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郎担儿

平凡的老樊

　　1978年的夏天，我离开了教书的岗位，被招为公社文化站专干。到县文教局报到时，见到了时任文化股股长的朱团老师。乍见一脸和气的朱老师，忽然想起十几年前在舞台上看那曲剧《遊乡》里姚三元的扮相，他俩太像太像了。那《遊乡》戏里的主角姚三元是个货郎担儿，担起挑子遊四方：

“老汉我今年五十三，

名字就叫姚三元。

自幼就挑货郎担，

担起挑子忽扇扇。

如今是供销社里一成员，

四里八村常转转。

山村野道我不嫌远，

坡陡路滑我不怕难。

不嫌远，不怕难，

为的是挣那俩辛辛苦苦小皮钱。”

在风行现代戏的年代，小曲剧《遊乡》因接地气，颇受老许昌地区群众欢迎。剧中姚三元头戴毡帽，拨浪鼓打得溜儿熟，挑着担子满舞台转，逗得台下观众笑声一片。

望着一脸善良面相的朱团老师，我绞尽脑汁怎么想，也和那滑稽幽默又有点小狡猾的戏中货郎担儿挂不起勾来。我想问又不敢问，只好带着疑问走了。回家的路上，我努力在想戏中的姚三元和真实的货郎担儿之间的联系，小时候在村上围观货郎担儿的情景历历在目。

六十年代寒冬的小村，宁静而安祥，薄霜给树木挂上了一层白，一条老狗耷拉着尾巴急惶惶的在村街上跑着，清晨的街上还看不到半个人影。不知道谁家的大公鸡在高屋顶上“喔喔喔”的不停打鸣，那老狗便昂起头“汪汪”的应了两声。不一会儿，“吱呀吱呀”的，一扇扇的屋门便开启了。随着一连串的咳嗽声，有身影飘向了村头的老井台，打出两桶冒着热气的井水，沥沥拉拉的顺着村街拉成了一条线。家家户户次第冒起了炊烟，便有人双手交叉笼在袖筒里撵一群鸭子下河，有弯腰的老头儿背个粪筐沿村街拣拾那前一天牲口遗下的一坨坨粪块。不大一会儿人声鼎沸起来，小村醒了。

太阳冒红，人人扛着大黑碗大白碗里轩尖冒顶的煮红薯，上放一络凉拌箩卜丝，围在大杨树下边吃边喷空儿。这时候，村头上悠悠走来一货郎担子，但只见他一手扶住挑子，一手举起扁鼓左右拨拉，一阵阵“扑蹬！扑蹬！扑蹬蹬蹬！……”的小鼓声，敲得鼓点欢快又急躁。岭北那位走村串户的货郎大叔又掐着饭时过来了。

“找头发换针喽！换顶针儿！换糖豆喽！”一声吆喝，响亮而又悠长。小孩子们率先围了一圈，争着看那玻璃柜子里的稀罕物。只见柜子的方格里整齐的排列着针头线脑、木梳镜子、发卡手绢、胭脂雪花膏、熏衣裳的臭蛋儿（地方土语，卫生球）、染布的颜料之类的一应女红，还有火柴、烟袋锅、手电筒、小灯泡、电池、大众牌洋烟卷、万金油之类大人们的用品。最让我们这些小孩子馋涎欲滴的是那些连环画、小砸炮、花花绿绿的玻璃球和五色糖豆。这个看看琳琅满目的东西，那个摸摸玻璃柜子，手指在柜上滑来滑去，苦于囊中羞涩，腰里掏不出一半个钢蹦儿来。

一个叫民的孩子眼巴巴盯着那糖豆目不转晴，他爹骂道：“吃嘴猴儿，又想吃糖豆哩。去，把你娘那门后的破鞋寻出来换糖豆吧。”叫民的孩子疯一样往家跑，拿来一双破鞋。货郎掂起破鞋拍打拍打，皱着眉头从柜里掏出来三粒糖豆，民笑眯眯的忙往兜里装。民他爹叫住民说：“換几个？”孩子怯怯的回答：“就仨。”民他爹说：“给我一个，你吃一个，那个给你娘吃。”说着便从民手里要了一粒，放进嘴里“咯咯嘣嘣”的就下肚了。一众大人忍俊不禁，也忙喚自家小孩儿回家寻头发寻烂鞋寻烂铜去了。

