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记忆（六）

先生

----新华一中首届毕业班回忆录

执笔：吴海树

五、深挖洞、广积粮

1969年冬，“备战备荒、准备打仗”的空气越来越紧张。
中苏边界问题一直是两国间的历史悬案。建国初期，中苏关系密切，边界问题自然也被搁置。但到了50年代末，中苏两党在方针政策上发生根本分歧，1959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撤走了所有专家，中止了一切援建项目的合同，两国关系交恶，中苏边境纠纷随之肇始。从1964年开始，苏联向中苏边界地区陆续增兵，并在中苏边界不断制造事端。尤其在1969年3月15日的激战以后，全国都处在准备打仗的气氛中。
1972年，毛泽东主席说:"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更加具体化了。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源于明朝，在朱元璋扛起反元大旗时，旗下有一叫朱升的谋士，给朱元璋提了九个字的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高筑墙是指建立一个强大而巩固的根据地；广积粮，当时虽然朱元璋占据的江淮之地是富庶之地，但当时自然灾害严重，更重要的自古以来用兵的老规矩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争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战略储备；
缓称王，元朝末年，各地烽烟四起，缓称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单独面对元朝的镇压，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支持。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根据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深挖洞”的直接含义是构筑坚固的地下防空工事，特别是加强战略要地和大中城市的防护工程建设，防备敌人的大规模战略空袭；其广泛含义是全党、全国和全军要抓紧时间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工作，准备敌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
“广积粮”的直接含义是增加粮食储备，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或自然灾害；其广泛含义是发展工农业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厚积国力，搞好战略物资储备。
“不称霸”是强调中国抓紧战备、增强国力完全是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发展，中国不搞霸权主义，并坚决反对超级大国推行的霸权主义政策。
在“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方针的指引下，国家进一步加强了重要战略方向的国防工程建设，全国各重点防空城市掀起了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的热潮，构筑了大量打防结合、平战结合的地下工事，大大增强了国家的整体防御能力；
毛泽东针对当时国际国内客观存在的危机，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思想更加具体化，并从对内政策延伸到对外政策，对于遏制大规模侵略战争、推进国家经济建设、在国际上树立中国的和平形象，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按着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深挖洞、广积粮”，全国各地都在备战备荒、大挖防空洞，我们地处边远的伏尔基河小农场，没有像城里那样伸入地下挖洞，但是防空“沟”还是要准备的。

夏天，学校在教室东侧操场边上挖了一条很长、很深的“防空沟”，到了冬天，学校经常“拉防空警铃”组织防空演习，学生们都是拿着书本和笔哈腰跑到防空沟里去写作业，每次防空演习时各班都是嘻嘻哈哈感到挺热闹的。
因为天冷，在外面待时间长了钢笔水有时候就被冻上了，后来大家总结了使用圆珠笔的抗冻能力要比钢笔强，那时候圆珠笔是一件新产品一般家庭是没有的。
中苏边境珍宝岛事件以来，国内的备战备荒、准备打仗的空气越来越紧张。平时除了学校的战备铃声演习以外，团里也经常拉响使人胆战心惊的防空警报。每当团部拉响防空警报时，家家户户都要全部出门，飞快的赶往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大沟里躲起来，害怕敌机向居民区扔炸弹，这时候的感觉战争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既紧张又害怕。
矫仁勇回忆说：“当时才十四、五多岁，警报一响就背着三、四岁的弟弟跟着大人一路小跑。胆子大而跑不动的爷爷特别倔强，认可死在家里也不出去挨累受罪，没办法只能将他一个人锁在家里”。
在那个备战备荒、准备打仗的年代，我们学校也开设了外语课，记得外语课是由我们班主任王春荣老师教的，外语语种为俄语。不过，所谓的外语课学习内容主要是学“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等词句，很少有语法等基础内容。我的语言能力本来就很差，又因后期在大学开设的外语课是日语，而工作后晋级考试考的又是英语，故而中学时期学的这些俄语词句因为没有机会应用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
现在想来那时还真可笑，好像那些苏联大兵不值得一打，只要一打就必然做我们的俘虏一样。

六、假期使命

（-）文艺汇演：

为了丰富兵团各单位的文化生活、活跃广大兵团战士的工作气氛、消除知青冬季农闲及春节前后思家情绪, 同时也促进各团之间的文艺交流、增强各团的集体荣誉感和各团之间的凝聚力,兵团在这个时期组织了各个师、团的文艺汇演。首先是各师组织团与团之间的交流演出，师里再选出优秀节目参加兵团的演出。
1968年秋，我们班南荣爱同学和二排的宋佳君、刘冬梅、任艳秋及更低年级的宋佳凤、李鹏、蒋明飞、丛艳等同学在杨海燕老师带领下，与团宣传队姜昆等一起组成了伏尔基河（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参加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各团的文艺交流汇演（兵团组建初期还没有16团编制）。
据师妹刘冬梅讲述，那天当他们汇演到名山农场和附近的3号边防站黑龙江中苏边界时，姜昆带领大家手握红宝书面对江对岸的苏联巡逻艇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 打倒苏联修正主义......”，在师妹这帮“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的高呼下，苏联巡逻艇喷出一缕青烟“落荒而逃”，驶向远方。
名山农场前身是按着毛泽东主席1955年5月发表的“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指示，积极响应共青团中央向全国广大青年发出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北京市青年首先组成志愿垦荒队，远征北大荒。来到萝北地区的荒原上开荒建点。胡耀邦代表团中央授予了垦荒大旗，从此，揭开了全国青年志愿垦荒的序幕。
1955年11月，由共青团佳木斯市委组织社会青年和毕业生组成的佳木斯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来到萝北县境内建立了佳木斯农场，1957年与宝泉岭农场合并、扩建并更名为萝北农场即现名山农场前身。
名山农场位于萝北县境内，北靠黑龙江，东与江滨农场相邻，南与军川农场相接，西邻哈萝公路并与延军农场、共青农场相连。
1968年组建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名山农场被编为第二师第十二团。

（二）护校队卖大头菜

寒暑假学校的护校活动进行2-3年了。每到寒、暑假学校都安排组成护校队，护校队是由不同年级混合组成的。这年暑假护校队的第一小组由我和师弟汪华友、师妹刘淑芬等组合。
暑假期间正赶上学校种植的“大头菜”成熟。当时学校的小学部房子后还是一片菜地，这年学校在这片地里全部种上了“大头菜” ，因为菜地管理的好，加上寒假期间各个班级都超额完成了捡粪任务，农家肥十分充足，也因为菜地的管理按数量都分给了各个班级，有了虫害课间都主动地抓虫子，所以这片“大头菜”长得墨绿油亮，每个都有小脸盆大小。学校食堂吃不完就向场部居民销售，我们护校小组自然也就担当了卖“大头菜”的任务。那时候这么好的菜才卖1分多一斤。不过，非16团的新华镇居民是不享受这个价格的，大家在学校忙乎一天虽然很累但是都感到很有意思。

（三）、捡粪运动

放寒假了，为了农业学大寨，学校要求毎个学生除了完成寒假作业以外，每周每人必须上交5筐大粪。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在当时的农场乃至中小学生都是人人皆知的真理。我们这些生活在农场的人们，从小就知道这个道理。没有农家肥的滋润，什么样的庄稼，也长不出好苗来。在那时候，农场满大街和野地里都是牛和马等牲畜，并且每个家庭都会饲养一些猪和羊，所以，野地里和大街上的粪也特别多。
在那个农业学大寨时代，每条马路边都可以看到我们学生拾粪的身影，当时学校和老师都号召学生拾粪，谁拾得多还能受到表扬，有的学生调皮捣蛋学习不好、考试没及格过也从没受过表扬，可自打拾粪开始还真的受到多次表扬，那时候农场的孩子心眼实在，朴实勤劳。
为了完成任务、抢在别人前头捡粪，有的同学天不亮就背着粪筐拿着铁锨早早出门拾粪。有时老远看见老牛要拉屎，就飞快的跑过去等待老牛把屎拉完，看着地上那还尚有一缕缕热气的牛粪，别提心里有多高兴了！有的同学背着粪筐拿着铁锹到处捡，还有的同学还专挑牛粪捡，因为牛粪片大占地儿并且“味道”小！可也有的同学不捡而偷别人的，可惜那时没有监控谁也不会承认的。
还有的同学在上学路上看见一大块牛粪，就用脚在雪地上踢下来，然后两个同学边走边用脚一路“传粪”到学校。有时看见干净整齐的“大块牛粪”就用戴着棉手闷子的手套抓起来搂到学校，还得来回倒换，生怕搂化了弄一身牛粪！那时候真是“见粪眼开”呀！
当然,掏厕所是捡粪来的最快、最省事的了，可是掏厕所最害怕的是那刚出肚子“热乎乎、粘糊糊”的大便了。
全学校都在捡粪，路上已经看不见有可捡的粪便了。后来为了争先完成任务,捡粪也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其中最执着的是我们班闫力同学。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和“一帮一、一对红”的对子孟宇同学，一大早去“大井”对面即吴桂芹家房子东头家属区唯一一个公共厕所掏粪，因为去的太早大便还冒着热气没有冻上，我们便在厕所门口捂着棉帽子耳朵、冻得直跺脚等待着。这时候闫力同学赶到了，看到我们两个还没有动手他生怕抢不到，不管是“稀”的还是“粘”的全给抢走了。大冬天抢完黏糊糊粪便后的铁锹就像挂糖葫芦一样全冻上了。到了学校大家都把自己的铁锨立放在教室火墙的墙角处，因为闫力同学的个子小是坐在最前面第一排，所以，他便把铁锨放在离老师讲台近的火墙边上了。等到上课时教室温度升高粪便又化成粘糊糊的，害得老师嘴上一边讲课、一边谨着鼻子，瞪着眼睛四处查看，寻找臭味的来处。
因闫力同学来了后把还没冻上的大粪都“抢”走了，害的我和孟宇同学冻得直流鼻涕、白白地在厕所门口等了一大早上，尽管已经回到教室开始上课了，孟宇还不停地念叨说闫力同学太不厚道了……。
孟宇同学是1968年随父母从东北农垦总局下放调转来到我们班的，孟宇的爸爸叫孟庆功，是1937年参加的老革命。早期在第四野战军第47军某部任团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简称四野，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之一。是由抗日战争转入大反攻后进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各一部及东北抗日联军逐步发展起来的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英雄部队。其前身可追溯到1930年成立的原红军独立1师。
孟庆功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1958年转业到北大荒。任东北农垦总局宣传部部长。68年下放到16团任后勤部副部长,他当时是农场级别最高的了。

