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 <div> 清光绪三年正月二十三（公元1877年3月3日）是个礼拜六（星期六），宜昌的清晨又被笼罩在江雾之中。那是雾的海洋，更是雾的世界，无论是江南的磨基山还是江北的大梁子都在雾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连近处的汉景帝庙和龙王庙也看得模模糊糊。因为生于长江，江雾就变得无边无际，浩瀚得像当地人说的“罩子”，把整条江和整座城都罩得严严实实；因为雾里的水分子含量太多，走在江边路上不多时就可以湿了头发，连残存的树叶和发黄的野草都挂有晶莹的水珠。</div> ▲鸟瞰宜昌老城 <div> 对于那位既没有使领馆、也没有陆地居所、只是自己花钱买了条木船暂栖在汉景帝庙下首河坡下的大英帝国驻宜昌的首任领事沃尔特·爱德华·金（Walter Edward King中文名“京华陀”，公元1837-1917年）而言，虽然来自雾都的英国，可他对宜昌冬天这种无所不在的潮冷和直到太阳升得老高才会消失的浓雾没什么好感，对这座被维新派梁启超说成是“不过一荒原之村市而已，规模并不甚宏廓，商业亦不甚织盛”的宜昌小城也没什么好印象。</div> <div>▲清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刻印《东湖县志》</div><div> 那个时候的宜昌城就蜷缩在那个占地仅0.66平方公里左右的城墙里。这座城既不像荆州、襄阳那样规模宏大，也没有武昌、万州那样易守难攻，城内有40多条大小长短不等的街巷，一万多人口，除去各级官府衙门和地方士绅，就是那些依靠川盐济鄂发了横财而变得有钱的暴发户。只是“城内街道都很狭窄，闹市区之外的街巷还很污秽，低则水窟，高则土山，人走拥挤，车行冲撞，紊乱不堪。”</div><div><br></div> ▲明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刻本《夷陵州志》 <div> 宜昌城原有八个城门洞，除了大东门是鄂西北陆路运输的必经之道，其他的城门都与长江这条黄金水道有关。尤其是直通南正街的大南门，既是当阳、荆门、荆州方向的陆路通道，又是通往江南、继而延伸到鄂西大山深处的主要渡口，自然就是人来车往、十分热闹之处，杜老夫子所说的那种“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似乎就是写的大南门的冬日风景。</div> ▲太古怡和码头边的船队 <div> 不过就和那个后来的旅行家立德乐对宜昌的第一印象描绘的那样：“宜昌坐落在砾石悬崖之上，其高度刚好过了大梁，伸出一个长而低的沙岬，冬季只占江面的三分之一左右。沙坝的上方正对着有护城墙的城市，江边停着一溜四川的木船……这个郊区只是一条狭长的中国式的街，走进这条街的尽头，沿江到处都是废墟，这条街有一些当地的第三流的小货店组成。至于农村，目力所及，到处都是坟堆。”</div> ▲外国人建筑外的累累坟堆 <div> “……砾石中间另有很少的几个小菜园点缀着，山脚下是一排排的水稻梯田既一些用泥巴和篱笆条做成的宽大的农舍，江对岸轮廓鲜明，景色别致，沿江是金字塔形的山丘，陡直的峭壁，高500英尺到600英尺不等，被远处一群延伸到地平线的高山所衬托，杨柳和麻竹丛中整齐的村庄与所谓外国人居民区周围肮脏的建筑物相比，形成了令人快慰的对比。”（参看拙作《永远第一的立德乐》）</div> ▲二马路江边的木船<div> 那个因为江雾笼罩、更因为无事可做而不得不闷闷不乐躲在自己的船舱里啃着面包、喝着红茶的京华陀不喜欢宜昌这个靠近蛮荒之地的小城，不单单是因为这样每到秋冬时节挥之不去，却抓不着、看不透的雾气，还因为这座死气沉沉的小城里的那些各级衙门里的官吏对他敬而远之的态度。</div> ▲原武汉英国领事馆 <div> 据介绍：京华陀这个来自英格兰南部、家里排行第八的盎格鲁人在英国人眼里是一个天生的外交家。刚满18岁就进入外交领域，在华期间，先后在英国驻华使馆、汉口、上海领事馆担任口语翻译；1872年被任命为九江领事馆副领事，四年后升为台湾领事，不到一年就又被提升为深入中国内地最远的宜昌首任领事，可见得这个不仅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十分了解这个国家的社情民意”，还“特别熟悉中国官场的潜规则”（李明义语）的外交官在英国驻华外交圈小有名气，也深受重视。</div> ▲李明义《宜昌开埠》封面 <div> 李明义老师在《宜昌开埠》里指出：“尽管京华陀在英国领事界有口皆碑，然而在中国人的眼中，京华陀却是一个经常寻衅滋事、无事生非、内心邪恶的家伙。”