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化片言之1100

雉皋游子

【作者简介】

　　黎化，一级作家、专业编剧，思想型作家、实力派写手。

　　著有长篇小说《江海祭》《生产队长》，报告文学《沿着陶行知的足迹》《闯荡南非洲》，人物传记《话说陈独秀》《青山晚霞红》等十余部；大型舞台剧《范老爷判婚》《血泊龙旗》《瓦匠女人》等，总计逾千万字。中国作家协会、江苏作家协会曾多次举办其作品研讨会。

　　其每天早晨随意推出的“黎化片言”，已有千篇以上（一序号内常常容纳数篇），内容无所不包，富含人生智慧，保持独立思考，充满批判精神，拥有众多的读者。

　　现征得黎化先生同意，将逐一推出其片言美篇，以供分享。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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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天山脚下的美眉微友，出于喜欢我的片言，竟然将多年前中国作家网刊发的拙作《江海祭》评论专版搜出发给了我。感谢！

因很少上网，我还是头一次看到作家网的刊载。

已是十多年前的往事了！

《江海祭》书稿杀青，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在多家出版社辗转了十年，才于200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内心的期待已经冷却，没想到的是，书一面世，竟引发了一场小小的“黎化热”。

首先是引起《江苏科技报》的青睐，记者对我作了专访，以整版的篇幅刊出。

省内评论大家汪政先生告诉我，南通市作协秘书长黄老先生，捧着拙作到处热情推荐：“盼了几十年，我们南通终于出了一部能拿得出手的好长篇了！”

南通大学教授徐应佩、徐景熙、陈学勇、李建东等先后打来电话，称《江海祭》是一部难得的史诗、大书，第一流的作品。

文友丁弘老人、林启祯、张鸿兵、梁天明、吴雪琪等读过小说后，也都给了足够的好评。

更让我高兴的，是我敬重的南通市委前任书记、受到总书记胡耀邦赞誉的吴镕老，亲自动笔为拙作写评论《慷慨悲歌》并将手稿寄给了我，称拙作为“中国东部的《白鹿原》”——他不知道，拙作创作其实早于《白鹿原》数年。

2008年初，中国作协及作家出版社为拙作在北京召开研讨会。

南通市委宣传部徐部长带队，市文联主席、作协主席等参加。

会上，我才惊讶地看到，居然来了那么多的文坛领导和评论大腕：张胜友，范咏戈，候秀芬，雷达，李建军，何振邦，胡平，张颐武，蒋巍……

各家媒体发布的通稿以大字副标题称：《江海祭》“体现了历史高度和思想深度，是一部值得关注的长篇小说佳作”。

《人民文学》原主编崔道怡说：这本书别开生面，挥洒着对历史对人性的评点，读来不仅可信而且可亲……

新锐评论家石一宁认为：这是一部熔铸了当代意识的新革命历史小说……

1月22日，《文艺报》以整版的篇幅刊发了评论家们的发言。

那会儿，我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已独自苦苦跋涉了二十多年，欣然自不待言。

但，似乎并无太多的激动。一个有益的收获是：从此，我不再仰望那些走红文坛的大腕，投去的目光变成了平视。

大半辈子走过来，内心对名利已很淡然。一个清醒的意识是：无论从事什么职业，人生最好的状态是保持爬坡的姿势；一旦抵达你所以为的山顶，走下坡路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我愿意永远行走在爬坡的路上，直至终老此生。

以下，是《文艺报》和《中国作家网》刊发的评论。供感兴趣的微友一阅。

家族小说框架带出历史的人性反思 

□何西来

南通作家黎化的长篇小说《江海祭》是一部很好读、很耐人咀嚼和寻味的优秀作品。全书的叙事框架，是张木匠张太林一家三代的家族史。但是却辐射开去，带起了自民国十九年，即1930年到全国解放前后大约20年间南通一带的地方革命史、抗战史、地域文化史和心灵史。 

