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肝脏外科之父”吴孟超

康乃馨（拒绝私聊）

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吴孟超还坚持每周做一台手术。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肝脏外科之父”，一生做过16000多例肝脏外科手术。如今，他再也无法站上手术台了。5月22日，吴孟超因病去世，享年99岁。

长久以来，吴孟超的“敌人”都是肝癌。一个成年人的肝脏像个直角三角形，两个直角边大约长30厘米、15厘米，吴孟超一生的“战场”往往就是这狭小的225平方厘米。他以前可以连着做3台手术，在手术台上站十几个小时。后来，比手术本身更累、更艰难的事情，是把自己的身体塞进手术服里。

前几年，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为了方便照顾他的身体，特意让他住进病房楼第15层的一间几十平米的套房，里间是睡觉的地方，外间有一张小小的办公桌。作为院长，他在病房里处理文件、交代工作，有时年轻医生进去汇报，看到穿着宽松病号服的他在桌子后面打瞌睡，满是白发的头一顿一顿的。年轻人跟他说话，需要“大声点”“再大点”。他从前走路飞快，没几个人追得上，后来越来越慢了，甚至有些摇晃，在同一栋楼里也需要坐轮椅。

一上了手术台，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将近百岁的老人。绿色的手术服把他的皱纹严实地包裹起来，整张脸只露出一双眼睛，不仔细看，很难发现他白色的睫毛。



完成手术后，他会仰面坐在皮面磨得斑驳的椅子上，像个孩子似的翘起双脚，努力试图把变形的脚趾分开。那是他最放松的时刻。在96岁生日当天，他依然站上了手术台，只在手术结束后换上军装，戴上纸片做的粉红色生日帽，匆匆吃了一块蛋糕。

我吴孟超没有专利



手是吴孟超的“武器”。他常说：“手比脸重要。脸老了无所谓，但是手的感觉要保护好。”上世纪70年代，他曾到黄土高原做“赤脚医生”，集体劳动时总戴着手套，防止长出老茧。手术前，他习惯把双手交叉弯腰拉伸，六七十岁时还能触到地面。跟人说话时，他的手指会不自觉地捧着茶杯旋转。

由于长期握手术钳，他右手食指的第一个关节向掌心方向蜷起，中指则向无名指方向偏斜，食指和中指的第一节形成了一个小小的“V”字。

变形的还有脚趾。做手术需要精神高度紧张，吴孟超的双脚会不自觉地用力抓地。长此以往，他的右脚第二根脚趾紧紧地压在大拇指上，分不开了。他只能穿布鞋或者宽松的运动鞋，手术中穿的拖鞋也是特制的，右鞋前端部分被整齐地切掉。

吴孟超的手从小就巧。5岁时跟随母亲前往马来西亚投奔做米粉的父亲，每天凌晨三四点钟起床，拿木槌舂米。7岁起，他帮家里割橡胶。“橡胶树中间有一条水线，不能破坏，它像人的血管一样，是树的营养线。割的时候下刀要够深，但要适度，不能把水线破坏了，否则就冒一个疙瘩，像长了个肿瘤。”晚年的他有时会记不清前一天做了什么，却很爱回忆这段少年时光，认为那是自己“最早的操刀训练”。他的家里至今保存着一把早已生锈的割胶刀。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亲眼见到同事因受不了批斗而自杀，抢救时因处理不慎，这个同事右手肌肉坏死，再也拿不了手术刀了。有人扬言要砍断吴孟超这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双手，那是他一生中最害怕的时刻之一。

有人说他“手指上长了眼睛”。上世纪80年代，第一届中日消化道外科会议在上海举行，日本医学代表团的摄制组要求拍摄中方主席吴孟超的肿瘤切除手术，国内有人担心“吴氏刀法”泄密，他却爽快地同意了。手术中，他要把长有肿瘤的部分肝脏与周围的正常组织分离开，以便切除，手在病人腹内，眼睛却望向天花板，过了一会儿，肿瘤就被拿了出来，而镜头只拍到了腹腔外的影像。

肝脏内部血管神经细密，吴孟超烂熟于心，做手术更多依靠的是手感。有学生在他身边十几年，依然学不会他的手法。护士长程月娥觉得，当时吴孟超不怕别人拍，是因为他“知道别人拍不去”。