（四）、假期学习小组

文革进入高潮阶段后，各地的大造反、大字报闹得很凶，连二中的师兄师姐们都开始了串联闹革命。
虽然老场部二中的师兄们到我们一中来过几次“串联闹革命”，我们班也是一中最高年级，但因我们刚步入初中阶段年纪也比较小，没人能和他们走到一起，更因为我们一中的老师多数都是二中师兄们的邻居、阿姨或以前教过的老师，故停课闹革命一直没能在一中闹成。所以，我们一中的教学还是比较平稳和正常的，除了文化课教学外，其它课外活动开展的也是比较多和处于正常状态。只不过是各个班级在每天的第一节上课之前，都要全体起立，手握红宝书面向讲台上方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像进行“三敬、三祝”，然后背诵一段“老三篇”再开始上课。课余也经常开展“活学活用、斗私批修”的座谈活动。
学校除了上课前要进行“三敬三祝”外，每个家庭也要进行“三敬三祝”。 那个年代家庭的“三敬、三祝”是在每天三顿饭前，全家人都要起立，手握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面对墙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三鞠躬，再挥舞红宝书高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然后大家才能坐下吃饭。
那个年代虽然阶级斗争在天天搞,我们学校还是坚持学生以学为主的，对于课堂和课后的文化课学习，我们老师抓的也很紧，尤其在寒暑假期间,老师不但要预留寒暑假作业,还要在班里根据居住地区分成若干学习小组,选出小组长,每天在一起写作业相互监督。
于凤英同学回忆说：我们住在铁路边的同学被分到一个学习小组，记得一次在蒋莲芳家写作业，由于蒋莲芳家人口比较多，我们就在外间厨房的地中央放个桌子。
当时每家的“厨房”都是设计在房子的中间，即从外面进了屋门就是厨房。进了厨房后通向左右两侧便是“老少屋”，一侧住着老一辈人一侧住着孩子们。厨房也叫“外屋地”，一般家庭在外屋地都有2个锅台，做饭的同时也把两侧“里屋”的火炕烧热了兼作取暖。
因为房子都是用木杆子做的房盖，那个年代又没有吊棚顶，所以给小燕子“搭窝”提供了方便，再加上夏天室内闷热，家家户户基本都长期开着外屋的房门，所以燕子很喜欢这个既避风挡雨、又安全可靠的地方。那个年代没有楼房，基本上家家屋内或者房檐下都有燕子窝。 燕子搭窝的材料比较简单，就是泥土、燕子的口水、草根等掺在一起。它们飞至河边、水潭，啄取湿泥，集成丸状，然后衔回，再混以稻草、残羽，在房梁或屋檐下筑巢。建造一个新巢，雌雄燕通力合作，至少也要花十几天的功夫，每日里往返数十次，才能垒起3～4厘米泥墙。尽管巢外面凹凸不平，但巢里面却较为平整。巢内再铺上轻羽、软毛，以及细柔杂屑，便成了一个很舒适的家了。
　　那个年代不论到了谁家，只要看见“外屋地”上是否有一滩白色的“燕屎”痕迹，既可以知道他家是否有燕子搭窝居住。这些“燕屎”也给很多家庭带来了卫生方面的麻烦。尤其是当一窝小燕子长大、吃得多拉的粪便也多，并且叽叽喳喳的相互打架、拥挤不老实。因为知道燕子总拉屎，我们大家已经把桌子移到了边上。
这天大家正在低头写作业 ，一窝即将离巢的小燕子又叽叽喳喳的打了起来。突然，有两只快要出窝的小燕子扑棱棱的掉到了地上，于凤英和蒋莲芳飞快的跑过去捡了起来，两个人用一根细绳拴在两只燕子的腿上玩了一会。玩够了决定放飞，由于忘记了解开绳子，当两人同时将燕子抛向了空中后，不想，两只被同一根绳子拴着的燕子因飞的方向和速度不同还是掉了下来，最后还是去掉绳子才放飞成功。

（五）、以学为主，兼学别样

文革期间，毛主席指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兵团成立后，解放军现役军人接管了原农场主要部门和重要岗位，实行了军事化管理。学校的学生也开始了半军事化教育，以往的各学年班也改为“排”建制。连排队、走路、集合等各项工作也逐步按着军人的标准开始要求。除此之外，从六九年下半年学校开始了复课闹革命，文化课也摆上了重要日程，那个年代教育的指导方针是“以学为主，兼学别样”。
学校和各班排都成立了学工组、学农的科研组、学文化的教学组以及学医的社会实践小组，分到团部各个单位参加社会实践，即相当于现在的“订单式培养”。一个假期下来每个实践小组都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成果和快乐。

学工组：

因为黄春光的爸爸在修配厂当厂长和书记，周广顺的爸爸也在修配厂的锻造车间，所以我和黄春光、周广顺三位要好的同学去了修配厂学工。
黄春光被分到“后桥”班组。后桥组的主要任务是维修拖拉机的后桥、变速箱等部分。
履带拖拉机的“后桥”,主要包括后桥壳体,大圆锥齿轮,后桥轴,转向离合器,终传动主动齿轮轴,终传动从动齿轮,驱动轴,终传动外半壳等。
履带拖拉机的“后桥” 里面主要部件是很大的锥形齿轮和多组摩擦片，
功能是一侧摩擦片松开，这一侧的驱动轮便失去了动力就不旋转了，而另一侧动力照常驱动工作，这样，拖拉机便完成了就地转向。
后桥班组是重体力工作，当地老工人都流传着修车四大累：“拽链轨、上大瓢（发动机底壳）、 铆车架子、抬后桥......”，因为这个班组和我所在的行走班组都属于重体力劳动，所以，这两个班组里的男同志最多。
周广顺在“发动机”组。发动机是拖拉机的心脏，是技术含量最高的部门和车间。每天他们都是拆卸发动机缸体，研磨气缸瓣、更换活塞等工作。
我被分到拖拉机的“行走”班组。行走系统主要包含拖拉机的“大架子”、履带、驱动轮、支重轮、托轮、张紧轮和张紧缓冲装置等组成。
发动机通过传动系统将扭矩传递给驱动轮，驱动履带作环形运动，成为自行携带的无限长移动轨道。东方红链轨拖拉机应用最广的是金属履带。履带由履带节、履带板、履带销和销套等组成。履带板是采用优质碳素钢或合金结构钢材制造。
支重轮用于将拖拉机的重量传递给履带，起支承作用;张紧轮和张紧缓冲装置的作用是引导履带正常绕动，并保持履带有一定的紧度。托轮的作用是托住履带，减少履带的下垂量，防止履带跳动和侧向滑脱。悬架包括连接拖拉机机体和支重轮的各个构件。其作用是把履带行走装置和拖拉机机体连接起来，并将拖拉机重量传给支重轮。
因为“行走”系统每个部件都很大、很重，所以各部件的拆卸都要由起重机和吊车配合，并且每个部件都沾满机油和泥土，故而行走班组也是拖拉机维修最累和最脏的部门。
我们大家穿上由废品库别人更换下来的旧工作服，没有扣子就用细铁丝扭上，我们学生和工人师傅一样，每天身上的衣服都像刚出锅的油条一挤都冒油，并且所有的零部件都要在装满柴油的大铁盆内用手清洗。
有一次学校召集各班返校布置作业，我们一回到学校，王春荣老师就说柴油味太大了熏得头痛。
柴油确实容易导致过敏，我去修配厂学工2周后因接触柴油导致鼻子流血，严重时将鼻孔堵塞血便从口内流出，直到我们学工结束返校半个月后流鼻血才停止。
学工虽然吃了不少的苦，不过一个假期下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独立操作了。这对后来走上工作岗位及生活确实有很大的帮助，就连现在家里的轿车发生简单故障都可以判断个八九不离十。
我们学工小组的三个人，只有周广顺同学毕业后不久被应征入伍从事了与学工相关的汽车维修工作，而我和黄春光同学则进入了医疗卫生行业，直至退休。

