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历史 牢记初心，——写于自己的72岁生日

恨球不赢

我是谁？从哪里来？经历过什么？到哪里去？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即将到来之际的大喜日子里，也迎来了自己72岁生日。至此，这一连串看似简单而又非寻常的问题，时常环绕在我的脑海里，久久难以散去。仅以此美篇以记之。

我是谁？姓罗，名小兵。1949年5月23日生于山东济南。图为济南旧火车站。

我从哪里来？

我的父母亲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军第三野战军27军工作。

早在1943年冬，母亲衣向璞刚生下第一个孩子，就遇上日本鬼子扫荡，她只得和婴儿躺在担架上紧急转移，路上怕婴儿啼哭引来敌人，就用棉被死死捂住孩子的嘴，到了宿营地，我那可怜的大姐竟早已断了气。

1948年淮海战役之前，时任27军宣传部长的父亲罗义淮得知妻子又一次怀孕了（之前先后六次流产）。一场大仗在即，后面紧接着就是向江南大进军，如果随军出动，很可能又是流产。在27军后勤部任政治协理员的母亲衣向璞眼看要过长江端蒋介石的“老窝”了，不想当个“半截子革命派”，便与父亲商量早点做掉孩子，以不影响随军出发。 “再做流产，恐怕以后成习惯性流产，就再不会有孩子了！”父亲想起上次医生的嘱咐。副军长贺敏学伯伯从其夫人李立英阿姨之口知道了此事，对我母亲下了死命令：衣向璞留下保胎。于是母亲留在曲阜27军留守处，未随大军参加淮海战役、渡江作战。后来三野陈毅司令员也闻听此事，赞许说：“贺副军长做得对头，不要孩子，不要后代，我们革命为了啥子嘛？！”母亲十月怀胎期间，正是济南战役后紧接着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我是在彻底打败蒋家王朝的战火硝烟里孕育成长的。1949年5月23日，在攻打上海的隆隆枪炮声中，母亲在济南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取名“小兵”。

1949年8月，不满三个月的小兵，跟着母亲乘坐拉猪的闷罐车进了大上海。襁褓中的孩子总是不断啼哭，原来是年轻的警卫员把孩子抱颠倒了，我是头冲下进的上海。

我的这条命是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伯伯当年下死命令，让我母亲留在后方保胎，才得以幸存出生在济南。我和贺敏学伯伯的女儿贺汪洋夫妇2016年在纪念渡江战役的活动时才第一次相见。图为2017年我与贺汪洋在济南山东老战士纪念广场合影。

身着老式解放军军装的母亲怀抱婴儿的最早一张照片。

1949年9月，父亲罗义淮被调往南京华东军大任教育部副部长，同年12月兼高干团政委；母亲衣向璞随调华东军大子弟小学任教导员兼副校长。图为我一周岁时“全家福”合影。

在华东军大，父母抱着我与老首长聂凤智一家人合影。

1950年我三叔罗义汉从四川（今重庆）荣昌老家来南京华东军大探亲，与我们全家合影。身后站立者是警卫员和保姆。

父亲罗义淮简历：1918年1月3日出生，四川省荣昌县（今重庆市荣昌区）西北复兴场（今远觉镇）人。1935年开始在四川省立万县师范学校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群众组织抗日活动。1937年底，与七名爱国青年（罗义淮、李新、王方名、李成之、胡其谦、陈寄宇、周极明）一起从万县步行奔赴延安。1938年3月10日到达，入陕北公学学习。同年3月30日成为中共预备党员，4月4日举行宣誓仪式，6月30日被批准为正式党员。毕业后任陕北公学学员队指导员。12月参军，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曾任抗大一分校学员队指导员、宣传股长，抗大胶东支校宣传股长，山东5师宣传科长，华东野战军九纵队宣传部副部长、部长，27军宣传部长兼81师政治部代主任，华东军大教育部副部长、一总队政治部副主任，军事学院文化外语教授会主任、战史系政委、秘书长，军事科学院政工条令编写组组长，高等军事学院秘书长，昆明军区后勤部副政委等职。在战争年代，参加过莱芜、孟良崮、周村、潍县、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为新中国的建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1955年授上校军衔。1960年晋升大校。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胡志明金质奖章。1978年11月18日病故后授烈士称号。

母亲衣向璞简历：1923年12月26日出生于山东蓬莱，家庭出身城市贫民。1938年7月参加八路军，入胶东军校学习，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抗大一分校三支校文书、副支书、副政治指导员、营技术书记，妇救会组织委员，妇救会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山东军区五师政治指导员，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供给处协理员，二十七军教导团民运股长、休养队协理员，济南警备区卫生部协理员等职。建国后，她先后担任华东军政大学子弟学校教导员兼副校长，军事学院北京路幼儿园主任，高等军事学院政治部干部部协理员，红山小学党支部书记兼校长，第八机械工业部办公厅档案处副处长，昆明医学院政工组副组长、人事处副处长等职。1980年12月到江苏教育学院，任轮训部党总支副书记。2001年6月30日在北京因病去世。在战争年代，先后参加过马石山战斗、高济战斗、灵山战斗、粉子山战斗，莱芜、孟良崮、周村、潍县、济南、淮海等战役，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为新中国的建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曾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

话分两头，先说父亲罗义淮。我的籍贯一直填写四川（后划归重庆）荣昌。父亲1978年病逝后，经原昆明军区报总政治部批准，授予烈士称号。遗骨2015年由昆明跑马山革命公墓迁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烈士骨灰堂（原藵忠祠）。

