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南京法院要重判一名大特务，他抗议：陈赓可证明我的贡献

【湖湘之子】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各地还潜伏着大量国民党败退台湾前留下的特务等反革命分子，企图颠覆人民政府，自1950年10月开始，举国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镇反运动开始后不久，就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大量特务等反革命分子遭到镇压。

在所有地区当中，作为国民政府首都的南京，更是潜伏着大量特务，为了迅速推进镇反工作，南京市公安局于1951年1月开展了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工作。

在有关部门大力宣传“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宽大政策下，开始登记第一天就有1500多人主动登记过去为国民党做过的事，到第五天，登记人数多达4200多人，大大加快了镇反速度。

然而，依然有大量的特务对政府的政策有所怀疑，担心交待之后会被严惩，迟迟没有去登记，公安机关随即加大对这部分人的搜捕力度。

经群众举报，在南京城西的一个小巷里，有一个茶水摊主身份比较特别，这个摊主当时已经60多岁，说话带有广东口音，因此买茶的人有时叫他“广东佬”。

除了口音特别之外，已经60多岁的他，穿着考究，做生意也不正经做，经常在那里看起了报纸，平时深居简出，显得有些神秘，当地老百姓只知道此人叫鲍君甫，具体详情不怎么了解。

于是有人就对其进行了举报，这个茶水摊主很快就被南京公安局带走，当时不知情的附近居民都在议论，想不到平时老实本分的他，竟然是个坏人。

南京公安局经过调查发现，此人还真不简单，曾担任过国民党南京反省院院长，是国民党中统系统中的大特务，这样高级别的大特务竟然一直没有向有关部门主动登记坦白。

南京公安局当即将其扣押，移送到法院审理，在当时镇反运动的大背景下，有这种身份又不肯主动交代的，如果经人民公审，当场枪毙也说不准，当地法院认为，鲍君甫曾长期从事破坏党组织的工作，是具有一定身份的中统特务，因此决定处以重刑。

在法庭上，本不愿意公开自己身份的鲍君甫在庭上抗议，开口说了一句话，当即让时任南京市人民法院院长鞠华感到震惊，他说：“大革命时期，我为共产党做过不少贡献！”

很多同志都不相信，你一个中统挂名的大特务，专门就是对付共产党的，怎么可能为共产党做过贡献？你就是说破了天，也不会有人相信你为共产党做过贡献的！

鲍君甫接着说：“我于1926年，由陈养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至1931年，国民党派我担任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科驻沪办事处主任，担任这个职务是经过中共中央批准的，由陈赓同志直接领导。（国民党方面）凡有搜捕中共党员的行动时，我总是事先通知陈赓，由其转告躲避。后因叛徒顾顺章告密，我被国民党逮捕……至1937年我被释放后，即与中央失去联系，我对党贡献甚大，决无叛党出卖组织的事情，故要求陈赓同志作证。”

尽管很多同志不相信，但是当鲍君甫把这段话说完后，也认为时间地点全部对得上，陈赓曾在这段时间担任中央特科的领导职务，如果鲍君甫受陈赓领导，那么他就是潜伏在敌人内部的红色特工。

为慎重起见，鞠华不敢耽搁，经过认真研究鲍君甫交待的话后，决定向陈赓发函，大家的想法是，看看陈赓是怎么说的，如果陈赓否认此事的话，那就一定要给鲍君甫再加一条欺骗群众的罪行。

当时南京市法院以为陈赓还在云南履职，就向云南发函，要求陈赓证实鲍君甫在大革命时期的政治身份。

然而南京市法院却迟迟没有得到陈赓的回复，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南京法院的信函就如石沉大海一般，迟迟没有回复。

当时法院的人都有些后悔发函，陈赓大将日理万机，如果没有此事的话，岂不是白白浪费人家的时间。

如果以后每一个特务被抓后，都随便说一个高级干部来证明，那工作还怎么开展。

一直到1951年11月24日陈赓给南京方面发来信函，原来南京法院发函时，陈赓已经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赴朝鲜指挥作战。

南京市法院的信函又经云南省人民政府转发给中央军委，经过几番辗转才到陈赓手中。

陈赓看到信后，当即给鞠华回信写道：“……鲍确系1927年起即与我党发生关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党贡献颇大……”

