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疫情之初，本单位两位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朋友不幸逝世。一位是我的大学同学，老三届人，77级大学生，享年73岁；另一位是老五届中文系大学生，与我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享年78岁。以现在的人均寿命而言，他们走得还是有点早。因疫情期间无法回去，只能远程悼念。<div><br> 由此联想到多年之前，两位英年早逝的生于40年代的文友，都是老三届。</div><div><br> 一位是田长山，北京大学78级中文系毕业。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初认识田长山的，当时他是陕西日报文艺部主任。在筹备成立陕西省杂文学会期间，和他多有交往。给我的感觉，他是个厚道人，说话朴实，办事牢靠。印象中，他家在农村，家境不是很宽裕。也许是为了尽快改善家境状况，他工作和写作都很拼。在新闻系列正高职称很难评的年代，他早早评上高级编辑（记者），并有《市居乡情》《故土絮语》《随缘集》《幽默与情趣》等多部专著文集出版。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眼见好日子就要来了，他却不幸患上了肺癌，2003年7月不幸去世，享年56岁。</div><div><br> 翻阅旧书时又想起和田长山同龄、曾任西安晚报文艺部负责人的赵发元。当年赵发元还在西安某高校任教时，为筹备编辑一本杂文集我曾和他有过多次交往。感觉他很有才气，且异常勤奋。两三年之间，他就出版了《曲江雨》《闲言碎语》《逝者如斯》等几部散文随笔集。读他的作品，觉得他是个孝子，几乎每本书都有他和母亲在一起的照片。他的母亲也以他为荣。几年后在和一位朋友聊天时，问到赵发元，才知道他已于2001年因病去世，享年仅54岁。</div><div><br> 田长山和赵发元都是出生于1947年，比我小几个月，77年恢复高考后上大学。当年我和田、赵二位的交往，虽不算很亲密，却还愉快，可以算是文友。时光流逝近二十个春秋，脑海里不时闪现出两位故人的音容笑貌，进而心生感慨：人生无常，世事难料；善待自己，感恩生活！</div><div><br> 人生旅途中，同行者渐稀，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如今生于40年代的人，周岁已是72-81，虚岁正值73-84的门槛边上，很敏感的年龄段。这一代的读书人，大致以1945年为界，之前是大学老五届，之后是高中老三届。1966年开始的“特殊年代”，使得老五届不能按时毕业正常参加工作，推迟分配又大多分到偏远地区；高中老三届则不能参加高考上大学，成为下乡或回乡知青。1977年恢复高考，客观上又把大学老五届和部分高中老三届们交叉融合在一起，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仍然是以这一代人为主体。后人若想全面了解这五十年的历史，一定避不开40年代生这一代人。不管是仍然坚守青春时期的理想信念，还是深刻反思心忧天下，这一代人身上注定镌刻着这几十年历史演进的全部基因密码。</div><div><br> 有时让我伤感并觉得危机的是，在我有限的视野中，上一代即1930年代生人，虽已至耄耋之年，可他们大多身体健朗，故去者多是自然衰老，算是善终；下一代即1950年代生人，多为无忧无虑跳广场舞的主力军。相比之下，40年代生的这一代人，大多生活得沉重且脆弱，且英年早逝者不少。我的大学同学中刚毕业不久便有三人去世。分析原因，上一代人在大动荡到来之前，大多已有了稳定的工作和家庭，下一代人在大动荡期间大多还属于“少年不知愁滋味”的蒙童，较少受到身心冲击和折磨。历史曾赋予40年代出生的人特殊使命，让我们站在舞台中央。我们承担了很多，得到了很多，也不惧失去。寄语生于40年代的人们：趁着金乌西坠、天逐渐黑下来的时光，把我们大半生的经历和思考，好好总结存世，留给下一代。如此也不枉我们来人世一遭！<br><br></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