1978年11月18日，父亲罗义淮因患胆管癌长期医治无效病逝于北京301医院。11月30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军委、总部和各大单位及昆明军区的首长迟浩田、张震、聂凤智、吴克华、林浩、王必成、刘志坚等，还有刘帅的夫人汪荣华、许世友夫人田普等共计八百余人，参加了向罗义淮同志的最后诀别。图为迟浩田副总参谋长夫妇与我母亲衣向璞亲切握手致以慰问。

2015年8月，父亲的骨灰由昆明迁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烈士骨灰堂。每年清明节和烈士节，在京子女都要前往祭奠先烈。

2019年八宝山革命公墓新建了烈士陵园，烈士骨灰堂（原藵忠祠退归文物局）中所有的先烈均入土为安。

敬爱的父亲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烈士陵园里获得了自己最后的归宿。他与所有为中华民族解放和建设事业奋斗牺牲的先烈一起，长眠在这块净土上。罗义淮烈士永垂不朽！

1951年1月15日，刘伯承任院长兼政委的军事学院在南京创立，父亲罗义淮就投身于军事学院的开创事业。

父亲时任文化外语教授会主任，肩负着工农干部从学文化起步学军事的重任。

从小沐浴着特有的军学氛围，我是伴随着军事学院的发展而成长的。图为三岁的我已经能带着一岁的大妹妹晓英玩了。

五岁的我摄于军事学院马标大院。

母亲常带我去军事学院海军系我二姨衣洛夫家（二姨父孙寄尘在海军系任教）玩耍。

军事学院北京路幼儿园大班驻地，曾是原法国驻华大使馆旧址。

北京西路19号大院，曾是我幼时的故园。

一群幼儿在老师带领下，在园内做花圈操。图中我站在右一（最后一位），与女孩穿一样的衣服。

有一年暑假期间曾跟着吴华夺伯伯夫妇与我父母亲一起，陪苏联顾问去杭州游览。

1956年军事学院建院五周年时，我父亲获得了刘伯承院长兼政委颁发的一等奖证书。

父亲任军事学院秘书长期间，在刘帅直接领导下工作，目睹了刘帅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兢兢业业创办军事学院的全部过程，建立了相互信任的上下级关系和亲密友谊。图为2014年1月军院后人的一次聚会上，刘帅长子刘太行大哥与我在一起碰杯祝酒。

军事学院许多老前辈都与父母亲是亲密战友。图为2019年我去南京探望父亲在胶东抗大时的老战友、百岁老人孙殿甲叔叔。遗憾的是，会见几个月后，孙叔叔就驾鹤西去，与父亲到天堂团聚去了。

1956年1月，毛泽东主席莅临南京接见军事学院领导和中层以上干部。父亲罗义淮（二排左八）参加了合影，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

合影照片局部放大照，父亲在二排左三。

1957年父亲任军事学院战史系政委，在率全系迁往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前于南京照相馆拍的“全家福”。父亲亲切地抚摸着我的肩头，我当年八岁。

临别南京前，时任军事学院北京路幼儿园主任的母亲，带着我去山西路照相馆，参加了全园工作人员的送别拍照。上小学一年级的我，偎依在母亲身边，幸福满满。

当时我家就住在北京路幼儿园大院里，临街的一栋小楼，一层是职工食堂，我家住二楼及阁楼。

这里解放前是国民党一个军长的别墅。

我2020年6月回南京，在故居大门前（宁海路64号）留影。

1956年9月，我在南京琅琊路小学开始读一年级。2011年我去南京探望小弟弟，由他陪我到母校大门口留影。

军事学院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永生难忘。多次去南京，2013年曾专程进原南京军区大院探望军事学院旧址。

2021年1月15日，是军事学院成立70周年。2020年底，北京举行了军事学院成立70周年纪念座谈会。

座谈会参加者都胸配刘伯承纪念章，头戴军院纪念帽。

军事学院成立70周年纪念座谈会合影。

我有幸成为这次座谈会主持人，并作了主题发言。

1957年，父亲调北京高等军事学院，继续担任战史系政委，直到1958年10月全体学员毕业。图为战史系结业合影，左四为系主任崔星，左五为系政委罗义淮。

图为战史系结业时，高等军事学院领导与全系教职学员合影。前排左三为我父亲罗义淮。

1959年4月，父亲罗义淮奉军委命令，到军事科学院编写全军战斗条令的政治工作部分。当时由军事科学院战术理论部负责编写全军战斗条令，部长彭绍辉上将、副部长高锐大校（1961年晋升少将）。战时政治工作编写组设在战术理论部下，由军事科学院副政委王新亭上将直接领导，实际是在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叶剑英元帅统一领导下，从全军各大单位抽调了一批有思想理论基础和部队政治工作经验的笔杆子，编外定编成立了全军战斗条令政治工作部分编写组，简称“政工组”。父亲任政工组组长（前排中）。图为政工组全体人员合影。

国庆十周年，父亲在武汉军区调研编写政工条令期间，于1957年建成的武汉长江大桥下留影。

1960年春节后，政工组组长罗义淮（二排左八）和党小组长武世鸿（二排左十），前往广州列席军委扩大会。时与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叶剑英元帅及其他军科领导人合影。

父亲罗义淮与老战友武世鸿在虎门炮台留影。

1960年，罗义淮晋升大校军衔。

1961年9月，罗义淮结束在军事科学院编写条令工作。之前7月7日，周总理下命令，任命罗义淮为高等军事学院政治部秘书长。

1957年夏天，我们全家随着父亲工作调动从南京到了北京，住进了海淀区红山口甲三号高等军事学院大院，即今天的国防大学一号院。我们兄弟姐妹先后进了大院子弟学校红山小学读书。1958年5月30日，六一节前夕，我光荣加入了少先队，沐浴在共产主义阳光雨露下。一直到1964年年满15周岁时退队。在少先队里，我先后在红山小学和人大附中初中任过大队长。