　　小说取名《江海祭》，江海，正是南通地理位置的根本特点：江之尾，海之门；濒江而面海。江是大江，海是大海，形成此地特有的开放、阔大的文化胸襟和强悍的民风。这是地域品格，也是张木匠一家深入血脉、世代承传的家族品格、个人品格。祭，是一种纪念，在祭祀、祭悼中不忘这血脉的承传与品格的光大。 

　　在家族历史的展现中，作者以张木匠家族中第三代传人，即孙辈的身份，取了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这种叙事角度，给人以逼近感、亲历感、在场感，但比起全能的叙事角度，显然视域要窄些，从而在多维度、多视角、多方位、多层面地展现人物命运和历史环境上造成局限。但由于叙事者“我”在故事的展开和行进中，多数并不直接在场，而是讲着“我爷爷”、“我大伯”、“我二伯”、“我三伯”、“我姑妈”以及相关人物的故事，所以实际上，是第一人称和全能叙事角度的不断切换。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第一人称叙事在处理如《江海祭》这类宏大题材时所可能带来的某些局限。又由于作者作为第一人称的“我”，自由出入于叙事过程之中，或交代与情节主线关系不大的背景材料，或说明自己的写作路径，或提出反思性认知。这种“我”的自由进入和切换，有时是产生某种间离效果，避免过于情感化、情绪化地沉溺于特定情节之中，唤回理性的思索；有时则是避免了全能叙事中常常难以避免的冗繁过程的交代，而且提供了叙事时空自由变换的可能，使描写对象在事情发生当时的认知和状态与叙事者当今的认知角度交叉交融，从而更立体、更真实。但也有因自由切换而造成审美中断、衔接脱钩的缺陷。 

　　《江海祭》写到的人物众多，但主要是叙事主人公“我”的张姓家族。头一个是木匠张太林，他是在1930年立三路线的“左”倾盲动主义指挥下参加武装斗争，走上革命道路，失败后遂与上级失去联系，带领十多个游击队战士，流落到一个叫做海屁股洼儿的地方的。家族的历史和家族的命运，就是从这个时候渐次展开的。他和他的大儿子张府成就落户在这个僻处海隅。府成在这里娶妻生子，他则带领村民筑堤围海，垦殖造田，俨然是一方土地神似的家长。张木匠生性刚烈，有谋略，性格特点突出。他像海屁股洼儿的那棵古老的公孙树一样，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一次台风海难，使这个原是渔村的渔家男子汉多数死去，而张木匠和他率领的败退至此的红军战士，正好成了这个寡妇村的主心骨和顶梁柱。海屁股洼儿就是他和大儿子展开此后悲壮生命行程的舞台。张木匠死于另一次台风突袭大堤决口的堵溃行动中，其壮烈不下于董存瑞的炸碉堡、黄继光的堵枪眼。张木匠性格中的刚毅、正直、智慧，在他儿孙辈身上都有承传，成为张府成、张具成、张宝成、张玉晨性格的重要支撑和主色调，尽管其表现各有不同的个性和语境。 

　　人物是生活在历史运动中的，被历史大潮裹卷着，经历各自千差万别的命运和人生。大伯张府成经历了农村的抗战时代，单打独斗，不被理解；二伯张具成在商界艰难挣扎了几十年，被动地卷入了他不十分理解的潮流；三伯张宝成曲折的军界经历带起了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南通地区错综复杂的军事斗争的形势，表现出传奇性的性格与命运；姑妈张玉晨的一生，是诗化的，也是惨烈的、人性的，她忠诚不渝的情感追求，在国共两大营垒的对战中被夹得粉碎。张家“我”的祖辈、父辈的这几个主要人物性格鲜明、个性突出。他们站住了，便从根本上把整部作品撑了起来，使作品可读、好读。 

