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相逢是缘的格局对待同事关系（我的泰山学院十年-第1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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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局本是指事物的结构和格式，落实到做人的格局，自然与主体的认知有直接的关系，涉及到认知范围、认知程度及为人处世的态度。三观不同的人，对事物的认知范围与价值理念不一样，具体到处世做人的格局上就不一样。

如果上升到哲学的层面，格可以理解为人格，局则可以理解为胸怀与气度。因此，格局决定着一个人的心胸、眼光、智慧、胆识等等，最终决定着一个人行走于社会的责任担当，如果具体到单位人来说，自然会影响到事业心和使命感。现代社会的运行结构，致使个人能力的发挥和贡献大小，越来越受制于多层面多结构关系的制约，因而团体意识和协作精神显得极为关键。从这个角度讲，人的格局大小对集体和个人都具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进一步说，做人的格局不但会直接决定着为人处事的成色，进而也会影响到自我的生活体验和生命感受。作为体制中人，不管你知识水平有多高，所谓的能力有多强，如果做人的格局展不开，那么认识上的心胸、眼界，还有选择上的信用度、价值观等等，都会在人生坐标的定位上，形成自我限制的天花板。现实中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包括有些坐上高位的领导者，之所以连说话办事都让普通群众看不上眼，说到底，还是人生的平台虽然变高了，而做人的格局却没上去，特别是胸怀和气度的狭小，非但不适应履职的需要，还会为自我人生带来负面感受，所谓格局太小，斤斤计较，处处纠结，时时烦恼。

总之，做人具备大格局，人生才有大境界；人生的坐标高了，视野才能开阔。目光长远，卫奉公利，水涨船高，才能皆大欢喜，这是我一直以来信奉的做人之道。特别是随着泰山学院的建立，人生也进入了知天命之年，在为人处世尤其是履职实践中,就会更加自觉地以平和公利的心态要求自己。无论是与领导班子成员还是与全校其他层级的干部抑或是与普通教工的交往上，一直坚持着相逢是缘的观念意识。以最大的诚意来处理各方面的工作关系，收获的不光是事业上工作上的成效与满足，同时也能体验到人生的温馨与快乐。

总之，以相逢是缘的格局对待同事关系，从根本上保障了自己履职泰山学院的十年，成为心态平和、人情练达、事业稳进、感受丰泽的人生时期。这对于我这种以泰安师专校长身份递进过来的高校管理者，是值得庆幸的。因为泰山学院是以泰安师专为主体合并升格建立的，我作为泰安师专的法人代表，历经过泰安师专独立办学、新师专联合办学、专升本筹备申请各个阶段乃至泰山学院获批建立后的所有过程。不论泰山学院领导班子成员来源于哪里，包括之后如何频繁地调整变化，新上任者首先都会将注视思虑的重点集中在历届“元老”身上。这很自然，省内比我们早升格的几所师专，原先的校长都给我透露过他们这方面的烦恼，比泰山学院升格晚的学校也如此，升格前的师专校长们都有很深的体会。庆幸我不是心机男，也从不研究所谓的“为官之道”，所以无论领导班子成员如何变化，我始终抱守的都是相逢是缘的理念，以不变应万变。敞开襟怀，坦诚面对，坚守着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的人伦价值观。不管对方是谁，我始终是我，长此以往，人际关系简单了，也赢得了更加自如的工作环境和氛围，即使再忙，可身累心不累。

当然，我的相逢是缘的格局意识，也并非完全脱离政治道德的观念价值，而是对人际关系中过度的政治功利意识导向的必要校正，将其价值认定拉回到以人为本、与人为善的根本基点上。防止单一的政治意识和价值判断对自我人生格局的限制。因为我见过了太多的唯政治道德是从的价值观给当事人造成的教训，有些人从有利于自我出发，脱离开人本道德的品格修养，沉迷于历史和教科书之中，热衷于领导技能和管理手段的研究，无形中就将与人相处变成了施展自己的心机权术，结果只能带来无穷无尽的矛盾和斗争。

与此不同，相逢是缘的格局必须超越个人的功利之心，当然也并不是毫无原则的忍让和妥协。从词源意义上理解，缘分预示着人与人之间遇合的机会，是人与人或人与事之间发生联系的可能性。换个角度说，缘分达成的最基本条件，是需要彼此的交集。大千世界、茫茫人海，因为泰山学院的缘故，大家相互认识了，能在一起工作，这本身自然代表着一种缘分。可话又说回来了，缘分也只是客观上的各种机缘巧合为双方提供的一个机会。它带有一定意义上的偶然成分，缘分不是原本，更不是应分。因此要想让缘分修成正果，让偶然变为必然，要靠双方的共同修为。正是出于这一认识，我抱守的相逢是缘的格局，始终以头脑清醒、心地善良、坚持原则、性格直爽为基础。

十年的时间里，与绝大多数人相处，都在由相逢是缘开始，一步步深入，逐渐变为相知，而且时间越长越乐于相处相守。特别是一些交往比较多的，可以说是越熟悉越欣赏。相当一部分人，在我退休后依然是好朋友。当然，也遇到过三观差异明显的同事，我依然能够在不失公正、率直、磊落人格的前提下，为了工作和事业做出委屈求全的姿态，如果对方实在不上道，不懂一起做事需要相互理解和相互成就的缘道，我也不会一味地忍让。因为脾性决定了，我可以负重，但绝不忍辱；我主张与人为善，但绝不赞成以德报怨。而且对《论语》里的那句话背得特熟：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因为我坚定地认为，以公正的、率直的、磊落的人格，来面对意识不端行为不正的人，不姑息不纵容，这不但是对人，而且是对团体对事业有益的选择。说得接地气一点，既有利于事业发展，更有利于身心健康。

