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他，毛泽东惟一一次执绋抬棺

三闲杂谭

毛泽东一生中惟一一次执绋抬棺，他是谁？中共党史必提的关键人物：林育英。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新的领袖团队登台亮相，6月中央在四川懋功的“两河口”召开会议，决策北上。没想中共元老张国焘不爽（遵义会议没参加），大唱反调提出南下计划，见响应者甚少便拥兵自重，拉走队伍，在卓木碉另立中央。10月，张国焘自任“临时中央主席”，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的党籍，并下令“通缉”。对叶剑英、杨尚昆“免职查办”。祸起萧墙，我党陷入崩盘危境。

建国后成为第三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长征时是张国焘手下年轻的将星，根据他的观点，问题的症结在于张国焘“野心图谋取代毛泽东和中央”。李先念说张国焘当时暗想“一方面军小弱，而我有八万手下。现在到了我张国焘说了算的时候，毛泽东和中央要靠边站”。

张国焘的分裂，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分裂。现在不少人以为张国焘的分裂纯系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一开始就是孤家寡人。他们把历史作出的结论和当时面临的现实搞混了。

遵义会议后，两河口——芦花——沙窝——毛儿盖，在长达60天的日子里，党中央面对的不再是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军队，甚至也不再是杀人于无形的饥饿、寒冷、雪山、沼泽，而是张国焘那张阴沉的脸和眼睛里透出的缕缕杀气。朱德曾经回忆说，从来没有像那次那样心情沉重。毛泽东甚至做了给敌人打散、最后到白区做工作的打算。

而此时，屋漏偏逢连夜雨，1934年9月中共上海中央局连同电台都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查获了，这样就中断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唯一联系。

这一突发事件具有正反两方面意义。一方面，使中国共产党人，得以通过遵义会议等一系列会议，独立地解决了自己的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和领导人问题。另一方面，客观上割断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消息情报来源及上级指示，阻碍了共产党领导者的战略视野。

所以，1935年5月长征至泸定时，中央派陈云秘密离开长征队伍（潘汉年先去上海，后到莫斯科），转道去了莫斯科。8月20日，化名史平的陈云终于到了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红军长征及遵义会议的最新情况。在莫斯科，陈云才知道为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共产国际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派林育英就是其中之一。

林育英的名字如今鲜为人知，其实他是资深的中共党员，1922年2月加入共产党，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来莫斯科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之前，在东北坐了一年多日本人的监狱。狱中受尽严刑拷打，始终不屈，在党内有“钢人”之称。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已生活了近3年。在莫斯科时他叫“李复之”，受命去中国时临时取了个化名“张浩”。

1935年7月，记忆力惊人的张浩，背下了中共驻国际代表团起草的主张联合抗日的《八一宣言》、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扮成商人，带着密电码，牵着骆驼，从莫斯科出发，跋山涉水，纵穿蒙古沙漠，于1935年11月由外蒙入境到达陕甘边区的边缘地区——定边。

这时中央红军已经完成长征到达陕北。从定边开始，边区赤卫队一直把张浩送到了根据地瓦窑堡。到了中国后，在中共内部，他又使用“林育英”这名字。

另有一个版本，按照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的描述：“林育英离开莫斯科之前将会议宣言记在心里。他乘飞机到达蒙古与中国交界处的边境地带(有可能是跳伞降落)，然后装扮成客商步行到陕北，在保安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偶然撞上了洛甫（即张闻天）。”

遗憾的是林育英带回来的密码并未能与国际沟通联系。直到半年后，由刘长胜带着李立三在苏联编制的密码回国，才将中断的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又重新建立起来。

但是，林育英带来了一个比沟通联络更加重要的消息：斯大林不反对红军向北和西北发展，靠近苏蒙边境。这是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已失去联系达14个月。张浩的消息是一股扑面的春风，更是一个天大的喜讯。中共中央开始准备做出战略和策略上的重大转变。这个转变就是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扩大会。会议根据中国时局变化，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了解党史的都知道，这次会议是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

与此同时，随着陈云到莫斯科的汇报以及电台通讯的恢复，毛泽东的一系列方针决策又开始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和肯定，毛泽东在中国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也被国际认定。

话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多次被蒋介石通辑，已经习以为常了，如今居然被党内自己人通辑，真是破天荒第一次。林育英得知张国焘分裂中央的行径后，旗帜鲜明拥护延安的党中央。中央希望林育英以“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出面，并利用与张的私交旧谊做做工作，力争劝和。林育英与张国焘都是中共工运领袖，早年出生入死有很深的战友情谊。林育英临危受命，立马致电张，陈述共产国际意见（其实是虚构的），讲明“另立中央”的严重后果，劝其悬崖勒马，一致反帝抗日。

这一招果真厉害。张国焘是中共创建人之一，深知要在中共做一号，必须经过共产国际认可才行，共产国际背后的大手是斯大林，而张国焘最畏惧的就是斯大林。他在苏联呆过二年半（1928年5月—1931年初），经历过1929年全苏俄“大清党”，知道对斯大林整人的厉害，在回中国时，曾以书面对共产国际表示过忠诚。

所以，经林育英多次调解，张国焘开始服软了。再加上中央作出了一定的妥协变通，给了张国焘一个台阶（可成立西南局，直属中共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中央并列关系）。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张国焘南下后接连打了几次败仗，特别是百丈关战役损兵四万，元气大伤，没有了叫板的底气。基于上述综合因素，张国焘终于接受了林育英的意见，取消了自己的“中央”，同意北上与一、二方面军会师陕北。至此，我党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

张国焘另立中央这段经历在毛泽东心中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25年后，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采访中提问：“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答：“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不仅仅是毛泽东，当时在红军总部被张国焘裹挟南下的朱德后来也回忆说：“革命生涯经历了多少坎坷，多少困难，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心情沉重，自己人分裂了，在最需要红军力量团结在一起的时候，红军力量分裂了。”

不可否认，林育英在处理一、四方面军分裂，张国焘另立中央这件事上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他在中共党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原因。

1942年3月6日，正处抗战中的林育英积劳成疾病逝，去世时45岁。毛泽东亲为林育英题写的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1942年3月9日林育英公祭之前，毛泽东对朱德、任弼时等人说：林育英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他的去世，是我们党的一大损失，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想，同志们的心情也是如此。为表示我们对他的敬意和怀念之情，我提议，他的灵柩由我们几个主要领导人亲自抬。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惟一一次执绋抬棺。毛泽东还为他的墓碑题写“张浩同志之墓”。

伟人也是有血有肉的人，革命战火中结下了深厚情谊，为同志抬棺送葬表现了共产党人患难与共的高尚品格，令人十分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