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和陈独秀先生轶事

华年

我的父亲程荣周，又名程燕南，1907年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五横乡曰公冲（现为曰公村）一个农民的家庭。17岁来到安庆市，跟随他大哥程荣彩学习木工，几年下来，木工技术精湛，並且学会房屋建筑设计等方面的技术。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安庆市沦陷。1938年夏，我父亲带上妻子魏瑞霞妈妈和我的大姐程华芸同大伯父程荣彩一家逃难到四川重庆，居住在磁器口区。父亲到国立九中（安徽公学，专门安排逃难到渝的皖籍师生，位于江津德感坝）总务处工作，修理学校的门窗桌椅。在此期间认识了怀宁同乡陈松年，松年叔比我父亲小三岁，年龄相近，相处十分投机。松年叔告诉我父亲，他的父亲陈独秀也来重庆了，住在江津鹤山坪。这样，我的父亲多次随松年叔来到独秀先生的住所，看望独秀先生。我父亲虽不太过问政治，但对陈独秀的大名还是有所耳闻，知道是原中共的领导人，名气大，十分敬重独秀先生。

松年叔虽然从小不在独秀先生身边长大，但为人忠厚，十分重视亲情。松年叔住在德感坝，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依然经常到鹤山坪看望他父亲。独秀先生晚年虽清贫，有三儿子在身边看望照顾，也是不幸中的万幸。独秀先生见我父亲是同乡，又是他三儿子好朋友，对我父亲特别热情，在一起聊天十分顺畅。

独秀先生住在江津鹤山坪镇石墙院。我父亲经常去石墙院看望先生。这是清同治三年（1864年）特科贡士杨鲁丞建造的“杨氏庄园”。因四周以条石砌成丈余高的石墙，故名“石墙院”。

独秀先生住在右侧耳房，卧室是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小屋，房前是敞开的小厅，仅容一桌两凳，是吃饭的地方。院子的右侧两大间，是独秀先生写作和会客的地方。小院中间有一个长方形花坛，中间有玉兰树一棵，是先生所植。

这里视野开阔，很安静。夫人在院墙角开垦几片菜地，独秀先生常到后院的小竹林梨树下乘凉散心，静下来整理文稿，写写字。周边的人都认为他是杨家的写书先生，对他很客气，称他为“陈先生”，先生经常为邻居春节写春联，红白喜事写对联，邻居有什么好吃的给他送点。

小偷光顾过先生的住所，以为先生是名人，一定有钱，偷走了衣物、《小学识字教本》手稿和印章“独秀山名”。由于独秀先生是在当局的监控下，当地警察很快就破了案，唯文稿和文人送的印章没有追回。先生十分痛心，曾对我父亲说：这窃贼也真风雅啊。

独秀先生和我父亲谈的最多的还是聊他的延年和乔年。认为这两个儿子特别有出息，是他的骄傲。但是两个儿子与他曾经有很深的积怨，其一是独秀先生离开了他们的母亲，与他们的姨妈生活在一起。其二是两个孩子认为独秀先生不顾家，不抚养孩子，让家人吃了不少苦。独秀先生认为，延年和乔年已经长大，应该独立，认为有钱也不会给，何况没钱呢。其三是两个儿子到法国是奔着无政府主义去的，根本不听独秀先生的话，独秀先生直言不讳地说：“当时，这两个儿子跟我对着干。”

虽然如此，每次聊起两个儿子时，独秀先生就会滔滔不绝。1915年，独秀先生在上海筹办《新青年》杂志，收到家人来信，说延年和乔年想走出家乡到上海读书。独秀先生认为这很好，于是决定回安庆把两个儿子接到上海，接受更多新思想。两个儿子到上海后，先送去法语补习学校学习。两年以后，延年19岁，乔年15岁双双考入上海震旦大学攻读法科。五年后，到法国留学，两兄弟在吴稚晖的蛊惑下，先走的无政府主义道路，后来得到周恩来等人的帮助，加入了共产党。1923年春，两兄弟由法国转赴苏俄，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

