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鲲之羽

　　好几次，我都想动笔写写母亲，因而好几回在脑海里一遍遍搜寻有关母亲的点点滴滴。眼眶湿润时，除了感概唏嘘，大脑一片空白。

母亲离开我们太久了，以至于现在叫一声“阿妈”，声音都是那么的生硬，可每次想起母亲，心又是那么的温暖，仿佛又回到了美好而苦难的过去······

　　童年时候，我们家还是算幸福的，父亲、母亲、三个姐姐加我跟弟弟，一家七口人。父亲不事稼穑，一是因为他是因肺结核解甲归田，不宜从事重体力劳动，二是因为他根本不懂也不屑于从事农业生产。为了维持一家生计，他就搞副业（生产队那时候，除农业生产之外的营生称之为副业），挑着一担油漆桶四处奔波，最远的地方到过湖南新宁、城步。因此，家里的事情差不多就全部落在了母亲身上。大姐那时候读书，在我童年记忆中，大姐的形象是很模糊的。二姐三姐弟弟跟我年纪相差不了多少，朝夕相处的时间比较多，因而我童年生活中的很多故事都留下他们浓墨重彩的一笔。六七十年代，毛主席提倡“人多力量大”，一个家庭四五个子女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兄弟姊妹多固然让童年的生活更加绚丽、丰满，但无疑也加重了父母的负担。

母亲身材高大，性格刚烈，待人接物非常热情，年纪稍长后，我还经常听村里人谈起母亲的“大大咧咧”。而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母亲经常对我们姐弟训斥、打骂，能感受到她的温柔那是很奢侈的事情。也许这是农村妇女的文化缺失使然，也许是由当时的环境造就？

　　

小时候我是非常调皮的，打架、偷东西、塞人家的锁孔、砸人家的瓦顶、扯人家的瓜秧树苗等等，我是一个让村里人说到就有点头疼的“小不点”。估计七岁左右，我在大年三十那天把家里预备初一早上放的三十六响鞭炮拆下了一半，偷偷溜出去跟小伙伴们炸牛屎了，母亲知道后，操起个煮潲用的铁叉沿着村子追打我半圈，她打我不是因为我炸了牛屎，而是放了唯一一挂留在新年初一放的鞭炮。最后在一个猪栏里将我逮住，幸好有三姐挡住，不然屁股少不了几棍棍。还有一次，我跟年纪与我相仿的堂兄在村边玩，看到一个地方堆了好几捆柴火，于是突发奇想，两人商议干脆把那几捆柴火给烧了，我比较顽劣，自然点火的事情由我操刀，看到熊熊大火烧起来，心里有点害怕，我们也顾不上看稀奇了，撒腿就分头跑。后来，人家告上门来，母亲给人家赔礼道歉那是少不了的，最后的结局就是让我头顶一盆水跪在地上。尽管年纪小，我认为顶水跪地这是“奇耻大辱”，我趁母亲不注意，掀掉水盆就跑了，晚饭自然是不敢回家吃的，只好悄悄地猫在屋后的干鱼塘，等姐姐或者弟弟送饭······

　　我们村实行生产承包制的时候，大概是八零年，我也就八岁。在忙完春插后，父亲就又挑担油漆桶出外搞副业了（按现在的理解，应该算是做小生意了），家里的大行小事又全落在了母亲一人肩上。那时候，很多山林、田地分到户后，界线只是很简单的标注下，有三五家共一个山头的，有三两家共一块水田的。这就给那些喜欢搞小动作的人留下了操作余地，有的人就趁着夜黑或趁着我父亲外出，偷偷的将简易木桩或者石头挪移，本来是平均分配的山林或者田地，即使用肉眼看，也可以明显看出我家的山林田地要比隔壁的少。男人不在身边，母亲只有扔掉女人应该拥有的温柔、矜持跟人家争吵，那时，我无法用力量保护母亲，但我会紧跟母亲，谨慎地观察四周的“情况”，加之我父亲又是一个“让他三尺又何妨”式的人物，以至于我现在回忆起母亲来，对她的秉性跟脾气多了一份理解——那时候，母亲可是我们这个家的压舱石啊。

时光荏苒，我在放牛、砍柴、割草、抓黄鳝、斗鸡脚中慢慢长大。十一岁时候，我考入了离家不远的桂岩初中。那时候读初中，一个星期回家一到两次，主要目的就是回家煮菜，因为学校只蒸饭不煮菜。为了保证菜不变质，辣椒成了我唯一的菜品。上初中的第一天，母亲给我准备了一个大姐读高中时候用过的木箱，一条被子，一根竹席，箱子里放的自然就是一个星期的米跟一盅辣椒，说实话，我十一岁的小身躯要挑起这一担走五里路到学校还是有点吃力的，毕竟高度不够。从我呱呱落地的那一刻起，我从未离开过我们那个小山村，也从未离开过母亲，也许母亲是出于不舍，也许是觉得自己的儿子从此后与自己就要聚少离多，或者说是出于一种母亲送儿上学堂的仪式感，她坚持要送我。本来我就是山村里面那种最皮实的孩子，这点担子的重量也难不住我，待母亲送我走出村巷，走过弯弯曲曲的田埂路、爬上尽是石板路的茶坡塘，我坚持让母亲回去，一个农村孩子用这样的倔强表达自己对母亲的爱，母亲将担子放在我的小肩膀上后反复叮咛，要我到学校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等等，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母亲对我的爱。

