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曾经的九江国棉二厂》 ——厂之阔、名之大、人之多

何苦呢

　　1958年，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

大跃进前夜的一九五七年，也是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后的最后一年应运而诞生的重点项目企业 ——江西九江棉纺织印染厂，后改名：国营九江第二棉纺织厂，简称：九纺厂、九二棉等等。

　　工厂座落在风景秀丽的庐山北麓，地处过去时光的九江城郊十里铺，远眺荒郊田野上红砖烟囱、水塔高大耸立，山丘叠翠，衬托出具有显著特点的锯齿形态轮廓厂房，相连成片建筑群磅礴大气。她与周边零散村落土砖黛瓦民房相比，她的存在显得格外突出而鲜明。这座典型的“中苏友好”时期的前苏联标志性纺织工业厂房，规划设计极具特色，彰显出那个时代的独特魅力。

值得庆幸的是，改革、砸锭、下岗、破产重组的浪潮中，全江西省范围内所有国营纺织厂以及全九江市仅有的六座国营棉、毛、纺织、印染等厂，厂房的存留问题，或许是偏僻吧，阴错阳差之下，只保存了九江国棉二厂这座唯一的四万八千锭子规模的主体厂房原貌得以至今，可谓是逃过一劫……。

笔者也是工厂大院成长和经历者，也是曾经体制内的一份子，经历风风雨雨一个甲子。如今期待有那么一天，当地政府能够高瞻远瞩，将这座曾经为共和国作出贡献的遗产妥善保护，让其文化内涵得到展现和发挥余热，同时加大力度拆除附着在主体建筑物周围的其他寄生建筑，还其本来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无疑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和理想的归宿。

那时候，九江国棉二厂工厂区域范围内，几乎形成出一座规模而繁华小城镇，区内水泥道路纵横交错路灯连成一线，花草绿树成荫，工厂区域建有大礼堂、灯光篮球场、工人俱乐部、图书馆、职工医院、子弟学校、婴幼儿园、阳光花卉园以及后续又配套的大型足球场和当年全市仅有的一座标准游泳池加三级跳水台。

当地政府还有计划跟踪配套服务，开设有百货食品商店、粮油供应站、蔬菜肉类市场、煤球厂等等，应有尽有，她也是当年九江郊外仅有的一座不夜城，也是九江地区最大的工矿企业，同时也是九江人所向往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1969年我们全家随父举家从市区新桥头桂支巷搬迁到郊外离国棉二厂更近的宋家坂村旁的旧式大楼居住。

这幢大楼曾经是所大医院叫四病区，后转移划归给九江国棉二厂所有，搬迁到这是方便父亲工作。

高大的楼房独立的座落在连绵起伏的丘岭山坡前。大院前，一条石子路从原十里铺老街的原九江第四中学到冯家村原庐山标准件厂，这条单行的简陋“机耕道”沿着山边、田野、村庄蜿蜒而行，可供机动车通行。这条机耕道与前进东路相平行东西走向。这座显眼的大屋建筑矗立在此，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住上带红漆杉木地板的红砖赤瓦大洋楼。每每回忆起在楼中住居的日子，总有种别样的感觉。闲坐在窗前，看风起云涌；推开窗户，远望蜿蜒的小溪，涓涓流水尽收眼底；从楼上俯瞰，弯曲的小路、民居、池塘、晾晒场镶嵌点缀在绿色田野之中，宛如一幅美丽的画卷；不时有阵阵花草的芬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脾。

在这里，我们何家当时是唯一一户先行乔迁此地，并有偿肩负着照看整个空旷大院的看护责任，不久后陆陆续续又搬来不少刚新近成家青年夫妇，平日里他们在一起总是操着一口江西西部萍乡地方方言，原来他们都是两年前从著名的安源煤矿分流平调过来的一批国企产业工人。对于涉世不多的我，因之前打下深深烙印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及被批判的“毒草”影片《燎原》记忆，故而他们在我心里都是一批神秘的人物，而且他们的工资收入普遍要高出纺织工人同级别的30%以上，快乐的单身汉、高额的薪资待遇、富裕的生活令人羡慕，很快在女工比例多的纺织工厂中更加优越的如愿锁定相上了各自对象女友。