父亲对子女一向是严格要求又充满亲情的。他严格要求子女不搞干部子女特殊化，不要有优越感，曾带头送大女儿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送小儿子下乡当知青。孩子们从小就从父亲和母亲身上得到明示：做人要做个正直忠诚的人，不能趋炎附势、两面三刀；要凭自己的真本事立足于世，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尊重历史，继承优良传统，永远不要脱离人民群众；要搞好团结、学会忍让，好好学习，好好工作，永远听党的话，跟着党走。图为在高等军事学院大院里的罗家五兄妹。

1961年罗家拍摄的“全家福”。

我母亲衣向璞曾任红山小学第二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上世纪90年代，我曾被学友们推荐为红山小学校友会会长，多次回母校参加纪念活动。

1997年，红山小学建校40周年校庆，我们回到母校与62届毕业生共庆生日。

1999年，我们62届一班师生聚会，庆贺多数同学的50岁生日。我在一排左四。

2009年，62届一班同学60周年重聚首在红山小学校园里。我在右八。

1962年9月，我考入人大附中初中部，图为1965年7月，初中65级三班结业合影。我在四排左四。

我们班当时有四位同学是空军代培的滑翔飞行员，有两位同学毕业后直接参军成为空军飞行员。图为林胜平同学，在广空退休。

图为空军飞行员郭建华同学，后转业回地方。

1995年，我们班部分老同学，回人大附中看望老班主任朱迪生老师（时任人大附中校长），在学校大门口留影。

2019年人大附中初中65级三班同学聚会合影。

1964年12月3日，我在上初三时，经班主任朱迪生老师（后为人大附中校长）和团支书宋霞芳同学（右二）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

当天，同学们回到母校大门口留影。

1965年9月，我考入人大附中高中部，在68级四班读书。图为1966年停课大串联期间，我们班8位同学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碑前留影。我在二排右一。

2010年高中68级四班部分同学聚会合影。

2010年同班四位同学相约到华之斐老师家看望恩师。

2012年，同学们与班主任华之斐老师聚会留影。

与班主任华之斐老师聚会时，当年在雨花台烈士纪念碑前合影的8位同学再次合影。

2019年，同学聚会庆贺70岁生日，8位同学按照当年在雨花台烈士纪念碑前合影的位置，又照了一张合影。

1968年3月，我到祖国北大门张家口65军军直炮兵团当了一名炮兵。实际是执行毛主席五七指示，在塞外开荒种水稻，炮兵泡到水里成了一名水稻兵。

新兵连结束后分配到二营四连当炮手，当时装备的是苏式122榴弹炮，后换装为国产152加榴炮。

不久，我被选调到团报道组学习工作。当时部队分布在三支两军第一线，报道组归团支左办公室管。图为报道组战友合影。我在右一。

1968年时的张家口市大境门。大好河山四个字被领袖像挡住了两个字。

和我同时调报道组的68年河南兵魏海城，一起登上大境门北侧山岗指点江山。

作为战士报道员，那时真是胸怀大志，风华正茂。

我们经常到支左点一线去采访部队官兵，撰写新闻稿。

1969年5月4日，在五四运动五十周年这一天，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立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言。我的入党介绍人为二排长康广元和四班长许增录。指导员、支部书记是张仁，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图为我持枪在团部大门口留影。

作为52年党龄的老党员，今年七一前已获得“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一定要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1969年，同班老战友、一对红对子、保定籍老兵李增全退役前，我俩惜别留影。

在炮兵团曾学拉手风琴，一直没学会，做做样子而已。

我父母家当时还在高等军事学院大院。我当兵第一年到北京军报送稿，与弟弟妹妹合影（时大妹妹已经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1969年，报道组老组长赵建书（中）退役前，团新闻干事田博华（左）和我为他送行，三人临别合影。随后我接任了报道组组长。建书老战友不幸于去年新冠疫情严重时因病去世，最遗憾的是我们都未能亲自送别。

1970年，我被调到65军后勤部政治处任电影放映员兼报道员，每月要到后勤部系统部队、工厂、农场、煤矿为基层群众放电影。

与65军后勤部战友鞠传斌、赵仁川合影。

1971年到65军后勤部运输队任班长，同年6月提干后任排长，半年后又改任司务长，经历了913林彪事件后的紧急战备，执行了生产、施工、运输、营建等任务。

1972年调65军政治部宣传处任干事，开始戴上了眼镜。图为宣传处合影，我在前排左二。

指挥大家的是分管文化工作的蔡芝年副处长，他学识渊博，待人宽厚，最为风趣。

与宣传处同志们一起共事六年，大家结成了亲密的战友情。

1974年，与宣传处副处长王炳琪（中）和干事王化学一起到军政大学（国防大学前身）理论短训班学习时合影。遵照毛主席要读马列的六本书的指示，我们这期理论班学习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976年，又到军政大学参加了一期理论辅导员学习班，正值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取得决定性胜利。与学校师生一起参加了庆祝游行和毛主席纪念堂建设工地的劳动。