陈赓的信函将一个拥有红色特工特殊身份的鲍君甫的历史展示了出来，读来让人震惊，想不到一个中统大特务的真实身份竟然是红色特工。

鲍君甫，又名杨登瀛，1893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当时广东社会革命风潮此起彼伏，很多青年都到日本去留学，比如汪精卫就是在留学日本期间成为孙中山的重要助手。

辛亥革命爆发后，受革命思想影响，鲍君甫也到日本去留学，在日本求学生活十多年，考入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

多年的留学生涯，使得鲍君甫精通日语，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一定的了解，是当时国内对日本较为了解的中国人。

大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鲍君甫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以新名字“杨登瀛”自居，所谓“登瀛”，自然是到东瀛留学的意思。

1919年鲍君甫回到上海，由于精通日语和中文，被一家日商洋行聘请为高级职员，同时还给日本的一些通讯社撰稿，由于鲍君甫为人处世有一套，很快在上海混开了，与上海的帮会、租界巡捕房，乃至日本人都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

1924年，一直拥有革命思想的鲍君甫加入了孙中山在广州改组后的国民党，彻底投身国民大革命的浪潮当中。

1925年5月30日，上海爆发五卅惨案，鲍君甫结识了青帮中人，时任洋务工会负责人的杨剑虹，因为杨剑虹和鲍君甫一样都是广东人，又都是国民党员，因此两个人很快熟络起来。

后来杨剑虹回广东投靠陈立夫，受陈立夫的赏识，本着拉扯好友一把，鲍君甫也与陈立夫等国民党要员相识，陈立夫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对这位“日本通”很有好感。

实际上，鲍君甫当时不止与国民党人有交往，在五卅运动中，还结识了当时的工人运动领导顾顺章，通过顾顺章又结识了很多共产党人，鲍君甫给人的印象就是“能人”。

1925年年末，鲍君甫经人介绍认识了在国民党中央交通局任职的中共党员陈养山与鲍君甫相识而成为莫逆之交。

当时陈养山所在的交通局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将广州出版的大批进步书刊杂志，由广州运到上海，然后再转发全国各地，因为要懂一些日语，别人就介绍鲍君甫给陈养山认识，陈养山经常向鲍君甫请教，学习日文。

两个人相识后，陈养山经常将《中国青年》、《语丝》《向导》等书刊送给鲍君甫阅读，两个人经常一起讨论时局，鲍君甫很快产生了对共产党的好感，并且表示愿意帮助中共做事，在陈养山的介绍下，鲍君甫于1926年入党（有争议）。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鲍君甫对此颇有微词，被蒋介石得知后，直接关进了大牢，后经国民党要员蔡元培等出面保释，才被释放，此后一直蛰居上海。

随着二期北伐的胜利，蒋介石加强国民党内的独裁统治，并且开始着手建立特务机构，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内设立党务调查科，也就是中统的前身，由陈立夫负责。

陈立夫掌权后，任命杨剑虹为采访股总干事，驻上海特派员，在上海筹建侦查机构，由于一下子身处高位，事务太繁忙，当时中统在上海的调查科总共不过20多人，杨剑虹想到鲍君甫交际广泛，在上海能够吃得开，于是就决定把鲍君甫拉过来，两个人一块搭档。

陈立夫经过慎重考察，也认为由鲍君甫出任上海调查员比较适合，于是就让杨剑虹代表陈立夫邀请鲍君甫出山。

鲍君甫知道后左右为难，由于自己的特殊身份，如果身处中统当中，更容易暴露，如果同意的话，便和共产党结下了冤家，这无异于叛党。

由于事关重大，鲍君甫不知道该不该答应，于是便把杨剑虹邀他在沪建立办事机构的事情告诉了陈养山，陈养山1928年初在浙江搞农民暴动失败，又返回了上海，因为一时没有地方居住，就住到了鲍君甫的家里。

鲍君甫希望陈养山能够向中共组织征求一下意见，可否参加中统的工作。

陈养山后来回忆说：“杨剑虹经常到鲍家来，不久鲍提出来，杨剑虹要他为国民党搞特务工作，他要我同党商量一下，看行不行？当时，我属江苏省委领导，省委要我向中央写一个报告……”

周恩来接到陈养山的报告后，觉得这是在国民党内部建立情报网络的极好机会，便让时任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找鲍君甫谈话，详细了解其情况。

