釆访人物忆旧

西江月

1982年大学毕业后分到报社，干了几十年新闻工作，釆访了不少人物。退休无事，略加回忆，将其中一些有特点的釆访经过写出，与朋友分享。

丁玲

1984年春，丁玲来宜昌，我去釆访。她刚访美回国。那时美国在我们年轻人眼中，还极神秘。我问了她对美国的观感，老作家很认真很耐心地回答了我的问题。

那年她整80岁，但心态不老，衣着也尽量往年轻了打扮，穿一件红色毛衣外套，还向外翻出白底绿点点花的衬衣领。丈夫陈明，小她13岁，亦步亦趋地扶持着她。我猜丁玲的鲜艳着装，可能是为了从外表上缩小与丈夫的年龄差距感吧。与着装相匹配的是，她极愿与年轻人交流。在三游洞，她被一群大学生认出，顿时围了个里外三层。随行工作人员试图阻拦学生，反被丁玲劝阻。在张飞擂鼓台附近，她又被一男一女两位青年拦住了。两青年说他们从厦门来，沒想到在此巧遇大作家，名胜遇名人，很是惊喜，一定要丁玲在自己的日记本上签名。丁玲极爽快地签了。我拿过本子一看，那“丁玲”二字很有力度，不像八十老妪所书。可后来当三游洞管理处领导请她为三游洞题词时，她倒推辞了好半天才应允，完全没有为青年签名的那股爽快劲儿了。

丁玲还在宜昌作了一次讲座。她虽然曾是著名大右派，但从她的讲座看，她的思想不仅半点不右，反而有些偏左。一些观点，很是保守，与当时思想解放的大气候有点不搭。我的观感，至少比当时周扬及大部分文艺界人士的观点要左，且左得不是一星半点。看来，当年把她打成右派，硬是百分之三百的冤案。

(下图：丁玲在三游洞题词。左后为丁玲丈夫陈明先生，右后是我。）

姚雪垠

1985年秋，听说著名作家姚雪垠来宜，住在桃花岭饭店。我当即和本报摄影记者宋华久前去釆访。那时年轻，很是冒昧，打听到姚老的房间号后，我俩中午就去敲门，结果打搅了姚老的午睡。姚先生倒无不快之意，和气地请我们坐。当看到宋华久端着相机时，他特地去换上西装打上领带，一丝不苟地系好皮鞋鞋带。这让我俩见识了老一辈作家的认真和严谨。

在釆访中，我从他三十年代的成名作《差半车麦秸》问到他的代表作《李自成》。先生语速不快，缓缓道来。虽年迈，但记忆力很好。只是不苟言笑，釆访气氛难以活跃。先生告诉我说，他生于河南，但长住武汉，现虽移居北京，对湖北的情愫依然。而宜昌，最是湖北的灵秀之地，也是他最爱走的地方之一。

(下图：我釆访姚雪垠先生的工作照)

乔羽

1987年11月初，著名歌词作家乔羽先生率当时中国几位顶级词曲作家，来宜釆风。宜昌几家媒体都派出记者，随行釆访。我作为记者之一，和乔羽一行度过了难忘的几天。

他的几位同行,  戏称他为“乔老爷”,  也有称他“词头儿”的, 意即他是中国写歌词的“头块牌”。乔老爷也不假装谦虚，爽快地承认自己就是“词头儿”：我若不是词头儿，哪谁是呀？

乔老爷个子偏矮,  白发稀疏,  慈眉善目,不管啥时,  脸上总现出一副笑眯眯的模样,活象尊弥勒佛。极普通的一个人,  一点儿也没有“词头儿”的架子。

我告诉乔老爷:  “我流鼻涕时就唱您写的歌,一条大河波浪宽呀，让我们荡起双桨呀、刘三姐呀……”  乔羽摆摆手：“嘿,我那些歌,老唱怕也唱厌了。”  旁边一位广播电台的记者接话说 :  “您写的《我的祖国》，可是百唱不厌的,  前几天我们还接到听众来信,点播这首歌呢。”