吴孟超却说：“这技术更多人学去，为更多人服务，不是更好吗？我的所有技术属于人类，我吴孟超没有专利！”

他明白，想救更多的人，只凭自己一双手远远不够。从1979年到2012年，他带教了85名硕士生，67名博士生，23名博士后研究员。在劝说本想从事临床的学生丛文铭进行肝癌的病理学研究时，他说：“一个医生，如果只知道埋头开刀，只能成为一个‘开刀匠’。一把刀一次最多只能拯救一个病人，而一套理论却能挽回千万条生命。”

他把“医生”放在自己所有的身份之前。64岁时，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副校长，分管全校的医疗和科研工作，同时兼任原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以下简称“长海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可他依然觉得自己“首先是个医生”。程月娥回忆，为了推掉一些不必要的行政事务和应酬，吴孟超甚至会“躲进手术室里”。

几年前，有人把吴孟超的故事改编成了话剧，演出后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吴孟超平静地说：“我没有那么高大，只是个医生。”

充满消毒水和血腥气味的手术室是他觉得最舒服的地方。对他来说，过年是最难熬的日子，因为没有手术排期。“他甚至会在过年期间特意到手术室旁的更衣室洗个澡，权当做过手术了。”程月娥说。

不是人的病，而是病的人

程月娥说，吴孟超的病人都是“最差的”：“一是病很重的，其他地方不愿意收治；二是很穷的。”有外地来的病人没挂上号，坐在诊室门口等，他看不过去，通常会为他们加号，一直忙到下午，饭都顾不上吃。

上世纪90年代，在吴孟超把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从长海医院的一个科室独立成“院中院”后，作为院长的他更忙了，但依然坚持每周二上午出门诊。听说他能治好肝病，有远从山东农村赶赴上海的病人一见到他，就“扑通”跪倒。也有因为看病家徒四壁的老人独自离家出走，找到吴孟超，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零钱，满脸绝望：“您看能治吗？”还有病人打听到他家住址，抱着病历和化验单，在门口等到深夜。

最后这些年，从办公室到诊室门口的这段路，吴孟超从来不坐轮椅，也不让旁人搀扶，怕患者看到自己衰老的样子。手术时，医护人员总要在他身后放一把椅子，让他累了可以坐一坐，但手术结束前他从没坐过。

一次手术后，他默默坐上椅子，叹了口气：“力气越来越少了，确实累了。”程月娥劝他累了就少做点，他说：“你看这个病人，才20岁，大学刚读了一年，再累也得做啊！”

为了让他少走一点路，医院特意为他安排距离门口最近的手术室，但这份苦心往往是徒劳的。做完手术，他依然习惯在那条50米长的手术室走廊上转一圈，有人在椅子上打盹，他会大骂：“你倒是真有大医生的架子！”他甚至忍不了外科医生胖，见到身材走样的医生，他会小声跟旁边的人说：“这是谁啊？太胖了，要想办法把他换掉。”

他觉得，外科医生胖了，做手术时距离病人就远了。身高1.62米的他，体重常年维持在50多公斤，手术时身体总是紧贴着病人。

“吴老见不得病人受委屈。”程月娥说。手术开始前，他只要看到麻醉后的病人光溜溜地躺在手术台上，总要发脾气：“病人这样冷不冷？”他做手术以快闻名，问诊和查房却慢得出奇。每次查房，他总要先把双手搓热，再接触病人的身体。做完检查，还不忘把病人的鞋子摆放到便于下床的地方。

他总是跟学生说：“我们要治的不是人的病，而是病的人。”

他的学生杨广顺回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刚跟着吴孟超做手术时，手术室的条件异常艰苦。没有麻醉机，吴孟超要在手术过程中蹲在一旁为病人量血压、听心跳，将棉签上的绒毛粘在病人的鼻孔下，看绒毛的动态来监控病人的呼吸。当时没有B超，只有A超形成的波形图，连肿瘤的位置都很难把握，很多医生在为病人剖腹后，发现做不了，只得重新手动缝合切口。