鉴于鲍君甫的革命倾向和愿意为党工作的诚恳态度，周恩来批准中央特科同其建立特情关系，确定了鲍君甫的双重间谍身份，在为中共组织提供情报的同时，也允许其为国民党特务机构服务，这标志着中共在敌侦探机关中正式建立了一个情报关系。

1928年5月，陈赓在黄埔江上租了一条游艇与鲍君甫在黄埔江上开始谈了起来。

鲍君甫说自己与杨剑虹的关系，并表示加入国民党特务是身不由己。

陈赓表示理解，然后交待了工作内容，要求鲍君甫除了与国民党“调查科”密切联系外，还要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市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等机构加强联系，以获得更多有价值情报。

鲍君甫则表示，同这些人打交道需要解决一些物资条件，并且还要获取一些中共的情报。

陈赓当即表示没有问题，此后中央特科每月由陈赓亲自送其400元作为经费，让他与国民党特务建立更深的关系。

考虑到鲍君甫经常陪同来沪检查工作的陈立夫、张道藩等中统大特务，还要经常出入公安局和巡捕房，中央特科还特意为鲍君甫花巨资搞了一辆小汽车，让鲍君甫开出去倍有面子，更有利于开展工作。

张道藩每次到上海都要到风月场所去寻欢作乐，由于鲍君甫有车，每次都是鲍君甫出面接待，把张道藩安排得是明明白白的。

为了保护鲍君甫的安全，陈赓决定让陈养山搬出鲍家，并且减少与鲍君甫的接触，以免陈养山暴露后，牵连到鲍君甫。

除此之外，陈赓还派连德生担任鲍君甫的保镖，连德生原来是酒店的工人，五卅运动中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又到苏联学习过，连德生实际上也成为陈赓与鲍君甫之间的联络员。

在联络方式上，陈赓在北四川路大德里的过街楼上设立专门为鲍君甫传递情报的办事处，由中共党员张惠化任其专职秘书。

在物质上，中央特科极力满足鲍君甫的需求，难点就在于鲍君甫的公开身份是中统特务，想要开展工作，必须向国民党方面提供一些中共的情报。

为了配合鲍君甫的工作，经中共中央批准，陈赓在中共的一些宣传片和《布尔什维克》、《红旗》等公开刊物以及一些秘密性大的党内文件印发之前，先送交给鲍君甫，用来当做他上交的情报内容。

有时陈赓还会故意布置一些假机关、编造一些假情报，让鲍君甫带人去“破获”，这些真真假假的情报，让鲍君甫在中统那里混得是风生水起。

在当时上海国民党警察系统中，鲍君甫是一位“通天”的人物，对其敬畏有加，当时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科主任几经换人，张道藩、钱大钧、叶秀峰、徐恩曾等人都相继履职，然而不管是谁当领导，鲍君甫都能立得住脚。

尤其是张道藩更是把鲍君甫看作是自己人，除了鲍君甫经常负责接待张道藩外，鲍君甫还帮助张道藩升官发财。

有一次张道藩遇到一个政敌，于是想到请鲍君甫设法将此人除掉，果然鲍君甫很快搞掉对方，让张道藩很快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站稳脚跟，后来升任副部长。

张道藩

徐恩曾是陈立夫的表弟，对鲍君甫的能力是十分了解的，为了拉拢鲍君甫，徐恩曾把党务调查科秘密办事机关的地址告诉了鲍君甫，并告诉他：“在用钱上，中央总是依你的。”

1930年，调查科扩大活动范围，为了收集情报，先后向上海、武汉和开封等重要城市派出特派员，并配有随员和电台，正是中统用人之际。

然而此事，中统在上海的干将杨剑虹因涉嫌贪污畏罪自杀（一说因青帮内讧而自杀），中统在上海一时间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

当时中统头目徐恩曾认为只有鲍君甫能够稳住局面，因此在1930年任命鲍君甫为中统上海区特派员，陈立夫亲自到上海，将蒋介石签署的委任状授给鲍君甫，上面写着：“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

