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陈伯伯

鄂鲁宁

陈伯伯授衔戎装照炮兵大尉 因为父亲生性豪爽爱结交朋友的原因，我有过许多的叔叔伯伯们。尽管他们几乎都已离世，有的去世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了。但每每想起这些叔叔伯伯们我都心存感激，像怀念父亲一样想念他们。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对我的成长都有很大影响，特别是陈伯伯。那还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陈伯伯时任南京军区炮兵转训大队十三队队长，父亲也在转训大队任十九队副政治指导员。两人相识相交，不仅是战友更是知心知己的好兄弟，风风雨雨几十年患难与共......陈伯伯1921年出生于安徽宿县栏杆镇，我父亲1924年出生于江苏邳县泇口镇。虽是两个省，但同处苏鲁豫皖四省交汇之地，凤俗相近习性相同，连说话口音都差不多。母亲说：1954年我和你爸刚结婚就到了转训大队，你陈伯伯家属没有随军，老伴带着两个孩子（开启和玉霞）还在淮北乡下。因为是供给制，可以在部队食堂领取米面油和蔬菜肉类自己做饭。一帮子没有带家属的年轻军官总是借口食堂饭菜不好吃来家蹭饭。食堂管理员叫李凤友，和陈伯伯是淮北老乡，东西更是随便拿。因为陈伯伯和父亲最投缘，而且他当年去朝鲜参战前后，所在部队都在山东周村基地休整。我母亲就是淄博周村人，加上这一层关系，所以是来家吃饭最多的人之一。据档案记载，陈伯伯1940年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家乡利用小学教员的身份做掩护开展地下工作，后任安徽宿县抗日联救会秘书。1944年新四军卫生人员的数量和质量不能满足战争需求，成立了新四军军医学校，因为有文化，陈伯伯被组织选派为学员。 1948年陈伯伯在江淮军区（后三十四军）第六野战医院三队任病室书记、代理队长、队长。参加了苏中七战七捷和开封、睢杞、济南战役。1949年初，陈伯伯调任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山炮团政治处副连级书记、保卫干事、军法干事。参加了淮海、渡江、解放上海和舟山群岛战役。1951.6月年陈伯伯随同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七师入朝作战。任炮七师二十团一营二连副、正指导员、营副教导员。当时炮兵20团是全军最早的苏式122毫米榴弹炮团之一。他们团配合26军作战，从1951年6月至1952年4月，在五圣山至西方山、斗流峰，防守了10个月，与敌人多次激烈争夺，牢牢控制了这块土地。1952年4月20日，26军与15军交接防守阵地。但炮7师没有轮换，仍留守原地，继续承担着对步兵部队的火力支援任务。 1952年10月，著名的甘岭战役打响。陈伯伯所在的炮七师20团参加了战斗，配合步兵争夺537.7和597.9高地。1953年5月，志愿军发起夏季战役。在战役第三阶段，炮20团配合步兵攻占桂湖洞198.6高地。此次上甘岭战役，作为营级一线指挥员陈伯伯表现突出，荣获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三级国旗勋章。 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三级国旗勋章 1953年9月朝鲜停战后，志愿军炮七师率20团、21团班师回国，驻地仍是山东周村。陈伯伯调任二十一团干部处正营级助理员。1954年任南京军区炮兵转训大队十三队队长，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尉军衔，并荣获独立自由奖章和解放奖章。 独立自由奖章、解放奖章 1956年10月陈伯伯转业到原冶金部地质局华东分局805队任副队长。1958年来到湖北，任武钢地质勘探队副队长、中南冶勘公司608队副队长。