比如，在同治四年（1865年）他在担任英国汉口领事馆翻译官期间就向湖广总督官文声称自己是“署理领事官”并在一起涉外的民事纠纷中“无中生有、滋生事端、借机敲诈钱财”。</div> ▲洋人的交涉<div> 于是就在清朝官场激起公愤，那个声称没有接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朝外交部）正式任命通知的湖广总督向上致函，说的很严重：“查京华陀之为人，前在汉镇充当翻译官即不安分，往往从中唆事……若此人充当领事，必至籍事生端，与情不协。……恳费王爷与驻京公使悉心筹商，另选通达和平之人充当领事，庶几商，和民睦，不失永相好之意。”</div> ▲李鸿章与他的美国朋友<div> 时任通商大臣、江苏巡抚的李鸿章也致函总理衙门：“该京华陀既自擅拏无辜华民，复欲将洋人起衅案件指为抢劫，迨与商酌，则又咆哮无忌，凶悍情况深为可虑。该领事前充翻译时最喜闹事，声名不佳人所共知。其怂恿前领事金执尔诸事纠缠、擅用兵船勒拏厘局委员并茶船一案，又非理申陈督宪一案，均系京华陀主使。”</div>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朝外交部） <div> 李明义老师在浩如云烟的清朝档案里找到了其间所有的官方照会和信函，将京华陀引起中方极大不满的前因后果都说的明白，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在照复中虽然承认京华陀在汉口所办之事不合于理，并表示已经将驻登州（山东蓬莱）的麦华陀调到汉口任领事，但由于麦华陀已回国休假，因此英国领事一职暂由翻译官京华陀署理。不过，和《宜昌开埠》所说的那样：“英国方面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照会置若罔闻，仍然多次委派京华陀在驻汉口领事馆任署理领事”。</div> ▲《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 <div> 看到这里，想必各位看官都会想起那个曾经担任北洋政府外交部长的陆征祥所说的那句著名之警语：“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按照这一逻辑，可以解释满清的衰败和民国的无能，却不能说明新中国成立后北上抗美援朝、西去教训印度阿三的重大行动，也无法解释基辛格密访北京、黑人朋友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的举世震惊。所以，人还是要有股精气神的，一味的韬晦或展现肌肉都是极其愚蠢的，前后的历史都证实了这一点。</div> ▲船上的部分船工 <div> 那个受到洋人赞赏和信任、却获得中国官员和百姓差评的京华陀是光绪元年（公元1877年）2月5日乘英国皇家茶隼号军舰从武汉来宜昌的，不想却在枝江百里洲搁在沙洲上，京华陀不得不在那里改租了一条木帆船才到达宜昌。</div> <div><div>▲最早游历中国的洋人</div><div> 其实在京华陀之前，已经有不少的传教士、探险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过或者路过长江上的这座小城，对这座城市各有各的第一印象。很多人的记忆随着他们的离去而消失，可还有那么一些洋人，他们用自己的文字记录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下面就摘录其中的几段让那些洋人对宜昌以及宜昌人的印象。</div></div><div><br></div> <div>▲宜昌下游的船队</div><div> 英国人汤马斯·莱特·布莱克斯顿（公元1832-1891年）在1861年组织了一次“杨子江上游的探险”，成为到达离上海1800英里最远的宜宾屏山第一人。他在《在扬子江上度过的五个月》里这样写道：“宜昌本地的商业看起来不那么发达，但……进出四川的货物在这里转运，我们看到许多帆船停在江边等生意。……我们注意到这里有一些漆成红色的救生船，用来救援溺水的人。这个制度和中国南方流行的‘绝不救溺水的人’的做法非常不同”。</div><div><br></div> <div> </div><div>▲围观的国人</div><div> 这个英国人写道：“我们停靠在离宜昌城有点距离的地方。把船停远点，或者在可能的情况下把船停到河对岸，是我们一贯的做法，目的是为了省去一些烦人的干扰。当我们不得不停靠在城镇边的岸边时，会被围观。这些中国人并不是非常粗鲁，他们是好奇，想看看我们。