紧接着任命鲍君甫为上海办事处主任，在上海闸北恒业里44号住，陈立夫要鲍君甫准备在上海设立一个清共机构，消灭在租界内的各反党分子，限制他们的活动，鲍君甫已经成为国民党在上海特务机关的最高负责人，徐恩曾更是对其信任有加，对他办的案子，处理的事情，从不插手过问。

让人想不到的是，国民党在上海建立的第一个专业反共特务机关，一开始就在共产党的掌控之中，陈赓在谈到这一时期的工作时，曾自豪地说：“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实际上掌握在我们手里。”

周恩来认为成功利用鲍君甫获得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情报意义重大。

为了把更多的共产党人打入到国民党特务机关当中，中央特科的同志又通过鲍君甫把优秀共产党员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等人打入国民党内部，长期潜伏，他们三人也被称为“龙潭虎穴三杰”。

后来，国民党特务在武汉抓捕中央特科领导之一的顾顺章，顾顺章叛变的电报传到南京，被钱壮飞截获，通过李克农等人传递到中共中央，才避免了一次毁灭性的大劫难。

当时中共和各种反蒋组织都在上海租界活动，国民党中央指令鲍君甫设法与租界巡捕房建立联系，以便开展工作，当时中央特科也希望他能够从巡捕房中收集情报。

鲍君甫接受任务后，主动接近英租界巡捕房的帮办谭绍良，谭绍良也是广东人，两个人之前也认识，所以很快建立了联系。

有一次谭绍良的人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抓走，谭绍良就请鲍君甫去营救，当时淞沪警备司令为钱大钧，曾经跟鲍君甫有过交集，鲍君甫找到钱大钧，告诉他抓的人是英租界巡捕房的人，让他马上放人，第二天钱大钧就给放了。

对于此事，英租界巡捕房的探长兰普逊十分感激，特意让谭绍良拿200块银元给鲍君甫，鲍君甫知道谭绍良不愿意给，当即笑着说道：“你认错人了，你我至交，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鲍君甫的做事风格让兰普逊十分欣赏，两个人也建立了关系，有一次兰普逊让鲍君甫秘密提供一份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印鉴式样，鲍君甫当即通过自己的关系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所有印鉴式样都弄全了。

当式样交到兰普逊手里时，大为吃惊，兰普逊吃惊的是鲍君甫并非警备司令部的人，却能够轻而易举地搞到如此机密的东西，说明他在国民党中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当时上海租界与日本的矛盾也很大，英国方面也想要日本方面的情报，以研讨对策，鲍君甫是典型的日本通，就将很多重要情报告诉了兰普逊，兰普逊更加推崇鲍君甫，聘请他担任巡捕房的顾问，还特准他在租界紧急办案的权限，后来又把他推荐给了法租界巡捕房，鲍君甫很快在租界混开了。此后，鲍君甫就成了上海滩炙手可热的人物，不但中央特科需要他的情报，国民党中统需要他的情报，就连洋人出了事也要问问鲍君甫。

但是从内心深处来说，鲍君甫还是认为自己是共产党人，在执掌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的大权后，他为中共做了很多贡献。

鲍君甫每天都会将各种情报送到大德里办事处，由在那里的秘书仔细辨认，将有价值的信息抄录下来传递给中央特科。

除此之外，鲍君甫还配合中央特科“红队”惩处叛徒。

在1928年秋天，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将一封密信交给租界巡捕房，要求巡捕房按照信中所指地址去破获共产党的一个地下机关，当时兰普逊特地派人将鲍君甫请来，鲍君甫发现写信的人是一个叫戴冰石的人，所指的是中共沪东区秘密机关的地址，由于来不及通知转移，鲍君甫眼睁睁看着巡捕房的人把在该机关的7个同志全部抓走。

其中还包括戴冰石的小姨子，没过几天，戴冰石托人找到鲍君甫，让他帮忙向兰普逊求个情，将他的小姨子放了，鲍君甫一口答应，回家之后就将此事通过连德生报告给了陈赓。

陈赓很快通过查实戴冰石由杜月笙牵线，已经叛变，在确定戴冰石就是叛徒后，在第二天戴冰石到永安公司后的一家小旅馆接他的小姨子时，被早就埋伏在那里的中央特科枪手击毙。

在1929年8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的澎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军事部长杨殷等多名高级干部在上海新闸路经远离12号开会，却被租界的巡捕全部逮捕，这是一次重大的安全事故，像这种级别的干部会议都是极为隐蔽的，中央特科当即断定，一定是党内出了叛徒，必须要把他揪出来。

