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故事

季咏华

　　26年前，爸爸和妈妈在半年内相继去世，成为我们四兄妹心中永远无法抚平的痛。有很长时间，我们都无法接受骤然间成为没爹没娘孩子的事实，总觉得爸妈走的太早了，没有给我们留下尽孝的时间和机会。每次家庭聚会，看到别人家父母双全，我们都会感到无比的悲伤和遗憾！

又快到父亲节了，在每一个没有爸爸的父亲节里，他的音容笑貌依然那么慈祥，那么亲切，那么鲜活，每每想起，都让我们为之动容，为之牵挂，陷入深深的思念……

　　爸爸是个有故事的人。虽然他只是千千万万个军队干部中的一员，也没有什么丰功伟绩，但他的一生对我们这些子女来说，确是那样的不简单，不平凡，让我们永志难忘。

我想通过这篇文章，寄托我们的哀思，寄托我们的怀念，同时让季家的后辈们知道他们的爷爷是怎样一个人，所以故事有些长。

一、少年打工仔

爸爸原来的名字叫季蓉森，季珏是他参加革命后改的名字。有时，他也会把自己的名字写成季觉。

我一直认为，爸爸是天生的军人，骨子里就有军人的基因。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爸爸的祖上曾是清朝康熙年间一位颇有建树的军事将领。听几位看过季氏族谱的长辈们说，这位季家的祖爷爷曾担任过江西省守备（明清时期的武将官职，相当于现在的省军区司令）。祖爷爷退休后依据朝廷的规定，在长江北岸的通州二甲镇潭中村一带（现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跑马圈地，安家落户。

季家大院是当时南通地区方圆百里内唯一的一座乡间大宅第。大院的建筑格局是按照祖爷爷在清政府所任的官吏等级修建的，四周有护城河，门前百余米处另有一条河，可直通余西镇的古运河。由此河再往西，可直通长江口的南通港。

那时，现在的启东和海门只是长江入海口一片经常被水淹没的大沙丘，尚没有与大陆连接，通州就成了紧临海岸线的要冲地带，经常有海盗出没，并数次遭倭寇进犯。每逢闹匪患，季家老祖都会率领家兵和当地的民间武装与来犯之敌英勇作战，且屡屡获胜，曾多次受到朝廷和江南巡抚的表彰。当时季家大院的敞厅墙上共悬挂了九块褒奖和祝寿的金字匾额。据我的五叔叔说，他们小时候，家里的中堂上还摆着一把老祖宗用过的，类似关公老爷手持的那种“青龙偃月刀”。

我常常想，如果季家大院能保存到现在，一定也可以开发成一处旅游胜地。可惜自1943年春，一部分院落的砖瓦被日本鬼子拆去盖炮楼起，大院便逐渐衰落了。原来住在大院里的九户季家子孙因种种原因拆屋卖房，迁徙他乡，如风流云散。到1965年，整个季家大院就在地图上彻底消失了。

2010年清明节，我们兄妹第一次回故乡祭祖，只看到一棵百余年的柿子树，孤零零地在春风中摇曳。据说这是我们的爷爷亲手种下的，至今依然每年都会结出不少果实。

虽然出生在一个封建大家庭里，但爸爸却早早就因家贫交不起学费而辍学，12岁起就出门当学徒打工。这一切都源自于我们的爷爷，一个败家的纨绔子弟。

听爸爸说，爷爷是他们那一房的独生子，打小娇生惯养，不务正业。除了上树掏鸟窝，下河摸鱼虾外，还学会了玩猎鹰和抽大烟。奶奶嫁给爷爷后，因为经常头疼也跟着学会了抽大烟，几年下来，逐渐卖掉了家中的上百亩良田和所属店铺，令家道中落。

爷爷共有一女六子。爸爸是家中的长子，上面有一个姐姐，下面有五个弟弟。由于是长子长孙，爸爸在家中很得长辈宠爱。小时候过年镇子里举办花街游行，因为长相俊俏，他还曾被装扮成观世音，让人抬着游街，引起路人的喝彩。

爸爸自小就聪慧过人，记忆力超强。6岁开蒙后，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南通自古以来就是十分注重教育的地方，很多学校都是外国人办的，或者聘有外教。爸爸说他从小学二年级起就开始学英语了。

