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山四皓与隐士文化

蝶恋花（拒闲聊）

“商山四皓”的故事发生在秦汉时期。几千年来，人们写诗作文作画，传颂他们的事迹，赞扬他们的精神，形成了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四皓文化。“四皓文化”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起源于秦汉，发展于魏晋，唐宋高潮迭起，明清绵延不绝，改革开放后又续新篇，不仅影响到国内，而且还影响到海外。“商山四皓木刻六扇屏”现收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商山四皓”图现收藏于韩国画报社，1991年4月15日出版的《韩国画报》有载。

　　四皓事迹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原文是这样的：

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多谏争，未能得坚决者也。吕后恐，不知所为。人或谓吕后曰：“留侯善画计策，上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泽劫留侯，曰：“君常为上谋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无忧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数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爱欲易太子，骨肉之间，虽臣等百余人何益！”吕泽强要曰：“为我画计。”留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谩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能无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词安车，因使辩士固请，宜来。来，以为客，时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必异而问之。问之，上知四人贤，则一助也。”于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卑词厚礼，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

汉十二年，上从击破布军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叔孙太傅称说引古今，以死争太子。上佯许之，犹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之，问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姓名，曰：“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厚，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自。”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

四人为寿已毕，起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缯缴，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罢酒。竞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按照《史记》的记载，商山四皓在保住太子地位，让权力平稳过渡，避免天下大乱这件事上是出了力，立了功，起到了别人不能起到的帮助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四皓献策不让太子将兵，终止了刘邦会以此借故寻端废黜太子的念头；二是皇帝礼请不出的高士却甘愿扶佐太子，改变了刘邦以为太子无能的看法；三是四皓同刘邦的对话，把刘邦推到了天下人的对立面，使刘邦感到害怕，不得不答应再不易太子了。

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对商山四皓作了10多处记述，不仅全面肯定了《史记》的记载，还高度评价了四皓的高风亮节，说他们虽未在官，然其高风足以除贪易俗，对维护皇家统治和社会稳定有很好的作用。《汉书》“王贡两龚鲍传”中有这样的记叙和评论：

汉兴有(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当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闻而召之，不至。其后，吕后用留侯计，使皇太子卑辞来帛致礼，安车迎而致之。四人既至，从太子见，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为重，遂用自安。 自(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郑子真、严君平皆未尝仕，然其风足以激贪厉俗，近古之逸民也。 

　　魏晋时期杰出的文学家曹植首先唱响称颂四皓的赞歌。建安十六年至二十年(公元211-215)，曹植随其父曹操西征潼关汉中，途经商洛写了一首诗，题为《商山四皓赞》，全诗为：“嗟尔四皓，避秦隐形。刘项之争，养老弗营。不应朝聘，保节全贞。应命太子，汉嗣以宁。”全诗仅仅32个字，言简意赅地概括出四皓从隐居到出山所做的四件大事。他认为这四件事都是对的：避秦暴政，可以保全性命，不做无谓牺牲；不参与刘项之争谋个人前程，培养了高洁志向；不应刘邦的聘邀，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尊严；帮助太子接班，利于天下的太平和安宁。

西晋皇甫谧按照孔子“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的思想，选取尧至魏三千年间“励浊激贪高士”九十余人辑成《高士传》，将四皓罗列其中，并赞扬四皓“修道洁己，非义不动”的高尚情操，北魏诗人崔鸿创作“紫芝歌”来赞扬四皓的精神：“莫莫高山，深谷逶迤。烨烨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安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兮，不如贫贱之肆志。”经《高士传》的宣传，四皓的事迹和精神在社会上广泛地传播开来。