如今，器械缝合早已技术成熟，吴孟超却依然坚持用手缝合。“器械缝合省事，但‘咔嚓’一声，一千多元就花掉了。”他说，“我吴孟超手缝可以分文不收。”他坐诊时，如果B超能解决问题，绝不让病人去做花费更高的CT或核磁共振。

他对学生说：“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医院和医生要从自己做起，千万不能把医院开成药店，把病人当摇钱树。”

因为他知道穷是什么滋味，幼年时期他经常吃不饱肚子。前几年以吴孟超为原型的纪录片《我是医生》上映，为他写过传记的方鸿辉一眼就看出有一处场景与事实不符：“演他小时候的演员穿得太好了！”

在马来西亚割橡胶时，吴孟超通常只穿一条短裤，连鞋都没有。一家人常吃老香蕉树砍掉后剩下的芯子，这通常是当地人用来喂猪的食物。抗战爆发后，他从马来西亚回国，在昆明被偷光了财物，连饭都吃不上，从此落下了胃病。

上世纪90年代，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新楼筹建时，经费出现缺口，有人建议医院涨医疗费。因为相比其他医院，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肝癌治疗费过低。吴孟超坚决不同意：“如果大楼盖起来了，老百姓却看不起病，我是不会安心的。”

几年前，吴孟超的二女儿得了肠癌，并已转移到肝部，他坚持亲自给女儿做手术。他说：“平时我把病人当亲人，这时需要把亲人当病人。”有时他为了观察病人的术后情况，带着铺盖在病房一睡就是几个月。为了方便病人和家属，医院直到下午三四点依然有员工推着餐车，卖热腾腾的包子、豆浆、烧麦等。

实在抱歉，让你们等我了

几十年来，很多痊愈出院的病人给吴孟超送去红包，有的华侨和外国人送外币、金戒指，他都谢绝。有“推不掉”的红包只得收下，病人在出院结账时才发现，红包内的金额早已变成他们预交的住院治疗费用。

1991年，一位印尼华侨为了感谢吴孟超“给予第二次生命”，把一辆桑塔纳轿车开到医院，并留下字据：“自愿赠送轿车一辆”。吴孟超没办法，把轿车和字据一同交给了学校。

那年他即将满70岁，依然骑着一辆铃都不响的自行车上下班。有时同事看他身上贴着胶布，一问才知道，“又摔了”。后来为了安全，家人给换了辆轮子小一点的女式自行车，他一直骑到80多岁。

在学生周伟平眼里，吴孟超生活“太不讲究了”。他几乎没见过老师穿便服，“最爱穿的就是军装”。吴孟超的“包”通常是一个纸袋，平时连钱包都没有。只有在出差时才会带上现金。他从来不坐头等舱，理由是自己“个子太小，坐头等舱浪费”。

1979年，他跟同行在美国旧金山参加一个国际外科学术会议，他报告从1960年1月至1977年12月，手术切除治疗原发性肝癌共181例，其中包括长海医院首例成功的肝外科手术，以及世界首例成功的中肝叶切除手术。肝癌手术成功率已达到91.2%，有6例已生存10年以上。而在他之前作报告的两位西方专家所做的肝癌切除手术，加起来共18例。当时有媒体报道称“旧金山刮起吴旋风”，而在10年前，中国外肝叶切除的死亡率尚在30%以上。

他说自己过不惯高档的日子。1963年，作为在第八届全国外科学术会议上赢得掌声最多的发言者之一，吴孟超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招待会。可他光顾着听讲话，连筷子都没敢动一下，“那天晚上没有吃饱，闹笑话啦！”

他不仅自己“抠得要命”，还要求整座医院都跟他一样。走廊的灯只亮一半，纸张却要双面使用。内部开会，有人用一次性纸杯倒水，他的目光仿佛是“射出来的”：“大家都有自己的杯子，为什么要浪费？”

2005年冬天，吴孟超被推荐参评国家最高科技奖，考核组与他谈话的时间和他的手术时间冲突。吴孟超坚持手术不能推迟，让考核组等到下午。等见了面，吴孟超说：“实在抱歉，让你们等我了。病人是一位外地普通农民，多住一天院，对他都是负担。”

