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记忆（五）

先生

----新华一中首届毕业班回忆录

执笔：吴海树

第五节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16团成立

一、设字209信箱

1969年2月2日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16团在寒风中成立。在1968年兵团筹建阶段，叫伏尔基河团，后期正式编制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第16团，代号为：“设”字“209”。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共接收国营农、牧、渔场93个，合编为5个师、3个独立团。即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代号为建字）、第二师（代号为设字）、第三师（代号为钢字）、第四师（代号为铁字）、第五师（代号为边字），直属独立一团、独立二团、独立三团。后期又组建了六师（代号为防字）。即每个师的代号组合起来为：“建设钢铁边防”。
二师共有10个团，我们16团排在第九位，故为“设字209信箱”。
兵团组建后，农忙时进行正常农业生产，农闲和冬季对武装战士进行必须的战术、技术基础训练，以保证兵团战士具备战时需要的基本素质，如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和“三打”（打飞机、打坦克、打空降）、“三防”（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等训练。

1969年3月，中苏之间珍宝岛战斗爆发，黑龙江兵团立即调集步兵营、担架营和武装值班营，负责执勤、运送弹药、护送伤员、支援前线在内的二线任务。可见黑龙江兵团的成立之初就不得不接受相当紧急的、配合边防部队的“戍边”任务。
追溯我们国家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最早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时刚解放不久，为进一步贯彻党中央既要解决当地生产建设，还要对外防敌入侵，对内安邦远久的屯垦戍边方针。 1952年，党中央军委命令驻新疆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二、六两军四个师、第二十二兵团五军一部全体将士，就地集体转业为农业建设部队和工程建设部队，以担负起边疆经济建设和屯垦戍边的任务。
1954年，党中央又决定将这支退出现役的转业部队集中编成一个兵团，并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光荣称号。从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建立开创了我国解放后生产建设兵团建设的历史序幕。
　 除此之外1966年2月，为了加强北部边防，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指示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负责筹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经中共中央批准，于1969年5月7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司令部设在呼和浩特市。当年，内蒙古兵团组建了4个师，24个团，246个连队，1970年，又组建了2个师，15个团。到了1971年，内蒙古兵团已有41个团，职工为10.1万人，
前者给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提供了有案可查的先例和切实可行的经验，也提供了不少人才援助。三个兵团无一例外毗邻中苏边境，承担屯垦与戍边双重任务。
1968年中苏关系发展到了最低点，边境已发生多起摩擦事件，例如后期发生的珍宝岛事件。
国家为了备战备荒、准备打仗，1968年6月30日，沈阳军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六、一八”批示成立了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并从大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抽调精干人员，组建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从沈阳军区各野战军、旅大警备区、炮兵、工程兵等单位抽调部分有实战经验的指挥员，分别担任兵团各师、团的主官和师团机关领导。
并由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沈阳军区副政委李少元少将兼任兵团政委，颜文斌少将任兵团第一副司令员（主持兵团工作）、程克廉任兵团政委，率三千余现役军官在第一时间开赴到兵团屯垦戍边的战斗岗位。

我们伏尔基河农场被编为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第16团。学校亦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十六团第一中学”,原伏尔基河农场老场部子弟中学改为第二中学。学制为九年一贯制，即九年毕业相当于高中毕业，这样我们班就成为一中首个初中一年级，同时各学年由以往的班级为单位改成以排为建制，我们班级编为一排.后面以此类推。
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编号：“设”字。师部所在地： 宝泉岭；辖八团（二九0农场，绥滨县）、九团（ 绥滨农场，绥滨县）、十团（ 江滨农场，萝北县）、十一团（ 军川农场，萝北县）、十二团（ 名山农场，萝北县）、十三团（ 延军农场，萝北县）、十四团（ 共青农场，萝北县）、十五团（ 宝泉岭农场，萝北县）、十六团（伏尔基河农场，现新华农场，鹤岗市）、十七团（ 普阳农场，绥滨县），共十个团。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历经了8年，到1976年2月25日兵团撤销，改编为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现在是中央直属企业，即 黑龙江农垦总局系统，归农业部与黑龙江双重领导，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政策扶持，现已组建了 北大荒集团上市公司！