他们有时会扔土块或者石块到离我们的船很近的地方，但我们知道这些并不是扔向我们的，他们只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让我们把脸从船的窗户里露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体会到动物园里新来的动物们的感受了”。</div><div><br></div> <div>▲滨江停泊的帆船</div><div> 另一个很爱冒险也很有名的旅行家汤马斯·库柏（公元1839-1878年）在他的那本《一个穿长袍扎辫子的商业先行者的旅程》一书中描叙了他在1868年1月中旬经过宜昌的见闻：“在离开沙市的第四天晚上，我们看到宜昌附近的小山了。……当我们通过一段风景很好的河道后，我们的船工们似乎突然从梦中醒来，像变了个人似的。大江的左岸是高耸的砂岩峭壁，从水面笔直的耸立着，船工们欢快的船歌号子声在山崖中回响”</div><div><br></div> <div>▲宜昌的街市</div><div> 第二天下午库柏到达宜昌码头。在他的眼里：“宜昌是个规模不小的城市。它的重要性主要因为它位于平原与山区之间的地理位置。我们在这里的市场上买了鸡，120个铜板一只。很明显，因为快到中国新年了，所有的商品的价格都上涨了。木炭要750个铜板，蔬菜比如白菜、土豆、韭菜等，要20个铜板一斤，牛肉要48个铜板一斤，猪肉要100个铜板一斤，牛油和猪油要160个铜板一斤”。</div><div><br></div> <div>▲宜昌城西的城墙</div><div> 他记录了他对这座小城的印象：“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们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在傍晚时分，我和菲利普在城墙外顺着河边散步。那里的房子看起来都是临时性的，河水很低，这些房子就修在水边，主要是餐馆、酒馆和茶馆，看起来生意不错，坐满了船工。还有许多剃头铺子，顾客也是船工”。</div><div> 不过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都没有进城去。</div><div><br></div> <div>▲汉景帝庙</div><div> 《宜昌开埠》里指出：“京华陀是英国驻华使馆参赞署理公使傅磊斯委派到宜昌的领事官。他抵达宜昌后，随即建造了一条木帆船。京华陀把英国驻宜昌领事馆建立在一条木帆船上，并将木帆船停靠在大南门外汉景帝庙附近的河岸边开始办公。” </div><div><br></div> <div>▲麻阳船</div><div> 笔者以为京华陀所自购的那条木帆船应该是宜昌码头常见的麻阳船，也就是李明义老师在《宜昌开埠》里写的那种“挂子”船。想象中即便是临时办公所在地，也应该是40吨的那种：有四个舱，船工、随从、办公和私人居所，正好分配。而已经在这里等待了好几天的总税务司派驻宜昌海关的首任税务司迪克·托马斯（公元1837-1877年，中文名叫狄妥玛）和他的海关筹备组一行人也是住在船上的：“很安全，当地人也没有起哄闹事。”（上海《字林西报》）</div><div><br></div> <div>▲上海现存的最早的租界界碑</div><div> 一向自以为是、专横跋扈，还指手画脚的京华陀在狄妥玛的陪同下，会同时任荆（门）宜（昌）（恩）施道孙家谷等清朝地方官员查看了几处中方推荐的地方后，决定将英国租界选在南门外的沿江地段，并在那里立下了一块“英国租界”的界碑。谁料想，界碑刚立好，就引发一场针对所有外国人的大规模骚乱。</div><div><br></div> <div>▲《字林西报》报头</div><div> 上海的第一家英文报刊《字林西报》介绍了宜昌骚乱的起因：先是“坊间传闻四起，说外国人打算强行占有一块土地作为租界，并要赶走居住在那里的当地居民（这倒是真的），亵渎祖先的坟墓，破坏宜昌城的风水，将给当地人带来无尽的灾难（这明显是夸大其词）”。与此同时，宜昌的地方绅士“四处张贴带有煽动性的告示，警告人们不要向外国人出租或出售房产”（这就是制造舆论）。在报道中，记者认为这是“当地人那种极度排外的敌意立马表现出来了”。</div><div><br></div> <div>▲八国联军进攻天津</div><div> 3月3日那天上午，正在闷闷不乐的吃着面包、喝着红茶的京华陀肯定会听见“一阵猛烈的敲锣声，告知人们到城北门附近的寺庙里集合（内地会传教士麦克悌的日记）”（记录集会地址有误，应是大南门外的汉景帝庙），可是一定并没引起京华陀足够的认识和必要的准备。在他的心目中，在这个国家没人敢与大英帝国的领事官员叫板，凭着快舰利炮既然能轰开大清帝国的国门，区区一些地方绅士和一些三教九流的民众，难道还能翻起大浪不成？