　　在对历史是非的叙述上，作者没有局限于传统二元是非的简单判定，而是从历史反思的高度，吸收了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知识界文化反思的成果，展现了人物情感历史和波流的全部复杂性。与此相关，这部作品的性描写也是很有特色的，写得很美，很诗意，常见出悲壮凄丽的韵致。它被升华了，升华出某种象征意义。作品终结于台风海潮淹没张具成和历尽磨难的菊香欢会交合中的那个小沙岛，那个风雨飘摇中的小窝棚。生命终结了，而人性永恒，情爱永驻。 

江海风云  祭奠深沉 

□崔道怡

　　《江海祭》把我带回抗战和内战的动乱年代，这段历史已有诸多作品反映，黎化的这一部长篇，则是最近令我耳目为之一新的又一史诗类型的小说。这是一部南通地区滨海大户张姓的家族史，一部通过家族史演绎中华民族20世纪三四十年代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形象的历史。 

　　这历史开篇于1930年，红十四军支队长张太林，因“左”倾路线导致暴动失败而流落到黄海滩。后来，他捐躯于抵御潮灾前沿，死得壮烈而豪迈。壮烈而豪迈，便成为这部书的主旋律，故事从他儿女的经历展开。他原是木匠，他的儿女便以“斧、锯、刨、钻、凿”命名。这五位中华儿女，在抗日和解放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如同那些工具般刚强锐利，肩负使命，一往无前，为自己也为历史雕刻出了光辉灿烂的印记。在不同境遇中，他们以各具特色的性格途径，奉献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 

　　长子府成，可谓“壮怀激烈”。在外姓人吴亮为维护乡亲不被日寇伤害而当维持会长后，怒杀鬼子兵中队长，导致五十六位同胞罹难。而他不被谅解，只能只身飘泊。为报家仇国恨，他疯狂而残忍地泄愤，见到日本兵就抡大棍子，成为复仇的独行侠。我之所以给壮怀激烈打上引号，就因我跟故事讲述人一样，把握不准对如此复仇该如何定性。可以明确的是：“他以他的行动和残忍警告东洋武士们也警告全世界：血债要用血来还，忍无可忍的中国人同样能把仇敌当猪羊屠宰！” 

　　次子具成，可谓“忍辱负重”。入赘当上老板，但被三弟动员，把布庄纳进了新四军的运输线。他是个安分守己的生意人，却也懂得“善恶忠奸”。但没想到，中国人整中国人的兽性更凶残。他被还乡团突破人性的薄弱点，以致血亲落入魔爪。这是他无法摆脱的心理负担，这使他不可能再回到英雄的家族。于是，作家把他送进与世隔绝的小岛，让他在有悖常情的“雷电中涅槃”。作品以他难再存活于世结束，表达了黎化对他这一类尴尬人善良人性惨遭兽性蹂躏的无奈和同情。 

　　三儿宝成，可谓“叱咤风云”。被领养得以进学堂，但他认定“自古乱世出英雄，不当兵一辈子难有个出头之日”，遂先当国民党后转为共产党又受新四军派遣潜入敌伪当上军官。二哥被迫“招供”，遂使他成为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顶天立地永存家族也永存南通人民心目中的共产党人英雄。“文革”时，故事讲述人父子联想到他，认为建国后有“三反”、“反右”一系列运动，“他活不到今天”；而若活到“文革”，他也逃不掉被打为“内奸”乃至“汉奸”的厄运。 

　　女儿玉晨，可谓“左顾右盼”。“左”是她学生时信奉随后就加入的共产党，“右”是她两小无猜终成眷属但出身资产阶级的丈夫。而她是一名无产阶级忠诚战士，党考验她能否与阶级异己的丈夫割断情愫。这一对冤家遭遇在势不两立的战场，国民党军官的自尽又衬托了她共产党女政委的坚贞。但建国不久的“三反”，把她打为“叛徒、内奸”。她的意志彻底崩溃，便让全身的血流淌进了丈夫的坟。作品如此刻意编织，把“左”和“右”对人的折磨和折腾，写到惨不忍睹的程度。 