16团的向阳路

二、庆“九大”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早在1968年10月召开的党中央第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全会通过新党章草案和九大代表产生办法。党章草案中还规定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并确定为接班人。故而，全国上下都在为迎接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做准备。
我们全团上下各单位都忙着做彩旗、扎灯笼、写标语、搭彩车，团部也在向阳路的入口处扎上了彩门。我们学校的师生们也准备好了纸糊的灯笼和彩旗，每天都关注新闻广播并都时刻准备着迎接“九大”的召开。
1969年的春天，乍暖还寒，春风有些料峭，天空还弥漫着沙尘和中苏边境自卫反击战的硝烟。当年，中苏两国两党之间的关系公开恶化，苏联边防军三次入侵我国珍宝岛。为了防止苏联的突然袭击，也为了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九大”从筹备到开幕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保密措施，会议的日期、议程是保密的，据说连代表们进京也都是保密的。
在这中苏军事冲突发生的时候，伟大领袖一再要求:“团结起来，要准备打仗”，“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开成一个团结胜利的大会”的最高指示。
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下午，备受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了。
这天下午我们终于盼来了大会召开的通知，团部各单位和我们一中的学生们全部被召集到学校的操场上一起庆祝“九大”的召开，倾听“九大”召开新闻通告。然后敲锣打鼓、鞭炮齐鸣、载歌载舞，拿着事先做好并演习多次的道具：彩旗、红灯笼开始了环绕团部的庆祝游行。路线是从我们一中学校向北到科研连，再从科研连顺大路到团部医院、走向阳路到火车站再从“反帝路”回到学校操场，一直庆祝到了深夜。
不久，有关“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小册子、纪念章铺天盖地而来。
“九大”是在“文化大革命”特殊历史条件下召开的一次带有特殊性质的大会，“九大”的召开自始至终被强烈的个人崇拜和“左”倾狂热气氛所笼罩。

三、政治挂帅、阶级斗争高于一切

（一）初识东大甸子

1969年6月，同学们去东大甸子新建连队劳动。
16团没有营的建制，团部直接管辖二十几个连，农业连队以生产粮食为根本。为扩大生产规模，团政委王文东要求开发16团东部的一大片沼泽地， 我们叫它“东大甸子”。
东大甸子地面上到处都长着一望无边的“大叶章”和“小叶章”茅草，这些草有一米多高。我们学生进去只露个脑袋。据说这些草是早年农村盖草房做“栅房草”的最佳物品，也是造纸的好原料。
“东大甸子”是一处没有被开发过的原生态湿地。北大荒的湿地最明显的特征是浩瀚的草甸子、沼泽地，大到一望无际，天地相连。不得不叹服亘古原野的苍茫与杳无人迹的荒凉。北大荒草甸子的草，低者齐腰，高者没顶，随风起伏。主要有：小叶樟，洋草和三棱子草。洋草最多，生得茂密也长得高，通常超过1米，生命力极强。
这里也生长着少量的东北三宝：乌拉草。
乌拉草，又称靰鞡草，是单子叶植物纲莎草科薹草属植物。主要分布于俄罗斯、西伯利亚、蒙古、朝鲜、日本和中国的东北长白山脉以及大兴安岭地区。
乌拉草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其叶细长柔软，纤维坚韧，不易折断，可以做为草鞋、草褥、人造棉、纤维板、草编工艺品、造纸等的良好材料，还可以用来填充在靰鞡鞋中用于保温、取暖。乌拉草保暖、防寒的作用很好，早期中国东北山区的老百姓十分喜爱它。
旧时关东人用皮革缝制、内絮捶软乌拉草的寒鞋，就是北方贫民心爱的“靰鞡”。
“靰鞡”，其名称来自满语对皮靴称谓的音译，是一种旧时东北人冬天穿的“土皮鞋”。这种鞋的底和面是用一块兽皮抽褶后缝制而成，是需要有超高的手艺才能缝制作出来。
冬天，将晒干的乌拉草锤打柔软后放入毡靴“靰鞡”中，具有透气防潮，能御寒。乌拉草还具有除味祛味、通经活络、消除疲劳、改善血液微循环、提高免疫力的作用。被人将乌拉草与人参、貂皮并称为东北三宝。
每到夏天，草甸子正值茂盛，南风吹来，海一样波涛滚滚，一浪接一浪，一直翻卷到天边。走在草海中，充满了兴奋，恐惧，警惕。无数岁月枯萎腐烂的草盘结于大地，松软如毯；荒草经过千万年的水淹、野火等洗礼，生生不息，在湿地内形成了无数的伤痕、隆起了数不清的“疙瘩”，东北人称为“塔头墩子”。这些“塔头墩子”一簇簇紧偎，每一簇的根须乱麻般裹土盘箍一团，像个胶皮疙瘩，软颤颤比篮球还大，露地表二分之一。脚踩在绿油油、软绵绵的“塔头墩子”上有时感到晃悠悠的似坐船般的感觉，
所谓的沼泽地表面是几千年腐烂植物堆积、上面又有新生杂草根系交织而形成在淤泥或者水上的漂浮物，人们一旦陷下去就会有生命危险，脚踩偏了就会陷进“沼泽”内，初进这片草甸子的人永远不知道在前面隐藏着什么危险。
我上大学期间利用假期去过16团36连，亲身体验并坐在红色的东方红拖拉机驾驶室内，操纵着东方红拖拉机开荒翻地，后面牵引着三铧犁，在海洋般绿色的草地上加大油门轰鸣，四周的青草与拖拉机驾驶室前面的发动机一般高，在这绿色的海洋中只露出拖拉机的半个驾驶室，近看就像一只行驶在海洋中前后摇晃的小船，远看就像一个红色的甲壳虫在绿色草地中慢慢爬行。尖尖的犁铧刺入大地，以千万年腐植质构成的北大荒黑土就翻身朝上，一条条，一趟趟，一片片地坦露开来。