</div><div><br></div> <div>▲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婺源新任县令的《安民告示》</div><div> 的确如此，虽然士绅号召全城的民众不要将自己的房产或田地出卖给洋人，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可是3月1日下午，“知府和县令都贴出了安民告示，告诫人们保持冷静，不要再惹是生非。只要愿意，谁都可以出售自己的土地，他人不得干涉。”而当时经历了外国列强入侵，国家被迫与洋人签订城下之盟，那种耻辱使得从官家到商家、从士农工商到普通市民，对洋人的敌视早就生成，这次骚乱只不过是一次集中爆发而已。</div><div><br></div> <div>▲借意 敲锣示警</div><div> 先是听见岸上有些中国人声音很大的怒吼，还有些越来越急促的锣鼓声，从船舱狭小的窗户还可以看见岸上有人群聚集。本来不以为然的京华陀也感觉有些异样，正想出舱去问问，翻译官仕森却有些失礼地冲了进来，惊慌失措的叫着：“领事大人，不好了，中国人造反了！”</div><div> 毕竟是外交官，第一时间京华陀就想起了自己刚立下的那块租界的界碑。</div><div><br></div> <div>▲后来的宜昌内地会</div><div> 在3月3日宜昌民众发起的反对洋人“租界”，驱逐洋人的骚乱中，身为英国领事的京华陀因为躲在自购的木船上而躲过一劫，内地会的传教士麦克悌（McCarthy）却因为抵宜的时间与京华陀仅相差几天被宜昌老百姓认为都是来圈地而受到了冲击。</div><div><br></div> <div>▲十八世纪末反洋人宣传画</div><div> 他在日记里详细地记载了那天的过程：礼拜六早上，我被一阵敲锣声吵醒。锣声仍然是召集人们到先前所说那个寺庙里去集会。我们听说他们要过来拆房子……大约在十点钟左右，知府的副手坐着轿子到一个带头闹事的人的家里，这个头目的儿子立马跑出去找到几乎所能找到的地痞流氓，这伙人聚集在一起，砸毁了官轿，把知府的副手打了一顿。</div><div><br></div> <div>▲骚乱的“征候”</div><div> 因为事发地点离我们的住处不远，有人建议他们继续把我们的房子也一并推倒。……随即我们就听到了喊叫声，明白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伙人已经推倒小礼拜堂的大门，并推倒了前面的一堵墙，正向客厅冲来。他们的征候很大。（《宜昌开埠》的作者李明义在翻译的时候在这里用了个地道的宜昌话“征候”来表示下面可能会发生某种情况的迹象与征兆。）</div><div><br></div> <div>▲一场混战</div><div> 一些人跑进屋来，扔了很多大块的木头，好在没有伤害到任何人。……我们问他们为何要这样？有人说是为了来抓我们的，并要殴打我们，有人说是想要带走这里的当地传道人。在一片混乱的嘈杂声中，大多数人仍然大声喊道：“不要伤人，也不要偷东西，只要把房子推倒，把洋人赶走。”……他们把房子里的东西毁坏的差不多的时候，领头的人才让这伙人撤出，同时威胁我们说：“如果不马上搬走的话，他们还会再来。”有人说：“把他们打一顿”，但是大多数人认为这样做很危险，他们说：“绝不能这样做”……正如我们所见，他们中间没有人持有任何武器，显然不是来杀我们的。</div><div><br></div> <div>▲1904年，在山西汾州（今汾阳）清兵组队护卫洋人</div><div> 倒是上海的《字林西报》对这次袭击事件报道的详细一些：“3月3日，这一天是星期六，暴徒再次敲锣聚集，他们公然袭击了传教士的住处。我们接到的第一份报告说是房子已经着火了，可是随后又听说，暴徒只是拆掉了一些屏风、门窗和家具，传教士并未受到伤害，但是几乎所有的书籍和财产都被窃取和毁坏。地方长官来到事发现场的时间很晚，他们把传教士带到一条船上，乞求他们离开此地，或者至少在暴徒们散去之前不要回到居住地。”</div><div><br></div> <div>▲内地会内部流通劵</div><div> 李明义老师是一个办事严谨、事必躬亲而且喜欢追根寻源的作家，就可以从他的作品里读出很多有趣的细节。比如那个从宜昌经四川、贵州去云南“为上帝寻找新的子民”的内地会传教士麦克悌就记载了“傍晚时分，我去看望从九江过来的京领事……京领事说等总督来到之后，毋容置疑，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div><div><br></div> <div>▲远去的洋船</div><div> 京华陀期待的总督是3月5日（骚乱发生后两天）从四川赶到宜昌的，可是就和李明义老师在《宜昌开埠》里说的那样：“面对怒不可遏的宜昌民众，京华陀连所选英国租借的土地价格也未谈及，他不得不迅速撤离宜昌返回到英国驻汉口领事馆”。