1978年我奉调65军194师581团三营炮兵连任指导员。这是个先进连队，图为2018年三炮连老战友回张家口老营房聚会时留影，很遗憾我因突发急病未能参加。

为了弥补这次损失，2019年，我自驾车赶往秦皇岛参加了三炮连老战友聚会。我在前排左五。

与老战友在山海关留影。

与老搭档、连长秦宝山多年不见，亲切交谈。

三炮连老班长卫勤业当年是北京军区学雷锋标兵。后破格提升为副指导员，因积劳成疾病退。我与卫勤业在秦皇岛聚会时留影。

1979年1月，南方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前夕，解放军报一批记者、编辑奔赴前线采访，编辑部缺少工作人员，于是从部队借调了一批新闻报道骨干到军报帮助工作。军报理论处的刘学民编辑推荐我来报社帮助工作。我的军旅生涯从此有了重大转折。在军报一干就是30年，直到2009年7月退休。

刘学民后来转业到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组任研究员，不幸去年因病逝世。他曾是军报驻兰州军区记者，后调编辑部理论处任编辑，是我到军报的第一位老师。图为前几年我和夫人去刘家看望老师、师母留影。

1986年，随着编制体制改革，军报理论处改称理论部。图为当时理论部全体同志合影。我在二排右四。

在军报工作的30年时间里，除了6年时间在《军报内参》组任组长、当内参编辑，都在理论部工作，先后任编辑、编辑组长、主任编辑、理论部副主任、高级编辑。曾经两次荣立三等功。

在任理论部副主任期间，特别强调理论宣传为部队建设服务，经常带领编辑下基层部队调研、组稿。上青藏高原，下西沙群岛，与部队许多官兵结下了深厚友谊，圆满完成了上级领导交付的重大理论宣传任务。

2001年我前往西沙群岛所属部队蹲点采访20天，曾住在基层连队石岛观通站两周。图为乘军舰去东岛看望守岛官兵。

在西沙群岛永兴岛留影。

乘舰艇到过西沙群岛最南端的中建岛。

祭奠在西沙海战中牺牲的烈士。

自己拍摄的西沙早晨，曾刊于解放军报。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这些被“文革”耽误了学业的“老三届”，都在补学文化。我一边自学获得了新闻大专学历，一边报考了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夜大学，从1981年到1986年坚持在职学习，每周一、三、五晚上和周日半天去夜大学听课，五年后终于获得了大学本科学历。

图为我和同学们在夜大学180多人的大阶梯教室的课堂上听课。

2012年10月，我们历史系夜大学81级同学为老教授谢程仁举办了隆重的谢师会，庆贺谢教授88岁诞辰。

谢师会上我与谢程仁教授合影。

1938年初，与父亲同时从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步行赴延安参加革命，投身抗日前线的，一共有七位先烈。其中两位牺牲在革命战争年代。

一位是周极明烈士，1942年牺牲在太行山抗日前线，不久前他的女儿周传慧大姐（74岁）才在一位普通山西农民赵亚飞协助下，找到了烈士遗骨，将父亲遗骨迎回重庆合川老家烈士陵园安葬。另一位陈寄宇烈士，牺牲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安徽阜南，1948年被叛徒出卖倒在国民党军队的枪口下，但解放这么多年音信全无，长期被作为失踪人员，直到前不久才从互联网上联系到烈士牺牲地政府，找到了烈士坆茔。陈寄宇烈士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先后离世，只剩下三儿子陈明德（时年84岁）苦苦等了79年。

1978年父亲临终前，曾把我叫到病榻边，在一本中国地图册上标出了1938年他们7位青年知识分子从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步行赴延安参加革命的路线。叮嘱我将来有时间替他和其他前辈沿着这条路线重走一次，亲身体验老一代革命生涯特别是起步奋斗的艰辛。我暗暗牢记住了父亲的嘱托。

寻访先辈革命路，是七先烈后人们久已有之的心愿，但因大家在工作岗位多年不得闲，且分散于京蜀通联不便，就一直搁置下来。201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特别是头一年周极明、陈寄宇烈士的遗骨和坟茔先后被找到并被传媒报道后，回想1957年经过战争洗礼幸存下来的五位先辈在北京聚首庆胜利之后再没能团聚，且经历“文革”等政治运动先后离开了人世，加上近年来七先烈后人陆续退休有了宽余时间且身体尚能走动，于是便有了54年前发起聚会的李新、罗义淮之后人李小丁、罗小兵动议的这次“寻访先辈革命路”活动，先是重庆大团聚，接着回合川、荣昌老家祭扫先烈，随后开始万州——延安自驾行。

寻访先辈革命路，目的只有一个：永远不能忘记过去！

2011年5月5日，我自驾车从北京出发，直奔山城重庆。

此行可谓“千里走单骑”，我独自驾车三天，经新乡、宜昌到达重庆。大弟弟晓伟从昆明直飞重庆，也参加了此次活动。

5月8日，“七先烈后人代表团聚会”在重庆警备区八一宾馆召开。大家分别从北京、成都、太原、昆明齐聚山城，与在重庆居住工作的陈寄宇、胡其谦后人（老少四代）共20余人，畅叙老一辈革命者的深情厚谊。图为七先烈的第二代合影。