1924年夏，中共中央调延年回国工作。1927年，延年接任中央江浙区委书记，6月26日由于一交通员叛变，在会议中被军警逮捕。延年生得皮肤粗黑，身体坚实，容貌似黄包车夫，身穿短衣，褲腿上扎着草绳，与做粗活的工人无异，自称是受雇的工人，名叫陈友生。敌人打量他的外表，也相信他的话。延年写信给他父亲好友汪孟邹，署名陈友生。汪孟邹接到信后顿时慌了，决定立即营救延年，于是找胡适帮忙，胡适写信给吴稚晖。正是胡适这封信彻底将延年推向绝境。当年，延年按照吴稚晖的观点到法国走无政府主义道路，后来在周恩来等人的影响下转向共产主义，导致吴稚晖怀恨在心。此时的吴稚晖成为国民党有权有势之人，坚定支持蒋介石反共清党。吴稚晖想到独秀先生曾在当年文章中骂自己是“老狗”，吴接到胡适求救延年的信后，认为报复的机会到了，立马写信给军警处杨虎，延年的身份暴露。杨虎为了获取有效情报，对延年展开残酷逼供，面对酷刑延年始终不肯低头，激怒了杨虎。未经上级批准，杨虎决定处决延年。

7月4日晚，延年被带到刑场。行刑前，刽子手将延年按住，命其跪在地上。延年临危不惧，宁死不跪 。他说，只有站着死，决不下跪，要跪的是你们。他是被乱刀砍死的。延年还不到30岁。聊到这里，独秀先生泣不成声。

乔年1924年回国后先后担任中共北京、北方区委、中共中央、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和部长职务。1928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中共江苏省委机关遭到破坏，乔年被捕。在狱中，敌人对他施尽酷刑，乔年始终严守党的秘密。6月6日被杀害，乔年只有26岁。

每次独秀先生谈到蒋介石杀了他的两个儿子都会老泪横流。

1937年8月23日，独秀先生减刑释放，国民党调查统计局处长丁默林去狱中接先生出狱。丁让先生出狱后住国民党部的招待所，先生不去，很清楚丁接他去国民党部招待所的目的。陈果夫、陈立夫立即宴请並传达蒋的旨意，聘请独秀先生出任劳动部部长一职，先生即席发言：“他叫我当部长是假，叫我点缀门面是真，他杀了我多少同志，包括我的两个儿子，把我关了许多年。这不是异想天开吗？”

独秀先生住江津期间，周恩来曾来过江津，劝独秀先生回延安，独秀先生认为去延安回归革命队伍是他所愿，只是“去延安，万一和他们意见不一致，就很难办。”

1939年冬，我父亲承包了上海医学院西迁工程（位于歌乐山下龙洞弯）。我父亲离开了国立九中，由于重庆沙坪坝、磁器口一带经常有飞机轰炸，我父亲和大伯父家人搬迁到江津区居住，与独秀先生家相距只有1里多路，这样我父亲常去看望先生，松年叔每次来看望其父亲，也会来我父亲家小坐一会。

歌乐山是山区，基建必须要用炸药炸平山路。当时，家里囤了一些炸药，每天所需炸药由魏妈妈负责发放。1940年夏的一天，一位工人把一个烟头扔到称炸药的铁桶里（铁桶内还有少量炸药），瞬间爆炸，整个屋顶掀掉。这场灾难造成魏妈妈被炸死，我大姐烧成重伤。魏妈妈灵柩暂放在江津西郊墓地，等抗战胜利后运回安庆。

1940年前，独秀先生日常是编写《小学识字教本》，相当于《说文解字》，把汉字进行分解分析，是对汉字的基础研究。

后来，独秀先生以卖字为生，拒绝各方接济，生活十分窘迫。他经常对我父亲说，现在价格飞涨，一年前，一斗米只要3元，现在要70元，长此下去，实在受不了。先生身体欠佳，患有心脏病及胃病，没钱买药，只服郎中介绍的偏方。