用一句宜昌很通俗的话说，他这叫“解（读音gai）手不带纸——没法擦屁股。”就突然临阵潜逃，自然是极不负责。</div><div><br></div> <div>▲宜昌海关码头</div><div> 在西方人眼里，也许京华陀在面临危险时赶紧撤退似乎很正常，也很有必要，可就是当1877年4月1日，宜昌开埠典礼仪式在汉景帝庙门口举行的时候，嘉宾席上林林总总，座无虚席，可是那些高鼻凹眼的洋人中，能找到美国驻汉口总领事，却看不见京华陀的身影。宜昌开埠这么大的事，却没有大英帝国驻宜昌领事出席，感觉是不是有些尴尬？</div><div><br></div> <div>▲美国武汉领事石巴以撒</div><div> 为了在宜昌这个刚通商的内地口岸为美利坚合众国占得一席之地，光绪三年（公元1977年）初刚刚就任美国驻汉口领事的石巴以撒（Gem.Lsaac.F.Shepard公元1816-1899年）乘坐美国莫洛卡西号轮船4月1日抵达宜昌，他是专程赶在宜昌开埠这一天来为美国驻宜昌领事馆举行升旗仪式的。而据3月22日的《字林西报》透露：“我们目前得知，英国领事正在返回汉口的途中”。</div><div><br></div> <div>▲T.W.K的《扬子江游记》</div><div> 一来一往，体现的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尊严，还是一个外交官在关键时刻对工作岗位的坚守态度，在这点上，京华陀完败，由此可见清朝官员对他的厌恶和抵制是有些道理的。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T.W.K在他的《扬子江游记》里详细地记录了石巴以撒出席宜昌开埠典礼和美国驻宜昌领事馆举行升旗仪式的情况：</div><div><br></div> <div>▲美国“莫洛卡西”号炮舰</div><div> “装饰一新的港口彩旗招展，礼炮齐鸣。开埠典礼在临时的美国领事馆前举行，大清国的亲王和当地政府官员与美国领事及随从一起，还有轮船上的船长及大副们都盛装出席。穿着各式服装的宜昌老百姓也前来助兴。美国的星条旗在领事馆前冉冉升起，‘莫洛卡西’号鸣放了七响礼炮，清国货轮也响起了排炮。这是离长江出海口1000多英里的大清国内陆地区正式升起外国国旗。清美之间的友谊得到了认可，（大清）亲王为表示友善，特派了一艘炮舰护送美国领事返回汉口”。</div><div><br></div> <div>▲宜昌强华里江边路口</div><div> 有一个被几乎所有宜昌文史专家都忽略的历史细节很有意思，这个细节得从美国领事馆决定在宜昌举行升旗仪式说起。《宜昌开埠》的作者李明义老师对于“临时的”美国领事馆产生了兴趣，就从不计其数的外交照会、公文报告、官方文件、私人日记、往来信件中找出了“临时的”来龙去脉，就不仅给我们答疑解惑，而且还解开了宜昌开埠历史上鲜为人知的趣事一角。</div><div><br></div> <div>▲晚清天津租界商铺</div><div> 李明义老师写道：“然而，不曾想到的是像美国领事馆这样隆重的升旗仪式，美国国旗却是悬挂在一间临时借来的店铺屋前。石巴以撒将军从汉口来到宜昌的时候，美国在宜昌既没有租地，也没有租房。即便是与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的英国，当时也只是刚刚开始与宜昌地方官商议英国租界一事”。</div><div><br></div> <div>▲借意 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德国驻宜在宜昌领事馆举行开馆仪式</div><div> “当宜昌地方官告诉石巴以撒无地可租时，这位军人出身的领事官直截了当地告诉宜昌地方官，没有租地可以从缓，只是让宜昌官府帮助临时借用一间民房用于美国领事馆在开埠典礼仪式的当天悬挂美国国旗即可，以此表示通商和好之意就行了。有了石巴以撒将军的这一说法，宜昌地方官随即就近在汉景帝庙旁借到了一间当地人的铺屋，以此作为美国驻宜昌领事馆在开埠典礼仪式上悬挂美国国旗。升旗仪式结束后，石巴以撒将军便将这件铺屋退还给了店铺主人。</div><div> 想起了那句很有名的俗语：政策是死的，方法是活的。</div><div><br></div> <div>▲借意 从汉口到宜昌的洋船上</div><div> 身为大英帝国驻宜昌领事，却在惹出事以后临阵逃跑的京华陀最终还是会回到宜昌的，他要和宜昌地方官员继续商议“英国租界”的划定与租借事宜。