白天，当拖拉机牵引三铧犁走过之后，会有很多飞禽鸟类跟在三铧犁的后面，争夺地下被翻出来的老鼠和虫子。最刺激的还是夜班开荒翻地，因为跟在拖拉机三铧犁后面的可不是飞禽、鸟类，而是几只两眼闪着绿光、咆哮着争夺老鼠的饿狼了。不过，夜班开荒时，在后面控制三铧犁的徒弟会跑进驾驶室内坐在师傅身边，手里握着一根长长的绳子，绳子通过驾驶室的后窗另一头拴在三铧犁起降杆上，用牵拉绳子远距离控制起降杆，这样可以感到安全些。
驾驶拖拉机在东大甸子开荒，经常会有野鸭子在车前扑棱棱飞出，停下机车寻找，就会在草丛中寻到一窝青皮野鸭蛋。有时，也有机会在深深的草甸子里见到黄褐色狍子隐藏在其中，露出两只直挺挺的耳朵，昂首呆立，警惕又好奇地与人对视，等人离得近了，狍子会突然翻起后蹄蹿出几丈，跑出几十米会突然停下转身再与人面面相对，这就是东北人称作的“傻狍子”。

狍子是一种中小型鹿类。属食草动物。生活于中国东北、西北、华北和内蒙古等地的小山坡稀疏的树林中。是东北地区常见的野生动物之一
其实狍子并不傻，相反它们还有发达的嗅觉和听觉，傻是因为它们出于本性的好奇才会被人类这样叫。所有动物遇到危险的第一反应都是逃，傻狍子也不例外，但它唯一例外的就是发现捕食者不再继续追捕的时候，会返回刚刚的地方。另外，它的好奇心特别强，如果有人看见狍子放了一枪，狍子会头不抬箭一样地窜出去逃跑，不过，它跑出几十米会突然停下来，回头要张望看看发生了什么事，这种奇葩的性格使得它们常常被猎人得到第二次补枪猎杀的机会。
为了加快开发，16团在东大甸子相继建立了34连、35连----39连等新建点，几年时间就扩展出十几个连队。
新建点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记得大学毕业后去新建点36连哥哥家探望，连队水井里的水都是现在喝的“普洱茶”颜色。在连队，每个家里都有一个自制的“过滤桶”，棕黄色的沼泽水被从井里被打上来后，要先倒入悬挂在半空中的桶里过滤，桶内装了一半鹅卵石和从外地带来的细沙子，在桶的下面钻个小孔，再用一条毛巾系在小孔上，水通过鹅卵石、细沙及毛巾过滤后一滴一滴地流到下面的桶内，过滤后的水还不能直接喝，还要沉淀一个夜晚烧开了后才可以饮用。
虽然东大甸子到处都是水，但是，可饮用和洗澡的清水在东大甸子是十分珍贵的。夏天，职工洗澡不论男女都是在野外的水泡子里，冬天多是“干擦”。所谓的干擦就是用洗完脸后少得可怜的水，将毛巾弄湿后擦擦身子。集体宿舍的男知青们还编了一套洗脸时间表，叫做：“一、三、五干擦，二、四、六抹一把，星期天休息。”除了生活用水问题，夏天最难熬的就是潮湿和蚊虫、瞎蒙叮咬了。
为加快推行这个东大甸子开发计划，团政委以政治挂帅、大批判开路，狠批老农场干部的保守思想 ，对支持开发东大甸子不力的干部采取了上纲上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手段进行清理。那个年代一切工作都要上升到阶级和路线上来，现在看，开发东大甸子是否是破坏了宝贵的湿地？
我们班也经常去东片连队参加劳动，有一次我们在新开垦不久的地里除草，同学们干得正起劲时天空突然乌云密布，同学们大喊一声：暴风雨来了！紧跟着全体同学们边铲地边唱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挺然屹立傲苍穹，八千里风暴吹不倒......”。

大家伴着歌声、顶着阵雨干得更欢了，没有一个退缩的，虽然个个都淋湿了衣裳，但还是埋头苦干。少年时代的我们特别乖巧听话，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每个年轻人必懂的口号，那个年代人手一本毛主席语录必须背诵下来，并且在劳动中大家经常要背上一段。
矫仁勇同学回忆：在我们午间休息时有人提议，这草甸子里有野鸭蛋咱们去找找；几个男女同学就结伴走进了茂密的茅草中开始寻找。走进一米多高茂密的草甸子中，大家要不停地前后呼应，深怕哪个掉进沼泽里或者走丢了。
走到了草甸子深处，一个同学发现不远处有一堆茅草搭絮的草窝窝，大家特别高兴！以为找到了野鸭子窝了，大家屏住呼气、轻手轻脚地远距离拨开茅草一看：啊！吓得前面的同学转身就跑，腿都软了才停下来。原来是一只趴在草窝里熟睡的狼！幸运的是这天风刮的很大，我们又是走在下风头，杂草的摩擦声和呼呼的风声掩盖了我们走路声，没有惊醒这只睡觉的狼，太可怕了！
午饭后休息时，还有一部分男同学在张河图老师带领下去河里洗澡以解午间的燥热。我们男同学正在水里洗的来劲、相互嬉闹，不成想魏老师领着女同学们也过来了，张河图老师首先发现了情况，马上蹲下身来高喊魏老师让女同学们先别过来，等男同学穿上衣服再过来，男同学也起哄喊了起来。

