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写《杭州知青史》

吴卫平

　　决定编著《杭州知青史》！杭州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决策者是下了决心的，因为这是一件大事和好事，但是，让知青来完成这项工作，却是难事，因为年岁不饶人。2020年10月，我受托毅然挑下这副担子，即做好了：“壮士断腕，决断后路，”的充分准备。在此之前惟有北京、上海、黑龙江、四川和山西等为数不多的省和城市出版了“知青上山下乡大事录”和“知青上山下乡史话”等书籍。

　　如何写好《杭州知青史》，首先要搞明白：知识青年下乡在不同时期产生的社会原由和发展变化的过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到70年代末结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动员和组织的，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涉及面最广，具有深远影响的一次重大社会实践。因此，需要从宏观上了解党和政府在国家层面，于不同时期所作出的政治决断；了解浙江省和杭州市在不同时期制定的工作对策和具体指向。此间，阅读顾洪章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末》、谢敏干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定宜庄、刘小萌著的《中国知青史》、吕巧凤、谢春和主编的《黑龙江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杭州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组织收集和整理的《杭州知青上山下乡名录》，从中收获了大量翔实且珍贵的文史资料，为我写《杭州知青史》，提供了客观可鉴的史料依据。

　　 杭州知青上山下乡跨时27年，其间有23万人下乡支边，牵涉到数十万个家庭和数百万人，影响三代人的生活和经历。这项写史工作如果在我们这一代人中被搁浅，让后人再去整理和研究这段历史，就会坠入历史的烟尘和迷惘，增加无数个不确定性，会提出个无数个问号。而由知青编写知青史：是再次走进历史、重新体会知青经历，进而感知抢救历史史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为后人留下杭州社会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篇章。因此，由知青写《杭州知青史》是理想选择。

　　编著杭州知青史，必须有杭州特色，体现杭州知青的个性。没有现成的资料，没有捷径，只能在茫茫书海中寻找杭州知青走过的漫漫路途。

近半年时间，我阅读各类书籍80册，近250万字；翻阅 1955年至1980年的杭州日报.1969至1973年的浙江日报和黑龙江日报，一年360天，一天一天翻阅，从中查找并摘录有关杭州知青的资料；阅读了杭州市5个城区、7个县的地方志和农垦志；阅读了杭州地方志中的民政、劳动、教育等分篇；阅读了市政协、工会、共青团和妇联有关知青工作的资料和书册；查阅若干册杭州知青回忆录；阅读了黑龙江省接纳杭州知青的8个县、市的地方志和兵团、农场农垦志；在阅读过程中，做读书笔记约5万字，储存文史资料约30万字，收藏有关知青报刊影印件400余份。

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掌握了杭州知青上山下乡期间基本情况，为写好《杭州知青史》储存和提供了必要的文献资料和史料。

　　杭州自1955年初进入有组织有计划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员和实施阶段，此后，杭州的知识青年上山运动一直经流不息，如潮如涌，前赴后继走向浙江各地的农村，奔赴新疆、宁夏等边疆地区，尤其是在“文革”期间，杭州各中学的学子们，一批接一批，一年续一年，壮烈地踏上北大荒，走进内蒙大草原、登上海南岛，在茫茫的原野上耕耘人生。《杭州知青史》的目的就是记录下杭州知青在这漫长的岁月中用青春演绎的可歌可泣的真实历史。

　　《杭州知青史》采用编年史和叙事写人相结合的形式：大事录以杭州1949年解放后的时间为线索，记录历年中杭州知青在本省内下乡和支边新疆，宁夏，黑龙江，内蒙，大兴安岭，海南岛等的时间、地点和基本人数；杭州市各级政府组织、动员安置知青上山下乡的工作和有关文件；自1955年以来，工青团妇等组织、知青所在学校、街道、居民区，知青家长和家长单位所做的上山下乡工作。写人叙事基本以官方媒体报道为准、知青回忆录为辅：记录知青先进集体和个人典型；记录知青陆续返杭过程、官方对返杭州知青安置、就业，及子女回杭的政策；记录传播“知青文化”的知青教师、赤脚医生、文艺宣传队等典型；记录知青举办大型纪念活动和知青春晚等经过；记录整理知青名录、筹办知青历史博物馆等活动工作内容。综上为史，记录有名有姓的知青约千余人，因此本书具有可读性和收藏价值。

　　虽然，知青时代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仅为一瞬，但是，对于亲身经历了这一实践的知识青年来说，都留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情结。所以，我们有责任和有决心写好一部《杭州知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