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私塾诞生记

飞雪堂主

<p class="ql-block">红色私塾诞生记  </p><p class="ql-block"> ——西路红军女英雄杨文局在天祝县西顶草原创办学校的往事</p><p class="ql-block">赵国珍 梅生虎采访 王宗成增删改编   </p><p class="ql-block"> 天祝藏族自治县大红沟镇下西顶小学的前身是1941年6月在西路红军女英雄杨文局的热情倡导下,由当地藏族牧民梅洛桑却增和夫人李坚草吉创办的“梅家私塾”演变而来的。这是天祝县域较早由藏民族开明贤达人士兴办的私塾学堂之一,也是解放前天祝县首创且惟一的民办免费寄宿制私塾学堂,更是最早富有红色基因的农牧区私塾学堂,她点燃了华锐边远农牧区启蒙教育的火种。这所红色私塾学堂在短短的6年间陆续培养了169名藏、土、汉等各民族学生,是传承西路红军红色基因、弘扬各民族大团结的典范。  </p><p class="ql-block"> 杨文局西顶草原遇到救命恩人   </p><p class="ql-block"> 西路军,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支。女英雄杨文局就是西路红军中一朵永生的铿锵玫瑰。  </p><p class="ql-block">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发生过一幕红军西征失败的悲剧。就是1936年10月至1937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奉中央命令出征河西走廊,旨在打通与当时被苏联所控制的新疆之间的“国际交通线”,得到苏联的援助,然而西路军西进后遭遇了盘踞在青海、甘肃的马步芳、马步青国民党军阀的疯狂围剿,在进行了数场艰苦卓绝的战斗后,西路军终因弹药、粮食欠缺、无险可守而失败。尽管西征失败,但西路红军在河西走廊的战斗中留下的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世世代代感染和激励着后人。在西路军的部队里有一对历经沧桑、初心不改的英雄夫妻,就是杨文局夫妇。丈夫郑义斋,是西路军总供给部部长;妻子杨文局,西路军妇女工兵营营长、总供给部财务科长。不幸的是郑义斋部长在河西走廊石窝山为徐向前、李先念等首长护送军费的战斗中血染疆场,壮烈牺牲。  </p><p class="ql-block"> 西路军失败后,女英雄杨文局和剩余的战士们一起在祁连山辗转打游击,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俘,身陷囹圄。在狱中杨文局遭到了马匪军的残酷迫害,但她对革命事业的信念和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却始终不改,凭着这坚如磐石的信念,杨文局熬住了酷刑,挺了过来。在马匪军的战俘营里敌人劝她投降,她义正词严地回答说:“西路军失败了,党还在,红军还在,革命一定会胜利。”</p><p class="ql-block"> 在马匪军设在武威的监牢中,杨文局用顽强地意志克服困难和痛苦,生下了她与丈夫郑义斋的孩子。后来,经过不懈的努力,几经周折,她做通了看守的思想工作,终于摆脱了敌人的羁压,带着孩子从监牢中逃了出来。1938年初秋时节,遵照丈夫生前的嘱咐,杨文局决定去寻找投奔曾经在古浪战役中给西路红军捐赠过大批牛羊、粮食、金银、藏药等众多物资的天祝县大红沟西顶草原藏族开明人士梅洛桑却增。为了摆脱马匪军的追捕,她怀抱着不满1岁的儿子郑盟海东躲西藏、昼伏夜行,装作哑巴一路讨荒来到了大山深处的天祝县大红沟西顶草原。他的想法很简单,也很朴素,就是想先寻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安顿下来,日后再与党组织联系。可以看出即便是到了如此山穷水尽的地步,杨文局也始终对党对革命事业充满希望,对自己所为之奋斗的事业充满坚定信念。  </p><p class="ql-block"> 杨文局历尽艰险来到天祝县大红沟西顶草原时,恰好遇到了梅洛桑却增的妻子李坚草吉。