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七一届”毕业50年的美篇

书生

“七一届”是什么？字典里和网上没有这个词条，也没有此类的文章和话题。“七一届”没有“老三届”那样有知名度和关注度；没有“老三届”那么轰轰烈烈，跌宕起伏，命运多舛，经历丰富。“七一届”虽然出了许多名人，但“七一届”一点也没有名，除了这届学生，没有人知道它的慨念、历史和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渐行渐远地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今年是“七一届”初中毕业50年纪念日。时光飞逝，一晃50年就过去了。已经老去的这拨人回想起难忘的学生时代和青葱岁月，恍如昨日。在毕业50年值得庆贺的日子里，对昔日的同学们想说些什么，表达些什么？感慨万千后又无从谈起，因为内容很多，话题却显平淡，一时难以开篇……踌躇中重拾记忆碎片，凑合堆砌，写下了这篇文章，权当作自身的纪念和祝愿吧！ 七一届中的大部分人出生于1954年和1955年，少数出生于1953年；1954年是农历甲午年，1955年是农历乙末年，因此这届同学的属相基本是小“马”和大“羊”，全国总人数大约2100万。这些人的性格和属相基本匹配，温和、善良、真诚、乐观、平淡。
他们出生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5周年和6周年。这两年发生比较有名的事件：第一届全国人代会在北京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诞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十大元帅授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科学家钱学森从美国归来；民国才女林徽因去世等。 这拨人的降生是幸运的，是名副其实的“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他们没有感受过外侵内乱，兵连祸结，颠沛流离，饥寒交迫等解放前的那些黑暗日子和痛苦经历；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崭新的国家，一个朝气蓬勃，百废待兴、充满希望，和平安宁的生活环境。在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导下，新中国的经济取得快速的恢复和发展，资料显示从1952年到1962年，中国的GDP一直排世界第五。在这样的环境下，这拨孩子的童年是幸福和快乐的，是无忧无虑的。这种生活状况直到步入少年时期的他们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其中一部分人，尤其是农村的孩子最初尝到了忍饥挨饿的滋味儿，体验到了生活的艰辛。 1962年，这拨适龄的孩子如期进入了小学校，成为了一年级的“小豆包”。那首流行的《上学歌》“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当年就是从他们口中唱响的。孩子们在不须任何家长接送的情况下，三五成群地步入学校的大门，开启了一天的学习生活。 他们从开蒙的第一天起就受到红色基因的熏陶，“共产党”、“毛主席”、“新中国”、“革命先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接班人”等许多当年的关键词，在这代人幼小的心灵里萌生了最初的红色意识。孩子们以最简单的抽象思维认为：共产党毛主席解放了全国人民，从小就生活在新社会，这里没有周扒皮、没有南霸天，没有日本鬼子、没有松井，没有小萝卜头、没有三毛流浪……社会主义新中国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么幸福，激励这代人从小立志做红色接班人，长大后把祖国建设得更强大。 小学头两年，基本是上午半天上课，下午回家写作业，三年级以后下午增加了两节课，但课业负担不重，孩子们可以尽情地玩耍，享受快乐的童年时光。

在那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时期，光成绩好是不行的，德是排第一位的。那时最令人羡慕的莫过于戴上红领巾，加入少先队；肩上若有一道杠、两道杠称得上是荣耀和骄傲；如果有三道杠那可是品学兼优的学生领袖，让人佩服的顶级学霸。