教学组：常燕、闫力、蒋莲芳

三人被分到学校当代课老师，给一年级教语文、算数和音乐。当时我们自己赶上文化大革命都没学好，又让去当代课老师。虽然我们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不过教学组的每个人都很认真，也受到了学校老师和小学生的好评并留下美好的回忆。
常燕同学回忆说：她所教的班里有个小男孩姓芦，因脑袋和脸都是圆圆的外号叫“小灯泡”，非常可爱。多年后常燕已经参加工作在团部卫生队上班了，一次单位组织卫生队医护人员集体排队去俱乐部看电影，大家从前门刚走进俱乐部内，突然坐在最前排一群以“小灯泡”为首的孩子们一起站起来高喊：“常-老-师-好-”，虽然吓了一跳但等反应过来还真觉得很有成绩感、好高兴，卫生队的战友们也都投来羡慕的眼光。
蒋莲芳回忆说：“我的特长是音乐，为了更好地辅导低年级的孩子，平时也做了大量的功课，这对以后走向工作岗位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在毕业后参加二中教师应聘考试中，我的音乐得了100分”。
毕业后，文化教学组只有蒋莲芳同学走上了教育岗位，而常燕和闫力同学从事了医疗卫生工作。闫力同学后期又考入了绥化铁路司机学校，改行进入了铁路系统工作。
闫力同学很执着、工作也很认真，这一点很随他的爸爸闫兴运。闫力的爸爸闫兴运是1945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在第四野林彪部下某部任排长，1958年部队转业来到合江农垦局任会计师，1961年调入伏尔基河农场任粮食科科长等职。

学医组：矫仁勇、郑庆余等同学在学医小组

在文革期间的中小学教育大纲中是没有生理课的，所以大家对医学感到十分的陌生和神秘。不过，医生家里的孩子对一些急救知识和医学术语还真是比我们知道的要多一些，这使我想起了宋佳君师弟讲述的学生们缺乏医学知识的真实笑话。
那是在我们临近毕业前的一年夏天，学校组织我们一、二、三、四排的班级前去14连支援夏锄。我们一百多人坐着3辆大解放汽车来到了14连的玉米地开始锄草。大家顶着烈日干到接近中午时，天气开始十分闷热起来，太阳像火一样烘烤着大地，一丝风也没有。同学们各个都汗流浃背，衣服全被汗水湿透、随之又被太阳晒干，大家都干渴难忍，嗓子都要冒烟了。就在这时，远处才慢慢地出现了一个带着草帽、肩挑水桶的送水人员。不等送水的人走到跟前，大家都急不可待地向救命的送水人围了过去。
挑水的扁担钩上只挂了2个喝水的“搪瓷缸子”，这么多的人根本不够用，就在这时，向这边奔跑的一个低年级小女生因为脱水和闷热，突然中暑晕倒了，刚到水桶边抢水喝的同学们又紧张地呼喊着涌向了晕倒的小女生，大家手忙脚乱，有的掀起衣襟给煽风、有的脱下上衣两个人扯起衣服给遮阳，其他同学们都不知所措。
这时，卫生队老中医的后代郑庆余同学借机抢过“搪瓷缸子”，一边咕咚咕咚地喝水一边大喊：“按人中、按人中……”，围在小女生周围的几个低年级小同学马上按着师兄郑庆余同学的要求，掀起晕倒小女生的衣服，对着肚脐部位就按了起来。郑庆余发现不对后“搪瓷缸子”还是没有离开嘴，一边喝水一边用另一只手指着自己鼻子下方大喊：“不对，是掐人中、掐人中……”。那边低年级小同学根本不知道郑庆余是手指着鼻子下方的“人中穴”，还以为他是用两只手在捧着杯子喝水呢。低年级同学们马上又按着要求，手忙脚乱地改成在小女生肚脐周围一顿乱掐。不过，这样一顿乱折腾，那位晕倒的小女生还真的被“掐”醒了，可是，清醒后的小女生坐起来就捂着肚子呜呜地哭了起来。虽然这是一个真实的笑话，但也说明了那个革命造反年代的教学大纲是有很多缺陷的。
学医小组需要熟认各种中草药，并且要自己上山采草药回来做成药片。后来学医小组又到医院去实习，矫仁勇同学被分配到处置室。处置室的任务是每天给患者打针和换药。
在给患者打针操作前，学医小组需要先在大萝卜上练习，业务熟练后才开始上临床为患者服务，大家都十分刻苦、用功学习，最后每个人的技术都练的熟练和精湛。矫仁勇在后来给四连一位乔阿姨打针时，这位阿姨说这孩子打针还真不疼。
那时候的医患关系是十分融洽的，医生真是把患者当做亲人，而患者也十分信任医生，把自己的身心都交给了白衣天使们。
矫仁勇同学回忆，在医院见习期间有个男工人是在连队开山放炮，被石头蹦得脸都变形了十分可怕，没有人敢进处置室换药，矫仁勇同学就主动前去，大胆的小矫进去后仔细、认真地查看了患者，并且熟练地给患者做了处置。
学医小组还学习扎针灸。为了找准穴位、熟练进针手法和感受酸、麻、涨、痛，大家都是先拿自己的手和大腿练习，熟练后几个同学就相互扎针灸，再畅谈感受和总结经验。
郑庆余毕业后真的分配到了团部医院工作，这也是因为他的爸爸是医院的老中医，并且郑庆余的两个哥哥郑庆和与郑庆海当时也是团里的造反派和知名人物。郑庆余同学大约在1985年左右调回桦南县医院工作。
矫仁勇同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4连，后期做了教育工作。

木匠组：姚峰、刘国顺

真是学啥做啥，毕业后，这二位都成为了农场出名的木匠师傅。
姚峰同学在学校就是班级有名的“小木匠”，班里的桌椅板凳坏了，都找他修理。就连我们学校科研小组成立时在走廊间壁的实验室房间、保温恒温箱等都是请姚峰同学设计、制作完成的。
姚峰同学毕业后直接分配到基建连做木匠，从事楼房建设中所有的门窗、
楼梯及内部装饰工作。单位解散后下海还是从事老本行，小到给农场职工做结婚家具、大到楼房装修，想要请姚峰师傅的还真要排号半年。
刘国顺毕业后也被分配到基建连，后期调入车队等单位从事木工行业工作。

理发组：杨文超、吴海树

在所有的社会实践小组中只有我跨了两个小组，学工组是我自己去的，而理发小组变成业余的了。虽然是业余学习理发，但我的理发技术还是不错的。后期在大学期间每逢星期天、节假日我也是男同学们邀请免费理发的大忙人。杨文超同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兵团26团，从事了物资库保管员工作。
这一年，16团贯彻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方针，农场学校实行了九年一贯制的教育制度，我们要在学校学习九年就毕业了。本来在校的教学时间就缩短了，但是学校组织高年级的劳动确越来越多，学校经常在正常上课期间按着团里命令组织高年级学生根据季节到各个连队支援农业生产，例如：春季要支援连队播种、夏季要支援铲地锄草、秋天要支援秋收等。并且在上课时间还组织以班级为单位集体到砖厂、农业连队参加额外的社会实践劳动。
农业连队的春季播种、夏锄、收割小麦、收割黄豆是每年都要参加的，但是我们到砖厂参加社会实践劳动还是第一次。
来到砖厂请老师傅给我们讲解制作耐火钢砖和红砖的生产过程。第一步：将黏土、细沙子按比例混合好再按比例加水搅拌，标准的水粉比例是用力握住成团，松开一触散开；第二步：把搅拌好的制砖土料放进一排钢砖大小的模具里，再用螺旋压力机一边添加土料一边加压，直至将砖坯压实再也添加不进去土料为止。取下坚实的砖坯放在棚子里自然风干；第三步：把已风干的耐火砖坯放进砖窑里进行烧制，这可比当年伏尔基河耐火材料厂人工用大木锤子一块一块地砸生产耐火砖省力多了。
而盖房子用的红砖制作比较简单，将混合好的红砖土料放进搅拌机内进行搅拌，然后螺旋推进器将搅拌好的砖料通过红砖模具口高压挤出，被挤出的是240x115mm连续条状泥料，这些条状泥料再由数十根间距均为53mm的细钢丝一次切割成砖坯。再用车子将砖坯推到棚子里阴干，最后进炉烧成红砖。当时我们主要任务是帮助添煤烧火等工作。
说起烧砖，我们16团可是全兵团、甚至全国都在参观学习的先进单位。1971年我们团21连炊事班为了解决食堂做饭和宿舍的冬天取暖问题，将大食堂的炉灶和每个宿舍里面取暖用的炉子改建成了既可以烧砖又可以取暖的“小砖窑”，从此这个“小砖窑”经验在兵团遍地开花。也曾受到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导，当时有很多兄弟团都来我们16团学习取经全民烧砖的经验。
我们学校的中学部也在教室的墙外修建了个半地下可以烧砖的小砖窑。小砖窑的火道连到教室内的火墙，冬天烧炉子取暖时又可以烧砖。而连队宿舍的小砖窑烟道是通到室内的火炕，取暖同时又兼做烧砖，不过，当室内温度过高时砖还没烧好又不能停火，所以，点火后室内温度很高、很热，第一，二个床位太热都不能住人，可是当停火出砖时室内又很冷。
我们学校烧的砖都是各班学生们在夏天用手工和泥后在木模具内脱的砖坯子。不过这种手工砖因强度太低只能盖小棚子用，百姓叫“核桃酥”。而砖厂是用搅拌机搅拌后再用机器高压挤出和高温烧结的，所以制出来的砖很坚固。