</div><div><br></div> <div>▲官船客舱内</div><div> 京华陀是光绪三年四月初三（公元1877年5月15日）回到宜昌的，并把英国驻宜昌领事馆依然建立在自己买的那条木船上开始办公。这一点在清政府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桢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的函件中写的很清楚：“京华陀……暂住民船开印，船弯大南门外汉景帝庙附近。”</div><div><br></div> <div>▲原拟定宜昌英租界位置图</div><div> 经过多次商议，最后达成的协议内容大致有以下几点：鉴于原勘定“英国租界”“长不足里许，深进参差不一”，所以不宜拟为“各国洋商租界”；根据英国租界“上自汉景帝庙迤南二十八丈六尺（95米）起，下至龙王庙南墙根至”，确定了木船拉纤路线，木船和轮船停泊装卸货物码头之分；宜昌官方推荐的长江西岸石榴红（十里红）地界，因“京领事以地势狭隘，且水势不能湾船，于洋商设栈居住不宜”被拒绝。</div><div><br></div> <div>▲英国公使傅磊斯</div><div> 荆宜施道孙家谷是五月初五（6月15日）将中英双方商议的结果报告给总理衙门的，五月二十八（7月8日）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桢也向总理衙门发函建议批准；六月初四（7月14日），总理衙门照会英国公使傅磊斯，告知中方已办妥“新开宜昌口岸会商宜昌租界一切事宜”，只待两国政府“阅示签批，盖章互换”便可最后生效。</div><div><br></div> <div>▲整装待发的客船</div><div> 众所周知，最后的结果是英国政府选择放弃在宜昌设立租界的。中英双方的分歧主要是在拟为英国租界里的土地和房屋的价格与京华陀原来凭空想象的差异太大，甚至高出他预估的总价两倍以上，十分恼怒的他便将情况报告给英国公使傅磊斯，傅磊斯就向大清国的总理衙门施压：“查该处各业户等如果意存垄断，妄为抬价，断无遂其私欲之理。”</div><div><br></div> <div><div>▲开往汉口的轮船</div><div> 总理衙门对洋人威胁性的照会不敢怠慢，在回复照会中委婉地告知：“该口（指宜昌）初经通商，一切交涉事件总须设法婉转办理，不宜操之过急。”傅磊斯一点也不让步，回复称：“兹因长江水势较浅，若非特用轻便轮船，则冬季水涸时往来颇难获济。现查此项轮船年内未能制就驶到，本署大臣体察前项情况，现已行令京领事俟租界事宜办结后，暂将本国领事馆公所由该口撤回，各等由应俟来年春初时再行派委本国领事官前往任事可也”。</div></div><div><br></div> <div>▲弱势的李鸿章</div><div> 瞎子都看得出来，这份照会就是英国的“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于是，总理衙门就把洋人的恫吓转发下去，宜昌关道孙家谷就不得不“连日督饬署宜昌府瞿守、署东湖县熊令与京领事往返函商辩论。”京华陀的那种蛮横无理的流氓本性就再次暴露无遗，声称：“以四万之数业已从丰，未允加增。”宜昌官方将商户百姓的九万要价压低到六万，并且列举了一份详细清单。</div><div><br></div> <div>▲宜昌天主堂购买南门外土地契约</div><div> 李明义老师是一个很较真的文人，他在《宜昌开埠》一书中很幽默的指出：“按照现在的话说，当时南门外所勘地界属于旺铺，其价格只会越来越高，而不会像股市K线那样反复无常、兴衰不定。”他甚至用宜昌天主堂在同年5月的一份购买南门外土地契约作为样本，计算出天主堂的土地契约中每平米售价约为1.8串钱，即1.8银两。而按照京华陀所选地段44612平米计算，土地价值约为八万；即便是减去宜昌府县除去官街（也就是后来的马路），总面积也有42945平米，土地价值也有77302串钱。</div><div><br></div> <div>▲磕头的清朝官员</div><div> 这就说明，商户和百姓所说的九万的报价是有些水分的，而地方官所报的六万的总价这是进行了各方努力的，可是一向跋扈的京华陀所坚持的四万报价就是趁火打劫、掠人钱财，而且傲慢的不听解释，也不松口、不让步。只是宜昌地方官本来就退无所退，双方的商议就僵持在六万与四万银两之间这个巨大的鸿沟两端。</div><div><br></div> <div>▲行驶在荆江的湘船</div><div> 一直期待着大清国的地方官在高压下低头屈服的京华陀接到了傅磊斯欲擒故纵的“撤回令”后，既没有与孙家谷再次协商土地价格，也没有理会傅磊斯要求将宜昌租地事宜办结，就匆匆于光绪三年九月十四（公元1877年10月20日）离开宜昌，从此再没回来。