追求温饱或进一步美好生活是常情，但在那个年代全国上下都在“抓革命，促生产”、“割资本主义尾巴”情形下，奢望只是梦想。

远离工厂一公里的一块飞地。很难有人会将这闲置处女地与农村自留地划上等号，因而在这里似乎某些方面成了文革运动真空三不管地带，我们家也顾不上那么多，而敏锐的将大楼不远处荒坡地，捷足先登的进行了开垦，成了城里人而且拥有面积还不算小的地块——“自留地”，十岁出头的我一有时间就跟着下班后的父亲，在菜园里学着种植起瓜果蔬菜和玉米高粮等农作物，辛勤的耕种打理锄草、施肥、浇水，还养着一些鸡和鸭，从中尝试着城里人未曾学到的城郊农耕生活，尤为重要的是减轻了家中计划粮食不够吃的困惑，那时甚至将之前在城里与小朋友之间养桑蚕的兴趣玩耍，在这得天独厚的乡村原野环境下，做了一次有价值意义的升华体验竟玩大了一把，让如此多的桑蚕在棉絮上爬吐牵丝出一床完整的天然蚕丝被。

新环境带来了别样的情趣，从未有过的兴奋和新鲜感持续了大半年。这里良好的居住环境，炊烟袅袅，鸟鸣悦耳，蛙声阵阵。也常常领着工厂子弟学校的同学伙伴们一起，上后山采摘栗子、野果，或者尽情玩耍。这些美好的回忆伴随我度过了少年时期。

同样也有不尽人意的是，从居住地到学校的路途较远，我需要穿过村落、踏过田埂、跨过小河，在工厂宿舍区穿梭，横穿马路才能到达工厂的子弟学校。下午上课时，往返时间不受控，我经常因为不可避免地迟到而感到尴尬，结果遭到老师们的批评并罚站在一边，好在学习成绩常排列前茅，而且能客观地对待问题这也就才成了老师们眼中“老油条”。

好景不常，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房屋大楼及整片场地产权又一次从九江国棉二厂移主让给了驻军部队，作为参与守护即将上马开工建设的“九江长江大桥”高炮团营房基地，不久又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企业干部学校，校园面积向后山作了大幅度的扩张并依山而建，其校园内还完完整整的保留着那山凹中原始大水塘。

1970年下半年我们家搬离，不得不在蔡家湾村租房，此地与工厂仅一河之遥。因尚在过渡阶段，便租下村中一大户的宅邸暂居。所知，这户人家在解放前曾是当地最富有的，其宅邸也非同一般。院内格局有石板天井，后屋还有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板房，这在当年乡村不可多见，整栋房屋背靠山丘，后山则种满了经济林木桐油树。

二十载光阴荏苒，岁月如梭，机缘巧合之下，1988 年企业公派，我又来到这熟悉的地方，在这所解放军企业干部学校进修。开启了对统计学和经济学领域的探索之旅，留下了一段美好的校园回忆。此后，这所学校易手合并，成为了如今的大学学府——九江学院。

　　九棉二厂在当时的九江地区（十县二区）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力，是首屈一指的大企业，也是利税大户，其职工人数在全市企业中名列第一。这里人才辈出，可谓是藏龙卧虎，是一个拥有近万名职工的大厂。

工厂有纺织工业界权威人士，陈志恒先生，他曾在民国时期的上海、江浙等地开设有多家纺织厂，是一位备受瞩目的大亨式技术强项型资本家。1965年，工厂重新上马，领导们三顾茅庐，从上海请来出任总工程师一职。同时也还有很多从华东纺织工学院毕业选调分配过来的“老三届”优秀大学生。

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零点起飞》的编剧、《希氏内科学》中译本10册大全书出版专著翻译家、西医名家王贤才先生；编写多种书法著作《书法格式图解》、《隶书学与用》、《草书学与用》等出版物的书法大家崔廷瑶先生；出版《亲历浩劫》等作品书籍的作家旷小林先生，皆出自国棉二厂。此外，厂里还为载入史册于1980年我国最早拍摄的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使用的道具，其中包括美式中吉普汽车，都是厂里提供得支持，这些道具在贯穿场景剧情中发挥功能取得不可忽视的作用，为国棉二厂的历史增添了光彩。

作为九江浔庐餐厅并享有名望的烹饪界名厨余自应先生也曾经在九棉二厂工作过，早在195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期间，余先生代表着餐饮界最高水平并参与了其中服务，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不久后工作又调动到我们厂食堂专门从事小吃部（小饭堂）小锅小灶烹饪撑勺技艺直至退休，1982年我曾在庐山参加学习班期间，抽空领着几个同事朋友还专程从牯岭街步行到芦林湖畔，中国科学院庐山疗养所所在地探望了余老先生。那时候他已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坐镇庐山只是偶尔指导名师做些顾问事宜，一切操作工作都是其徒子徒孙们干。让我难忘且受宠若惊的是，余老先生竟然亲自下厨为我们特意做了两道特色菜品尝。

企业在运营蒸蒸日上之余，也曾经因“八个样板戏”风行年代，而名声远扬。工厂文艺宣传队阵容强大，编排了全本的大型芭蕾舞剧《白毛女》。从舞台设计、编导、表演、独唱、合唱演唱演员，到乐队伴奏、指挥全部由企业职工担任。其专业水平之高，远超一般的省市县专业文艺团体。企业剧组在全国巡回演出，风靡一时，而忙得不亦乐乎，当年是九纺人最为引以自豪的一件事。