12岁那年夏天，爸爸在全县的高小会考中得了第一名。但因欠着学费，其他同学都放学回家过暑假去了，他却被校长扣着不让走，非要家里拿钱来赎人。没有办法，奶奶只好跟亲戚借了些钱，补交了学费，才把爸爸领回家。

没钱读书，爸爸只好到镇上的油坊去当学徒。说是学徒，其实跟当佣人没啥两样，只管饭，没工钱。除了打扫店铺外，还要挑水劈柴，替东家带孩子做家务，每天忙的团团转。南方的灶台比较高，爸爸经常会背着东家的孩子，站在小板凳上为东家炒菜做饭。爸爸常说他之所以在六个兄弟中个子最矮，就是由于小小年纪就要干沉重的体力活儿造成的。

不过，近两年的学徒生活，也让爸爸练就了一套不错的烹调手艺。记得我们小时候逢年过节或家里来了客人，爸爸都要亲自下厨房露上两手。他做的红焖大虾、冰糖肘子和红烧海参等佳肴，味道一点儿也不比外面的大饭店差。

在油坊干了两年，爸爸因不堪受老板娘的欺辱，瞒着家人逃到南通码头，藏在一个货轮的船舱里跑到上海讨生活。在上海，他先是在一个制罐厂做学徒，后来又去一家印刷厂当了检字工。

爸爸说，在上海的那几年，拿到工钱后一到周末，别人都出去玩，只有他呆在屋里，或者跑到巷子口的书摊上看书。爸爸虽然只读完了小学，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学业，而是从博览群书中源源不断地汲取知识，充实自己。再后来，厂子里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看他那么爱学习，开始向他传播进步的思想。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皖南视察，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根据这一方针，5月成立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急需补充新鲜血液。为了配合新四军的发展，上海地下党多次秘密组织一些进步青年穿越鬼子的封锁线，到江北参加新四军。爸爸就是通过这样的渠道，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二、千万里转战

1939年6月，爸爸参军入伍，只当了七天战士，便因其良好的文化素质和机灵活泼而被领导看中，成为新四军挺进纵队一团司令部的参谋，不久，又被调到粟裕兼任司令员的新四军苏中军区司令部侦察科、作战科任参谋，成为常胜将军粟裕的部下。

皖南事变之后，1941年至1943年，新四军渡过了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这期间，爸爸随部队转战大江南北，参加过一系列新四军的重要战役，如东进淞沪、袭击上海虹桥机场、郭村保卫战、黄桥决战、攻打曹甸、讨伐顽敌李长江、三分区多次反“扫荡”、反“清乡”、攻克黄桥、解放泰兴等战斗。

作为苏中军区司令部侦察科、作战科的参谋，为了制定作战方案，他曾不止一次只身化妆潜入敌占区侦察敌情，并在战斗中两次负伤。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1月起，爸爸任新四军苏中军区独立旅作战科副科长。1946年5月，他所在的苏中军区独立旅与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合编，下辖第十七、十八两个旅， 爸爸是六纵十八旅作战科副科长。

解放战争期间，爸爸所在的部队南征北战，取得了辉煌的战绩，爸爸始终战斗在第一线，参加了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涟水保卫战和莱芜、孟良崮等战役。

在华东野战军（1947年2月华中野战军改称华东野战军）的战史上，第六纵队一直是华野的主力纵队之一，更是一支战功赫赫的王牌纵队。司令员王必成和副司令员皮定均都是粟裕手下大名鼎鼎的虎将，他们所率领的六纵自然是一支特别能打、敢打、会打的虎军。

每逢大战前，爸爸都会到前沿阵地观察地形，为制定作战方案出谋划策。在第二次涟水保卫战中，爸爸的军事才华进一步得到展现。

1946年12月初开始的第二次涟水保卫战是华东野战军打的最艰苦的一场战役。六纵18旅是在我军连续失利的情况下被粟裕调过去增援的部队。六纵司令王必成亲自率领18旅赶赴涟水城参战。与六纵正面对敌的是张灵甫的国民党七十四师。