打断骨头连着筋。七先烈后人血脉相连，二代、三代、四代共20多人大合影。我总在思考一个问题：当年先辈们从万县赴延安，目的很明确，就是追寻真理、抗日救国。我们今天沿着他们当年走过的路重行一遍，目的虽然也很明确（即永远不能忘记过去！），但毕竟时隔73年了，中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年积弱积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已巨变为改革开放后日益强大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当年先辈们用两条腿徒步走了一个多月，除了困苦艰辛之外，一路上所见所闻一定要比我们今天开着汽车走马观花要多得多且更为深刻。我算了一下，如果光走高速公路，三天即可行完全程，但那样就更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浮光掠影，像一次寻常的自驾游，从而失去了此行的真正意义。所以，我们选择的行车路线是当年父亲口述的路线，在重庆、四川境内大多走的是普通公路，时间自然要拖得长些。这条线路不仅真实记载下当年先辈们的革命足迹，而且能饱览祖国大好河山，如嘉陵江、古阆中、剑门关、秦岭留坝等地，还路过朱德总司令的故乡仪陇、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旧址，延安更是革命圣地、值得观看得就更多了。因此，我们虽然是驾车行，但仍然要认真寻访，要下马观花，通过亲历其境，每到一地都要用眼认真“寻”视，用口细致“寻”问，用耳仔细“寻”声，用手触摸“寻”实，用脑感悟“寻”真。我想，这样的寻访，才能真正达到永远不能忘记过去的目的。

5月9日，七先烈后人代表王小芹、罗小兵、罗晓伟、胡晓瑚、陈源挺等13人，随同周传慧大姐，冒着39度高温，分乘4辆车前往合川区祭扫周极明烈士墓。这里曾是南宋抗击蒙古大军36年之久的著名的钓鱼城。

肃立在烈士墓前，我想了很多。当年，周极明和父亲是朝夕相处的好伙伴，去延安路上曾分别在《放下你的鞭子》活报剧中扮演老汉和小姑娘（反串），剧中另一个青年由王方名扮演。今天这三位先辈的后人都来到周极明先烈墓前凭吊祭奠，感慨万千。父辈们生前都未能亲自吊唁过殉国的老战友，今天后辈人接替前辈实现了，先辈们如有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宽慰高兴的。

5月10日，陈寄宇烈士一家17人，加上罗家两兄弟，还有王方明长女王小芹大姐，一行20人，分乘5辆车，赶往荣昌老家寻访先辈故居。

我们来到妃子桥陈寄宇烈士故居大门口，这里早已破旧得无人居住。就在这间屋子里，陈寄宇后人向我们介绍了墙壁上残留着烈士的手迹：“我们要时时刻刻自强不息地做去”。但现在仅依稀可见“我”、“时”、“自”三个毛笔字（前些年可辨认的字还多些，现在多数都脱落不见了）。正是：先烈残迹犹在壁，自强不息催后人。

我们还到父亲与李新老前辈当年读书闹学潮的棠香中学（今荣昌安富中学）参观留影（图左为我大伯之子罗刚千，他的儿子罗吉明也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现在部队服役）。这所学校建于1907年，比清华大学还早四年。校园内的黄桷树得以为证。1931年，我父亲和李新伯伯曾在此处读书，面对918事变后日寇不断扩大侵略，国民党反动政府推行不抵抗主义，这里也已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前辈们闹学潮，上街游行，抵制日货，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用学校老师授予的知识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际。此时，我真不敢相信，脚下的土地就是当年父辈们踩过的地方。他们当年不是不愿好好读书，其实他们是酷爱学习的，而且聪明勤奋，据我爸爸讲，李新伯伯和我大伯罗洋经常在考试中轮流考第一名。但为了抗日救国，他们不得不忍痛放弃学业，等打完日本鬼子再回校园学习。

5月12日，“寻访先辈革命路”自驾行正式开始。经过三个小时行程，我们三辆车从重庆抵达万州。

万县省立第四师范（简称“万师”）成立于1914年，曾是川东红色火炬的发源地。早期共产党人恽代英、肖楚女曾在此教过课，朱德、刘伯承也曾在反袁战争时在此作过讲演。一段时间，川东地下党共有200名党员，万师就占了70名，重庆渣滓洞集中营就牺牲了11名万师毕业的共产党员。从这里走出过我军高级将领陈伯钧开国上将，走出过许多治党治军治政的人才。

这张老照片是陈寄宇烈士（左二）当年离开万县前在海关钟楼下留影。

今天，七先烈后人也站在海关钟楼下的同一位置拍了张合影。

万州区电报路小学是1937年7月我父亲从万师毕业后任教的地方。当年进步青年定期在这里研判国内外形势，商讨奔赴延安参加抗日战争事宜。5月13日，我们一行人来到电报路小学，校门口打出了“热烈欢迎革命志士后代到我校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横幅，并给我们每个人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我们在容纳200人的阶梯教室主会场报告，师生们分别在各个教室接收视频转播。

我介绍了发起和开展“寻访先辈革命路”活动有关情况和父亲当年在电报路小学教书，并由此投身革命、奔赴延安的故事。当年我曾问过父亲，你们要抗日为什么不跟国民党，非要到延安跟共产党抗日？他回答很直白：那时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搞消极抗日、积极反共。30年代平均一个月四十万人往四川“跑反”，国军一退再退、兵败如山倒。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却在敌后红红火火地发动抗日游击战，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夜袭阳明堡等振奋士气、鼓舞人心的胜利。敌后许多爱国青年早已对国民党失去信心，而在黑暗的旧中国，延安象征着光明，意味着真理。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真正走上抗日第一线，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所以，先辈们“矢志精忠报国，决心顶礼延城。凭它宪特密如林，我自安然前进”。而且数十年如一日追随共产党干革命，乃至后来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分别曾遭到不公正的对待也义无反顾，终身无怨无悔走上赴延安的朝圣之路。