对宜昌、十堰、恩施、大冶地区众多铁、铜矿点进行普查。重点是鄂东南和铁山地区，所以家安在了铁山。同样是1956年我父亲也转业到华东分局813队，1958年也来到湖北，1964年在黄石新下陆安家。铁山和新下陆距离不远，于是两位老战友有了相聚的条件。1965年父亲患严重肝硬化，在黄石五医院和武汉同济医院住院治疗几个月效果不佳。陈伯伯知道后，立即给他在南京鼓楼医院工作的大舅哥张道中写了一封信（今年初南京扬子晚报发表了一篇南京鼓楼医院为张道中教授庆祝百岁寿辰的文章，称他为新中国的病理诊断专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于是我父亲转院来到南京，经鼓楼医院大夫们的精心治疗治愈出院。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后不久，全国各地不同派别爆发武斗。陈伯伯的大儿子开启参加了铁山五中的红卫兵，每天舞枪弄棒。陈伯伯很是担心，因为逆反心太重，开启根本不听他爸的。于是就把儿子送到我们家，让我父亲管教。我清楚记得，开启哥来家时随身带了一把匕首，是步枪刺刀焊在一个高射机枪弹壳上，刀鞘是牛皮缝制的。我父亲当时训斥了他，没收了刀子。1968年开启下放大冶洋湖公社，1970年招工因他父亲的问题，几家单位政审没有通过。当时我父亲在浠水招工，陈伯伯找到他。父亲和在大冶招工的负责人说：“这个孩子的父亲是我的老战友，孩子也是我的干儿子”。于是开启被招到我们厂动力处备件库搞钳工，这在当年可以说是最好的工种之一。开启哥特别喜欢干这一行，一直干到退休。因为一段难以说清的历史，大概是1942年陈伯伯所属地下交通站遭到敌人破坏与党组织失联。找到组织后，因为单线联系的交通站负责人牺牲，无法证明这段经历。所以建国后长期得不到重用始终担任副职，从1953年的营级到1983年退休，三十年没有提拔。也正是因为所谓历史问题，1964年四清、1966年文革都受到冲击，解除领导职务近二十年。有段时期每月仅发15元生活费，家属子女每人12元（而陈伯伯当时的月工资是120元）。没有办法，70岁的老岳父去菜农队干活，45岁的老伴去铁矿做临时工。即便这样他也从来没有动摇对党和事业的信念。2008年陈伯伯去世时组织上的悼词称：“陈继云同志对党怀有深刻的感情，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求名利……对人生道路上的坎坷、得失、想得开、放得下，对党从未有二心……”。如此盖棺定论恰如其分！ 笔者家父 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的几年，我父亲因文革问题也靠边站。两位老友有了闲暇时间常来常往，每个春节都相互拜年，你初一来我就初三去。因为我是独长子，可能是父亲有点炫耀这个儿子还拿得出手，加之老爸不胜酒力。所以从我十几岁开始，无论是家里来客还是外出与朋友相聚总是带着我。在我的人生记忆中第一次醉酒，大概是1970年春节。陈伯伯从铁山来下陆，父亲在新下陆副食店买了一瓶两块多钱的山西杏花村“竹叶青”酒。 “竹叶青”是八大名酒之一，以“汾酒”为原料配竹叶陈皮等中药材还加冰糖，度数并不低略带甜味非常好喝。席间我陪陈伯伯，他端杯我端杯，他喝一口我喝一口，他喝完我也喝完。我们老家那一带的习惯是喝慢酒，就这样从中午到下午我们爷俩把一瓶酒喝个底朝天。喝完后我倒头大睡，一直到第二天才醒。春节去陈伯伯家，当时住铁山四医院对面山坡上的平房。每年都有一道猪皮冻非常好吃，酒当然是是少不了的，但再也没有让我多喝了。说起喝酒，陈伯伯是我见过最会喝酒也最懂酒的人。可能是酒文化的熏陶：安徽的古井贡、江苏的洋河大曲双沟大曲、山东的兰陵美酒都产自我们家乡那一带。也可能是战争年代在部队当卫生员时，因为没有酒精都是用高度白酒消毒，一些老兵包括伤员时常喝一点。老人家喝了一辈子酒但从不贪杯豪饮。他先嗅一下杯中酒再抿一口，放下酒盅后习惯性地用手把口抹一把。陈伯伯说这辈子只醉过一次，那还是1956年部队转业聚餐，刚开始喝就知道今天一定会醉，都是生死患难的战友没有办法啊！但陈伯伯告诫我绝对不能醉酒，即伤身体又丢人。怎么才能不醉呢？