其实,  这首歌的生命力,  乔羽自己是最清楚的。他告诉我这样一件事: 1985年除夕之夜，美国纽约的一群中国留学生在一起守岁。他们遥望大洋彼岸的祖国,不约而同地唱起了“一条大河波浪宽……”。唱着唱着,  大家都泣不成声。在异国土地上唱起这首歌,  那个中滋味,是国内人很难体验到的。

我自然而然地问及《我的祖国》的创作过程。乔老爷的回答倒挺简单 : “1956年,电影《上甘岭》的导演请我为这部片子写首歌。我看了样片后,  闭门冥思苦想了十几天,  然后一气呵成,  挥笔而就”。乔老爷说，醖酿时间长，真正动笔写成，不过半个来小时。

言罢，乔羽久久望着眼前的宜昌江面。好一会儿后，才缓缓说道：写这首歌时，我心中的一条大河，就是长江，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当时才29岁的他,怎么也想不到这首歌会成为几十年传唱不衰的经典之作。

乔老爷极幽默，好说笑话，常常一语既出，满堂大笑，他自己却不笑，最多眯眯眼。他还写得一手不错的瘦金体。在三峡游轮上，不断有人求字。乔羽来者不拒，以握管濡翰为乐。

(下图：乔羽先生与我合影于三峡游轮上)

晓光

知道晓光这个名字的人很少，知道《在希望的田野上》的人很多。

他是这首歌的词作者。

我釆访他，也是1987年秋，他来宜昌釆风时。时间是11月7日,地点在正徐徐驶岀葛洲坝船闸的旅游船“轻舟”号上。

他的体貌,倒更象一个电影演员，蛮帅！近一米八的个头,方方正正的脸上是端端正正的五官,江风一吹,头发微拂,更显出几分俊朗潇洒。年近四十,可看上去顶多三十二三年纪。我戏语道:  “ 你倒更象个大龄青年。”

话题自然而然地引到了《在希望的田野上》。晓光说,  这首歌动笔写出来只用了半天,  可醖酿却用了整整两年。1978年,  农村改革刚刚开始,  晓光就下到四川农村深入生活。他看到了土地承包之后,农民对土地的那种深情,  看到了广阔的田野从萧条走向兴旺。刚开始,  也曾有农民手捧着田野的泥土,  担心地问他:  “会不会啥时又把田地收回去再搞大呼隆呢?”  可过了两年,  到了1980年,  他渐渐听不到这种担心的询问了,  而更多地看到的是 “禾苗在明媚的阳光下生长, 生活在人们的劳动中变样” 的新田园图景。

田野上的一切一切，一点点在他心头积淀，一次次在他心头冲动，终于在1980年的一天，变成了《在希望的田野上》。人民音乐家施光南为此谱曲。晓光告诉我，那天，他和施光南在录音棚听完试唱后，两人一同站起来，两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成功了！

听罢晓光的介绍，我不禁说出四个字：珠联璧合。他莞尔一笑，算是默认。

晓光对我说，他自己, 对这片土地，这片田野,有着深深的眷恋。他的前妻,是一个作曲家,几年前去了美国。她曾几次写信要晓光到美国定居,  而晓光的回答却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不, 我离不开这块土地,  这片田野;  我的歌离不开这块土地，这片田野。最后,妻子提出离婚。在妻子和这块土地之间,  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

九十年代后，晓光走了仕途，曾当过文化部副部长。可能由于政务繁忙，作品便渐渐少了。

（下图：晓光与我合影于三峡游轮上)