一、取长补短的原则

　　我小学刚要毕业那年，赶上了文化大革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整个的中学时代和大学时期的相当部分时间，对古代汉语古代文学的学习，都处于政治教化的蜻蜓点水模式中。以至于我不但古文功底不行，而且对古汉语古文学也不是很感兴趣，总体来说处于“书到用时方恨少”的寻章摘句的水平上。

任何事情当然都不会千篇一律，可能是与深厚的家乡情结有关吧，在卷帙浩繁的古文献中，有些与老家滕州有关联的篇章，我倒是还颇感兴趣。《墨子》中的有关篇章自不必说了，其他的，可以举两个典型的例子。一是王勃的《滕王阁序》，因为名楼中的“滕王”两个字，便引起了我对这篇文章的兴趣。特别是对“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名句，佩服的简直不行不行的，以致于对仗华丽的骈文笔法，还直接影响到了自己后来的行文风格，尽管这影响很大程度上具有两面性。

如果第一个例子影响到了自己的文风，第二个例子，因滕文公产生的对文章的兴趣，可谓直接影响到了为人处事的价值观。

最早记载孟子性善论的《孟子-滕文公上》，开篇一章有孟子对话滕文公的一段：“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这几句话涉及到的内容，我还真地去查阅过有关的文献，了解到滕文公依照孟子“政在得民”的主张，效先王、施善政、行善教，因当时的滕国行圣人之道，名家名人投奔而来，不久则名声大振，各诸候无不刮目相看，故而被称其为“善国”。特别对由此衍生出的取长补短这一成语，我更是谨记在心，由洞悟其做人的道理，直接影响到自己接人待物的情绪做派。

现在回忆起来，我虽然对古籍缺乏认真地阅读与研究，可是对历史上能取各家之长的代表性人物，一直从心底里生发着一种本能的敬佩意识。特别像集各家之精华、成一家之思想的典籍譬如《吕氏春秋》，对其所说“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的观念，极为赞佩。并由此影响到对历代文人学士关于取长补短思想的关注。从《楚辞》中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到《论语》中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一直到近现代先哲名人的有关表述，都凝结为做人处事的借鉴，促进了自己辩证思维模式的构建。

总之，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对先哲名人有关取长补短建议的关注，直接影响到我成长过程中与人相处的价值认定。不论是当年做一名普通教师的时候，还是后来双肩挑担任系里副主任、主任，抑或再后来专职从事学校管理工作，与人相处坚持取长补短的原则，都不但使自己在专业提升上、更在事业发展上频频受益。

具体说来，尤其从筹建泰山学院之前的五校合并开始，作为泰安师专的校长，我在合并后的新师专继续担任校长职务，而合并后的学校，既有普通高等教育又有成人培训教育、企业职工教育、开放远程教育乃至中等师范教育。我不但需要面对办学资源复杂的中层干部和职工，更重要的是，原泰安师专的副职和其他四所学校的主要领导，都被任命为新师专党委和行政班子中的副职，这种因人设职的过度性架构，更决定了学校领导成员构成的及其复杂性。单就行政班子而言，我领导下的副校长就有六名之多，大多是原来学校的主要负责人，而且从行政履历上说，每个人都比我资格老。当时一些人为我担心：一名刚上任不久没有多少经验的校长，给这些人斗心眼儿，够戗！可现实是，起码我带领的行政班子在新师专办学的过程中，实现了学校升格前的有条不紊和升格后的平稳过度。这除了客观条件上的保障外，不得不说自己在处理领导之间的人际关系时，始终坚持的取长补短、坦诚相待的原则，也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保障作用。

具体说，我不是一个研究政治手腕的人，面对来自不同学校的干部，一律是敞开胸襟坦诚相对，一个心眼儿为了干好事业。我不管对方在原学校是什么形象，也不管别人对其过去如何评价，既然成了一个班子里的同事，究竟如何相处，我从吕不韦编纂《吕氏春秋》所秉持的态度中受到极大启发：完全从客观出发，抱着公正的态度，一视同仁，取其所长而用之。如何取人之长，吕氏有一段表述讲得很透彻：取人之直恕其戆；取人之朴恕其愚；取人之介恕其隘；取人之敏恕其疏；取人之辩恕其肆；取人之信恕其拘；所谓人有所长，必有所短也，可因短以见长，不可忌长以摘短。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我对西方哲学思想很感兴趣，吕不韦的这段话，让我想到叔本华的“人类每一种完美，都与一种本身形成的缺点联在一起”的表述。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每一缺点都与一种完美联在一起。只要不抱任何成见，你会在每一个人身上都会发现优点或者叫长处。而长处换个角度看可能就表现为短处。还是那句话，取长补短，才能相得益彰。

我正是按照这样一种思维模式与新同事相处，使每个人都信服地看到，只要是出于公心为了工作，不但能得到完全的信任，而且也会有自我发挥的余地。坦诚相待地向着一个目标，不可能有调和不了的矛盾产生。所以，直到后来回忆起那个时期，很多人都觉得是最和谐最舒心最不用担心被算计的一段时期。

泰山学院建立后，省委宣布的领导班子中，除新师专的4名领导成员外，其他5名都来自于泰安市直机关和其他本科院校。而且在我履职的十年中，学校领导班子多次调整，先后又有5名兄弟院校和其他市的地方领导同志来泰山学院任职，总之，因特殊的地理位置所致，泰山学院领导班子的成员变动情况和来源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省内所有的同类院校。然而不管人事关系如何变化，在新的环境和新的岗位上，我依然初心不改地按照坦诚相待、取长补短的原则与人相处，不论是领导之间还是和中层干部之间抑或是与普通教工之间，都保持着健康良好的同事关系。

