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好婆

沫

　　感情是件奇妙的东西，有的感情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渐淡忘，有的却历久弥新，甚至随着时间的跨越而发生着悄然的变化，忘却所有不愉快而升华为一种永久的情感。好婆——苏州人对祖母的称呼，是那样贴切，那是一个为儿孙任劳任怨，愿意付出自己所有的慈祥老太太的形象。时间是情感的催化剂，度过青涩、冲动的年岁后，我愈发会想到她。时间愈久，思念愈深。

我们的好婆在做针线。

　　

　　好婆（左）年轻时的照片，中间是我家无敌美女，我的姑婆。

　　好婆姓蔡，我们小时候她爱和我们叨念她西山的娘家，她的兄弟姐妹，还有她随着我的阿公（祖父）离乡背井去西安讨生活的往事。可是顽劣不懂事的我们没把她的话往心里放，以至于珍贵的记忆所剩无几，现在追悔莫及。阿公三十多岁时在西安因病离世，留下好婆、太太、我的父亲和叔叔，当时父亲尚未成年，叔叔尚且年幼。好婆在西安给阿公下葬后带着一个老太和二个小孩回到了苏州老家，靠变卖家里的一些东西艰难度日。直到我父亲十八岁时到上海工作并承担全家的开销为止才结束了这种窘迫的生活。

　　合影中从左到右分别是我的父亲、太祖母、祖母、小姑婆，后排气宇轩昂的男子是我的祖父，祖母前面的小孩是我的叔叔。

　　从记事起，好婆就以一个老太太的形象出现在我眼里，直到她1994去世。仿佛她从未年轻过，也未更老过。小时候她是我的依赖，牵着我迈过高高的门槛去河边洗衣服，去邻居家串门。傍晚掌灯时分，好婆一手擎一盏油灯一手牵着胆小的女孩上楼，油灯下的身影长长的，显得那么孤寂。我，一个没有小伙伴，没有玩具的小女孩，孤单地和二位老太太生活在苏州东山老家的一座大房子里。好婆默默地操持着家务，打理着我和太太的生活。每天一早，她就早早下楼去做早饭，做家务，但只要我一睁眼，总能看到她就在我的床边。

　　好婆有一双“解放脚”不便走长路，每天都有热心的邻居帮她从三里地外的集市上带菜回来。从“勾蓝”里倒出来的河虾满桌子跳，我必须在脚下垫上小凳子才能趴到桌上看好婆处理那些调皮的家伙。到了鲜虾大量上市的季节，她会将一部分煮熟的虾倒在竹匾里，盖上纱布，穿在竹竿上晾干后，带给我在上海的父母和哥哥姐姐尝鲜。留下的一小部分藏在楼上的大橱里，每晚，作为乖乖睡觉的条件，我可以吃到一个美味无比的虾干，那时候曾热切盼望着哪一天可以让我敞开胃口把虾干吃到够，但这样的机会总也没有出现过。

　　好婆有个吃虾的绝活，整只虾到嘴里稍加处理后便能吐出一个完整的虾壳，虽然她牙齿缺损，但一点也不影响她的发挥。剥出来的虾肉有时就喂到了我的嘴里。按现代的看法有些不卫生，可我们小时候谁不是这么被养大的。挤虾籽也是她要做的重要事情之一，挤出的虾籽或浸在酱油里做成虾籽酱油，或用来炖蛋给我吃。直到去年我去探望一位八十多岁的老邻居时，她还提起这事来证明好婆对我的慈爱。记忆里印象深刻的还有一种粳米团子，乡下叫做“茧团”的东西。粳米粉捏成扁圆形的团子上笼蒸熟，不粘牙，嚼起来很香。一笼屉热气腾腾的团子中会夹杂着几个小兔、小猪模样的团子，那是好婆特意为我做的，可怜的乡下小孩没玩具，这也是用来提升我吃饭兴趣的手段之一。

　　1962年，父母带着我回苏州看望我的太太、好婆和哥哥姐姐，站在父亲手掌上的小不点就是我。

　　立夏快来了，对于从小和两个老太太一起生活在一座大房子里的孤寂小孩来说，是一个开心的时节。因为到了立夏那天我可以拥有一个完全属于我的咸鸭蛋。提前好几天，好婆用红丝线结一个小小的网兜，刚好网住一个咸鸭蛋。到了那天，那个漂亮的网兜便挂在我的脖子上，好婆时不时地拿着那个咸鸭蛋在我脸上一圈一圈轻轻地摩擦，嘴里念念有词：“光头滑面，光头滑面”，长大后果然皮肤光滑白皙，想来是包含了好婆的一片心思。

