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沈从文

晓风残月

文：文青

图1：沈从文送给作者的字及合影

图2：沈从文送给霜子的礼物

插图摄影：陈晓红

沈从文这个名字我从开始懂事就知道了。它出现在父母断断续续、加意掩饰的谈话中，出现在某个匆匆而至、关起房门长谈又神秘消失的造访之后，出现在姐姐的追问下父母闪烁其词的回答之中，出现在被丢在书架上的一本“历代铜镜”的扉页上。终于，出现在“文化革命”中父亲的“认罪书”里。由于作了父亲的抄写员，我才真正知道了沈从文为何许人，以及父亲与他的“反动关系”。

 

后来父亲迟迟不能被“解放”，是与这位“反动文人”有直接关系。直到周总理出面，对这个问题说了一句话：旧社会过来的人，谁没有几个“反动朋友”才算最后了结。

 

父亲是解放了，沈从文却仍是“反动朋友”。

 

真正见到这位从未谋面的“熟人”已是1973年了。那时，我在外地上大学，寒假里回到北京，每天无所事事地闲荡。生活枯燥、贫乏得就像灰蒙蒙的天空中贴着的那轮似白纸剪成的太阳，既不放光，也不给人以温暖。人，好像活了一百岁，生命，仿佛走到了尽头，没有欢乐也没有悲伤，有的只是平淡和无聊。

然而，弟弟妹妹二人却像被注射了兴奋剂似的，每日兴味十足地奔忙着、狂热地崇拜着，以年轻人特有的盲目性效法着。妹妹在一个街道小工厂每天要干8小时重体力劳动，晚上回家只睡四五个小时的觉，然后困得胡说八道念外语，说是“沈伯伯说了，‘人的精力是无限的，只要你去用，去挤’”。

 

弟弟虽因身体有病一时没有工作，但比有工作的人似乎还忙些，又是写字、又是读书、还学外语，桌上的墨迹从未干过，说是“沈伯伯每日蝇头小楷要写上万字”。

 

我听着、看着，心里好笑：一个沈从文竟把他们风魔得这样。

 

他们三番五次要我同他们一起去见沈伯伯，说他肯定会欢迎我，说他如何有学问、如何有趣、如何……

 

我一点儿不起劲儿，那样一个大文人和我们这些毛头孩子有什么可谈的，那样一个老古董又会有什么趣味？因为无聊，因为盛情难却，我终于同意一起去“玩玩”。

骑车从大街拐了小巷，停在一个油漆剥落的小门前。进了小门，走过窄窄的、堆积着废旧杂物的过道便来到了一个拥挤的、盖满小厨房的已经称不上四合院的院子。

我小心地避开各种堆积物，四下张望着尾随在弟弟妹妹身后。妹妹站在正房的一扇很旧的门前敲门，门上似乎还贴着一张什么告示。门开了，从黑洞洞的屋子里突然爆发出一声意想不到的热烈的欢呼：

 

“噢！弟弟、妹妹来了，噢！”

 

当我站在沈伯伯面前时，他又发出了一声欢呼：

 

“噢！这是姐姐，是二妹！”他孩子般欢快地呼叫着，用浓重的乡音按乡俗叫我“二妹”。

 

我也没想到他竟是这个样子。

 

他老了，老得很。一脸细密的皱纹、满头灰白的银丝、一张瘪瘪的嘴和一副深度的近视镜。但他又显得很年轻，那因欢喜而漾开的皱纹、那因神采飞扬而晃动的宽大脑门、还有那一双在厚眼镜片下闪亮的富于表情的眼睛都使你忘却了他的真实年龄。

我也没想到这竟是他的“家”。

 

这家既无厅也无室，只是一间约十四五平米的旧式房子。室内只有生活必须的床和工作必须的桌椅书架。这里只住着他一人，家眷则远在另一条胡同里，与他“分居”着。

于是，书便占据了大部分空间，床上床下，架上架下、桌上桌下几乎随处可见。在堆满书的桌上刨出一块空地方，便写字、工作。屋内所有的东西似乎都像他人一样，虽然年代久远却仍然神气，颇有派头，散发着浓厚的文化气息。

床是硬木的，家具是中国式的。到处堆放的书也多半是线装的。连他用的茶具也是明末的东西。他用来给我们喝茶的杯子也是清朝的东西。

我惊叹着，他却摆摆手，说那不值什么，乾隆年间的瓷器都很丑。解放前，几个钱买好多，说他曾有真正的好东西。妹妹急问他能否让我们开开眼。他说解放后，他将自己珍藏的许多好东西都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