企业高超技艺工人文艺宣传队，其成立背景是工厂在停工多年后，直到一九六五年企业正式开工复产。这一举措上马也是依椐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髙”的八字方针攻策，从全省各地方单位富余人员中调剂而来的在编产业工人，同时还吸纳了省、市、县各专业赣剧团、采茶剧团、歌舞团、杂技团等精减招收近三百人演职员工，其中还有一些一九六五年印尼排华和一九六七年缅甸排华时期归国安排进厂的青年华侨们，壮大起纺织工人队伍，充实着各个生产车间科室文化娱乐的多样性开展。

　　七十年代中期，作为那个时期的一代青年人，我一九七五年从子弟学校高中毕业，即将走向社会，别无选择地递交了申请书、决心书满腔热血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广阔天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大有作为……。

工厂为顺利的管理好职工子女适龄青年下放农村插队工作，因此专门设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简称“乡办”。办公室日常服务工作是将职工子弟安置几处条件好的定点农村。

在这安置过程中，随之而来的是光荣奖状和分发棉絮、毛巾、脸盆、军用水壶等老四件，外加一个网兜便于行程奔赴。随后，我被下放到长江浔阳江段一个江心岛上江洲人民公社插队。颇有意思的是，我的户口迁移农村还不到三个月，就随着敲锣打鼓的欢送队伍仅去一次过个“下放镀金”程序套路仪式，蹉跎一顿乡村午餐后，当天又随返程的汽车回到了市区。

实际上早于之前已顺利完成办理回城顶职系列手续，并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份光荣的参加工作，分配到九江国棉二厂前纺车间当上一名国企正式职工，在生产一线经过三年多时间的磨练和兼职厂武装部工作后，一九七九年上半年又调入厂机关“革委会办公室”不久后改名“厂长办公室”。

　　1981年我从厂长办公室专职调到厂团委工作，在这共青团工作岗位上唯一一个一干就是两届（第三届和第四届）四年。

在这之前随着企业纱支匹布品种提升与增量，厂里在社会上一次性大规模的招收待业青年进厂工作，那时在编制上有个新的填报叫法叫“季节工”，即季节性的工人，是“长工”还是“短工”这批青年员工均处在正式工与合同工之尴尬位置，这做法主要是增加人力资源，解决社会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充分改善纺织工人生产环境条件、减轻纺织女工长期超负荷的劳动与休息之间矛盾。

从传统的“三班三运转”到启动之后的“四班三运转”科学做法，既解决了计划经济时期社会就业压力同时又改善了生产一线员工的早、中、晚倒班工作与生活的科学合理化。

　　在这一后期，跟据企业内青工占比迅猛超过百分之六十以上特点，为丰富青年员工多彩的业余生活，我主动策划发起了由团委、工会联合开办了青年员工乐器培训班，舞蹈训练班，声乐班和说唱训练班等。此外，我还调动了企业内部的文艺骨干作为代课做老师。用现时的眼光来看，这在当时那个年代绝对是一种创新和超前的意识。

八十年代初，人们的业余文化娱乐活动逐渐恢复到文革之前的莺歌燕舞景象。刚开始从共青团组织的试点性“青年集体舞”圆舞曲步，到传统的“交谊舞”慢四步和快三步的恢复和普及，似乎到了只要有空闲场所和有一台三洋手提录音机的地方，象厂里工人俱乐部、饭堂、冬季干枯泳池、单身宿舍等地，都能看到翩翩起舞💃的身影。

因而在1984年举国上下为庆祝国庆三十五周年日子里，九棉二厂自文革结束后，在灯光球场首次举行了一次大型的文艺汇演晚会。工厂业余生活丰富多彩，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将各项活动发挥到极致多彩。

这时期工厂在我们几位文学艺术爱好者策划建议下，成立了厂文学艺术爱好者协会，文协开设了《春笋》旬刊专栏，宣传科办起了《二厂旬报》油印厂报、武装部创办《民兵》半月刊、团委创办《团讯》团刊，在厂单身宿舍组建《青年之家》，打造了《四姐妹》为标杆的操作竞赛能手和树立《最佳青工》个人榜，《好人好事》新风貌专题展，《书画》作品展览等活动，企业文化活动开展的有声有色。特别是九棉二厂企业文学艺术协会的开展，曾🉐到了国家级上海《文学报》创刊之初总编辑、著名剧作家杜宣先生的亲自指导和报社的关心与互动，因而文协会员们在《江西日报》、《羊城晚报》、《花城》、《十月》等刊物上发表不少作品。

