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日本与中日关系》读书报告

行者

　　一、 廉德瑰与《“大国”日本与中日关系》

廉德瑰1961年生于哈尔滨，1985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哲学系。之后，他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国际政治，还在文学、外交学、日本近现代史等领域均有研究。他曾任日本国士馆大学讲师，现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同院亚太研究中心副主任。

廉德瑰先生丰富的治学经历和广阔的研究领域共同铸造了《“大国”日本与中日关系》这本佳作。在日本长达16年的学习、工作经历使廉德瑰先生能沉浸式地体验日本文化。因此，他能在书中提炼出“樱花”与“武士”这两大日本文化元素，直中要害地揭示日本人极具矛盾的国民性。

接着，他分析日本的集团主义、等级秩序，将其与日本文化元素共同说明日本独特的战略文化，从而引入全书的出发点——“大国意识”。从日本文化到日本政治，廉德瑰先生巧妙地将二者融为一体，深入剖析了当代日本外交的渊源和本色。这绝非仅关在阁楼书斋研究日本便可做到的。

其次，作为在日本学习国际政治的中国学者，廉德瑰先生具备运用双重视角研究的契机。从书中不难看出，他一是以日本为中心研究日本与各国的关系，二是对中日关系、日本对华政策有所侧重。此外，因廉德瑰先生大学期间主攻日本近现代史，《“大国”日本与中日关系》聚焦二战后的国际关系。书的最后他还结合中日美关系和国际格局的变化，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进行了预测。这本著作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和现实意义。

二、《“大国”日本与中日关系》概要

《“大国”日本与中日关系》从日本战略文化中“大国意识”的角度，分析了日本外交战略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全书共有六个部分，分别是战略文化、大国志向、对外关系、中日关系的焦点、对华政策和中日关系的未来。

这六部分又可进一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包含了战略文化和大国志向，从战略文化角度研究日本大国意识产生的文化传统原因，这也是日本外交政策形成的内在动因。樱花和武士是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它们暗含日本人追求整体性、忠诚以及视死如归的性格。这种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日本的国民性，促进了日本充斥着等级和派阀的政治生活的形成。在这样的政治实践中，日本人又滋生了具有政治意味的等级观念和位置意识，从而导致日本近现代的外交政策往往徘徊在“大国意识”和“小国外交”之间。

第二层次则是第三部分对外关系。作者通过研究日本双边外交案例，进一步说明了大国意识在其外交实践中发挥的作用。其中，日俄领土问题揭示了日本大国外交遇到的瓶颈；日朝关系体现了日本的上位意识；对欧外交则深刻反映了日本动态的位置意识，即随着时间推移、力量变化，外交角色可从下位变为上位；对印度、东南亚和非洲的外交实践一方面说明了日本大国外交在特定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另一方面表明日本面临的安全困境构成对大国外交的威胁。

第三层次有中日关系的焦点、对华政策和中日关系的未来，反映出中日关系实践中的日本大国意识。“鹰派”的安倍、“鸽派”的福田以及“雕派”的麻生的对华战略都体现了日本要作为一个大国在亚洲发挥更积极作用。针对日本未来的外交政策，无论是继续坚定地要求“入常”，还是平衡与美、中的关系，也都是在日本大国意识指导下的预测。

总之，“大国意识”是贯穿全书六部分、三层次的重要线索。

小国也有大志，更具备可媲美大国的现实实力和发展潜力。因此，从“大国意识”理解日本的外交，有利于进一步了解这位搬不走的邻居，为中国的新型大国外交提供借鉴。

三、《“大国”日本与中日关系》读后感

“一个国家的战略家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和教养中进行认识和实践创造活动，传统思想文化必然是特定的战略家制定现实战略的潜在意识和历史文化情结，它决定着这个国家战略目标的连续性和战略家对自己国家利益的判断。”（39）《“大国”日本与中日关系》最具特色的一点就是将民族文化与国家政治联系在一起，对日本的“战略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

提到中国，人们自然地想到万里长城、龙、孔夫子；谈论美国，自由女神、白头海雕、华盛顿便会浮现在脑海。实际上，这些物与人暗含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基因，它们往往是国民精神的象征。至于日本的国民性，最负盛名的莫过于《菊与刀》中的描写：“刀与菊，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4）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运用日本两个传统文化元素——菊与刀表现了日本人矛盾的性格。这看似与廉德瑰先生利用樱花和武士作喻大同小异。然而，《菊与刀》更侧重研究比较文化和比较哲学。指导战后美国的政策只是它的目的之一。《“大国”日本与中日关系》写樱花和武士是为揭示日本外交战略的文化根基。之后，书中大量的篇幅都围绕着日本对外政策、中日关系展开，并巧妙地渗入日本人爱樱花、崇武士的“大国意识”。因此，《“大国”日本与中日关系》的政治性更强，真正做到了思想文化哲学为政治服务。