　　八四年时候，桂岩初中的办学条件是非常简陋的，初中三个年级，一个年级就是一个班，每个班也就五十来号人。女同学住二楼的房间，男同学睡房间外的走廊，白天席子卷起，走廊就是过道，晚上铺开席子，走廊便是床。晚自习点的是煤油灯，看书困乏时候，不小心就要挨烧头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走进初中后，我便将原来顽劣的习性改了，小学就学语文、数学二科，初中增加了英语、历史、地理、生物等课程，尽管我是班上年纪最小的，但我懂得如何去分配时间，如何更高效地记英语单词及语法了，至于历史、地理更是我的喜爱。初中第一个学期期中考试，我没能脱颖而出，但是期末考试，我考了班上第二名，上领奖台领奖时，因为个子小，还引来下面老师跟同学的一阵笑声。我将获得的四元奖金带回家交给母亲时候，她是由衷的高兴，以至于每碰到一个熟人，都要将此事炫耀一番。她是为自己的儿子在学业之路上渐入正轨高兴啊，她是为自己的儿子能在众多学子中崭露头角而骄傲，她从这四元奖金看到了希望有了盼头。

　　也是从我进入初中后，母亲开始发现自己的乳房有点不对劲。当时的医疗水平低，医疗意识欠缺，特别是农村人，得了病就是拖。在用过很多人的草药土方后，病情没有好转，母亲才决定去镇上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是乳性癌（我是后来听父亲说的），需要切除。我无法想象当时母亲看到这个诊断结果时候的感受，哪怕是放在现在，如果谁获悉自己得了这么一种病，绝大多数人是要崩溃的。也许是捱不过疼痛，也许是对生的一种本能渴望，母亲去镇上医院做了切除手术，她从镇上回来的那天傍晚，我是在过田垌去镇上的那条路上接到她的，我依稀记得，母亲的脸上表情是安详的，更没有发出一丝痛苦的呻吟。

　　后来，我家的日子在煎药的烟雾缭绕中过了一天又一天。高朋满座没有了，欢快的笑声也少了，我也从一个天性开朗奔放的少年变得沉默寡言。母亲的乳房因为手术的粗糙、不成功，没过多久就开始灌脓，每天都要用钳子跟棉签将二厘米深的创口里的脓汁清洗出来，然后再敷上草药（当时，纯粹就是病急乱投医了，根本不管有效果没效果），清洗创口跟敷药这样的事只有二姐跟我能做，三姐看到深深地创口就恶心想吐。但在那段最苦的岁月了，我没有看到母亲流过一滴眼泪，相反，记得有一次外出摘蚕豆，她还教我唱《四季歌》，在此之前，我不知道母亲会唱歌，也从未听她唱过，至今我还记得她唱“春季里来绿满窗，大姑娘窗下绣鸳鸯······”的调子。或许是她觉得对我们小时候管得太严厉，以至于我们很少能感受到她的爱，现在，她要将母亲柔美的一面展示出来：其实母亲也是很温柔的，有对青春的回忆，有对未来的憧憬，更有对我们姐弟们太多的不舍。那时，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母亲的坚强，更感受到了她的温柔。

　　从母亲得病到我初中毕业前夕永运离开我们，约有三年时间。这三年，我们家风雨飘摇，尝尽了苦头；这三年，也是我们家不屈不挠的三年，我们学会了承受苦难，学会了隐忍、学会了奋斗自强。母亲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也给我们兄弟姐妹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母亲离开得太匆匆，以致连张像样的相片都没有来得及给儿女们留下（除了七九年时的一张全家合影）。母亲去世后，无数次在我梦中出现，她依稀的身影依旧是一副生病时候模样，好几次，我呼唤她，触不可及，然后翩然而逝。她是想看看她曾寄予厚望的儿子现在过得怎样？还是要提醒常年漂泊在外的儿子不要将母亲遗忘？

　　母亲啊，生我育我是您，只恨我们母子的缘分太短。

母亲啊，您操劳一生，没有享受半点儿女所能给予的荣光，我为此深抱遗憾。我一直想：待我百年之后，我就做一株绿树，静静地站立在您的坟茔旁，将您永远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