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学习教育要谨防陷入“四个误区”

海南警盾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动员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如此大规模地系统性地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对于我们广大普通党员而言，不仅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全面了解党史的机遇，更是一次难得的正本清源认知党史的机会。因此，在党史学习教育过程中，要自觉清除过去一个时期以来在党史方面出现的“杂音”，谨防陷入“四个误区”。

　　一是要谨防陷入“权力之争”误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 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百年党史，就是一部不断自我革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100年来，就在不断地自我革新、自我革命，勇于面对问题，敢于纠正失误，善于同来自内部的错误作斗争。但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妖言惑众，把正常开展的党内斗争归结为“权力之争”，庸俗为“争权夺利”“害怕大权旁落”，从而达到抹黑中国共产党历史，丑化中国共产党的目的。例如，把古田会议之前的“朱毛之争”、遵义会议期间与博古李德的斗争、长征途中与张国焘的斗争、甚至延安整风等等，都说成是“权力之争”。他们的蛊惑之所以有一定的“市场”，是因为党内开展政治斗争、路线斗争，会表现出“权力”特征。例如“朱毛之争”是由前委与红四军军委之间的关系引起的，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等，这种党内斗争表现出的“权力”外化特质，被别有用心地利用，如果不加以深刻分析、科学辨别，很容易掉进他们精心设计的“权力之争”陷阱。

党史上发生的党内斗争事件，都是因为在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建党建军途径、处理党外关系政策策略等大是大非问题而产生的政治路线斗争。在探索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时，发生了认识分歧、观点碰撞，加上个人性格因素影响，使“斗争”的形式多种多样，有时还表现得非常激烈。但无论斗争多么激烈，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那就是所有的党内斗争都是建立在坚定的革命信仰基础上的。虽然斗争形式表现出领导权问题，但都是出于远大的政治抱负、理想信念，为了更好更快地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绝对不是为了个人一己之私。例如，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冒进，是迫切希望尽快取得革命成功。当年中央苏区项英、任弼时、刘安恭、博古等批判毛泽东，就是认为毛泽东的领导方法是右倾，认定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朱毛之争”的核心在“新与旧”上，即究竟如何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建设新型人民军队、如何建设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年仅24岁的博古挑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担时，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反“围剿”策略，就是不想丢弃用鲜血和生命建立起来的苏区。李德的指挥虽然给红军造成了非常重大的损失，但他作为一个外国人，能够提着脑袋献身中国革命事业，也足以令人感动。遵义会议上唯有凯丰坚决反对毛泽东重新掌握军事指挥权，绝对不是他对毛泽东有什么个人成见，而是认为毛泽东不过是看过几本《孙子兵法》一类的古书罢了，根本不懂马列主义，不可能领导红军走出困境。终归一句话，这些斗争都是在抱定革命信念的前提下，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事业而进行的，虽然表现出“领导权”问题，但都是为了挽救红军、挽救革命、挽救党，寻找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假若如一些人所言，发生的这些党内斗争就是为了个人的“权力之争”“争权夺利”或升官发财，试想，这些当年翻江倒海的人物，有必要投身到随时可能牺牲个人生命的革命事业中嘛？

二是要谨防陷入“超越时代”误区。学习党史，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要用历史的眼光，不能以后来的情况变化、今天的环境条件来衡量或曲解过去发生的历史。也就是说，不能陷入“超越时代”的误区。例如对陈独秀的评价，我们党在历史上已为其作过定论，但后来出现了很多“翻案”性文章或文艺作品，无视他所犯下的错误，片面地予以拔高美化。以历史的眼光看：陈独秀为创立中国共产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无论什么原因，他作为党的总书记，犯下了右倾错误也是不争的事实，后来搞“托陈取消派”更是无法否定的事实。
再如，以今天的改革开放来污蔑毛泽东时代是“闭关锁国”——这种观点甚至被炒作得几乎成了“定论”。全然不提新中国建国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专门组建国际组织——“巴黎统筹委员会”（即“巴统”）对我实行孤立、封锁、禁运的事实，全然不提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为冲破西方封锁所作出的艰巨努力，全然不提如何通过中法建交改善与西欧关系的，全然不提毛主席创造性的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亚非拉朋友把我们“抬进”联合国，全然不提毛主席是如何通过“小球推动大球”从而打破中美关系坚冰……说到底，某些人就是企图通过“超越时代”等手段“评价”党史事件，达到污化党的历史的目的。
毛泽东讲过：“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党在一定时期的活动是受历史时空条件限制的，不管组织或个人，无论取得胜利还是遭受失败，都是与认识、把握时代条件和革命规律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学习党史过程中，认识理解、分析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更应尊重历史背景，不能跨越时代条件而任意拔高或贬低。

　　三是要谨防陷入“本末倒置”误区。党史学习教育要把握主流、主干，注重逻辑性、系统性、完整性，最忌把主次关系、轻重位置弄颠倒了，陷入本末倒置的误区，甚至舍本逐末，抱着“猎奇”心态，不在根本性、完整性上下功夫，反而只在枝节问题上动歪心思。

百年党史的主流、主干是什么？百年党史就是一部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奋斗史。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义无反顾地、前仆后继地带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进而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再进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奋斗的历史。这个主干主流脉络是非常清晰的，更是党史的真实写照，也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但是，一个时期以来，一些企图不端的人知道撼动“大树”不易，便把心思放在“枝节”上，以所谓“反思历史”“还原历史”“重新评价”为名，打着“学术公正”“尊重史实”的幌子，借助新媒体、自媒体等平台，专门在一些枝节、细节上搞“演义”，以“发掘”所谓的“秘闻”为噱头，吸眼球，还有借“文学作品”形式，肆意歪曲党的政策和党的形象，通过抹黑英雄人物、甚至开国领袖，美化敌对势力人物形象、甚至抬高民族历史罪人等手段，达到搞乱人们对党史的正确理解、否定和攻击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目的。

所以，党史学习教育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正本清源机遇，坚决不能人云亦云，要学会独立思考，学会鉴别真伪，通过对党史主流、主干的认知，科学理解百年党史，实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坚定“四个自信”和历史自信的目的。

　　四是要谨防陷入“学用脱节”误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这次党史学习教育“总的来说就是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教育引导全党同志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这就明确提出党史学习教育要做到“学用结合”，不能满足于“学过了”“看过了”“听过了”，要防止“水过地皮湿”，要在“用”字上下功夫，在实践中见成效。

什么是成功学？百年党史就是最大的、最好的成功学。因为百年党史既是一部艰苦创业史，也是一部不断走向成功的历史。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不倦地探索寻求。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等都未能成功。辛亥革命也只是推翻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依旧无法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和割地赔款，山河破碎的现状。中国共产党能够从200多个政治派别中脱颖而出，带领中国人民完成无数仁人志士和政治党派的夙愿，靠的绝对不是运气、侥幸与偶然，而是有着自己独特的成功之道。

毛泽东主席说过，他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习近平指出，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添很多正能量。”所以，作为党员，在党史学习教育过程中，既要通过学习增强政治信念，坚定跟党走的决心，还要充分认识到，百年党史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宝贵经验，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成功学“秘笈”和“瑰宝”，在党史学习教育过程中，要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学习消化吸收红色基因、管理智慧，在实际工作中，用好用活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积攒起来的宝贵的成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