廉德瑰先生从日本的战略文化谈起，实则是在想日本人所想，思日本人所思。这有别于完全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批判日本的外交政策。日本人的大国意识不断促使它谋求“入常”，修改宪法，在东海问题上毫不相让，参拜靖国神社等。同时，日本又是一个实力相对有限的小国。这要求它学会“借力”，和强大的国家站在一起为自己赢得更大的利益。因此，古有大化改新学习中国，近有明治维新效崇西法。这样一来，基于战略文化使得中国抑或是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变小，分析便更加客观、理性，具有说服力了。

一国的外交政策会因各个阶段国家利益的不同而发生改变。安倍晋三强烈要求巩固日美同盟，修改和平宪法，对华牵制与合作并举，呈现“鹰派”外交。而福田康夫推行“新福田主义”，主张与亚洲各国“心心相印”，重回稳健保守外交。麻生太郎的外交既有国内政治选举要有别与安倍“右派”的考量，又有福田重视亚太地区的影子。然而，书中非常巧妙地用日本的大国意识对三大阶段日本外交政策的变化进行了诠释。

廉德瑰先生认为尽管外交政策改变，但日本的所有举措无不体现了大国意识，都是为了“实现其大国志向，成为正常国家，即一个真正的政治大国”。（55）由此可见，战略文化具有长期性、延续性，能很好地解释变换的外交政策。

此外，着眼于一个国家不易改变的战略文化，有利于预测未来的外交政策。廉德瑰先生因日本的大国意识，向强者看齐的民族性，并结合过去日本的外交选择，认为：“这种意识决定了不管今后日本何时成为大国，或者能否成为大国，它至少会根据中美关系的消长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或者继续做美国的盟国，或者成为中国的盟国。”（314）结合日本文化和现实政治来看，日本将继续做美国的盟国是非常合乎逻辑的预测。而等到中国强大，让日本从上位转换为下位，回归到鸦片战争以前的“师生关系”也未尝不是一个大胆却具有一定可能性的预测。

然而，完全以战略文化来预测日本的外交政策容易有失偏颇。

书中认为日本如果无法平衡大国志向和小国心态之间的矛盾，一直依赖于美国的话，日本的大国梦是无法实现的。甚至在书的最后，提出未来日本很有可能脱离美国，与中国结盟。

首先，日本是一个资源较为缺乏的海洋国家，在客观条件上很难做到像大陆上的大国一样称霸一方。其次，目前国际政治格局仍然是“一超多强”。若按照沃勒斯坦中心——外围理论，处于世界中心的美国构筑的霸权在长时间内难以改变。何况日本和中国之间还面临安全困境以及第三方国家的挑战。中日友好相处，甚至因日本的依附心理形成同盟，恐怕难以做到。且当前中美步入“新冷战”，中美矛盾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主要矛盾。美国联合日本打压中国也致使中日同盟这一局面出现的可能性极低。可见，战略文化并非准确预言的万能法宝。预测外交政策还需引入多方力量、多种因素，然后进行综合考量。

总而言之，《“大国”日本与中日关系》将日本的战略文化与外交政策结合，视角新颖，叙述客观。尽管预测外交政策时可能存在一些偏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能“以不变应万变”，找到了一条日本外交的规律。这说明了研究政治时可拓宽视野，与文化、哲学等学科交融，不局限于政治本身。宏观的政治制度也好，微观而具体的政策也罢，它们都是由人制定，又被用来管理人的。因此，探寻“人”的本性，便能找到政治的“源头”。既然如此，又何愁没有“活水”来呢？

程云至于2021年5月25日

参考文献

[1]廉德瑰.中美贸易战与日美贸易摩擦及同盟悖论[J].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0(01):14-26+2.

[2]门洪华.日本变局与中日关系的走向[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01):72-90+158.

[3]廉德瑰.“大国”日本与中日关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4][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5]武萌,刘江永.西方学者视角下“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评《中国与日本:直面历史》[J].国外理论动态,2021(02):160-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