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生活

荷

难忘的大学生活

“高考上大学”，是现在中学生们的既定奋斗目标，但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却是遥不可及的幻想。自1966年“文革”开始，大学高考招生就已中断，当时的我正读小学三年级，虽后来也断断续续读完了五年小学，又用三年时间跨越式上完初中高中，却已没有了考大学的机会。这时的我们，对“大学和大学生”几乎没有概念和认知。1973年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我，幸运的赶上了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政策，内心又充盈着一个希望：我要上大学！两年的默默努力换取了珍贵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兴奋、激动、新奇、忐忑……复杂的心绪使我彻夜难眠。1975年，怀揣着美丽的“大学梦”，走进了大学校门，开始了憧憬多年的大学生活。回忆起那三年的大学生活（当时不论本科专科学制均为三年），一件件往事历历在目。

一、“八轮教学”

与我同时入学的共有91名学员，其中正式学员85名，还有工厂及部队等单位选送的代培生6名。入学后经过两个月的医院实践，更确切的说是诸如打扫卫生、送化验单等跑腿杂活的历练，终于开始了正式的医学课程学习。当时的教学方案被称为“八轮教学”，就是把学生分成8个小组，每组10人左右，以小组为单位，以周为教学单元，循环授课。也就是说，第一组第一周上解剖课，第二周上组织学，第三周上生理学，第四周上病理学，第五周上内外科学，第七周妇科儿科，第八周上五官科；第二组第一周上组织学，第二周上生理学……以此类推。设想很好，但效果不佳，第一组尚可按顺序进行，而后面的小组不是“颠三倒四”就是“倒着上课”。我被分到了第7组，第一周全组成员就去了妇产科，当老师问到“骶髂关节”在哪里时，我们没有人能够回答得出来，因为还没有接触解剖学呢。其他科室老师遇到的也是同样的问题，老师们叫苦不迭，已到临床的学生基础知识都没有；学生们晕头转向，什么基础都没有无法进行临床实践。老师和同学们都意识到这样的教学方法行不通，需要及时作出调整，于是集中反映问题，校领导经过广泛调查、座谈交流，对教学方法重新调整，“八轮教学”终结。今天的学生们可能想象不到我们上大学时的艰苦。“无书可读”，是我们学习的最大阻碍。曾记得，在图书馆偶然看到一本衡阳医专赠阅的病理学，只有一本，不能借走，于是我用一周的时间把它全部抄了一遍，为了今后可以反复学习。我们上课，没有教材，也买不到参考书，唯一可用的是教材科一位侯老师每天刻蜡版油印的单片讲义，正是因为太少太珍贵，当我们拿着每天分发到的、带有浓浓油墨香的讲义，总是学得如饥似渴，常常点着蜡烛（当时经常停电）学到深夜。当然也有让现在的学生无比羡慕的事情，那就是不会经常考试。两年的学习，只在第四学期末，即将到医院实习时，才组织了一次正规的内外科考试；在毕业前组织了内外妇儿的考试，这就是档案中可以查到的、有记载的在校成绩，依据这两次成绩来决定是否能够顺利毕业。然而，尽管没有考试的压力，大家仍然非常认真刻苦地学习，从不懈怠，因为我们深知这学习机会的来之不易。

二、“开门办学”

“开门办学”，是为了响应毛主席关于“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要学工、学农、学军”，“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的号召。通俗的说就是学生不能光在教室里读书，要“经风雨，见世面”，在社会实践中经受各种磨练。在1976年6月至7月，75级的同学分别被安排到土右旗的几个公社，我所在的第七组被分到了苏卜盖公社美岱桥大队，和我们同去的还有五位老师。这样的办学方式，教学内容也更丰富多彩。劳动是必不可少的，7月正值收割小麦的时节，同学们的农活虽比不上当地农民，但也干的热火朝天，累并快乐着。根据当地实际，开展公共卫生知识普及，为当地老乡义诊、针灸、普查地方病和常见病（地方性甲状腺肿，俗称“大脖子病”），学习堆肥发酵方法等内容，才算是与我们的正式教学实践内容。六月的九峰山，美丽非凡，有潺潺的山间小溪，有葱葱的白桦林，还有山丹花开红艳艳，在这里采集中草药标本也是乐趣无穷。当然，那时的我们还年轻，也会遇到意外。一次，经过30多里的徒步行走，我不慎被一块滚落的石头砸伤了脚趾，简单的包扎后硬是坚持走回到驻地，第二天自然就不能下地干活了，帮厨做饭就成了我学习经历中的附加内容。回忆起当年的生活条件，真的是十分艰苦，一周只能最多吃到两次白面馒头，更多的是吃玉米面窝头、钢丝面和几乎没有油水的白菜汤。尽管如此，大家苦中作乐，每天都那么开心快乐。两个月的开门办学很快就结束了，就在我们把行李放在马车上运走后，赶往车站准备返校的路上时候下起了瓢泼大雨，淋得像落汤鸡般的我们，仍然兴高采烈地行走在低洼泥泞的乡间小路上。 “开门办学”让我们学习知识的同时，体会到了劳动人民的艰辛，感受到了淳朴农民的热情，磨练了艰苦学习的意志，培养了吃苦耐劳的精神，收获颇丰。直到今天，离开时依依惜别的老乡和那段难忘的学习经历依然历历在目。