先生书法功底深厚，熟练掌握多种字体。我父亲也买过先生五幅墨宝。父亲加以珍藏，文革期间我家被抄，所有字画被安庆市房产公司第三修建队造反派抄走，至今下落不明。

先生行书，运笔流畅，清新典雅。

小草，细腻入微，笔锋苍劲。

狂草，奔放大气，如行云流水。

隶书，饱满圆润，独具风格。

1942年5月27日独秀先生去世。松年叔速来我家报丧。我父亲得知独秀先生去世的消息后，直奔石墙院处理丧事。独秀先生去世后，来吊唁的人很多，有学生、朋友、两党要员、地方官员、新闻记者等。由松年叔和先生的夫人潘兰珍负责接待。我父亲一手处理其他相关事宜，如，选订棺木、寿衣、挽联、安排来吊唁人员的食宿等。由于独秀先生社会地位高，选用了高档楠木棺材，来吊唁的人士大都是社会名流，也都安排上等食宿。这些花费全部由我父亲一人承担，据我父亲说，共花费5000大洋，仅楠木棺材就是3000大洋。入棺后，灵柩暂放在江津西郊墓地，与魏妈妈灵柩放在一起，等到抗战胜利后，一道运回安庆。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1946年3月，我父亲雇了一艘木船，从重庆到安庆，顺流而下，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才把两具灵柩运回安庆。

（图片中是先生生前与来江津看望的学生、朋友合影，选自网络）

独秀先生去世的第二天，《江津日报》头版首发独秀先生逝世消息《一代人杰溘然长逝》。文章虽简短，但对先生的评价还是很客观。

文章最后也提及灵柩暂放在江津西郊墓地，待抗战胜利后运回原籍。

父亲经常对我说起在重庆与独秀先生在一起的日子。他十分欣赏独秀先生有高远的志向，丰富的阅历，横溢的才华，尤其是有两个特别优秀特别出色的儿子。

由于社会舆论多年对独秀先生多有贬毁之辞，父亲不让我在外面提起他与独秀先生交往的往事，怕我惹火烧身，受到伤害。我父亲在大鸣大放期间说了不应该说的话，打成历史反革命，在安庆市轮窑厂劳动改造三年。松年叔当时也在安庆市轮窑厂当会计，他们又踫面了。我父亲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长达14年之久。这点松年叔十分清楚。所以，松年叔对外根本也不敢对外说出他家与我家的关系，担心雪上加霜，是可以理解的。

我必须澄清几个事实。从以往的资料中，如任建树的《陈独秀大考》中描述均是松年叔当年的叙述，由于历史原因，我父亲的帮助只字未提，这并不妨碍事情的真相。但从时间、事件经过出入很大，距离事实的真相太远。我不得不说明，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后，逃难在渝已有八年，人人归心似箭，纷纷准备回家，因为家里有老有小。1946年春所有逃难人员均返回家乡。文章中叙述1947年显然是不准确的。抗战期间每天轰炸机在空中盘旋，警报器一响，大家慌张奔向防空洞，所以各家把老人、幼儿都送往乡下，不能同行。我的奶奶和二姐（当时才两岁）都没有去重庆。这不是旅游、度假，是逃难，所以一些研究文章中叙述松年叔当年带着祖母谢氏逃难到重庆，是不可能的，这根本不是事实。过去的老太太都是裹脚，无法带出去逃难。

由于祖母未去重庆，所以一些文章出现“落土多年”的叙述，“多年”是几年？祖母何时何病去世？作为研究性文章，这些描述极不严谨。文章描述由浙江会馆把陈独秀和祖母的灵柩运往安庆。为什么由浙江会馆来运灵柩呢，理由呢？两具灵柩运到安庆后，陈独秀运到叶家冲和原配夫人同葬，祖母的灵柩如何处置呢？这些细节没有下文。所以，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所有不属实的过程缺乏逻辑性，真实性，疑点太多，不能自圆其说。

我写这篇文章只是还原事实的真相，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事件发生的真实状况。

我父亲于1999年12月31日去世，享年93岁。他的一生乐于助人，又不张扬，给我们子女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