　　概括张家这三儿一女的性格命运，我以壮怀激烈、忍辱负重、叱咤风云、左顾右盼形容却又打上引号，是想表明他们给我的观感，不同于此前所见脸谱单纯的英雄形象。而在我看来，他们比那种按照观念图解出来的英雄形象更真实而新颖。与之对应，也与“维持会长”吴亮对比，作品还塑造了名副其实的汉奸形象。白云森有野心却也有“信念”，范彩云被奸污仍痴迷“和运”。这一对为汪精卫殉葬的民族败类，也自有其人生轨迹。作家据实运笔，勾画出了历史色彩的明暗冷暖，绚烂斑斓。 

　　这故事讲述人是小儿竹成的儿子“我”，可谓“冷眼旁观”。这样的第一人称，既有个性又全知全能，实际是以主观面貌设置的客观视角。故事经由这个“我”讲述，不仅时空随意交错，而且随处交织了作家以晚辈姿态抒发的情感和宣泄的议论。那些情感和议论，在形象描述引人回顾往事的同时，也促进了读者对历史思索的深入。至少在像我经历过这段历史的读者这里，起到了感染和启迪的作用。尽管觉得有些编织痕迹过重，但我仍愿意接受黎化对于这一段历史的个人诠释。 

　　历史总是现实的历史。在历史发展和史料发现中，个人的诠释如能新颖深入，或许更切近于历史的真实。作家开列了他参照的史料，包括他构思时仍在世、判死刑又保释之省政协委员的资料。相对于那种模式化作品，我更相信在材料基础上展开想像的作家的良知。《江海祭》有别于我此前所见历史与人性的文学图解，它是另辟蹊径，别开生面的。而这一幅长卷，又以后辈祭奠的情感谱写，充盈着对先烈对前辈的缅怀，挥洒着对历史对人性的评点，这就读来不仅可信并且可亲。历史又总是民族的乡土的时代进程。《江海祭》中人和事，无不具有南通的地方色彩，那是只有在这江海交汇之风水宝地才会出现和发展的。 

传奇人生  民间叙述 

□牛玉秋

　　《江海祭》从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写起，内容主要涉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但重点则在张家两代几个人物颇具传奇性的命运上。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难以涵盖的层面上，展现了人物命运的丰富性。所以用“传奇人生、民间叙述”来概括这部小说应该还是比较准确的。其实，小说一开始就用五十年后一个老奶奶的话确定了它民间叙述的调子，显然是对一段革命历史的民间记忆。 

　　《江海祭》民间叙述的特点首先表现在它对人物传奇命运的把握上。小说中几乎每个人物的命运都有逸出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却合乎人情、人性的经历。张太林、张府成父子作为红军战士在革命遭受挫折之后不是坚韧不拔地去寻找大部队，而是在偏僻的海屁股洼儿落脚安身，过起了平民百姓的日子。这当然逸出了常规，但他们当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生存，以后又必须面对当地乡亲的生存灾难，正是双方在生存还是死亡这个根本问题上的相互依存，使这十三个红军战士留在海屁股洼儿有了合理的依据。张具成作为本分、善良而且对革命有过帮助的商人，后来竟然出卖了自己的亲弟弟，这也逸出了常规。但他当时面对的是妻子、女儿就要遭受凌辱和折磨，她们比弟弟更柔弱、更需要保护。这是人性的两难，无论如何选择都将落入人性的炼狱，而他后来也确实生不如死。就连汉奸也不一定都是卑鄙小人，范彩云就是因为家仇私恨痛恨国民党的腐败而当上汉奸的，毕竟大节有亏，所以才会有后来遭受日寇凌辱而不觉悟的心理扭曲，以及最后为汪伪殉葬的可耻下场。 

