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67》是一段难忘的经历，是一个十岁孩子眼中的世界。

天涯迁客

油画：髯

我的1967

1967年我十岁，正是文化革命如火如荼的年月，一个十岁的孩子虽然没有能全面的参与到文革，但他耳闻目睹的那些人和事，足以震撼他的心灵。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近五十年过去了，文革的那些场景会经常浮现在眼前。也许人老了，眼前的事情记不住，过去的事情忘不掉。哪怕有一点风吹草动，很容易触及怀旧的神经。现在自己才五十多岁，难道自己老了吗？再仔细一想，2017年自己就退休了，也确实是有些老了，难怪那些文革的事情总是难以忘怀。

自己从小出生在渭北高原的一个小县城，父亲当一名小干部，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母亲在哪里工作，就把我们这些孩子带到那里。这一年我正上小学三年级，因为这一年母亲要生下我们家第四个孩子，所以全家人都要去县城生活。我的上学自然也要转到县城的小学。

转到县城上学以后，在班里我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叫h，一个叫y。之所以和他们好，是因为我每年暑假的时候都来县城，他们的父母和我的父亲在同一个机关工作，转学来县城之前就已经是玩伴，现在又到了一个班里，自然多了一份亲切。突然有一天h告诉我，说y是个叛徒，他跑到“东方红”那一派去了，我们要去揍他。放学时，我们几个人预谋好，放学后就在学校大门外不远的地方动手。我们借着人多势众，打了他耳光后就两个人拉住他的胳膊，另外一个人捡起垃圾堆的西瓜皮往他脸上抹，抹完了就扬长而去。从此就不再和y来往了，觉得他的革命观点不对头，只要提起他就有一种仇恨涌上心头。我也没有弄懂为什么我们都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是斗私批修，为什么不同派别之间就如此仇恨。

好在我和父亲及家人都是同一派别，一家人在一起还算安宁。我们有的同学和自己的父亲、兄弟姐妹不是一个派的，每天吃饭前都要进行革命大辩论，辩着辩着，一家人就杯盘横飞，饭桌掀翻，一顿饭吃的鸡飞狗跳。辩论结果是谁也不能把谁说服，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跟毛主席最紧，最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最听毛主席的话，自己最正确、最革命。这种不同派别、不同观点的人群，自然形成了各自的联盟，这种关系似乎已经超越了亲情关系，除了毛主席最亲以外，革命战友才是最亲的人。

有一天下午，我上学路过县委门口，突然，从县委的门口跑出来一个人，紧跟着后面出来很多人追赶，手里拿着木棍，只见有人用木棍打在被追赶的那个人头上，顿时头上鲜血直流。我被这情景吓坏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大人们这样打架。我恨不得马上就赶到学校，我生怕这些人会打到我。当时那种惊恐、害怕一直在我的心里持续了很长时间，那个被打的满头是血的人是活还是死就一直悬在我的心里。回到家里，给父母说了我的见闻，他们就叫我上学一定要小心，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现在武斗很厉害，最好每天上学和同学们在一起走。县城里每天晚上都能听到打枪的声音，人人都好像生活在恐怖之中。我经常会想，会不会有一天也有人用棍子打在我的头上，然后我也满头是血。我当时觉得我的胆子很小，真不像毛主席的红小兵。但我很难抑制内心的恐惧。

很快放暑假了，父亲怕县城不安全，就把我和弟弟送回老家，和爷爷一起住一阵子，父亲还叫大姑和小姑轮番来照顾我们。这里就像另外一个世界，听不到满天的口号声，没有游行队伍的锣鼓喧天，没有武斗，仿佛是被文革遗忘了的角落。我每天和弟弟帮着家里干农活，第一件事情就是帮着爷爷割麦子。老家的地理位置靠近甘肃地界，气温偏低，夏收差不多到了阳历的七月中旬。收完小麦，就是碾场，我和弟弟在麦草垛里藏猫猫经常被爷爷呵斥。接着就是夏种，我们这些孩子就帮着拉牛卸秣，扫院拔草，最开心的是家里有三棵杏树，每天要到树上采杏子吃，三棵树是不同的味道，有水大蜜甜的，有甘甜带面的，还有酸甜酸甜的。经常有熟透了的杏子从树上掉下来，真是香甜无比，再砸开杏仁，有甜仁的，也有苦仁的。更重要的是家里还有一只狗，它几乎和我们形影不离。干这些农活就像玩一样，还有小狗做伴。我们从小跟着母亲在学校院子长大，不谙大人农活之苦，在老家的生活觉得真是好玩，有些乐不思蜀。