周极明烈士的外孙女周虹主讲外祖父奔赴延安投身抗日前线，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附近掩护群众撤退英勇牺牲的悲壮故事。周极明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毕业后，随八路军总部到晋东南前方任前方鲁艺音乐系主任。1942年日军“二月扫荡”时，周极明没有随学校转移，而是留在村里和民兵一起打游击。一次敌人来袭，他掩护群众撤离，等群众都走完了他才走。敌人死命追赶他。他先是利用有利地形射击，等敌人逼近了，他便掷手榴弹，手榴弹掷完了，便和敌人拼刺刀。他虽然身体强壮，又经过训练，但敌人毕竟众多，他一个人孤身战斗，怎能敌得过呢？最后终于死在敌人的刺刀下面。敌人为了解恨，死后还捅了他好几刀，以致尸体残缺，血肉模糊，牺牲得非常壮烈。

周极明离开合川去延安投身革命的时候，他的女儿周传慧生下来才100天。周传慧4岁那年，家人曾经带她去照相，说是将照片寄给父亲，她非常高兴。信寄出去，爸爸却没有回信，女儿当时好希望爸爸能看她一眼啊！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烈士子女，周传慧从四川农业大学毕业分配到四川简阳工作。“文革”期间曾有人诬陷她是“假烈士子女”，为证实清白，上世纪70年代她曾到邯郸烈士陵园寻找过父亲，但只有父亲的照片和资料，没有遗骨。当时她很想去父亲牺牲的地方寻找，但陵园的工作人员告诉她，战争年代局势乱，战士们在哪里牺牲就埋在哪里，无法寻找。之后，她姑姑周极玉曾去山西省左权县麻田镇上口村找过，但都没有消息。后来幸而有山西农民赵亚飞坚守16年为烈士寻亲，有互联网和媒体大力帮助，才终于迎回了烈士遗骨。

陈寄宇烈士的孙子陈源挺主讲祖父1948年牺牲后两代人几十年坚持寻亲终得正果的悲喜故事。

一个半小时的讲红色故事会，会场气氛严肃热烈，少先队员们掌声不断，许多师生感动的热泪盈眶。宣讲会结束后，七先烈后人合影。

5月14日，我们离开万州，到达七先烈当年赴延安的起始地——三正埠。现在叫三正村，当年的文化馆已经找不到了，我们在一座小学大门前拍了照。自此，“寻访先辈革命路”自驾行正式开始，我们沿着七先烈当年步行之路，只走60公里高速路，就下到普通路面。一路上连翻四座高山，风光虽很美，但路途很是艰险。古人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想到先辈们当年在蜀道上用脚一步一步走过来，真不易啊！走得再快，也需要四五天时间才能从三正埠走到渠县。

5月15日晨，我们在渠县乘车出城约7公里，便来到了王方名先辈的故乡——李渡乡。这座美丽的村庄因唐代大诗人李白曾在此渡过渠江而得名。1938年2月七先烈赴延安路途中曾在渠县休整几天，等候回合川取盘缠的周极明。当时虽然只有王方名一人回家住、其他人住渠县城里，但都应王方名父亲之邀曾到王方名家中吃过饭。美丽的李渡乡渡口，相传当年邓小平同志也是从这里乘船赴重庆出国留法勤工俭学的。

七先烈1938年春节逗留渠县期间，文庙是他们进行抗日宣传演出的旧址。文庙位于县城中央，今天挂着渠县历史博物馆、渠县文物管理所两块牌子。门口山墙写着“宫墙万仞”四个大字，孕育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当年，先辈们就是在这面山墙前的小高台上进行抗日宣传，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活报剧的。剧中老汉饰演者：周极明（外孙女周虹）；小姑娘饰演者：罗义淮（长子罗小兵、次子罗晓伟）；男青年饰演者：王方名（长女王小芹）。今天三位剧中演员的后人聚齐在文庙前的小高台上，是否又要演出一场现代新戏？

5月19日，经过几天奔波（途经仪陇、阆中、剑阁、太白等地），我们终于赶到久已向往的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兴奋地第四次展开“寻访先辈革命路”的横幅照相留念。这时我们队伍中多了一个新身影（右一），那就是山西青年农民赵亚飞。他昨晚坐了一夜火车，从太原赶来参加后半程寻访活动，无疑给我们这次寻访活动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5月20日，我们一行人终于胜利地抵达革命圣地——延安。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学生时代就会背诵的贺敬之名篇，旋律般地赫然展现在大山上。

巍峨的宝塔山已经展现在我们眼前啦！1966年大串联期间我曾经第一次来过延安；上世纪90年代，我曾与西安政治学院的战友再次来过延安采访。这次是第三次到延安朝圣了。想到父辈们曾经从这里起步参加革命，心情依然非常激动。

当天下午，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参观了延安革命纪念馆。

父亲当年就是在陕北公学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父亲在陕北公学出入证留下的青春照。回京后，我先后写了十篇感悟体会。通过亲历先辈们当年徒步奔赴延安的路线，进一步明确我们今天应该向革命先辈学习什么。大致可概括为六条：

一是纯真质朴、大爱无疆的爱国主义情怀；二是义无反顾、追寻真理的坚定理想信念；三是不怕牺牲、吃苦耐劳的忘我奋斗精神；四是宣传民众、鼓舞群众的满腔革命热忱；五是团结友爱、携手奋进的战友兄弟情谊；六是脚踏实地、言行一致的求实创新作风。

帮助周极明烈士寻亲的山西农民赵亚飞与周极明烈士的外孙女周虹，在延安留影。

5月23日，我过62岁生日这一天，和大弟弟晓伟途经石家庄，顺道参观了27集团军军史馆，与军史馆张克勤主任留影。这里记载了父母亲参加革命战争的部分经历，看后深受教育。当天，我们就结束了“寻访先辈革命路”自驾行活动，返回了北京。

