辍学年代

魏伟

　　五十五年前的今天，“五一六通知”发表 ， 正式拉开了“wen ge”的帷幕，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开始“停课闹革命”，竟然还波及到了我们这帮当时还在读高小的小学生。

　　从此，我经历了长达近四年的“辍学年代”，每忆及此，嗟叹不已。

　　1962年9月1日，我进入南京白下区一中心小学(今游府西街小学)读书，这是一所五年制的重点试验小学，当时绝大多数小学还是六年制。

图片说明: 这所学校历史悠久，民国时期已经存在。

图片说明: 这张五十年代的照片可以看到学校操场和部分教室的样子，直到八十年代，学校外貌基本没什么变化。

我上白下区一中心小学时的照片（1965年）

　　1966年的春天，我已读至小学四年级第二学期，班主任是相秀棠老师，教语文；陈亚仙老师教数学。当时全国兴起了批判“海瑞罢官”及“三家村”的热潮。我们小学生也卷入其中，经常要写批判稿，不久又开始批判南大校长匡亚明，正常的教学秩序打乱了。

图片说明: 这张校园全景图由我的同学陈维青的弟弟- 中国当代著名编导家陈维亚所画，真实再现了当年学校的情景。

图片说明: 今日的游府西街小学。

　　6月1日，中央广播电台播放了聂元梓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学校号召每个学生都要写大字报揭批自己的老师或校领导，一时间，教室外面树上拉起绳子，挂满了“大字报”。我至今也没有搞明白这是为什么？仅仅是搞形式吗？

　　实际上，文化课已经停止，期终考试也取消了，自然成绩单也不发了。大、中学生纷纷成立“Hong wei bing”组织，开始了“破四旧”运动。

　　我们所住的抄纸巷13号大院，是原为专营建筑工程的“谬顺兴声号营造厂”，该厂创办于1906年，厂主缪金声带着大老婆去了台湾，留下小老婆胡国秀就住在大门旁的青砖楼房里。胡国秀当时还是居委会副主任，运动兴起，她首先成了革命对象，三女中的“Hong wei bing”们抄了她的家，还在大院内开了批斗会。

　　不久，大串联开始，暑假中一中心小学成了大串联的免费住宿点。开学后，学生们无处上课，就分散到其它学校去了，我们五年级安排在五老村附近的群利小学上课，班主任是汤老师，数学老师依旧是陈亚仙老师。

　　但此时，偌大的教室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老师要开展“wen ge”活动，学生们也躁动不安。特别是男生们也想外出串联，去“经风雨见世面”，为此还自发成立了“Hong wei bing”战斗队。但要想大串联，免费乘车、住宿、蹭饭都需要中学生的学生证或政府机关的介绍信。不知是谁提出去找市政府开介绍信的，大家一蜂窝跑去，结果找不到任何办事人员，只好悻悻而归。记得事后汤老师批评我说: “你是好学生啊，怎么也跟着瞎糊闹”。可滑稽的是，当时大家认为参加大串联就是闹革命。

　　我们大院里，有个少年玩伴乐嘉兵居然带了其母给的一毛理发钱，也不和家人打招呼，就乘火车到了上海，玩了三天才回家。害得其母亲到处找他，急得要命。

总之，这一学期根本就上不了课了，不久学校干脆停课，让大家都回家等通知。

　　这一等就是近两年，与母校完全断了联系，所以我们这一届小学毕业生连小学毕业证书都没有。比我们高一届的六六届小学毕业生，因中学停止招生，故比我们更早的停学在家了。

　　长时间停课停学在家，除了完成父母要求每天抄写几页“毛语录”外，我喜欢上街转转，从淮海路到新街口，再转到中山东路、大行宫，然后回家。看看大字报，拣拣传单，了解政治形势变化，也是一种乐趣，似乎也能提高一点自己的语文水平。

　　有时在街上看修钟表的、车圆木柱的、敲锅盆的、锉钥匙的，一看就是一、二个小时，兴趣依旧不减，这是否意味着未来我会从事机械业、制造业一生？

图片说明: 1965年的南京新街口

图片说明: 196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100周年，新街口彩楼拆除，再现孙中山铜像。