作为蒋介石的嫡系王牌军，张灵甫的七十四师全部是美式装备，战斗力非常强悍。

与六纵开战的第一天，七十四师调动了一百多门重炮狂轰涟水城，与六纵主力正面作战。那一天，七十四师连续发起八次强攻，都没能突破六纵的防线。当天晚上在讨论第二天作战方案时，爸爸提出：涟水城防御阵地的侧翼有一条干河沟（黄河故道），七十四师第一天从正面没有打破我们的防御，第二天就有可能会从侧翼进攻，所以要防止敌人从那个干河沟迂回包抄我军。

但当时的纵队领导没有采纳爸爸的意见，结果第二天张灵甫的七十四师果然动用一个旅的兵力，通过那条干河沟迂回到我军主防御阵地的侧后方，造成了六纵防御的被动，防线被攻破，战斗失利了。此后，虽然六纵与敌展开了十余天的艰苦奋战，终因敌强我弱而无法取胜。后经请示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不得不放弃涟水城。

这次战役，我军共击毙击伤敌军八千余人，但自身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仅六纵就有四千多名指战员血洒疆场。在六纵的作战史上，如此的伤亡是前所未有的，有些部队被困在城里未能及时撤出，绝大部分壮烈牺牲。

这一战也使得华东战场的形势骤变，转向对我方不利的局面。不过从涟水城的两次战斗也可看出，敌七十四师实力虽强，打法却十分冒进，为半年后的孟良崮大败埋下伏笔。

此次战役后不久，原来的作战科科长被调去担任野战师的团长，爸爸则由作战科副科长，升任科长。

第二次涟水保卫战的失利，并没有击垮六纵的斗志，反倒使全军上下憋了一股劲，非要与张灵甫的七十四师一决高下。

在1947年5月打响的孟良崮战役中，爸爸所在的部队昼夜长途行军二百余里，快速奔袭垛庄，截断了敌七十四师的退路，与兄弟部队配合，使七十四师成了瓮中之鳖。在孟良崮战役的最后关头，六纵所属部队率先勇登孟良崮峰顶，摧毁敌七十四师总部，击毙张灵甫，为我军歼灭国民党“五大主力”开了先河。

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曾为孟良崮战役的胜利信口赋了一首七律：

孟良崮上鬼神号，

七十四师无处逃。

信号点点星灿烂，

照明处处火如潮。

短兵肉搏争山顶，

炮击血泊湿战袍。

蒋贼主力今歼灭，

我军个个是英豪！

孟良崮战役后不久，爸爸调到6纵司令部任教育科副科长、作战科副科长。

上世纪六十年代上演的电影《红日》，描写的就是华东野战军和爸爸他们这只部队打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的故事。《红日》的作者吴强，当时是六纵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在随后的豫东战役和淮海战役中，六纵都担任主攻，犹如下山猛虎，越战越勇。豫东战役攻克龙王店，活捉敌将区寿年。淮海战役六纵第一个打开突破口，攻入黄百韬的防御阵地。为此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9年2月，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4军。

从1939年参军到新中国成立，爸爸在杀敌的战场上随部队千万里转战，历经了十年血与火的考验，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先后荣获三级独立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和红星功勋荣誉奖章。

渡江战役胜利后，爸爸出任南京驻军警备处处长。1950年2月起，任24军教导大队教育长、军作战科科长。

战争年代爸爸的很多经历，我们原来都不是很清楚。有些是从他病逝后组织上所写的生平里看到的，有些是听一些爸爸的老战友、老部下说的。

三、一赛成名

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1981年离休，爸爸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的表现都非常优秀，非常突出。

1951年春，爸爸作为第一批学员，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基本系学习，因学习成绩特别优秀，仅当了半年学员，就提前从军事学院毕业，被调去参与南京总高级步兵学校（以下简称“总高”）的筹建，并被聘为高级步校合同战术教授会的教员。

不久，爸爸干了一件引起全校师生高度关注的事情。

那时，总高的苏军顾问团态度十分傲慢，瞧不起爸爸他们这批教员，认为解放军都是打游击出身的，没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有什么本事当教员？对此爸爸很不服气，苏军总顾问就提出要跟他比试图上作业，进行一次多军种对抗的图上擂台赛。