泰安师专合并其他四所院校联合办学时的部分领导班子成员。搬到新校区实质性合并后，党委和行政领导成员共计13名。

泰山学院第一次教学工作会议合影

二、维护配合的意识

　　泰山学院建立后，在省委宣布的领导班子中，原泰安师专的党委书记和校长，都作为党委和行政副职靠前作了安排，韩兴印同志任党委副书记，我任副院长。从专科学校的正职到本科院校的副职，虽然级别上没什么变化，但从组织角度的能级身份上，却需要个人进行角色职位的意识调整。从情感因素上讲，这种调整更重要的是心理心态上的。换个角度说，如果自我的调整与职务的变化达不到同步，就很容易形成一种情绪上的失落或者是抵触，除了工作上受影响之外，还会给自我身心带来负面效应。

实事求是地说，从泰安师专到泰山学院的职务变动上，我是早有思想准备的，所以基本没有情绪上的波动。客观上，前面已经有3所学校的先例，原先师专的书记和校长基本都是按照副书记副院长安排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主观上的自知之明，具体说，在自我的职业规划里，根本就没有从事行政管理的打算，要不然，1978年从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回校后，我就不会采取临时外出进修的办法来躲避机关岗位了。如果我想干行政，那是个绝好的时机，作为全县表彰的十一名“标杆队员”之一，工作队曾专门为我整理了材料，并派分队领导到学校介绍情况。为此学校主要领导欲意将我留在办公室，并鼓励我说“在这里更有前途”。可是当一位受学生欢迎的名教师是我的职业理想，这理想当时闪着耀眼的光芒在召唤。于是我想尽办法说服领导，踏上了外出进修的路。

两年之后，我回到泰安师专做了一名当代文学教师，立足三尺讲台心无旁骛，从来没动过别的心思。正因为做出了点小成绩引起后来的领导关注，左躲右闪还是没有逃脱“被行政”的结果。

在中文系双肩挑的时候还好说，后来走上学校管理岗位，脱离开了教学第一线，说实在话，作为体制中人，组织的安排不能不听，可我当时在年龄上真的已经不具备任何优势。也可能是干事凭良心工作负责任吧，从中文系主任、校长助理到副校长进而被任命为校长，总共不到5年时间，到一个阶梯上不久就被破格进位。纵使再强调工作的需要，我内心里也还是有种诚惶诚恐的感觉。最最关键的是自己没经验，面对的又都是全新的难题。特别是担任师专校长后，不到两年就实现了学校的合并升格，尽管有市委市政府的决策作基础，可说到底，许多的具体环节还是需要学校领导具体操作亲自跑的。其间经受的考验犯的难，可谓甘苦寸心知。

省政府向教育部递交的建立泰山学院的申请报告通过了，对我来说值得安慰和庆幸的有两点，一是我这个校长实现了自己上任时既定的目标，向社会展示了自己是个务实干事的人，没有给信任我的领导和教职工丢份儿；二是由于内外奔波身心疲惫，我当时真的有一种劲儿已经用尽了的感觉，想到身上的重担（成为本科后担子当然更重）很快就可能放下的时候，一时间身心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所以，面对泰山学院全新的本科办学环境，包括来自本科院校的主要领导，我不但理智上高度认同，身心感觉上也没有丝毫的违和感。如果硬要分析当时情绪波动的话，那就是对原泰安师专这所学校瞬间消失的留恋不舍，不过那总归是一闪而过的。想到学校的发展前途，我内心里依然是充满着成就感。

对泰山学院的首任党委书记张树禹同志，还有来自济南大学的院长袁一堂教授，我从未有过任何的接触，但是以热情的态度坦诚的心态迎接他们，是我当时的唯一情态。从个人的角度说，身为泰安师专校长，我完全对得起职务所赋予的职业平台，对得起全校教职工的期盼，已经不欠任何人的。说到自我的维护配合意识，维护针对的主要是集体领导，而配合自然指党委和行政两个班子的班长，这本就是职业道德所要求的。维护班子的团结，配合好新来领导的工作，这是出于事业心和责任心，也是自己的人格秉性所致，是做人格局的起码体现。

就我个人的思想认识，维护配合绝不是被动迎合，而是以泰山学院的健康发展为原则，积极出主意，坦诚提建议，勇于挑担子，敢于负责任，无论是在集体领导的组织结构内，还是面对班子中的主要负责人，维护配合落实到工作中，体现的都是不同职位和能级之间在履职过程中积极、有益、高效的合作互动。

在这方面，我十年来一直坚持着以尊重为基础的坦诚相待原则，一切以有利于学校的发展和工作的开展为前提。举个例子，泰山学院的领导班子一公布，人员还没到位，我就和韩兴印同志商量：张树禹同志是泰安市委副书记兼任学校党委书记，除了安排好办公室之外，其他许多事情都不用学校操心。袁一堂教授不同，他家住济南，根据了解到的信息他相当一个时期内上班需要通勤，按规定必须配备专车接送。依据当时学校的车辆状况，我当即决定让自己的司机负责接送袁院长，并交待办公室给我找一辆机动车先坐着。同时依照前面专升本院校的先例，建议韩书记请示一下新任书记张树禹同志，尽快给袁院长配一辆新车。