七、童年祸事

（一）冬夜的祸事

这一年的寒假，我们高年级部分同学又被安排参加护校。所谓的护校就是白天去学校巡视防止低年级孩子打坏教室的玻璃。
白天完成护校任务后我和陈云山等几个男同学吃完晚饭也经常去学校玩耍，有时候也帮助“打更”老头用“高粱米子”扎笤扫，或者帮助他“编柳条筐”。打更陈姓老头是个山东人，个子不高、言语不多是个挺和蔼的老人。老人有些驼背，本来个子不高更加显得瘦小，并且由于岁月和操劳，脸上布满皱纹。不过一双满是老茧的双手确很灵巧，人也很勤劳，白天打扫卫生、烧水、给老师办公室烧炉子。晚上除了照看一栋空荡荡的学校外，没事还要给学校扎笤扫、编筐等从不闲着。
这天晚饭后我和陈云山同学早早地来到学校。冬夜假期学校的走廊静悄悄、黑洞洞地没有灯光，当摸黑推开老师办公室的门，在40W昏暗的灯光下（那个年代没有荧光灯管）看到地中央用湿麻袋盖着一大捆柳条子当时吓了一跳，好像在地上躺着一个用麻袋盖着的死人一样。原来是打更老人为了编柳条筐方便，将一大捆冰冻的柳条子用湿麻袋盖上，在给冻硬的柳条“缓冻”增加柳条的柔软度。既然惊吓了自己，我们两个人开始有了歪主意。我们来到办公室里间，办公室里间是打更老头和房校长居住的房间。因为是假期，房校长去长春回家探亲去了。我们把老头的狗皮棉帽子和不穿的大棉鞋拿了出来，将狗皮帽子“戴”到了地上麻袋盖着的这一头，将一双大棉鞋“穿”到了麻袋的另一头，在昏暗的灯光下，就像一个躺在地上盖着麻袋的死人一模一样，连胆大的打更老头进来都实实的吓了一跳。
这一年寒假正赶上三排（周永生班）男女生排练准备春节演出的节目《白毛女》，他们每天晚饭后都按时来到学校排练。
黑龙江的冬季下午4点半天就黑了。这时已是晚饭后18点多，天已经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几个小师妹结伴来到学校，一边嬉笑一边蹦蹦跶跶地跑进了老师的办公室内，准备取挂在墙上班级的钥匙，突然又惊叫着炸锅一样跑了出去......。
据后来他们班男生讲，这天的节目排练效果实在不好，当然这都是我们高年级学长惹的祸。
这次惹祸事件不久，祸事就摊到了我们自己头上了。师弟周永生回忆：在惊吓他们班同学不久，一天晚饭后我和陈云山同学又来到学校玩耍，在老师办公室内，陈云山拉过来一把老师的椅子调过身准备坐上，我和周永生同时将椅子移走，本想和陈云山同学开个玩笑，东北话叫“调理”他一下，不想陈云山根本没想到椅子会移走，结果结结实实的摔在了地上，更严重的是他那大脑袋先着地，磕的很响，当时陈云山同学就翻了白眼、歪着嘴抽搐了起来。吓得我和周永生两人个一个背着、一个在后面扯着陈云山的腿就向医院跑，好在学校距离团部医院很近。
那个年代团部医院也没有啥检查设备和手段，如果是现在至少要做一个颅脑CT或者核磁共振检查，排除颅内出血的可能性，然后再在急诊科住院、观察几天。而我们到了医院找来值班医生，医生慢吞吞地给陈云山翻翻眼皮、拍拍脸蛋、掐掐人中，不一会陈云山同学就缓了过来，迷糊着小眼睛、卡巴卡巴嘴看了看周围，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到是没什么事了，可把我和周永生吓坏了，多年后谈论起此事还心有余悸。

（二）危险的枪、弹

说起那个年代，很多男同学都有“惹祸”的经历；就连我们班里最出名的“胡老蔫”也不例外，“胡老蔫”即胡川海。胡川海说：他当年和闫力同学用铜管制作了“火药枪”。“ 火药”是从买来的“二踢脚”里面扒出来的。操作方法是将“火药”从枪管前面装进去，再塞上纸团，然后再将“铅蛋”塞进枪管里。
这天，他们二人在修配厂的院子里躲在墙角开始“试枪”。胡川海用手举着装满了二踢脚炸药和铅弹的“火药枪”朝着“电线杆瓷葫芦”放了一枪：“呯、啪”，怎么样？只见放枪的手震麻了、枪管也炸碎了。就在这二人还沉醉在惊恐、耳鸣的时候，突然看到很多职工从车间里跑出来，一边跑一边喊：“谁打的枪、抓住他们，别让他们跑了 ......”。
还真是老革命胡连生的后代，原来这一枪不偏不正，歪打正着把修配厂的动力电线打断了，全厂都停了电。二人一看闯下了如此大祸，急忙把炸碎的手枪扔进了草丛里，顾不得手痛和耳鸣了。
别看闫力个子小心眼可多，一转身跑到墙角“旮旯”，钻进茅草里躲了起来，胡川海是个胆小的孩子，更因家庭地位从来也没有受过如此的惊吓，心里想还是家里保险，撒丫子一溜烟的跑回了家。到家后心还突突地跳个不停害怕人家追到家里来，为了装作在家没有外出来掩盖其“罪行”，慌里慌张的把锅放到炉子上，加上水做起了“苞米面糊糊”来。多年后胡川海谈起此“造枪”的经历还心有余悸。
说起枪，是那个年代所有男孩子都喜欢的玩具，小时候用木板做木头枪，到了初中以后思维和动手能力都强了，尤其在那个全民皆兵的年代看到“大人”们背着真枪，也懂了枪的基本结构和原理，对早期那些不能响的木头枪早已不屑一顾了。
好多男孩子们都开始自己动手造起了能打响的火药枪。记得我和陈云山同学从修配厂捡来废铜管，当时修配厂、汽车连这些和机械着边的单位都是我们男生喜欢淘宝的地方。用废旧锯条将铜管锯成合适长短，再把木头枪的枪管处雕刻出一个与铜管吻合的凹槽，然后用废旧铜“漆包线”将铜管捆绑在木头枪的凹槽内。再将木头枪身与铜管平齐处锯断，下面用小“合页”和木螺丝将断开的枪身按原位连接在一起，并在枪身上方的两侧用小“窗户钩”挂上。这样便做成了一把“撅把子”手枪了。当时我们设计的“装子弹”方法要比胡川海和闫力制造的“枪管前装火药”更加先进。我们是将很多手枪“子弹壳”事先装填好火药，然后将小木棍削成子弹头形状和大小，将黄泥揉成面团状后，再把木子弹头压进黄泥里面轻轻地拔出来，这样便形成了“子弹头”的“阴型”了。最后将从汽车连垃圾堆里捡来的废“电瓶铅”熔化后倒进黄泥的子弹阴型腔内，冷却后铅子弹头便做成了。将做好的“子弹头”插进事先装填好火药的“子弹壳”内，一颗颗“子弹”便完成了。一般可同时做很多同样的“子弹”，这样在“打枪”时就不用每次都往枪管里填装火药而节省时间了。
思路和方法都是对的，但是所使用的材料和工艺往往都是经不住这种“二踢脚”炸药的考验，在试枪时同样发生了危险的经历。只不过没有像胡川海和闫力同学的胆子那么大直接用手握着开枪，而是将装好子弹并上膛的枪用绳子捆绑在陈云山家院子里一颗柳树上，枪口对准了“仓房”的大门，然后用绳子拴在“扳机”上，人捂着耳朵远远的拉动绳子---“轰”，枪响了，子弹深深地嵌进了3公分厚的木板内。再看枪：已经把二个金属钩蹦直了、枪管也掉了下来。
男同学最危险的“闯祸”还是首属闫力同学“扔手榴弹”在身边3米内爆炸的危险经历。
这是在文革期间农场的造反派分为两大派别，两派的武斗也十分厉害，每个派别也都拥有轻重武器，大到机枪、火箭筒，小到手枪、步枪和手榴弹。
文革到了后期，支左解放军将农场两派武斗的枪支进行了收缴，将手榴弹的拉火绳剪断后全部丢到了偏远飞机包的一个大水坑内。
闫力和姚峰二人在解放军武器销毁人员走后，偷偷地拿回来几个手榴弹,准备在老机关二楼后面锅炉房旁的菜地内试投。因为拉火绳被剪断了，闫力将剩余的拉火绳栓上一段3公分长短的树枝，本想一手握着手榴弹木柄的同时再将尾部的小树枝也握住，因手太小，要想将两个同时握住，手榴弹的木柄只能握住一点点，也因为手榴弹的前端太重，不成想在扔手榴弹时滑脱，手榴弹就在闫力前方不到3米处爆炸了，轰---的一声，人被气浪掀翻了，惊魂未定的闫力和姚峰爬起来摸摸脑袋相互看看对方，除了两个人耳朵嗡嗡作响外，发现弹片只将衣服下摆炸了几个洞洞，真是命大福大造化大呀。
我和陈云山也偷偷地捡回了几颗，不过我们捡的不是“木柄手榴弹”，而是当年经常在抗美援朝电影“奇袭”里看到美国大兵悬挂在胸前像“香瓜”一样的“磕火手雷”，感到十分好看和新颖。这是修配厂自己研制的48瓣“手雷”，因为已经在铸造的金属外壳上设计了沟槽构成了48个模块，又是采用螺扣将装药口密封，故其威力十分的大，爆炸后产生的碎片也十分的多。
因为这种“磕火”手雷是修配厂自己研制的，所以，其性能很不可靠，在研制中还发生了人身伤亡事故将“韩技术员”炸死。
木柄手榴弹的操作原理很简单，投弹前首先旋掉手柄后方保护盖，取出拉火绳。拉火绳与拉火管连接导火索，导火索连接雷管， 雷管插入炸药中。 引爆时拉燃拉火管、点燃导火索，延时时间长短由导火索长度控制。导火索燃尽雷管就爆炸后引爆炸药。
而“磕火手雷”在拔出安全销后要在硬物上磕一下，使击针撞击火帽发火点燃延期火药后再引爆弹体内的炸药。但是因为当时缺乏这种延时引信的技术，导致一磕马上爆炸的事件还是很多。
我和陈云山、陈云贵也知道它的威力，所以没有敢实弹投放，而是想将里面的炸药和引信取出来当收藏品保存。
因为知道其威力，也知道修配厂发生过人身伤亡事故，所以拆卸时十分小心。我们三人拿着钳子，趴在陈云山家后院的“菜窖”边上，打开菜窖口，一个人两手紧紧地握着手雷，另一个人拿着钳子用力地旋转手雷的引信螺丝，时刻准备如发现危险或者“冒烟”就顺手丢进菜窖内。可是胆战心惊地拆卸了半天也没有成功。最后因为害怕没有敢留存，就偷偷地塞进了汽车队后面反修路与鹤岗公路衔接处的涵洞内，现在回想起还真是后怕。