▼当年亲自编辑、刻写、油印的部分刊物

　　九江作为江西省北部江边城市，地缘湖北、安徽三省交会处，而那时九江郊外的国棉二厂，因女工多而声名远扬，同时也被市民们戏称为“女儿国”。

工作在生产一线职工中的女员工是绝对的排头兵，是企业年年创高产的生力军。纺织女工中涌现出不少生产一线“半边天”先进榜样及省、市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如廖荷花、章海娇、方小英等人物。有的走向了市领导工作岗位，象赵登荣先后担任过共青团九江市委书记、市总工会主席、市政协副主席；还有女工文小平从普通员工走向车间主任岗位、厂党委副书记、全国人大代表、当任过市经贸委副主任等职。

而在“全民皆兵”那段日子里，大操场每天都能看到英姿飒爽的女子民兵列队进行军训，在工作之余偶尔还能看到几位早期从省城杂技团退役调到厂里工作的大姐们，在球场三五成群的耍起了杂技。同时，女子拔河赛仅其中前纺饼粗车间乙班工段组队在全市比拼中各企业工矿代表队无人应对。

　　谈到九棉二厂，武装部是绕不开的一个重要职能部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的排名与现在有不同的地方，武装部级别排名也仅次于厂党委、厂革委之后，因而厂大门通常掛着三块大牌子。

为了贯彻“全民皆兵，平战结合”的方针，从实际出发，将武装部办公地设置在工厂正大门右侧独立的小二层，以便于战时快速行动。直到 1980年在厂大门左侧新建炮库综合楼后，才搬入大楼中。

武装部部长张治平是个抗美援朝汽车老兵，也是厂党委委员，职务的原因，工厂里唯一有配枪资格的只有他一人，因而其腰间长年别着一把勃朗宁小撸子手枪，很是威风。在八亿人民八亿兵背景下，武装部在厂里面的功能是不可或缺的，那年代工厂曾经以团级建制，各车间以营为单位建制，其工段以连为单位而风靡一段时期。整个工厂职工划分为武装民兵、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而武装部直管着武装民兵连、通信连、高射机枪营，后续升级又将高射机枪换成大炮。

1976年作为刚新近进厂的我，被厂武装部张治平部长和转业军人牛运禄连长看重，安排我干起武装部通信员工作，虽是一个兵，但担子责任之重，肩负起看管七十二条步枪数支冲锋枪及几挺机枪等武器和两部硅两瓦通信电台值守保管任务。如此重要的工作岗位，时代背景下，讲政治、讲出身背景，作为一个抗日老兵川军的后代，非常敏感，竞岗更加棘手，那时厂主要领导也顶着来自内部挑刺嫉妒方面压力和政治风险影响，爱护、接纳、吸收，给予培养锻炼了我的机会。

那年月基本上总是三天两头的组织武装、基干民兵们进行平战训练及真实投弹、定向爆破和实弹打靶都是常事，每位民兵必须完成每年内5发子弹射击打靶考核任务，因此只要是逢每次到靶场实弹射击训练任务，最为骄傲自豪的是首先必须有我端上步枪朝天空扣动扳机，放上三枪曳光弹以示示警拉开整个靶场实弹射击的序幕，从那时起让我练就一手好枪法和军事方面的技能。

而武装部的一年一度的夏季工作任务尤其艰巨。作为湖水河流众多的江边城市九江城，七、八月间的汛期中心工作就是24小时把守抗洪抢险紧张时刻，因而厂武装部的武装连和通信连，经常性的从中抽调出年轻力壮的作为“敢死队”成员深入险情坝上巡逻担负起抢险突击重任。

然而除抗洪防汛之外，盛夏七月，九江的气候酷暑难当，也是“双抢”的时节，到农村去支援抢收（收割谷）抢种（插秧苗）也是组织民兵去平战结合边训练边服务的常态日子，工厂方圆周边的农村集体从收割，打禾，犁田，插秧，施肥都得到了有利的帮助。

　　人防工事的建设，一九七三年掀起了一波如火如荼全面展开局面，也是顺应“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形势下，那时候正值我读初中，学校的任务是在操场地块的东侧小坡地面下开挖防空洞，限于体力和工具的限制，实际上做学生的几周下来也挖不出两米远的距离而搁浅，于是学校也在学生军体课时组织过几次上山开挖战壕举措。而那时的武装部人防办就己经组织人力在厂区仓库区域向山坡方向开挖了几百米远的地下人防工事，工事内预留有临战指挥室、整个通道安装有36伏安全电源照明装置以及通风系统，同时在厂区外丘陵山间挖出了接近二公里的防空洞，后来又分配在城区内督府巷（古时周瑜督衙署）柴桑小学协助挖出一段与其他相串联通的地下防空网，庆幸的是在这里还挖到了二件小陶器。

