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乐相伴那些年（18）

王秀芳

文字：王秀芳摄影：笑口常开LL 时下正是年轻干部被提拔培养的阶段，机关不断有新人进来，而且好几位都是我的同学。有的被安排担任团委书记，有的被安排妇联工作，当然广播站编辑也是个不错的岗位。 编辑，看来无官无权，但是有才，一般干个一两年便会被提拔重用。站长已看透了这个规律，每一个新到任的编辑对工作都有个适应过程，当破茧成蝶，就被提拔重用另谋高就。而站长因从事技术工作，或编制或文化所限，提升空间很小，广播站客观上成了提拔升迁的跳板。 荣显的到来，想必是从一开头就想到了结尾，所以广播站频繁的人员流动，让站长心有不快。再加上性格原因，对我俩从来没有笑模样，我俩也像受气包似的，大气不敢出一下。 荣显新到任编辑工作，有时力不从心，但是还没等他熟练掌握工作，就频繁的陪着书记主任下到各大队开展工作，心也几乎没在编辑工作上，这更让站长的脸很难开晴。 春种秋收，日升日落，工作依然忙碌。公社有机关干部近六十人，基本上以蹲点儿包队为主，半个月能回公社机关汇报交流一下情况。如果公社党委有重要工作要部署传达，机关干部呼啦一下就都上来，再加二十个大队书记等人参加会议，一到午饭时间，机关就热闹起来。   我一边忙着值机，一边到外间屋给大家换饭票。 我有些方面聪明，有些方面却很愚笨，对钱和数不敏感，公社领导让我负责换饭票，我不愿意也不敢说，每次都小心翼翼，生怕出现什么差池，每次回家爸都千叮咛万嘱咐的，可问题还是发生了。  “杏儿，这还有一个先前的欠条呢。 ”出纳拿着欠条对我说道。 “啥 ? 上次不是都算清了吗 ?”我说。  “那这怎么还有一张欠条 ?”出纳又说道。   “是啊，怎么还有呀？上一次不是结算利索了吗？我要是不给您钱，您也不会给我饭票呀。”我说。  “我不会说假话的，你看，欠条在这儿呢。”出纳语气特肯定。 我一看果真是自己打的欠条，这是怎么回事？       每次换饭票，我都是先从出纳那打欠条领取内部食堂饭票，待饭票换成人民币后，用人民币冲抵欠条，然后随手将欠条撕毁，再写新欠条继续领取内部食堂饭票，由此循环往复。那这个欠条是怎么回事？一定是我交完钱领新饭票时忘记抽回了。 我虽然钱的概念特别差，但从来都是公私分开，每次我家大队书记来换饭票，我都不要他的钱，可他走后立即从自己的钱包里拿出钱补上。哦，我想起来了，半个月前，快结算完毕时，突然有人喊我，我就出去忘了抽那张欠条了。三十元钱也就是我一个月工资，可钱小事大，涉及人品呀。 一时间，机关干部都知道了这件事，大家议论纷纷。 现金出纳是县里下放的五七干部，家属没有同来，只一人住在机关宿舍。本就性格内向，寡言少语，最近因孩子打架出了刑事案件，更是焦心，干啥都打不起精神。一些同志认为我年轻，工作正心盛着呢，不可能贪这些钱，无形中对出纳产生压力。 问题发生了，总得解决。于是一天通讯员小王通知我，晚上广播结束后到办公室，书记给开会，分析一下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 晚九时，我关掉广播，正准备去办公室，突然，看见通讯员慌慌张张跑了过来。 “杏儿，出纳不见了，机关院内都找遍了，书记都毛了。” “ 啥? 那他上哪儿去了 ? ”我问道。   “本来他家孩子出事就够吓人的了，他再想不开有个三长两短的，这可怎么办 ?”通讯员急得一个劲儿的搓手。 我也跟着着起急来，都怪我工作马虎，要是出点啥事，我就是个罪人，咋办啊？ 我和留宿机关的几个同志分别去找，院里院外没有，社直单位电话打遍了也没有，甚至都找到了辽河边上，还是踪影皆无。快午夜十二点了，只见一个身影从外边闪了进来，我们几个一齐跑出去，果真是神情沮丧的出纳。 我们心里都很难受，书记说，会不开了，再开，会出人命的。 差点儿捅了大漏子，我像做了小偷似的抬不起头，过了好长时间我才缓过劲儿来。 编辑经常不在岗，有些文字工作还得由我来做，我便有了和党委宣传干事常洗接触的机会。        常洗同志对工作极其认真，而且对下属要求严格。我采写的稿件有时对事物缺乏整体把握，他在审稿时常讲给我听，并认真地修改稿子。每当他同意播出签上名字时，我心里总会有一种欣喜，觉得自己又进步了。 我怕官，不管官大小，一说话就脸红，有时词不达意。常洗同志不苟言笑，虽然也很怕他，但有时觉得他更像师长。我常好奇他的名字，按照传统习惯，他的名字应该为“长喜 ”两个字，可偏偏写作“常洗 ”，我心想，他一定是个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的人，革命的人，常检讨自己的人，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凡事力求做到最好的人。        我越这么想心里越紧张，总怕自己做错事情，但随着频繁接触，我发现他爱才，欣赏不断进取的人，且善于关心人。冬季的一天清晨，天还没有亮，我刚刚打开扩大器，一个披头散发的人在窗外拼命地敲打窗户，大喊大叫，我吓坏了，惊慌失措，住在对门男宿舍的常洗同志推门走了进来，他用语言撵走了那个人。 我情绪平复后，除了对常洗同志感激外，更增加了一份敬重。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从未休息过星期天、长时间高负荷工作的我，终于工作出现了失误。一天晚上将近九点半钟时，我趴在播音室的工作台上睡着了，迷迷糊糊中，站长气哼哼地走了进来，脚步声中都带着气。        “杏儿，你干嘛还不关扩大器 ? 话务员都找到我家里来了 !”        站长的一嗓子给我吓得一激灵，一下子清醒过来，忙站起身走到机器后面，将开关拉下。       公社电话和广播走一条线缆，有广播，电话不通，广播结束后电话才能开始工作。由于没有及时关闭广播，话务员就直接找到住在附近的站长家。站长就气哼哼的直奔广播站来了。 “对不起，我错了。” 站长黑着脸，一声未吭，转身推门走出了广播站。        站长啥话也没有说，倒叫我极度不安起来，回到宿舍，躺在炕上，我辗转反侧，一夜无眠。原本站长就说我是飞鸽牌的，拼命工作动机不纯，这一下子出了纰漏，更是给了他指责我的口实。可我哪像他说的那样啊。 播音员的工作，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安逸了，除了录播节目外，大部分时间就是看着机器，机器又从未出过故障，我不愿意荒废时间，喜欢学习新东西，帮助机关做些工作，这有什么错。另外，机关所有人职务都比我大，张嘴求我帮忙，我怎好袖手旁观。我是下放户子女，又怎能不分外珍惜这份工作。唉，站长摔门而去，明天他该怎样对待我呢？想着想着，我的眼泪就流了下来......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