当时李坚草吉正骑着马照看自家的牛羊,突然看到了倒在雪地里蓬头垢面、气息奄奄的杨文局母子,慈善仁义的李坚草吉顿生悲悯之心,她用自己的体温把冻饿交加、失去知觉的杨文局母子救醒,并把她们接到了自己家中收留下来。  </p><p class="ql-block"> 梅家是当时天祝县西顶草原上最富有的人家,牛羊成群,耕地百倾,乐善好施。救下杨文局母子后李坚草吉就把他们安置在自己家中住下,至此杨文局母子才暂时摆脱了马匪军的追捕和饥寒交迫的困境。后来在共同的生活中,杨文局和李坚草吉结下了姐妹般的情谊,并结拜为干姊妹。在杨文局的先进思想影响下,李坚草吉一生收养了18个贫困残疾人和孤儿,含辛茹苦地把他们从小抚养成人,并一个个都安了家,这些非亲非故的人们一生都亲切地称她为阿妈。  </p><p class="ql-block"> 杨文局的儿子郑盟海恰好和李坚草吉的儿子梅万海同年出生,也许是上天注定的缘分,两个孩子个头相若,长相酷似,穿上同样的衣服,宛若双胞胎兄弟,每当马匪军入寨搜查时,两位老人就千方百计把杨文局藏起来,再把两个孩子哄睡在一起,当作自己的双胞胎儿子,就这样一次次躲过劫难。在他们共同生活的12年里,两个孩子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同窗共度建立了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的手足情谊。   </p><p class="ql-block"> 不能再让孩子们重当睁眼瞎子</p><p class="ql-block"> 1940年,杨文局和李坚草吉的孩子都已长到学文化的年龄,杨文局向梅洛桑却增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请先生来家里教孩子们学习文化知识,千万不能让孩子们再当没文化的睁眼瞎子。二是梅氏家族延续了多年赈灾救民的“牛娃子饭”要继续办下去,赈济穷苦,积德行善。杨文局的这两个建议感动了梅洛桑却增老两口,他们立刻答应并请杨文局亲手操办这两件事。在杨文局的精心筹划下,1941年清明时节,梅家在家中辟出了两间房子当作私塾学堂,又从武威上古城请了一位潘姓先生来给两个孩子授课,约定每年付给一石二粮食、1头5岁大牦牛、两只大羯羊和40个大洋。酬劳不可谓不丰,这也看得出梅洛桑却增老两口对杨文局这个提议是大力支持的,他们不但是乐善好施的大善人,更是开明进步的贤达。后来梅家老爷子又请了一位张姓先生和潘先生一块教。他们同住在既是宿舍又是学堂的客房里轮流上课,教的是《三字经》、《弟子规》、《幼学琼林》、《四书》、《五经》还有书法。就这样梅家的私塾学堂正式建立起来了。   </p><p class="ql-block"> 红色私塾点燃农牧民扫盲明灯   </p><p class="ql-block"> 一开始,只是想让自家的孩子学文化学知识,不再当睁眼瞎子,可是当看到村寨上其他人家的孩子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如野人一般上山下河混沌无知时,杨文局再也坐不住了。她想,她和丈夫不怕牺牲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劳苦大众能翻身,不再受压迫和剥削,能过上好日子吗?虽然西路军失败了,但是她坚信中国革命在毛主席的带领下一定会胜利的。她要以自己的思想和力量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为劳苦大众奋斗。杨文局将自己的想法告知了自己的好姐妹李坚草吉,并说出了自己的身份。当李坚草吉得知杨文局是一位共产党员、女红军时,更是尊重敬佩,姐妹情谊也越发深厚。杨文局和李坚草吉共同向梅洛桑却增建议将村寨上的孩子们全部纳入到学堂来学习,从这些孩子身上开始,让他们学文化、有思想、懂进步,让他们成为以后革命事业在当地生根发芽的种子,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梅洛桑却增不愧是开明人士,这个建议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并立即实施。1941年6月,梅家私塾免费对外开放的消息在大红沟山乡村寨不胫而走,天祝县哈溪滩、大红沟、西顶农牧区和凉州区的庙山、古城、校尉、二坝、张义堡等周边地区的许多老百姓将孩子送到梅家私塾来读书。