　　每当夜幕降临，灯光球场每天灯火通明，总会有些活动举行着。灯光球场是那个时代工厂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丰富了职工及家属的业余生活，也为工厂的文化氛围和凝聚力做出了贡献。

九纺厂的球场设施和设备简约而不简单，混凝土台阶式坐位观看台、立式计分屏、悬挂在空中的卤钨灯，无不显示那个年代的奢华气派，充满时代气息的独特文化氛围。

那个年代背景下人们单调的业余生活，灯光球场却是工人们下班后休闲娱乐的场所之一，吸引着爱好篮球和排球的人们，也是工人们释放压力，挥洒汗水，享受运动快乐的地方，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属于自己那份热爱和激情也留下了无数难忘的回忆。因而每周除特殊情况露天电影必不可少的放映，球赛更是常态。在体育方面，当年的九棉二厂篮球队的女子队、男子队分别磨练成了一支势不可挡劲旅队，打遍全省无敌手。

不建就不建要建就建最好的泳池，国际范标准游泳🏊池，这是老九纺一贯高大上之行事作风的体现。

一九七一年，彼时正值逢华东地区工业用电高峰紧张的季节，电力供应紧张，限电或错峰用电对于用电大户而言，己是屡见不鲜的难题。也就是在这一状况情形下，为合理展现用工价值，工厂利用闲置的大量工人，凭借最原始的拼搏精神，手挖肩杠，愣是挖出了一个50×25米见方大坑，深度可达4米，最浅处也有1～1.5米不等，并设有8个泳道。

而泳池主要用料涉及到计划外项目，不得不四处也是添砖加瓦的寻觅，来源于附近濂溪河河沟山中冲刷下来的鹅卵石和庐山隧道打出来的废弃花岗岩片石采集而砌成。完工后的室外泳池池水也是启用庐山山脚几口厂属产权深井，冰凉的岩层井水通过管道源源不断输进工厂，成为生产车间夏季降低环境温度循环用水，最后又合理满足于游泳池供应。

从那时起，清澈见底的泳池成为了职工及家属子女们进行游泳运动的专属场所，人们可以在里面戏水玩耍或进行着各种比赛。于是在1972年，也就是第二年，九江地区首次在九纺厂游泳场馆举办了选拔赛。也正是在这一年，厂党委书记张巨库的儿子，我们子弟学校初中同班同学，张勇同学以优异的比赛成绩被江西省体工大队选中，最终进入省游泳队。

当然，地处城郊的九江国棉二厂这块远离城区江河湖水域，夏日里我时常是偷偷摸摸的与同学小伙伴们跑到一公里外，离庐山山脚边更近的兵工厂原三五二五企业旁水库戏水，总是提心吊胆的野游，自从🈶了这个泳池，对于喜欢玩水的如获至宝，从小在长江边长大的我，儿时在市区甘棠湖、龙开河、长江边学会了游泳之长，因而一到夏季似乎每天都要游上一会，游泳水性称得上可以，为此也勇跃大胆参加过“七.一六”横渡长江、环甘棠湖游等高强度纪念活动，良好的水性也因一九八三年组织一次野外集体活动时，奋不顾身和衣跳进庐山秀峰深潭水中救过同事的命。

厂里在投入体育硬件设施方面也是大动作大手笔，当年为兴建足球场选址，让地让路舍弃的将厂部大道旁至子弟学校操场边，排列整齐的四幢职工单身宿舍平房建筑夷为平地。足球绿茵场地的平整投入，同时兼顾着厂子弟学校大操场的使用，两侧修建有钢筋混凝土阶梯式高大观礼台，可容纳几千人，也是其他企业在计划经济年代望尘莫及的事。在这里先后于1974年接待过全国青年足球赛赛事和1976年全国青年足球联赛第二阶段提供赛场赛季任务。

笔者在体育体能技能方面本身弱项不很擅长。但庞大的企业大溶炉同时也培养铸就了我这个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在体育竞技中，那时兼职在厂武装部做通信员期间和干事胡昌德，1978年荣幸被考核选送并代表九江地区航模航海队，参加过第五届江西省运动会并获得个人单项第四名奖。

1988年4月又因个人爱好在企业内又一次组队，带着九江传统制作特点的庞大龙头蜈蚣长串风筝，代表江西省省队参加第五届潍坊国际风筝会暨第三届全国风筝邀请赛，赛场结束后又被北京市政府相邀在天安门广场放飞风筝活动。

