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大航海时代的海洋帝国

山水情怀

葡萄牙人开启的大航海时代，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机遇，使原本互相孤立的人类文明第一次完整地连接在了一起，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令人遗憾的是，大航海是欧洲国家由弱变强的开始，却也是中华帝国盛极而衰的转折。 ——题记 改变世界的大航海！ 中国人对于葡萄牙多少有点儿陌生，大部分人也许只对葡萄牙占领澳门有点模糊的印象，却并不知道这个位于伊比利亚半岛西南角、只有9万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居然是个世界性大国，殖民地曾经遍布全球，葡语是世界第六大语言，全世界母语是葡语的人口竟然有2.6亿，是葡萄牙国人的26倍。 早在西班牙帝国、荷兰帝国、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称霸世界之前，15世纪初葡萄牙就已率先成了世界的中心和霸主。借用历史学者张明扬的说法：与先前出现的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相比，葡萄牙帝国的比较优势并不体现在军事力量与领土面积上，而是体现在“广度”上，帝国的网络曾经长达地球一圈的四分之三，从欧洲本土到非洲西海岸再到印度果阿，从南美巴西到东亚马六甲和澳门，整个海洋上几乎都布满了葡萄牙帝国的商业和军事据点。 其实在所有曾经的世界性帝国之中，最不可能成就帝国霸业的帝国就是葡萄牙。军事上，当时的葡萄牙人口不足100万，人口存量决定它无法在陆地上投放有实质意义的军事力量，只能在海上拥有一些并不构成压倒性的优势；商业上，既不像英国和荷兰那样各自拥有代表国家实力的“东印度公司”，也从未拥有“海上马车夫”式的远洋船队；技术上更不值一提，葡萄牙帝国还没等到欧洲的工业革命来临，就开始走上了急速下滑的道路。 早在15世纪初葡萄牙就已率先成了世界的中心和霸主，图为葡萄牙首都里斯本！ 问题来了：作为一个“最不可能成为帝国的帝国”，葡萄牙是如何实现“超越常理的跳跃性”崛起呢？英国历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追问了同样的问题：“一个像葡萄牙这样人口和资源都很有限的国家，怎么能够航行如此之远并取得如此之多呢”？ 要追寻帝国崛起的历史真相，还需回到历史中的“葡萄牙时间”，回到那片“没有边界的海”。 葡萄牙被誉为“欧洲的船头”，图为葡萄牙最西端的罗卡角！ 站在欧洲大陆最西端葡萄牙罗卡角的悬崖上，大西洋凉爽的海风扑面而来，不禁想起葡萄牙著名诗人佩索阿那句让人振聋发聩的名言：“有界限的海，或许属于希腊或罗马；没有界限的海，属于葡萄牙”。是的，葡萄牙人的就从这里出发，开始了征服世界的大航海。 一、夹缝中求生存的蕞尔小国 丘吉尔说：“大英帝国的历史从凯撒开始”（指罗马征服）。其实不仅大英帝国，法国、德国、瑞士、奥地利、匈牙利、捷克，以及利比里亚半岛上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多个欧洲国家的历史都始于罗马征服。美国历史学家玛丽.帕米莉甚至认为：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事件比罗马征服带来的影响更多。 罗马人于公元前140年前后就征服了伊比利亚半岛，将葡萄牙称为罗马帝国的卢西塔尼亚行省。罗马人在这里修建公路、水渠和通向罗马的道路网络；种植谷物、橄榄，发展葡萄栽培技术；兴建公共浴室、大型剧场、博物馆、豪华别墅等公共设施；罗马帝国的统治在葡萄牙一直延续700年，罗马人为葡萄牙留下了拉丁语、基督教、基础设施和城市架构，罗马人的政治、法律、宗教、文化对葡萄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公元五世纪罗马帝国的衰败，伊比利亚半岛不可避免地陷入混乱和灾难。 公元711年，来自北非的穆斯林摩尔人从海上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像旋风一样横扫伊比利亚半岛，并马不停蹄地翻越比利牛斯山，进入欧洲腹地，在法国的普瓦提埃被称为“铁锤”的法兰克国王查理.马特迎头痛击，败退的摩尔人不得不返回伊比利亚。没错，这支摩尔人的入侵正是阿拉伯帝国“复兴伊斯兰”行动的一部分，因为从正面无法对抗东罗马帝国强大的海军，他们不得不采取迂回包抄的战略，企图以伊比利亚半岛为跳板、借道高卢征服罗马、然后合围君士坦丁堡。 但摩尔人的美梦未能实现。法兰克人胜利了，伊斯兰势力从此再没有踏入欧洲。 然而，败退的摩尔人返回伊比利亚之后却赖着不走了，并从此开始了对伊比利亚地区长达800年的统治。