说到这里，他笑了，好像心里装了个非讲不可的笑话，连忙接着说：待到他自己搞研究想要看看那些东西时，竟批了无数的条子，仍不得相见。说罢，那么开心地大笑起来，仿佛这事非常有趣似的，我却愤愤地替他鸣不平。

他说，院方怕把东西搞坏掉。“真是岂有此理。”我听了这话更气。他却扬声哈哈笑起来，然后，又压低声音悄悄说，这些东西不为研究人员开放，岂不成了无用的东西？在国外文物都是对研究开放的。

就这样，从一进门起，沈伯伯仿佛就有无数的话题对我们讲。当他问及我的情况后，便啧啧地发出同情的感叹，之后，又急忙将他知道的熟人、朋友家的孩子如何极有才能，又如何被迫长期生活在偏远农村，做着粗笨的体力劳动，将才能埋没了。一边发出感叹，一边摇摇头，表示“现在有许多事情搞不懂”。

 

得知我是学英文的，可学校为迁就一些小学水平的学生，教学水平很差，他又同情地摇着头，安慰我说要为我找位好老师。以后，他果真记住了此事，专程把我介绍给叶君健先生，并请他多指教我。这是后话。

 

谈话很快就转到了沈伯伯的工作上。这时，他的表情变得热烈起来，摇晃着宽大的脑门，说：“有许多事情要做，要抓紧做事情。”这句话在以后不时地被他重复着，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仿佛这是他生命的意义所在，并且这事一刻也不能忘怀似的。

 

他摊开几张用墨笔勾勒的古装仕女，一边赞叹着，说画得好极了，一边告诉我们这样的资料要画几千张，是为他写《历代服装史》收集的资料。这时，他忽然想起什么似地又急忙说：

 

“噢，还有好的呢。”说着，忙走到书架上，取下一个大夹子，在床上一一摊开精心贴在大张白纸上的丝织品，每展示一张就赞叹一回，带着那么惊叹的表情，连声说：“美极了，美得不可以想象！”同时得意地微笑着，看着我们按他展示的节奏发出一声声赞叹。

 

“噢！太美了！美极了！”

 

我们姐弟三人眼花缭乱地看着那些银红、桔黄，似蝉翼、似淡雾的各式丝织物，真是大饱了眼福。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美的东西，妹妹立刻想到如果穿在身上该有多好。

 

“是嘛！现在街上的花布丑死了。不要你自己去重新设计，就照这个样子做，就可以。中国有多少好东西，中国人非常聪明，是最聪明不过的。美极了，美得不可以想像！”

他是那么热烈地崇拜着美，热爱着美，为美得不到弘扬而愤愤。而在当时，美几乎是不为人所齿的。

他回到桌旁，拿走那些仕女、服饰的墨笔单线图热心地对我们说，这是他最近找的一个助手画的，画得好极了，非常细致、非常准确，可惜不能调来。

他迷惑地说，有些派来的助手不能用，而能用的又不晓得为什么费尽了力气也调不来。这个助手的工资现在由他自己的工资中扣付。我们为他又气愤了一回。

他又说，过去有不少东西是朝慧画的，画得非常好，人极聪明。我们情不自禁地想起沈伯伯的侄女沈朝慧那聪慧、灵秀、美丽的倩影，妹妹和我便大声赞美起来。

沈伯伯忽然向我们凑过来，竖直一根手指，压低了声音，显出神秘的样子，仿佛要向我们透露一个秘密。说朝慧的母亲才是个真正的美人，那真是美极了。

于是朝慧母亲的身世从他嘴里几乎像个完整的故事般流了出来。我们听得入了迷，而他却没忘记自己原来的思路，话又带回到朝慧身上，说他想要朝慧帮他画这些资料，由他来付钱。朝慧却要到街道缝纫厂去做工，做得很苦，拿一点点报酬，说那工作“正式”。他并不掩饰自己的“落伍”，又说“现在有许多事情搞不懂。”

 

看着他脸上显出那么真心的不解，心里不禁哑然失笑，说不清是同情、感慨还是无可奈何的忿闷，抑或还有一种对他的天真的并无恶意的嘲笑，好像一个成人对孩子的天真所抱的宽容的笑。而他仍在那里若无其事地时而放声开心地大笑，时而神秘地压低声音向你凑过来，时而又赞叹得满脸放光。