　 文化大革命中期，企业在原茅山头垦殖场，由政府划拨出大片荒地，让这个国营纺织企业实践亦工亦农，又办起了——“九纺厂五七农场”。

农场的社员全部组成均从由各生产车间、科室抽调出来的干部职工，去接受劳动和思想上的洗礼、改造和锤炼。而工厂的班车每天也乐此不疲的往返于工厂与农场之间的接送。

其实汽车接送，车辆也只能行驶到隔岸的十里河东岸，然后农场工人们必须下车再乘农场专设的渡口木船，接驳往返。为方便无人值守过渡更为安全和方便，两岸各打了一根大木桩，然后拴上绳子固定连接东西两岸。乘客只需双手不断地拨拉绳索船即可缓慢的不偏不离牵引到对岸。

那时候我们作为厂子弟学校的初中生，我们也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冬季，我们会集体去农场挖塘泥。此外，我也曾多次个人蹭车去农场河沟边采摘过野生芹菜和藜蒿，为家里的饭桌上平添一份菜肴。　　

在职工再教育方面，工厂顺应形势要求，成立组建过“七.二一大学”和后续的“电大”，并从职工中选拨或正规考试录取并脱产读书再深造，同时在提升全员职工文化知识方面，也设立了“职工业余学校”，在这期间笔者受聘做过几个课时的授课老师上讲台。

　　那个时候的大国企，九江国棉二厂在劳动者谋取福利中，企业做的非常极致和到位，年年夏季从不缺位的都会在避暑胜地庐山山顶，花费大价钱租赁宾馆、招待所，并分期分批的组织干部职工前去办学习班学习和休息疗养，而我也在九二棉工作短短十余年中，就先后十多次上庐山参与学习或享受职工福利休养。

我首次参加厂团委在庐山举办的团员干部学习班是在 1979 年 10 月，那次经历让我记忆深刻。那次活动实际上是边学习边疗养，我们住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庐山大厦宾馆，侧面是庐山博物馆，吃饭则要步行到不远处的庐山会议旧址内的餐厅。

闲暇时，我们会跑到较远的五老峰附近采摘毛粟。

金秋十月的庐山之美，层林尽染，游客也相对稀少。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正在庐山拍摄故事片《庐山恋》，我们因此多次近距离见到剧中演员们。值得一提的是，编剧毕必成是我们九江人，也在九江话剧团工作，我后来也因工作关系接触与著名电影剧作家毕必成先生成了忘年之交。

　　如此同时，厂职工医院从最初的医务所青砖红瓦平房独栋，发展到后续增加一栋三层楼住院部大楼，职工医院分门诊、住院两部，各项基本专科门类设置完善、医务人员力量雄厚，医疗设备标配齐全，甚至还配有应急救护车一辆，当年与市属仅有几家三甲医院一步之遥，企业内职工包括合同工、季节工就医享有看病住院全免费福利，就连挂号费都不用支付，而职工直系亲属看病或住院也享有半价支付待遇，若逢职工医院处理不了的大病、疑难疾病，企业也会安排联系好本市大医院或协助转移外埠医院进行医疗。

工厂企业为了爱护好其医务工作者发挥更大用武之地，职工医院先后支援输送到九江地区人民医院的医技高超老华侨温医师、九江附属医院任院长的刘国华医师、检验方面专家黄问儒医师也调到军企干校。

而企业早年一手培养出来的专科医务工作者也不在少数，王振华医师便是一个特列，其最早入职工厂只是一名生产一线普通员工，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也因一次应付省里领导前来工厂视察工作，车间主任临时抱佛脚将其拉到车间门口站台做样子，随肩挎着巡诊药箱，没想到其个头不高的小伙子有摸有样这一站，俨然像个当年流行行走在农村田间地头、工矿车间巡回义诊的“赤脚医生”，而被上级领导驻足表扬了一番，并要他好好干，于是两天后，厂部通知他去职工卫生所报到，从这以后“根红苗正”的他又被送到部队当兵，后退伍回厂，进医学院学习，最后成了在皮肤病专科上利用自己所学积累的知识，独档一面的研发皮肤病外用药，并在国内临床医疗灰指甲病理上处于领先地位。

可惜的是随着九二棉企业的破产钟声敲响，职工医院也随之关闭。而医务人才也逃脱不了就地下岗、买断工龄、自找谋生之路，就这样一所医疗设备齐全，人才聚集的医院在当年医疗资源并不富有的条件下一夜之间全🈚，实属遗憾，要知道尚有几千人的原老企业职工及其家属们还居住在这里留守着、生活着，为什么职工医院没有及时拨离？为什么不能将其现存优势的软硬件功能和优质资产迅速转变服务于社会大众？

　　厂子弟学校全方位对职工子女就学一个不少，从小学到高中免费义务教育，同时也不用支付出任何学杂费，大大减轻了职工家长的负担。

学校从小学部到初中部直至高中部的设置，部分年级还专门选择性的开设了文艺班、体育班，念书和专业两不误。学校教研室、图书室、科学试验室具全，师资力量雄厚，都是名牌大学，分别有来自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复旦大学等培养出来的象万义德、刘治平、顾嘉华等优秀人才组成校领导和教师队伍。