（二）.“小镰刀精神与龙口夺粮”

1969年，这一年的夏天天气很热，小麦长的也不错，已是丰收在望了。
自古是丰富的降水似乎总是寓意着秋季的丰收。
按着农业季节及规律，每年的大田进入中耕季节的同时，场里主管农业生产和机械的领导都要召开全场的麦收动员会并做好麦收准备，包括检修好大型联合收割机具、备足拖拉机、康拜因等农业机械连轴转所需的油料、清理出各连队的晒麦场、备足麻袋，包括机务人员三班倒的安排以及送交公粮的运输工具等。
这一年是组建兵团的第一个麦收。兵团是个准军事性的生产组织，从部队来的现役军人领导们普遍是以解放和改造者身份来到农场的，从根本上否定了《五条》和《十六条》的成功经验。（注：1964年，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改进国营农场经营管理的“五条批示”。1965年，农垦部通过了“关于改革国营农场经营管理制度的规定(草案)”，即国营农场经营管理“十六条”）提出了“新兵团改造旧农场”的错误口号，废除了合理的农业生产管理制度，贬低农业机械的作用，摧残了已建立多年的完整农业科学技术管理体系。他们首先解散了原农场的生产管理部门，并砸烂了生产管理制度，建立了新的司、政、后（司令部、政治处、后勤处）。而与农业生产有一点点关联的后勤处中的各个处长、股长等一把手也是不懂农业和技术的现役军人。并将原来农业生产队的机务技术员、农业技术员取消，增设了文书、通信员、报道员和司号员，将懂农业的专家靠边站。
当时，全兵团都普遍存在着三种难以处理的关系和矛盾，即：新兵团与老农场的关系、黄棉袄和黑棉袄的关系、正职与副职的关系（正职基本全部是现役军人担任）。这三种难以处理的矛盾关系也是后期兵团高层领导在兵团建设总结会议上的认同。
16团的现役们也是既不懂农业技术、又不信季节科学规矩，还大搞政治挂帅、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极力反对当时主管农业生产的专家和中层干部对小麦抢收、农机具检修、油料调拨计划等工作安排。公然不顾科学规律，要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并创造发明了“小镰刀”精神。因此错过了十几天晴朗天气的麦收窗口期，过了麦收最佳期的阴雨季节给我们全团职工们带来了灾难。
将近半个月的连雨天稀稀拉拉地下个不停，顿时地势低洼的“东片”生产连队已汇聚成一片汪洋，成熟的小麦泡在水中只露个头，除了部分靠人工从水里“捞”麦子外基本上是绝收了。而“西片”生产连队的丘陵地也已被雨水浸泡处于“饱和”状态，长时间的浸泡、又不见阳光很多地块出现了小麦倒伏，麦穗发黑、发霉、出芽等情况。
只有部分地势较高的“西片”生产连队还有抢收的希望，但是，人和收割机进到麦田地里也要陷进很深的淤泥中。没办法，“西片”连队将所有的链轨拖拉机都装上了“木鞋”。

