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笔下的人镜， 《旷思敛语》 第三章 铸剑 作者 未无 诵读 毛行云

未無

忽然想到

我从小就记得，我有一个邻居爷爷，人家总有办法让他顺意违己行事。他的名字叫“小个几”。与“孔乙己”笔画一样多。比如，下茅坑底掏粪，没有愿意下的，有人就说，这事除了小个几干不了，谁都会干。“谁说我干不了？谁！”话还没说完就下去了，弄得全身脏兮兮的也不计较。再比如，那年头缺粮，千方百计弄到几斤白面，大家在一起吃顿好的，总归是僧多粥少，有人就说：小个几不喜欢吃面，给他煮个窝头儿就行。他马上就说：行行行，我吃个糠窝头，喝口煮面汤就好。这样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我总觉得，这其中也有我的影子。或者说，我的灵魂中有此影子。

　　鲁迅笔下的人镜

作者 未无

诵读 毛行云

如果人人心中悬起鲁迅笔下的人镜，不少人恐怕如同猫头鹰一样，只能夜间出没在这个世界上。（字大些）

有感于一些人对杂文的攻击，鲁迅先生晚年的文章有这样一段沧桑感较重的话：“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世，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消息。”

鲁迅先生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是56岁，比现在的我仅大三岁。“此中消息”是什么呢？过去读这段文章也就过去了，现在再读，却停下来想了想。想的结果是：倘要知人论世，必须用历史的眼光在发展变化中看人。一部《鲁迅全集》，便是知人论世的全书。

读鲁迅的书，敬佩先生的学识渊博、思想深邃和抱负神圣。在我心中，鲁迅先生是圣人，是永远的偶像，不仅伟人，也不仅文人，古今中外、古往今来所有人当中，鲁迅始终位占第一。一位朋友问，孔子、老子、庄子、柏拉图、苏格拉底排哪里？我回答：“往后排。”我就是这样想的，说成过去这样想，今后也将这样想也行。并且认为，感情方面的事，无须勉强，也难求理智。

　　我的书桌上，端端正正耸立着一尊鲁迅雕像。我喜欢仰望他，想一想，从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四十多岁，直到现在。我虽然达不到像舜崇拜尧那样，卧则见尧于墙，食则见尧于羹，却也有会于心；虽然不能以诗的眼、文的心、灵魂的感悟与鲁迅先生沟通，不能说已做到随缘而近，已“读进去”，“走出来”，却也耳濡目染，梦外梦里，书内书外，心神相会；虽然不能哪怕是从皮毛走进鲁迅，相随鲁迅，实现生命与生命相遇，相会，相合，但半个世纪过去了，尽管在别的方面，似乎没有长进，唯有这年龄，已经超过鲁迅与许广平结合的岁数，很快就要追上先生写《死》及已死的寿数，而我对鲁迅的崇敬、崇拜、热爱，非但没有削减，反而日益增长。

耶稣是西方的第一尊神，鲁迅是我心中第一巨人。

我曾在一部书的扉页上写过这样的话：鲁迅是文化丰碑，是思想宝库，是民族灵魂。我对鲁迅的书特别有兴趣，别的书看累了，不想再看了，拿起鲁迅的书，仍然津津有味地读起来，而且乐而忘倦。

为什么有此特别呢?我曾认真想过，大概是读鲁迅，与他老人家交流，别处感受不到的渊博、深刻、愉快、痛苦、光明、黑暗，敌、友、仇，美、爱、憎，似乎人间应有的一切，都可以感受到，强烈地感受到。尤其是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充满辩证思维的知人论世，更令人刻骨铭心。

我在另一部书上还写过：最近，生出一点野心，通读鲁迅，借鲁迅的眼光和解剖刀，通过鲁迅笔下的人物，悟点什么；然而马上又想到，这无异于老虎吃天。做不到却不甘心，想到封建时代科举，有以《论语》中一句话为题写策论的惯例，便不揣以蠡测海、以管窥天，从鲁迅谈人的变化漫谈开来。

