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书，读书

石婆婆庵

　　在我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里，一天也没有离开过书。十九岁不到，我在金陵图书馆做临时工。大半年时间，我从采编部到外借处又到阅览室实习了一圈。可我没有学历，想进事业单位是不可能的。正巧，新华书店招人，我考进书店当了一名营业员，从借书变为卖书。

南京新华书店在全市有二十多家门店，我被分在刚刚开业一年多的新街口图书发行大厦。那是八十年代中期，这幢十三层的大楼仅次于三十七层的南京第一高楼一一金陵饭店，也是新街口“三店一场”之一（金陵饭店、新华书店、新街口百货商店、中央商场）。图书发行大厦的营业厅共有三层，我“站”的第一个柜台是三楼艺术部的书法柜，虽然一楼二楼有些柜台已经实行开架售书，可艺术部都是闭架。艺术部有四大专柜一一书法、音乐、美术和音像。我心里很向往音像柜，因为可以有小小“特权”，在收录机里放自己喜欢的磁带。我多么希望三楼大厅里整日回荡着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啊！

可我只能服从分配，每天认认真真地为书法研究者和爱好者递上王義之柳公权颜真卿欧阳洵……从汉隶到魏碑，从大篆到小楷，以及各种书法理论书包括金石篆刻专业书。也挺好，我卖这些书，也学这些书，回家还铺开毛边纸临起了《勤礼碑》。

在书法柜干了半年，艺术部开始柜台间人员调换，我没有被调到音像柜，而是到了音乐柜。

　　说是音乐柜，戏剧、电影类也包括其中。每天卖得最多的是车尔尼、大小汤普森、拜厄以及开塞的练习曲集。那年头琴童少，和现在哪能比？戏剧、电影专业书也属冷门，所以这里不如书法柜忙。我爸爸是一名话剧编剧，家里有不少戏剧乃至文学类藏书，但哪有书店的全。在家里未曾读到的皮蓝德娄、梅特林克、迪伦马特等人的剧作集，中外电影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两大表演体系理论、格洛托夫斯基“质朴戏剧”理论等等令我大开眼界。柜台没有读者时，我便一本本读下来，常常不知身处何处。其实这是不允许的，空闲时我应该更多地熟悉图书陈列的方位，了解哪些书售缺，以便及时补充。但二十岁的我被书中的世界吸引，常常忘了一个营业员的职责。同事们又对我很包容，大不了笑着说我一句：“真是个小迷糊！”我就这么一天天迷糊下去。

几个月后，我又被调到美术柜。到了这里，恢复了我在书法柜的“读图时代”。读图不需要像读字那么仔细，所以在这里我“清醒”了许多。那时的美术艺考生已渐渐多起来，尤其是买素描技法之类的学生络绎不绝，这个柜台也是艺术部最忙的。可是，那些花花绿绿的画册只消看一眼封面就会吸引你翻开，我捧着郑板桥的“竹子”爱不释手，我望着雷诺阿的“少女”移不开眼，我盯着克里姆特的《吻》脑补剧情……

音像柜始终没去成，我就跑进柜台大饱眼福，还买了贝多芬第三、第五、第六、第九交响曲，肖邦圆舞曲集、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和钢琴套曲《四季》，还有德沃夏克的第九（自新大陆）等等，都是磁带。那时都不富裕，有唱机的人家还不多，听音乐主要靠收录机，放卡带。每个晚上，每个休息日，我都在家大饱耳福，我那小小收录机终日超负荷运转。

　　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我被调到了一楼文学部，这是全店最忙的一个部。但身为文艺女青年，我却有一种“终于到家了”的感觉。文学部又分为三个柜组一一古典文学、中外小说、文学理论。其中，文学理论是开架的。

我被安排在古典文学柜。这里位于书店大门的右侧，位置极佳。这个柜出售的武侠小说和中外小说柜的琼瑶小说、文学理论柜的三毛散文（散文、诗歌、报告文学都包含在这个柜台）可谓三分天下，销量在当时可以撑起整个文学部的半壁江山。我终日忙得团团转，金庸、梁羽生、古龙一本本一套套流水般流入读者手中。但我不爱读武侠，甚至因为劳累还有些厌烦。那时我已开始参加中文专业自学考试，我发现课程中的《古代汉语》和《古代文选》远比柜台里的原著简单。于是，在难得人少的中午或傍晚临下班，我便“蠢蠢欲动”，从《诗经》到《楚辞》，从唐诗宋词到元曲明清小说，将考试所用教材上一笔带过的内容精读一遍，也算是一种延伸阅读吧。

