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哥和嫂

薛淑清

　　我们的哥哥生于1929年12月10日，是我们家的长子，长子的地位决定了哥哥终生的担当。我们兄弟姊妹七人，其中的二哥因病六岁时夭折。哥哥和大姐的个子最矮，可能是因为那时家庭生活太困苦吧。哥哥虽然个子矮，却为这个家做出了顶天的贡献。听爹妈讲，那时我们家房无一间，地无一陇，在姥姥家的屯子租房住。即：新金县大刘家大徐屯。

　　哥哥当时就五六岁，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爹妈还没有起床，哥哥就起来了。拐着粪筐，扛着比他还高的粪叉子，满屯子捡狗粪和猪粪。姥爷看见了，和哥开玩笑，“殿玉啊，把粪倒到我们家院里吧。”哥低着头不吱声，拐着满筐的粪，默默地往家走。这时已经起床的爹妈，看到他们的儿子说：“你怎么这么下力啊？”哥哥懂事儿得让爹妈心疼。爹妈常说：从小看大，三岁看老呀。那时爹妈就已经预料到，这个儿子将来一定会有出息。我常为爹妈感到自豪，你们怎么培养了这么一个优秀的儿子？

　　那时候，哥几乎每天都要去捡草，留着做饭，烧炕。茅草不经烧，哥常常去拆乌鸦窝。因为乌鸦窝是用树枝搭的，树枝经烧。但乌鸦窝都搭在树的最上边，要拆就得爬树。妈说：“拆掉一个乌鸦窝的树枝，就能烀一顿饼子。”一次，哥在一个徐姓的树林中拆了一个乌鸦窝，从树上下来后，被树的主人打了一粪叉把子。为此，爹妈难受了好一阵子，哥哥也永记不忘。

我们家的祖坟在大李家下白屯，离我们家有20多华里。每年的正月十五，爹都要去祖坟送灯。有时爹有事去不了，就让哥哥去。哥哥第一次去送灯的时候，只有十岁。他拐着筐 ，筐里装着烧纸和面做成的油灯，独自一人到20多华里外的祖坟，去完成爹的嘱托。多年以后妈和我说：“那时我怎么就那么放心，让你哥一个人去？”

　　哥，15岁那年去沈阳学习电报员。学习期间，哥给爹写信，需要20块钱。爹了解哥，不是万不得已，哥是不会和爹要钱的。当时的爹和妈是如何凑起来的20块钱，我们不得而知。爹骑自行车几十里地来到普兰店，给哥寄钱。

1945年九月，哥参加工作，那时只有16岁。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月起，哥便给爹妈20块钱。说：“当初你们给我寄了20块钱，从今天开始，我每月给家20元。”哥哥没有食言，从此以后 ，每个月给家20元，从未间断。那是1945年的20元那，那是哥哥倾其所有。

妈曾经不止一次地跟我说：“那时你哥每天上班，就是一个咸萝卜，一个苞米面饼子，怎么就不想给孩子做点菜呢？”每次下夜班，如果看到爹在地里干活，哥就把饭盒放在地头，去帮爹种地锄草，爹劝哥回家睡觉，哥不听啊！现在的16岁，还不就是个孩子吗？

　　为了照顾家和孩子，嫂子没有出去工作，当时哥哥的艰苦可想而知。听妈说，哥家每年秋天都要积两大缸酸菜，还从家里拿走了一个大木篓子，积酸菜用，尽管这样，哥也从来没有说苦。每月的那一天，哥哥的汇款准时到家，如果汇款单上是嫂子的字，那就说明哥哥出差了。在我们家的方圆几十里无人不知，老薛家的大儿子是个大孝子。

　　哥的身后有三个妹妹，两个弟弟 。 对于我们，哥哥是如父般的关照。

大姐是聋哑人，婚后有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姐夫经常打姐姐。一次哥哥回家听说后 ，立刻就去姐姐家，把姐姐带回家，并严厉地说：“孩子是老刘家的，给他们留下。”后来，姐夫到我们家又是赔礼，又是道歉，并发誓不会再有第二次。从此后，就真的没有再向姐姐动手。

三哥16岁时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他很聪明，但是会经常犯病，犯病了就要到大连精神病院住院，这些治疗费用都是哥哥在拿。以至于哥哥从大连调到沈阳时，三哥的治病费用还没有还清，哥哥是在替爹妈尽义务啊。

二姐上中专的时候，就是哥供的。后来中专改成大学本科五年，二姐要上大学，爹痛苦地说：“我没钱供你啊！”二姐无奈，给哥哥写了一封长信，倾诉了自己渴望读书的愿望。哥哥一口答应：“我供。”