　　在新街口广场西北角，即现在金陵饭店的位置有一个摊换市场，许多无所事事的人们在这里交换伟人纪念章、邮票甚至花鸟，暗中也在做买卖。这里经常人山人海，我也挺喜欢钻到这儿，东看看，西望望，也买过一些纪念邮票。这里有一条小弄堂向北通向一个旧货市场，弄堂两侧排满了卖电子元件、安装、修理收音机的小店，我常常穿梭这里，再从延安剧场转到中山路。

图片说明: 1967年时的南京百货商店

　　辍学在家的日子真很无聊，彼时除了“毛选”、“毛语录”可看外，就只有鲁迅的书可读了，不过我感兴趣的只有伟人与鲁迅的诗词。那时对伟人的诗词，我几乎可以倒背如流，以致于几十年以后，我写报告或文章，有些诗句仍可以信手拈来，用于文中。这也是我喜欢中国古典诗词的开始，五、六年后，我在农村借到一本《唐诗三百首》的手抄本，竟欣喜若狂。

大串联早已终止，派战越打越热闹，大院里的中学生大多也逍遥在家了，他们不知从哪儿搞来许多“封资修”小说，大量阅读起来，这真是对“破四旧”和“wen ge” 的最大讽刺。我读的《水浒传》《水浒后传》《儒林外史》《东周列国志》《西游记》《红楼梦》等等古典文学作品都是这时期向学长们借阅的。

　　家里父母的藏书也被我翻了个底朝天，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等历史书籍还是看得懂的，也喜欢看。但对于母亲高中时的《代数》、《几何》、《三角》，虽翻过，却如同天书无法看懂。家里还有一套繁体字的坚排版《三国演义》，没有常规的标点符号，却也被我读懂了。我发现了汉字的一个秘密，只要认识一千多个字，看一般文学著作就没问题，对不认识的汉字包括繁体字，看它的部首边旁，结合前后文就能猜到其意思，这大约就是象形会意文字的优点。后来我学英语，不认识的词一定要查字典，不是母语的拼音文字学起来困难多了，似乎只有死记硬背一条路。

　　男孩子对《三国演义》《水浒》等描写战爭的书看多了，会产生一种崇拜英雄的情结。我仰慕的是诸葛亮、吴用这些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智者形象，大约从这时候起我喜欢上了收集地图学习地理，也动手画地图，抄纸巷13号大院的地图，我画过多次，以致于该大院早已消失了几十年，我还记得它当年的模样，下图是我用CAD软件凭记忆画的抄纸巷13号大院及周边示意图。

抄纸巷13号及周边示意图:

抄纸巷是南北走向，据说明朝叫钞纸巷，是生产印刷大明宝钞用纸的地方。

相邻的抄纸巷19号，原是一座尼姑庵。石阶高高，庵门不大，有二进院落，天井四周是高大的房屋，解放后，该尼姑庵废除改作民房，有几个同学家住这里。

南面是淮海路街道办事处，主楼空置了很多年，院子朝北有一道门与13号大院相通，不过很少打开。

隔着抄纸巷的东边大院是淮海路31号，解放前曾是某国民党高官的官邸，解放后成为南京史料整理处，后来成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家属区。当年二座办公楼完全是西洋风格，很有特色。

西面有木器厂、煤球厂，13号大院有小门及小路穿过而到洪武路，是大院里的住家买煤球煤基的必经之路。

西北边靠洪武路是洪武路幼儿园，我在此上过一年中班，二年大班。

抄纸巷13号大院详图:

除了一座民国特色的三层楼建筑外，其余都是平房，且多数平房台阶少，当年新街口地区排水不畅，夏天发大水季节常常被淹。这里的住家数与门牌号不完全一致，有的一个门牌号住了二家甚至三、四家人。我家是13-10号；陈芳家是13-13号；李小林家是13-18号；励福海家是13-21号；陆厚树家是13-22号；乐嘉兵家是13-24号；余开强家原是13-19号，后来与胡国秀住的楼房对调了。这些邻居有的小学就是同学，上中学时都是同学了。