比图上作业对爸爸来说还是有相当难度的。因为苏军讲究的是步兵、炮兵、装甲兵、空军等多军种协同作战，而当时解放军却只有步兵和少量炮兵。在图上作业，要求每一个军兵种都要用很多不同的符号做标记。如果没有超常的记忆力，很难在短时间内把这些符号记熟，更别说在图上运用了，而且苏军总顾问只给了爸爸一天的时间做准备。结果爸爸愣是用一晚上的时间，记住了所有的各军兵种符号，并在第二天的擂台赛中超常发挥，让苏军总顾问成为他的手下败将。

此举一时成为轰动总高全校的大事件，不仅让爸爸成为学校的风云人物，也引起校长兼政委的宋时轮上将对他的特别关注和赏识。

在总高当教员期间，爸爸勤奋学习现代战争知识，不断探索军事教学规律，为培养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人才倾注了自己的心血，深受校领导和广大学员的好评，荣立过一次二等功。

　　1955年部队授军衔的时候，以爸爸的资历，原本至少可以授上校军衔。可是他曾经犯过一次错误，被连降了两级，所以只授了少校军衔。

事情的经过据说是这样的：1949年渡江战役之后，我二叔犯糊涂，在一些人的撺掇下逃到崇明岛，想找机会乘船去台湾。爸爸得到消息后，没跟组织上请假，擅自跑到崇明岛，用枪逼着把二叔押回老家。事后，爸爸也没有将此事向组织上做汇报。待事情暴露，爸爸为此背了行政记过和降职处分。

虽然受了处分，但由于爸爸办事能力强，文章写的好，毛笔字和钢笔字也都十分漂亮，还是得到校长宋时轮的重用。除了承担正常的教学工作之外，爸爸还常常要代宋校长撰写各种文章和报告，几乎成了宋校长的编外秘书，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1956年9月，为了总结古今中外的战争经验，尤其是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和作战经验，以适应国防现代化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叶剑英元帅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提出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以下简称“军科”）的建议。

这一建议得到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支持，决定由叶帅负责落实。但具体的筹建工作，则交给了宋时轮。

1957年春，爸爸离开家，跟着宋时轮去北京参与军科的筹建。我们则跟着集体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妈妈，搬家去了武汉。

1958年夏天，爸爸到武汉把我们四兄妹接到北京。那时，军科的办公大楼还没有建好，刚开始挖地基。大院里只有几栋家属楼，楼旁的道路和绿化带也都还在建设当中，整个军科就是一个大工地。

到北京那年，我六岁。依稀记得比家里的饭桌高不了多少，只有踮起脚尖才能看到桌上的饭菜。

这以后，爸爸一直在军科战理部当研究员。但只要军科院有了什么大事，宋时轮院长还是总会把爸爸带在身边，所以他会经常出差。

由于表现出色，在1965年部队取消军衔制之前，爸爸的肩章上已经多出两颗星。

　　1970年4月，爸爸回到阔别近二十年的老部队二十四军任职。

二十四军1955年从朝鲜战场回国后，一直驻防河北唐山附近。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如果中苏之间爆发战争，苏军最有可能就是从蒙古大草原以机械化部队对我国发动突然袭击。二十四军奉命调防至河北丰宁、滦平、隆化一带，军部设在承德，拱卫首都的北大门。据说当时毛主席曾表示：二十四军不调到承德一线，我睡不着觉呵！

在学校和科研机关工作了二十年后，再度回到野战军，爸爸虽然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但依然像听到集结号一般，浑身充满了干劲和斗志。为了狠抓部队军事训练和管理教育工作的落实，爸爸经常深入部队军训第一线，对年轻参谋和基层干部手把手地进行传、帮、带，排除种种困难，出色地主持了文革后全军首次陆空协同作战实兵实弹演习和检验性演习。

　　可能是因为当过军校教员，爸爸的口才非常好。无论是下部队，还是在军部机关做报告，从来不用讲稿，幽默风趣，没有废话、套话，各种战役战例信手拈来，如数家珍。深受干部战士的欢迎。