说话时速度极快，仿佛生怕我们走掉而急忙用各种趣事挽留我们，又仿佛他装了一肚子的趣闻轶事不吐不快似的。就这样，我们像意趣相投的朋友，谈兴极浓地度过了整整一个下午。

当然，这第一次拜访并没在我身上产生弟弟妹妹所预期的影响，但我必须承认一向沉闷乏味的生活多少有了些变化。我无法说清自己的确切感想，只觉得他的一切都完全超出想象，既陈旧又新奇，既像是停留在过去，又像是超越了现在。总之，与现实是完全脱节、格格不入的。

他直率得使人生疑，胆怯又豁达之至。我自觉不自觉地被他深深地吸引住了。就这样，我也成了沈伯伯的常客。寒暑假里，不论什么时候，想起来，便不请自到地径直跑去，常常一呆就是半天，而每一次都受到热烈的欢迎。

 

我们谈得最多的无疑就是他的工作，他似乎并没忘记自己曾经是个文学家，但他更以现在手下正在做着的研究工作深感得意。

他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什么朝代的男人应是什么式样的胡子，结果关羽的胡子竟是极可笑的一种，绝不是现在人们所习惯的下垂式。什么朝代的女人又应梳什么样的发式，马尾巴要搞成什么样子，所穿的服饰、用的物件、器皿、钱币以至家具又是什么样子。一件东西、一幅画、一张字拿来一看就要能断代。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规矩。我问：

 

“怎么就知道这些规矩的？而且那么多又怎么记住？”

 

“根据史书记载和出土文物的印证。”然后又详细列举了一个例子，又说：“当然书要读得多，读多了就搞通了。搞文学也要搞研究。”说着，那双眼睛又闪烁起戏谑的光芒，压低了声音说：“我曾对何其芳说过，不搞研究看不懂《红楼梦》。妙玉用的那个分瓜瓟斝，根本不合规矩，她硬说是晋朝的古董。曹雪芹明明是用这个讽刺妙玉的假清高。你看，不懂这些不会搞通别的。”说着，哈哈笑起来，这笑里绝无恶意，倒好像是个玩笑话。

弟弟感慨说：“学问是触类旁通的，都是相互关联的。而且要有很强的记忆力。”

 

沈伯伯连声说：“那自然。”仿佛这是一件最普通的事。可他以70多岁的高龄，依然博闻强记，总使我不由得想，他那脑子通道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可他说，窍门只有一个，就是多花力气。

的确，看看他所积累的资料，所抄录的资料卡，并且不论何时去，都看见他在工作，便知道这绝不是一句说说而已的话。

 

为了多工作，他中午从不回家吃，而是清早“带饭”过来。冬天，此法尚可，一到夏天，饭常常馊了，他却满不在乎地号称“没有关系，我有冰箱”。

看见我们四下张望，他便哈哈笑起来，说是消炎片就是他的冰箱，而且保证没有问题。他说得那么轻松，仿佛倒是生活乐趣一般。

 

许多事情一到他嘴里，统统会变成笑话，而且是那么可笑的笑话。

 

他说自己是名出色的讲解员，解放初的冬天，他在午门上的古代文物展览上常常一讲就是一天。有时参观者很少，他曾为一个参观者整整讲了一个下午。

分手时，那人大受感动，问及姓名，沈伯伯自豪地晃着宽脑门回忆说：“我说是沈从文，他大惊，问，就是那个沈从文？！我说是。”

说到这里，沈伯伯乐得直拍巴掌，对这个戏剧性效果非常欣赏，又说：“他是朝鲜回来的志愿军，后来做了我的助手。”

 

他说，丁玲被捕后，讹传被杀，感到非常痛惜，写文章痛悼。不想后来竟为丁玲所不满。

 

他说，自己的作品在大陆被禁，在台湾也是禁书。

 

他说，在干校喂猪，那猪极狡猾，从这边轰过去，它会偷偷从另一边包抄上来。

所有这一切都是笑话，而所有这些笑话说得竟那么轻松，那么可笑，常常是他自己忍俊不住先大笑起来，而我却常常笑不出来。

 

当然，也有很认真的事，那便是煮咖啡了。

 

一天，说是得了些好咖啡，煮给我们尝尝。妹妹起身要帮忙，他连忙摆手，“我自己来，自己来。”

 

“我帮你倒水。”

 

“不要不要。不要你们插手。”

 