所谓的“木鞋”就是在拖拉机的链轨钢板上钻孔，并在链轨钢板上用螺丝固定上一根根大木方子，木方子超出链轨外侧大约30公分以增加链轨与地的接触面积，防止在饱和状态的淤泥中下沉，同时又可加大摩擦力。
就这样，往往还需要2-3台拖拉机同时牵引一台“康拜因，而“康拜因”的轮子也早就陷到半米深的稀泥里，前进时不是滚动而是像“爬犁”一样向前被拖行。
到了这个时候，团政治处又一次召开“发扬小镰刀精神龙口夺粮”的誓师大会，向全团职工、家属、学校发出了命令，要：“各家各户锁头把门、烟囱站岗，早上两点半、晚上看不见，地里三顿饭”，要“下到小娃娃、上到八十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发扬小镰刀革命精神龙口夺粮”。我们学校的学生也不例外都被送到了麦收的前沿。
早上，天刚蒙蒙亮，大家顶着雨就赶到学校操场集合，有汽车连的“大解放”把我们送到了“西片”3连的麦地。
3连的麦地是在一片山坡上，据说这还是一块比较“干爽”的地块了。这个时候灰蒙蒙的天空稀稀拉拉地下着小雨，连空气中都夹带着潮湿和植物发霉气味。
下车前要赶紧将鞋带系紧防止鞋子陷进稀泥里拔不出来。大家来不及伸伸腿、抻抻腰就争先恐后跳进水中，双脚一着地两腿一下子就陷进稀泥中并末到了腿肚子。
啊！冰冷的水，真是透心凉啊！大家一只手拿着镰刀，一只手不停的抹着脸上的雨水，还要不停地晃着脑袋驱赶着直往眼睛、鼻子和耳朵里鉆的“小咬”和“瞎蠓”，在泥泞的水里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弯腰割麦子……。
大家艰难地干到中午，当地生产连队给我们送来了午饭，虽然我们早已经饿的肚皮要和后背贴到一块了，可是大家吃得并不开心。可以想象，累了半天的身子连坐着的地方都没有，直挺挺地头顶着小雨站立着、双脚泡在水里、一只腋下夹着锋利的镰刀、左手端着菜汤，右手拿着两根从地头灌木丛上割下来当筷子的细树枝条，上面串着两个馒头，还要晃着被雨水淋湿的脑袋不停地驱赶蚊虫......，这顿饭能吃的高兴吗？。
下午，雨还像抽风似的稀稀拉拉地下着，突然一声尖叫，我们的班主任张筱珍老师不慎将脚割破了。原来是一只脚陷进了稀泥里拔不出来，用力一拔脚出来了，可是向前一迈确踩到了当拄棍的镰刀刀刃上，将鞋底割穿后脚掌也割了一个长长的口子。在这个雨水世界里没地方避雨又没有干的地方可坐下，好在同学们都围了过来，左右搀扶着没让张老师倒在泥水中。在几个同学的搀扶下，张老师一条腿站立，艰难地抬起受伤的那条腿，大家手忙脚乱地给脱下割破的鞋子，鲜血还在不停地从伤口涌出。那时候也没有急救包，经过大家努力收集只有我兜里有一条褶褶巴巴的湿手绢，勉强给张老师做了简单的包扎......。
老师的脚包好了继续劳动，没割多久，又一声尖叫，大家回头一看，原来是一名女同学的腿被蚂蟥给咬了，蚂蟥的头钻进了腿肉里，身子还没有钻进去，邻近的男生一看赶紧用手使劲的拍打叮在腿上的蚂蟥，直到打死才放手，把蚂蟥拽出来才放心地接着干活……。
天黑以后，大家穿着湿漉漉的衣裤、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和被雨水浸泡并冻得发白的躯干回到家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累得浑身像散了架子一样，连晚饭都不想吃了。
这个“小镰刀精神”大会战进行了多日，最终还是以人没有胜天而结束。
据说，因为现役军人不懂农业技术并且不按科学规律管理，这一年16团光小麦一项就损失了一半的收成，这可是上百吨的小麦啊，给国家造成了多大的损失......。
这一年我们也吃了半年多辛辣、霉味、发粘的“捂”面粉，当然这些麦子都是我们从水里捞出的一部分。
现役领导除了不按科学规律管理生产外，还不按现实提出“16团学大寨、赶涝洲，粮食要一年上纲要、二年过黄河”的革命口号，大家知道黑龙江当时最好的年头小麦亩产也很少突破200斤。然而到了年末粮食产量距离“刚要”还差的很远，又因春涝耽误农时、秋天庄稼还没成熟，团里又推行玉米收割一刀切，大面积的玉米还没成熟，就命令全部割倒晾晒，让其自然成熟，致使玉米大面积减产，造成了全团粮食产量更低。没办法只能把全团一年打下的粮食全部上缴给国家，连口粮都没留（现役军人不吃团里供应粮，由部队单独供给）。
据资料记载，全团职工家属没有口粮，团领导只能以调拨饲料为名从11团（军川农场）买来大量喂牲口的发霉饲料玉米给全团职工、家属当口粮。这些潮湿的饲料玉米已经发霉，只能在向阳路两边、各连队的晒场进行晾晒。这些发霉玉米全团整整吃了2年多才结束，不知道我们老年后多病的身体是否和当年这些发霉的粮食有关？。
由于兵团当时推行的“左”倾错误，使全垦区的经济日益恶化， 据统计从1968年兵团组建开始，到1973年的六年间，垦区经济每况愈下。据资料记载，国家对兵团基本建设累计投资8亿多元，而兵团累计亏损8亿多元，平均每年亏损1.3亿元。这六年是垦区历史上经济效益最差的时期。