爸爸还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官架子，处处与人为善，非常乐于助人。别管什么人，只要有事相求，他都是千方百计地伸出援手，帮人解决。所以爸爸的人缘特别好，无论是他的老上级还是老战友、老部下对此都交口称赞，始终与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69年，不少孩子的家长不是去“五七干校”劳动，就是被“关牛棚”，十五、六岁的半大小子和姑娘们没人管，也没有出路，就在社会上混日子。由于爸爸的老战友多，很多在各大军区任职，爸爸又是个热心肠，于是就开始不断有人通过各种关系找爸爸让孩子当兵。有的人爸爸原来根本不认识，但只要电话打过来，他都是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帮忙。这种事情前后持续了三、四年。粗粗算下来，经过爸爸的关系参军的孩子不下一个连，足有上百人之多，分布在云南军区、成都军区、兰州军区、南京军区、北京军区的各个部队。特别是爸爸回24军后，有不少孩子直接找上门，爸爸从未拒绝，都一一做了安排。到最后，由于基层部队没有被服仓库，当兵的孩子在军务处办了入伍手续后，需要在后勤买军装、雨衣、被褥、水壶等一整套个人装备。这些装备每套都要不少钱，有的孩子身上没带钱，都是爸爸自掏腰包代他们把钱付了。所以有段时间爸爸经常要跟公家借钱，等发了工资再把欠公家的钱还上。

军队干部从来不讲“君子之交淡如水”那一套，因为他们之间的友谊都是经过血与火的战争考验的，是彼此可以给对方挡子弹的革命情谊！

四、永远的榜样

在爸爸的老领导和老战友眼中，他是一位非常卓越的军人，不仅深谙军事理论和战役战术，更是以聪明绝顶、办事能力强、待人热情诚恳、正直、敢说真话、刚正不阿而为人称道。

现实中的父亲，确实是这样一个人。

而在我们子女眼中，他是一位才华横溢、风趣诙谐、热爱生活、热爱家庭、平易近人的好爸爸。

在我前不久写的《妈妈的故事》里，曾着重讲述了爸爸对妈妈的爱。但其实爸爸对我们四个孩子同样宠爱有加，关怀备至。

上小学的时候，我和大哥住校，每周回家一次。我们学校在颐和园西墙外，离军科大院并不太远。周六放学，我们都是跟同学一起自己走回家。但每个周日下午，几乎次次都是爸爸和妈妈一起送我们回学校。小孩子离开家回学校，总是会闹些小情绪。爸爸推着自行车，我和大哥，一个坐在自行车前梁上，一个坐在后座上，一步也不肯走。一路上，爸爸妈妈有时给我们讲故事，有时跟我们随便聊着天，不知不觉间，我和大哥就忘记了不快，高高兴兴地回到学校。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正是我们几个孩子长身体的时候。那时米面粮油和鱼肉等食品都是按定量供应。为了保证我们的营养，爸爸会经常利用周末，带我们乘大院的班车进城下馆子。记得那时我们几乎吃遍了王府井周边的各种饭店和酒家，成为饭店的熟客。

爸爸生性乐观、多才多艺，好热闹，爱说笑话，爱听相声，没事还喜欢唱上几句京戏。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爸爸经常会摆出个“金鸡独立”的亮相动作，逗得全家人哈哈大笑。

我从小喜欢画画，多少还是受了爸爸的影响。在给我们讲故事或者辅导功课的时候，他经常会顺手抓过旁边的钢笔或者铅笔“刷刷”几下，用极其简单的线条就能勾画出一辆车、一匹马、一把枪，或者几个人物。可以说是想什么画什么，画什么像什么，让人觉得好神奇！

爸爸的口琴也吹的极好，一边吹，一边用手在口琴的外侧有节奏地打着拍子，让口琴发出共鸣，听上去好像是有一整个乐队在演奏。我和妹妹都跟他学过吹口琴，但是嘴唇都磨疼了，也吹不出爸爸那样的效果。

1968年我不听爸妈的劝阻，偷偷转了户口，跟几个发小一起报名去了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插队。现在来看，那就跟离家出走差不多。由于是自己拧着性子非要去的北大荒，所以生活再艰苦，我给家里写信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一年多后，有同住军科大院的兵团战友回家探亲，顺便去我家看看，跟爸妈聊了聊我们在东北的情况。后来妈妈告诉我，当从兵团战友那里得知我们在北大荒生活非常艰苦，没有电，冬天没有取暖设备，一年只能吃一、两次肉之后，爸爸难过的一夜都没睡着，第二天跑到军科小卖部，把所有的肉罐头都买下来，打包寄给我。记得收到包裹后我高兴坏了，把罐头分给几个朋友，大家好好地解了几天馋。从此以后，隔不久，我就会收到家里寄来的包裹，里面都是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