那时候子弟学校教职员工享受着国企工厂的红利，薪资待遇与企业职工薪酬同步进行增长，远超其他市属学校同教龄教师薪资待遇令人羡慕，而暑假还不定期的组织教师们外出旅游参观学习，一九八一年七月我作为厂团委成员也应邀参加了老师们到安徽黄山、九华山等地的近十天的游游活动。

从这里接受系统教育念书毕业走出去的一批又一批的厂子弟，走向社会各地，因而子弟学校学生们比起他们的父辈们都是幸运儿，时逢企业破产大潮己势不可挡，再苦再难也不能影响到学校和子女就学正常运行秩序。市教育局及时的出面整体从九棉二厂手中，将子弟学校的全部教学楼、土地、资产、教职员工整体拨离收编为市立学校。至此，九江国棉二厂子弟学校随着其工厂完成其历史使命而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之所以厂里在教育、医疗这方面做的及其完善，来源于国有企业的资源和政策倾斜，同样在解决职工住房方面企业也动了不少脑筋，而且所住住房都是免费的，从最初建成的五幢三层楼房有时代气息的红砖红瓦筒子楼外，单身宿舍楼也同样建有四幢三层的砖木结构楼。极大的满足了工厂初建时期的单身职工及双职工带家人的居住条件。

很多建厂的初创者以及最初进厂的那些干部、职工、工程技术人员难忘筒子楼的烟火岁月，几家共用一间厨房或走道架着炉子做饭并不是说有多么美好诗情画意，显然不是，筒子楼毕竟镌刻着那个物质贫乏时代的鲜明印记。

　　在计划经济年代，三材（钢材、水泥和木材）资源普遍匮乏，九二棉作为一个人多厂大企业，涉及住房倍显稀少，但企业总是不遗余力的通过渠道努力想方设法增加职工福利用房，从建厂之初配套仅有的五座三层前苏联老式“筒子楼”整齐划一排列在公路两侧空旷的划拨土地上，到增加简易的整片“平房”住宅形成一个独立区域；再到兴建平行错落整齐的众多砖木结构“老二层”和有序排列在公路两旁的“中二层”房屋；以及后期的砖混结构四层“干部楼”形成在小河边，无处不在的体现着国营企业对职工居住条件的改善和人文情怀。

但计划经济毕竟是僧多粥少，分配住房资格严格以双职工或单职工带家眷为优先前提条件，然后按贡献、职务高低、技术职称、工龄年限等综合评测打分，并由厂分房委员会决定，后勤部门执行落实。那时候职工所分配到住房，因福利性住房性质所在，因而房屋租金、水电等费用分文不用缴纳，其简易家具桌、椅、床等，根据需求租用只需按月分别以单件数量缴交5分、1毛钱租金不等。

因而我作为十年浩劫文革即将结束的新入职企业最年轻的一代职工，通过努力分别在一九八二年团委工作和一九八九年原料科工作期间获得两套福利住房待遇，这在当时同龄人当中几乎是不🉑能实践的住房目标。

　　八十年代初是国家经济形式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步转向放开的年代，预示着国营九江第二棉纺织厂静变中必将走向大变。

专职工作在厂团委岗位上的我，由于工厂青年员工占比之多原因，时常举办丰富多彩专题或业余娱乐活动。于是团委工作经常性报请批审活动经费，并以“业务提成”为形式契机，专题大胆的向厂党委、厂部提出形势意见，设想为工厂沉积解决历年的零头布、等外品匹布积压仓储负担。这在当时国家正“摸着石头过河”情形下，作为处在九江市的最大国营企业做法，属于最为伟大的胆识创举跨越了第一步。

当时的党委书记张劲松及班子成员也很矛盾与当心，他们所处于的矛盾是，历年大批库存等外品及零头布匹是计入不了设在厂区的国库“中百站”储备仓，而心痛成为积压在企业仓库闲置的呆滞品，而另一方面我提出以青年服务队形式手段开展，他既符合共青团组织活动“业务提成”精神与物质文明范畴，又能将入不了国库库存的布匹面向市场抛售消化，既消除了库存和增加了工厂额外收入，又美其名的解决了团委组织的各项活动经费。

从而，担当风险的是，这在当时国家还没废除凭布票供应的计划经济领域里，擦边球式的出售半成品白坯布，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风险？不得而知。

