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中药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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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最喜欢去的地方，一是新华书店，一是母亲的中药铺。前者，是因为我爱看爱买连环画；后者，是因为我喜欢嗅闻那些中药的味道，特别是咀嚼几片苦甜苦甜的甘草。

母亲当过赤脚医生。八十年代初，母亲参加医疗培训后，加入了城关镇合作医疗站。

医疗站在我读书的中学附近，临街两间旧木房。一间开处方和打针，另一间，是药铺。和母亲一起在守药铺的，还有三个阿姨。一天到晚，她们就做三件事：抓药，打针，织毛衣。除此之外，便是无休无止的聊天。我注意到，她们抓药非常麻利，瞟一眼处方，就可以找到相应的抽屉。仅凭手抓，就基本准确，最后还是放进小秤称一称，添点或减点。然后，把药倒入毛边纸或废报纸，包好扎紧，写几个字交待几句，递给别人。

只要一走进药铺，我就被一股浓重的药香包裹得严严实实，有点喘不过气来，但一习惯就好了。我望着那些神秘莫测的抽屉，瞅着那些贴着标签的药名，兴奋不已：什么“半夏，黄精”，什么“益母草、白芨”，都是曼妙的植物。当然，也有的是矿物和其他异类，比如“朱砂、雄黄、海马”，不由得使我产生了相关的联想：这朱砂，肯定就是国画中传统的红色颜料吧？李可染曾用顶级朱砂绘过四张毛主席诗意图《万山红遍》，已成画史上的经典。至于雄黄，不就是许仙意气用事的东西吗？所谓的海马，只是相当于一条小鱼而已。

其中，我最喜欢的药草，是甘草。首先，是因为它的名字，甘草，望文生义，不就是“甘甜之草”吗？昔时，神农氏遍尝百草，解毒靠的就是这宝贝。再加上，我自己就姓“甘”，与这甘草，是家门，五百劫前，应是同根而生之族。最早，是母亲教我嚼的甘草，一是因为它的药理，二是可以变相地替代水果糖，八十年代，任何甜味都是奢侈品。就这样，我嚼着甘草成长着，自以为嚼出了甘草的本真之味，破解了甘草的一切密码。

母亲还爱用党参来炖乌骨鸡和猪肚，补血。她营养不足，严重贫血。人参太贵，吃不起。还有金银花和枸杞，母亲他们都用来泡茶喝。自然，我也跟着全部享受到了。

在自家的院子墙角，母亲还栽了几株三七。蔓延的藤叶牵上墙，覆盖成了一面翠绿的毯子，像青绿山水画的设色，极其养眼。可惜，后来拆迁，毁于一旦，使我失去了这一片翠绿。母亲只好把三七块茎挖出，收藏好。她说，三七可以治妇科恶疾，以及跌打损伤。

九十年代的某一天，这个合作医疗站被撤销了。回到家，母亲专职做她的家庭主妇。赚钱的任务，彻底由父亲负责。那个中药铺，被别人买去，改作了服装店。从此，街上流行的药店，大多是连琐的西药店。在我的印象中，传统的中药是文化，望闻问切的中医大夫，近似于等同于诗人。相反，我害怕西药西医，因为这些东西是实验室配制合成出来的化学组织，成分复杂而可疑，至少没有一个在阳光之下生长的过程，没有温度、湿度，更无个性与灵魂。我实在难以想象，“阿莫西林”比母亲的“金银花”会更让我亲近与信赖。甚至，当我感冒受寒，母亲亲手煎熬的一罐红糖姜开水，也会比最昂贵的感冒灵帮我发热而痊愈，至少，我心已暖。

现在，父亲走了，去了天国。母亲一个人守着我们，在空旷的屋顶上栽花种菜。母亲身子瘦弱，时有病痛，我很是担忧，同时，我又安慰自己：生病不正常吗？不正证明了人在活着？何况，这世上，还有那么多栩栩如生的药在陪护呢。一根草是药，一撇叶是药，一线阳光，一滴水，也都是，甚至，一个人可以是另一个人的灵芝。母亲多年与草木为伴，沉浸于无边无际的药香之中。于我而言，母亲就是我人生一味无价的中药，为我清热解毒，可以抵御这世间的种种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