老人家说过一个诀窍：能喝半斤只说四两，必须留有余地。这明的是说喝酒更是在教我做人！他们家常年存放着多种品牌的酒，什么好酒都买来尝尝，喝的高兴时还让孩子们也尝。大女儿玉霞说：“我一个女孩子哪会喝酒，父亲是把美酒当做人间珍馐让我们品尝。我和妹妹怕辣不敢喝，他就叫我俩闻一闻再用筷子头沾着舔一舔。其实好酒对他是多么珍贵的东西啊，真是忍痛割爱了。”陈伯伯笑侃自己文革期间被开批斗会，造反派在他胸前挂一对酒瓶和写着“酒队长”几个字的大牌子。我也调侃陈伯伯：您老人家这一辈子喝的酒要以吨为计量单位。我还问陈伯伯喝过最好的是什么酒。他说是一次部队在一家酒厂驻扎，厂里客气请他们到地窖品酒，打开缸盖酒蒸发的只剩半缸，手指头蘸着能拉出丝，吸吮一口都能醉人那是真香啊！1948年10月解放烟台后去张裕葡萄酒厂参观，刚过滤出来的酒也能拉出丝。“当然还是茅台好喝”，陈伯伯又补了一句。这句话我一直记着，当有条件后，一年春节和老母去看望陈伯伯，特意带了两瓶茅台酒。1975.8.3日父亲患肝癌去逝，几天后在有色运输部开追悼会。亲戚朋友从各地赶来，父亲曾担任过队长的大冶603地质队来了两卡车几十人。陈伯伯代表生前好友讲话。他已自己对老战友的了解，从人品到为人处世，从工作到生活。对我父亲的一生作了深刻的概括，情真意切表述客观准确，令所有到场的人为之动容。许多年后只要提起往事，黄棉的董光爽叔叔总是说：那一次你陈继云伯伯的讲话太有水平太有感情了。陈伯伯参加革命几十年，本身就有一定的文化，又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火硝烟的洗礼和党的培养教育，很早就是一名正营级指挥员，他不是一般的有素质有水平。这又让我想起几件往事。大概是1971年陈伯伯在我们家中午喝完酒后，我送他去车站。不知怎么说起我们厂的赵书记。陈伯伯说赵书记是个老革命，开会听他过作报告很有水平。我说我认识赵伯伯。他说：你们厂几万人，他是一把手一般的人都会认识他，如果他也认识你，才能算真正认识。为了证明赵伯伯认识我，我又说前不久还和同学帮他们家买煤，做完煤球后要走，赵伯伯把我拉了回去，一人喝了一碗骨头藕汤（事实是赵伯伯让他的小儿子把我们叫住的，可能是赵河拉了我一下）。陈伯伯说：“你说赵书记拉你我也相信，他行政12级那么大的干部亲自起身拉你们小孩？”。这就是陈伯伯说话的水平，明知孩子说了假话不直接点破而是暗示。我当时脸发烧，这一辈子说话再也没有敢随便吹牛了，特别是在有身份有学问的长者面前。父亲去世后每次见面都是我陪陈伯伯唠嗑，他老人家说话不紧不慢，知识面广非常有哲理，还不乏幽默略带风趣。有一次说到他在沙洋农场五七干校，因为当年中央各部委办下放了许多老同志。当地农民搞不清楚，说这批的劳改犯年纪大，锄地时怎么不穿囚服还戴手表，还可以到镇上买罐头吃。我们爷俩投缘也特别谈的来，陈伯伯说咱俩是“忘年之交”，这是我最早听到这个词。老人家还说咱们两家的关系不是亲戚胜似亲戚。在一次谈到我父亲时陈伯伯说：“你爸脾气不好有时还骂人，但是这么多年从来就没有对我发过脾气更没有骂过我”。论年龄陈伯伯比我父亲大，论资历陈伯伯参加革命更早，论级别比我父亲高。他居然对老朋友的儿子说这样的话。什么时候想起来我都掉泪，这是多么高尚又谦虚的品格！小时候在南京就经常抱我，借用陈伯伯的话：我俩不是父子情同父子！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我爷俩谈起自1957年反右以来直到文革我党所走过的弯路。陈伯伯说了一句话：毛主席如果是在五七年前去世，中国的天地都要哭动。陈伯伯还有一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一个人什么时候才能说自己活明白了？我看，到临死时他会说，我还得再活一次看能不能整明白。”父亲去世时陈伯伯给了我母亲三十元钱，那时我们兄妹四人加上姥姥六人，仅靠母亲每月四十多元加上顶职的大妹二十元工资，生活极为拮据。以后陈伯伯每个月都送三十元，大概半年多时间，直到我从农村抽了上来后母亲坚决不要了，如此甘露之恩，母亲念叨了一辈子。那些年春节我和母亲、妹妹去铁山看望陈伯伯和陈妈，每次离开时老人家总是执意把我们带去的礼品分出一半让带回来，还说是咱老家的规矩，其实就是怕我们多花钱。