　　1967年的夏天，南京还发生了一场闹剧，突然疯传有一个“五湖四海”的组织，到处杀人抢劫，恐怖至极。院子里的大人们不分派别自发组织起来，夜晚轮流值班。也不知是哪个单位还做了一扇大铁门装在大院门口，如同2020年防疫那样，到处森严壁垒。

有天半夜，一辆卡车从附近马路呼啸而过，有人叫喊“五湖四海来了”，于是到处是铜锣敲打声，我也从睡梦中惊醒，迷糊中拿起脸盆就敲。结果是虚惊一场，不过脸盆的面瓷敲坏了一大块。

　　从1967年冬季到第二年早春，南京蔬菜供应非常困难，我和院子里的小朋友们包括同学陈芳等经常成群结队凌晨三、四点钟去三益里菜场排队买菜。记得有一次在三益里没买到青菜，大家居然跑到雨花台去买菜了。

辍学在家，同学们多少都得分担一些家务劳动。同学兼邻居陈芳竟然成了全家八口人的管家，买菜烧饭样样都由她办，受到所有邻居的交口称赞。

　　1968年起，邻居钱斌雄等中学生开始学做木匠，我也跟着学起来。在家里找了劈柴的斧头和凿子，磨磨快，又找了一把修桑枝的小木锯，再从旧货市场化了二毛钱买了一块铇刀，用木头凿了个木刨，另外还做了一个槽刨，有模有样的干起了木工活。

用如此简陋的工具，居然也做出了产品，我的第一个木工作品是床头柜，虽然粗糙，却也有模有样，后来还做了二个大小不同的碗橱。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农村时还制作了写字桌、书柜等较大的家俱，被父母一直用到了本世纪初。

　　转眼到了1968年8、9月份，开始“复课闹革命”了，进入中学都不用考试，分片就近入学。我们小学同学住在游府西街的都分在十五中，而住在淮海路、抄纸巷的都分在三女中，此时三女中更名为井岗山中学。

我上井岗山中学时的照片（1968年）

　　“wen ge”之前，南京市有四所女子中学，从一女中到四女中，且都有些名气。三女中的前身是市67中，始建于1935年，位于新街囗金銮巷，1948年改为第三女中学，直到1968年改叫井岗山中学。

图片说明: 1955年的南京市三女中主楼，座北朝南，在它北面还有一座较大的教学楼。到1968年改为井岗山中学时，学校面貌完全没有变化。

图片说明: 主楼南面的室外主席台，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主席台南面是大操场，操场的东面是室内会堂，西面沿金銮巷是一排平房教室，校门朝西面向金銮巷，在大操场、会堂、校门的南边还有一片操场。

　　这时候“复课闹革命”，使得66届、67届、68届三届小学毕业生同时进入中学，学校一时人满为患，不少小学也办起了“带帽子中学班” ，我弟弟就是在我母校一中心小学上的初中，他的同学及好朋友叶兆言未来成了著名作家。

图片说明: 这张图片来自叶兆言的书，左上角照片上的几个人，我也认识，因为小时候他们也常来我家玩，前排左是叶兆言，前排右是唐成，后排左是金雁，后排右是我弟弟魏勉 - 未来的剑桥大学博士。

　　当时学校班级都按部队编制编号，我们班叫三连二排，班主任是教语文的陈老师，副班主任是教数学的刘老师，还有从女中原高中生中派来的辅导员、省安装公司派来的工宣队员。

虽然“复课”了，仍以政治学习为主，文化课极少上，也没有课本，数学课上的还是小学五、六年级的课程，英语只教了几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等口号。即便如此，大多数男生还是不愿意上课，上课铃响也不进教室，女老师、辅导员来叫，就往男厕所躲。

　　入学没几天，上山下乡运动兴起，我们又成了动员小分队，在学校安排下，走街串巷去动员高年级的毕业生们去农村插队。所谓动员，就是跑到动员对象的家里，高呼口号，骚扰几个小时而已。