（三）、阶级斗争的受害者

这一年，是我们班里同学转学最多的一年。虽然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和“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年代是以革命英雄主义为重，但是我们这些从小一起长大、在一个班级一起学习，又在一趟房住着。男同学早晚在一起打闹、女同学在一个炕上欻嘎拉哈，有同学要搬走了的时候还是念念不舍的。
说起同学们搬走的原因，多是因为那个年代的“阶级斗争和成分论”。提起那个年代勾起了王光丽同学的痛苦回忆：
1968年底，她爸爸王珏被“造反派”揪斗，缘由是大学期间曾留学日本，罪名是“日本特务”、又因是农场唯一科班出身的畜牧技师，故又被定为“反动技术权威”等罪名。
当年春节，他爸爸被关进了木材厂的牛棚里不让回家。她刚强的妈妈带着她们姐弟5个人在年三十流着泪包饺子。当时光丽天真的问妈妈：“我爸爸是特务吗？爸爸啥时候回来和我们一起过年......？”一帮孩子围着妈妈，等着妈妈的回答，期待爸爸能回来和孩子们一起过年，可是等到的是妈妈无奈的摇头和无语的落泪......。
王光丽爸爸王珏早年毕业于奉天（现沈阳）国立农业大学兽医学院，毕业后从军任解放军沈阳军区后勤部兽医官，1949年从部队转业到曙光农场。1953年6月调入伏尔基河农场任畜牧技师、畜牧科科长、兽医院院长等职。王技师在农场期间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荣获黑龙江省农垦总局颁发的《开发建设北大荒功臣勋章》、连任五届鹤岗市人大代表和黑龙江省政协委员。是伏尔基河第一代垦荒开拓者，也是农场建设的功臣和元老。
我们同学都知道王光丽的爸爸是一个为人正直、忠厚，不张扬、低调与世无争的畜牧技术专家。所以王光丽曾说过：“我做人做事效仿我爸爸，爸爸就是我做人做事的榜样”。
受到这样政治迫害的家庭何止王光丽一家。
当年鹤立荣军学校的总务部部长徐继昌和医院会计师徐光夫妇（徐晶磊同学的爸爸和妈妈）也是在文革期间受到莫须有的罪名和政治迫害，被从机关下放到汽车队、36连、粮油加工厂等部门劳动改造。徐晶磊妈妈徐光也因为丈夫的牵连从医院会计师岗位下来到后勤给患者烧水、看浴池大门。二人相继在1973-1974年含冤而故。
徐继昌30年代投身于革命，是抗日时期的老革命，是早期鹤立荣军学校的总务部长，1949年又随鹤立荣军学校校长李文奎、副校长刘冲一起组建伏尔基河农场，并且徐继昌是伏尔基河农场第一届至第五届党委委员，历任物资科科长、修配厂厂长等职。在同一时期跟随鹤立荣军学校校长李文奎、副校长刘冲一起组建伏尔基河农场的还有荣军学校教员宋克孝（宋佳君师弟的爸爸）、学员队队长刘秀堂（刘冬梅师妹的爸爸）、 张明善（张锦素师妹的爸爸）等等，这些老革命在文革时期基本都受到了迫害。
蒋莲芳家因派性斗争被下放到16连，哥哥在18连被诬陷为国民党“特务”，说是在“七号桥”给台湾打信号弹，并且家里也遭到造反派的抄家、搜查，连糊墙的报纸都掀下来检查。
国春梅家因为大爷是站在“七一派”，也被全家赶出场部下放到砖厂劳动。
周大骏家因为爸爸的历史问题被从北京下放的黑龙江边疆，受到“革命群众”的监督改造。大家都知道周大骏的爸爸周正球当年不但文笔及书法是国内数得上的才子，并且是个腰板挺直的标准英俊帅男，后来因被强迫与身体生理不符的重体力劳动，变成了驼背。更可笑的是在砖厂劳动改造时，因看到天空有农用撒药飞机经过，只是利用擦汗的时候抬头看了飞机一眼，就马上遭到造反派吹号紧急集合，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批斗，罪名是：“要和国民党飞机取得联系......”。
文革期间，我们这个小小农场受到政治迫害的家庭实在太多了，农场被批斗的对象由于受到了非人的折磨，有的投河、有的投井自尽、有的上吊自缢。据史料记载，文革期间全场被极左的路线迫害致死的就有21人。如邻居“代家”、“ 潘家”等邻居们更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四）、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略）

四、逛大城市---鹤立镇;