（三）、猛男骑牛

1971年春天大地还没有复苏，学校周围的“田野”里一片空旷。当时学校南面是一片去年秋天收割后的玉米地，站在学校操场可以直接看到“飞机包”和鹤立的建筑物。收割后的地里除了少量积雪和随风飘动残余的玉米秆叶子外，就是满地尖向上、锋利无比的玉米秸“茬子”。
这天中间操后刘国顺、王一平、杨文超、郑庆余几个男同学发现了“好玩”的机遇。原来团部工业五连放牛人将一群牛赶进了学校前面的空地。几个男同学快速进入了“阵地”抓住老实的黄牛，开始了猛男“骑牛”运动。黄牛天性就很老实，平时除了拉车就是耕地，干的都是重活，这次驮个小孩子还真不算啥，再说那个年代除了王一平同学胖点其他同学体重都不大，一群轻飘飘的孩子要骑就骑吧。
几个身手灵活的同学就顺利地骑上了老黄牛，这些老牛也任由他们几个骑。
可是，比较笨的郑庆余同学没有捞着牛骑不甘心啊，看着别人骑牛悠闲又自在，自己没捞到骑心里就痒痒地，拿起“弹弓子”就射向了王一平骑的那头公牛屁股下方。
郑庆余同学的外号叫“郑三炮”。郑三炮的由来可不光是说郑庆余和他的两个哥哥一样能白话、吹嘘，还有一层意思是说他的弹弓子打的比较准，只要是在树梢上能看到的鸟，不论有多难，他用弹弓子在三发之内就能打下来。
真不愧为是郑三炮，这次他没用三发，只用了一发就稳、准、狠地打在了这头公牛“屁股下方”， 这个位置可是公牛最“薄弱”的部位呀，老牛惊吓加上疼痛一下子发起火来，驮着王一平在满是尖尖玉米“茬子”的大地狂奔。老牛的腰背很宽很圆，王一平的个子很小、腿又很短实在夹不住老牛，加上老牛后背又光秃秃的没地方抓。颠得王一平在老牛背上像皮球一样一跳老高。突然，老牛一个“尥蹶子”就把王一平从牛背上掀掉后坐在了地上。不偏不正，正坐在一颗锋利的玉米秸“茬子”上，虽然那个季节还没脱棉裤，可还是“刺刀见红”出血了。因为郑庆余这件事还把官司打到老师那里评理了，最后所有的骑牛人员都受到了株连。

八、兵团学大寨、众刨丰产坑

1970年春。这一年，在北方农业学大寨会议指导下，上级要求每个团要建成“兵团大寨团”，要“千方百计上纲要、拼死拼活过黄河”，并且生搬硬套大寨经验，在小农经营方式指导下，全团寒冬腊月来到冰冻三尺的大地里，掀开积雪，用大搞刨“丰产坑”运动。并且全面推广“横穿带”和“满天星”，即在大豆地里夹带种玉米，结果致使无法开展机械播种和大田管理。从此，全团展开了人工种地、刨“丰产坑”活动。
所谓的“丰产坑”，就是播种前人工在地里隔一定距离,用锄头刨出一定大小的坑,在坑內施入肥料, 并在坑内放几粒种子，有条件的再浇点水。当时，把这种用人工刨的坑就叫“丰产坑”。 其实，这种“丰产坑”适合于农家小面积播种，而东北一望无际的农田是无法做到的，并且在干旱的大地里也没有水源。其实，就是想象的“丰产”而已，现在看来也属于那个时代的政治口号。
这年春天，按照团部命令和学校的安排由李永福老师带队，带领我们三个高年班级100多学生自备行李坐车来到十连，开始刨“丰产坑”、施农家肥、种高产玉米劳动。
李永福老师是鲜族人。他个子不高说话慢声慢语，看起來身体纤弱，他可是黑龙江大学的高材生。他不仅业务出类拔萃而且性格开朗，多才多艺、既能歌善舞，又是体育高手。

在劳动之余，李老师为了减少同学们的离家思念，鼓舞劳动士气，总是抽空为同学们讲故事、说笑话。在兴头上，同学们也绝不会放过李老师，讲完故事还让李老师跳朝鲜舞，李老师也从不推辞，拖着劳动之后疲乏的身体给我们跳上一段。
劳动结束回去后，李老师也总是把我们学生当中的新闻趣事讲给家人听。据刘老师(师母)回忆：“……晚上，学生和连队搞联欢，学生让李老师跳舞，他就从舞台上跳了下來说：我跳完了，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李老师虽然是数学系毕业的，但是文艺、体育特别出众，他不但歌唱得好、舞跳得优美，并且很擅长艺术编导，16团宣传队排练的大型舞蹈史诗都是请李老师做的编导和指挥。
矫仁勇回忆说：那些年我们班女生经常参加学校和场部的演出。女同学演出的大型舞蹈《毛泽东是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就是李永福老师亲自编排和指导的。李老师耐心地指导我们每个人的动作，要求跳舞蹈时眼神要跟着手的动作，最后一个动作要亮相，有板有眼的，节奏鲜明。