在古典文学柜呆了一年，我被轮换到文学理论柜。我开心极了，开架柜台不仅可以坐着开票，还可以不时在书架间走动巡视，活动空间大了许多。更重要的，这里的诗集是我心头大爱。一本《朦胧诗选》被我背下半本，北岛、舒婷、顾城的诗我张口就来。还有T－S－艾略特那首著名的《荒原》，我都读魔怔了，明明是春光明媚的四月，我非要念叨着“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我甚至偷偷写了一日记本的诗，却不怎么让人看。不过，爸爸给了我展示的机会，在他创作的小剧场话剧《天上飞的鸭子》里有个先锋派女诗人，有场戏中她现场作了一首荒诞风格的诗，那首诗就是我写的。坐在剧场里，看着女诗人念我的诗，听着观众们的笑声，我心里何等得意！2000年，爸爸担任编剧的大型话剧《秦淮人家》获得第六届中国艺术节大奖，这出戏的主题歌歌词也出自我手，这是后话。

　　又过了一年，我到了中外小说柜。这也是我当营业员的最后一站。这里的书太好看了！不看，怎么忍得住？琼瑶亦舒我也翻翻，熟悉了套路就没兴趣了。我为刘索拉着迷，《你别无选择》里音乐学院象牙塔里的故事，那帮作曲系学生身上的某种先锋气质，在八十年代吸引了一大批文艺青年。随后王朔小说火了一阵，我部分地喜欢他的风格。逃避某些崇高，我赞同。瓦解一切意义，我不接受，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个柜台大概算是南京文艺青年的大本营之一，每天都有男男女女或三五成群高谈阔论，或孑然独行锁眉沉思，寻觅着他们心仪的小说。我那时还对法国女性作家备感兴趣，读了杜拉斯的《情人》、《琴声如诉》，萨冈的《你好，忧愁》、《你喜欢勃拉姆斯吗？》，波伏娃的《女宾》等等，我甚至串到对面社科部去读《第二性》，读当时大热的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尼采的《偶像的黄昏》，一知半解甚至一头雾水，最后只好买回家细读。

有时会遇到颇具优越感的读者，语气中带着“你哪里知道这种书”的不屑，很伤我的自尊。我会在他话音未落就转身快速找出他要的书甚至附带拿上类似的书放在他面前。记得曾经有两个胸前别着黄色校徽的人（研究生，那个年代妥妥的高学历），要找几本现代欧美拉美作家作品。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你告诉她具体书名，她懂什么现代欧美拉美作家？”我不声不响，从书架上抽出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冯内古特的《第五号屠场》，威廉－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好像还有康拉德的《黑暗的心》，在柜台上一字排开，那两人愣住了，齐刷刷地看向我……最后把这几本书全买走了。

　　我站了五年柜台后，被调入管理科室工作。同时，我也拿到了自学考试的大专文凭。现在想想，说句玩笑话，我当时拓展了那么多阅读量，从古典文学到外国文学，从诗歌到文学理论，该自行“专升本”了吧？

平心而论，我不算一个好的书店营业员，某些方面我连合格都没达到。我笨头笨脑，算盘打得比别人慢，大账小账“轧”半天才能“轧”平。我笨手笨脚，库房推来一车书，我不是搬散了就是数错了。遇到团体单位买书，我打包总是打不紧，让人家拎得晃晃悠悠。更何况我违反纪律，上班时间偷偷读了柜台那么多书，没把心思花在提高业务水平上。幸运的是，我所在部门的主任、身边同事对我从不过多指责，他们总是接纳我，帮助我。每当我做出令人哭笑不得的蠢事，总会听到身边传来一句：“我来吧！”想起这些往事真是又惭愧，又感动，至今铭记在心。

　　我想象不出我不在书店呆着还能去哪里，如果在一个没有书的氛围里工作，我会有巨大的不安全感。哪怕不站柜台了，二十多年间，我依然三天两头去店堂转转。新街口新华书店经过数次提档升级，早已今非昔比，营业厅也扩展至五层。我走在书架间，左手是三联专柜，右手是商务的"汉译名著"，多为橙色书脊白色封面，也有宝蓝色、绿色书脊白色封面的。译林版中外名著封面全是生动的油画，上海译文版则朴素大气，大32开居多。人民文学版浅枣红色封面三卷本《红楼梦》，那个位置是固定的，每天有人买，每天又会填补上去。闭着眼睛我都能“看”见它们，它们天天在那里，与我不离不弃。

我特别能理解英国电影《书店》里那个孀居的女人，为何会倾其所有排除万难在闭塞的小镇上开一家书店，那是她精神的乌托邦，她屏蔽尘世侵扰的小小天堂。那藤蔓缠绕的老屋中的书店，那些栖居在书中的思想，历久弥新，芬芳扑鼻。正如那个端庄而果敢的女性，打开一本书，低下头，深嗅一口，陶醉不已。

于是，我更能体会毛姆说的这段话:"养成读书的习惯，就是给自己营造一个几乎可以逃避生活中一切愁苦的庇护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