第二天韩书记便转达了张树禹书记的意思，关于袁院长的通勤，先调整现有的车辆用着，买车的事以后再说。

事情到这里，我完全可以自认为尽到心了，就算以自己在新班子中所处的地位来说，也应该算得上是德位相配、问心无愧了。按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为人、为政哲学，下边最明智的选择是悠然自得地闲看花开、静待花落，等待着新书记新院长上任后的角色互动和相互磨合。可如果那样，固有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会搅得我不得安宁，为什么？因为作为当时还是泰安市拨款的学校，泰山学院与此前升格的临沂师范学院、潍坊学院和德州学院在管理模式、班子配备等方面采取的基本是一个模式。临沂、潍坊、德州三个市是如何迎接从省属本科院校派来的新院长的，具体情况我最清楚，别的条件我们可以不比，也不一定非像它们那样由市里直接配车，但由学校自己买辆车作为通勤工具，这应该是显示我们热情欢迎首任院长最起码的态度。不然的话，袁院长与其他学院的领导一交流，会直接影响到履职伊始的心态情绪。一辆车本来是小事，但对当事人来说，自我感受却非同小可：这不但涉及到泰安市的态度，还可能会由此影响到书记院长上任后的关系，这对泰山学院本科办学的开局太重要了。

思来想去，我最后决定还是亲自找张树禹书记谈谈自己的看法。借着汇报出国考察事宜，我亲自去了市政大楼张书记的办公室。尽管是第一次单独见面，我一点儿都没有来含蓄委婉那一套，而是坦诚相对，直来直去。讲了潍坊、德州等迎接新任院长的先例后，又着重强调了下面的意思：泰山学院院长是省委决定省政府任命的，省委组织部会特别关注学校尤其是泰安市委市政府的态度，对外来的新院长的生活工作条件安排，我们如果与其他市的差别太明显，不但当事人会有想法，省委组织部也会过问的，如果等到上面向市里提出“建议”，就显得被动了。

张书记对省内高校的情况不了解，听过临沂、潍坊和德州的情况，认为我讲得很有道理，当即拍板同意买车，并指定由我来直接安排。事后证明，我的直来直去非但没有使张树禹同志不高兴，反而赢得了他的信任和欣赏。后来曾有人向我透露，说张树禹书记聊天时提到我，对我们的第一次谋面不但印象深刻，而且赞赏有加：从来没有过交往，但一见面就让人感觉很舒服，很坦诚，有见解，有能力。

怎么说呢，泰山学院新班子还没完全开张，我就让党委书记体验了一把自己如何维护配合主要领导的独有风格。这风格虽然情态别具，却是相逢是缘格局所生发出来的坦诚与真切。

我回到学校与韩书记商量，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依照韩书记的建议，最后确定买了一辆本田雅阁。虽然不是多响的牌子，但既符合泰山学院当时有限的专项资金情况，也充分表达出了学校的诚意。袁院长到任后，我虽未就买车的事提过半个字，但从他后来的言谈话语里，已能猜到他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很清楚，而且由此对我的为人秉性和心态格局也有了初步了解。加之后来的一些事，使他看出了我不卑不亢的性格里，有一颗为人坦诚真切、对事业精诚尽职的心。所以有关教学工作的事，他几乎全部放手不问了，从日常管理到财务支出，主动权全都毫无保留的交由我来负责。这不但使我感受到责权一致的履职信任，也为教学管理上敢于负责勇于开拓奠定了基础。一年后袁一堂院长调回济南时，曾给我说了几句掏心窝子的话，让我真正感受到，我在他心里已经由同事升华为挚友了。

也可能与袁院长有关吧，马春林同志主持学校行政工作后，教学方面的自主权进一步扩大，让我有了更大的创造性空间。这样说吧，为了整个行政班子的平衡协调，教学不可能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特殊领域，但是我们俩之间好似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只要我想要做的事情，他都能够完全信任和理解。特别是在他党政一身兼的那段时间，省里许多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会议，都是我代为参加的。他的理由是，我和同类院校的领导比较熟，联系切磋问题比较方便。为了学校发展，我也很少推辞。具体到学校的日常运转，我们似乎有一种相互的维护配合，这当然是以高度信任为基础的。举一个例子即可充分说明：马院长曾经与我有过这样的约定，他说无论什么情况下，我们两个都不能同时离开学校，必须有一个人留在校内……

行政之外，在党委里面我同样有自己的原则。十年之中，学校更换了六任党委书记，我的维护配合意识可谓始终如一。在6任党委书记中，田德全同志是我认识最早的高校同行，他虽然只比我大一岁，但是还在我是一位普通教师的时候，他就是菏泽师专的校长了，我们最初是在江苏太仓的一次编写教材的会议上认识的，属于老熟人。他来泰山学院报道后，曾专门到我的办公室里进行闲聊式交流，我也毫无保留地就他在特殊时期任泰山学院党委书记需要注意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怎么说呢，我对田德全同志的维护配合意识，包括我们之间的相互信任，都是有着历史积淀的基础的。他任职期间，也曾为我的职务进位做过努力，虽然因我的不配合，结果令他有些遗憾或者说沮丧，但我在内心里还是很感激的。只不过人各有志，我有我自己的活法。之所以凡有人想往前拉我一把时我都拼命往后退，这并非是高工委一位副书记说的“境界高”，我自认为充其量是境界比较宽大带来的。说到底我还是有自己的小算盘，它涉及到内心的隐秘不便明说。可以明说的是，从洁身自好的角度，没几年就退休了，我不愿破坏既能倾心做事又少有内心压力的从容安逸的履职情态。一个人营造出这样的工作环境不容易，既然自我感觉到的是最佳情态，当然最好是“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人生价值选择了。因为自己更在乎的是名声与气节，更珍惜的是声誉，更不愿放弃的是自我的尊严，为保住这些最珍贵的，舍弃所谓的名利毫不可惜。换一个说法，我为何关键时刻只计较公正不计较名利，追根究底还是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根深蒂固。