他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当年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自2000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设立以来，第一次颁给一位医学家。写有“奖金500万元”的牌子比他的身躯还宽。

这时候的他又慷慨得吓人。吴孟超说：“奖金我是一分钱都不会拿的，一部分用于加强基础研究，一部分用于加大学科人才培养，剩下的放入基金会里用于加快肝胆外科事业的发展。现在我的月工资有3000多元，加上国家和总后勤部补贴的院士津贴，还有医院的补助，足可保证三餐温饱，衣食无忧。”

他在1995年设立了“吴孟超肝胆外科医学基金”，把历年积蓄的30多万元和多年来社会各界捐赠、表彰他的400多万元都拿了出来。

手术室外的休息间常年放着他的杯子——一个原本用来装咖啡的玻璃罐。椅子也用了十几年，他弓着腰陷在里面，看上去格外瘦小。

进入晚年，他几乎所有的合照都站在最中间，因为个子矮小，人群到了中间总会突兀地凹下去。手术时他总要垫一块近20厘米高的台子。当年因为个头的原因，他差点没当上外科医生，但他总觉得个子小更灵活，“外科医生要看能力大小，不是个子高低”。

他这一生面对的阻碍远远不止身高。抗战时期，他顶着炮火在破庙里读书。大跃进时期，他和两个同事成立了“三人研究小组”，窝在狗棚里制作肝脏标本。”文革“期间，他的副教授和党内职务被免，由主治医师降为住院医生，“三人研究小组”也被勒令解散。造反派没收了他所有的日记，却没发现一句抱怨的话。在红榜上重新确认党员身份时，他在第一批里没找到自己的名字，失声痛哭。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受条件所限，吴孟超只能将实验室建在一间废弃仓库里，雨季来时，他总要把仪器搬到高处，拿着扫把往外扫水。有外国客人前来参观，直言“很失望”，还有人感慨：“这么差的条件，怎么还能出成果！”

他借此机会向学校党委打报告，拟建一所集科研和临床于一体的肝胆专科医院和研究所。吴孟超像给自家建房子一样，找熟人请来华东设计院的专家，提出设计要求，几乎细到每一个房间。在他的设想中，病房的窗子都朝南，每层还有一个“阳光房”，有高大的落地窗和椅子，供病人们休息活动。

1992年下半年，建筑材料价格猛升，医院几乎停工。吴孟超多次到北京求援，四处筹款，整个工程原预算800万元，后追加到2300万元。不少捐助单位的老板都曾是他的病人。直到现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还是国内外唯一一所肝胆外科专科医院。

这辈子一共醉过两回：一回是抗战胜利，一回是上海解放

进入耄耋之年，为了收治更多病人，他在一片反对声中将新院建在距离上海市中心将近40公里的安亭镇，90多岁依然前往工地监督施工进度，甚至车上长期有一顶他专用的安全帽，每次他一去，工人们就说“这个矮老头又来了”。

新院建设总投入达到上亿元，为了筹款，这个“矮老头”会跟人喝酒，但从来没人见他醉过。他说自己这辈子一共醉过两回：一回是抗战胜利，一回是上海解放。



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有一间院史馆，专门用来摆放吴孟超得过的荣誉，将近一百平方米的房间几乎被摆满了，有的奖牌和别人赠送的书法作品只能层层叠叠地堆在地上。

这些年，有的学生开始叫他“老人家”“老爷子”，还有胆子大的会在背后叫他“老头儿”。更多人习惯叫他“吴老”，从上世纪90年代他当上院士开始，这个称呼已经叫了20多年。在他之前被叫“老”的，是大他八岁的老师裘法祖。

他始终记得裘老叮嘱他“要把病人背过河”，“外科医生要会说、会做、会写”。这“六字箴言”至今摆在他的办公室里。如果要跟裘老一同参加会议，他总会买比老师更早的班机，提前在机场等候。当时在会场，人们总能看到一位八旬老人搀扶着一位九旬老人。

如今，吴孟超的许多学生都早已过了退休年龄，却还在照常工作，“吴老还没退我们哪敢退啊”。只是他的同龄人基本都已不在了，有时他问起某个老友，学生们会骗他“身体好着呢”，其实已经离世多年。