那时候年轻不懂事，体会不到家长对远方儿女的牵挂。直到十几年后我自己做了妈妈，才深刻地体会到当年父母因为我的离开，心里有着怎样的不舍和疼爱……

当然，爸爸对我们的爱，更多的是体现在教育和引导上，无论是学习，还是为人处世，爸爸对我们的要求都非常严格。犯了错误，特别是屡教不改时，他会毫不留情地动用“家法”。大哥最淘气，也是我们兄妹中挨打最多的一个。我们有了进步，有了成绩，他则会由衷地给予赞赏和奖励。

在我们的心中，爸爸是慈父，是严父，更是一位值得我们敬重和学习榜样。因为他是一个光明磊落，心无旁骛，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与错误观点做不懈斗争的人。

1971年军队虽然没搞文化大革命，但同样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当年的八一建军节前，两报一刊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爸爸在看报纸时，对文中“古田会议决议和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为我军建设起到了伟大的作用”这句话感到不妥，于是用钢笔在报纸的空白处写下了自己的见解：“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指挥枪这个具有非凡意义的重要观念，并提出了具体落实的方法：支部建在连上。正是有了这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和落实方法，才保证了我军历经艰难困苦，能在不断的挫折和失败中还可以凝聚力量，百折不挠的发展壮大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又在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抗美援朝作战中用劣势装备战胜了用飞机、大炮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所以，古田会议决议，对我党、我军的建设都是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决定性作用（怎么评价都不为过）。而军委扩大会议决议是在1960年9月份做出的。这时我军已经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所以将这两个决议并列为’我军建军起到伟大作用’的提法是不妥的。”

爸爸在报纸空白处写下自己的看法后，并没有在意，放在办公桌上就出去忙别的事了。谁知道军政治部的干事给他送文件时，看见了桌子上的报纸和报纸空白处爸爸写的意见，觉得问题严重，就向政委报告了此事。没想到这件事被北京军区定性为反对林副统帅的事件。爸爸被关到北京军区大院进行隔离审查。好在时间不长，“913事件”发生后，爸爸反对林副统帅的结论不攻自破，他才恢复了人身自由。

1973年，爸爸再次被关了起来。这次的罪名更大。

那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末期。人们对各种社会乱象产生了看法和厌倦心理。当时爸爸有事去了趟南方，他在华东野战军时的很多老战友不少在江苏省、南京军区和上海市担任重要职务，爸爸便借此机会，分别拜访了他们。

老战友之间当然是无话不谈的。大家对当时混乱的社会现象都有深深的不解和忧虑。特别是对“四人帮”到处扇风点火，无所顾忌地打倒一切的所作所为深感痛恨，期盼着党中央能拨乱反正，尽快结束这种混乱的局面。

爸爸身处抗击苏军入侵的第一线，平时深入部队，查看地形，满脑子考虑的都是怎样才能阻挡住苏军机械化重装部队从中蒙边界顺势而下攻打北京的作战方案。这次与老战友们的交谈深深震撼了他。加上他回北京开会时也经常会从一些老战友处听到一些相关的消息，让他认识到当时国家所面临的主要威胁不仅来自外部的苏联，同样也来自国内那些祸国殃民的一小撮心怀叵测的人。

爸爸越想越感到责任重大和危机的紧迫，回到部队后，就在军党委召开的生活会上把他所了解到的有关“四人帮”的情况和自己深深的忧虑说了出来。他认为作为一名中共党员，面对国家危机时及时向上级报告是党员的责任。

没想到军党委把这件事上报给了北京军区党委。爸爸被内定为现行反革命，再次被押往军区隔离审查。

当时在北京军区八个野战军中还有另外两个野战军也同时出现了两位反映类似问题的领导干部。军区政治部要把爸爸他们定性为北京军区内的反党集团。好在经过反复甄别，爸爸他们三个人不但互不相识，也没有相互联系的渠道。反党集团的定性缺乏证据。

在审查过程中，面对着被多次询问“为什么要反党？出发点是什么？有谁是后台？”时，爸爸拍着桌子据理力争：我就是在履行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我不是反党！也没有后台！更没有与任何人串联！