在六任党委书记中，有3位来自于地方党政机关。他们对高校不了解，我的坦诚正直，恰恰能使他们很快地掌握学校的真实情况，所以都能够在很短时间提升彼此之间的信任度。加之我是学校发展的见证人，很多提交党委研究的事情基本上都会事先与我交流沟通。本着维护大局积极配合的原则，我也确实在党政主要负责人之间做了不少的协调工作。总体上，只要是对学校发展有利的事，我都会出于公心地全力协助与支持。

曾经有位地方上来的党委书记，具备可贵的开拓创新意识，上任不久就找我探讨泰山学院升格为泰山大学的事。我坦诚地告诉他如果靠自己的力量，十年之内几无可能。他与我探讨别的可能性，我说有一条路可以尝试，就是与泰城的本科院校联合争取。他听后当即责成我写个可行性方案。为防止合并意向引起教职工特别是干部的思想波动，我们达成共识，这件事只限于我们两个人知道，等条件成熟时再进入学校组织程序。我用了很多天的功夫写出了泰城两所本科院校合并申办泰山大学的方案，他看后很满意，虽然事情还在保密阶段，但他没有等待，随即开始频繁地与其他学校领导接触。那段时间不知情者会以为学校领导走访交流过于频繁，只有我知道这交流出于何种目的。虽然因当事人提前调走这件事情没再往下进展，但作为党委书记的干事创业的热情，至今依然令人佩服。它也进一步说明，我的维护配合意识，在实际工作中也是会被对方的思想意识所影响进而激发起更大热情的。所谓相逢是缘的同事关系，事业心、责任感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关系因素。

　　当然，遇上格局小心胸狭的人，为了坚持以学校发展为重的原则，我软中带硬据理力争的时候也不少，为争取时间抢占先机，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先斩后奏甚至斩而不奏的状况也是有的，我的底气就是让事实来说话。我认为，那种拿权位当砝码来支撑自我虚荣心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不值得维护的，凡发现不利于事业发展和有损于班子团结的小心计小动作，我会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加以劝阻，而不怕得罪任何人。因为在我心里，维护学校发展大局就是维护大义。

三、相互支持的情态

　　情态广义上是指人的心理与肢体活动的情形与状态，我这里主要指履职观念上心态与行为和谐一体的自然表现。换个角度说，是指理念实施过程中的一种自觉意识行为，不是特意为之，更不是聪明式作秀，而是体现于日常工作中的处事风格和素质。

对于整个学校领导班子来说，除了书记、院长之外，其他的副职之间，虽然在排名和分工上有一定的差别，但是工作性质以及履职的过程，应该是差别不大的，尽管分管工作的范围和承担的责任大小不一。特别是在学校日常运行过程中，各项工作是互有交叉相互促进的关系，所以分管领导之间就有个相互配合支持的问题。而这种相互支持的关系，不只是体现在工作层面，不过要想在工作上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必须是从心理情感的层面上建立起一种真诚合作相互促进的价值理念。

韩兴印同志和我是原泰安师专的党委书记和校长，所以在泰山学院领导班子的副职里，我们受到的关注与其他人是不一样的。兄弟院校来泰山学院任职的领导，很自然地要观察我们与众多中层干部之间的关系，以作为研究学校人际关系的渠道之一；从社会上新提拔到学校工作的领导，不论是从心理的还是情感的认同度方面，也会更重视更尊重我们对学校事务处理上的一些意见；而从原来学校提拔的班子成员，曾经是协助我们工作的副职，现在虽然都在新书记和新院长领导下工作了，但从自我感受和思维惯性上，依然会有一个社会人伦的次序意识横在心里。以上说的这一切，表面看起来是很自然的心态现象，但如果长此以往不加改善，是不利于整个班子坦诚相待相互支持的工作局面形成的。

2002年7月泰山学院领导班子公布时，我已经49岁了，在班子里尚属于比较年轻的，按年龄排在第7位，可见泰山学院第一届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是偏高的。这种大多数成员都比自己年龄大的现象，从人伦关系的角度来说，某种程度上有利于自己行政角色的心理转变。具体说，我由原来的校长角色到泰山学院的一名领导成员的角色，心理上基本没有感受到落差与不适，其中主观上的思想准备自然是主要的，而客观上同一个班子成员大多数都是老大哥，人生经历特别是从政的资历都比我老的多，这对平复自我职务变化的心态，应该也是起到了有益作用的。最重要的是工作中相互支持的自我情态的建立，具体说，这种相互的支持不单是停留在口头上，更重要的是生发于内心里。