我们从小生活在新华这个小圈子里，生活虽然很苦，但是我们贪玩的童心照常。我们自小都没有去过城市，不过，黄春光、周广顺和我三个要好的邻居男生还是经常结伴去8公里以外的大城市—-鹤立镇逛逛。
鹤立曾经是个历史悠久和比较热闹、繁荣的县城。连现在的鹤岗市当初也归属鹤立管辖。早期鹤岗地区原为鹤立县下的一个小镇，名为兴山镇。抗日战争胜利后，民主政府接管，于1945年12月建立兴山市，先后隶属鹤立县。1949年11月，兴山市改称鹤岗市，为松江省辖市。1954年鹤岗市为黑龙江省辖市。
伏尔基河荣军农场就是在鹤立的荣军学校大院内成立和组建的，1958年我们一千多部队转业官兵和家属来到黑龙江伏尔基河农场也是在鹤立火车站下的火车。
鹤立距离新华直线距离约7.2公里，走公路最多也就8公路。在晴朗天气的时候从新华可以清晰地看见鹤立镇的屋顶和火车站的“水塔”。鹤立镇虽然并不比新华面积大，但是终归是城镇并且历史悠久，所以其商业市场要比新华农场繁荣和热闹。
由新华沿火车道步行去鹤立，夏天我们首先要光顾的是出了农场场部向南步行约一公里左侧的农家玉米地，因为这片不大的玉米地在过去是日本人修建的“飞机包”。
所谓的“飞机包”是日本统占时期的军事要地：战斗机飞机场和维修、停放飞机的库房，这种飞机库是半个鸭蛋形状，用半米厚的钢筋水泥浇筑在地面上，上面覆盖上厚厚的泥土并种上小树，飞机可以开进这个机库内，从空中无法发现这种隐蔽的飞机库。
这个飞机场地处平原与丘陵交界地段，南面肩负着佳木斯城市和江桥的守卫，北面肩负着鹤岗市煤城和峻德编组站的守卫，更重要的是还监控苏联的远东地区，其战略意义十分重要，因为这里距离苏联边界直线距离也就七、八十公里。据说当年苏联红军过来时首先将飞机场和飞机库全给炸塌了。后来有很多孩子们从塌陷的空隙钻进去捡到很多“洋落”。
炸废的机场让农民给平整后种上了庄稼。因为那时候没有化肥，农民种地全部是农家肥，所以里面夹杂着很多如:“菇娘”、“香瓜”等种子，更多的是当地到处都可见的“天星星”。