　　到十月下旬，我们被安排去燕子矶公社参加农忙劳动。十几天后又转到晓庄公社劳动，这里是南京的蔬菜基地，种的主要是包菜。

和我们一起来劳动的周辅导员这一段时光，神情恍惚，经常发呆，有时默默流泪，惊问之，才知道，她就要和同班的校革会主任花某某(忘了她的名字)等去苏北插队了，故而悲伤。

花某某虽是三女中的红卫兵头头，但在老师中的口碑很好，人美也有才华，作为校领导给我们作过几次报告，为了推动学校的上山下乡运动，主动带头下乡。我后来在无锡农村遇到了花主任的同班同学华海燕(我在农村高中同学的姐姐，也是一位美女，公社广播站的播音员兼文艺宣传队员)，她告䜣我，花主任后来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关起来了，真是命运弄人。

一个多月的学农劳动结束了，其间我们回家过一次，包括前往燕子矶和学农结束返家，来回都是步行的，倒也锻炼了脚板。

　　寒假过后一开学，我们就被安排去省彩印厂学工劳动，可能当年的套色印刷技术不过硬，印刷品瑕疵多，我们的主要工作是给印刷的领袖像有瑕疵处点颜色。我每天早晨带米饭步行到工厂，也没菜好带，结果吃了一个月的酱油蒸饭午餐。

　　不久，“九大”召开，上街游行，庆祝“九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并长时间的学习“九大”文件。一段时间以来，每当领袖发表最新指示，不管白天还是夜晚，我们都要赶到学校，敲锣打鼓，从淮海路、新街口再转到中山东路、大行宫，游行一圈以示庆祝。

　　五月是农忙的季节，这次是安排去江浦农场收割麦子。我们步行到下关码头，然后乘船逆流而上十几里到达农场。江浦农场范围很大，平常劳动，除了我们班的同学和老师，也看不到其他人。但有一天我们休息，到了农场总部，却热闹非凡，到处都是井岗山中学的校友，晚上在这里，第一次看了一场露天电影。

　　从江浦农场劳动回校，总算正儿八经地学习了一个月左右的文化课。放暑假前，进行了入中学近一年来唯一的一次考试，语文就是写一篇作文，数学也就是考小学六年级的内容。

这是我在南京井岗山中学唯一的一次考试后发的成绩单。

　　暑假中，我正在大院子里纳凉，第二任辅导员方向明来了，她长的娇小玲珑，皮肤白里透红，是一个典型的江南美女，也特别看年轻，看上去比我们都小，男同学们背后都叫她为洋娃娃。这天她是来送考试成绩报告单的，她对我说: “你和陈芳同学是这次考试中，班级里成绩最好的，都是语文85分、数学100分” 。她还对我说，她就要去下乡插队了，今天也是告别。我很难想象，这么一个长的像洋娃娃一样的弱女子，如何能经受得了贫困农村的风雨摧残。但她看上去要比首任周辅导员要坚强。

　　暑假过后，南京市终于有了统一的中学教材，除了数学、语文、英语外，还有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奇怪的是物理、化学都不让学了，不知这些科学基础知识与资产阶级沾了什么边？

我以为这下可以好好读书了，不想9月下旬的一天傍晚，学校突然召开大会传达上级指示，说是“苏修”可能在国庆期间将发动对华的核战爭，要求大城市的中学生立即撤出城市，以保存生力军。于是全校师生连夜打起背包，步行向江宁东山方向出发。半夜到达东山中学，略事休息后继续向小丹阳方向前进。走到第二天已无队形，成了散兵游勇，三三两两沿着公路行走。下午三、四点钟才到达小丹阳公社。走了一天一夜，行程大约一百公里。