或许有人会问，我想要表达什么主题？我虽然一贯认为，文章不必立定和死守什么主题，但本文也不过是说，一个人把握自己很难，经得起历史考验更难，虽然难，却必须努力去做。这不是知人论世，而是以知人论世求诸于己。

一个人如何思想，如何追求，如何行为，都要受到历史、文化和环境的影响。不是单方面的影响，而是正反两方面的影响。除了原有的影响，还有反作用的影响和影响的影响。做人要有主导思想，要有原则，要把握住方方面面的影响，但这些东西也很累人，说不定还坏人一生。这是做人最难的地方，也正是我写鲁迅笔下人镜的主要原因。

鲁迅先生悬出的第一面人镜是他热爱的老师。此镜照出：人生的价值在历史中显现。

鲁迅先生曾经谈到关于师长的变化，透过师长的变化，显现一个人或一类人在历史中的价值及其他。

为鲁迅师而我印象较深的有两位。一位是藤野先生。在鲁迅笔下，这位令人敬仰的先生，处处体现出对一个来自异域的学子的关切，洋溢着鲁迅对这位师长感人至深的感激、惜别之情。至于他做到了“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不仅是恩师的行为，而且是世人的榜样了。这榜样没有阶级的局限，没有国界的局限，也没有历史的局限，是人类世界普遍的和永远的榜样。

　　另一位是章太炎先生。这位当年在东京穿着白背心，挥汗如雨，为鲁迅、周作人、许寿裳、钱玄同讲授《说文解字》的先生，《民报》的主编，曾是鲁迅神往的“有学问的革命家”，也是鲁迅惋惜的“先前以革命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了”的落伍者。

一个“神往”，一个“惋惜”，深刻透视出鲁迅先生与时俱进的识人观。太炎先生的变化，固然因为“用自己手造的和别人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根本原因还是骨子里的价值取向。由此使我想到三点：其一，一个人心中的价值取向，决定着一生的主要行为方向。其二，“造墙”好像是别人所为，实质乃是自愿的结果。其三，做人考虑生前也考虑身后，这考虑可能为人生增添光彩，也可能出现相反结果。当然，透过太炎先生的价值取向，可以想到的还不只这些，鲁迅先生悬起的第一面人镜可以照出的还要更多。

鲁迅先生悬出的第二面人镜是他注目的朋友。此镜辉映：普通的人生以普通为度。

鲁迅先生谈到关于朋友的变化，通过几个层面中肯独到的论说，表明他对做普通人的深刻理解，以及他对种种出格的深恶痛绝。

鲁迅的朋友，可以称为至友的好像是许寿裳。许先生著有《亡友鲁迅记》，却没有见到鲁迅写过关于这位至友的文章。由此我想到两点：其一，或许是许先生太完美了，以至手操千钧重笔的鲁迅先生无从下笔去写；其二，或许是鲁迅与这位至友距离太近了，以至看不真切没有便写。

鲁迅与他的学生友谊最深的好像是韦素园。鲁迅对这位也生也友切切实实、点点滴滴的做事评价极高，将他比作楼下的石材，园中的泥土。这是对普通劳动者的礼赞，是为脚踏实地的国魂树碑立传，也等于为国民素质立定尺度。这是国家的主体，也是国家力量、前途、命运所系。这样的人在鲁迅的人镜之前只见其挺拔、伟岸、高大，他们永远是最平凡的人，也是本来意义上顶天立地的人，是国家的脊梁。

　　曾为鲁迅先生弟子、朋友，反目成仇的莫过于高长虹。对于青年人的攻击，鲁迅是从不还手的。但是，小人的鄙劣实在比敌人还可憎。对于高长虹或纠缠，或奴役，或责骂，或诬蔑，闹个不完，大有避进棺材，也要戳尸的恶劣行为，鲁迅先生不能不深恶痛绝。为此，他连续写出《走到出版界的“战略”》、《新的世故》等文章。用展览攻击利用者言行的办法，似乎只轻轻一拨，就将其遮丑布揭去，露出那最怕见光的卑劣嘴脸；再加以似乎只有片言只语的评点，就活脱脱画出一个活生生的丑恶面目，也是丑类的面目。如此，一面照丑镜便立于世人的十字路口，令北来南往、西出东去的丑类纷纷显露原形，倒地为粪。