不愿接受穆斯林统治的基督教国家的反抗者只好退缩到半岛北部山区，开始了以卡斯蒂利亚王国为堡垒、以反抗摩尔人统治为“圣战”的长达7个多世纪的“再征服运动”。 亨利王子的塑像耸立在葡萄牙波尔图的城市广场上！ 1093年，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六世将私生女特蕾莎下嫁给勃艮第的亨利，作为嫁妆亨利因此成为葡萄牙伯爵，生下儿子阿方索一世。1128年，16岁的阿方索一世长大成人，萌生了独立称王的思想，遭到卡斯蒂利亚的强烈反对。阿方索一世随即放逐其母亲特蕾莎，起兵叛乱并打败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军队，在自己的封地上建立起独立的葡萄牙王国，成为葡萄牙历史上第一位国王。 伊比利亚半岛逐渐形成了卡斯蒂利亚、阿拉贡、那瓦尔和葡萄牙等四雄并立的格局。此时，“再征服运动”虽然胜局已定，但被挤压到半岛南端的穆斯林仍然坚守在最后的几个据点上。1249年，阿方索三世收复了葡萄牙南部的阿尔加威，首先完成了葡萄牙的“再征服运动”。 葡萄牙第一位国王阿方索三世战胜穆斯林摩尔人！ 而西班牙完成“再征服运动”、建成独立国家的时间算起来要比葡萄牙要晚两个多世纪。在此之前，并不存在一个名叫“西班牙”的国家，西班牙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和“共主联盟”而已。直到卡斯蒂利亚国王伊莎贝拉与阿拉贡国王斐迪南结为夫妻，并于1492年整合两国的力量攻克穆斯林最后一个据点格拉纳达，并宣告“再征服运动”胜利之后，欧洲历史上才有了作为独立国家的西班牙。但在很多时候，西班牙历史就是葡萄牙历史的一部分，两国之间就像两兄弟一样，相爱相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征服休达，抢占先机 就在西班牙人还在清剿肃杀境内的穆斯林摩尔人的时候，葡萄牙人已经开始了对境外摩尔人根据地的主动进攻。 亨利王子的父亲、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 1415年7月，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携亨利王子一起，出动战舰200余艏、海军1700人和陆军1.9万人穿过直布罗陀海峡，直击固若金汤的地中海要塞——休达，并在一天之内取得了这场战役的绝对胜利，轻而易举占领了这座的穆斯林港口城市。消息不胫而走，整个欧洲为之震动。 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葡萄牙和直布罗陀海峡南岸的港口城市休达！ 休达位于直布罗陀南岸，扼守大西洋、地中海咽喉要道，是非洲沙哈拉贸易的起点，也是伊斯兰世界最西端的贸易枢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此前很多人认为，休达易守难攻，即使十万大军围困，也难以撬开休达坚固的城池，难以想象一个国力羸弱的小国，居然如此胆大妄为且出手不凡。 其实，休达之战不仅仅是一次针对异教徒的报复性冲动，而是一次早有预谋的征服，是一场融合了中世纪骑士精神和十字军圣战热情的卓越的军事行动。葡萄牙贵族们早就对这场圣战的到来蠢蠢欲动，他们渴望建功立业，从征服中获得荣誉和财富，以证明自己的存在和强大。 他们用了三天时间烧杀抢掠，将城中财物洗劫一空，他们用异教徒的血洗手，表达对上帝的忠诚。美国历史学家罗杰.克劳利在他的畅销书《征服者》中写到：“他们洗劫了据说有两万四千名商人经营的商铺，横冲直撞地闯入富商们铺着华丽地毯的豪宅，奔入拥有美丽穹顶和铺设地砖的地下蓄水池。”亲眼看到了囤积丰富的胡椒、丁香、肉桂和宝石，第一次见识了东方世界的富饶和丰足。 曾经见证过葡萄牙辉煌历史的贝伦塔，是里斯本的地标性建筑！ 在此之前，欧洲与亚洲的贸易已被威尼斯和热那亚等地的意大利商人垄断，奥斯曼帝国的崛起进一步阻断了东西方的交流。葡萄牙人无缘从陆路打开东方贸易通道，对于东方大国印度、中国更是懵懂无知。休达征服，不仅完成了对葡萄牙航海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实战性检验，而且大大拓展了葡萄牙人的地理视野和征服野心。他们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渴望通过环球冒险和海洋探索征服东方以获取更多的利益和便利，在全球利益格局重新分配中抢占优势和先机。 葡萄牙大航海纪念碑上的亨利王子！ 休达之战使21岁的亨利王子走上了历史舞台。事实上，亨利王子才是休达征服的推动者和策划者。 亨利王子（也称恩里克王子）是葡萄牙阿维斯王朝国王若昂一世的儿子，母亲是英国兰开斯特公爵之女，亨利王子从英裔母亲那里继承了勇敢的骑士精神和虔诚的天主教信仰，渴望像父亲那样在战争中赢得荣誉。