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与湖州的“十年之约”

秋阳杲杲

　　杜牧是晚唐顶尖级的大诗人，与另一位大诗人李商隐并称为“小李杜”。杜牧才华横溢，风流倜傥，他的趣闻逸事和他的作品一样流传千古。

唐宣宗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夏天，杜牧转任吏部员外郎，但他仍然多次请求外放湖州刺史，连上三启，终于应允了他的要求。如此迫切的态度，在后世形成了不同的解读。有个流传甚广的说法，认为杜牧这是十年赴约的痴情之举。

说到这里，就要说说杜牧这首影响颇广的《怅诗》：“自是寻春去校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 全诗四句二十八字，诗人借寻春迟到，芳华已逝，花开花落，子满枝头，喻少女青春已过，含蓄委婉地抒发机缘已误，时不再来的惆怅之情。

成语“绿叶成阴”即出自此诗，比喻女子出嫁后生有子女。

　　《怅诗》又题作《叹花》，文亦有不同：“自恨寻芳到已迟，往年曾见未开时。如今风摆花狼藉，绿叶成阴子满枝。”杜牧外甥裴延翰所编《樊川文集》中这两个版本均未记载，但唐宋人笔记小说中却载有与此诗相关的故事，最早记录的是晚唐人高彦休所编《唐阙史》，说杜牧在宣城沈传师幕府中时，曾奉派出使湖州，见到一位民间少女姿容俏丽，便厚付聘礼，与其母约定十年后前来迎娶。等到大中四年（850年）周墀为相时，杜牧便三次上书请求外放湖州。然而，当他秋天抵达湖州时，此女子已为人妇，且育有三子。杜牧责问其母，但人家振振有词，说是约定十年，今已超期四载。杜牧闻听怅恨难平，遂写此诗聊以抒发。

　　这个说法广为流传，但仔细推敲，漏洞颇多。首先杜牧出守湖州是大中四年（850年）秋天，那时周墀早已罢相；其次杜牧跟随沈传师的时间，是公元828年到公元833年，距离他公元850年外放湖州，至少已过十七年，远远不止十四年。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唐朝官员的婚娶对象有明文规定：“诸州见官人在所任之日，不得共部下百姓交婚。违者，虽会赦仍离之。”也就是说，地方官不能随意娶百姓之女。因此，杜牧自请外放湖州是赴十年之约的说法只能视为美好的传说，不可能坐实。

　　杜牧出身世家，他的祖父杜佑是唐朝中叶宰相，政治家、史学家，因此杜牧从小就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用他的话说就是“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可杜牧的性格不太适合官场，他不屑逢迎权贵，长期遭受排挤，生活很不得意。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已历经黄州、池州、睦州三州刺史，长达七年之久的杜牧，终于调回京城长安，迁官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改变杜牧命运的就是当时的宰相周墀，周墀为人正直，敢于直言进谏，他很赏识杜牧的才华，入相之后即召杜牧回朝堂任职。杜牧接到敕命喜不自胜，立即命笔成文向周墀深表谢意，后来还将自己注释的《孙子》进献给他，以回报周墀的汲引之恩。

　　可仅仅过了一年，即大中三年（849年）的闰十一月，杜牧便请求外放杭州。他在《上宰相求杭州启》中所列举的主要理由是经济问题：堂兄杜慥刚从三原（今属陕西）县令任满，在京闲居；弟弟杜顗有病，妹妹孀居，都在淮南，依靠他供养。杜牧自己家人连同奴仆也有四十多口，仅仅依靠司勋员外郎的收入，无法承担如此大的开销，只有刺史的俸禄才足以支撑。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禄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之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

总体而言，杜牧自请外放，经济、亲情是主要原因，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他的恩公周墀因直言而罢相。周墀以直言入相，又以直言罢相，这对杜牧的心理打击很大。杜牧不满于当时的朝政，认为在朝亦不能有所作为，故愿外任。

　　杜牧请求外放杭州没有被批准，次年夏天，即大中四年（850年），他从司勋员外郎改为吏部员外郎。吏部员外郎是员外郎中比较重要的职位，算是隐形提拔。

虽然职位更加重要，但杜牧去意已决。这一次，他的目标不再是杭州，而是湖州。因为湖州刺史七月即将出缺，他便连上三启，强烈要求前往接任。在杜牧的持续要求下，大中四年秋天，朝廷终于答应他外放出刺湖州。

由此可见，杜牧自请外放，是经济、亲情和政治的综合考量，与所谓的“十年之约”没有任何关系。

　　湖州是个好地方，杜牧在此四处游览，凭吊前贤，结识诗友，创作了很多诗文。他在湖州执政仅一年，便接到调令，回京担任吏部考功司郎中、知制诰，职责是替皇帝写圣旨。这次调职是货真价实的提拔重用，只有文采出众的官员，才能获得这等职位。

2021年3月，我和同学来江南旅游时，曾游览过湖州的部分风景名胜。