矫仁勇1971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四连，去了就成为连队宣传队的骨干。1977年又调任到学校当老师，全校学生的舞蹈也是由矫仁勇负责编排和指导的，这功劳全部归功于李老师当时教的好，使同学们受益终身。
这年春天，我们在李永福老师带领下到10连参加人工刨“丰产坑”、种玉米的劳动前后共进行了一个多星期。当时是住在10连的种籽库里，在地上铺一排木板，然后又在木板上铺了一层草席子。大家虽然是住在室内，但是，黑龙江4月末的天气晚上才6-7度。在场院背阴旮旯处还可以见到没有融化完的积雪，背阴面地下40公分还存在着冰冻层。加上种子库空旷并四处透风，下面水泥地面又很凉，所以屋里十分阴冷。好在我们那时还都年轻火力旺盛，加上这么多人住在一起打打闹闹也就坚持了下来。
人工种玉米的流程是前面由拖拉机机械化起垄，一排人跟在后面用锄头在垄台上每间隔30公分刨出一个“丰产坑”，后面一个人挎着种子筐向“丰产坑”内投入2-3粒种子，随后跟着一排的投粪人员向坑内撒一大把粪肥后用脚将“丰产坑”盖上土并踩实，这些种玉米流程如果采用机械化是完全可以一次完成的。
北大荒的农田一望无际，土地平坦，很适合大型农机具播种，不但速度快，并且是松土、起垄、播种、施肥、覆盖、保墒一并进行。同时还有行距精确、播种规范、节约种子和人工的优点，另外，机械播种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了。
现在看来那个政治挂帅，农业学大寨、人定胜天的年代，现役军人们非要机械地学大寨，也要像大寨一样将平坦的农田人工修成“梯田”、人工“挖丰产坑”，纯属是劳民伤财和政治作秀的形式主义。
10连在一望无边的大地里插了很多红旗，劳动中不时有人高喊口号、宣传鼓动。同时各个班级进行了劳动竞赛，大家争先恐后、热火朝天奔跑着向前赶进度。
大地里，每间隔50米左右就有一麻袋种子和一堆肥料，在每个麻袋旁边都有很多种子撒落了一地，我看在眼里感到很可惜，在晚上休息后我还写了一篇《不要小看几粒种子的浪费》小报道，在连队黑板报中发表。记得晚上大家躺在地铺上休息时，10连的指导员还带领连队干部们来慰问大家，同时还特别问候、表扬了我这个《不要小看几粒种子的浪费》的撰稿人。
晚上洗漱后休息之余，同学们也不顾一天的疲劳，还要在睡觉之前玩闹一番。范永祥回忆：魏振歧、陈云山等几个同学在睡觉前总要玩一会“弹脑蹦”儿的游戏。
这次人工刨丰产坑、种高产玉米活动前后进行了七八天。结束后，我们这几个班的不论男生还是女生，每个人的脸蛋都晒得黑黑的，手指甲里塞满了泥土，改变最明显的是每个学生的脖子、身上皮肤以及衣服都不见了原来的膜样，基本是黝黑锃亮。可以想象，在春季空旷干旱的大地里，每天都刮着4—5级的春风，同学们又得紧紧地跟在尘土漫天、对面不见人的起垄拖拉机后面，还得用手抓粪肥、不停地相互追赶。每天太阳落山收工后，也就是在场院边用冷水洗把脸，哪里有洗澡的条件呢？
秋天，还真不知道通过这个劳民伤财的丰产坑运动，其产量到底增收了没有？

九、一中科研小组;

1970年3月，学校成立了农业科研小组。
学校的农业科研小组是在我们班主任王春荣老师带领下成立的。科研小组成员有一排的我和刘玉芬，二排的刘云贵、四排的师妹武士坤等四位同学。小组成立之初为了让我们经风雨见世面，王老师自费带我们科研小组坐火车去佳木斯郊区“长青大队”参观了比较现代化的冬季地热大棚，学习了冬季农作物生长的必须条件。
科研，必须有试验场地和实验室。学校对这个科研小组新生事物也十分重视，学校在厕所北面菜地拨给我们约一亩作为试验田，又在厕所东面的猪圈里养了两头猪给我们做实验用。
那时候学校除了一栋教室外就是一个厕所，所以房子是最紧张的，但学校还是在教室走廊的最东头拨给了约6米多长空间，由我们班的木匠姚峰同学用木板做了隔断，并用报纸将缝隙糊严实，安装上了木门、上了锁，又搬来几张教室退下来的课桌组成了试验台，这样，一个约十几平方米的实验室就建成了。
我们科研小组先后又自费从山西大寨公社邮寄玉米种子和花生种子等，并在某科研单位引进“920” 植物刺激素和畜牧生长素“5406”菌种，由班里的木匠姚峰同学设计、制作了双层锯末保温箱和接种箱。我又从修配厂捡来拖拉机汽缸垫上的薄铜片和罐头盒镀锌铁片，修剪成1cm宽8cm长，并将两种不同金属片用焊锡焊在一起，通过不同金属热膨胀系数的原理，设计制作了灵敏度很高的“温度控制器”安装到恒温箱内。
大家又从家里拿来了胡萝卜用刀切碎，并从食堂要来些琼脂在一起熬制成米汤样，灌进玻璃试管内，利用“间歇灭菌法”制作无菌培养基，然后在接种箱内用酒精灯将金属丝弯制的接菌环进行消毒，再将菌种采用8字形涂在培养基上，封口后倾斜摆放在恒温箱内。这样在无菌条件下完成和生产了“920” 植物刺激素和“5406”畜牧生长素菌株。据说这种植物和牲畜生长素具有刺激植物和生物快速生长的作用。
当时国家级刊物《微生物学报》曾报导：“5406”对牲畜增重、增肥和促增长作用十分明显，所以害得我们每次操作后都要反复洗手，生怕吃进肚子里像猪一样疯长。就这样，组里的女生刘玉芬和师妹武士坤还经常念叨“我最近饭量怎么这么大？、又胖了很多，是否吃进“5406了......？”。
那时候我们对实验真是精益求精、感到科研特别神圣，不能有一点马虎，有时候小师妹动作慢了一点或者不太规范，经常会受到我这个师兄的训斥，尽管到了50年后谈起此事还经常听到小师妹的诉苦和抱怨。
秋后，因地区纬度、日照和成熟时间等因素，我和刘云贵师弟负责从大寨引进的玉米种植项目实验课题，虽然秸秆长到3米多高，可是已经到10月份了其秸秆和果实还贪青不成熟，花生也结果也很少。再看学校猪舍里使用过“5406”生物增长剂的猪，因为那个年代连人都吃不饱，圈里养了一年多的猪还是光长个子不长肉。
不过女生刘玉芬和师妹武士坤的项目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武士坤说：“二排张xx师姐当年患了严重的脱发性疾病,头发大面积脱落十分痛苦。我们坚持每天给师姐的头皮用新制作出来的920刺激素液体涂抹，大约坚持了半年，师姐张xx在光秃秃的头皮上逐渐长出了绒绒的毛发，后来绒软的毛发逐渐变粗、变黑，不长时间黝黑的头发就生长了出来。”
920是一个广谱性植物生长调节剂，它可促进作物生长发育，使之提早成熟、提高产量、改进品质等等，但不知对人的毛发生长是否真的有作用？
其实，“920植物刺激素”至今还在广大的农户及果树种植户中广泛地应用，并且是目前不可缺少的植物激素。例如对果树种植户来说，每年一到保果季节，很多果树种植户的保果配方里都有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那就是920，也叫赤霉素。

赤霉素最突出的作用是加速细胞的伸长（赤霉素可以提高植物体内生长素的含量，而生长素直接调节细胞的伸长），对细胞的分裂也有促进作用，它可以促进细胞的扩大，除此之外，还能促进作物生长发育，提早成熟，改进品质，提高产量。并能迅速打破种子、块茎和鳞茎等器官休眠、促进发芽，提高果实结实率或形成无籽果实。
赤霉素广泛用于：棉花、番茄、马铃薯、果树、水稻、小麦、大豆、烟草、蔬菜、瓜果等作物。
这段“科研”启蒙经历对我们后来进入社会的帮助是十分大的，也给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科研、教学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每当在夜深人静撰写科研课题及论文时，经常会想到学生时代那个“科研”启蒙经历。
我们一中农业科研小组的四个校友，毕业后我与刘玉芬同学从事了医疗卫生行业，师妹武士坤后期进入了企业管理工作，只有师弟刘云贵毕业后从事了农业科研工作，不过也是这项科研工作害了他。
刘云贵毕业后分到他家所在科研连，从事庄稼育种繁殖。我刚毕业被分配到团部值班连队45连，当时看到他冬天去海南岛繁育种子、夏天返回黑龙江继续工作，还十分羡慕他。在他从海南岛回到单位后，我休息时也经常徒步去科研连看他，他也常带我去看他的实验室和育种场所，指着一个重重的大铅罐说，里面是一种放射性元素，可以刺激种子变性提高产量。当时我们对“放射性元素”的性质一窍不通，对其危害更是一无所知。
其实辐射育种技术是利用射线诱发生物遗传性的改变。辐射诱发突变的遗传效应是由于辐射能使生物体内各种分子发生电离和激发，导致DNA分子结构的变低造成基因突变和染色体畸变。从而引起遗传因子发生改变并以新的遗传因子传给后代。故辐射诱变可以获得具有可利用价值的早熟、矮秆、抗病、抗逆、优质的植物种子。放射性物质可以对植物种子引发基因突变或畸变，何况我们人类。
严格和标准的放射性元素育种场所需要有厚厚的铅房，并具有可远距离遥控操作的“机械手”。而接触辐射的工作人员每年也需要在县级以上专业机构做严格的体检和辐射量记录，我国放射防护标准中规定放射工作人员年剂量限值是50Sv。我多次去科研连刘云贵的育种场所根本没有见到过这些安全设施，更没见过刘云贵去鹤岗市专业机构做过体检和辐射剂量检测。
我在佳木斯医学院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并晋升讲师和主治医师后不久，约1984年师弟刘云贵因发烧不退专程从农场来医学院找我，请我到附属医院找专家会诊。我请了附属医院专家诊察、会诊后，专家将我到拉到僻静处询问：患者是谁？干什么工作地？是否接触过放射元素……？经过专家一番检查，师弟刘云贵被诊断为“急性白血病晚期”。
急性白血病是造血干细胞的恶性克隆性疾病，发病时骨髓中异常的原始细胞及幼稚细胞（白血病细胞）大量增殖，蓄积于骨髓并抑制正常造血，广泛浸润肝、脾、淋巴结等髓外脏器。表现为贫血、出血、感染和浸润等征象。
急性白血病的病因至今尚不清楚，但目前认同的主要因素是生物因素（病毒感染及免疫功能缺陷）、物理因素（X-射线、γ射线照射）、化学因素（长时间接触苯及其含苯溶剂）及遗传因素等。
刘云贵师弟在1985年春季便英年早逝，分析刘云贵师弟的病因与其长期大剂量接触放射性辐射的职业有绝对关系。尤其那个年代也没有对接触者进行严格的防护、培训制度和身体检查措施。
附科研连前身：科研连在1958年之前为一自然屯，称为“永顺屯”。1958年农场建设初期将永顺屯收编兼并，由自由农户改为国营体制，更名为伏尔基河农场二分场4队，1961年更名为伏尔基河农场15队。兵团组建后更名为科研连。其刘云贵家、李贵轩家、徐凤兰及徐凤珍家等均为老永顺屯住户。