　　我的曾祖母，我们叫她太太。

　　1966年以前，与我和好婆同住在苏州乡下的，还有我的曾祖母，我们叫她太太。传说，太太年轻时既漂亮又凶悍，我父亲和叔叔小时候就怕她一个人，挨揍前他们必定看得到太太的笑脸，因为这个，我们总觉得她像《智取威虎山》里的座山雕。但在我的印象里，太太是个高个的，比好婆更老的老太太，她穿一件灰色长袍，拄着一根拐杖不苟言笑，已经记不得她说话的样子，但记得小时候我只爱吃咸鸭蛋的蛋黄而把蛋白拨到她碗里的情形。还清楚地记得她在柴禾间门口泼水摔到小天井里而导致瘫痪卧床。卧床期间她脑子时而清楚时而糊涂。糊涂时便吵闹着要搬到楼上去住，但是这样做就不方便照料，好婆只得找人背着她前后转一圈，告诉她已经搬到楼上了。太太可能明白这是骗人的把戏，在转圈以后依然不依不饶地要求上楼。太太患病其间我莫名地大病一场，那个地区唯一的赤脚医生在18里地以外的镇上，来一次需要翻过高高的莫釐峰，非常不方便。因为缺医少药，据说我差点走得比太太还早。后来又神奇地痊愈了。就这样过了很久，好婆照料着太太和我这一老一小，直到太太过世。

1966年刚到上海的我，没上过幼儿园，没进过电影院，一口苏州话的“山浪小宁”。

　　1966年我到了上学的年龄，加上太太过世，乡下已了无牵挂，我和好婆便搬到上海居住。好婆从此负担起全家6口人的一日三餐。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我没有感受过饭菜的窘迫，好像我们家的饭桌上从来不缺吃的。长大后才知道，为了每日的三餐，好婆和比我大几岁的哥哥姐姐，天不亮就要起身，排好几个长队买菜。还不时遇到白辛苦的情形，因为轮到他们时要买的东西已经售罄。

　　上学时，学生多，学校少，每个年级都只上半天学。上午四节课放学后时间已经过了十二点，正值发育年龄的我每天都被饥饿折磨着。走进弄堂，好婆就是在家附近的小弄堂口等着我，怕我饿着，早早地准备好了午饭。后来她告诉我姐姐，每次我一见她就嚷嚷饿呀饿的，让她心慌。

　　与好婆唯一一张合影。好婆正儿八经地穿了香羽纱衫，我却穿着随意，那么不用心。

　　好婆总是惦记着老家，老屋。每年六月底，赶在杨梅落市之前，她就坐火车，坐汽车，坐手摇船外加步行三里路回老家去了。现在开车走高速仅需一个小时多一点的路程几乎要花去她整整一天的时间。她打扫屋子，晒被子，储存杨梅，为了等我们七月一日放了暑假回乡下去。杨梅易变质，没有冰箱的年代根本无法储存。但什么能难倒我的好婆？杨梅拌上糖，每天蒸一次，直到我们回到乡下。有一年我吃了太多的蒸杨梅，牙齿都染上了紫色。在尚不知蓝牙为何物的年代，我已经有了一口“紫牙”，刷了好多天紫色才慢慢褪去。

　　渐渐地好婆老了，她没有了每年回老家的体力，但依旧热心地为邻居剪鞋样，为孙儿孙女们的棉衣棉鞋操心。我们长大了，工作了，每月从三四十元的工资中拿出二元给好婆零花，她都高兴得合不拢嘴。攒几个月的零花钱，让妈妈帮她到布店选块布，自己手工做一件衣服，逢人便说这是孙子给的，那是孙女给的。可是如今她的孙子孙女们个个有车有房，过着她连想都不曾想到的生活，那二元钱让我们汗颜啊。

　　好婆借助放大镜读《新民晚报》。

　　渐渐地我们成家了，有了自己的孩子，离开了好婆的身边。但每次回家，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喜欢喝好婆茶杯里的茶。和小时候不一样的是，她会过来制止我们，不是因为舍不得，而是觉得自己老了不干净。好婆和父母的住房从石库门搬到了新公房。没有了弄堂的喧闹，离开了孙儿孙女的膝下承欢，好婆很寂寞。她常一个人在小房间里手持放大镜，仗着小时候陪她弟弟读书时认识的几个字，拿着一张晚报吃力地读着。再或者，一个人拿一副骨牌通关来打发时间。若曾孙们需要棉袄夹衣，她便高兴起来，尽全力为第四代发挥她的一技之长。逢年过节是我们兄弟姐妹团聚的时候，这时好婆就会说：“我卡活（乡下话快活的意思）是卡活得来”。1994年元旦是最后一次团聚，到了傍晚大家急着回家的时候好婆若有所失，说怎么一个个都急着回去啊？七天后，九十高龄的她离开了我们。一个爱生活，爱儿孙，毕生为后代操劳的普通妇女，一个历经磨难始终快乐的老太太，我的好婆，愿你安息。如有来生，你还是我的好婆。

　　窗外风雨交加，有句歌词很应景，从来不曾想起，永远不会忘记。谨以此文祭奠我们的好婆离开20周年。我们来生见。



2014年3月29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