爸爸的问题最终被逐级报告到当时的中央常委会。周总理在请示报告上批示：“党章是允许党员在各级组织的生活会上发表自己意见的”。

有了周总理的批示，爸爸才在被隔离审查八个月后回到承德。但由于爸爸遭到隔离审查，我和妹妹在部队的入党问题一直被搁置，直到四人帮被粉碎，爸爸的问题得到平反后，我们的入党问题才得到解决。

爸爸就是这样一个爱憎分明，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敢于讲真话的人。在原则问题上从来不人云亦云，让我们特别敬佩。

　　1978年，主管部队训练和院校的宋时轮觉得爸爸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想把他调到新的工作岗位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当时给爸爸两个职位，任他挑选。一个是去军事学院担任副教育长（1985年军事学院与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改称国防大学）当时的教育长是陶汉章，曾在军科当过战术部副部长）；一个是去设在南京浦口的陆军指挥学院当校长。为此，总政干部部专门找爸爸谈话，征求他的意见。可爸爸却婉拒了新的任命。他觉得自己快到离休年龄（爸爸1920年出生，当时58岁），就是去了新的工作岗位也干不了几年，发挥不了多少作用了，应该把这样的机会留给更年轻的干部。

与后来军中为了晋升而买官卖官的那些腐败分子相比，爸爸的思想境界真是值得为他点个大大的赞！！

1981年爸爸离休后没有马上回北京，而是继续留在承德，主持和参与24军军史的编写工作。

离休后，爸爸还根据自己在战争年代的经历，与大哥一起创作了总计八十三万字有关淮海战役的长篇小说《围猎》和《困兽》。这两本书1986年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曾经在苏中军区当过爸爸的老领导，后来出任过福建省委副书记和海军司令员的叶飞将军亲自为小说题写了书名。

　　…… ……

爸爸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因篇幅的关系，不再赘述。

1995年9月上旬，爸爸因脑部中枢血管梗塞，丧失了说话和书写的能力，在卧床80天后，于当年的12月28日猝然离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只留给我们永远永远无法弥合的痛……

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在一个寒风呼啸的晚上，爸妈围坐在一个破铁皮炉子旁取暖。面对着快要熄灭的炉火，两位老人想给炉子添些煤，却因为煤铲早已变形，没法使用，只好用手捧着煤往炉子里放，双手沾满了黑灰。看着两位老人过的如此贫寒，我心疼的在梦中大哭，醒来依然泪流不止，深感对不起爸爸和妈妈！

第二天，我哭着把我的梦告诉大哥，让大哥赶快去给父母烧些纸钱，不要让他们在那个世界过的如此窘迫。

当天晚上，大哥领着爸妈的两个孙子，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第一次学着别人家的样子，为父母烧了纸。在这之前，我们是真的不懂为什么有人会在街头为逝去的亲人烧纸钱，因为父母在世的时候，没有教过我们这个。他们只教会我们如何作人、做事，如何报效社会，报效祖国。

相信这也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个军人家庭的共性：父母一心扑在工作上，只知道教育孩子要求上进，好好学习，而不会教我们这些民间的风俗习惯。

如今，我们的下一辈已经知道什么时候该给离世的亲人烧纸了。我觉得这不是封建迷信，这只是寄托哀思的一种方式，也是慰籍心灵的精神寄托。

往事并不如烟。爸爸用他的一生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无言地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坐标，也为我们铸造了展翅翱翔的翅膀。

都说“父爱如山”，可我觉得父爱是一缕阳光，可以让你的心灵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能感到温暖如春；父爱更是一泓清泉，可以让你的情感即使蒙上岁月的风尘依然纯洁明净！

爸爸的故乡在南通市通州区，离休以后住在北京军区通州干休所。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冥冥之中老天爷刻意的安排，让他人虽回不了故土，却可以生活在一个与故乡同名的地方？爸爸也曾交代过等他和妈妈去世后，把他们的骨灰撒到长江里，说明他们心心念念地，还是想魂归故里。可是我们终归还是没有那样做，因为我们舍不得呵！长江离我们毕竟还是太远了，如果连骨灰都撒掉了，让我们到哪里去祭拜？又让我们情何以堪？

亲爱的爸爸妈妈，请原谅我们在这件事上没有按您们的嘱咐去做。您们的儿女，您们的孙辈永远以您们为荣！您们永远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1986年夏，爸妈在通州干休所与孙子外孙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