患“长虹”病的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此病大概不会随着社会进步、文明进化有所好转。由此可见，鲁迅悬起这样一面人镜，社会功用太大了，无论对识人识史，顺风闻香，逆风辨臭，还是防身护善，激浊扬清，排污开道，都极为重要。

“也是我的老朋友”的是刘半农，也即刘复，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而且与朋友相处，“令人不觉其有‘武库’”，即便是浅吧，“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然而，做好人也要付代价，是人生的无奈。刘半农终于受不住来自方方面面，主要是士大夫阶层的看不起，从“他的到法国留学”以及后来逐步与他“无话可谈”了，到他的“渐渐据了要津，我也渐渐更将他忘却了”等几个变化步骤，反映出一个人竟会就这样被推向别处，拉向无聊。从鲁迅先生“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十年”这一表态，不留余地地表明鲁迅先生看人看事的鲜明立场。从鲁迅先生“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则进一步说明，鲁迅立起的人镜，是区别进步与倒退，激浊扬清的悬天宝镜。不知为什么，这却又使我想起并不相干的曾国藩自制联：依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由鲁迅对半农的忆评，我也想到三点：一是人无主心，便成泥团，环境的影响，别人的看法，都成拿捏人的利器，做人不必总是瞧着别人的牙眼；二是衡量一个人功过的尺度，不只是社会，尤其是历史，做人最好别把丑丢到历史上去；三是别人对自己怎样看，比起敢为、敢作、敢爱、敢怒、敢冲、敢闯的人生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必那么多不自在？不过，人生的路怎么走，还真有其交通规则。规则何在？别人的变化中，伟人的表率中，圣人的思想中。

鲁迅先生悬出的第三面人镜是他决不与之妥协的保守思想。此境摄下：保守的方式尽管不同却都是进步的羁绊。

鲁迅一生为中国，也为人类的解放与进步，与复辟倒退斗，与反动势力斗，也为革除一切保守思想和陈腐习俗抗争呼号。他面对的是沉沉的黑天，无底的黑海，令人窒息的铁屋子。一切的黑暗、痛苦、不平都压向他的心。为此，再大的心也会沉重。他不能不呐喊。且不说他为驱散这黑暗，掀掉这黑屋子无畏的战斗，单是他对落后、保守、陈陋的愤世嫉俗，也是永远令人肃然起敬的。比如，对于拒绝先进的排斥心理，他愤言：“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还可以加一句，他们铺地毯，我偏丢烟头。）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的文化”。对于官本位的本性惯习，他指出：“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则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灵魂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对于保守的后果，他沉痛断言：“我们虽不能说停顿便要灭亡，但较之进步，总是停顿与灭亡相近。”鉴于中国搬动一张书桌都要流血的现实，鲁迅大声疾呼：“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读着这热火与悲愤相扭结的痛彻之论，我们只感到，应说的鲁迅都说了，应推倒并扫除的却任重而道远。如果再捉摸一下“人世”这俩字，更不能不生出无限感慨：人生大舞台，舞台大人生，人生这出戏，真的是令人永远经不完，看不完，也想不完。

　　鲁迅先生悬出的第四面人镜是他憎恶的流氓。此镜透视：流氓的变迁也是社会的变迁。

鲁迅先生对流氓的变迁有很深的研究。他透彻地指出：顺听、逞雄、保本是流氓的处世原则。“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对老实的乡下人也不放过”，“对女人头发的变化他也嘲骂”则是流氓的行径。他进而指出：“流氓的根底可以从保镖、游侠一直追溯到墨子，流氓的变迁也是社会的变迁”。