十、秋收掰玉米（略）

十一、建水库：

1970年11月，这可能是我们班在毕业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也是最累一次劳动了。
这年刚入冬，我们一中又接到团部的指令，要和团部其它连队的“大人”们一样被分配任务建水库，我们都知道，修水利和修建水库是农场最累的活了。
要修建的水库是位于团部医院东侧现新华农场一中中学新校址位置，当时这里还是一片农田，要在这里修建一座近4万多平方米的水库，但这个水库的作用至今也没搞明白其目的是什么，因为这个水库的东面是一小片不成规模的农田，看来不是为了灌溉。而它的上游西面又没有河道，这样也就没有蓄水的水源，并且在西面距离不到200 米的上游是团部医院，下雨天医院的污染物自然要排泄到水库里，这更不适用于养鱼、养虾了。所以，修建这个水库也可能算是在那个政治挂帅、农业学大寨活动中的又一个“辉煌成果”吧。更不可理解的是，这么大的工程量、建设时间和人员投入在后期的新华农场场誌中（1949-1985）也没有任何记载。
黑龙江的11月份虽然是初冬，但也是十分寒冷的。我们一中学生被分到水库西南角一块位置，然后各单位就热火朝天的干了起来。那时候哪有机械化，全部是靠铁锨挖、肩膀挑，我们学生挑不动就用两个人抬。记得我们使用的是用8号金属丝编的大抬筐，如果装满土可以达到300多斤。
刚开始是在地平面挖土，然后将土抬到50多米外的周边堆成水库堤坝，因为走的是平坦路还算可以，可是越向下挖越深，抬土走的越高、坡度也越大，平时都说使出了“吃奶的力气”，这回我们可真正的体验到了这个词句的含义。那些身体强壮的“大人”们都累的汗流浃背、满脸通红的，可想我们当时还是14-16岁的孩子们是如何“挺”过来的，抬起一筐土真是 “两腿打颤、屁股摇晃、腰板不直、低头哈腰、张嘴直喘、头发冒气表面结冰、眼帘也会被哈气结成的冰霜冻住”。
说起头发结冰，是因为黑龙江11月中旬的天气，温度已经降到了零下十五、六度，我们头一天好不容易将冻土层刨掉露出了软的土层，可是第二天又冻上了。
休息时，寒风吹得我们脸上像刀剌一样痛，许多人都赶快转身背对着寒风、捂紧棉帽子。大家累了也不敢长时间的休息，因为时间长了，身上早期出的汗就会冰凉，再等一会儿，就会冻得我们手脚僵硬、麻木。
可以说，修水利没有轻活，男生抡洋镐刨土，女生拿铁锹将冻土装到抬筐里，还有的男生向外抬土。
尽管男生的力气大些，但是在黑龙江冰天雪地的冬天刨洋镐，面对冻得像坚硬水泥一样的黄粘土，一洋镐砸下去也只能看见一个白点点。抡起18斤重的洋镐连年轻力壮的大人们也不会超过五下，何况我们才十几岁的学生，第三镐基本都是艰难、勉强地举过头顶再自然落下，毫无力量和准头，可真是难为了我们这些学生。在这寒冷的野外，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人不干活就会冻僵，干活又没有力气 。
随着时间的推移，水库越挖越深，抬土需要走狭窄的“跳板”才能上到岸边的堤坝上。每当两个人抬着近200斤的土，走在接近45度狭窄的“跳板”上时，不但腿打颤，心里也在打颤。
天宫不作美，风越刮越大还下起了雪，抬着土筐走在狭窄晃悠的跳板上，本来就腿打颤、心害怕，这时候还要不停的腾出一只手来抹掉挂在睫毛上影响看路的积雪，严重的影响了生产进度。
当这最艰难的时候，不知团部哪个有才、思想觉悟高的知情编写了一首激昂的战地诗在工地上朗诵，又鼓起了大家的干劲，其他连队的战士们，也一边喊着口号，一边挑着大土筐飞奔。值班连队还经常吹着冲锋号鼓舞战士们挑着近200斤的大土筐冲上堤坝，顿时，我们学生也感到来了一股无穷的力量。
第二天又有知青把这首战地诗谱写成了战地歌曲在工地上流唱。这首诗和歌我们班长彭焕臣同学背诵的最熟、歌也唱得最响亮。他回忆道：
“ 冰地非吓我，寒风奈我何。
为了我团学大寨，迎风破土开心阔。
红旗我高举，宝书我紧握。
斗私批修摆战场，思想革命越天河......”。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这个水库终于建成了，还真的从西面团部饮用水的机井中抽水将水库蓄满了水。
后期不知道这个水库起到了哪些作用，听说兵团解散后这个水库承包给了张xx做了养鱼池。不过在我大学毕业后回农场和同学们聚会时，在团部医院书记黄春光同学的安排下我在这个水库过足了钓鱼的瘾，一下子钓了30多斤。我这边在水库钓、那边在家的同学就开始炖鱼，看来修这个水库还真没白挨累......。
现在这个水库已经被填平了，在上面建成了新华农场第一中学新校址。不知道现在一中的师生们是否知道,在你们的脚下，曾经是你们的师叔们流淌汗水的地方，也不知道上面的建筑物是否会“下沉”。

