个精光。更想不到的是，大火不但烧掉了大厦，似乎也烧掉了隆福寺地区的人气儿。我站在想象中原来的山门位置，望着那个儿时最爱逛的那个地界，不禁感慨万千。
啊，隆福寺街还是那么长，两边的店铺还是那么密集，人流稀稀拉拉并不太多，然而花花绿绿的，不复有灰蓝的色彩。小人书摊没有了、路边打鼓卖芸豆糕的没有了、卖小金鱼的卖蝈蝈的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记忆犹存，一切儿时的身边之物都没有了。高亢、醇厚、洪亮“铁蚕豆”的吆喝声、蓝色天空时高时低鸽子的哨声、叽叽喳喳小鸟的叫声，统统淹没于工地施工时巨大的噪音之中，一切的过去都将被时代的浪潮淘得干干净净。
但是，不！闻，什么味？炸灌肠的油烟味，一个极小的灌肠小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它顽强地窝在原地，尽管门面变了、尽管价格高了百倍，然而依旧！那时我儿时最爱吃的炸灌肠，我连忙开门走了进去…… （据说“丰年灌肠“从隆福寺小街搬走了，在何处？） （儿时最爱吃的小吃灌肠） 附： （隆福寺的精美藻井） 隆福寺大殿内的藻井，据说是中国最漂亮的藻井。在拆大殿时，曾用刀砍斧劈，木硬如钢，纹丝不动，只好整体拆了下来，完整保存在北京某地，但连刘心武先生都不知道在何处。不妨到北京古建筑博物馆看看，没准在那里呢。 （隆福寺精美藻井的老照片，下面的佛像及装饰皆无存！） （隆福寺内卖冷饮的摊位） （隆福寺山门，摄于上世纪初） （隆福寺内的小吃摊位） （隆福寺内，摄于上世纪初） 早年在隆福寺内搭台的的戏班 （摄于隆福寺的神道的南口，南口路西就是卖鸟和鸟具的店铺。） 早年隆福寺内生意兴隆的市场 隆福寺内耍杂耍的艺人 隆福寺变戏法的小摊位 隆福寺内捏糖人的艺人 隆福寺内卖蝈蝈的生意人在编制蝈蝈笼子 隆福寺内听书的人，说书的在哪里？ 隆福寺内卖艺的女艺人
注：

1，此美篇内的老照片源于网络，不知何人所摄，一并表示感谢。

2，此美篇的部分文字曾发表于上海的《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