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忆米（一）

简单的快乐

2021年5月22日，星期六，下午坐车去老家的路上，孩子在怀里熟睡，浏览网页时看到一则爆炸性新闻铺天盖地：“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老先生因多器官衰竭，于13点07分在湖南长沙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逝世，享年91岁。一时震惊，马上告知正在开车的家属，他也长久沉默。

还有一个热搜是短短三天，中国痛失四位国之栋梁。另外三位分别是5月20日逝世的中国眼科医学界泰斗夏德昭老先生，享年104岁；5月21日逝世的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文博专家杨伯达老先生，享年94岁；同样5月22日逝世的“中国肝脏外科之父”吴孟超老先生，享年99岁。都是功德圆满、福泽深厚的国士啊！他们代表了一个伟大的时代。​​​

这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袁老。这位总是慈眉善目、沉默躬耕的老人，似乎是所有中国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缩影，在他身上总能看到自家祖辈田间劳作的身影。中国人对他的熟悉程度最深，因为我们广大劳动人民没有谁每天不会跟粮食打交道。植物学史中，稻的栽培历史可追溯到约公元前12000～16000年前的中国湖南。水稻在中国广为栽种后，才逐渐向西传播到印度，中世纪引入欧洲南部。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从历史中我们看到，自古以来，从农业社会起，吃饭就是头等大事，填不饱肚子，必然会引发社会动荡，乃至朝代更迭。《悯农》中有“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兵车行》中有“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观刈麦》中农民的艰难更是体现得无以复加：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

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

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

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

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

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

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

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袁老曾说：“一粒粮食能够救一个国家”，他毕生的追求，就是让所有的人远离饥饿。正是怀揣这个坚定信念，他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穷其一生不断突破，让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得以在耕地面积占比有限的劣势下去调和人口、资源、发展之间的矛盾。“过去是8亿人吃不饱，现在是近14亿人吃不完。”解决了温饱，才能有余力和底气去抓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袁老先生及之后的科研工作者共同书写了举世瞩目的千古传奇，也为其他国家解决饥饿这一世界难题带来了福音，可谓功高至伟！

我的家乡在涂市，从小就常听祖辈父辈讲起以前那些艰难讨生活的年代。一家老小，男女老幼，人口多，兄弟姊妹多，啃树皮吃草根闹饥荒，大白米饭是何等奢侈。如果他们讲一个人绝不可能做到某件事，打趣的口头禅就是：“你（他）要是怎么怎么样，狗都有大米饭吃了！”

就算是到了九几年，我小时候，村里也都还偶尔有过路走村串户讨米要饭的流浪人，我印象还很深刻。他们有的一家几口，有的两个结伴，有的孑然一身；衣服破旧，但干净整洁，洗得发白，有的地方有补丁，针脚很匀称。他们用掺杂着各地方言怪腔怪调的普通话，打听前面路怎么走，向大家介绍是哪里人，家里出了什么事。我记得有河南，还有别的什么省份，家长闹了旱灾，有时候是洪灾，或者害了什么病。大人们也用蹩脚的“普通话”问东问西，追问个不停，多大年纪了，成家了没有，家有几口人，以前干什么的，以后有什么打算之类的。

不论真与不真、信与不信，给他们倒了开水，每家每户总要用自家里的小圆碗去米柜里给人家盛两碗米。每一碗都是满满冒尖儿，但又小心翼翼不让米粒滑洒出去，所以总是一手稳稳地端，另一手收拢起掌心，接在碗下跟着往前送，转身、挪步、靠近；讨米的人则虔诚地恭着腰伸直手臂，牵开一个一尺深的白布袋子，看着主人的碗近了、到了，再慢慢倾斜，最后倒扣过去，一粒粒米像急流的瀑布一样“刷刷刷”落进去。主人家还要再把巴在碗底的、粘在手上的一两颗捻进袋子里，掉在地上的也要自己捡起来收好。也有同情人家拖家带口的，出手很阔绰，直接用家里的斗或者升给他们装。斗升都大，他们的米袋小，又怕洒出来，必须倒得慢一些。米倾倒进袋子总要流好大一会儿才完。接米的人不住地说“够了够了”，主人家不停地劝“还有还有”，最后还会留他们吃顿饭，然后再赶路。讨米的千恩万谢地走了，也许明年还会来。

那时候哪家有红白喜事，有直接送钱的，十块，二十，五十，仔细包在一块洁白素净的小四方形手绢里；也有家里困难的用箩兜挑了米谷去送，有时还会用红纸装些零钱，包成红包压在谷子上。记不得是几岁，可能刚好能记事，我就跟着大人去高坡脚吃竹米酒，一路人挑的挑背的背，浩浩荡荡。伯娘牵着我的手到了地，大家围着黑沉沉的四方桌落座，上首两个席位要留给长者坐，长者为尊。打杂帮忙的眼疾手快，一碗碗现炒的米子马上陆续抬到我们面前，抓一把在嘴里，喷香！小孩子再多抓一些放在自己衣服的小荷包里慢慢吃。主人家再亲自提了温瓶，倾身为每一位客人倒上滚烫的开水，淋在焦香的米子上，一边还漾开了嘴角眉梢招呼：“欢迎欢迎，受累了，随便坐！”那一颗颗紧实的米子泡了澡，很快饱胀漂浮起来，大家就吹几下，趁热喝，这一碗米子泡泡下肚，刚好解了赶路的疲乏，喝完了不够又加。