　　《江海祭》民间叙述的特点还表现在对人物性格的把握上。这一点在张宝成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无论是这个人物本身，还是作者对这个人物的理解，其思想资源更多的是来自民间，来自《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一类中国传统小说。而中国传统小说历来就是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甚至是主流文学形式之外的文学样式。张宝成的性格原型更多地来自曹操、司马懿这一类乱世枭雄。他有野心、有权谋，虽然从一己私利出发，虽然免不了杀人放火，却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底线，在旧军队中不苟且，在抗日战争中不卖国，最终修得正果。从这一点上看，他又有些像传统小说中的草莽英雄。张宝成这个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以及小说对这种丰富性性格的肯定性叙述，无疑也是民间的。张玉晨则来自传统小说中的另一种人物类型，那种忠贞不二的女性形象典型。她真实得彻底，真实得近乎透明。正因为如此，当她的信仰与她的爱情水火不容时，她只能被自己的忠实撕裂了。 

　　主流意识形态概括着历史发展的主流，却难以涵盖、穷尽历史生活的千姿百态。小说则可以尽可能地展现历史生活的全部丰富性。民间叙述存在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补充并丰富着主流意识形态。长篇小说《江海祭》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当代意识熔铸的新革命历史小说

□石一宁

　　如果要从题材上进行归类，《江海祭》可称为新革命历史小说。所谓新革命历史小说，是指近年出现的以革命历史为叙事内容、以革命英雄为叙事主角的虚构文本。相对于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新革命历史小说虽然运用的是相同的文学资源，但其关注点、聚焦点已有所不同甚至大有不同，尤其是它们作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思想解放的一种成果，灌注了新的历史意识与时代精神，表现了一种对革命历史的当代理解与崭新诠释。《江海祭》正是这样的一部作品。 

　　《江海祭》聚集了新革命历史小说的主要元素，比如战争、英难传奇、男女爱情等等。它同样是以惊心动魄的故事、跌宕起伏的情节和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形象，书写革命的惊涛骇浪，书写战争的残酷无情，书写英雄人物的特异个性及魅力。然而《江海祭》的可贵之处，在于它超越了一般新革命历史小说的突出传奇性、娱乐性的大众文化路线，而是立足于时代的高度，以当代意识重新观照和审视历史，在吸收和融会诸多吸引当代读者的艺术元素的同时，赋予了小说一种严肃的历史反思，并且这种反思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可以说，反思性是这部小说最显著也是最重要的特点和价值。我们看到，小说对人物的处理是独特的。张木匠的几个子女，张府成、张具成、张宝成和张玉晨，或投身革命，甚至成为革命英雄；或置身于革命之外，想做一与世无争的平民百姓。然而，他们的命运结局都似乎殊途同归地是悲剧性的。小说最后以张具成和菊香这两个被旧社会所伤害、又被新社会所遗弃的人的爱情结合并在洪水中消失作为结局。为什么这样处理？我想，作者是以这几个主要人物的悲壮的或者说是悲剧性的命运，反思历史，反思革命。革命是一个历史的进程，不取决于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事实上，从小说的历史叙事中，读者不难看到作品对中国革命发生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的揭示。然而，小说又不是从观念和概念出发去建构历史，而是把历史还原为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存在着多种因素，这些因素同时在发生作用。历史之所以复杂，又在于人性是复杂的，因此《江海祭》所塑造的人物都是具有复杂的性格。作品就是这样通过对历史与人性的复杂性的探索与还原，展开反思与追问：革命，是为了什么？革命，是不是为了建设一个和谐的、民主的、幸福的社会？在革命所造就的新生活中，是不是也应有张具成、菊香这样的被旧社会所侮辱与损害的小人物、边缘人物的一席位置？而革命最初的承诺不就是包括了这样的社会与人们？ 

　　《江海祭》对历史的反思，对革命起源的追问，并不是从单一的道德主义的维度出发，而是在道德主义与历史主义相结合与统一的基础之上。道德主义关怀与历史主义视野的交融，使得《江海祭》的作者更注重资料的搜集与史实的研究，更多地致力于挖掘历史的异质性，更多地将目光投注于英雄的遗恨、革命者的伤感以及张具成、菊香这样的小人物、边缘人物的命运悲剧。正是这样的关怀与视野，使得《江海祭》比一般的新革命历史小说更真实；也正是这样的关怀与视野，使它具有一种强烈的当代性与时代精神，并获得一种思想的高度与深度。 