天星星学名叫龙葵，含有龙葵素，大人们不让孩子多吃，说吃多了就“醉了”晕乎乎的，不过我们从来没“醉过”。
到了8月份，庄稼地里这些没人管的植物种子都成熟了，运气好时能碰到一片成熟黑的、黄的“天星星”，我们各个都要吃到嘴巴子乌黑，挺着肚子继续步行向南奔向鹤立镇。
过去的飞机包以及玉米地位置，现在已经被华能鹤岗发电有限公司建成了坑口热电站。工程于1992年开工建设，于1999年9月建成投产发电。
进入鹤立镇首先要经过一条小河，这条河叫“阿陵达河”。水大时我们要从火车道边上走铁路桥过河，如果干旱时节可以从河的狭窄处跳过去。
沿着这条路可以直接走到鹤立镇中心大街上。鹤立有一条约500多米东、西走向的主要街道，在街道中央地带坐落着十几家商铺。
到了主街道我们首先要去的是左侧的新华书店，在这里可以见到很多我们没有看过的小人书。在主街右侧有几家很诱人的副食商店。当然我们那时候也只是进去“参观”一下而已。不过在街道两旁还有很多的小商铺，卖一些“橘子瓣”糖和招人喜欢、五颜六色的糖球。
到了冬季还有8分钱一斤的大冻柿子、冻梨、柿子饼及黑枣等冬季水果。
我们虽然去过鹤立街里好多次，最奢侈的时候也只是狠了狠心花几分钱买几块“橘子瓣”糖三个人分分解解馋而已。
在主要街道南面有一座很不错的医院，即鹤立镇人民医院。这个医院有好几位是北京医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是当年抓右派被下放到黑龙江基层医院的，例如五官科的武主任。
我在佳木斯医学院上大学的第一轮的“开门办学”（即到基层医院学习常见病、多发病及地方病）就是在这个医院里进行的，在这里我学到了很多大学校园内无法学到的“多发病和常见病”，也参加了很多次乡下的巡回医疗和计划生育工作，更经历和参加了很多在大医院都碰不到的抢救手术和司法鉴定经验。
记得1976年4月份，我在这个医院的外科轮转实习，一天医院接到基层“振兴公社”卫生院会诊、抢救的求助。由外科和妇产科主任、手术室护士长和我一行4人带着手术器械早上6点坐大客车出发，在开春“翻浆”后泥泞的乡间土路上摇晃了4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振兴公社卫生院。大家不顾旅途疲劳，在一个挂满蜘蛛网的药品库房内，上面吊上塑料布防止灰尘降落，下面摆上2个办公桌，然后用喷雾器喷洒了“石碳酸”做了简单的现场消毒，创造了一个临时简陋手术室，为该院药局主任的夫人做了急腹症的剖腹探查、清创，最后截掉近20公分小肠的手术。
这是一起在那个“造反有理”特殊年代里，发生严重医疗事故的抢救工作。缘由是这个卫生院院长的老婆兼妇产科助产士在镇医院“赤脚医生”培训期间， 经常旷课，并且东家长李家短、不学无术。培训结束回到卫生院后在给本院药局主任的妻子做“人流电吸”手术中，总觉得没弄干净，便伸入一种带齿的组织钳子，也称为“艾力斯” 钳进行牵拉。艾力斯钳俗名鼠齿钳，是手术器械的一种，主要用于牵拉皮肤、筋膜、肌肉、腹膜或肿瘤被膜，因为前面有两组像老鼠门牙一样的锐齿，故牵拉时不易滑脱。
因为技术和经验缺乏，这个钳子将子宫穿破，又将腹腔内的小肠当成胎儿向外牵拉，造成了小肠12处穿孔，粪便流入腹腔内引发弥漫性腹膜炎，又怕别人知道掩盖了3天后患者的肚子鼓成了透明状的气球一样才报上级医院求助。
我们抢救组对患者进行简单的硬脊膜外腔麻醉、消毒后，当术者的手术刀尖刚一接触患者的肚皮，只听“嘭”的一声，已经薄得像透明气球一样的肚皮爆裂开了，恶臭的粪便连同腹腔渗出液喷得到处都是，我将成箱的生理盐水不停地倒入患者腹腔中冲洗，坏的吸引器又没有管子，没办法卸掉了我的听诊器胶管接上才勉强对付使用。
最后经过3个多小时的清创、冲洗及截掉20多公分小肠，做了小肠端端吻合术并安放引流条后关闭腹腔。
患者随后被转移到了鹤立镇医院，并在我主管的病房。虽然抢救手术是成功的，但是后期长时间的抗感染和低蛋白体症刀口无法愈合，给这位无辜的女士造成了难以想象的痛苦和终身残疾。
后期每次换药都需要3个人同时进行，一人指导患者要大张口不要大呼气、不要“鼓肚子”，一个人用无菌钢板轻轻压住不停向腹腔外冒出的肠子，另一人轻轻给清创、换药，最后在众人的多次努力下才能将肠子放入腹腔内、对位创口、铺上大块无菌纱布、用腹带加压捆绑包扎。
在鹤立镇医院短短几个月的“开门办学”实习中，经受了数不清的急诊、野外战地急救，参与了诸多的内、外、妇、儿科的重症抢救和处理，以及穿上破旧棉袄、用破麻袋掩盖手术包，装扮成收破烂的老农分头偷偷摸摸潜入仁祥村和富盛村。由民兵队长拿着镐把，挨家挨户像日本鬼子抓花姑娘一样将已婚妇女圈到妇女主任家的“外屋”，在“里屋”“八仙桌”上挨个做计划生育手术......，这些都是在城市大医院无法经历和体验的。
那时候去鹤立或者老场部（20连）基本都是步行。记得有一次黄春光、周广顺和我三个人骑了一辆自行车去鹤立，返回时发生了故障。
我们三个人同骑一辆自行车，其实也就是在平坦好走的“国道”路面上，前面大梁坐一个、后面又带一个勉强行走。而到了铁路边上的土路时，只能先驮带一个人骑行，走了一、二百米后再返回来接另外一个人。
就是这样，在我们逛完鹤立街往回返时自行车的链子断了并卡在车轴上，整个后轮无法旋转。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野外，我们只能前面一个人推着，后面2个人抬着自行车后轮步行回到新华。到了家不敢说累，因为自行车弄坏了吓得黄春光同学不敢和家长说。
这辆自行车是黄春光家的，自行车也是我们农场当时少有的重要交通工具，一般家庭是买不起的。
我们班30几位同学中也就黄春光和周广顺家有自行车。这辆自行车是黄春光爸爸的宝贝轻易不让别人动的，因为黄春光爸爸也是个打鱼迷，经常和修配厂的“石虎子”骑自行车去打鱼，这可是黄春光爸爸去“三股流”、“二道闸”打鱼的专用工具。
黄春光的爸爸黄景贵是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也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空军某部机械师，历任排长等职，并多次荣获三等功。抗美援朝结束后从空军转业到曙光农场任主管农业机械的领导。上级为了提高伏尔基河农场的机械技术管理又被引进到伏尔基河农场，在农场的技术中心---修配厂历任技术骨干、车间主任、厂长和书记等职。
当时60年代结婚的还没上升到买自行车的档次。到了70年代中期才有了结婚必备的“三转一响”， 结婚时能达到“三转一响” 的标准算是最好档次了。在生活物质充足的今天，多数人都未必相信，也只有经历过才会懂得。
所谓的三转一响也叫四大件，三转是指：自行车、缝纫机、手表， 一响是指：收音机。当时结婚能有三转一响的家庭就属于生活十分富足的了，也是女孩子们结婚出嫁的高标准，结婚时有“三转一响”四大件陪嫁的姑娘出嫁时是很有面子的。
我是在1980年结婚的，当时我们婚后第二天清点两个人所有积蓄，当然要包括同学、同事的“随礼”和平时的积攒共32元，结婚假期的第二天去逛街，狠了狠心花了24.5元在佳木斯百货大楼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算是有了一大件。那时候结婚收到的礼物多是枕巾、暖瓶、镜子。随钱的也就5角，要好的同学最多也就2元，还没有5元以上的随礼，可见在那个时代的经济状态是多么的贫乏。

待续（请关注：五、深挖洞、广积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