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设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电台被日军破坏。没有了电台，上海的党组织一下子就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为掌握战局情报，架设党在上海的千里眼、顺风耳，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重新设立秘密电台。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当时年仅27岁的李白。 李白，原名李华初，湖南浏阳人。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毛泽东发动的秋收起义。随后参加工农红军，负责毛泽东、朱德等人的通信工作。而后又跟着共产党的无线电专家专门学习了无线电技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任红五军团的电台台长兼政治委员。可以说，李白忠诚可靠、业务精湛，是前往上海，重建秘密电台的最佳人选。 1937年10月10日，淞沪战役炮火正浓，李白肩负着党中央交付的重要使命，到达上海。然而，他马上发现了问题，在日军严密监管下，组建电台绝非易事。完整的电台运不进去，只能靠自己购买零件组装，而各电信材料商店供应的器材、零部件大量购买容易引起怀疑，组装电台的零部件只能零敲碎打，一点点地积累。 几个月过去了，李白终于完成了电台的组装。从此，在上海与延安之间，一道道往返红色电波架设了一座无形而坚牢的“空中桥梁”。 当时的上海，日寇进占租界，大肆搜捕共产党人，镇压抗日运动。频繁的搜查，让危险恐怖紧张气氛笼罩着整个上海。<br><br> 1938年4月，中共党组织派了一位青年女工到李白身边，与李白组成“家庭”，掩护电台工作。她的名字叫裘慧英，经过一年多的共同战斗和生活，李白和裘慧英之间产生了感情。1940年，经党组织批准，他们结为革命伴侣。<br><br>1942年9月的一天下午，裘慧英带回了几件重要情报。待到半夜，李白像往常一样，谨慎地打开发报机。红色的电波划破黑夜的长空，传递到相隔1500多公里的延安。 正当李白发报即将结束之时，外面突然传来警报声。裘慧英透过窗帘的缝隙，看到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正在翻越围墙。她快步上楼，提醒李白。李白以极快的速度把最后一段电文发完，接着，迅速拆散发报机，拉开卧室一块活动地板，将它藏在下面，随即将收报所用的收音机放回原处。裘慧英也急忙收拾好现场，铺好床上的被子假装睡觉，为李白做掩护。<br><br>日本宪兵闯进李白的房间。裘慧英假装从床上惊醒，而李白则身穿睡衣坐在桌边抽烟。敌人在房间里搜查时发觉收音机很热，立即引起了他们的怀疑。但是敌人并没有发现什么。正好要走的时候，有个日本宪兵脚一踩，踩断了地板，这个地板下面正好是一个发报机。敌人马上把李白抓了起来。 日本宪兵把李白和裘慧英关押进日本宪兵司令部。他们受尽种种酷刑，宁死不屈，保守了党的秘密。最终，被捕了8个月的李白被日军释放。<br><br>日本宪兵费尽心机才破获的地下电台，怎么会轻易放过呢？原来，当时上海的日本特务机构特地从日本调来无线电专家，对缴获的李白电台反复检验，最后作出了技术鉴定，认为这个收音机没有收报功能。只有发报机而没有收报机，无法作电台使用。但事实是，李白的“收音机”恰恰就是收报机，只不过是经他改装过的。就这样，李白用他的机智和绝活儿瞒天过海，日本宪兵找不到定罪证据，不得不放出李白。<br><br>出狱后，李白仍被日本特务盯梢。为了更好的掩护身份，夫妻两人在党组织托人出面开设的糖果店当店员。李白和裘慧英在这里一边艰难度日，一边与党组织保持联系。日子清苦没有什么，没有机会恢复电台，无法为党工作，才是李白最焦虑的事情。 1930年8月，李白参加红军，大部分时间在通信连工作。1931年6月在瑞金的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期间，毛泽东主席亲自给他们上了一堂政治课。课上，毛主席用李白熟悉的乡音说：无线电通信是千里眼，顺风耳。无线电可以帮助我们侦察千里之外的敌人情况，打仗时，我们可以互通情报，调动部队消灭敌人。这番话，李白一直牢记在心。并从那时起，李白就把“电台重于生命”作为自己的座右铭。<br><br>1944年秋天，潘汉年领导的中央华中局情报部与李白接上了关系，这下李白心里踏实多了。当时，他们见面的地点是上海的静安寺，为此，从1944年秋天开始，直到1949年，李白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李静安。 红色电波再次从夜幕沉沉的上海传向党中央。根据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解密的电报来看，皖南事变的真相、上海的吴淞口设防等重要情报都是李白通过秘密电台发往党中央的。<br><br>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为做垂死挣扎，国民党在国统区内对人民的镇压和管制更加残酷，中共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也被国民党盯上了。 1948年年底，国民党军警依靠最新的无线电测向技术，采用分区停电的方法，侦查到李白的电台就在离他们警备司令部不远的地方。但具体是在哪里，他们还需要继续侦查。<br><br>1948年12月29日，李白接到了一份重要情报，需要他在30日凌晨发给党中央。当时李白可以按照上级的要求不发电报，安全撤离。但上海经他亲自参与调试的预备电台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他不发这封电报，这份重要情报就不能及时送达。 于是，李白没有丝毫犹豫，在和党中央约定的发报时刻，冒着生命危险打开了发报机。裘慧英则在一旁警惕地注视着外面的动静。此时，李白住所周围的所有出口都已封锁，李白也觉察到外面的异常情况，他快速发完警示信号后，迅速地隐藏好电台。叫裘慧英把儿子送到楼下。不一会儿，一帮军警撞开了李白的屋门。<br><br>国民党军警随后对李白进行了长达30多个小时的连续审问，使用了各种刑具严刑拷打，李白拒不吐露半个字。1949年4月22日，李白被关押到蓬莱路警察看守所。一开始，看守所还允许裘慧英去探视李白，可到了后来，连看望都不允许了。 1949年5月7日这一天，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根据蒋介石“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批令，将李白押到浦东戚家庙秘密杀害。<br><br>李白牺牲时，年仅39岁。20天后，在解放大军的隆隆炮声中上海宣告解放。但在当时，并没有人知道李白已经牺牲。 上海解放的第三天，时任中共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克农给上海市长陈毅发来电报，请他查找李静安，即李白的下落。陈毅立即展开调查，并指定专人联系了李白的妻子裘慧英。<br><br>在浦东戚家庙挖出的12具尸体中，裘慧英一眼就辨认出了李白。 1949年8月，中共上海市委将李白等烈士的遗体安葬于龙华公墓，举行了追悼会，并追认他们为革命烈士，立碑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