谷建芬

与乔羽、晓光同行宜昌的，还有著名作曲家谷建芬。她那年52岁，精明强干的样子。她写的歌当时就已唱遍大江南北了。

釆访她是一种轻松愉快的享受。因为谷建芬说起话来,象她写的歌曲一样流畅。“我生在日本大阪,长在海滨城市大连。我还是第一次这么久、这么近地和长江呆在一起。昨天站在三游洞至喜亭上,我想起乔羽作词，我作曲的一首歌《河流》,不禁在心里默唱起这首歌:‘人人都有幸福,人人都有忧愁。有时幸福是忧愁的前奏,有时忧愁是幸福的源头。幸福的河流，忧愁的河流,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她象人类的胸怀一样宽广,她象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

在宜昌，她和同行的词曲作家到长江机床厂釆风。在厂方的招待晚宴上，东道主盛情邀请谷建芬唱歌。她大大方方走到餐厅正中说，最近，我和乔老爷合作创作了一支歌曲，名叫《思念》，还沒发表，今天，我首唱给大家听。言毕亮开歌喉，竟是相当好的音色！“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唱罢，满堂掌声爆棚，大呼好听。次年春晚，这首歌由她的学生毛阿敏演唱，大红！

（下图：在三峡游轮客舱中，谷建芬接受我的釆访）

张贤亮

1997年夏，张贤亮带着几个作家、学者，自渝来宜。在宜其间，曾应邀作客本报。

虽说是著名作家，可他一点也不端着。举止不像老文豪，像小顽童。随行一位女作家，看上去与张贤亮熟稔，两人不断逗笑打趣。张贤亮题字时，女作家凑近观看，大作家冷不丁回头亲了她一下，瞬间笑翻一屋人。是真名士自风流。果然！

他的名作《灵与肉》改编成电影《牧马人》后，爆红。后来有个叫曲啸的人被誉为现实中的牧马人，到处演讲，也红过一阵；所以我便问他对这事怎么看。他有些不以为然地一笑说，两者没什么关系，我的小说是我的小说，他曲啸是曲啸。

张贤亮的书法不错。他应邀为本报题字后，粉丝们纷纷向他索求墨宝。对好几个女粉的求字，他多书“蕙质兰心”，也不怕重复。我自然也不能“免雅”，亦向他求字。他给我的书房题匾“半闲斋”，又把他自己的一首诗书赠与我。

（下图：张贤亮先生赠我的墨宝)

邵燕祥

邵燕祥先生是五十年代就成名的大诗人，当年是歌颂类抒情诗歌的代表性作家。在1956年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中，23岁的诗人风流倜傥。不想次年却被划右。1979年平反后，邵先生改写杂文了。

我见到邵先生是2000年夏在成都，共同参加《四川文学》举办的笔会。67岁的邵先生早已褪去风流倜傥的诗人之风，成了个和蔼低调的老者。他与我釆访过的张贤亮先生年岁相仿，却全然两种画风。邵先生讲话，轻言细语，娓娓道来。别人讲话，他静静听着，很少插话。和邵先生在一起，感觉很舒服。喜欢听他说话，也喜欢对他说话。

笔会结束后，与会者结伴同游九寨沟。邵先生对80多岁的严秀（曾彦修)先生照顾有加，是个很细心的人。

从四川回宜不久，就收到邵先生寄赠的他的杂文集。

先生中年之后，由诗而转写杂文。这一转，又成大家。真正的人杰，干啥成啥。

(下图：邵燕祥先生与我在成都杜甫草堂)

王馥荔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王馥荔算得上是大红大紫的电影明星。从七十年代的《金光大道》到八十年代的《天云山传奇》、《咱们的牛百岁》，她圈粉无数。