书记、院长不用说了，他们分别是党委和行政两个班子的班长，不管是在心理上还是在行动上，我的维护配合意识都是自觉自发的，这在前面一节已经详细阐述过。

领导班子中的其他成员中，我和韩兴印同志的关系比较特殊，作为原泰安师专的党委书记和校长，我们俩曾被社会上称为黄金搭档。泰山学院建立后，他是副书记我是副院长，他协助党委书记分管党务，我协助院长分管学校的教学工作。相对于班子中的其他人，我们两个在情感和心态上的相互信任和支持，有着坚实的履职基础和历史积淀，从学校发展提升的意义上，也算是一种惺惺相惜吧。从年龄上说，韩兴印是老大哥，我对他的尊重发自内心，他不论在什么场合也都注意对我工作的维护。特别是对曾经付出了心血和汗水的这所学校，我们俩都怀有别人难以至达的内心情感，所以在涉及有关学校发展的一些问题的讨论时，我们每每会生发出一种心照不宣的捍卫历史名誉的意识。我对他分管的党务工作，一般都会表现出全力维护和支持的情态；他对我主管的行政业务工作也是如此。举一个例子即可以说明，有次我给全体干部作有关教学评估的报告，就是韩书记主持的会议，报告结束时他不但在总结中条分缕析地进行高度评价并提出会后的讨论要求，而且在从报告厅回行政楼的路上，他还在对同行的学校领导和中层干部说：还是人家刘院长懂教学！我在他身后的不远处，这句话听得很清楚。日常的党务和教学是两个管理体系，我们在具体事物上的交集并不多，但却一直保持着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同志加兄弟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经过岁月考验的，那年韩书记突发心肌梗塞，在感到自己生命垂危之际，给身边人提到唯一想见的人就是我。只是由于办公室主任正在市委党校听课关了手机，给我打电话拖了些时间，等我赶到医院时，他已经被推进了手术室。尽管病情稳定后这件事没再提及，但我也能猜想到他要给我交待什么。包括他后来因家人的事困境到极点时，我也是看到他掉眼泪的极少数人之一。这样的关系，表面上不好定位，但内心的感觉和情感分量上双方都很清楚。

其他班子成员里，包括从兄弟院校调来的，从党政机关提拔的，还有从合并后的新泰安师专里提拔的，加上后来从中层干部里提拔的，来源比较复杂。有过去的同行、同事、朋友以及系统主管等等，大家作为行政班子的成员，日常工作上产生交集、需要相互配合和支持的机会比较多。现在回顾起来，不论是从感情还是心理上，我都始终保持着纯洁的同事或战友的关系情态，特别是在共同努力推进泰山学院的提升和发展上，没有产生过任何的争强好胜勾心斗角等因私心引起的杂念。从总体上说，抱着相逢是缘的格局，无论对方是谁，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都会注意表现出高度理解和相互支持的姿态，以自觉地赢得对方的信任，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在与这些人的关系中，令我感叹至而感佩的，是第一届班子里从市直机关提拔到泰山学院任副院长的韩兆东和梁冰两位同志。职业行政人的良好素质，使他们来到泰山学院后不但很快就完成了角色的自我转换，而且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转换都是比较彻底的。从经历上说，他们的眼界和思路比较宽，在社会上经过的岗位多，和各行各业的人打过交道，有着比较丰富的工作经验。从年龄上，他们都比我大，平心而论，我对他们在日常工作中表现出的配合情态，是一种以尊重为基础的自然流露。然而想不到的是，他们因政治素质决定的组织观念特别强，对我这个排名在前的小老弟，在不同的场合里都注意维护和尊重。这不止在工作上，表现在每一件小事上，都特讲究分寸。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和韩兆东、高德海两位副院长带队去安阳考察，在参观红旗渠的时候，高院长建议我们三个在青年洞前合个影，我觉得韩院长是老大哥，想把他往中间推，谁知他坚决不同意，并说“咱三个照相当然你要站中间”，这是件小事儿，但却又不能不令人感佩，让人难忘。我曾经和梁院长一起带领着几十位中层干部去郊东的高校考察，一路上，不管是在兄弟院校还是自我活动的安排上，只要是属于公务上的事，他都十分注意维护我的职权地位。当然，私下里我依然尊他们是老大哥，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那种多年历练凝结的政治素养，使得我们之间在工作中相互尊重和支持的关系，让彼此的感觉特别舒心。

说到这里还有一点有必要提一下，那就是他们表现出来的尊重历史而仗义执言的品性。有一段时间，个别领导急于拉泰山学院向老本科院校看齐，在主观意识上便想着极力回避泰山学院与泰安师专的历史关系，一听到谁提泰安师专就恼火。然而学校发展的历史是切不断的，特别是按照教育部批文中的要求，泰山学院依然是为地方服务的突出师范教育即教师教育办学特色的一所本科院校。所以在讨论学校工作的时候，涉及到来龙去脉的话题就必然要提到泰安师专，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韩兴印同志因学生管理方面的事提到原来泰安师专的做法，就引起了个别领导的不耐烦，两人还因此争执了几句。让人欣慰的是，每当这时候，韩兆东同志都会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强调必须正视历史。他不止一次地这样说过：泰山学院的建立，兴印同志和克宽同志是有功绩的，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今天的泰山学院。这样的表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起码在态度上改变了个别领导对原师专办学传统的偏见。梁冰同志来泰山学院之前是泰安市教育局局长，他也表述过正视泰安师专的经验与教训更有益于泰山学院发展的观点，特别是强调不能轻视师范教育服务于地方的办学方向。在教学方面，他们对我提出的一些接地气的思路，每每都会立场鲜明地表示赞同。这使得我们之间的相互尊重具备了更加坚实的工作基础。