6月4日上午10:15，我和即将回昆明的弟弟晓伟，再次来到王方名伯伯家看望88岁高龄的宋华阿姨（作家王小波的母亲，与我父母都是八路军老战友）。王方名伯伯的长子王小平（我人大附中的校友）刚从美国回来探亲，王小芹大姐已先期返回北京，大家见面后格外亲切，畅叙别后之情。宋阿姨看到我们自驾行归来平安健康，非常高兴，中午在西单“渝信川菜”酒店设宴招待我们，算是给远征归来的后人接风洗尘。

回京后不久，从重庆传来了好消息。经过多方努力，重庆市有关部门，终于给陈寄宇亲属补发了烈士证。这也是我们“寻访先辈革命路”活动的一件具体成果，了却了陈家后人多年的心愿，安慰了烈士在天之灵。图为84岁的陈明德大哥无比激动地展示着刚刚补发的烈士证书。

由于多年来地方政府和单位把陈寄宇烈士作为失踪人员对待，几十年来陈家后人招工、入党、参军、提干，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好在历史是人民书写的，烈士回眸应笑慰，革命自有后来人。

同年，我们夫妇又与小妹妹夫妇，自驾去了一趟山西左权县麻田乡赵亚飞家，参观了八路军总部纪念馆。1939年，父亲随抗大一分校东迁曾在太行山办学一年。这里也有父辈当年走过的革命足迹。

周极明烈士的女儿周传慧大姐赠给山西农民赵亚飞的锦旗。

父亲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胶东根据地我母亲的老家周边度过的。家中影集里有一张父母在小河边的合影，非常浪漫。经过多年寻访，从照片背后父亲的留字中，我终于在地图上找到拍摄这张照片的大体位置。

2015年3月14日上午，我们自驾车从烟台市出发，行车一小时就来到栖霞区桃村镇楚留店村。

与村口晒太阳的老人交谈，终于打听到了当年抗大的罗股长曾住过的房东家。

父母亲抗日战争时期住过的小院依然存在。

我手持老照片，向房东的儿媳讯问父母亲当年住在这里的情况。

坐在父母亲当年睡过的炕头上，格外温馨。胶东乡亲们对八路军一往情深，当年许多往事口口相传至今，犹如昨天。

他们说，罗股长当年在院中种了许多花。我和乡亲们一起在院里照了相。

我们还参观了八路军胶东军区机关旧址。

还参观了许世友将军在胶东纪念馆。

母亲衣向璞（右）家住蓬莱城里，参加革命前读书到小学四年级。

参加革命在胶东军校学习，毕业留抗大一分校三支校工作。1941年底经组织批准与同在抗大政治处任宣传股长的父亲结为连理。

从此父母亲相濡以沫，在革命路上一路走来。不同历史时期的父母亲合影。

1960年存照。

1968年存照。

1978年父亲生病住北京301医院后留下的最后一张合影。

战争年代母亲与聂凤智司令员夫人何鸣阿姨及聂庆荣大哥合影。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大姨赴南京看病，衣家三姊妹在中山陵合影。

母亲曾在高等军事学院红山小学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1964年转业到地方临别留影。

1975年我回昆明探家拍的“全家福”。

1972年探家路过北京，结识了同是当兵的老伴，她在广西中越边界一所野战医院工作。

经过五年的交往，终于在1977年春节结婚。后来又经过三年南北两地分居的拉锯战，才在1980年调到北京团聚。

我2009年退休后，特别高兴，总算可以完全放下身心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了。退休12年来，我主要做了五件事：一是唱歌，二是旅游拍照，三是参加社会活动、交友，四是写作博客、微信并出书，五是帮助老同志编书。

我生性喜欢唱歌，2009年一退休，就参加了玉渊潭公园里群众自发的合唱团唱歌活动。每周去公园两三次，与素不相识的歌友们引吭高歌，大多唱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歌，也随大家唱一些新歌，心情格外舒畅。

玉渊潭公园里有两个最大的合唱团，一个叫新北京，一个叫歌友。歌友合唱团一成立，我就参加了。这个团有指挥，有乐队，有一批骨干，坚持的很好。

合唱团像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融汇了社会各界退休的人士，有知识分子、机关干部、普通工人、退役军人，也有过去的领导干部甚至将军。

唱歌的感觉真好，既陶冶情操、增进修养，又愉悦身心、锻炼肌体。

2020年新冠疫情严重期间，公园禁止人员密集活动，暂停了合唱团入园活动，歌友合唱团临时在玉渊潭南门外小花园内，坚持每周一次唱歌活动。

直到前不久，在玉渊潭公园管委会大力支持下才恢复了入园唱歌。歌友合唱团每周二、四上午在公园西湖畔（冬季在红领巾广场）飙歌，已成为玉渊潭一景。

我还参加了军休六所组织的男声小合唱队，每年都参加军休系统、社区的演出活动。

六所的男小合常年坚持，已小有名气。

每逢重大节日、纪念日，六所男小合都是街道社区的演唱主力。

从2011年开始，我和老伴每年都要出国旅游一至两次，领略了不少国际风光。开始是参团游西欧。意大利古罗马斗兽场。

意大利比萨斜塔。

意大利乘“贡多拉”游威尼斯。

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

从2013年开始一地深度游。西班牙斗牛场。

俄罗斯伏尔加河之游。莫斯科红场。

俄罗斯莫斯科新圣女公墓。在《保尔•柯察金》作者、前苏联著名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墓前留影。