　　这是1965年，二姐大学毕业，即将离开沈阳时，和哥嫂及全家留下的照片

　　1964年“四清”的时候，因为我们家是贫农。因此，高中毕业的老哥就做了大队的会计，谁能想到这一决定，触犯了一些人的家族利益。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们又是外来户，自然就成了“文革”的重灾户，老哥挨整，精神分裂，送进了大连精神病院，爹也无奈离世。家，塌陷了！哥哥连夜从沈阳往大连赶，当火车到普兰店时，车厢的喇叭里在喊：“薛殿玉，父病故，请速回。”当时哥哥虽然惊讶，但头脑还是清醒，他想：还是先到大连救活的吧。但当火车到了金州站的时候，哥哥还是鬼使神差地下了车。当时是半夜，已经没有回家的车了，他坐在货车的尾部赶到家。同时给大连铁路分局的同事打电话，让他先把老哥的住院押金交上。这年，哥38岁。

　　我是1965年考上高中的，只读了一年书，文革爆发了。我们注定是倒霉的一代，大学梦破灭了。在学校混了两年，1968年全部回到了农村。我在农村咬牙坚持了三年，1971年，我给哥哥写信，把我的处境告诉了哥哥，希望哥哥想尽办法，拽我出苦海。在我们大队，小学毕业，能当老师。高中生唯我一个，却连一个小学的民办老师也当不上，那种无理可讲的氛围，让我窒息。不久，哥哥回信了：“我努力看看。”我了解哥，哥从来不说过头话，没有把握，哥是不会这么说的。1971年11月6日，侄女便带回一张油田的招工表。我强压内心的激动，颤抖地填好了这张表，找生产队长写鉴定，到大队转户口。当时 ，我特地找了一位和负责转户口的那个人有家族关系的朋友一起去的，因为我担心他不给我转。对于这个朋友，我至今念念不忘。一切手续办完后，我痛痛快快地痛哭了一场，因为我终于逃离了苦海。

这年的 11月7日，我来油田报到。在海城换车时，已经是半夜。车站的喇叭里喊了我的名字，请到车站办公室接电话。开始没有在意，听了几遍，确实是我的名字。来到车站办公室，原来是哥哥打来的，哥哥问我想干什么？我说想学技术，哥说那就上机修厂吧。接完哥哥的电话，我流泪了。是感动？是依赖？是温暖？是无爹的孩子得到如父般的关怀？……旁边的人都好奇地看着我。结果到机修厂报到后，什么工种都有。因为我是高中生，就分到学校当老师。在这个期间，哥到机厂来过三次，一次是专程来看我的，另一次是为王玉堂的调转，第三次是1977年的9月17日，王玉堂突发疾病，哥哥18日从沈阳带着药来看他。

哥没有跟油田的任何人说，她有个妹妹在油田。一次，油田供应处的领导去沈铁找哥办事，得知哥有个妹妹在红村学校。一天，我正在上课，老师们跟我说，有两个人来找我。我在油田即无同学，更无亲属，会是谁呢？到办公室一看，是我不认识的两个人。来人自我介绍，一位是供应处的党科长，另一位就是供应处的张书记。他们问我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我不加思考地说，我想调离。因为当时辽河的田庄台和辽滨都没有桥梁，每次回家都要乘摆渡过辽河。尤其冬天，必须等辽河的冰冻结实了才能走，每次回家都太困难。

1983年底，我调到供应处中学，三年后，改行到了供应处机关。1986年，我分到了三代户的房子……哥在油田无形的影响力，使我受益匪浅。

　　回顾我们的成长之路，如果没有如父般的哥哥的帮助，哪有我们兄弟姊妹的今天。哥哥的一生是短暂的，也是磨难的，操心费力的。自懂事起，就知道为爹妈分忧，就知道过日子之道。16岁参加工作，就和爹妈一起担起了养家的重担。哥哥工作上进，一步一个脚印，可惜那个时代，处处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家虽然是贫农，但是，我们的社会关系却不是那么“纯洁”，八竿子打不到的亲戚也影响到了努力上进的哥哥。一次次的政审，一次次的调查，最终哥哥还是靠着他过硬的业务能力，干到了沈阳铁路分局局长的职务。

　　难得的周日，带着家人出外放松。

　　我们家和辽宁的西丰县有着割不断的情愫 ，那里有我们的家族成员。当年爹带着一家老小和二姑从老家金县来到西凤县躲人。后来听妈说，好像是为了二姑。二姑父抽大烟，爹不让二姑嫁给他，就带着二姑和一家来到西丰县。租种别人家的地，几年后迁回老家，不得而知。西丰县的“殿”字辈和“纪”字辈还大有人在，有的还和我们有联系。哥对西丰县有着特殊的感情，西丰县的家人也常来沈阳，看望哥哥。

这张照片就是哥和西丰县的家人一起照的。

哥在西丰西火车站

哥到西丰车站检查工作

工作中的哥哥

哥哥做任何事都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一年，铁道部长要到辽宁检查工作，沈局把接待工作交给哥哥。哥哥为了很好地介绍辽宁的人文地理，提前做好了功课。辽宁这些文化古迹的建成年代，建筑规模，历史作用等，甚至从沈阳到大连的几个大站的站台上下台阶数，他都详记于心。