　　如果从更高的艺术层次来要求，《江海祭》的语言、节奏、情节、细节乃至人物性格的规定性等等还可以进一步推敲。比如小说中描写的张玉晨与潘远华的爱情及其悲剧结局，颇具深刻寓意，但将两人决裂的原因设置为潘远华的告密，就甚不契合作品前半部中潘远华作为驰骋抗日战场的英勇战士的性格逻辑。 

慷慨悲歌

□吴 镕

　　早几年，我非常欣赏陈忠实写的史诗性小说《白鹿原》，它形象地反映了那些难忘年代的悲壮历史。近日，我又欣喜地看到，南通作家黎化也写了一部反映当地同一年代的小说《江海祭》。它带领人们的思绪又回溯到战火纷飞的苦难年代，忆起酸甜苦辣交织的党内外斗争，历史的教训是那么深刻和沉痛。 

　　《江海祭》的诞生和成功，首先是有渊源。文笔所到之处，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一特定年代的历史特别是党史，有一定的研究和发掘。它的表述，与我们这一代过来人的体会相吻合。挖掘的深浅尚可研究，但从大的方面看，没有一定的渊源是写不出来的。 

　　其次是有生活。看得出，作者对这一地区的生活是熟悉的，积淀是深厚的。大海、滩涂、渔民、农民、商人、敌伪顽军、汉奸等场景和形象，无不栩栩如生，使读者如临其景，参与其间，悲喜与共，融入那一幅江海画卷。 

　　第三是有故事。我一向看不大懂所谓“意识流”之类的小说，朦胧诗之类的诗歌。小说就是要有生动的故事，要有情节、特别是引人入胜的细节。这方面作者是下了功夫的，如张宝成悄悄地摸地下党员田萱的底、潘远华与张玉晨这两个不同家庭出身的夫妻之间的生死恋，等等。 

　　第四是有观照。前面说到作者熟悉党史，从宏观的高度，理性地观照那一段复杂、曲折的历史。使得这部小说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和思想深度，这是不多见而难能可贵的。 

　　第五是有个性。几个正反面形象，刻画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不仅张宝成、张玉晨写得深，地下党员冯老师等也描述得实在可信。这本书里，可说没有“高、大、全”，但有活生生的个性，鲜亮亮的语言。 

　　有人认为，一些革命者的下场太悲惨。但在那种“左”的年代，斗争哲学盛行，又何足怪哉？红十四军创始人之一刘瑞龙，解放战争特别是淮海战役中屡建奇功，但解放后一直受批判而未得重用。驰骋大江南北的大军事家粟裕，解放后被莫名其妙地批为“个人主义”、“里通外国”，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开始申诉，但直到1994年才由刘华清、张震同志联署撰文、代表组织宣告粟的平反和纠错。大人物如此，张玉晨等蒙冤，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年长一些的同志，不妨联系亲身和周边人物的经历思索一番，相信不难找到答案。 

　　事物总可一分为二、一分为三。一本小说当然也有长处和短处，有些描述或可商榷。但我这篇短文不想作全面的科学评述。只是读后有些感奋，随手写下一些即兴的读后感，并期待更多的同好能沉下心来看一看这部《江海祭》，并开展一些探讨。

