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学蓬：史学界呼喇喇杀来一匹黑马

罗学蓬

　　

史学界呼喇喇杀来一匹黑马

罗学蓬 文

在商潮汹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当今中国社会，能够彻底超越金钱物质的羁绊，上升到追求形而上境界的大智大贤者，纯属凤毛麟角。笔者有充分的理由认为，2005年才被华东师范大学聘为该校历史系终身教授、博导兼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的沈志华，算得一个。

最近十多年来，沈志华这个名字在中国史学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被称为史学界另类人物的沈先生，命运多舛，30岁前后曾两度入狱，也曾下海经商，从街头卖水果到替老板拎包、办工厂、炒股票，涉猎进出口贸易到漫步图书市场，在资金积累上，收获颇丰。

1990年，已经挣了很多钱的沈志华认为“一个人如果把挣钱当成唯一的人生奋斗目标，实在太没有意思”。而且，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了整整十年的沈志华太知道生意场上是怎么回事，中国最令人诱惑的金钱和最令人鄙视的品行往往都集中在这个领域里，他害怕自己在这个圈子里混久了也会被铜锈蒙住眼睛，掉进钱眼里爬不出来。尽管已是为一位置成功的商人，但沈志华始终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经商的材料，他梦寐以求的就是干点比挣钱更有意思的事情。而成为一名中国的历史学家，正是他多年以前的一个美梦。只不过这个美梦，在即将实现之际，被一场突入其来的塌天大祸给无情地毁掉了。

于是沈志华果断跳出生意场，去干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他毅然决定与中国商界“拜拜”时，还顺手做了一回“出版商”，一部《文白对照<资治通鉴>》曾风靡华夏大地，又让他收获数百万，然后彻底弃商从文，金盆洗手，重新操起了他酷爱的专业——世界近代史研究。

在不经意之间，中国少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商人，多了一个殊为罕见的历史学家。波澜不惊的史学界，也因为沈志华的出现，而变得来风生水起，生动绚烂了许多。

回到老家北京后几年，沈志华先是独居上方山，潜心学习，又在南郊大兴购置别墅，安营扎寨，一面创办了民间性质的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此后又用自己经商赚得的大笔金钱，设立“东方历史学术文库”，资助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出版。由史学大家周一良、戴逸、齐世荣等先生主持评审，在文库推出的八十多本书中，有三分之一获得了各种学术奖项，从东方文库走出了张小也等新一代历史学者。为了推进中国的史学研究，沈志华又不惜豪掷数百万，采购搜集大量曾经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的国家的解密档案。因为他深深知道，扎实地掌握档案，是研究国际关系问题和世界历史的本钱。

沈志华曾在七十年代末就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从商界转为学界，得到圈内人的承认对他而言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1993年，他回京后第一次去参加一个史学界的学术会议。参加此类会议的代表都是体制内吃皇粮的学者，有些还是史学领域赫赫有名的专家。大家一开始全都不认识这个长得墩墩实实，皮肤黑得像个铁匠的外来人，但他在大会上的发言一下子就引起了所有与会者的注意。如同中国老话说的“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沈志华不开口便罢，一开口，就把在场的专家学者镇住了！

沈志华讲口极好，这是先天后天的因素混合造就的，没办法。同样的史实，在别人口里讲出来干巴巴的，让听众浑浑欲睡，而一旦从他嘴里滔滔不绝地流泻出来，人物就鲜活了，故事就生动了，有主干，有铺垫，起承转合，抑扬钝挫，讲起史实来犹如单田芳说评书，一忽儿杀机四伏，一忽儿铁马金戈，阴谋奸诈、强横妥协、貌恭实傲、笑里藏刀、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寡廉鲜耻、心如铁石杀人如麻绝非反面人物的专利，为了至高无上的国家和民族利益，一切必要的手段不仅合理而且情有可原。国家关系紧张到剑拔弩张时，他能让人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一旦进入蜜月期，又恰似阵阵清风，扑面而来。