孙家谷也向上司报告了京华陀的去向：“京领事已于是日清晨偕同翻译官仕森租民船由宜启行，除发给护照，并派拨砲船护送至汉”。</div><div><br></div> <div>▲英格兰威尔特郡科茨沃尔德的英式乡村小屋</div><div> 很明显，英国方面对京华陀在宜昌洽谈租界一事的完成情况极为不满，所以回到汉口不久就被解职。《宜昌开埠》作者李明义老师有一股宜昌话说的“想天方儿，设地方儿”，追踪寻源的毅力，天知道他从哪里翻到英文的、发行量极少的《威尔特郡考古学与自然历史杂志》第四十卷，里面记载了1878年回到英格兰的京华陀在乡下的一个村庄里居住了很长时间，近四十年后才在80岁时默默死去，四十多岁就被解职自然不能简单用“退休”来解释。</div><div><br></div> <div>▲原英国驻汕头领事馆</div><div> 其实，当年地方官员和士绅百姓反对在本地设立领事馆和租界的情况比比皆是，不足为奇。比如清室档案记载：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5月，坚佐治（George W.Caine）上任为汕头首任英国领事。据英国档案记载：7月，坚佐治奉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之命访问驻潮州府城的惠（州）潮（汕）嘉（应）兵备道赵昀。这表面上是上任时的礼仪，实际上是让百姓看到英国领事被地方官承认，打消百姓的疑惑，并为日后英商入潮州的自由和安全打前站。</div><div><br></div> <div>▲野餐的洋人和他们的华仆表情各异</div><div> 据坚佐治8月4日从汕头写给卜鲁斯的报告称：赵氏先是表示沉默，但由于坚佐治的促答，从而转告说，据澄海县知县言，英国领事访问潮州，途中安全难以保障，请暂时中止。这个理由也是有道理的。当时由潮州首要士绅控制的潮州团练总局为了反对英国领事进入潮州府城，已在府城成立了“靖夷公局”，并在下属各村镇设“靖夷局”，志在坚拒外夷，并发布《靖夷公局公启》称：</div><div><br></div> <div>▲辟邪全图</div><div> “一、鬼子如敢逞强，进入内地，凡各港口附近强族，务期同心协力，防堵把截，即相离稍远者，亦宜闻声驰往助威，勿令夷船一帆进港，夷兵一名登岸，以清疆界。二、鬼子如驱逐不退，必欲深入，是彼自投罗网，非我轻于诛杀。有杀得白鬼首级一颗者，给花银伍拾元；有杀得乌鬼首级一颗者，给花银拾元；生擒者加倍奖赏；俱由公局给发。决不失信。三、沿海沿河各港汊乡村，皆宜遍插靖夷局旗帜，广设侦探，一闻该夷蠢动，立即飞报内地，摇旗号召。其旗由靖夷局制给，以昭一律。四、凡九邑之人，如敢通同鬼子，作为汉奸者，在城由绅士，在乡由房族，挨家查察，立所处死，本人逃逸，坐及父兄不贷。”</div><div><br></div> <div>▲八国联军在八大胡同</div><div> 文告中的所谓乌鬼，是对英军中的印度人的称呼，他们多为锡克人；而白鬼当然是指西方人。可见得当时沿海的抵制力量比宜昌不知要强大多少。</div><div><br></div> <div>▲倭妥玛</div><div> 光绪四年三月二十六（公元1878年4月28日），新任英国驻宜昌领事官托马斯·沃特斯（ThomasWatters,中文名为倭妥玛，公元1840-1901年）抵达宜昌，第二天就登门拜会了宜昌道孙家谷，在孙家谷的第一印象中，“职道接谈之下人似和平，所有宜昌租界并轻便轮船通商一切事宜尚未议及。据称暂居原来船上，拟于宜郡南关外租赁民房，一俟租定，即行移居岸上。”租界之事就这么烟消云散了。</div><div><br></div> <div>▲清朝官吏与洋人外交官</div><div> 直到两年后的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那个在宜昌待了两年，除了处理公务就是潜心研究中国佛教的倭妥玛才终于接到了英国驻上海工部委员的来函，英国大臣决定不在宜昌买地，也就是说不再设立租界。他便将英方的决定转达给时任宜昌关道董儶翰，至此，英国租界就未能在宜昌成立。</div><div><br></div> <div>▲立德的“利川”轮抵达重庆</div><div> 英方没说出口的实际理由是洋商认为：宜昌当地物产资源有限，本地贸易市场成不了大的气候。那个时候，谁会想到那个很有冒险精神的英国佬立德会打开轮船入川的航道，也打开了大西南那么大一座物质宝库呢？