涂市在一个田坝上，也常遭洪水，大人们说三五年又要涨一回。

还没开春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借牛和钉耙铧口，家家都要犁地，兽力又属于大型家庭资产，不是户户都有，自然打挤。我们坡上有几头健壮的大黄牛，永强哥哥家是头大黑牛，间杂几块白色，塘坎上超过一半喂的是水牛，都要为它们换上新的牛鼻绳，有的小牛太犟不听话，鼻子都要勒出血，必须好好安抚哄劝。春耕农忙时节，最是倚仗它们的劳力。牲口也通人性，你每天用上好的草料把它们喂饱了，不用鞭子抽打，简单吆喝两声，它们就听得懂，仰着头，迈步、转弯、加减速、停下来。等翻透了田地，往往是人、牛、犁耙俱成了泥人泥塑，全身连同头发、草鞋或是解放鞋，全糊满了灰色的泥浆，鼻子眼睛都看不见了，像女娲刚造的像，还活灵活现的。这时候就扛着犁耙把牛牵到清亮的小河里，冲走自己和牛身上的淤泥，把耙洗干净，浑水朝着下游扬长而去。一通浇洗完了，才全身水垮垮地回家去吃夜饭，这时候天大多已经黑了。有时候踩着冰冷的泥巴水辛辛苦苦翻了几天田，育了苗，又请起十来个白活路，巴一脚的蚂蝗，费不尽的气力才把秧田插好，就遭逢连日暴雨，真叫人沮丧。

印象中涨得最凶的一回也是在我只有六岁的时候，大伯和伯娘也还健在。查资料应该是1998年六七月份那次全国特大洪水灾害，官方给出的数据是“全国共有29个省（区、市）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受灾面积3.18亿亩，成灾面积1.96亿亩，受灾人口2.23亿人，死亡4150人，倒塌房屋685万间，直接经济损失达1660亿元。”但刚开始谁也不曾料到一场雨造成的损失竟会如此惨重……

只看见稻子都已长到半人高，青油油、齐刷刷、直挺挺，长势喜人呀！从我们住的对门坡往下俯看，碧绿的稻田一块接一块，一直延伸至庆口那条有着斜尖顶的山脉，平地看还真是一眼望不到边。

眼看着就要抽穗，不知从哪天起，就开始下雨，跟往常一样，时急时徐。起初大家都没有在意，直到河里的水冲进了大田，越冲越多。一天，两天，三天四天，雨还没有要停的意思，大人们才开始焦虑起来：“再这么下法，今年谷子各没得搞头喽！”

那是半夜辗转难眠啊，天才蒙蒙亮，就不约而同地从门背后提起一根锄头去河脚看水，比起天星潭头有没有大鱼跑出来，他们更关心水的流势。刨一条壕沟，在低处挖开田坎、水渠，把多余的水引出去。后来也不顶用了，水位持续上涨，大人们的神色愈加焦灼。

直到连庙当门最高的那块田都被淹了，还渐渐漫过了上方的土台，一根田埂都看不见了，大路也没有了，五公家的小卖部也遭了水，仓库淹完了，厕所的粪水灌进了屋后的水井。就连我们河坝中间地势最高的村小学，一座石头加黄泥敷石膏砌成的有五间教室的平房，也只剩下上面半截空洞洞的木窗户和铺青瓦的房顶。其中最右边一间是村里我干爹经营的打米房，自然也是泡汤了。远处近处一片汪洋，浑浊不堪。每天大家闲来无事，都聚在高处看洪水，老人拄着拐棍，男人点起草烟，女人抱着孩子，议论洪水多久退。水涨得太大了，洞跟前和大树湾的两个消水洞消不赢，偶尔看到水面上飘过一只死猪死狗什么的，还有人去用梯子、竹竿去截捞大件的家具。

最夸张的是有一天，大家看到从高笕沟飘出来一只搭斗。这是我们这边秋收时节用来给水稻植株脱谷的工具，造型是四四方方的一个斗，四边有“耳朵”；边长两米左右，深六七十厘米，用最普通的木板拼接而成，不漏水，严丝合缝，很笨重，一般人单独抬不起来，大劳动力扛在肩上很实在。此时那只斗无异于就是一艘小木船，装了好几个大的尼龙口袋。里面两个人，一个站在前面，撑一根粗大的竹竿调节斗的方向，另一个也紧握一只竹竿横架在斗上，他似乎正襟危坐不大敢动。大人们说肯定是米吃完了，相互借不到，政府的救灾船有限，暂时考虑不到我们这里来，不得已只能冒险拖了陈谷子去老场打，硬是想得出办法来！这顺流而下也不能大意，急流暗涌，要避过消水区，又有房子土丘、树枝电线杆挡路；去容易，回来怎么办呢？不由得为他们捏一把汗。后来好像真的是救援艇送回来的，时间太久，有点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