可是哪有3个年轻人坐着不动，看他一人忙乱的道理，3人执意要帮忙。我第一次看见他那么固执、认真，甚至带了几分急躁：

 

“我有程序的，一插手就乱了，不要你们帮忙。要有程序。”

 

那绝无半点开玩笑的样子使我们不得不打消了“帮忙”的念头。原来这竟是件丝毫马虎不得的大事！一定不能打乱“程序”，要认真对待。

 

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认真地、倾注着全部的感情生活着。

他非常爱朝慧姐姐，对我们说起她文化革命中的不幸遭遇总是充满了同情，而且并无忌讳地告诉我们她现在的生活还有种种不如意，说着便率领我们3人直奔隔着几条街远的刘焕章家。路上走得飞快、有劲，人还在胡同里，就大声地、愉快地喊起来：

 

“小尖鼻！”

 

雕塑家刘焕章家对着胡同的那扇小窗中立刻响起一个稚嫩的回音：

 

“爷爷！爷爷！”这是朝慧姐姐和刘焕章的掌上明珠，因为长得秀气、白晰、而且小巧的鼻子直直的而起名为“小尖鼻”。

 

“来了！来了！”沈伯伯一路高兴地大声笑着，急忙向大门走去。祖孙二人喊得一条街都热闹了。从这以后，妹妹不论到谁家，也要老远便先喊起来，喊得一楼都听见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到刘焕章家“作客”。屋子小得站不下人，双人床上搭起了二层楼。沈伯伯和小尖鼻占住了仅有的一点儿空间互相搂抱着，高兴得竟像久别重逢。沈伯伯伸出一个指头说：

 

“刮刮小尖鼻。”

 

小尖鼻便乖乖地伸过脸去，沈伯伯在上面轻轻地刮两下，乐得哈哈大笑。

 

我听沈伯伯说过许多“搞不懂”，唯独不记得他对房子的狭小“搞不懂”过。对所谓待遇问题，好像他既不懂得，也不计较，更谈不上烦恼。

他自得其乐地在这“狭小”的天地里温柔、真诚地热爱着，孜孜不倦地工作着，意趣盎然地生活着，生气勃勃得令人羡慕、惊诧、甚至忌妒。

 

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向我们“吹嘘”自己如何不要人扶，不坐轿子，一口气就登上了黄山；“吹嘘”自己至今可以挤公共汽车到处跑，从不用拐棍；冬天连帽子也可以不戴，而且还不得感冒；“吹嘘”自己如何会跑路，如何精力好。

最有趣的是，有一次，我们谈到高兴时，他竟然带着那么天真的炫耀“吹嘘”自己：

 

“我年轻时长的有劲儿，眼睛亮晃晃的。”他摇晃着宽脑门，并不掩饰自己的爱美得意之情，又取出细心收藏的照片来作证。我们少不得一面惊叹一面赞颂。沈伯伯登时满脸放光，含蓄自豪地笑了起来。

 

“噢，一个多么可爱的老头儿！”一出门，妹妹便情不自禁地叫起来。的确，我们不论什么时候想起来都会忍俊不住，都会和妹妹一样情不自禁。

或许沈伯伯是体悟到了我们这种宽容的“不信任”？或许是兴致所至？或许是与我们相交甚得？总之，一天，沈伯伯在兴致勃勃地谈论他心爱的话题“美”时，定要同我们3人去参观故宫博物馆的瓷器馆，并要亲自为我们充当“讲解员”。他对“讲解员”这个称呼很有感情，并常引以为自豪。

 

约好的那天，天气很坏。下午，忽然狂风大作。我家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在寒风中呜呜叫着，风夹着沙土残枝在地上旋转飞舞，然后又扑向窗户，把玻璃打得沙沙作响。尽管还没到约定的两点，我们就焦虑不安了。妹妹失望地说：

 

“完了，沈伯伯肯定不会来了。”

 

我和弟弟也怀着同样的想法，不时看着窗外，知道沈伯伯不应该、也不会为了和3个孩子的约会而冒如此风寒出门。

时针正指2点3分，沈伯伯的身影竟奇迹般地出现在院子里，那一头在风中飘拂的白发衬着后面那棵干枯老树摇曳的枝杈就像是一幅生动的梵高的油画在一瞬间刀破斧凿般永远嵌入了我的记忆。这真是令人难以相信，他身穿着一件黑呢大衣，手里提个黑包，一边高叫着：

 

“弟弟！妹妹！噢！”