梅家腾出了8间房屋作私塾学堂,其中4间为宿舍,4间为教室,没有桌椅,就用土坯砌成矮矮的方墩子,在上面铺上宽厚的木板当课桌,当板凳。没有衣服、没有书包,杨文局和李坚草吉就亲自缝制了几十个布书包、30多套衣服和30多床被褥给孩子们。没有食堂,就在两间土坯房子里盘了锅灶,添置了锅碗瓢盆当作食堂。就这样,一所面向穷苦大众的简陋的免费寄宿私塾学堂建立起来了。初建的私塾虽然规模不大,但是也像模像样,尤其是住宿和餐饭,在当时已属非常不错了,小米、洋芋、青稞面、杂粮锅盔都是日常的餐饭,在节日偶尔还会有白米饭、牛羊肉吃。师生同住同吃,没有特殊,吃喝不定量,吃饱为准,但绝不许铺张浪费,学童倒掉饭菜必受惩罚。   </p><p class="ql-block"> 私塾学堂越办越步入正轨,来这里学习的人也越来越多,除了孩童,梅老爷子还动员家中长工和村寨中的穷苦百姓来学堂学文化,还收容一些孤苦无依的孩子,也在学堂学习。白天不够,就开设了夜校,先生不够就多聘请几个。所授课程也包罗万象,开展汉、藏双语教学,有语文、算术、美术、体育和会计、统计等课程,还有体育、财会、劳动、转山踏青、礼佛祭祖等课目,梅洛桑却增每星期利用4个下午教藏文和佛经,还要随季节给10几岁的高年级孩子们手把手教授木匠、皮匠、毡匠、油漆匠等手工制作技术,给他们打下一份可以谋生的手艺的基础。杨文局也亲自授课,她利用这样的机会将马列思想、将毛主席领导下的革命的思想、进步的思想逐步在学堂,在孩子,在百姓中间传播开来。杨文局通过一己之力用红色革命思想影响进步的梅洛桑却增一家,大力促成了这所私塾学堂的开设,并指导学堂向革命进步和科学的道路上发展,在这片西北边远之地上播下了一颗红色的种子。 </p><p class="ql-block"> 1947年秋,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枪炮声渐入大西北边陲,国民党马匪军到处抓“童子军”以做最后的垂死挣扎。马匪军的铁蹄打破了这所私塾学堂的宁静,郎郎读者声戛然而止,师生们含泪散奔东西,空荡荡的私塾大院一片萧条。</p><p class="ql-block"> 到1947年深秋,连续兴办6个年头的梅家私塾学堂,先后培养各年级的学子169名,其中品学兼优的有郑盟海、梅万海、卓福山等。解放后郑盟海考入西北政法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陕西省公安厅,后担任了西安警察学院院长至退休。梅万海在小学时就被天祝县招收为少数民族干部,曾任天祝县委委员、财政局长。卓福山曾担任天祝县委委员、武威地区‘贫协’副主任、甘肃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多次被评为省、地、县级劳动模范和优秀共产党员。1965年和1969年,先后两次作为全省少数民族先进个人代表赴北京参加天安门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解放后,当家做主的人民政府重新在梅家私塾学堂原有的教室里办起了西顶牧场小学,随着牧场和人民公社体制变更,后更名为大红沟镇下西顶小学至今。</p><p class="ql-block"> 在12个春秋的漫漫长夜里,杨文局无数次痴痴地遥望着东方的天际,等待着黎明曙光的到来。直到武威解放后的1949年秋,她才在救命恩人梅洛桑却增和李坚草吉的精心护送下来到武威,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西顶草原上的格桑花万紫千红,冬青顶上的松柏林萧萧作响,这仿佛梅家私塾学堂里那郎郎书声,经久不绝。西路红军女英雄杨文局以及那些为人师表的先贤们播种的知识之花艳丽无比,精神之花芬芳溢香。这是草原的希望,这是牧人的幸福,这是红色基因传承与锻铸的民族脊梁,这是无数革命者和先贤用心血与智慧托起的明天的太阳!  </p><p class="ql-block"> (文献资料均来自杨文局手抄回忆录及生前口述,堪称弥足珍贵的第一手史料,由武威日报社记者赵国珍、梅生虎采访整理,原稿有一万多字。现由笔者增删改编为一篇三千多字的红色故事,为朋友党史学习教育讲述红色故事所用,无任何利益所得,请原作者谅擅改之责。今人闻之,当自勉自励,奋发有为,服务社会,报效祖国。)</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