　　小丹阳公社种植水稻，此时正是收割的季节，我们主要的劳动是割稻。晚上在生产大队的仓库打地铺，和我们住在一起的还有一位男老师，据说是脱党分子，这次是来劳动改造的。

这里较为贫困，没有一间瓦房，全是茅草屋。我们也去过几公里外的小丹阳镇，就一条小街，以街为界，一边是江苏省，另一边是安徽省。

晚上，有同学吹笛子，“南飞的大燕”曲调悠怨，勾起大家对南京家里亲人的无限思念。

好在战爭并没有打起来，国庆节也平安度过了，一个月后，我们平安返校了，回家倒是有卡车送了。

　　10月底，报上发表了《我们也有二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江苏立即掀起了城市居民下放农村的运动。11月初，首批南京下放市民的车队出发了，市里组织全市中学生沿街欢送。我们学校的学生安排在靠长江路的中山路两侧列队等候，近中午时分，约百辆汽车通过中山路，往新建的南京长江大桥方向驶去，将经大桥直接开往苏北农村。

　　形势发展很快，市民下放运动很快演变成干部下放运动，我父母作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干部成了南京首批下放干部，从得到消息到全家下放离宁，不过十几天时间。我当时只有十五岁，对于下乡插队还是很坦然，因为往届中学毕业生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上山下乡，晚走早走一个样。

我们大院里还有好几家同时下放走的，除了我们家是属于二史馆的外，其它三家都是省交通厅的。

后来我才知道，我小学、中学的同学有不少都随父母下放了，以致于不少班级人数锐减，还进行了合并。

离开南京之前，去派出所迁户口时，将我的名字从“魏慧”改为“魏伟”，预示着我人生的新转折开始了。

图片说明: 1983年井岗山中学又改名为市67中，2006年与市三中合并，成了南京市钟英中学（新街口校区），如今的校容校貌与当年完全不一样了。

　　11月底，回到无锡县坊前公社老家，安顿好后，于12月2日到坊前中学初二班插班上学，不巧，第一天在农村上学就遇上了数学阶段考试，主要内容是代数方程，可怜我自“复课”上中学以来 一年多，连正、负数都没学过，只得交了白卷，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白卷，难忘终身。

　　没想到当年农村的教育秩序比城市好多了，农村同学也朴实，老师教学也认真。我终于结束了近四年的辍学岁月，开启了新的学习生涯。

农村学校也按“五七指示”办学，学工、学军项目都不少，学农就不专门组织了，除了寒假、暑假，每年还放二个忙假即夏收夏种和秋收秋种各二十天左右，学生都回各自的生产队劳动，同时爭点工分。

这里的学校有一群极富才华的老师，我在这里读了一个多学期的初中、二年半的高中，顾金瑞老师一直是我的数学老师兼班主任，是我一生遇到的最好老师，三年时间，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1977年底，高考恢复，在离开学校五年后，正是顾老师亲自到家里来找我，鼓励我参加高考，并参加补习班，帮助我们复习数学，使我得以考上大学，进入南京航空学院(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习。

今日思之，真不可思议，从小学到高中，我实际只念了七年书，而今天的孩子都要读十二年的书！

这是1977年我参加高考时，用在准考证上的照片。

　　留在南京的这三届(69届、70届、71届)同学运气好，完全不同于老三届生 ，虽然没有读到书，却没有下乡，于1970年全部分配工作，抄纸巷13号大院的同学乐嘉兵当了公交车售票员；余开强则到省安装公司当工人；李小林分配到了511厂；陈芳分配到机床附件厂，1976年上了西安交大。

据一些同学反映，工作分配过程中，找关系走后门的现象很严重，有的分配到国营大单位，有的分配到集体小企业，全凭各种关系，好在与往届生下乡插队相比，也就释然了。

　　2014年10月6日部分小学同学、老师在分离47年后在母校相聚，这才知道中学的同学有曹金宝、黄勤、汪志清、朱佩佩等都随父母下放了，小学的同学更多一些。“wen ge”结束以后，小学同学及好友乐翔从农村考上了大学，现在是古楼医院的脑科主治医生；陈维青也从农村考上了师范，后来成为市七中的老师；从农村考上大学的还有其他一些同学；等等。真是: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那个年代的个人是难以撑控自已命运的，人们应该珍惜今天的自由生活。

图片说明: 2014年10月6日小学同学与部分老师在学校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