经过多次的充实调整，学校领导班子成员中，来自于本校的人数逐渐增多，到2013年我退休时，一起工作过的有5位是我过去的同事。这些人中，有的是新师专的副校长副书记，譬如张建东、吴文山、高德海等，也有的是由中层干部直接提拔起来的，譬如王雷亭、于鸿远等。他们绝大多数都在原泰安师专工作过，论起从事行政工作的时间，几乎都比我早，还有的是原市属院校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到2001年新泰安师专联合办学时才合并到一个班子里。可能是因为这些人中，大部分比我年龄小，后来又在我担任校长的新师专中搭过班子等诸多原因吧，在泰山学院行政班子一起共事的过程中，他们对我多少还会怀有老领导的心态，交往起来尊重维护的意识占着主导因素。而我呢，却始终觉得这种因既往遗存的人伦关系不光会束缚思维上的自由，也多少会形成一种潜意识的负担，不利于新型同事关系的构建。因此，在平时的工作交往中，我往往会有意识地将对方往真正的同事与朋友的情态上引导，进而共同立足在伙计班子的理念平台上，以坦诚平等的心态来共事、来相处。因为我所向往的，是没有任何历史负担的轻松心态，这样交往起来才没有顾忌，才轻松愉快，当然归根结底是有利于工作的开展。包括过去因公事和私事造成过误解、心存过芥蒂的，我都会抱着立足现实忘记既往的理念，真正地以相逢是缘的格局真诚相待，共同面向未来。在这方面，我从来不琢磨对方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只想以自我最坦诚最真切的心态来影响带动对方。效果如何我不敢评价，事实上这么多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以真切坦诚影响带动对方，营造出了相互支持共同促进的工作情态，顺利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任务，实现了学校发展的既定目标。

当然，在诸多的同事中，我更欣慰的是在长期相处中，结交了一些心意相通、志向相同的职场知己。其中有的成了久经岁月考验的“闺蜜”型关系，这也算是人生的宝贵收获吧。总之，相逢是缘的格局，使自己在与同事关系的处理中，始终保持着热情主动、积极坦诚和敢于担当的主导性，视泰山学院为终身的职业平台，与共事者们团结协作、相互支持，共同推进了它关键时期的发展提升。

四、平等相处的率情

　　如果将率情视为秉性来理解的话，对我而言，它应该是一种顺其心意、执情不变、我即是我、率性为之的人际关系体验，这种体验对我来说，特具有自我尊享的价值。

教学工作是学校的中心工作，从日常运转的层面上说，与校内所有的运转环节和工作岗位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主管这项工作，加上原来泰安师专校长的身份和当时泰山学院领导班子中的地位优势，不管我愿不愿意，都自然会成为教职工眼中所有校领导里最为关注的人之一。因教学工作运转的需要，平时与管理岗位和管理干部的交集交往，应该也是面最广、频次最多的。这样的一种工作状态，还能够与不同岗位不同职级之间保持着十年如一日的平等相处的率情，具体分析起来原因有多个方面，但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与自己的成长与从业经历有直接的关系。

从客观上说，我是一位从教学第一线直接跨入校级领导的管理干部，当年被提拔为学校领导时，属于半路出家，按照当今的定性绝对可以归类于政治素人的行列。在学校领导岗位上，副校长没当几天，就被派往省委党校中青班学习，一年后回来又被提拔为校长，一上岗就开始忙活学校的“升格”，东奔西跑北上南下，当我2002年3月在桂林宾馆里得知泰山学院筹建方案获得通过时，任职校长正好一年的时间。这么说吧，作为学校的法人代表，还没等我稳下心来了解和研究宏观管理学校的规律与基本思路，很快就又被安排进泰山学院的新班子里主管教学了。我内心里一直感觉庆幸的，是又回归到业务管理的岗位上，离自己的初心总算还不是很远。

以上这段经历证明，我坐上一校之长的位置后一直都在忙于干活儿，所谓的官僚习气根本就没得到滋长的机会，供职泰山学院始终能保持一颗与所有人平等相处的心态，这应算是客观上的重要原因吧。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主观内部的，从家族本色到成长环境，无论是先天传承还是后天熏陶，都没有给我提供任何养尊处优、盛气凌人的文化基因，相反在吸收古今中外的知识营养时，我对人本意识平等观念等现代信息符码，表现出的却是如饥似渴的热衷。书读得越多越让我坚信，人与人之间只有在真正平等的情况下，才能建立起心理和生理上最纯正最高洁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美妙之于我，在泰山学院的十年里体现得尤为明显。可以这样说，至今回顾这一时期的工作生活状态，与人平等相处的率情带给我的人生体验，可谓既舒适又美好。

在实际工作中，真正了解我的人，再扩大一下也可以说真正与我有过实质性交往与合作的人，莫论岗位、职级、履历和年龄，都应该有这样的体会，我是一个没有任何领导架子、也从不依仗权势地位强人所难的管理者。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不具备多强的亲和力，相反由于不喜欢虚情假意的客套和装腔作势的矫情，多少还会让不了解的人产生过于严肃、不易接近的错觉，朋友中有人也曾开玩笑式的提醒过我，但我从未尝试过改变自己，因为我信奉日久见人心这句话，时间长了接触多了，了解了我的脾气秉性就会清楚，待人平等对人诚恳的观念意识，是渗透在我骨子里的质素。

我始终认为，自我修养的境界只有在与人相处中才能最充分地展现出来，修行不是刻意地装扮自己，修行的真正高境界是让不同地位和身份的人靠近你时都能感觉到舒服。回顾泰山学院的十年，我可能在很多方面都还存有差距，但有一点自认为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以平等相处的心理来对待同事。第一线的教师不用说了，那是教学工作的依靠力量，我一直是怀着敬重的心态与之交往。就是最底层的普通工作人员，我依然是抱着相逢是缘的态度来相处的，只要你放平心态，在我这里绝不会感受到丝毫的职务和地位不同形成的压力。