（有关立德在中国乃至宜昌的情况，详见拙作《永远第一的立德乐》）</div><div><br></div> <div>▲二马路江边</div><div> 据说倭妥玛是个彬彬有礼的英国绅士。有一则小事可以看出这一点。1876年，26岁的倭妥玛在代理汕头领事时，反对时任潮州总兵的方耀处死一被控绑架的苦力掮客。倭妥玛认为这是冤案。方耀为此专门找倭妥玛商谈，说他是为了治安，这在西方会被视为屠夫，但在这半野蛮的地区，治理不能太文明，对此不应过于指责，乱世要用重典。倭妥玛认为做为一个中国官员，方耀是有礼貌的。</div><div><br></div> <div>▲大英国钦差威大人与各听差人员，1879年拍摄</div><div> 在写作宜昌开埠历史背后的故事的时候，笔者一直在孜孜不倦的想要寻找到当年宜昌开埠典礼和临时美国使馆升旗的相关照片，因为这样的大事一定会留有照片的。可惜李明义老师声称没发现过；博物馆的李增辉给我发了一些照片，可惜都不是；连代昊和吕航这两位见过很多宜昌老照片的也没有印象，也就是一大遗憾了。</div><div><br></div> <div>▲宜昌外滩尚未建成的码头</div><div> 关于英国驻宜昌领事馆，先是京华陀将领事馆设在了大南门外江边的一艘自己居住的木船上；倭妥玛将领事馆从京华陀留下的那艘木船上搬到了岸上租赁的民房里；他的继任者又将领事馆搬到了英国商人立德1884年在江边新建的建筑物中的其中一栋房屋里办公，然后再搬到位于怀远路的那栋使馆里去了。</div><div><br></div> <div>▲红星路1892年重新建成的英国驻宜领事馆，</div><div> 京华陀自购的那艘木船无迹可寻，倭妥玛租赁的那间民房也不知道在哪里，可是立德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建造的那栋建筑还在，就是现在的沿江大道101号；怀远路上的那栋领事馆也还在，就是现在的红星路42号。领事馆曾经在1890年的一场骚乱中被大火烧毁，现存的建筑物是1892年重新建成的，却没有了原有的模样。</div><div><br></div> <div>▲沿江大道101号</div><div> 只有沿江大道101号还一直完整地保存着。如果没有说错的话，那栋小楼建成后最开始就是英国领事馆，1912年以后变成了宜昌邮政局。后来世事变迁，不知更换过多少主人，但至今仍能默默地竖立在邮政巷边的绿荫之中，也是极不容易的。突然意识到，也许那栋几乎被拆毁的小楼就是宜昌现存洋房建筑时间之最了。</div><div><br></div> <div>▲竖有旗杆的为最初租用立德房产的英国领事馆</div><div> 用李明义老师在《宜昌开埠》里的一段话作为开埠背后故事的结束语再合适不过了：尽管外滩（指沿江）上的绝大多数欧式建筑物在排外动乱、战争破坏和城市变迁中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当我们今天怀着一颗淡定之心逡巡在一马路口与二马路口之间沿江大道地段的时候，我们依然能从历史的缝隙中窥见外滩上欧式建筑那种端庄、典雅和华贵的风格。</div><div><br></div> <div>▲原题为：宜昌府城（东区）展示了一个小的租借区</div><div> 走进了宜昌外滩，也就走进了宜昌开埠的历史，过去那些建筑、过去那些人、过去那些事仿佛浮现在我们眼前，耳边似乎传来了喃喃地低语声，就像一个历经沧桑的老者，讲述着宜昌外滩过去的故事。</div><div><br></div> <div>▲宜昌的江滩</div><div> 站在二马路的街头，和145年前宜昌开埠时相比，江风依旧，风景迥异。沧桑之变，当年开埠背后屈辱与抗争的故事仍历历在眼。而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此情况下，习近平在多个场合持续强调对外开放，始终践行着向国际社会作出的“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庄严承诺，这就是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中国的自信。</div><div><br></div> <div>▲夷陵通</div><div> 感谢宜昌炎黄文化研究会、经济专委会、红色专委会、瞭望宜昌、宜昌往事、宜昌老照片、点军文联和荜路荆楚的大力支持；感谢《洋人旧事》《宜昌开埠》《海关十年报告》提供的相关资料；感谢李明义、代昊、吕航、李志伟、孙波、李增辉提供的历史照片，也感谢各位亲朋好友一如既往地捧场。（202105）</div><div><br></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