他一直认为征服休达是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便固执已见地说服国王和持有异议的大臣们，毫不犹豫地清除阻挡圣战的所有障碍，在困难重重、出师不利的情况下以“鲁莽和勇敢”的行动化险为夷，指挥这场战役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亨利的一生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那就是“圣战”和“航海”。作为虔诚的圣战份子，亨利时常表现出令人难以理解的偏执和冷酷，他一生未娶，把自己奉献给了毕生为之奋斗的上帝。 亨利王子画像！ 虽然具有非凡的勇气和过人的胆识，亨利却没有选择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而把目光投向了更为远大也更具风险的航海事业；他的圣战曾经让葡萄牙承受了巨大的风险和灾难，却最终也给葡萄牙带来了空前的财富和荣耀。正是在他的推动和领导下，葡萄牙以举国之力率先迈出了海洋冒险的第一步，王子因此被誉为“航海者亨利”，并成为“地理大发现时代”毫无争议的先行者。 三、探索海洋，征服世界 从1418年开始，亨利王子派出了一批又一批勇敢而坚韧的探险家和忠实于航海事业的水手，他们历尽艰辛、百折不回，在大西洋探险中先后发现马德里群岛、亚速尔群岛、几内亚、塞内加尔、佛得角和塞拉利昂；他所创办的航海学校和天文台收集了大量的航海信息，积累了宝贵的航海经验，使葡萄牙成了整个欧洲的航海中心；各国的航海人汇聚于此，因为只有在这里才能得到最精准的海图、最先进的造船技术和最令人振奋的航海发现。 征服海洋，从而征服世界！ 即使亨利王子去世之后，葡萄牙也从未改变过他们对航海事业近似于疯狂的追求。1488年迪亚士发现了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1497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1498年达伽马到达印度西海岸；1519至1522年间，麦哲伦以生命为代价，历时1082天实现了人类首次环球航行。大西洋从此不再是人类的一道屏障，而成为两个半球连接起来的通衢大道。 对于一路领先的葡萄牙人来说，前所未有的打击发生在1492年8月，哥伦布为西班牙发现新大陆的消息震惊了葡萄牙人，“就像苏联人造卫星震惊了美国一样。”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大卫.兰德斯认为：尽管如此，葡萄牙在整体航海制度和资金投入上的优势仍然不可撼动。第一次试航就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不过是运气好罢了，而葡萄牙的每一次航行，都带来先进的经验，刺激着技术的革新。 航海家迪亚士纪念邮票！ 接下来是葡萄牙全球发现的标志性时刻——1500年发现巴西；1501年发现马达加斯加；1507年发现毛里求斯；1510年获得第一块殖民地印度果阿；1511年占领马六甲；1513年进入红海；1514年来到中国，并于1553年取得澳门居住权；1543年来到日本……葡萄牙人在全世界快速推进，越走越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其他民族。 葡萄牙人的航海和征服在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统治期间达到了巅峰。在此前的航行中，葡萄牙人主要还是探索新航线，并搜罗沿线港口城市的财富。而占领印度之后，葡萄牙人把短暂的武力掠夺变成了长期的海外殖民，印度成为她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殖民地。曼努埃尔一世派出的舰队司令阿尔梅达、阿尔布开克先后成为印度总督，由此开启了帝国全球殖民的开端，使葡萄牙从一个蕞尔小邦秒变世界大国。 为了得到西班牙的支持，曼努埃尔一世国王选择了与西班牙公主结婚！ 葡萄牙人每到一处，“留下基督教信仰，带走了黄金和香料”，甚至不惜黑奴贩运。在葡萄牙人的刺激和带动之下，后来者西班牙、英吉利、荷兰等一起加入大航海和地大发现的行列，从“三角贸易”中获取了高额利润，积累了大量财富。他们的掠夺和征服虽然给殖民地造成了严重的灾难和祸害，但从长远来看，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融合和商品经济的流通，促进了殖民地历史的进步和发展。毕竟，人类文明的每一步都伴随着野蛮的脚步，正是葡萄牙人开启的大航海，才使人类逐渐脱离野蛮走进文明。 