 

看见我们惊喜地奔出门来，更像个顽童般得意地笑着、欢叫着，毫不掩饰那满脸胜利者的愉快。

 

“为什么不来？！当然要来！”

 

“不戴帽子行吗？”

 

“一冬天都不戴帽子，不用拐棍，没有问题。”他那么自豪地宣称，仿佛以此向我证明，他从不“吹嘘”。

我们一同步行，顶风前往距我家一站地之遥的故宫博物院。路上，沈伯伯无论如何也不要我们搀扶，说绝对没有问题，只是和我们姐妹象征性地挽着手臂，不顾风寒，兴致勃勃地走在3个年轻人中间。妹妹紧拉着沈伯伯，高声笑着，也摘下头巾，让一头黑发在寒风中飘拂。

 

一迈进故宫的瓷器馆，沈伯伯立刻被橱窗里的展品吸引，嘴巴紧闭，两眼闪光，疾步走来走去，似乎在寻找什么，似乎又是被一件精美的瓷器从这里吸引到那里，从这头吸引到那头。

他有时站在一些看起来并不“漂亮”的造型简单、色彩单一的一只碗、一个瓶子面前赞不绝口，说美极了；有时，从一些柜子前一扫而过；而对一些外表华丽、器型繁琐的晚清产品却不屑一顾，皱起眉来说：“很丑。太繁复。美常常是单纯、朴素的，古代人倒更懂得美。你看这个盘子，式样很简单，色彩非常柔和，看去很舒服，美极了。”又有时，他四面张望着，尔后，失望地说：“一些好东西没有拿出来展览。”

 

沈伯伯不仅热爱美，而且对美有极高的鉴赏力和非常精到的品味，在他熏陶下，我们虽不懂瓷器却看得津津有味，听得入迷。直到闭馆，他仍在口若悬河。

出了故宫，风渐渐停了，他站在筒子河边精精神神地还对我们长谈，仿佛意犹未尽。而这时，我已感到腰酸背痛，十分劳累，我真弄不懂他怎么会有如此充沛的精力。我开始相信有些人确实有着超人的方面。

和沈伯伯在一起，你简直不可能不爱他，不可能不被他感染，就这样，我的淡漠和“看透一切”的冷静似乎也在他那间黑暗、古老、堆满书籍的小屋中溶化了，化成了温馨与仁爱，这种我曾经熟悉后来便淡忘了的感情。但我依然是我，尽管有变化，尽管自觉不自觉地有所掩饰。

 

一天，又坐在沈伯伯的陋室中高谈阔论，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谈兴正浓时，沈伯伯在滔滔不绝中突然冒出一句：“二妹还年轻，还要做许多事。我都还不老，还要抓紧做事。”

话说得轻描淡写，一带而过，眼睛并不特别注视着我，似乎并无任何用心。但我当时却如五雷轰顶。因为话虽平常，但对于说话从不提及我们名字的沈伯伯，突然特意点到我，并且着意说到年轻的问题，确实太不寻常。等我缓过神来，沈伯伯早就若无其事地仍旧说他的了。

 

我说什么也不明白，在沈伯伯匆忙地、滔滔不绝地谈论美和学问时，是什么时候，是怎样体察到这一切的。我从未对他说过一句关于我的心情的话，更未在他面前流露过丝毫的厌倦情绪，因为跟他在一起，人不可能产生这种情绪。我这才突然明白，自己一向竟是如此粗心、自作聪明和可笑。老头儿什么都明白，什么也逃脱不了他那双聪慧、睿智、貌似什么也“搞不懂”的文学家的双眼。而他又那么细心地不碰伤我，而是以他那颗宽容、敏锐、细致的仁爱之心来温暖着我。

后来，他并没问过或侧面探询过我的私事便自作主张将我领到一个有儿子的人家去“作客”。这事当然不会有结果，但我却因此倍受感动，更加贴近了老人那颗金子般的心。在他后来为我抄录的诗里，我似乎都能感觉到他劝慰、鼓励我的一番心意。

所有这些都过去了那么久远，但回想起来又那么近切，仿佛他一直在什么地方仍然精精神神地活着，仍以他那颗智慧、美好、仁慈的童心爱着我，引导着我。

 

随着年事渐深，独自回忆这段忘年之交，常常不敢深想，不敢品味，其中的世态炎凉和人情世故越使我不能开释于怀，同时，沈伯伯的人品越显其高大可贵。

原载《传记文学》1990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