俄罗斯圣彼得堡阿芙乐尔巡洋舰。炮打冬宫揭开了伟大十月革命的序幕。

美国圣地亚哥一地深度游。

美国圣地亚哥中途岛号航空母舰。

美国洛杉矶环球影城。

乘邮轮畅游日本四岛。图为日本东京浅草寺。

英国深度游。图为巨石阵。

英国伦敦白金汉宫。

东欧五国游。奥地利维也纳城市公园斯特劳斯小金人。

斯洛文尼亚皮兰古城。

匈牙利布达佩斯多瑙河。

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王宫。

捷克布拉格。

南太平洋、新西兰深度游。斐济海岛。

新西兰南岛福克斯冰川。

新西兰南岛牧羊人教堂。

美国夏威夷深度游。瓦胡岛钻石头山。

中欧两国深度游。波兰华沙波兰王宫。

德国科隆大教堂。

国内旅游一般不跟团，也是以自由行为主，近处则自驾游。图为游福建闽南土楼。

在厦门大澄岛参观原福建前线我军广播站。

北京郊区延庆古崖居。

京张结合部海坨山风景区。

回自己从军的第二故乡张家口坝上草原跃马扬鞭。

到重庆开州参观刘伯承元帅故居。

应邀参加父亲母校万县师范（重庆幼儿师范专科大学）百周年庆祝活动，在校史馆介绍父亲的展板前留影。

到北京第35中学外训部给青年学生讲授革命传统。校长朱建民颁发课外教员聘书。

接受中央电视台四套《国家记忆》节目记者采访，为解放战争济南战役提供素材。

应邀参加开国少将贾若瑜百年诞辰庆典。

我参与主编了《贾若瑜征程纪实》一书，作为贾老百周年诞辰的贺礼。

在中国美术馆参观秦大虎油画展。

秦大虎大哥的父亲晨钟与我父亲罗义淮是解放战争时期老战友，当时分别为27军政治部民运部长和宣传部长。

参加中央电视台《音乐公开课》节目制作，与歌唱家于淑珍老师合影。

看望父亲老首长、开国上将陈伯钧老前辈夫人陈琳阿姨，协助编纂《陈伯钧日记•文选》。

2010年《陈伯钧日记•文选》正式出版。

组织召开《陈伯钧日记•文选》再版曁开国上将陈伯钧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

看望父母亲老首长、开国少将仲曦东夫人刘锦林阿姨。

看望父母亲老战友、著名作家曲波夫人刘波阿姨。

看望开国少将高锐夫人张青松阿姨。高锐叔叔与父亲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搭档（分别任胶东抗大军训股长兼一营营长和宣传股长兼一营教导员）。

一起来看望张阿姨的还有红山小学老师徐一新。分手时与张阿姨及子女合影。右二为高兵群大哥。

到军事博物馆参观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主题展览。

2018年，经过八年编写，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感悟父亲老照片——献给父亲罗义淮诞辰百周年》一书。

该书由原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叔叔作序。2018年6月，我和夫人一起到迟叔叔家送书。

迟叔叔送给我他亲手栽培的沙漠玫瑰。

2018年，陪同夫人赴广西靖西参加原502野战医院老战友聚会活动。

502野战医院旧址在中越边境我方一侧，原为援越抗美所建。后来因人所共知的原因，又成为自卫还击作战的前方医院。老伴在一所医院前后参加了两场战争。这段历史怎能忘却？

1979年自卫还击作战纪念章。

中央慰问团的慰问品。

我们冒雨到靖西烈士陵园祭奠自卫还击作战牺牲的烈士。

我夫人战友的弟弟欧阳小雄连长是荣立二等功的烈士。我们找到烈士的墓碑，沉痛悼念并向欧阳小雄烈士敬献了鲜花。

我们参观了我军法卡山阵地。

在友谊关外合影留念，祈祷世界永久和平。

中越边界的德天瀑布，离502医院旧址很近，但老伴当年在此当兵时从未游览过。今天终于做了弥补。

我们还在当年我来南宁探亲时住过的简易平房前留影，回味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2018年11月，我自驾车去江苏徐州，参加华东野战军后代纪念淮海战役胜利70周年活动。

我在纪念会上做了淮海战役我军政治工作高标准的专题发言。

父亲生前最喜爱的淮海战役胜利纪念章。

与原27军主力部队235旅的代表合影。

接着，我自驾车赴南京看望原27军战斗英雄、江苏省军区原副司令员刘奎基叔叔和其夫人侯惠中阿姨，并给他们送书。刘叔叔高兴地唱起了胶东小曲。

返程回北京路过济南，与济南的27军后人欢聚一堂。我身后站立者为父亲老战友巴曌之子巴戈。

参观军中摄影家陈俨将军摄影展，与陈俨合影。我们都是原27军的后代，多年的好朋友。

参加周林频谱仪40周年庆典与老朋友周林合影。

我还帮助父亲老战友武世鸿叔叔整理出版了《烽火岁月献赤诚》一书。

2019年新中国建立7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我们几位共和国同龄人，戴上红领巾又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合影。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伴随共和国的成长，不断走向新的更大的胜利。

美篇写完后，正值本人72周岁诞辰。此时此刻，我最想感谢的是我的老伴和女儿、女婿，感谢我的所有亲人，风风雨雨一路陪伴我走到今天！还要感谢所有的老同事、老战友、老同学、老发小，感谢你们对我始终如一的关注、关心、关爱！小兵今后要到哪里去？当然是矢志不渝地继续听党话、跟党走，永远为人民服务，与绝大多数民众同行，共同奔向第二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朋友们，2049年见！让我们大家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