东晋陶渊明对商山四皓更是推崇备至，甚至到了心想往之、顶礼膜拜的程度。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南朝宋武帝刘裕出兵关中，攻破长安，消灭后秦，左将军宋龄石派遣长史羊长龄去关中祝贺。羊长史出使关中，从南京到长安，走商洛道是捷径。羊和陶是朋友，也是邻居，陶渊明打算同羊松龄一道来商洛，专程拜谒四皓，不想临行前突然生病，不能同行，于是便写《赠羊长史使秦经商山》一诗，表达自己的心曲和愿望。诗的内容是：“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得知千载上，正赖古人书。圣贤留遗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闻君当先迈，负病不获俱。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多谢绮与甪，精爽今何为；紫芝谁复采，深谷久应芜。驷马无贳患，贫贱有交娱。清谣结心曲，人乖运见疏。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在这首诗中，陶渊明主要表达了三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有病不能同行，对不能瞻仰四皓以及中都圣贤的遗迹表示遗憾；二是希望友人路过商山的时候，一定要稍做停留，耽搁行程，专门到四皓墓前祭奠，代替自己表达崇拜和哀思之情；三是想象圣人四皓隐居过的地方遗世独立，应该是老百姓过着安宁幸福的世外桃源生活。“驷马无贳患，贫贱有交娱”这两句诗值得深思。在陶渊明的想象中，四皓隐居的商洛山，高山深谷，远离统治者争斗的中心，应该没有骑着高头大马的统治者横行霸道、横征暴敛，造成社会的危害和动乱，贫穷低贱的老百姓相互之间亲密往来，过着安宁幸福的生活。这句诗表达的思想和意境，和“桃花源序并诗”表达的思想和意境是相通甚至相同的，也可以把它看作是“桃花源序并诗”意境的雏形。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陈寅恪在《桃花源记旁证》一文中指出：“陶渊明写作《桃花源记》的主要根据，即是来自如《赠羊长史使秦经商山》一诗中所说由征西将佐归来后所谈的西北人民逃避苻秦暴政的情形。”

　　《史记》、《汉书》是我国的正史，也是值得信赖的信史，况且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距秦末汉初仅有100多年的时间，因此《史记》、《汉书》中关于商山四皓的记载应该说是真实可信的。四皓虽然没有老子、孔子那样的思想主张，但他们是儒家“富贵浮云”和道家“安贫乐道”思想的实践者、忠诚者。商山四皓的精神特质就是“抗暴政，远邪恶；行仁义，养清廉；知进退，尚谦让；守中庸，走正道；淡名利，薄财富；天下危局则助之，天下安定，功成名就则退之；进可为官，退则为民，不贪图权力富贵” (郝臣杰，陈道久《商山四皓研究》[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1版217页))。班固、曹植、皇甫谧、陶渊明这些史学家、文学家，为什么要极力赞扬商山四皓的事迹和精神呢？这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安定需要这样的人物和精神，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操可以起到“励贪激浊”、“除贪易俗”的社会作用。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乱、最为黑暗的年代。乱则思治，乱则思安，这些有识之士们在探讨着国家动乱衰亡的原因，寻找着救世救民的良方，盼望着安定和谐的盛世出现。在他们看来，天下之所以动乱的缘由就在于当权者对权力财富的贪得无厌，欲壑难填，以至于横征暴敛，穷侈极欲，闹得天下鸡犬不宁；要天下安定，就必须推举像商山四皓这样“修道洁己，非义不动”的“逸民”来管理国家，老百姓才会归顺，一心一意过太平安宁的日子。这正是“四皓文化”起始于秦汉，发展于魏晋，唐宋高潮迭起，明清绵延不绝的原因。宋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王禹偁在《四皓庙碑》文中这样赞扬道：“《易》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先生避秦，知亡也；安刘，知存也；应孝惠之聘，知进也；拒高祖之命，知退也。四者备矣，而正在其中；先生非圣而孰为圣乎。”“是以先生危则助之，安则去之。其来也，至公于万民；其往也，无私于一身。此所谓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千古四贤而已。”陶渊明推崇四皓先生，除过客观的社会因素外，还有着主观上的强烈的个人倾向。虽然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但相同的都是社会的隐者，有着相同的价值判断和共同的美好的社会理想。所谓时不同也，但道相同，心相通。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知识分子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封建统治者的本质是自私的，极力维护的是他们的封建极权专制。知识分子要实现仁义治天下、社会大同的理想只能是空话，他们的仕途和实现理想的过程绝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他们的一生将在显与隐、进与退、荣与辱、贵与贱的矛盾痛苦漩涡中挣扎。