在周伟平印象中，老师只流过两次泪，一次是同事、好友陈汉离世时，他在追悼会上抱着遗体嚎啕大哭。在当天的日记里，他重重地写了多个感叹号。他书柜的老相册里至今夹着几张陈汉的照片，已经泛黄，却还保存完好。

另一次是夫人吴佩煜去世时，他在一旁低声抽泣。现在他的家中还挂着一幅十字绣，上面是一对小狗——他和夫人同生于1922年，都属狗。

他始终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老人。他不喜欢别人搀扶，拒绝拄拐，也不愿意有人跟在他身后。“我还不老，力气还可以。”他一字一句地说。一场手术结束后，他悄悄告诉杨广顺，自己现在要尽量“少吃、少动”，保持低水平的代谢，“我还能干到120岁！”几年前，他生病住院，还要坚持自己洗脸、上厕所。护理部主任叶志霞回忆，他当时说：“这辈子只有母亲给我洗过脸。”他最后一次见到母亲，已是78年前的事了。

他35岁时，父亲患胆囊结石，由于当地医疗条件差，手术没做好，引起胆漏、黄疸逝世。他十分痛苦，身为一名肝胆外科医生，却连自己的父亲都救不了。从那以后，他把每一位病人都当作父亲，拼命地救。前些年，二女婿患了肝癌，他气得拍桌子：“知道我是治肝癌的，却偏要找上门！”

在这个世上，他变得越来越孤单。周伟平觉得，这也是他爱往手术室跑的原因。“一做手术，什么都忘了。”夫人去世的第二天，他又像往常一样走进了手术室。

人总要死的，但要活得有质量

吴孟超不爱过生日，有时会私下里跟杨甲梅说自己“不行啦，没几年活头了”。

以前，吴孟超总是第一个到手术室，看旁边手术室的医生还没来，他会小孩似的说：“咱们快点做，到时可以炫耀，我都做完了他们才来。”最近这几年，他习惯起床后睡个回笼觉再到手术室。就是从那时起，程月娥才开始觉得吴孟超“是个老人了”。学生杨甲梅印象中，两三年前他们一起去迪拜参加学术会议，老师在出远门前需要带上夜壶和轮椅。

许多人捎话给吴孟超，让他“别再做手术了”，就连长期在他身边的人也不明白“老人到底图什么”。

为了跟上时代的脚步，他坚持每天阅读十几份报纸。80多岁时，他还坚持站着给本科生上课。他说自己至今还在做手术，一是为了救治病人，二是为了带更多的年轻人。

1960年，吴孟超提出的“五叶四段”肝脏解剖学理论为肝脏手术提供了关键性的解剖标识，成为探索肝脏手术的理论依据。次年，他发明了“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极大提高了手术成功率，至今仍被学界认为是最简单、最有效，也是最安全的方法。这些理论研究和临床方法早已被编写入医科生的教材，并沿用至今。有时他会亲自给本科生上课，用两个课时将自己花了数年时间得出的研究成果传递给那些稚嫩的后来者。

直到现在，海军军医大学的新生入学后，学校还会统一组织观看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吴孟超为主角拍摄的纪录片《向肝胆外科进军》。片中的吴孟超黑发浓密，腰板挺直，不戴眼镜。

吴孟超活了快一个世纪，曾经无数次接近死亡。战争年代，炮弹就在他身边爆炸。当了医生，他在手术中被扎破手指，极有可能被病毒感染。他拯救了无数人，也总有一些人是他救不了的。他有时会骗病人“会好起来”，但出了病房就叹气。

他跟身边的人说，不要跟病人说他们的生命还有多长时间，也不要计算自己的年龄。“人总是要死的，但要活得有质量。” 他说：“只要我活着一天，就要和肝癌战斗一天。”

只有在手术室，吴孟超才觉得自己是年轻着的。丛文铭说：“退休永远不可能从他嘴里说出来。劝他的都是不了解他的人。”

几年前的一次手术后，疲惫的吴孟超告诉程月娥：“如果我有一天倒在手术室，不要慌张，记住帮我擦一下。你知道我是爱干净的，别让人看见我一脸汗水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