我想，在那个时期说开放还未展开的年代，叫做调整和整顿时期，还不知道“改革”这一新名词步伐怎样迈。也正因为工厂实际在上一年度上缴国家财政利润时，以从未有过的放“卫星”式的报功而严重透支，所以也在这一年中企业拟乎从未感觉到的寒冬，财务资金上的巨大压力。于是乎由我亲临上阵的打着“青年服务队”的旗号，就这样在工厂生活区中忐忑不安的拉开了销售棉坯布序幕——“试水”。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当你感觉政治上有风险时，那意味着经济上有收效的一面，而收效利益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时，也就值得去搏击。回想起来，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只要胆大而敢于走在时代前列的人一定会有收获的，更何况有企业的后盾支撑。

“青年服务队”应证着独树一帜和旗开得胜的法则，经销服务点上每天人流涌动络绎不绝，纷纷抢购。短期中来自市区、各县内，埠外及邻省湖北、安徽的生意人整件整包的抢购，因为他是计划内的转化出的工厂产品，跳开了“供给制”约束，他不需布票凭证，而且价格又低廉。

开放还在探索展开的年代，“青年服务队”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为避免风波波及影响以及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不得不时而中断活动，以此来规避降低国营企业风险。因而也在那次基础上企业顺利完成组建了这一国企从未有过的新型部门——经营科，也为我日后奠定了从政工部门转往业务职能部门方面工作规划发展打下了基础。

　　岁月流淌留下的是记忆，而追忆曾经自身工作在江西的日子里，在体制内的短短二十年里记忆是深刻，我在不经意的沉淀中随改革大潮的波浪走过四个阶段性形式之路。

从初始的第一个五年工作在生产一线车间锻炼转岗到行政办公室工作，到第二个五年从事着政工部门的共青团岗位上工作，再到第三个五年到业务供应供销部门，最终到第四个五年空降到九江兴中纺织集团公司工作。

当年的九棉二厂与其他国有企业一样，也是从国家层面的1982年到二十世纪1990年代初，是开始全面改革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道路、基本路线并大胆探索改革目标的十年，我所从事经历不同的是从政工部门工作4年转化为业务职能部门工作5年，这十年我个人算是“沉淀”中再沉淀。

国家层面从1990年到2001年，实现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的十年，而我1990年从工厂空降到由九江市委、市政府指导指定联合数家国有纺织企业改革试点的九江兴中纺织印染集团公司工作，直至1995年集团公司撤销，此时的九江国棉二厂才正始在1995年改制成为九江九纺有限公司，短短只有跨世纪五年时间在2001年老九纺厂政策性宣告破产而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这十年完全是我个人的“领悟”再领悟。

　　领悟伴随着机遇、挑战，更像是生命中的雨露源泉，滋润着我前行的动力，在调入纺织集团公司工作中，给予更深层次是仍然沿用“统一计划、集中决策、统一经营”的联合实体，在市实行计划单列。我们空降到集团公司一帮人每天享受着面包车的接送上下班，时而拿着不明真相发到手的福利和奖金，比原企业更加享受，还是重蹈覆辙的是在计划经济下做着没有计划的人和事。而实际经营公司业务中大家吃着大锅饭，日子还是不紧不漫，真正想干有激情，而面临各种难以言语的紧箍咒阻碍发展。在纺织集团公司摇摇欲坠还没撤销之前几年，迫使我大胆的走出体制内，成为最早的一批南下广东的“赶海人”。

　 老国企九棉二厂，早已在二十年前的2001年实施“政策性破产”。

破产后更名江西海扬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为私有化民营企业，留存下来的再就业员工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好，两个字概括——“失落”或“短命”。工厂车间设备也早已被后来者变卖成了空壳，整个厂区和三个生活区域都被三所大学环环包围。

而往日充🈵喜感雅致托儿所建筑，如今依然静静地屹立在那里，见证着时代变迁。然而，它也身不由己将本色功能🈚可奈何演变成了如今的养老院。

惜日的配套场所礼堂、球场、泳池、澡堂、食堂、医院已荡然无存。

家属宿舍也已被拆除殆尽，近年常去，偶尔还能见到惜日旧友同事熟悉的面孔都已挂满岁月的沧桑，映入眼前的不再是当年生气辉煌的九二棉，略显杂乱感慨而叹息，同时喜悦欣慰的是老厂房被政府挂牌保护起来了。

　 曾经生活工作在这里的几代人，对老九纺厂的倍感亲切和思念不可否认的客观而存在。曾经创造贡献历史的人虽已被尘封，他们所经历甜酸苦辣工作、生活、学习的故事，但总是以他曾经的挫折、辉煌而被后人翻开来阅读，更何况当年九江市区不足20万人口的吴头楚尾江边小城市，而每个家庭总会有些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或多或少总有一两个亲人在国有体制内九纺厂工作，平日里都是他们的谈话资料。　

再见九江国棉二厂，每每回来九江我还会来走走，但终究这个“九二棉”地名也会在城市进程中消失在人们的记忆视线之中！

 2021.5.20拟于九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