陶渊明的思想发展过程也应该是这样的。他少年时好读书，培养了兼济天下的远大理想和正直高尚的人格品质。他怀着建功立业的远大志向走向官场，而在动乱的社会里，封建统治者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一味争权夺利的黑暗现实，又使他壮志难酬，于是，他就勇敢地告别官场，和封建统治阶级决裂，回归田园，过自食其力的农人生活。儒家思想就成了他隐居的精神力量，四皓先生就成了他隐居的光辉榜样。他试图用自己的归隐和牺牲精神改变社会的风气。当他躬耕田园、投身劳动的时候，社会的动乱、老百姓的痛苦生活又使得他内心异常的矛盾和痛苦，他渴望着实现天下太平安宁康乐的宏伟理想，于是，他拿起笔来抒发自己的情感，用文字和行动参与到改变社会的实践中来。

　　正因为有这样的原因，陶渊明用文字构筑的理想世界“桃花源”中，商山四皓就成为他写作的缘由和目的，也是“桃花源”中的主人公的化身和歌颂的对象：“赢氏乱天纪，贤者避其后。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诗歌的大意是，秦始皇实行暴政，搞乱了天纪纲常，贤良的人不满暴政纷纷逃匿躲藏。四皓先生躲藏到商山深处隐居起来，桃花源里的人也仿照商山四皓来到了与世隔绝的地方避难。陶渊明在这里指出了桃花源里的隐居者和商山四皓的关系，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陶渊明的写作缘由，正是由于有了现实世界里商山四皓的隐居，才有了他笔下理想世界中桃花源人的隐居。今天，我们读原文和原诗，发现两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商山四皓隐居的缘由是避秦暴政，而桃花源里的人也是“避秦时乱”；商山四皓隐居在商洛山中，四山包围，中有河川平地，而桃花源里的人隐居的环境也是大山包围的盆地，“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便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四皓先生是“修身有道，见义而动”的高士，桃花源里的人也是“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的义士；桃花源因桃花而得名，“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而商洛山中，从古至今多种桃树，因多有桃花而赢得美誉，“五年江上损容颜，今日春风到武关。两纸京书临水读，小桃花树满商山。”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商山及商山四皓就是陶渊明桃花源理想世界的生活原型。

　　商山四皓的故事启发了陶渊明想象、创造的写作过程，但“桃花源序并诗”毕竟是作者表现理想世界的虚构的文学作品，这两者不能完全等同。对于具有圣人、英雄情怀的陶渊明，不会仅仅地满足于讲述故事，而是要借别人的酒浇自己心中的块垒，借四皓先生的故事，表述兼济天下、关心苍生黎民的仁爱情怀和实现社会大同的雄心壮志。他还要用道家顺应自然、阴阳变化的思想，批判统治阶级宣传的等级观念，在对儒家思想的批判继承中不断探求新的精神信仰。他还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借“桃花源”的理想世界，诅咒战争，祈祷世界和平。为什么千百年来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心驰神往，沉浸其中而不愿自拔呢？就是因为他抒发的理想最符合人的本性要求，代表了劳动人民的心声和愿望。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善良美好的，凡是善良美好的东西人们从内心深处都能感受到温暖愉快的。人们在现实世界中有着这样那样的痛苦和失落，无法得到满足和快乐，当进入到“桃花源”的理想世界，虽然明明知道这是虚幻的理想化世界，但还愿意沉浸在其中感受生命的快乐和满足。“桃花源”里环境优美，气候宜人，桃花盛开，修竹茂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房舍整齐，良田碧野，美池荡漾。这里人人热爱劳动，自食其力，没有压迫，没有剥削，老年人安度晚年，少年人幸福成长，“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这里没有战争，一派和平景象，“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鸡鸣桑树巅，狗吠深巷中”。陶渊明创造的“桃花源”的理想世界，反映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不畏强暴，敢于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理想和愿望。它与“乌托邦”“伊甸园”“香格里拉”一样，成了美好理想和幸福生活的代名词。

商山四皓、陶渊明是隐士文化的典型代表。这样的隐士文化，不是一味的消极避世，无所作为，而是待时而动，积极用世，只不过在黑暗的封建社会里，他们超越时代的理想难于实现而已。过去，人们宣传隐士文化，有着“除贪易俗”的社会作用，今天研究、了解隐士文化，更有着警世育人的重要作用。

作者：陕西省商洛学院中文系教授王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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