八三年我带着爱人和孩子去铁山，见面就给了50元压岁钱。陈伯伯说：要是你爸还活着，见到他孙子该有高兴啊！陈伯伯是1979年正式平反的，1983年离休，经中南地质勘探公司组织部发文确认为副处级干部，按政策享受正处级待遇，他们家也搬到位于铁山友爱街的休干楼。从八十年代开始，随着国家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随之也带来一些物价上涨、贫富不均、贪腐等负面问题。在社会上流行一句话：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每次和陈伯伯谈到这个问题时，老人家总是说：干休所里的确有人倚老卖老发牢骚，对自己的现状不满，骂政府甚至小平同志。但我不这样想，已经很满足了。打了那么多年仗能活下来就不容易了，现在天天白米白面还吃肉，比旧社会地主老财家的日子都好！如果不是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哪能过今天这种日子。我也要求孩子们当然包括你，任何时候都不能骂党和政府。陈伯伯长期蒙受不白之冤，子女们招工入党提干都受影响，正年富力强时，二十年无法为党工作，晚年说出如此肺腑之言。什么是不忘初心？什么是对党忠诚？什么是无怨无悔？陈伯伯的一生就是最好的诠释！想想陈伯伯，我们这一辈子还有什么委屈不能承受！还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共产党呢！陈伯伯是一个很自律讲文明的人。因为有支气管炎40多岁就吧烟戒了，他说话从来都是轻言慢语，一辈子没有打过孩子。可能是长期喝酒的缘故吧陈伯伯1997年中风坐轮椅多年，最后的一两年基本上是在医院度过的，我和母亲常去看望。母亲说：陈伯伯的四个儿女包括媳妇女婿都很孝顺，卧床多年没有褥疮，而且干干净净。这也是家风传承的结果。 胸前三枚纪念章为：抗美援朝纪念章、淮海战役纪念章、渡江战役纪念章 2008年5月30日陈伯伯平静地走完88年既传奇又平凡的一生，我和母亲参加了老人家的追悼会。单位悼词（节选）：陈继云同志参加革命六十九年，在中国共产党处境最为艰难时期入党。足迹遍布安徽、山东、江苏、朝鲜、湖北、江西、河南等省地。参加了淮海、渡江、上甘岭等战役，为了国家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曾荣获独立自由奖章、解放奖章，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三级国旗勋章。离休后曾被评为武汉市优秀共产党员。陈继云同志对党怀有深刻的感情，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求名利，为人光明磊落、正派忠厚、平易近人，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关心国内外大事，对党的事业充满信心。在生活上不图享受，不讲排场，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对人生道路上的坎坷、得失、想得开、放得下，对党从未有二心，是一名忠诚的老共产党员，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后记：自2015年开始写作以来，我写过多篇“我的叔叔伯伯们”但“我的陈伯伯”一直没有写，总想再沉淀一下。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巧合，文章写完后恰逢陈伯伯去世十三周年忌日来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也是陈伯伯百年寿辰。与党同庚，更是与党同心！仅以此文纪念一名老党员、新四军老战士，我至亲至爱的陈继云伯伯！2021.5.27日白宁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