最令人难忘的是少先队大队活动，少先队鼓号队员统一着装，佩戴红领巾，鼓点铿锵，步伐整齐，庄严的仪式曾唤起一代少年的光荣感和使命感。

那首流行于少先队的歌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伴随着他们唱到四年级时就戛然而止了。1966年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那年是农历丙午年，属马同学的第一个本命年12岁，数羊的同学11岁。 文革爆发打断了他们正常的学习。比他们大的“老三届”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大批判、破四旧、大串联等革命运动。当年他们由于岁数太小，在红卫兵大哥哥大姐姐眼里还是小屁孩，所以红卫兵组织不接纳他们，也不带他们玩儿。他们只能以幼稚的双眼，似懂非懂地目睹了那些文革闯将们的过激行为和惊人之举。 在文革最火爆的那几年，他们只是个旁观者和小看客，没有参与任何活动。因为他们有近两年时间没有能够正常到校上课，在家休学疯玩儿，粘唧鸟、捉蜻蜓、拍三角、弹球、跳皮筋、踢毽子、养鸽子、养热带鱼……这就是文革最初两年时间里他们的真实活动轨迹。 直到1968年底，只有小学四年级水平的他们草草完成小学的学业，连越两级“大拨轰”升到了初中，正式成为一名中学生。 这一年，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伟大号召。“老三届”们的造反激情还没散去，便纷纷响应号召，打起行囊奔向了广阔天地，没多久六九届毕业生也“全锅端”去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先后有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那些“老三届”红卫兵的离去，让校园里消停了许多，那时学校只剩下“七零届”、“七一届”、还有后来的“七二届”学生。俗称七十年代“前三届”。 这拨学生入校时，军宣队和工宣队已经进驻了学校。学校的秩序得到了恢复，年级的管理一律按部队编制，实行团、营、连、排、班编制序列。特别是加强了红卫兵组织的管理。 以前的红卫兵都是学生自发组织的，五花八门，很不规范，随意性和破坏性比较强。1968年，首都和各地中学红代会先后制定了《红卫兵章程》，从此红卫兵组织有了严格、正式、规范的制度和管理，红卫兵的袖章也统一了样式。 从这一届学生开始，加入红卫兵要经过本人申请，红卫兵基层组织讨论，报上一级通过，经过考查合格，举行宣誓仪式后，才算正式加入了红卫兵。那时加入红卫兵是一件很光荣、很自豪的事情，也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只有那些表现积极，遵守纪律，出身好的同学才能成为一名红卫兵。这些表明，红卫兵组织不再是以前那种无政府状态的造反派别，而是在校革委会、军宣队领导下的学生组织。在这种背景下，这届学生的中学生活变得管理严格和规矩有序，根本不会出现那种群体性过激或出圈的行为，使他们成为文革中遵守纪律、服从管理，比较听话，深受老师喜欢的一代学生。 复课闹革命从这届开始的，文革中的教材《语文》《数学》《外语》《工农业基础知识》（物理）也是从这届正式启用的，虽然教材内容很浅显，让他们多少也学了些知识。其余大部分时间进行学工、学农、学军和各种政治运动。 每年夏秋两季，这些十四五岁的学生打起背包在老师的带领下，到农村参加为期一两个月的生产劳动，说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这些不计工分的劳动力用起来可劲儿使，苦活儿、累活儿、脏活儿没少让这些孩子们体验，也确实感受了“粒粒皆辛苦”的滋味儿。 军训是“夏练三伏，冬练三九”，队列训练、刺杀训练、投掷训练、瞄准训练、越野训练等科目和部队要求一样，完全军事化。 尤其是冬季野营拉练，冒着三九严寒，爬冰卧雪，翻山越岭，徒步行军近千里，为期一个多月，完成了艰苦的、终生难忘的人生第一次旅程。 还有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挖防空洞的历练，挖土、和泥，脱坯、建窑、烧砖、挖壕沟、拉沙子、和水泥、砌砖墙、砌圆拱、回填土等，干的活儿跟现在建筑工地的农民工一样，毫不逊色。 同学们虽然没有上多少课，没有学到多少文化知识，但是那种刻骨铭心的经历比现在单纯学习的学生受的苦、受到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大了去了。
中学时期的各项政治活动都是被迫的、集体性的，共同参与的。特别是学农和拉练，老师与学生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风雨、共患难。因此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培育了一种纯真的、深厚的、扯不断的情感，这或许就是那个年代的最大收获吧！ 七一届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草草地结束了中学时代。他们毕业那年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基辛格秘密访华同周恩来进行了会谈，美国不再与中国为敌；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谱写了国际关系、大国地位的新篇章。这些早期的开放行为和新的气象，让他们嗅到了和以往不同的气息及现代生活的最初味道，憧憬着人生的未来。 七一届总体来说是比较幸运的，赶上文革中第一批恢复团组织，第一批入团的学生步入社会有了政治起点；文革中第一批上高中的学生，后因“白卷事件”改变了命运，但为恢复高考积累了一定的知识；第一批本地、近郊插队的学生，那些出身不好的和那些上高中的同学虽然成了本地“知青”，但不再像“老三届”那样背井离乡，饱尝艰辛。