家乡情结与人物传奇的完美融合 

□贺绍俊

　　黎化在这部小说的扉页上特意写下一句题记：“谨以此书献给我敬爱的父老乡亲以及这片我深深眷恋的土地。”这是作者写作的动力，也是我们解读这部小说的钥匙。作者是怀着对家乡南通的深厚情感来写这部小说的，浓郁的家乡情结构成了小说最大的特点，也带给小说许多新的因素。表面看上去，这是一部家族史式的传奇小说，小说以“我”爷爷张太林的故事开始，主要写了张家两代人在大革命的动荡时期轰轰烈烈的传奇人生。但我们绝不可忽略了在这些人物身上所渗透的家乡情结，也就是说，这些传奇人物只可能诞生在南通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因此，我将《江海祭》看作是一部有着强烈家乡情结的传奇小说，它是通过人物的传奇经历表达了作者对家乡南通的情感和对南通历史的眷念，作者以人物传奇的方式展现了南通历史变迁的传奇。 

　　毫无疑问，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拥有双重的资源，一是南通历史人物的资源，一是南通城市史的资源。这些资源在作者笔下其实可以有多种写法，比如他可以写成一部厚重的城市史，也可以写成一部典型的家族史。但在作者心目中，这双重资源是不可分割的，因为这些历史人物就是诞生于、成长于南通，作者对这些历史人物的爱也就是对南通的爱，他既不愿为了城市而舍弃人物，也不愿为了人物而忽略了城市，于是就有了《江海祭》这部小说特殊的叙述方式：一种凸显作者主体的叙述方式。小说始终是以“我”在讲述的方式完成人物塑造的。这个“我”显然与第一人称叙述不同，“我”不是故事中的人物，不参与和影响故事的进程，不与故事中的人物直接发生关系；而这个“我”也不同于现代小说中惯常使用的第三者眼光的“我”，第三者眼光的“我”是为了达到布莱希特式的间离效果，将小说故事置于舞台内，“我”只是台下的一名观众。《江海祭》中的“我”既像是观众，又像是人物命运的接续者，是与故事人物有着某种联系的特殊身份的“我”。 

　　黎化所“深深眷恋的土地”正是小说的灵魂，它注入到了小说的人物之中，也可以说，小说的主要人物是作者拟人化的家乡土地。特别是几个主要人物的传奇经历充分体现出了南通历史的独特性。我说的几个主要人物是指张家的兄弟姐妹。他们的人生道路迥异，政治选择甚至相左，但作者并没有对他们轻易作是非和道德上的褒贬，因为在他们身上都体现出家乡南通的某一个侧面，他们都是家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命运的复杂性也折射出南通历史的复杂性。小说重点描写了抗日战争前后十几年的历史，南通在这一段历史的独特性就表现在，它是红色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它又是最早受到资本主义商业经济影响的沿海地区；它既沦为日本侵略者的占领区，又是抗日战争中双方进行交锋的犬错地带；它既是国民党军队的主要战场之一，又是新四军东进战略的目标。我以为恰是作者强烈的家乡情结，使得他在处理复杂的人物命运时，没有作出轻率的判断。于是他就从固有的历史建构和历史逻辑的思维定势中走了出来，在尊重历史的复杂性的同时，也对人物作出了新的思考。这种新的思考也完全不同于一直流行着的对历史进行颠覆、解构或进行彻底的历史翻案等方式。比如对沦陷区的认识，比如对国共历史的认识，作者笔下的人物命运是那样的丰富饱满，如果以一边倒的方式作出黑白分明的裁决，我们首先在情感上就不能接受。而这种情感又绝不是那种单线条的对所谓正面人物或英雄人物的价值肯定。因此我非常看重这些人物身上所携带的新的因素。但也因为这些新的因素，使我对这部小说怀有更大的期待。正如作者在小说中所感慨的：“理解那个时代的人对我们来说是不容易的”。小说所提供的新因素正表明这种理解的难度。我以为这些新因素还留下很大的空白，作者并没有深入发掘下去。我猜想，这大概缘于作者主要还只是从家乡情结出发而发现了这些新的因素，但还缺乏一种更高的、更深邃的思想智慧去剖析这些新的因素。说实在的，小说中几乎每一个人物都包孕着一个崭新的文学生命，我希望作者能够在此基础上让这些崭新的文学生命成长起来，我以为这一定是充满诱惑力的、也将是富有意义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