十二、抓特务

1970年冬正是“备战备荒、深挖洞，广积粮”大抓阶级斗争的年代。
那几年，相传西面铁路边“红房子”附近夜里经常有特务打红色、绿色的“信号弹”，好多人都说亲眼看见过在漆黑的晚上和夜深人静的时候，有红色或者绿色的“信号弹”在这片红房子附近升起，等喊来其他人观看时又没了，闹得大家人心惶惶，并且也对这片红房子地区感到十分的神秘。
红房子是新华车站铁路系统沿着铁路边盖的孤立2栋家属房，地处居民区最西北的铁路边荒凉处。房子正北是短树丛和杂草并延续到3-4公里外的造纸厂，西侧是十几米深的铁路大沟，过了铁路沟便是不见人烟荒芜的野地，而东侧跨过哈-罗国防公路就是我们16团的地界。因这2栋房子的砖外墙又粉刷了一层红色涂料十分显眼，被当地人称为红房子。
我和小师弟周永生 、王长志三位报着保家卫国的雄心，决定去抓打信号弹的“特务”。
周永生比我低两届，是新华一中七四届9-3班班长、三好学生，（按照九年一贯制的规定，他们应该在七三年底毕业。但由于教学方案的调整，一中的毕业生从这届开始由冬季毕业改为夏季毕业，所以这届学生的毕业时间推迟到了1974年夏。故一中没有七三届毕业生）周永生毕业后分配到16团医院，后期考入大连工学院即现在的大连理工大学。其父亲周恩太曾任修配厂指导员。
王长志是周永生的同届同学，其父亲为16团现役政委王文东。
我们三个人经过简单的准备，在一个严冬漆黑的夜晚，踏着没膝深的大雪。为了不被“特务”发现，我们三个人绕路由修配厂后面穿越“哈-罗”国防公路后，进入铁路大沟内再返回向红房子方向曲肢弯腰而行，偶尔有火车路过时害怕大灯照射被发现，只能在火车距我们3-4公里外就深深地扎进铁路钢轨旁排水沟内的雪窝子里捂住脖子、闭上眼睛躲避，等待火车隆隆地从身边驶过，任凭火车卷起的寒风夹带着雪沫子和车厢内的黑色煤灰飘落我们一身，待着火车驶过并远离后才再慢慢抬头继续前进。
当快接近目标时，我们完全是在雪地里匍匐前进。最后趴在距离红房子大约100米处的荒草雪地里伸着脖子观望，静听红房子住户的狗叫，偶尔还可以听到小孩的叫喊和一两声鞭炮声响。有时候又长时间一点声音都没有，静的出奇、可怕。我们眼望着远处黑咚咚的房子，也不时地抬头看看满天的繁星，在寒冷和遥远的夜空中偶尔也有流星划过。
我们静静地潜伏着，时间长了要不停地用口呼出热气温暖一下冻僵的双手， 这样也只能坚持40分钟左右，每次观察都冻得上下牙打颤后才采用退爬方式返回。
当我们第二天再次继续侦查时发现了状况，去的时候王长志光着脑袋没戴他爸爸部队发的棉军帽，一只手爬行、一只手捂着冻麻木了的耳朵。当越是接近观察点心里越是紧张、害怕。突然，我们三个差点没同时惊叫起来：在漆黑的夜晚中通过积雪微弱的反光，隐约发现在距我们不到10米的荒草雪堆后面有个人露着脑袋在一动不动的看着我们......，吓得我们心都要跳了出来，我们三人只有我手里拿着一把从修配厂废旧品库房里“偷”出来用锉刀改制的“匕首”，周永生抓了一把周围的茅草、王长志吓得不敢动弹。我们当时都有一个想法：“对面的人不动我们也不动”。这样对峙了约有半个小时后我们实在坚持不住了，身上惊出的冷汗都要结冰了，我们三个人小声一商量决定还是上前看看，当我们一点一点的爬到跟前后，发现是一顶棉帽子摆放在雪堆旁，还以为“特务”来个“金蝉脱壳”跑了呢。忽然，王长志拿起帽子说：“这不是我的帽子吗？我说在家怎么没找到呢？害得我受了一天的冻”。原来是头一天我们采用滚动、匍匐撤退中，王长志紧张的将棉帽子滚丢了都不知道，没成想“特务”没抓到反而闹出了笑话。
后来世面见得多了，才知道铁路红房子冬天夜里的“信号弹”原来是铁路系统的孩子们见识广、坐火车方便，春节前常去大城市购买“烟花”回来放的。因为早年的烟花都是单响还没有连发的，故而人们看到的似信号弹一样，等喊来大家看时又没了，所以更增加了人们对这个红房子区域的神秘感。 而我们那时候还没见过“烟花”，家庭条件好的过年时最多也就买几挂小鞭炮或者“摔炮”回来玩玩而已，害得我们这些农村娃年年冬天惦记去抓“打信号弹”的“特务”，这个笑话至今不忘。

十三、共青团第八届代表大会

1971年9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二师第16团共青团首届代表大会召开。
其实，农场的共青团代表大会并非是第一次召开，只能说是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后是第一次召开共青团代表大会。追溯农场共青团代表大会的历史，这应该是第八届了。
农场的第一届共青团代表大会是在1953年召开的，当时共青团员只有几十人。而到了1956年召开第二届共青团代表大会时，共青团员已经发展到了130人。
至1971年，全农场有共青年团员2211人，参加会议的代表519名，这是农场成立以来共青团人数最多的时期，这与大批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关。
我们第一中学共有六个名额参加会议，学生有一排的我和三排周永生二人。老师有：丁宝中（北京知青）、刘义茹（北京知青）、王明珠（北京知青）和食堂薛惠华师傅（上海知青）等四人参加。
开大会要求早上和午间都在机关食堂统一就餐,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了“油条”等美食，也知道了咸菜中还有那么清脆、那么可口的“榨菜”，真比咸萝卜疙瘩好吃多了。更是人生第一次吃到了那胜似樱桃红色、软绵口香的“豆腐乳”，这些都是在那个连肚子都吃不饱的年代里一个贫苦家庭见不到的“鲜品”。
即使到了改革开放50多年后的今天，我每天早晨的餐桌上都不会忘记备下那当年软绵口香的“豆腐乳”下饭。

附：我的同学胡老蔫

胡老蔫，大名胡川海，这个绰号是同学们给起的，因胡川海自1965年随父母由597农场转学来到班级后特别的“蔫”，从来不和同学们说笑和打闹，班里上课也从来不发言，尤其见了女同学更是面红耳赤、低头不语。胡老蔫虽然也有淘气的时候，但也都是蔫淘而已。
胡川海的爸爸胡连生是老革命，虽然是大老粗，但是开会讲话也都是开门见山、井井有条、思路敏捷一点废话都没有。
胡连生1938参加八路军，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第一副团长兼参谋长，1950年选送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3年毕业，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1958年转业到597农场任副场长，1964年调任伏尔基河任场长，兵团期间任十六团副团长、顾问至离休。
他的级别在农场是比较高的，自然工资也是最高的，家里的生活在农场也是属于比较富裕上等家庭，但是老革命教育孩子总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所以在学校乃至全农场胡川海哥俩的衣服是十分朴素的，打的补丁也是最多、最大的。
胡川海上学期间很蔫，但是毕业后被分配到16团修配厂融入到社会和工作中后，也慢慢地不蔫了，和同事、朋友的俏皮嗑也多了起来。
近十几年，胡老蔫彻底被摘帽了。过去在女同学面前面红耳赤、低头不语、说话结巴的胡老蔫，现在可是见了女同学不打不热闹、见面就搂抱的开放型美男。甚至同学们都忘记了老蔫这个绰号。
尤其是后来进入到农垦总局领导岗位以后，无论是在会议报告中、酒桌拼喝及同学、朋友聚会时，都是活跃气氛的引导者，虽然胡川海说话不是十分流利并慢悠悠地，但思路清晰有深度，任何事情从他嘴里说出来，总是有条有理，让人一听就懂，更兼之其娓娓道来，使人非常愿意听下去，甚至到了没有胡老蔫这场活动大家都没有兴趣的地步。
胡川海在学习上是班级数得上的好学生，他不但学习好，还心灵手巧，动手能力很强，真是做啥像啥。当年全国大唱样板戏，胡川海虽然不善于唱，但是他将捡来的金属罐头盒中间打孔，再将木方子下方削细插入孔内穿上琴弦。又将竹条弯曲后两头栓上马尾做成二胡弓子。用这种方法把将大号的罐头盒做成二胡、把细长的罐头盒做成京胡，拉起来和买来的正规二胡和京胡没有多少差别，同学们去他家都抢着玩。
毕业后胡川海被分配到修配厂做了车工，在工厂也是技术高超的生产能手，就连我结婚时城里人都很羡慕和争相观赏的一大件美术“地灯”，都是胡川海亲自动手设计的，升降杆是他亲手用车床加工、灯罩是用卫生队X-光室废旧胶片制作的。这个十分美观、精致的地灯伴随我们家30多年，一直从黑龙江到辽宁大连。

第三篇：新华农场一中发展现状

1977年4月23日，生产建设兵团撤销恢复农场体制，因地处新华车站附近更名为黑龙江省新华农场，隶属宝泉岭农场管理局。学校亦更名为:黑龙江省新华农场第一中学。

新华农场一中乔迁：

2012年，新华农场第一中学乔迁新址，学校新校址坐落在场部职工医院东原人工水库养鱼池旧址。这个地址，这已经是新华农场第一中学变迁中的第四个校址了。
伴随着农场的发展，农场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新华农场一中从建校时的一间民房、一名代课教师和十几名学生，到如今的新华农场学校，校园占地总面积10万余平方米（生均超过50平方米），教学区、体育运动区、生活服务区、绿化景观小区布局合理，功能齐全；校舍建筑总面积15615平方米（生均超过8平方米）,其中主教学楼、实验楼、综合楼、宿舍楼、食堂等配置规范，设施完善，实现了多媒体教学。
新华农场学校是一所全日、九年一贯制学校，42个教学班，中小学生1760名。其中中学19个教学班，学生834人，小学23个教学班，学生926人；教职员工211人，其中专任教师149人（小学教师82人：本科学历18人，大专学历63人，中专学历1 人，学历达标率100%，小学高级教师66人；初中教师67人：本科学历49人，大专学历18人，学历达标率100%，中级以上教师48人），行政及教辅人员20人，工勤人员42人。
2007年，新华农场学校顺利通过省“双高普九”验收，2009年，被评为省标准化建设合格学校，成为充满浓郁的现代化教育教学气息、丰富的文化品位和人文精神的“学园、花园、乐园”式学校。
伴随着农场的发展，农场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演绎了从建校时一名代课教师十几名学生，到鼎盛时期的三所中学、(一中：新华、二中老场部，三中：1959年8月原鹤立河农场职工子弟中学成立，当年招收学生200多人，教师6名。1979年两场合并后，改为新华农场第三中学，校长李振山，书记胡玉兰)六个中心校、39所小学，再到今天“一场一校一版块”的集中办学的教育发展史。
说明：上述因版面原因，删节较多，请参看纸质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