我在不同的场合里都公开声明过，高校领导级别再高，也只是一位基层单位的管理者。学校的管理与社会上本质的不同在于铸造灵魂，所以绝不能把管理岗位当官位来坐，特别是对上卑躬屈膝唯命是从对下颐指气使吆三喝四的官僚习气，会让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心理距离越拉越大，最终破坏的是教育自身的科学规律。我一直认为，人作为具有能动性思维的一介活物，本质上是要靠自我心理调节来保持身心平衡的，这就意味着，一个人一旦自我感觉受到了屈辱，别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一定会想办法找机会弥补回来，这就如同阿Q感觉自己吃了亏去欺负小D是一个道理。官僚们动不动对下属就来凶神恶煞那一套，实质上都是在自我找补心理的平衡。我由于生来愚笨，从不想通过讨好谄媚来出人投地，只想靠自己的努力水到渠成的过好一生，所以不但做不出仰人鼻息的姿态，哪怕是关键时刻给位高权重者倒一杯水的举动，也感觉难为情。一句话，违反心理平衡的事从不会主动去做，所以内心里从不用找补。静下心来想想，这也可能无形中奠定了自己与人平等相处的心态基础吧。

当然，我所说的平等相处指的是人格意义上的，包括平时与自己接触最多的人，从办公室工作人员到开车的司机，无论是公开场合还是单独相处，我都会在行为过程中注意公私之间的分界，属于自己的事情习惯自己亲自动手，绝不随便指使别人干与岗位职责无关的事。在我身边的人都知道，无论是日常工作还是外出开会考察，我对工作上的要求都是很严格的，他们只需要集中精力干好自己该干的事，其他不属于岗位职责的生活琐事，我不但不用他们操心，相反有时还会给他们更多的生活方面的关照。

平等相处是以尊重对方的人格价值为基础的，当众多的人都站在同一个平台上，需要你依据条件主持公道分出三六九等的时候，这才是最考验“平等”理念在自己内心里位置和份量的。这样的场面我每年都会遇到多次，最典型的就是职称评审。十年里我一直作为教师职称评审的文科组组长，当有人想通过不平等竞争的手段达到晋升目的的时候，就会采取各种不正当的手段来拉近关系，我因为坚持对任何人都必须“平等”相待的初心不改，得罪过不少的人，个别的还伺机进行过极其恶劣的报复。说实话，我也真的为此伤心过，甚至用公开发牢骚的方式来宣泄自己的情绪。但过后想想，以相逢是缘的格局对待同事关系，那只不过是自己单方面的选择，遇上三观悬殊太大的人，也就只能是有缘无份了。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爱憎分明本就是正人君子的德行本色。平等相处的理念是一种为人处世上的价值观，三观不正者自然难以赞同，不过那些耍心眼、使心计的人离得越远，反而越有利于同事之间在平等相处的基础上营造更加和谐美好的人际关系。

还是那句话，日久见人心。时间越长，我平等相处的率情在公正公平的履职过程中体现得就越加淋漓尽致，它不断促进着自己职业形象的提升，进而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正直善良者的青睐，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也就能感受到更多的真心与善意、友爱与温情。尽管很多时候这种友爱与温情是通过委婉含蓄甚至调侃玩笑传递出来的，譬如有人借“主席台上颜值最养眼、讲话最入心”的表述来鼓励我，也有人借“看到你办公室窗户里一早亮着灯，就知道昨晚是你值班”的寒暄来表达对我的关注关心，等等，虽然我往往仅当作调侃式玩笑或者是见面时的闲聊，但心里依然会感觉热乎乎的。想到有这么多人理解我关心我支持我，平时因坚持平等公正所招来的误解乃至恶意报复所产生的委屈，都会慢慢自我化解，被无怨无悔所取代了。因为每当这时候，我都会想到一首歌里的歌词：就算生活给我无尽的苦痛折磨，我还是觉得幸福更多！

特别是在退休临离开学校那一段时间，我收到了太多的问询关心的短信。很多人表达了“留恋与这样的领导做同事的岁月”，率性者发来的文字也干脆直接：“这几天心里不好受，一直想哭”；含蓄者的文字虽然委婉但真切可见：“去行政楼办事，看到您办公室的门锁着，有点淡淡的失落”，等等，诸如此类，很多很多。我去省里谈话那天，有同事发信息早早给我约好，下班后在KTV陪我唱了一晚上的歌，没有别的话，那心思我都明白都懂的。那段时间，我回绝了几乎所有院系欢送晚餐的邀约，只是有选择的参加了极少数的好友相聚，就是在一次聚餐中，有个同事端起酒杯，话没说出口就忍不住哭了起来。我坚信，只有经过岁月积淀的情谊，才会如此的诚挚而真切。

总之，我的退休使相当一部分同事的心里泛起了波澜。我明白他们对我的情感：一位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前途、一心扑在事业上的学校领导，倾尽全力将专科学校推上本科，又不计名利全身心的为泰山学院贡献了这么多年，现在退休了，确实有些留恋不舍。有人甚至把我的退休说成“带走了泰山学院的一个时代”，这句话我当然不敢认同，但却令我感动。正因如此，为了避免那种容易催人泪目的场景，也是坚守着我不虚伪不矫情的原则，我没有到任何院系和部门去告别，而是在主持完2013届学生的毕业典礼后，回到办公室拿起手提包，旋即离开了学校。

当然，那些心心相依的同事情朋友情，并没有因为我不去学校上班而中断或淡化，泰山学院十年建立起来的平等相处的人际关系，因圣洁纯粹而绵绵流长，还有退休之际同事们通过不同方式表达的那些真心实意，一直润泽着我退休生活的恬适岁月，永远是我回忆中最珍视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