1984年3月，王馥荔来宜昌拍摄电视剧《热泉》，选中了市二医院作为拍摄场景。我和摄影记者宋华久釆访了她。

3月9日上午,  在二医院二楼一间窄小的房间里,  拍戏前的王馥荔，正在同十几个医护人员欢谈。我俩闯进去“突击采访”。

人多,  却只有两个凳子。她让我们坐,  我们让她坐,  结果,  干脆都不坐,  站着谈。

她穿一件深蓝色滑雪衫,  烫发,  个头不高,  看上去比银幕上年轻。大概是因为她总是一副笑模样,  所以给人一种恬静温柔的感觉。

这种感觉使我找到一个话题 :  “ 您从影以来,  一直扮演贤妻良母型的角色,  而最近在《咱们的牛百岁》中演了一个泼辣的寡妇菊花,  由婉约派变成豪放派了。”王馥荔嫣然一笑 :  “当《咱们的牛百岁》的导演赵焕章邀我去演菊花时，我非常乐意地接受了。因为这可以把我的戏路拓宽。老演一种类型，自己也会演烦的”。

在正在拍摄的《热泉》里，她演一位医生。王馥荔热情地邀请我们：“下午要拍我的戏，请你们来看看。”

下午二时,  我们来到拍摄现场——手术室。只见王馥荔身穿白大褂,站在手术台旁。一声“开拍”,  她立刻紧张地做起了“手术”。操作器械“开刀”、“缝合”的那个熟练劲儿,  看上去真像一位长期在无影灯下工作的医生。

二医院的同志告诉我们,王馥荔为了演好医生,   跟了三次真正的手术。就在前一天,  她跟着一位医生做了一个骨科手术,  充当第三助手,  从下午两点一直站到六点半,腿都站麻了。

难怪这天她做“手术”这么“老练”呢。

(下图：我在市二医院釆访王馥荔)

翟俊杰，“张学良”及“高传宝”

1982年初春，我大学毕业后当记者才两个月。一天，我办公室走进一个40岁左右的男人。他向我介绍自己：“我叫翟俊杰，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我们一个摄制组正在西陵峡拍摄电影《木屋》，想请贵报去宣传报道一下。”这位翟俊杰，后来成了大名鼎鼎的导演，导演并参演了电影《血战台儿庄》，导演了电影《大决战·淮海战役》、《长征》等大片。但他走进我们报社的那天，还只是电影《木屋》的制片，寂寂无名。

我自小就喜欢看电影，更对如何拍电影有兴趣；而且从来没见过怎么拍故事片，对这种釆访自然大喜，立即约上摄影记者宋华久，乐颠颠地跟着翟俊杰去了摄制组。

《木屋》是反映葛洲坝工程建设的一部故事片。摄制组住在葛洲坝招待所。只有导演李新住单间，其他演职人员都住双人间甚至三人间。他们中间有不少大腕。

我一眼认出了在一年前公映的电影《西安事变》中扮演张学良的金安歌，立即逮住他釆访。金安歌告诉我：“其实原定演张学良的不是我，我本来是演戴笠的。演张学良的是一个外貌很像张学良的演员，可拍了几个镜头后，导演觉得这个演员没演出将帅气度，把少帅演得像个团长，就打算换人。一天看到我，觉得有几分像张学良，便让我试镜。一试就0k了。”金安歌在银幕上演少帅风度翩翩，帅呆了，可在银幕下却不修边幅，整天穿一件皱巴巴的衣服，甚至可以说有点躐遢。

另一位演员朱龙广，曾在电影《地道战》中出演男一号民兵队长高传宝。《地道战》拍摄于1964年，距此时已有18年，“高传宝”已发福了，乍一看没看出来，只觉面熟，经翟俊杰介绍，才一拍脑袋惊呼：原来您是⋯⋯。不过发福归发福，眉宇间还能寻岀当年高传宝的英气。我对他打趣说：文一革时没电影看，天天只能看“三战”，我一年至少看你十遍。朱龙广哈哈一笑说：也耽误了我10年呀！不然当年借着《地道战》的火爆，10年中我一定会接拍很多电影，会比现在有名得多。如今胖了老了，演不了英俊小生了。所以观众只知高传宝，不知朱龙广。

通过这次釆访，我才知道，原来拍电影是个苦差事。摄制组每天清早4点起床化妆，然后驱车到西陵峡中的外景地。外景地搭了个木屋的景。这木屋只用于拍外景，屋中的内景要回制片厂摄影棚再搭景拍摄。所以只拍屋外镜头，屋里是空的。初春的早晨还很冷，屋里生了一盒炭火，临时成了演职人员的休息室。