由此可知，中国文化还有消极和毒素的一面。旧中国的上海滩，“文革”中的打砸抢，时下仍然没有扫除的欺行霸市、拢赌贩毒，都有流氓的影子，都是这一文化遗毒生出的痈疽。我们知道“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却不知道流氓的老祖宗竟是墨子。大概就是墨子本人也万万想不到他撒下的文化种子竟生出那么多流氓。

不过，现在的世界又有了新的“进步”，不光有流氓，有黑社会，还有世界性恐怖组织。鲁迅若是睁开眼睛看一看，也会大吃一惊吧。这些东西是否一定要与高速公路，载人飞船，网络系统，同存共在呢？

这变化已非“日新月异”，也非“奇妙无边”，在现代词典里简直难以找到描绘其“伟大”的用语。无怪乎现代人那么心浮气躁。人对这个世界是越来越陌生了，人与人也更难相互认识和理解了。便是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圣人面对这样一个世界，也会目瞪口呆吧。鲁迅先生悬出的人镜与这样的世界现实相比也有点太小了吧。

　　鲁迅先生悬出的最后一面人镜是他直面人生的自己。此镜几乎无所不能。

鲁迅很善于将人和事放在发展变化中分析，敏锐地揭示出他人尚未觉察的事物变化端倪，从特殊与一般的对立统一中揭示本质，预测趋势，决不会把事物看死和故弄玄虚。他的评人论世，不仅当时振聋发聩，几十年过去了，仍然震撼人心。

当今社会为什么不会有鲁迅的出现呢？我推测，是因为不是产生鲁迅的时代，即便鲁迅再生，也不会是原来的鲁迅了。这恐怕是一件好事。出英雄的时代是生灵涂炭的时代，出圣人的时代是黑暗与光明交织、专制与自由混杂的时代，这与老子所说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是一个道理。

郭沫若说，在近代学人中他最钦佩的是鲁迅与王国维，认为他们两位的著作，是“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并赞誉他们为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对金字塔。

鲁迅逝世已经70多年了，但他并没有死，他永远是树立在人民心中的丰碑，永远是高耸天地间的金字塔，永远是高悬人间天地的人镜。

然而，鲁迅确实是死了，他再也没有新的思想产生，没有新的作品问世，没有新的人镜悬出了。有时，我私下想，假如鲁迅活到七十岁以上，不仅正在谋划中的《长征》、《中国文学史》，可以问世，还不知要写出多少好作品可以供人学习，促人警醒，催人奋进。不过，即使这些假如都实现，也还有假如，假如之后的假如，假如之外的假如，假如的假如。

同时，我也注意到，“假如鲁迅还活着”这样一个问题被提出来讨论了。这一问题的提出又使我想到，不管鲁迅是活着还是死了，作为一面人镜将永远照出正义、照出勇敢、照出进步，也照出邪恶、照出卑鄙、照出腐败。不仅照出，而且作为一种主流文化，永远滋润着我们这个民族。

然而，假如的事太多了。也有人假如毛泽东在建国后执政不超过十年，较早留下一个退休换届的好制度；假如孙中山再多活十年，看到北伐的胜利；假如蒋介石在“二七”政变前死掉，没有黑暗的蒋家王朝……假如终归是假如，世界只有假如，没有假如的实现，假如实现了，也就不再是假如了。

我常读鲁迅，自觉地走近鲁迅，想较深地理解鲁迅。也许我并没有走近鲁迅、读懂鲁迅，但我是真心想走近他、读懂他。我十分赞赏像钱理群那样与鲁迅相遇，看着鲁迅走进当代，探寻鲁迅心灵的严肃学风。但是，在当代中国，鲁迅既已成为一个理念，正如钱理群所说：“凡在有思索的地方，凡有思索的人，鲁迅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但愿我的思索不会没有鲁迅，更不会连思索也不是。即便这一切都没有，鲁迅笔下的人镜高悬于人间，这已成为一个伟大的存在，一个永远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