好景不长，暑假很快结束就要开学了。那天叔父骑一辆自行车把我和弟弟带到镇上，然后坐上一辆拖拉机。叔父的一个同事在开车，我和弟弟叔父都坐在驾驶室，当时觉得可神气了。在那个年代，虽然坐在拖拉机上被颠的前仰后合，但依然觉得很幸福，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在走路。我在想，我长大了要是能当个拖拉机驾驶员该多好啊！叔父在离老家三十多公里的一个镇拖拉机站工作。等到了叔父的单位，天已经黑了，我们随便吃了些东西，突然有很多人来到门前的院子，他们手里都拿着棍棒、标枪，像是要打架的样子，我和弟弟都很害怕，叔叔就让我们先上床睡觉，不要看这些大人的事情。一会这些人都出去了，院子显得很安静。等我睡得迷迷糊糊就听到有吵闹声，只见几个满身是血的人被抬进叔叔的房间，他们不停地议论着打架的过程，说这个仇一定要报……。一会有医生来给他们包扎。这一夜我和弟弟蜷缩在床上，好像都不敢呼吸了。第二天吃过早餐，大约有十几辆汽车、拖拉机，上面插着彩旗，有人敲锣打鼓。我和弟弟也坐在那辆拖拉机上，边出发边有人喊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坚决打倒某某某！……。一路上浩浩荡荡，甚是壮观。十几公里的路程，我感觉走了很长时间。等到了县城见到父母，只觉得肚子太饿了。

学校开学了，也没有课本，上课都是学习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在学校的大部分时间是开会、游行，开批斗会，由高年级的同学领着批判校长。也不记得什么时候要在学校门口的街道上轮流执勤，所谓执勤，就是带着红小兵的袖章，拿着红缨枪，不管谁要路过这条街，就要叫他停下来背诵一条毛主席语录，背不出来就不能走。不会背的我们就要教他们，直到他们背会了为止。我很喜欢执勤，拿着红缨枪很威风，也很有权威，所有过路的人谁也不敢不听我们的话。

有一天放学回家，家里传来婴儿的哭声，外婆不准我们进母亲的房间，并告诉我们又添了一个妹妹。一直过了两三天，我们才被允许进到母亲的房间。刚出生的妹妹我觉得很小，头发像细茸的汗毛，皮肤红扑扑的。家里人都在围着母亲和孩子忙碌，我除了上学，就和那些同学们玩耍。我觉得这样上学太好了，不用上课，也没有老师管，高年级的同学在闹革命，还可以到外地去串联，一路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太小，很是羡慕那些大孩子。我们很想参与他们的行动，可是那些高年级的孩子根本不屑理会我们，嫌我们太小，我们这些小伙伴就像一群幽灵，整天在学校的院子、操场、野外、机关院子游荡，每天都觉得日子过的很慢，似有些无聊。

新出生的妹妹很快就过了满月，面对县城这样的形势，父亲开始筹划着把我们送回老家的镇上，因为母亲在镇里的小学教书，再说镇里的斗争没有县城这么激烈。可是县城离镇上的距离将近五十公里，要翻一座沟，只有一条石子路。那个年代，交通不便，回老家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父亲终于联系到一辆运沙子的顺风车，那是一辆很破旧的解放牌，驾驶室里有司机和一个押车的，只能坐得下母亲抱着刚满月的妹妹，父亲和我还有弟弟三个人就坐在车厢的沙子上。外面冰天雪地，汽车的轰鸣和呼啸的北风搅在一起，父亲用一件大衣把我和弟弟裹起来，只记得那个冷真是刻骨铭心的冷。也不知道走了多久，汽车终于停下来了，把我们一家扔在路边，然后卸完沙子就开走了。不远的地方，是一个叫店子河小村庄。一条小河从川道流过，村落和田野被白雪覆盖，有一两公里宽的河道，两面都是纵横的沟壑和梯田，上下都是盘山公路，离母亲工作的镇上还有十多里的路程。父亲曾经在这个村里住过队，就去找到村干部借了一辆架子车和棉被，母亲就抱着满月的妹妹坐在架子车上，父亲就驾着车辕，在车上栓了了两根绳子，我和弟弟每人一根绳子帮着拉车。那时候弟弟才六岁。一路上没有看见一个行人和一辆车，只有襁褓中妹妹的哭声，会偶尔打破冰雪路上的寂静，似乎这世界就剩下我们一家人，在这冰天雪地里攀爬。一会，太阳出来了，漫山遍野的皑皑白雪，闪着刺眼的光芒。冰雪路面时不时的人和车都有些打滑，父亲不时地提醒我们“注意路滑，走好”！我和弟弟都使足了力气，脸上都冒着热腾腾的汗水。这个架子车就像全家人的方舟，有父亲和母亲在身边的孩子，即是有再大的危险，也不会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