导演李新要求很严，演员经常拍好几遍也过不了，忍不住发点牢骚。轮到别的演员拍摄时，“张学良”和“高传宝”就躲进木屋里，一边烤红薯，一边小声骂导演。那情景至今想来，仍忍俊不禁。他俩告诉我，拍电影虽然容易出名，但实在无趣；演戏还是演话剧过瘾，一气呵成，与观众面对面互动，享受现场掌声，爽！

（下图：与电影《木屋》摄制组几位演职员的合影。前排左一翟俊杰，右一朱龙广，左二宋华久，后排右一金安歌，左一马冠英，后排中是我）

马识途

知道马识途的名字很早。1968年，我12岁。那时无书可看，有一日寻得一本小说《清江壮歌》，一看就入迷了。作者马识途和这本小说，当时都已被定为黑帮黑书。少年的我不管这一套，只要好看，照样感动，照样入迷。书中的一些诗歌，还能背下来。

待见到作家本尊时，我已44岁了。2000年夏，我应邀到成都参加《四川文学》举办的杂文随笔笔会。其间，四川省杂文学会邀请我们参加他们的年会。马识途先生时任四川省杂文学会会长。在会上一见先生，我立即上前握紧他的手。他说：“欢迎宜昌文友光临我们的年会”。我激动地说：“马老，我32年前就读了您的《清江壮歌》。清江水，浪滔滔，壮士登山歌且啸，忍看万民陷水火，痛恨虎狼当大道⋯⋯”。老人见我能随口背诵他书中的诗歌，很是开心，和我聊了好一会儿。

马老那年85岁，看上去只有65岁左右。身板挺直，站立讲话时喜欢抱双臂于胸前，很潇洒的样子。一口川音，中气很足。说到激动处，手势助兴，对听众颇有感染力。

马老领导下的四川省杂文学会的年会很简朴，不在宾馆开会，而借用一个放了暑假的中学教室开会，用课桌拼成年会主席台。作为老革命、大作家、当过大领导的马老，就坐在课桌后作学会工作报告。这种场景，我是首次看到，也算马老给我上了一课。

今年，马老已经106岁了。遥祝老人家身体健康，向茶寿前进。

胡绩伟

1988年9月一10月，我到北京参加由人民日报和社科院新闻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全国高级新闻研讨班，住在人民日报附近的呼家楼饭店。当时，有好几位首都新闻大家来为我们授课。

那天清晨，我正在房间收拾文具，准备上课，一位70岁左右的老头儿走进我的房间。他个头较矮，平头白发，穿着一身洗得有点发白的中山装，敞着领口，拎着一个黑色公文包。我：您找谁？他：请问研讨班上课在哪里？我：您是……？他：我叫胡绩伟。我大惊，急扶其坐。无法想象，赫赫有名的原人民日报总编辑，现全国新闻学会会长，竟朴实如邻家老头。

坐定后，胡先生和我聊起来。听他讲一口四川话，我也就不再憋普通话，改说宜昌话了。两人乡音相近，聊得自然顺畅。我借机问先生：“胡老，听说当年华国锋亲自找您谈话，请您出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先生答曰：“有这事。我曾长期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四人帮当道时，派死党鲁瑛当人民日报总编辑。那人文化水平很低，被人称作草包总编。粉碎四人帮后，鲁被隔离审查。华国锋亲自找我谈话，要我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我再三推辞，说自己水平很低，难当大任。华问我：难道你比草包总编水平还低？我脖子一梗说，那我比他水平高多了！华国锋的激将法成功了。”先生言罢，哈哈大笑。

33年过去，先生的讲课内容我已不大记得了，但他那朴实的风范，他那爽朗的川音，至今仍历历在目，历历在耳。

草于202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