有人带了头，便有人回家找头发的找头发，哼咛大人的哼咛大人。也有换针线顶针儿的妇女，买盒洋火的老人，货郎担子前人流不断。我忽然记得床头的席下还藏了五毛钱，那是上次去双街赶会娘发的喝胡辣汤吃包子的钱，没舍得花，打算攒下来买根竹笛子吹呢。可我禁不住那一本本连环画的诱惑，便跑回家翻箱倒柜的找出来买了两本，一本是《狼牙山五壮士》，一本是《长坂坡》，那五个八路军和赵云都是我心目中敬重的大英雄。心想，有了这两本画儿，就有了和小伙伴们交换的本钱，就能看到更多的《武松打虎》、《黄继光》、《董存瑞》这样的英雄故事了。

这货郎担儿十天半月总要到村上遛一圈儿，一听到“扑蹬、扑蹬！”的鼓声，我们便一窝蜂往村头跑。娘给的钱总是三毛两毛的，是让买铅笔作业本的，那有多余的钱去买奢侈的糖块糖豆。有时偷偷把娘攒下的头发换几个玻璃球蹦着玩游戏，也总是输的多赢的少，沒几天就跑到人家大孩子们的兜里去了。于是便盼着娘多梳下来点头发，也让我弟兄俩尝尝糖豆的甜。直到有一天清晨，忽然看见40多岁的娘梳头时露出来了头皮，头顶已稀疏了，心里便酸酸的断了念想。

一路上，我想那朱团老师戏中的唱词：

“谁买针，谁买线？

好钢针，头发换。

痱子粉，要现钱，

玻璃镜子对面看。

尖嘴烟锅烟袋杆，

还有那郑州出的大众烟。

五色糖豆一分钱仨，

又好看来味又甜。

哧溜溜响的皮叫曲儿，

拿出来能哄小孩儿们玩。

哎……要买您就快来买吧！……”

这腔调这戏词咋就跟真实中的货郎担儿的叫卖声一模一样呢。

后来到文化馆文化局搞创作写剧本，跟着朱老师学，才知道了文学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道理。我才知道朱老师就是姚三元的扮演者。我也明白了文学只有深深的去深入基层深入生活，而不是浮浅的，蜻蜓点水的走马观花。人民与生活才是文学创作永不枯竭的源泉。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货郎担儿走村串户兜售小商品，方便了农民，方便了家庭，是对集体商业的填充和弥补。

到了七十年代时，那货郎担子可有很长时间不见过来了，人们就念叨起来。有人说，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挨了批斗。有人见过他在家呆着不敢出门，被监督劳动改造了。没有了走村串户的货郎担儿，很多就不方便起来。妇女们想染布买包颜料需跑到双街供销社去买，手电筒的小灯泡闪了烧了，好多天用不成。更闹心的是小孩子们，攒了大把大把的头发和娘的烂破鞋，就是不见货郎担儿的身影。

村头上长时间听不见那“扑蹬！扑蹬！扑蹬蹬！”的小扁鼓声和那悠长的叫卖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一脸笑眯眯的货郎大叔的影子就淡出了。

社会在急剧的变革着，进步着，进村的货郎担儿愈来愈少见。到了八十年代，物资逐渐丰盈起来，人们的生活方式慢慢的变化着，货郎担儿基本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小村逐渐的变了模样，村街上的路硬化了，再也见不到满街跑的猪羊和鸡子，自然也看不到雨后街上的泥泞，闻不到猪粪和鸡屎鸡毛的混合味儿了。小河里的水干涸了，沒有了淌淌流水和鸭鹅的“呱呱”叫声，村头的老树下不见了正在反刍的牛，也看不见玩耍的一群群孩童。小村静极了，只有一两个晒太阳的老人围在墙根呆呆的坐着。

昔日走村串乡的货郎担儿沒了。接着补锅的小炉匠也不见了，钉鞋修鞋的鞋匠不见了，磨剪子戗菜刀的不见了。到后来，骑辆破自行车挂条红布条的劁猪匠不见了，剃头的一头热一头凉的挑子不见了，钉驴蹄牛蹄马掌的匠人也不见了，那谁家婚礼待客全村人出动的场景和习俗也不见了，全拥到城里镇上的饭店吃桌去了。

农村冷淸清的，青壮年出去打工，孩子们被送到城里镇上上学，只剩下了老弱病残。土地被流转了出去，村里没了炊烟和人气。农耕时代的终结，使那个时代的文化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每每回到小村，便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想起孩童时村里那一幕幕热烈而缓慢的生活场景，回想那货郎担子边的热闹，那“扑扑蹬蹬”的拨郎鼓是多么的撩人。还有那泼辣村妇因丢了老母鸡，拍着大腿嘴里不干不净的骂大街，一群人端着碗在大树下开社员会，吵吵得鸡飞狗跳的，这一街两行的喧闹再也回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