三、“多灾多难”

记忆中的1976年，我们经历了艰苦的磨砺，记忆中的1976年，国家遭遇了许多的灾难。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世，举国哀悼；7月 6日朱德总司令辞世，令人悲伤；7月28日唐山大地震达7.8级，举世震惊；9月9日，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更是令人悲痛不已！就在我们从乡里返回校园的第三天，学校就召开了“抗震救灾”动员大会，市里决定从我校抽调部分学生和临床教师组成“抗震救灾”医疗小分队（大约50余人），跟随包头铁路局的一列火车前往唐山转运伤员。同学们群情激昂，踊跃报名。作为团支部书记的我，理所当然带头报名，但是很遗憾没有被选中，因为我的老家在白洋淀离唐山很近，也是地震波及地区，不宜前往。怀着遗憾的情绪欢送同学小分队离开学校后，剩下的同学略显沮丧，为不能到赈灾一线而感到懊恼，但很快找到了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为前往灾区的同学们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于是留下的同学又投入到清洗衣物、整理宿舍等行动中，以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正值酷暑时节，前往灾区医疗小分队的同学们在炎热的季节，很快投入到救援的工作中，他们共转运伤员两趟，分别送往西安和平顶山，在空间狭小、空气污浊的火车车厢里，用自己所学的有限医学知识，尽最大可能努力地照顾着各式各样的伤者......；火车停靠的站点虽有来自当地人民送来的各种食品和物资，但充满悲伤的气氛和环境，总是让人无心进食、难以入眠。当我们再次见到参与“抗震救灾”的这支小分队时，见到的是又黑又瘦、满是疲惫的同学们，但我们为他们感到骄傲，他们为能参与救援感到自豪。

四、历史转折

1976年，是难以忘怀的一年，这一年我们学习，我们成长；这一年我们悲伤，我们哀痛；这一年我们经历了艰难磨砺不断成熟。1976年，也是国家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四人帮”被打倒，“文革”基本结束，作为学生的我们，学业也逐渐恢复正常。时间飞逝，进入到1977年，两年的理论课程即将结束，9月我们将进入医院进行正式临床实习，大家摩拳擦掌，暗下决心：一定要充分利用临床实习的机会，弥补之前浪费的时间和损失。按照学校统一分配，我进入到一附院实习，在那里我有幸遇到了一批具有敬业精神且医学专业水平很高的老师，他们优秀的品德、独特的个人魅力和高超的医疗技术，深深的影响着我，使我受益终生。1977年，对于我国教育事业的整体发展来说，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的11月，我国重新恢复了高考。于是在1978年的春天，学校经过多方努力恢复了五年本科院校的学制，学校迎来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新生，为学校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恰恰在这一年，75年入学的我们刚好毕业，处于历史转折过程中的我们，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束了“工农兵大学生”的特殊历史时期，迎来了本科大学的新时代。我们是幸运的，虽学习、生活条件艰苦，但能够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那份感谢与激动的心情，是现在年轻人难以体验的一种情感。我们的同学年龄差距较大，最大的当时已经30多岁，家有儿女，最小的18岁，跟现在的大学新生差不多；文化基础参差不齐，较高的基本达到高中文化水平，初中、小学水平的同学也不在少数，但大家都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感恩党和国家的培养教育，即使在十分艰苦的学习环境中，都始终坚定对医学事业的执着信念，努力打拼。这份初心始终不变，这份使命一直坚守，我们75级同学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为祖国医疗及教育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们中有的已升任厅级、处级领导岗位，有的继续学习出国深造取得博士学位，有的在医学教育事业上成为二级、三级教授，成为名医、名师和各学科的领军人才，做出了骄人的成绩，交出了美丽的答卷。光阴荏苒，不知不觉间，母校迎来了60华诞，我也在母校走过了40年的执教职业生涯，为母校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微薄之力。在这里，我感受到了母校发展的巨大转变，见证了母校取得的辉煌成就。

2018-1-20写于母校60华诞前夕

毕业照

当时的学校大门

不记得谁给拍的照片，应该是刚入学不久拍的。

1976年二班的同学们在学习时事政治

1976年开门办学

学校对面的钢铁大街路边

八一公园

当年学校女蓝球队员

当年学校女蓝球队员

当年学校女蓝球队员

1977年学校运动会期间，荷枪实弹的执勤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