大航海时代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机遇，金银的输入刺激了自由经济的迅猛发展；世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物种的挪移和传播给人类带来了新生和希望；欧洲先进技术在全世界各地传播，影响到不同的渠道文明，改变了很多地域的政治格局……接下来西方资本主义的萌芽，英国工业革命的爆发，西班牙“日不落帝国”的诞生，荷兰“海上马车夫”的成功，北美独立战争的胜利，甚至欧洲长期引领并称霸世界格局的形成等，都是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的结果。 大航海使原来的世界变成了“全世界”，使原本互相孤立的人类文明第一次完整地连接在了一起，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从这种意义上讲，葡萄牙对于世界的贡献超过历史上任何民族。 改变世界的达伽马画像！ 基于这一观点，美国历史学家、《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世界历史应该从公元1500年开始。而此前的希腊罗马文明、中东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以及亚欧蒙古草原上的游牧部落文明等，虽然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但一直是平行而独立的存在。只有“达伽马时代的历史开启了西方扩张的500年，释放出了如今正塑造我们这个世界的全球化力量。（罗杰.克劳利语）” 四、“郑和远洋”背后的国家动机 令人遗憾的是，大航海是欧洲国家由弱变强的开始，却也是中华帝国盛极而衰的转折。 公元1500年之前，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灿烂辉煌的唐宋盛世，虽然“万国来朝”的说法有自我吹嘘之嫌，但唐宋两朝大体上社会稳定、政治开明、经济发达、科技先进、文化昌盛、商业繁荣，堪称中国历史最好的时代。 唐诗宋词是这个时代整体精神气质的诗意化表现，火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等“四大发明”已全面成熟并得到广泛应用，“丝绸之路”打通了与阿拉伯、波斯、印度等国的贸易交流和友好来往，唐朝首都长安、东都洛阳、北宋首都汴梁、南宋京城临安都已成为人口超过百万的国际化大都市，其繁华盛况让世界惊艳，一些日本和西方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宋代已接近现代化。 更让西方人不可思议的是，早在亨利王子、迪亚士、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等开始大西洋探险的六、七十年前，中国人郑和就已经完成了七下西洋的壮举，而且中国舰队的造船技术、船队规模当时都远非洋人可比。在美国历史学家克劳利看来，郑和远洋犹如“航海的史诗”，就像“登月行动一样先进”，代表了中古时代以来人类在掌控海洋方面所能达到的巅峰力量。 郑和远洋的壮举，早于迪亚士、麦哲伦、哥伦布、达伽马等西方航海家六、七十年！ 据记载，公元1405年（永乐三年），郑和带领的中国舰队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航海活动，毫无疑问，这是世界早期航海史上最壮观的一次远航。参与此次航海的船只多达两百五十余艘，人员超过28000人。此后，郑和持续28年（1405年~1433年）七下西洋，舰队远航至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沿途到访“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 ，包括占城国、爪哇国、三佛齐国、暹罗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和东非、红海等地。 然而，这场声势浩大的“壮举”除了付出高昂的代价，显示出天朝大国无远弗届的影响力之外，并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没有带来一寸海外领土，没有带回一项先进技术，没有得到任何经济利益，甚至没有受到任何思想观念上的影响……中国社会依旧如故，没有发生一丝一毫的改变。这样的国家行动犹如一场劳民伤财的“闹剧”，最终只能被史学家记载在干枯的黄卷里。 盛况空前的郑和远洋！ 郑和远洋究竟有着怎样的国家动机？又是怎样从轰轰烈烈到销声匿迹？为什么曾经领先的中国会与大航海时代擦肩而过？在全球利益格局重新分配的窗口期陷入由盛而衰的国运呢？ 历史的真相也许不堪回首，但一个敢于面对历史的民族才有希望。 说法一、追杀建文帝。明成祖朱棣称帝之前，曾以“靖难”之名攻下南京，火烧皇宫，但一直没有找到建文帝的遗骸，有传言说建文帝并未被烧死而逃亡海外，朱棣因此派郑和远洋追寻建文帝下落，好像无论死活只要找到建文帝，永乐皇帝“篡位”的污名就能洗白一样。 说法二、军事包抄。