作为天津、上海等地由于地域原因，推迟了毕业时间，七二年才毕业分配，所以他们统称为“七二届”，分配时“四个面向”，使他们的命运比北京的“七一届”稍坎坷一些。

由于受文革的影响，那时许多工厂和单位长时间没有招工、招人，为了抓革命、促生产，急需补充人员。

在这种背景下，继七零届后七一届大多数毕业生也都分配到了本地国营工厂、集体企业、服务行业等，还有些同学当了教师，进了事业单位。作为急需补充的新生力量，他们自然成为各单位受欢迎的小青年，得到了单位的重视和重点培养。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身着让人羡慕的劳动布工装，在宽敞高大的厂房中，在隆隆作响的机器旁进行“八小时”工作，从学徒工干起，经历了出师、定级，掌握了生产技能，有了稳定的工资收入，跨入了工人阶级队伍的行列。 他们按时上班、在单位吃食堂、在单位洗澡、下班后打球、逛街、购物、看电影、溜公园、下馆子等，自由自在地过上了小确幸的日子，成为那个年代让人羡慕的城市青年潮流一族。 更幸运的是有些人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被推荐保送上了大学，毕业后走上了技术人员和领导层岗位。当时那些正在广阔天地艰苦锻练的广大“知青”比起他们来真是天差地远，判若云泥。但也正因为如此，过早的安稳和舒适让他们之后的命运趋于平淡、乏味和衰落。 大约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届学生大多数开始恋爱、结婚、生子，成为80后的父母，进入了家庭操劳角色。教育子女，照顾父母，操持家务，上班挣钱，奔波忙碌，受尽甘苦。 在后来的人生轨迹中，他们经历了上夜大、电大、高自考等挣文凭、评职称的职场竞争； 90年代又经历了企业倒闭，工人下岗的悲惨结局；而后，在家待岗，自主择业，重新就业；直到熬到退休，拿到微薄的退休金，总算过上了平稳的生活。

概括来说：这一届是文革动荡时期的无辜者和训顺者；是初中毕业分配的本地者和幸运者；是各行业、各单位的实干者和奉献者；是改革开放的牺牲者和失业者。改革开放事业是要付出成本与代价的，而这一拨人的命运就是这种成本与代价的构成部分。

这一届所经历的一切，没有做出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没有取得过什么辉煌的业绩，没有什么值得自豪和夸耀的东西；更没有让人们关注的话题和文艺作品。 他们没有像“老三届”那样有足够的自我吹嘘的资本；没有像“老三届”那样成为学术研究与文艺创作的主题，涌现出一大批知青作品； 没有像“老三届”一些学者通过研究红卫兵和知青而扬名中外，如张抗抗、叶辛、梁晓声、邓贤、米鹤都、刘小萌、定宜庄、秦晖、潘鸣啸、印红标、伯恩斯坦等；更没有让他们的下一代像“老三届”下一代那样以父辈的经历感到骄傲和尊崇。 处于边缘化的七一届似乎对此看得很淡：不在乎有没有人关注过他们，不在乎有没有人研究过他们，更不在乎有没有人描写和演绎过他们。总体来说七一届不求名，不逐利，不需别人同情和理解；只求平平淡淡，实实在在，纯纯正正，安安稳稳的过好自己的生活，这就是他们的主流情绪和群体性格。 但是七一届也并非默默无闻，同样出了不少名人。他们当中有的恢复高考后上了大学，改变了命运的；有走上了顺畅仕途，成为国家和地方领导人的；有负笈海外，成为学者的；有下海经商，成为优秀企业家的；还有一些知名作家和演艺明星等等。比如作家有莫言、刘索拉、刘一达、刘恒、海岩等；企业家有王健林、董明珠等；主持人有杜宪、敬一丹等；影星有潘虹、梁丹妮、宋晓英、陈道明、张国立、李成儒、李嘉存等；著名导演赵宝刚、李少红等；还有收藏家有马未都，画家王沂东等等。但这些名人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是七一届的，他们也很少谈起往昔的经历和故事渲染自己，陈道明、杜宪、敬一丹等明星低调的为人处事彰显了这一代人的形象与个性。 时光飞逝，岁月如歌。如今的七一届同学已经过了花甲之年，奔七而去。回首往事，这一拨人曾经清纯年轻过，曾经幻想憧憬过，曾经激情燃烧过；曾经拼搏奋斗过，曾经艰难曲折过，曾经痛苦失落过……这一切的一切都伴随着岁月一晃而过，过而淡忘成追忆，令人感慨无限。 七一届毕业50年了，同学们毕业那年是建党50周年，今年迎来建党百年华诞。“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一代人似乎一生离不开与这红色情结的相伴相随，或许这就是他们初心的延续与注定的缘分吧！ 在七一届毕业50周年纪念的日子里，只想对这届同学们说：虽然大家过的平平淡淡，但平平淡淡才是真，不应该因为平淡在情感上自外于这个群体。应该像记住自己名字一样记住那曾经的、不变的群体称谓，底气十足地告诉人们自己是“七一届的”。 愿平凡、坚韧、善良、淡泊的七一届同学们平安、健康、快乐！平稳地度过自己的幸福晚年！
202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