一年的暑假，我在鞍山学习，妈带着我的两个孩子来鞍山的千山玩儿，回去的时候没有车票，我只好来到鞍山火车站的站长室求助。站长是位女的，她拿出一本书给我看，题目是巜警钟长鸣》，主编是哥哥。书中详细记载了铁路交通中的历次事故。看了这本书，仿佛看到了哥哥亲历事故现场处理事故的身影……

哥哥是辽宁省的劳动模范，哥哥的事迹已被载入了《辽宁省企业家名人录》。

　　哥哥对家庭，对兄弟姊妹的帮助如此大，能多次走出困境，尤其文革时期的工作逆境中，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贤惠 、善良、深明大义的嫂子。嫂子担起了家庭的重担，无微不至地关照哥哥的生活起居。文革期间，哥哥受到了冲击，停职检查。有一段时间，哥哥很郁闷，想不开，嫂子想尽办法让哥开心，只要哥哥回家，四个孩子就一起围过来，逗哥开心，和哥一起打扑克。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嫂子给哥哥做小灶。哥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没有了工作，上班后就拖走廊，刷厕所。没有人规定哥必须干这些，是哥自己闲不住。我曾经听哥哥说，从来没有像那时那样渴望下班，赶紧回家，因为回家有温暖。嫂子曾经跟哥哥说：“我当初嫁给你，你也不是什么干部，你不就是个扳道员吗？现在，再叫我们去干扳道员，就是让我们回农村种地，我们有这四个孩子，也不会过得太差。”就是今天，回顾50多年前嫂子的话，我还是禁不住泪流满面。一次，我在哥家，早晨，嫂子拿过来一件白衬衣问哥哥，把衬衣换下来吧，换这件？……那天晚上包饺子，嫂子包的饺子很小，我说：“包这么小， 太慢了 。”嫂子说：“不管包多大，你哥都是一口一个，包大了，我怕把他噎着。”我当笑话听了，但嫂子却是一脸的认真。

　　1990年六月，60岁的哥哥从他心爱的岗位上退下来。回家的那天，我正好在沈阳，哥哥满眼含泪，“我现在是30岁的记忆力，40岁的魄力。”是的，几十年的工作经历，对于铁路业务，哥哥是熟记于心，得心应手。然而，即便千般不舍，也改变不了60岁花甲子的命运。

从繁忙的工作中退下来，勤劳惯了的哥哥，百般的不适应，万般的无奈。他的安排是，首先带着嫂子到全国各大景点旅游，哥说：“你嫂子这么多年跟着我，像蹲禁闭一样，哪也没有去过，现在退下来了，跟你嫂子出去走走。”

　　日本占领东北时，沈阳站的站长是日本人。1995年初，这个伪满时期的站长来沈阳，看到沈阳的变化，深有感触。他找到了曾经任沈阳铁路分局长的哥哥，特邀哥哥去日本参观、学习、观光。因为哥哥突发疾病，而没有成行。这张照片，就是哥哥准备办护照时留下的。

　　哥嫂来到北京的四姨家，带四姨在北京的各大景点看看。不知道哥通过什么渠道，来到北京饭店。四姨跟我说：“借你哥的光了，去北京饭店看了看，见世面了。”

照片中是哥嫂和四姨、四姨的女儿，在四姨家照的

　　哥嫂又带着四姨 ，到在北京工作的二姐家。

此照片，是在二姐家照的。

　　哥嫂和四姨来到大连，带着四姨、老姨，老姨夫在大连各个景点走走看看。

此照片是哥嫂和四姨、老姨、老姨夫、老姨的大儿子和小儿子在大连照的。

　　请记住，哥哥生前留下的字迹吧！

这是妈病重时，哥哥到盘锦和老家看望妈及送妈的录像带的外包装上，哥哥留下的字迹。因为已经过去了32年，字迹有些不太清楚。

　　1989年到1995年，七年间的每个春节，哥哥的全家都要照一张全家照，前五年照片的时间，是哥哥的字迹。1994年和1995年，是孩子们写的照相时间。

1994年春节的全家照

1995年春节的全家照

　　1995年11月5日13点05分，这是一个灰色的日子，这是一个黑暗的时刻，我们如父般的哥哥去了。12月10日是哥哥的生日，哥哥的终年还不到66岁啊！

哥哥患的是心梗，那时，即没有搭桥技术，也没有心脏支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哥哥在医院抢救了28天，还是走了......

我们问苍天，为什么夺走了我们的哥哥？！哥哥离开工作岗位才五年啊！他幼年受苦；少年就开始挣钱养家；中年丧父；弟弟、妹妹的学习、工作、生活、家庭等都挂在哥哥的心上。悠闲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啊！哥哥的离世，让我们痛苦不堪。

照顾哥，依赖哥一辈子的嫂子，一下子没了哥哥，这种痛苦，谁人能懂？哥哥的遗像，一直摆在哥家书房的写字台上。在哥离世16年后，我们可敬的嫂子也离我们而去了。

　　26年过去了。但是，哥嫂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当年的悼词，我至今珍藏着。对哥嫂的思念，将伴随着我们的晚年生活。因为我们是剪不断的手足，割不裂的血脉。

我们的哥和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