但，伶牙俐齿远远不是沈志华的演讲能吸引人的主要原因，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同样一桩重大史实的全新解读，他的观点，他的论据，经常让那些久踞高雅学府殿堂的专家学者们耳目一新！
　　专家学者们不会不知道，能作出全新解读，靠的绝非仅仅是敢发不同之声的勇气，而是大量档案文献的支撑，丰厚的知识积累，独具慧眼的发现能力，以及以水滴石穿般的坚韧，和孜孜不倦探寻真相的持久耐力。
　　史学家钱镇曾在一篇《沈志华其人其书其事》的短文中说出了他自己受到沈志华讲演冲击时的复杂感受：
　　“说句让学术界丧气的话，在某些学术研究领域，像沈志华这类重新回到学术界的家伙太具有杀伤力了。他过了金钱关，不把学术研究当作谋生手段，因此也就不必追随国家课题、不必瞄着市场需求，更无需看上级领导的眼色定选题，不用小心翼翼什么想法可以谈，什么想法不能谈。他不必考虑一时的功名利禄，思想观念与一个长期厮混在学术圈里的专家学者大相径庭。他不畏惧说出格的话，别人对他的放胆也会格外宽容。他得以摆脱学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人事纠葛，也用不着非要在导师主编的书中熬更守夜地写出几个章节而该书出版后与自己全无关系，更不必违心地去研究自己并不擅长，或是并不喜欢的课题。”
　　中国史学界的各种从业人员，无一律外都是吃皇粮的体制内人员。而且从事史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大都过着苦行僧似的清苦生活，怎么会有一个既没有学历、又没有职称、还没有单位的“三无人员”睁着眼睛往火坑里跳？这人的脑袋进水了么？
一位置德高望重的权威人物好奇地问他：“沈先生，你的发言有文稿吗？”
　　沈志华毕恭毕敬地回话：“我带来了刚写就的论文，如果您有时间，请多多赐教。”
　　这位老专家拿去看了，当天就在会上对沈志华的论文大加赞扬，认为观点新锐，论据充分，文风也尤为生动。会后，这篇论文很快就在中国史学界的权威刊物《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从这以后，沈志华便作为“民间学者”，经常出现在相关的国家级别的历史学术会议上。
　　与所有史学界人不同的是，沈志华重新进入这个行当，并不仅仅靠着自己的出色研究成果，独特的解读历史档案与资料的能力，还靠着他经商赚来的大笔金钱。
　　沈志华是货真价实的个体户，没有单位，没有一分钱工资收入。但是他却有钱。钱对他来说真是个好物儿，这让他刚刚重回史学界，就占据了一个极为主动有利的制高点。因为囊中颇丰，他可以慷慨地拿出钱来，自己组织召开全国性的史学专题会议。
　　沈志华第一次尝式自费举办高层学术会议就大获成功。1994年，他在当时“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召开了一个全国性的探讨“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的学术会议。住宿、伙食、会议所需的资料，全部由他独自操办承担。他还在邀请函里特意声明，凡专家学者所在单位不能报销飞机票的，全拿到他这儿来报。
　　 组织高层学术研讨会议，组织重要课题的研究和对档案的翻译，做学术活动的赞助人、组织者，与受邀参加会议的代表比较起来，其地位、效果与影响力，显然有重大区分。
　　沈志华对笔者说：“最开始搞冷战史研究，都是我自己花钱。我每年召开一次会，我就想通过这个学术会议，看看国内都有哪些人在研究这个。比较不错的，我来挑人，然后我出钱，大家一起来做课题。我们搞的都是神仙会，规模不大，每次开会二三十个人。但是我要求论文要好，而且我们这个会都是针尖对麦芒。你用的什么材料，我用的什么材料，你什么观点，我什么观点，讨论得非常热烈。每次开完会，我都出一本论文集，到现在这些论文集都算是很上乘的，这样就把中国冷战史研究的基础打好了。国内原来没有冷战史研究这么一个领域，《毛泽东选集》我查了一遍，也就讲过三四次，而且都是带引号的。所谓冷战，他认为是美国的一种政策。所以基本上整个九十年代，还不允许出现这个词。后来和北大合作，北大有意让我过去，当时在北京还不允许用冷战史这个名目，比较敏感，那会儿观念没转过来。后来就叫了现代史料研究中心。现在这个冷战史研究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我告诉你，完全是一种国际化的，我今天在国内发现了一个新的档案，写了一篇文章，明天国际上全都知道了。也不再是大国关系了，而是趋向于一种社会、经济领域，甚至是文化领域的研究。比如美国对外政策其中有一个侧面，就是它的宣传战和心理战。它这种文化输入，在哪个国家什么时候放什么电影，举办什么论坛，都是有精心算计的，它要求影响你的人民，这是它的考虑。反过来讲，其实中国也经常搞这种文化外交，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就放《梁山伯与祝英台》，外国人一看就大吃一惊讶，哎呀，原来中国文化是很优美、很深沉的，类似这样的事，多了。”
　　重返史学界十几年，沈志华一跃成为中国史学界的民间“老大”。他发表苏联史、中苏关系史、冷战史论文六十余篇，出版了《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斯大林与铁托》、《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一960）》、《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学术专著，并主编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卷36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解密文件》（3卷，台湾：中央研究院2002年版）等文献资料集。此外，他还有近千万字已出版的著述。各种史学界的头衔落到他头上，中国、日本、韩国、意大利，以及台、港、澳各所著名大学争相邀请他去讲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等学术机构争相聘请他但任兼职教授和研究员。
　　2005年，已经55岁的沈志华最终受同行杨奎松与陈兼的鼓动，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做了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史学界唯一的个体户，到老还是吃上了皇粮。
　　笔者开玩笑说你自在了大半辈子，老来到底被“招安”了。
　　沈志华却很认真地说：“本人早已过了知天命的岁数，被‘招安’是个好事：第一，未来的社会科学研究，就应该体制内与体制外相结合，这样才更有生命力；第二，一所大学能够接纳体制外的人员，说明当今社会的宽容和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这样的事情想都别想。无论如何，利用各种资源把研究搞上去，对于中国的历史学发展，有百益而无一害。”

沈志华请笔者便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