陈赓找到鲍君甫，让他想办法从租界那边“打听”一下，到底谁是叛徒，鲍君甫很快查到，原来是一个叫白鑫的人，此人之前担任中央军委秘书，因为他的一个亲属背叛革命，被澎湃批准枪毙，因此怀恨在心，在澎湃等人被捕前一个月前通过其弟向国民党上海党部秘密自首，并将澎湃等人出卖。

周恩来当即指示中央特科，不惜一切代价，全力营救澎湃等人并尽快除掉叛徒白鑫。

鲍君甫从巡捕房给陈赓带来消息：“8月28日一早，澎湃等人由小北门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转送龙华上海警备司令部。”

陈赓让鲍君甫带一个澎湃熟悉的人进入巡捕房，用暗号告诉了澎湃党组织准备在他们引渡给国民党当局途中进行劫车，然后率领中央特科的同志隐蔽在转送澎湃等人的必经之地，枫林桥畔准备施救。

不料敌人提前两个小时启动转移，党的营救工作宣告失败，仅仅在四天之后，澎湃等人遇害。

得到此消息后，中央特科的同志万分悲痛，发誓要让叛徒白鑫血债血偿，鲍君甫很快查到白鑫的下落：“白鑫天天躲在霞飞路和合坊四十三号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的家里，有一群保镖保护着，南京方面已经给白鑫一大笔钱，他将于11月11日去国外避难。”

得到消息后，陈赓知道事不宜迟，务必要在白鑫出国前将其惩戒，很快，白鑫就被义愤填膺的中央特科同志在范争波的家门口被击毙，任务完成。

根据资料显示，鲍君甫帮助中央特科完成的惩戒叛徒任务多次，有一位叫黄弟洪的江西苏区干部致函蒋介石，要把周恩来的活动轨迹出卖给国民党，鲍君甫将消息传给中央特科，黄弟洪很快被处决。

在惩戒的叛徒当中，不乏身居高位者，当时中共山东省委一名负责人到上海开会时被捕并叛变，鲍君甫将情报传出，为避免损失，中央特科及时将叛徒惩戒。

除了惩戒叛徒之外，鲍君甫还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营救了党内很多同志，1930年秋，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不幸被捕，他在租界的巡捕房里遭受了严刑拷打，但是却没有吐露任何信息。

陈赓急忙找到鲍君甫，要他设法营救，鲍君甫就请英租界巡捕兰普逊吃饭，吃饭的时候对兰普逊说任弼时是他手底下的人，兰普逊当然不相信，也没有搞清楚任弼时的身份，最好还是卖了鲍君甫个人情，将任弼时释放了。

1931年初，化名为李士珍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在自己的寓所被捕，同时被租界巡捕搜去一箱子文件，其中有不少为机密文件，一旦丢失，后果不堪设想。

党组织得知此事后，当即派陈赓动用一切关系设法营救，陈赓再次找到鲍君甫，当时兰普逊并不知道搜捕的文件是什么内容，于是想到了他的“顾问”鲍君甫，当即派人把鲍君甫请了去，鲍君甫将精通英文的刘鼎（中共地下情报人员）给兰普逊，让其去鉴定。

刘鼎当着兰普逊的面打开收稿，煞有介事地翻了翻后说，这不过是一个学者的收稿，兰普逊大失所望，刘鼎则趁机将机密的几页纸偷偷藏进了自己的口袋，然后又以拿回家去鉴定为由，顺手拿走了一叠“手稿”，第二天又把这叠文件换下另一叠稿子送了回去。

因为没有证据，兰普逊也拿关向应没有办法，随后党组织通过黄慕兰请来律师陈专皋将关向应保了出来，出狱之后，关向应便到苏区工作去了。

可以说，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几年后，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处境很困难，然而由于鲍君甫的帮助，使得中共中央避免很多损失。

鲍君甫与正中央特科的配合也渐入佳境，然而正当鲍君甫想做更多的贡献时，1931年4月25日，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钱壮飞将此事汇报中央后，中央各机关开始大搬迁，4月28日，陈赓将此消息通知给鲍君甫，因为鲍君甫在工人运动时与顾顺章有过交集，他为中共提供情报的事情，想必顾顺章也是知道的。