十五世纪初，一支由帖木儿领导的蒙古势力崛起，迅速统一金帐汗国、印度、小亚细亚，并摧毁奥斯曼大军，建立帖木儿帝国。在获取明王朝出现内乱（靖难之役）的消息之后，帖木儿伺机东征，以恢复成吉思汗的荣光，对明王朝造成了极大威胁。尽管帖木儿于1405年病死在东征路上，但他的继任者建立的蒙兀儿王朝依然让朱棣担忧。根据近年来一些历史学者的推测，永乐大帝派遣郑和远洋，正是为了从侧翼包抄蒙兀儿帝国，从根本上解决明王朝的北方威胁。 这两种说法都不足以解释这场耗资巨大、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国家行动。在我看来，郑和远洋的真正目的不过是一场受制于“雄主野心”的“大外宣”行动。明帝国以这种最极端的方式炫耀盛世，彰显国威，无非是为了宣扬中国皇帝的“英明神武”和“恩泽苍生”，以满足永乐大帝踌躇满志、聊以自娱的虚荣心，换取到访国的敬畏和仰视，心甘情愿地向中国皇帝称臣纳贡而已。 五、闭关锁国使中国错失良机 郑和远洋共总花费白银600多万两，接近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并付出了“军民死伤过万”的代价，除了换回一些供皇帝把玩的珍奇异宝之外，于国家毫无意义，不仅如此，这种赔钱赚吆喝的“买卖”还让帝国背上了沉重的负担。所以朱棣驾崩之后，远洋活动很快被明令禁止，这支强大的舰队也以其不堪设想的速度迅速崩溃。 永乐皇帝朱棣画像！ 继位的明宣宗朱瞻基顺理成章地把历史的轨迹扳回到了先帝朱元璋既定的“禁海”轨道上。到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年），政府颁布法令：建造双桅杆以上的船只触犯死罪；明世宗嘉靖四年（1525年），政府进一步下令沿海总督、巡抚摧毁所有能够远洋航行的船只，并逮捕任何驾驶船只下海的商人和百姓。此后经年累月，在“寸板不能下海”的严苛管控下，沿海省份船只数量锐减，造船技术日益荒废。“闭关锁国”的结果使中国彻底错失大航海。 中国人错过的岂止是大航海，随之而来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还有接踵而至的近代化和现代化，都被中国人果断而精准的避开了。一步走错步步错，也就是从大航海开始，中国才逐渐落后于被他们视为“蛮夷”的欧洲国家。 中国历来都是一个内向型的大陆国家，而不是外向型的海洋国家，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从不缺优良的海港，却大多闲置不用，朝廷经常做的事情就是淤塞港口，强迫沿海居民内迁。表面的原因是为了打击倭寇和防范走私，其实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北方人对于其不擅长的航海带有先天性恐惧，犹如以骑射得天下的满人入关后，对火器的打压与蔑视是同样的道理。 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不在海洋，而在于陆地，中国人一向认为天朝是世界的中心，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产，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中国更好。所以中国人缺少冒险精神与创新意识，两千年来重复着单一不变的王朝更迭，不关注社会进步，不关注制度变革，一门心思只想着维护秩序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当中国被动性地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后，当殖民事业把西方人与海洋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中国人在海洋竞争中必然会软弱无力、被动挨打。 大航海是欧洲国家由弱变强的开始，却也是中华帝国盛极而衰的转折！ “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再多花费一点儿力气，绕过非洲南端，进入大西洋呢？”大卫.兰德斯在他的著作《国富国穷》中给出一针见血的反思：受制于儒家思想、自傲自满、思想僵化偏狭的中国人是一个不积极的改革者和一个糟糕的学习者。中国人缺乏好奇心，墨守成规，因循守旧，没有欧洲人的贪婪与激情。对任何创新都表示怀疑，任何非奉命提出和预先经过批准的倡议都不会被接受，这种抱残守缺的氛围不利于自由探索的精神。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曾经给人类作出过很多贡献，倘若没有令人窒息的国家控制，这些聪明才智无疑会使中国更富裕，更早迈进现代化。 葡萄牙里斯本风光！ （2021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