陈赓让鲍君甫赶紧撤离，鲍君甫却不愿意走，要在上海维持辛苦建立的关系网络，陈赓也只好表示：“实在不想离开上海，那就要有一个思想准备，万一顾顺章咬住你，你就反咬他，别的一句话也不要多说，今后共产党一定会得天下，我们是不会忘记你的。”

此后不久，因顾顺章告密，鲍君甫被捕，关押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中央特科在敌特内部建立的这个重要特情关系被彻底破坏。

1933年3月24日，陈赓因遭叛徒出卖被捕，也被关押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在这里陈赓见到了已经被关押在这里两年的鲍君甫，十分心痛，当时鲍君甫还通过关系给予陈赓一定的照顾。

十个月后，陈赓在我党和宋庆龄的营救下出狱，临别时，陈赓还对鲍君甫进行了勉励。

鲍君甫之所以敢留在上海，是因为他知道徐恩曾不敢把钱壮飞截取情报的事情说出来，因为钱壮飞是他的机要秘书。

而鲍君甫是在中统内部的关系网很深厚，在狱中鲍君甫始终不承认与中共的关系，就说是顾顺章的诬陷，一直到1937年，经过张道藩等人的斡旋，鲍君甫才被保释出狱，至此鲍君甫完全脱离了国民党特工系统，也与中共失去了联系。

不久后国民党政府安排鲍君甫在南京中央感化院当股长，后来当过一段时间感化院院长和反省院的副院长，

相比以往在上海滩叱咤风云时相比，已经是无权无势，在生活开始陷入到困顿当中，平时就靠卖点茶水或者香烟来维持生活。

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纷纷逃往台湾，鲍君甫心中坦然，留在了南京，但是却并没有主动寻找组织。

直到1951年1月，南京市公安局开展镇反工作登记时，鲍君甫被公安局逮捕，在审理过程中，不得不如实将自己帮助中共中央的经历说了出来。

在有了陈赓的证明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鲍君甫虽然有一定的国民党身份，但并无重大罪恶，观其历史，功大于过，于1952年1月25日，判处其管制一年，当场予以释放。

当年11月，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陈养山证明：“鲍君甫在大革命后对我党的保卫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而且救出了许多我党负责同志”。

针对鲍君甫生活中有困难，陈养山决定与陈赓一块想办法给一些救济，陈赓和陈养山也一直关心鲍君甫的生活问题。

1955年5月起，经陈赓提议并征得李克农、罗瑞卿同意，由南京市公安局每月发给鲍君甫生活费100元，次年又增加了50元。

1956年，陈养山在百忙之中，还抽出时间专程去南京看望鲍君甫，并极力邀请其前往北京参观，陈赓到南京的时候，还请鲍君甫到大三元菜馆吃饭，并委托南京公安局给鲍君甫一定的照顾，此后陈赓只要到南京，就要到鲍君甫那里去看望他。

鲍君甫来到北京后，受到陈赓、李克农、陈养山等老朋友的热情接待，为其添置生活用品，当得知鲍君甫的牙不好时，还在北京协和医院给他装了假牙，鲍君甫在北京待了两周后推却了老朋友们的挽留，高兴的回到了南京。

尽管一直到现在，关于鲍君甫在大革命时期的身份时，依然说法不一，有认为他是“特别党员”或“秘密党员”，也有人认为他是“党的重要关系和真挚朋友”、“第一位党外高级特工”等等身份。

实际上，有关鲍君甫身份的认定并不是很重要，在身份面前，做更多有价值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鲍君甫当时对党的贡献很大，这是母庸质疑的。

1969年，鲍君甫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76岁，临终前他对身旁的子女说：“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总理是知道我的……”

周恩来得知鲍君甫的事后，特别指示有关部门“好好安排一下家属，看有什么困难解决一下”。

1976年1月周恩来在弥留之际将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叫到身边，特意交待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都是有争议，且背景复杂的，其中就包括鲍君甫，周恩来说：“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鲍君甫在大革命时期的功绩陆续刊登在报刊杂志上，人们才得知鲍君甫在当时所做的具体贡献，后来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编纂《陈赓传记》时，给予鲍君甫极高的评价。

正如陈赓与其搭档时说，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鲍君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